全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人类争取自身解放的自由的发展史。恩格斯曾经指出：“最初的、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人，在一切本质方面是和动物本身一样不自由的；但是文化上的每一个进步，都是迈向自由的一步。”[1]人们一般总是把自由同人的独立、自主、民主、平等及解放联系在一起，而且也总是把最美好的理想作为自由的基本内涵，作为最崇高的目标或宗旨去执着地追求。然而，纵观整个人类思想史，我们可以看到，事情远非这样简单。如同有十个人就有十种关于哲学的定义一样，自由的含义也是如此。19世纪致力于研究人类自由史的阿克顿勋爵曾经收集了200多个关于自由的定义。以赛亚·伯林在其《两种自由概念》一文中也提到过这一点。[2]
本书主要是研究以赛亚·伯林的自由理论。它是在笔者的博士毕业论文《伯林与马克思自由理论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写成的。笔者之所以要继续深入地研究伯林，主要是出于两个原因：第一，由于当时博士毕业论文的着眼点主要是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出发，对伯林与马克思的自由理论进行比较研究，所以，对于伯林自由理论在西方哲学领域中，尤其是在西方政治哲学领域中的地位及理论意义等许多问题都没有展开讨论。由此，许多相关的资料也就没有能够涉及。第二，伯林的许多英文原著在当时还没有发表，更不用说中译本了，他的一些观点只能从诸如《伯林传》之类的文献中零星地看到，而无法较系统和全面地把握。此外，还有一些有关的伯林研究专著由于各种原因而尚未搜集到。因此，在笔者的博士毕业论文中，伯林自由理论方面的一些内容就无法广泛而深入地展开讨论。然而，以上两个原因在随后的几年中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正是这些变化最终促成了本书的产生：第一，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研究室各位老师的亲切教诲下，笔者将伯林自由理论的研究置于西方政治哲学的背景下来进行，而将博士毕业论文的主干部分作为了其中的一部分；第二，近些年来笔者又搜集到了许多国内外出版和发表的伯林著作、有关的研究专著及论文。
选择伯林作为研究对象，笔者是经过了慎重考虑的。西方自由主义理论从诞生至20世纪初，经历了从古典自由主义向现代自由主义的转变。约翰·密尔是转变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人物，而托马斯·格林则真正使其转变成为现实。古典自由主义把自由理解为不受强迫、限制和阻碍，把国家干预视为对自由设置障碍。这是一种消极意义上的自由。现代自由主义则开始强调国家的干预和扩大政府的职能。这是一种积极意义上的自由。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西方自由主义理论出现了向古典自由主义的复归，从而拉开了向当代自由主义转变的序幕。推动这次转变的重要人物除了哈耶克与波普尔之外，还包括伯林。
与哈耶克和波普尔相比，伯林在西方学术界，尤其是在英美知识界，也是具有毫不逊色的重要地位的。我们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印证这一点。这也是笔者之所以要研究伯林的第一个原因。首先，伦敦《经济学人》杂志在20世纪70年代初，列举20世纪自由主义的经典名著时，曾将伯林的《自由四论》与哈耶克的《自由宪章》（又译作《自由秩序原理》）、波普尔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相提并论，并且认为，在阐述自由理念的内涵与外延方面，这三本巨著鼎足而立，代表了20世纪知识分子对人类自由思想发展史的重大贡献。其中，伯林的《自由四论》尤其被推举为继19世纪英国自由主义者约翰·密尔发表《论自由》一书以来，最能重新厘清自由的意涵与界域，并赋予自由以崭新向度与诠释的力作。[3]伯林的重要地位由此可见一斑。然而，从以上三人发表当代自由主义的标志性著作的时间来看，伯林无疑又是最晚的。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发表于1944年；波普尔的《历史主义贫困论》虽于1957年才正式发表，但它早在30—40年代时就已经在讲习班和杂志上发表了；《历史主义贫困论》的姊妹篇《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于1945年出版；而伯林《自由四论》中的三篇文章《二十世纪的政治观念》、《历史的必然性》和《两种自由概念》则分别发表于1949年、1953年和1958年。因此，在推动当代自由主义的转向上，伯林谈不上是开路先锋。我们只能说，他与哈耶克和波普尔一道“分享”了这个“荣誉”。其次，伯林的《历史的必然性》和《两种自由概念》这两篇文章发表后，立即在英美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争论，伯林也因此成为20世纪50—60年代颇有影响的人物。伯林的自由主义大师的地位主要就是由他的《两种自由概念》一文的发表而确立起来的。伯林自由观念的独特性在于：尽管在他之前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这两种自由概念已经有人提出来了，但由于它们当时都是在形而上学的意义上提出来的，故不太为人所知；相反，由于伯林是在东西方两大社会阵营处于冷战的特定时期，以讨论政治自由的形式提出这两种自由概念的，而且他的目的又是揭破所谓的“斯大林主义和共产主义行话”中所持有的“关于真正的自由的那些空谈”，于是，这两种自由概念就在特定的时期引起了西方资产阶级学者的兴趣，伯林因此而声名鹊起。伯林的影响并不在于有多少人崇拜他，而是在于他提出了问题，引起了人们热烈而持久的争论和思考。对于这一点，伯林在1969年《自由四论》结集出版时进行了总结。最后，伯林的影响还可以从许多名人为他的70岁和80岁生日而专门出版的两本纪念文集中看出来。这些人中，有理查德·罗蒂、德沃金、查尔斯·泰勒、威廉斯、莫顿·怀特和汉普什尔等。
第二个原因是伯林与哈耶克和波普尔由于学术背景的差异，使他们的学术成就各有千秋。哈耶克本身是一位经济学家，所以他更多地是从经济与社会政策方面来阐述自己的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说，哈耶克的思想其实很简单，“他几十年著书立说只是为了一个十分单一的目标。这种目标的单一性，有时甚至使他的思想显得重复而乏味。他不断扩大视野，不懈地调动各个领域中的知识，惟一的动机就是他终生未变的一种强烈关切，即论证市场秩序的形成与个人自由的关系和这种文明受到威胁的原因。可以说，他的思想不管涉及什么知识领域，只能是因为它同这一目标有关”[4]。他专门论述自由概念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发表于1960年，比伯林《两种自由概念》一文的发表时间要晚。他在该书中赞成并发展了伯林关于消极自由的概念，反对把自由建立在获得物资资源的基础上，反对以经济再分配的手段来增进穷人的自由。波普尔本身是一位科学哲学家，所以他更注重从科学性的角度来批判对手。他在政治哲学方面的“成就”是他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与这两人不同，伯林是一位思想史家，所以他更注重从西方文化的思维角度来阐述自己的观点。[5]伯林的自由理论既有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又有对自由概念的专门分析。可以说，他是把哈耶克与波普尔的有关研究集于一身了。正是出于对这一点的考虑，笔者选择伯林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
第三个原因是伯林在国内的影响日见盛隆。他对历史必然性、对积极自由观、对所谓整齐划一的制度、对高悬的单一目标等的批判，对消极自由和个人自由的维护，对价值多元论的极力倡导，使得许多人将他的自由理论奉为圭臬。对此，笔者认为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出发，对之予以充分的学理批判。
总结伯林的思想，其核心就是一点：以多元论对抗一元论。作为一名在西方很有影响力的自由主义者，伯林对马克思的自由理论进行了许多攻击。由于人们对伯林自由理论的理解莫衷一是，再加上马克思本人又没有专门论述自由理论的著作，而是散见于他的各种著作当中，因此，本书的内容之一就是围绕着伯林与马克思在历史观和自由观这两大方面的对立来对他们的自由理论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出伯林等西方自由主义者在自由理论上的失误之所在。本书的内容之二就是把伯林放在西方哲学（尤其是在西方政治哲学）的背景之下，试图阐释其自由理论在西方自由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作用与意义。本书的内容之三是从两个角度着手，分析和阐述我们应该如何超越伯林的自由理论：一是探讨第三种自由概念；二是从我国自由主义思潮的历史沿革出发，提出当代中国自由主义的研究方略，并由此推演出建立和谐社会与实现自由和公正之间的关系。
具体来说，本书拟分六章来展开对伯林自由理论的研究。第一章是导论，概述伯林的自由理论及其研究现状；第二章考察伯林的历史观；第三章考察伯林的自由观；第四章研究伯林的价值多元论思想；第五章分析第三种自由概念；第六章探讨当代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
这里要说明的一点是，目前无论是在国外还是在国内，对伯林自由理论进行研究的论著都已大量出现。这表明学界对伯林的思想越来越重视。与笔者的博士论文时期相比，资料搜集方面的丰富自是不用赘言。这给本书的写作带来了很大的便利之处，但因此也就使笔者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因此，本书希冀能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为进一步推动和深化对伯林自由理论的研究尽一点微薄之力。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56页。
[2][英]以赛亚·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89页。
[3][英]以赛亚·伯林：《自由四论》，陈晓林译，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8年版，译序第ⅳ页。
[4][英]F.A.哈耶克：《致命的自负》，冯克利、胡晋华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译者的话”，第3页。
[5]胡传胜：《自由的幻像——伯林思想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