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荣臻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
“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聂荣臻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1948年4月11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到达阜平城南庄。
此前，聂荣臻等接到了晋绥军区发出的电报，说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在晋西北开完土地会议后，决定同中央机关一起由晋西北到晋察冀来，要晋察冀军区派人到五台去接。
聂荣臻看了这份电报，心里自然非常高兴。因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同志以及中央机关的到来，对军区工作的指导，将会大大加强。这对聂荣臻以及许多干部来说，都是一个很大的鼓舞。在兴奋的心情下，聂荣臻立即派晋察冀中央局副秘书长周荣鑫同志，带着保卫干部和警卫人员赶到五台去接毛泽东等中央同志。
临行前，聂荣臻找周荣鑫谈了话，交代了路上注意的事项，第二天他们就出发了。
在战争年代，部队的住房是很简单的。当时军区新盖了3栋房子，聂荣臻和作战科住在村西新盖的那个小院里。聂荣臻住的那栋房子，里外两间，比较大一点，最靠南，一明一暗，外间办公，里间住宿，北面紧挨着作战科。这在军区机关来说，算是最好的房子了。聂荣臻把那两间房子腾出来，准备让毛泽东来住，自己搬进了作战科的那栋房子，作战科搬出了小院。
毛泽东到达的时候，是从五台山北麓的鸿门岩上山的。听说中途遇雪返回，停了两天时间，才上了五台山。
聂荣臻熟悉那个地方。上鸿门岩，有一条盘山路，山下还没有什么，一上山巅，风疾云驰，气候就有很大不同。不要说路上有雪，就是好天通过它，也得花费一点力气。
毛泽东坐的是中吉普，汽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轮子打滑，走得很慢。他看见山路难行，就从中吉普上下来，徒步走在山路上。同他一起到的还有周恩来、任弼时，也下车走在毛泽东后面。
他们时而乘车，时而步行，用了不少时间，才翻山越岭，过了龙泉关。
4月11日傍晚，大约在离城南庄五六里远的地方，聂荣臻迎上了毛泽东的车队。同毛泽东一起到城南庄的，除了周恩来、任弼时外，还有一些随行工作人员。聂荣臻把他们迎进了小院。
江青也跟着来了。她下车伊始，到处张罗，提出来的问题，别人都来不及回答。
那时候，毛泽东显得有些疲劳。他从重庆回来时，身体就不太好。前一段，又在陕北拖了一阵子，身体没有得到恢复，但是，看上去精神倒不错。聂荣臻希望毛泽东在城南庄期间，能够休息一下，恢复健康。
毛泽东住下之后，就忙起来了。按他的老习惯晚上彻夜办公，直到第二天凌晨。聂荣臻知道在白天睡眠是睡不踏实的。为了让毛泽东休息好，在他睡眠的时候，尽量不去干扰他。
过了两三天，周恩来和任弼时离开了城南庄。因为党中央机关设在西柏坡，他们到那里工作去了。
毛泽东同聂荣臻住在一起，每天都有接触，经常谈一些问题。有一次，毛泽东越谈兴致越浓，同聂荣臻进行了彻夜长谈。
看来，毛泽东对晋察冀边区的群众有颇为深刻的印象。他说，一过龙泉关，觉得群众很热情，就好像当年在江西到了兴国一样，群众都是笑逐颜开。他回忆说：“在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要试一试，在敌后究竟能不能站得住，结果你们在敌后还是站住了。”
聂荣臻对毛泽东说：“我们能不能站住脚，关键是执行党的政策，把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
接着，他们的谈话内容，就集中在过去执行政策上的经验教训上。回顾了在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时候，由于王明的错误路线，实行了许多“左”的政策，结果在根据地周围，造成了严重的赤白对立，部队每向外走一步都有困难，这是自己孤立了自己，自己捆住了自己的手脚，给革命造成了很大损失。
聂荣臻对毛泽东说：“我们在建立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过程中，是接受了这个历史教训的。我们认真执行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广泛地团结了各阶层的群众，再没有出现那种对立情况。所以，我们到处都可以走，自由得很，安全得很。每到一个地方，群众都欢迎我们，工作起来，非常方便。”
关于当时的中心工作土地改革问题，他们也谈了许多。
聂荣臻向毛泽东汇报了晋察冀的土改情况，和土改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聂荣臻说：“在土地改革问题上，有人批评我是右倾。原因就是我没有搞‘左’的那一套。那时候，有的地方出现了消灭地主、富农的现象。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的土改政策，我们不能那样子搞。过去，在王明路线时期，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甚至侵犯中农利益，这个教训太深刻了，无论如何不能再重复了。根据中央的指示，我们在根据地先平分土地，然后再进行复查，发现了问题就用‘抽肥补瘦，抽多补少’的办法解决，对地主不搞‘扫地出门’那一套。因为我们搞土地改革，是要消灭封建的剥削制度，消灭地主阶级是消灭它的剥削，不是从肉体上消灭他们。所以，我们在平分土地的时候，对地主、富农一样看待，该分给他们多少土地，就分给他们多少土地，使他们能够自食其力。”
毛泽东对聂荣臻说：“斯大林曾经讲过，苏联当年搞富农吃了亏，我们应该记住这个教训。”
聂荣臻对毛泽东说：“有的人还主张挖浮财，我说不能强调挖浮财。因为经营工商业的，有地主、有富农，甚至还有中农。对此，在工商业上你很难分得清楚。我们党的政策是在土改中不损害工商业，这是从革命利益出发的。尤其是在战争时期，我们可以通过工商业者，从敌占区买回需要的东西，如果我们强调挖浮财，必然损害他们的利益，就把这条渠道挖掉了。”
毛泽东完全同意聂荣臻上面的意见，批评了那些错误的做法。除了谈土地改革的问题，他们还谈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实行的减租减息政策，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政策的作用。后来在解放战争的后期，人民解放军打到蒋管区的时候，以及建国初期，还是先实行减租减息政策，然后再进行土改。
谈罢土地改革问题，已经过了午夜时分。可是，毛泽东毫无倦意，他还要聂荣臻搞一点酒来。
聂荣臻让警卫员搞来一点酒，又搞来一点菜，同毛泽东继续畅谈。
聂荣臻陪着毛泽东，边饮边谈。从土地改革问题又谈到王明路线、党内斗争、遵义会议和《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最后，毛泽东谈了对解放战争的想法。他说：“抗日战争打日本，是要持久的，解放战争打蒋介石，不能拖得太久，解决得越快越好，这样对我们有利。第一步，先解决东北、华北。为了引开国民党的力量，让刘邓大军出大别山，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第二步，西北野战军到西北、西南去。华北除抽调部分兵力增援西北、西南外，其余部队仍留在华北地区，准备在华北搞两三个兵团。那时候，因为华北大部分地区已经解放了，敌人只固守着几个城市，部队建制用不着那么大，待解决了东北敌人之后，再解决华北剩下的城市。”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对战争进程的一些设想。
他们结束那次谈话的时候，村里已经是鸡鸣报晓了。
关于陈粟大军打过长江去的问题，后来粟裕来见毛泽东，提出过长江有困难。聂荣臻听了这个意见之后，曾经向毛泽东建议，他们可以先在黄河以南作战，同样可以拖开敌人的力量。毛泽东同意了这个建议。
在这次谈话之后，有一天毛泽东问聂荣臻，因为他的身体不太好，斯大林要他去苏联休养，他是去好，还是不去好？聂荣臻说：“斯大林邀请你去莫斯科，这固然是一番好意，如果主席要去的话，我们可以护送到东北。但是，如果主席征求我的意见，我觉得还是不去为好。因为根据现在的情况，护送主席到东北，一般说没有问题。不过处在战争环境，难以有绝对把握。其次是你现在的健康状况已经相当差，再长途跋涉，就更不利，请主席三思。”
毛泽东听了聂荣臻的意见，表示考虑一下再作决定。后来，毛泽东决定不去苏联了。他搬到西柏坡之后，斯大林曾派米高扬来了一趟。
米高扬来的时候，非常秘密。来之前，任弼时给聂荣臻打电话，要他们准备好石家庄飞机场。不久，米高扬经大连乘飞机来到石家庄，又换乘汽车到了西柏坡。
原来，斯大林派米高扬来，是要他亲眼看一看，亲自和毛泽东谈一谈，中国革命究竟还有多大力量，还有多少人能打仗，有点杞人忧天的味道。因为在他们的印象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经过连年战争，恐怕已经没有多少人了。这说明，他们对中国的革命力量，始终是估计不足的。
在城南庄，毛泽东虽然身体不好，但仍然日理万机，工作精神十分感人。这年五一节，毛泽东亲自起草了召开全国政治协商会议的通知，指示聂荣臻用电话口述给在西柏坡的周恩来。以后中央将这个通知通电全国，许多爱国民主人士热烈响应，纷纷从蒋管区或国外来到了解放区。这对扩大统一战线，进一步发展当时的大好形势起了重要作用。
1948年5月初，敌机轰炸城南庄。
长时间里聂荣臻养成一种习惯，每天早晨，按时起床。起床后，第一件事是出去散步，第二件事是收听新闻广播，然后才去吃早饭。
那天早晨，收听完广播，聂荣臻正在吃早饭，吃到有机群的轰鸣声，这时聂荣臻思想上特别警惕，因为毛泽东住在这里，必须对他的安全绝对负责。
聂荣臻急忙走到院里，敌机的隆隆声，越来越大了。
聂荣臻循着声音望去，有一架敌机已经飞来了，在城南庄上空盘旋侦察。接着，后面传来一阵轰鸣，声音很沉重，不多时又飞来了两架敌机，这时已经看清是B—25轰炸机。于是，聂荣臻快步向毛泽东的房间走去。
由于毛泽东通宵都在工作，聂荣臻走到他屋内的时候，见他身穿蓝条毛巾睡衣，正躺在床上休息。聂荣臻以很轻而又急切的声音说：“主席，敌人飞机要来轰炸，请你快到防空洞去！”毛泽东坐起来，若无其事，非常镇静，很风趣地对聂荣臻说：“不要紧，没什么了不起！无非是投下一点钢铁，正好打几把锄头开荒。”
不知什么时候，参谋长赵尔陆也来了，他站在聂荣臻的身后。聂荣臻看毛泽东不想进防空洞，心里急了，一连声地说：“主席，敌人的飞机来了，你必须立刻离开这里，我要对你的安全负责。”
可是，毛泽东坐在床上，还是不愿意走。
聂荣臻想，不能再迟延了，就当机立断，让警卫人员去取担架。取来担架以后，聂荣臻向赵尔陆递了个眼色，便把毛泽东扶上了担架。他们两人抬起担架就走，在场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七手八脚地接过了担架，一溜小跑奔向房后的防空洞。
江青害怕，一听到飞机声，早就跑了，等聂荣臻他们抬着毛泽东走进防空洞时，她已经在防空洞里了。
聂荣臻和毛泽东刚走进防空洞，敌人的飞机就投下了炸弹，只听轰轰几声巨响，军区驻地的小院附近，升起了一团团浓烟。
这次敌机轰炸城南庄，一共投了5枚炸弹。一枚落到驻地的东南，一枚落到房后山坡上没爆炸，一枚正落到小院里爆炸了。其余的两枚炸弹落到了离驻地较远的地方。
敌机投完炸弹，就飞走了。聂荣臻出来一看，敌机投下的是杀伤弹，军区小院里别的房子完好无损。但是，毛泽东住的那两间房子，门窗的玻璃震碎了；房里的两个暖水瓶，被飞进去的弹片炸碎了；还有买来的一些鸡蛋，也被弹片崩了个稀烂。看到这些，聂荣臻心里未免后怕起来，如果不是刚才当机立断，事情的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这件事情发生后，聂荣臻反复地思考，毛泽东来到城南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虽然我们加强了保卫工作，也有可能传出了消息。但是，我们对毛泽东住的地方，进行了严格的控制，除经过审查的服务人员外，一般人不会知道准确位置。而从敌机轰炸的情况来看，敌人不但知道毛泽东来了，还知道毛泽东住的地方，所以，怀疑内部有奸细。
为了保证毛泽东的安全，应该让他离开城南庄，到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才好。什么地方安全呢？聂荣臻想起了在抗日战争的时期，我们军区曾经住过的一个小村子花山。花山在城南庄以北不远，很隐蔽，聂荣臻觉得这个地方是很适宜的。
第二天，聂荣臻吃完早饭，就把这个想法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同意。这样，毛泽东搬到花山去住了几天，就转到了西柏坡。
敌机轰炸城南庄这件事，保卫部门查了许久，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有几个被怀疑的对象，也缺乏应有的真凭实据，只好把这件事搁了下来。直到解放了大同、保定，通过查阅敌伪档案，才把这个案子搞清楚。
原来，当时军区司令部管理处，在王快镇开设了一个烟厂。这个厂的经理孟宪德，不知是在什么时候，被国民党特务收买了，暗中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后，他把军区司令部小伙房的司务长刘从文也拉了进去。这两个家伙被任命为上尉谍报员，他们除了向敌人提供情报外，在毛泽东来以前，孟宪德还曾经把几包毒药亲手交给了刘从文，命令他寻找适当时机，把毒药放在聂荣臻和别的领导同志的饭菜里。但他由于害怕被发现，没敢下手，这个阴谋没有得逞。毛泽东来到城南庄之后，聂荣臻指派专人给毛泽东单独做饭，采取了比较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他人员无法接触，这就保证了毛泽东的安全。
敌机轰炸城南庄，是孟宪德、刘从文给敌人送的情报。经查对，犯罪证据确凿，罪犯供认不讳，由当时的华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张致祥主持，经过正式审判，依法判处了罪犯死刑。案件报到聂荣臻这里，聂荣臻看一切都符合法律手续，就批准枪毙了这两个特务。
（聂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