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大林体制是20年代末至30年代中期由斯大林建立的苏联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制度。[1]它是在急风暴雨般的阶级斗争中产生和发育的，又是在连绵不断的政治清洗和思想批判运动中得到强化和巩固的。
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的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运动是斯大林体制形成的推动力和催化剂。1926年开始的工业化运动是在外部资本主义包围的条件下进行的，其目的是要把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并使苏联经济独立于资本主义经济之外。差不多只用了两个五年计划多一点的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需要上百年时间的工业化道路。但这一骄人的成就并不能掩盖工业化过程中违背经济规律的主观行为和消极现象，即，工业化并没有使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而是片面强调重工业，牺牲农业和排挤轻工业，无视人民的物质利益和消费需要。工业化的结果是造就了排斥市场的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体制和与统一的世界市场相脱离的狭窄的孤岛经济。暂时的高速发展是以后来的缓慢低速为代价的。此外，工业化运动还伴之以一场清除所谓的资产阶级暗害活动的反“沙赫特分子”的政治运动。1929年展开的全盘农业集体化则是以激烈的阶级斗争形式进行的。运动中，普遍采用行政命令甚至暴力手段强迫农民加入集体农庄。在此过程中，富农被视为苏维埃政权的死敌，被无情地悉数消灭。集体化运动以极端的方式人为地激化了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造成了农村社会的大动荡和生产力的大破坏，以此完成了斯大林对农村个体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与此同时，联共（布）党内就农业发展和工业化速度等问题的争论，又演变成反右倾运动，结果揪出了“布哈林集团”。而在这之前，斯大林已经先后打倒了托洛茨基反对派、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反对派和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联合反对派。但是斯大林似乎兴犹未尽，他的著名的论断是：“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2]到30年代中后期，以审讯前反对派首领为先导，又掀起了大规模的镇压“人民敌人”的“大清洗”运动。“大清洗”给苏联社会各方面造成了难以治愈的创伤。
在国家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大清洗”的三大运动中，通过强力手段建立起来的斯大林体制，成了苏联人民不容置疑的必须接受的惟一选择。斯大林体制有三个鲜明的特征，即，经济方面，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系，否定商品经济和价值规律，用行政手段管理经济。它与世界经济是无法相通和相容的，因而它必然孤立于统一的世界经济市场之外，政治方面，把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惟一动力，使阶级斗争扩大化和常态化，不断地在国内掀起各种政治运动和清洗运动，思想文化方面，实行书报检查和舆论统制，基本否定和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将其视作资产阶级的东西加以批判。具有这些特征的斯大林体制是一种脱离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封闭式的半军事化体制，它与外部世界本能上是对立的。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凡尔赛体系把苏联摒弃于欧洲和世界舞台之外，使俄罗斯这个曾经在历史上一言九鼎、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民族成了欧洲大陆的“弃儿”。而且，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来说，它把苏俄视为“红色瘟疫”，始则重兵相加，企图通过武装干涉的手段消灭苏俄；继而又在苏俄周围组建反苏“防疫线”，试图阻止“红色瘟疫”向西蔓延和传播，并对苏俄进行干涉、遏制和颠覆活动。所以，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中的苏联始终具有一种迫切的危机感和严重的“孤岛”意识，总以为与西方的战争迫在眉睫。另一方面，苏联则把外部世界视为需要用革命暴力加以破坏和改造的邪恶世界。因而，它就以各种手段宣传、鼓动和支持“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理论是20世纪初期和十月革命胜利前后由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关于推动和实施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学说。十月革命以后，以“世界革命”理论为指导的“世界革命”战略一直是苏联党和国家对外政策的目标之一。它驱使苏联期望并促进世界各地爆发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其他形式的革命运动，动摇和打破以帝国主义列强为中心的国际格局和国际秩序，建立苏联模式的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或世界性的苏维埃共和国。外部的世界是战还是和，对它来说无关紧要。战争孕育和引起革命，革命产生苏联模式的政权，似乎更加符合“世界革命”的逻辑。相反，歌舞升平的太平世界倒是不利于宣传和推行“世界革命”的战略。
十月革命胜利后，“世界革命”的战略成为俄共（布）和苏俄对外政策的首要目标。这一方面是因为在列宁等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看来，“世界革命”的时机已经成熟。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绞杀的危险。为了苏俄的生存，期望苏俄周边的国家和西欧国家爆发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使这些国家革命的胜利成为苏俄生存和安全的基础。所以列宁认为，革命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怎样使其他国家的革命扩大起来，怎样给国际帝国主义以回击”。[3]列宁甚至把“世界革命”提高到关系到苏俄生死存亡的高度，他说，“或者是其他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立刻或甚至很快爆发革命，或者是与此相反，我们非失败不可。”[4]因此，列宁急切地呼吁，“必须解决国际任务，必须唤起国际革命，必须以我们仅仅一国的革命转到世界革命。”[5]但是列宁时期的“世界革命”战略在实践中并没有获得成功，其原因在于，实现这一战略的客观条件并不具备。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苏维埃政权，在其早期无论从言论上还是从行动上看，都谈不上奉行“和平共处”的政策。革命后颁布的《和平法令》其着眼点是退出战争，并不是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其时苏俄对外政策的中心内容就是发动世界革命。大多数俄共（布）领导人都对世界革命战略充满信心，希望以俄国革命为先导，促进和推动西方广泛的无产阶级革命，一举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并且深信世界革命的胜利是指日可待的。因此不要说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就是一般的共存也不会长久。在列宁看来，资本主义国家“它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条件下，都不能和苏维埃共和国和睦相处，无论按其客观地位来说，或按它所体现的资本家阶级的经济利益来说，都是这样”。[6]“苏维埃共和国和帝国主义国家长期并存是不可思议的。最后不是这个胜利就是那个胜利。”[7]
只是在“世界革命”战略一再受挫特别是1918-1919年德国和匈牙利等国革命失败后，俄共（布）领导人才开始考虑与资本主义国家相处的问题。1919年春夏，德国巴伐利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苏维埃共和国相继崩溃。9月，列宁在《致美国工人的信》中，认为将出现“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共存的时期”，并提出实行租让制以与资本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的愿望。[8]12月，全俄苏维埃第七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宣读的《关于国际政策问题的决议草案》。决议表示，“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希望同各国人民和平共处，把自己的全部力量用来进行国内建设。”[9]1920年6月，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上的一项报告中宣布，“我们的口号已经是而且今后仍然是：同各国政府和平共处，不管它们是什么样的政府。”[10]可以说，大致在1919年下半年到1920年上半年列宁和契切林提出了和平共处的口号。
但是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还不能说已经提出或形成了和平共处的政策。作为一种口号的和平共处，其宣传意义远远大于其实际内容。因为，第一，列宁所讲的和平共处的对象是各国人民。第二，作为外交人民委员的契切林，他的6月份的讲话并不能反映和代表俄共（布）及其大多数领导人的真实想法和意愿。同年7月的俄共（布）中央的决定要求在革命斗争中采取进攻路线。共产国际二大对此表示赞同。大会通过的决议认为，“内战在全世界已提上日程”。[11]
在同年9月的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上，列宁对苏俄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对比和苏波战争的目的作了重要的论述。他说，俄共（布）领导人认为，协约国的军事进攻已被最终击退，对帝国主义的防御战争已经取得胜利，可以利用军事形势开始进行进攻性战争。这是苏维埃俄国政治和世界政治的转折点。苏俄决定要“帮助波兰苏维埃化”，“用刺刀试探波兰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时机是否已经成熟”，检验资本主义欧洲的稳固性。尽管对波兰苏维埃化的努力遭到失败，列宁还是提出“要变防御政策为进攻政策”，直到最后胜利。[12]这表明苏俄所奉行的世界革命战略一仍其旧，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和平共处的口号在此时仅具有宣示性的意义，而不是一项实际政策。只是到1921年列宁修改世界革命的战略和放弃“直接进攻”的路线后，和平共处的口号才开始逐渐具有一些实际内容。正是这一年，苏俄相继与英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典等国签订了贸易协定，建立了经济关系。第二年，也就是1922年，苏俄又参加了讨论欧洲经济问题的热那亚会议。但是，和平共处作为一项政策，它的实际意义仍是有限的，也就是限于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往来和经济关系。而且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在法律上承认苏俄。就当时的情况看，实行和平共处的政策乃是苏俄国内实施新经济政策和国际上出现了某种“均势”的缘故。因为，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外部的和平环境，“均势”意味着“世界革命”难以在短期内获得胜利。所以，和平共处才显得必要和可行。到了1924年和1925年，苏联与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和平共处的内涵又扩大了。但是，对于苏俄来说，和平共处只是一种生存手段和斗争策略，它决不意味着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
必须指出的是，当世界形势并未按照列宁的估计和设想发展时，特别是当苏俄与西方资本主义关系出现某种“均势”和苏俄转向新经济政策后，列宁修正了他原来的观点。列宁在1921年6-7月的共产国际三大上要求放弃对资本主义“直接进攻”的策略，积蓄力量为以后的斗争做好准备。[13]在与蔡特金的谈话中列宁说，世界革命的第一次浪潮已经消退，第二次浪潮尚未到来。如果我们在这方面产生幻想是危险的。[14]但是列宁的修正并未引起人们的重视。
列宁逝世后，“世界革命”的理论及其战略被俄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全盘继承并进一步发展。特别是斯大林，在消灭了反对派和确立了在联共（布）党内的领袖地位后，完全掌握了共产国际的领导权，他关于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理论成了“世界革命”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总危机理论集中体现了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和看法，其主要的特征是把资本主义与经济危机和战争画上等号。斯大林对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作了非常典型的分析和概括。斯大林认为，“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的必然结果”，“在资本主义范围内不能预防或消灭经济危机’。“要消灭经济危机，就必须消灭资本主义。”[15]“目前的经济危机是在资本主义总危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早在帝国主义战争时期就爆发了，它破坏着资本主义的基础，促进了经济危机的到来。”[16]“战争是帝国主义者所需要的，因为它是重分世界、重分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的惟一手段。”“因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而尖锐到极点的世界资本主义各种基本矛盾”说明“资本主义的稳定就要终结”，“群众革命运动的高潮将更加猛烈地增长起来”，“世界经济危机在许多国家里必定会转入政治危机”。“资产阶级在对外政策方面将从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中寻找出路”，“无产阶级在反对资本主义剥削、制止战争危险时，将从革命中寻找出路。”[17]斯大林的总危机理论包含着更多的极端成分和主观因素，完全否定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其他趋势和可能。
然而，不管怎样，从1924年起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呈现出经济和政治较为稳定的局面，要想在短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已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提出了“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理论。1925年12月，斯大林在联共（布）十四大政治报告中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间已经出现了“某种暂时的均势”，由此产生了它们之间的“和平共处”的阶段。[18]在斯大林看来，即使没有西方革命这一外来援助，苏联也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19]1926年1月，斯大林在《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中论述了社会主义的“一国建成”和“最终胜利”的区别，认为苏联依靠自己的力量建成社会主义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20]1927年7月，斯大林在《时事问题简评》中又认为存在着“一般新战争特别是反苏战争的真正的实在的威胁”。[21]
这样，维护苏联的安全便成为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当然，“世界革命”战略并未放弃，但它在苏联对外政策中的重要性已经下降。“世界革命”必须符合并且促进苏联的安全利益。以后的实践证明，保障苏联的“一国安全”和推行“世界革命”是斯大林时期苏联对外政策的两大战略目标，它们是相辅相成的。推进“世界革命”必须有助于维护和增强苏联的安全利益；保障苏联安全，则有利于推行“世界革命”。在具体实施时，既有轻重缓急之分，又可双管齐下，一切以苏联安全利益为最高准则。如果“世界革命”战略妨碍苏联安全利益，那它就必须暂时隐退。总之，斯大林时期，“世界革命”战略已经重新定位，成为苏联安全的附属物，并且主要由共产国际去推动和实施“世界革命”。
受斯大林一国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并且鉴于20年代中期资本主义稳定局面的出现，共产国际此时也部分地修改了它的“世界革命”的观点。“世界革命”已经不是指日可待的短期目标，而是被理解为一种进程，称之为“‘世界革命’进程”。1928年共产国际六大通过的《共产国际纲领》承认，这一进程不是单一的，而是具有相互联系的复杂的进程。但它强调，“只是归根结底‘世界革命’进程将导致世界无产阶级专政”。[22]
但是由于受“左”倾思想的指导和影响，共产国际常常夸大事物发展的革命趋势，而忽视和否定其他的趋势和可能性。只要资本主义矛盾一尖锐，就认为革命即将来临。
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后，共产国际内普遍对新的革命风暴寄予厚望。共产国际领导人之一的曼努伊尔斯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上（1931年3-4月），根据斯大林关于新一轮革命和战争已经来临的观点乐观地预言，这新一轮的革命和战争“将会比1918-1919年的革命高潮更深刻更广泛地震撼世界，就其规模来说将是1917年十月革命的继续，将会导致无产阶级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取得胜利”。[23]1933年11-12月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要求各党“坚决地向广大群众提出以革命来摆脱资本主义危机的任务”，为捍卫苏联而斗争，集中所有力量为无产阶级投入到即将到来的夺取政权的决定性战斗做好革命准备。[24]这里只注意到了阶级斗争的紧张局势，忽视了法西斯日益增长的危险，因而反对法西斯的任务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只是到1935年共产国际才认识到法西斯对整个人类构成的威胁，暂时放弃了“世界革命”战略，采取建立统一战线反对法西斯的战略。但是，共产国际只是阶段性地放弃“世界革命”的战略，而且对反法西斯民主运动并没有正确的理解。在它看来，反法西斯政权最终也应让位于无产阶级政权，因而它就无法坚定地去贯彻反法西斯的战略。
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又重新回到了“世界革命”战略的轨道。9月7日，也就是战争爆发一个星期后，斯大林在同共产国际领导人季米特洛夫的谈话中说，“战争是两个资本主义国家集团（在殖民地和原料等方面贫困国和富有国）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和争夺对世界的统治而进行的。我们乐意看到他们打得狠一些，彼此削弱。如果最富有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英国）的地位被希特勒所动摇，那也不错。希特勒正在破坏和动摇资本主义制度，尽管他自己不知道并且也不希望这么做。”“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应当坚决反对本国政府，反对战争。”“把资本主义国家划分为法西斯国家和民主国家已经没有意义了。”“战争引起了根本转变。以前提出的建立统一的人民阵线的目的是为了缓和资本主义制度下被奴役者的处境。在爆发帝国主义战争的条件下，就产生了消灭奴役制的问题。”[25]这里斯大林完全抹杀了资本主义民主国家与法西斯国家的区别，忽视了反法西斯侵略国家的人民利益，再次提出了利用战争进行革命的不合时宜的任务。
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共产国际放弃了反法西斯战略，试图在战争的条件下寻找革命的机会。9月27日，共产国际在致法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文中说，“这不是一场民主对法西斯的战争，这是一场无论从法国还是从德国方面来说都是帝国主义的反动的战争。……关于法西斯的问题今天已退居第二位，反对造成这场战争原因的资本主义和反对所有国家所有形式的资产阶级专政制度的斗争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26]9月29日，共产国际在致英国共产党领导人的电文中说，“资本主义的支柱不是同苏联签订条约的法西斯德国，而是拥有巨大殖民帝国的反动的反苏的英国。现在提上议程的不是与法西斯而是与资本主义的斗争。所以反法西斯阵线的策略现在不适用了。”[27]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杂志1939年第8-9期上刊登的经斯大林修改过的文章中提出要“把消灭资本主义奴役制的问题提上日程”。[28]
1940年1月，在纪念列宁逝世16周年大会结束后，斯大林对全体政治局委员说：“把世界革命当作一项统一的行动，那是瞎说。世界革命是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国家里发生的。红军的行动，也是世界革命的事业。”[29]这表明斯大林已经不再把世界革命看做是世界范围内同时发生和同时取得胜利的整体性革命，而是将世界革命视为可以在不同国家先后发生的分散性革命。同时它还暴露了斯大林要把红军当作世界革命工具的意图。
法国沦亡前（1940年6月）在一份由共产国际和法国共产党共同拟定的法共宣言草案的材料里留有这么一张小纸，上面有季米特洛夫的手迹：“但是要使法国成为人民的法国问题在哪里呢？”“1871年”。[30]显然，这是要效法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后建立的巴黎公社。
然而，1941年6月爆发的苏德战争使斯大林的坐山观虎斗然后伺机实施“世界革命”的打算宣告破产。现在的问题不是革命而是苏联生死存亡的问题。战争爆发的当天（6月22日），斯大林就嘱咐季米特洛夫，“不要提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31]季米特洛夫当天就召集共产国际执委会会议。根据斯大林的指示精神，他指出，“在现阶段，我们既不能呼吁在某些国家推翻资本主义，也不能呼吁进行‘世界革命’。现在的问题是在某些国家进行反对民族压迫、反对占领者奴役制度的斗争和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32]不仅如此，鉴于共产国际的存在和活动妨碍了苏联对外政策的实施和不利于苏联同英美等反法西斯盟国的关系，斯大林决定要共产国际让路了。1943年5月21日，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斯大林总结说，“经验表明，无论是在马克思时期和列宁时期还是现在，由一个中心来领导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都是不可能的……当我们建立共产国际的时候，我们曾经认为我们能够领导所有国家的运动，我们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这是我们犯的错误。”[33]第二天，共产国际便宣布解散。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实际上意味着承认十月革命以来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失败。斯大林认为所犯的错误是“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其实更为深刻的原因乃是不存在实施“世界革命”战略的客观条件和基础。尽管如此，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的解散并不表明斯大林和苏联放弃了“世界革命”的理论和“世界革命”的战略。解散共产国际仅仅是斯大林在战争的特殊形势下所采取的一种暂时的退却手段和方法，这是苏联的最高安全利益的需要。另一方面，共产国际的人员和机构也并未就此销声匿迹，主席季米特洛夫随部分机关并入了联共（布）中央国际情报部，由该部继续与各国共产党保持联系。[34]
概括起来讲，列宁时期和斯大林时期的“世界革命”战略的区别在于：列宁时期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列宁的理论和指示为基础的，其特点是把“世界革命”看作是一场虽有先后但却是迅速取得胜利的整体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只是即将到来的世界革命的一个序幕。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直接进攻”的策略。斯大林时期推动“世界革命”的努力是以斯大林的理论和指示为指导的，其特点是使“世界革命”的战略服从苏联的安全利益，放弃了速胜论的观点，也就是不再谋求短期内取得“世界革命”的胜利，而是把“世界革命”看作一个长期的过程。在实践中表现为对资本主义采取一种寻找和利用矛盾、观察和等待进攻机会的迂回策略。
斯大林对外政策中的“一国安全”战略，就是要维护和确保苏联安全。它要求拒战争于苏联国门之外，建立一种与一国社会主义建没相适应的“一国安全”，而不是普遍的安全。这是在“世界革命”短期内无法获得胜利特别是转而致力于在苏联一国内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和要求。它在30年代的斯大林对外政策中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迄今为止最为惨痛的灾难和悲剧。战争的原因其实早在一战结束后的凡尔赛体系中就已经潜伏着了。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凡尔赛和约的设计者们（主要战胜国）按照旧时代的实力和强权政治的原则建立了一种片面的和不公正的和平结构。这一结构的重心和支撑点在欧洲，主导的核心力量是英国和法国。它压制了德国，排斥了苏联，剥夺了广大中小国家的应有的地位，并且没有得到另一个处于上升势头的大国美国的有力支持。因此，这样一种和平结构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立的、矛盾的和不稳定的因素和成分。其结果是，在凡尔赛体系中没有地位的中小国家在后来的动荡的国际形势中只能或者仰赖于大国，或者任人宰割，或者做些无力的抗争。正是由于把广大中小国家置于可有可无的地位才使凡尔赛体系失去了稳固的基础，以至于在遏制法西斯扩张和侵略中显得极为脆弱和不堪一击。美国由于其传统的孤立主义思潮的影响和当时在欧洲的有限利益，对欧洲大陆列强角逐的游戏并无多大的兴趣。这样，虽然美国曾费力地设计了国际联盟这一组织，但最后还是与凡尔赛和约和国联告别。美国人游离于凡尔赛体系之外，使欧洲的战后和平结构失去了一个有力的支撑点，致使英法在与德国的抗争中甚感势单力薄。
而凡尔赛体系致命的弱点是它对德国的压制和苏俄的排斥。它使受到严厉处罚的德国和为资本主义世界所不容的苏俄成了欧洲大陆的“弃儿”，从而也使它们成了凡尔赛体系的对立和破坏力量。正是出于对凡尔赛体系的共同的憎恨，这两种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毫不相同的国家以拉巴洛条约为基础，在整个魏玛共和国时期进行了长达十年的军事和经济方面的合作[35]，这足以对凡尔赛体系构成致命的潜在危险。德国法西斯也正是以纠正凡尔赛和约的不公为旗号，在广大民众中招摇撞骗，最后夺取了政权，并进而对外进行扩张和侵略，用刺刀去捅破它所要抹去的凡尔赛体系。
被摒弃于欧洲和平结构之外的苏联，在资本主义的包围中同样充满了危机感。它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持续的紧张关系，使它确信一场现实的反苏战争迫在眉睫。因而，这促使它一方面以非常的手段在国内开展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以加快“一国社会主义”的建设，增强应付不测事件的能力。而且在这过程中常常伴之以自我毁灭的各种“大清洗”。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主要是通过共产国际在国外等待实现“世界革命”的机会。
一个要消除凡尔赛体系的不公，一个要打破资本主义的包围。到30年代初中期，这两个欧洲历史上传统的大国已经聚集了充足的能量和具备了足够的实力向凡尔赛体系挑战了。德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正在恢复，苏联的工业化也已经完成。事实上，到这个时候欧洲大陆已经形成了英法集团、德国和苏联三足鼎立之势。由于欧洲大陆上力量的重新组合，以英法为主导的欧洲旧的和平结构已经动摇，剩下的问题就是，以和平的方法还是以武力的手段来缔造一种令各方都能接受的新的和平结构，从而平衡各方的利益。显然，英法是倾向于前者。因为，虽然在三方力量的对比中，英法的综合实力要强得多。但是，它们在既得利益的包袱下，害怕战争打到自己的头上，因而，对德绥靖和祸水东引就成了英法的一厢情愿的选择。而对法西斯德国来说，英法那种局部性的让步已经无法满足它的贪婪的欲望和无止境的野心。它的目标不仅是要夺回被凡尔赛和约剥夺的东西，而且要建立一个包括附庸国体系的“大德意志”。简而言之，德国法西斯就是要彻底打破旧的国际格局，夺取欧洲和世界霸权，奴役其他民族。因此，依靠武力来夺得“阳光下的地盘”就是它的惟一选择了。
就苏联而言，在30年代那种波谲云诡的复杂局势下，如何保障苏联的安全并在新的格局中占有牢固的地位却是一件颇费神思的事情。因为，无论是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英国和法国，还是法西斯主义的德国，都是与之对立的力量。而且就军事实力来讲，苏联相对要弱一些。但是就现实而言，法西斯德国已经显示出它的侵略和进攻的锋芒。正是在这种情况下，30年代初期苏联提出了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的建议，试图通过与英法联盟的方法来抵御当时威胁最大的法西斯德国，确保自己的安全。但是，由于苏联与西方长期的对立和敌视以及不同的对外利益，彼此之间缺乏应有的信任和诚意，并且谁都不愿与咄咄逼人的德国迎面相撞。英法试图“祸水东引”，苏联则想要“祸水西推”。其结果在纵横捭阖的外交游戏中，英法的绥靖政策在1938年制造了一个试图填饱德国欲望的慕尼黑协定，而苏联所谓的“集体安全”则顺势转变为“一国自保”，于1939年与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样当资产阶级民主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对法西斯国家退避三舍的时候，只能是法西斯大行其道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不可避免。虽然苏联构筑了“东方战线”，并竭力避免与德国发生战争，但仍没能逃脱希特勒德国对它的突然袭击。从“集体安全”到“一国自保”，最后还是未能使苏联免于战火之外，从而使二战前夕斯大林对外政策中苏联“一国安全”的战略目标遭到了重大的挫折。
注释
[1]关于斯大林体制及其形成可参阅卢之超主编：《关于斯大林问题的再认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
[2]《斯大林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1卷，第149-150页。
[3]《列宁全集》，中文版，人民出版社，1958年，第28卷，第134页。
[4]《列宁全集》，第32卷，第467页。
[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卷，第6页。
[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卷，第6页。
[7]《列宁全集》，第36卷，第126页。
[8]《列宁全集》，第37卷，第188页。
[9]《列宁全集》，第394页。
[10]《苏联对外政策文件集》，第2卷，莫斯科，1958年，第639页。
[11]《共产国际二大》（1920年7-8月），莫斯科，1934年，第556页，转引自希里尼扬：《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思想》，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5期，第46页。
[12]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1920年9月22日）》，俄共（布）第九次代表会议发言速记，载俄罗斯《历史档案》杂志，1992年，第1期，第16-17页。
[13]《列宁全集》，第42卷，第1-64页。
[14]《列宁回忆录》，第4卷，莫斯科，1969年，第26页。
[15]《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2卷，第213-215页。
[16]同上书，第215-217页。
[17]同上书，第217-233页。
[18]《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7卷，第217-218页。
[19]同上书，第289页。
[20]《斯大林全集》，第8卷，第59-74页。
[21]《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1页。
[22]《共产国际六大速记报告》，第6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第36页，转引自《共产国际战略中的世界革命思想》，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5期，第50页。
[23]《共产党与资本主义危机》，见《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1次全会速记报告》，第1册，莫斯科，1932年，第42-43页，转引自同上，第51-52页。
[24]《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速记报告》，莫斯科，1934年，第594、595页，转引自同上，第53页。
[25]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2，案卷5，转引自菲尔索夫：《1939-1941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2年，第6期，第18-19页。
[26]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84，案卷4，页码48，转引自《1939-1941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2年，第6期，第22页。
[27]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84，案卷4，页码53，转引自斯米尔诺夫：《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1939-1941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22页。
[28]季米特洛夫：《战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载《共产国际》杂志，1939年，第8-9期，第31页，转引自同上，第23页。
[29]季米特洛夫日记——1940年1月21日，转引自别济缅斯基：《根据新文件看1940年11月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5年，第6期，第143页。
[30]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0a，案卷82，页码37oб.，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1939-1941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24页注10。
[31]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2，案卷7，转引自《1939-1941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2年，第6期，第34页。
[32]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495，目录18，案卷1335，页码3，转引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与共产国际（1939-1941年）》，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6年，第3期，第34页。
[33]保加利亚党的中央档案馆，全宗146，目录2，案卷11，转引自《1939-1941年共产国际档案与苏联对外政策》，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2年，第6期，第34-35页。
[34]1943年6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1）在联共（布）中央系统内建立国际情报部。（2）任命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科夫同志为国际情报部主任，季米特洛夫同志和曼努伊尔斯基同志为副主任。”（俄现代史文献保存和研究中心，全宗17，目录162，案卷37，页码112，转引自阿季别科夫：《形式上解散后的共产国际（1943-1944年）》，载俄罗斯《历史问题》杂志，1997年，第8期，第32页。）6月14日，季米特洛夫、曼努伊尔斯基和谢尔巴科夫一起商议国际情报部应执行怎样的职能和如何避免敌人攻击共产国际以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等问题。商议的结果是，由季米特洛夫担任主要的领导工作，曼努伊尔斯基负责有关战俘问题的工作。也就是说，实际上该部是由季米特洛夫领导的。季米特洛夫在日记中写道，“为了使季米特洛夫领导该部的事实不被敌人所利用，决定任命谢尔巴科夫为主任，季米特洛夫和曼努伊尔斯基为副主任。这一决定没有宣布，该部的组织和管理工作是通过内部方式进行的。”（转引自同上。）
[35]从1920-1933年苏联和德国的军事部门一直进行着密切的合作。合作的主要内容和形式是：（1）在苏联建立兵工厂和试验基地，共同试制武器装备。许多德国的大公司和企业在政府的资助下，挂着合资企业和租让企业的招牌，在苏联设立了军事工业机构，试制《凡尔赛和约》所禁止的飞机、坦克、重炮、弹药甚至化学武器。（2）在苏联创办军校和训练中心，供德国培养军事专家和指挥员。如在苏联喀山建立坦克学校，在利波茨克建立航空学校。（3）苏联红军的指挥员轮流到德国的军事院校学习。著名的红军将领图哈切夫斯基和亚基尔等都曾到德国学习，研究军事理论和德军的组织管理和指挥训练等。（4）相互观摩军事演习。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两国的军事合作基本结束。参见阿赫塔姆贾：《1920-1933年苏联与德国的军事合作（根据新的档案文件）》，载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0年，第5期，第3-24页；戈尔洛夫：《20年代苏联同德国的军事合作》，载苏联《军事历史》杂志，1991年，第9期，第4-11页；布舒耶娃和季亚科夫编：《德国国防军与苏联（苏联档案中未公布的文件）》，载苏联《十月》杂志，1991年，第12期，第183-201页；叶利谢耶娃编：《1932年苏联军事代表团在德国观摩演习》，载苏联《苏联档案》杂志，1991年，第1期，第70-77页；又见《一个引人注目的披露——关于苏德1922-1933年问军事合作内幕》，载中国《军事史林》杂志，1991年，第2期，第14-1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