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秋，我在上海出狱以后，中央分配我去中央苏区，我先在红军学校，接着在苏维埃中央政府工作。在我担任苏区中央政府国民经济部部长期间，毛泽东同志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而张闻天同志则是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主席。因此他们都是我的领导，他们之间的交往和友情，至今我还历历在目。
当时，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让张闻天同志担任政府职务，确有排挤毛泽东同志的意思。他们企图通过这种安排来排挤毛泽东同志对政府工作的实际领导。但是，据我了解，由于张闻天同志是正派的人，而毛泽东同志对人又总是循循善诱，从而深深感动了张闻天同志。因此，他们二人在政府工作的一段，并没有按中央一些领导的意图发展，而是通过相互接触，达到相互了解，逐渐走向接近。可以说，张闻天同志后来在遵义会议的转变，也是与他这一段时间受到毛泽东同志的影响有关的。
早在张闻天同志正式宣布就职之前，就有过两件事，至今还在我脑海里留下印象。一件是与在1934年1月召开的全国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有关。按照议事日程，大会共有4个报告。毛主席代表中央政府作总的工作报告。军事建设和经济建设报告分别由朱德同志和林伯渠同志作。关于苏维埃建设问题的报告则是毛泽东同志提出要我去作，得到了张闻天同志的同意。在我准备报告的过程中，既请示了毛泽东同志，也请示了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的新职虽然尚未公布，实际上已经到职）。他们都一致指示我在报告中要强调深入群众，突出反对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我遵照他们的指示起草了报告，突出了上述两点，得到了与会代表的赞同。这就从一开始给我留下了他们在苏维埃建设问题上看法一致的清楚印象。
第二件是同福建人民政府的谈判有关。1933年11月爆发的福建事变，应该说是红军打破蒋介石五次“围剿”一个有利的时机，可是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领导博古同志等采取了实际上有利于蒋介石的错误方针，在政治上不愿同反蒋的十九路军结成统一战线，在军事上又不与它的行动相配合。对此，毛泽东同志是坚决反对的，说这是最愚蠢的、帮助蒋介石的做法。在这个问题上，据我了解，闻天同志是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比较接近，而不同意博古他们的错误方针的。
就在“二苏”大会准备期间，军事上受到蒋介石军队重大压力的十九路军，曾经以福建人民政府名义派人来瑞金要求我们配合行动。记得同他们谈判的有周恩来同志、刘伯承同志。当时毛泽东同志要我代表苏维埃政府参加同他们的谈判。开头一段谈判进行得很好，我把情况向毛泽东同志报告了，后来也向张闻天同志报告了，他们都支持这一谈判，主张军事上积极配合。可是当时中央的领导，却不予理会。不久，十九路军宣告失败，此事自然也就作罢。不过从这一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当时无论在统战和反“围剿”战争战略的问题上，张闻天同志的看法同毛泽东的正确方针都是比较一致的。
及至张闻天同志到政府就职的命令正式发布之后，毛泽东同志同他长谈了好几次。毛泽东同志对我说过，闻天同志细心地倾听了他的谈话。毛主席还告诉我，闻天同志对他的病十分关切，还用手抚摸了他的痛处，对他表示亲切的慰问。
在工作中，张闻天同志对毛泽东同志是十分尊重的。他主持人民委员会开会时，总要请毛泽东同志参加和指导，那时中央一些负责人歧视毛泽东同志，而闻天同志却很注意请教毛泽东同志。本来，在张闻天同志来政府工作之前，经济工作是毛泽东同志管的，那时，我有事都请示毛主席。张闻天来政府工作之后，这一方面的工作，他还是要我去请示毛主席。
那时，毛泽东同志住在瑞金下肖区沙洲坝。他的住处围墙旁耸立着一棵巨大葱茏的樟树，张闻天同志就住在毛泽东同志住处旁边的另一个院子里。每当我有事去请示张闻天同志时，他经常要我再到隔壁去找毛泽东同志，听取他的指示。这样，我就成了两位主席院子里的常客。关于经济工作方面的一切重大问题的决定以及有关文件的制定，都要去请示毛泽东同志，这一点对于我，前后都是没有变化的。
在政府日常工作中，他们两人一些观点和主张也都比较接近。比如干部要密切联系群众，切实了解实际情况，关心群众生活。在这些方面，毛泽东同志本人联系群众的作风，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的工作方法，给了张闻天同志不小的影响。记得有一次，毛泽东同志帮助周围农民挖茅坑，张闻天同志就很受感动，他对有的同志说：“人家主席还挖茅坑，真是没有一点架子呵！”
这里还要特别提出的一件事是，张闻天同志曾效法毛泽东同志开调查会。当时战争紧张，群众生活有不少困难，基层苏维埃的建设和工作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都很重视这个问题，坚决反对当时有些干部中滋长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毛泽东同志在1933年秋冬就系统地进行了长冈乡和才溪乡的调查，深入地了解了这个问题。在回到瑞金中央政府之后，他又专门召开了几个乡的调查会，会后，写出《乡苏怎样工作》的有名的指导文件。张闻天同志觉得开调查会的办法很好，于是又在毛泽东同志调查“乡苏”情况的基础上，召集了几个区的同志开调查会，和区的工作同志一起商讨了区对乡的领导问题，写出了《区苏维埃怎样工作》的文件，这两份在调查基础上写成的指导文件，对于中央苏区的政府工作起了很大的作用。人民委员会专门出版了毛泽东同志和张闻天同志所著的两个文件的合订本。书出版后，我曾经对张闻天同志说，这本书很有用，他笑着说：“我这是效法毛泽东同志的办法呵！”
毛泽东同志受到执行王明路线的中央局领导的排挤打击，张闻天同志也在实际工作中与李德、博古他们发生分歧，这两个方面当时连我也感觉得到。张闻天同志在我面前没有说过赞成李德的话。五中全会我列席旁听。据我了解，毛泽东同志没有参加这次会，张闻天同志情绪上也比较消极。后来一次中央会议讨论苏区财经问题，我参加了，毛泽东同志也没有参加。在会议讨论完毕时，博古同志读了一份共产国际的来电，说在现在这样的情形下，苏区离不开毛泽东，所以不同意毛泽东同志去苏联养病。过后，闻天同志就说：“共产国际的意见是对的。”他的这个反应同博古他们的反应是不一样的，而他是多少从实践的体会中说出这句话的。还记得就在这年9月，张闻天同志得知毛泽东同志在雩都生了急病，表现非常关切，立刻通知傅连暲同志赶去雩都治病，这样毛泽东同志的病很快就得到了好转。
到了快要长征的时候，张闻天同志由于同博古他们分歧的发展，在组织上也受到博古他们的排挤，这也是很清楚的。这里可以举出一件事情。在中央政府讨论转移的一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毛泽东同志向大家说明当时战争的情况，以及为什么红军离开苏区进行转移；他要各部领导做好撤离苏区前的组织工作，会上提到哪些部长和部队一起长征，其中却没有包括瞿秋白同志，瞿秋白同志当面向毛泽东同志要求参加长征。毛主席当场没有回答，只是说：“你这个问题下面再说。”我在会场上小声地问了一下毛主席，为什么不让瞿秋白同志走。毛主席告诉我，他在中央局的会上对他们（当时中央掌握实权的同志）说过，他们不同意。会后我又问了张闻天同志。张闻天同志说，他也向他们提出过，但他们就是不同意。
当天晚上，我请秋白同志到我家里吃饭。那晚上，秋白同志万分感慨地说，以后我们不知道能否再见面了。但是请同志们相信我，我永远是革命的人，永远是属于党的。这是我同秋白同志的诀别。从这一件事可以看出，在对秋白同志的态度上，毛泽东同志是同张闻天同志一致的。同时也可以看出，他们两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当时都是无权参与决定的。
张闻天同志后来告诉我，长征出发前，毛泽东同志和他又有过几次长谈。看来张闻天同志在后来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同志，和这些交谈显然是很有关系的。
（吴黎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