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一词为人们耳熟能详与其说是在冷战年代毋宁说是在冷战结束以后。作为历史现象的“冷战”，原本只是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史中的一个专门术语。只有了解战后初期美苏关系由合作转变为对抗的历史，才能确切地知道冷战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所包含的实际内容。倒是冷战结束后，冷战一词更为普及，成为一个凡是阅读报刊的人几乎都熟悉的流行词语。这是因为诸如“冷战思维”、“冷战后时期”和“冷战后国际格局”等词语频频见诸报端的缘故。这里，“冷战”是作为修饰词出现的，并不涉及冷战本身是什么。因此，如果要问冷战是什么？似乎真会难倒一大批人。这样说虽然近乎刻薄，但却并不失之严肃。因为，就“冷战”一词来说，无论是其字面定义还是其特定内容都是一个几近玄虚的复杂问题。就为“冷战究竟是什么”，在西方史学界已经争论了几十年，并且迄今似乎还不能算结束。
冷战是什么？依笔者的愚见，大致可以有广义和狭义的两种解释。第一，广义地解释，冷战指的是国际社会中国与国之间的非武装、非流血形式的对抗、对立和斗争。这种冷战现象实际上在国家产生并且有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以后便存在了。只要两国之间发生对抗和对立而又不爆发战争就可以称之为冷战。据西方史学家考证，冷战一词早在中世纪就已经出现了。如果追根溯源，14世纪卡斯提尔的政治评论家多恩·胡安·曼纽尔可能是最早使用冷战一词的人。他在有关战争的评论中说，“战争具有一种或者死亡或者和平的直截了当的结果，而冷战既不能给发动战争的人带来和平也不能为他们带来荣誉……”[1]19世纪末，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伯恩斯坦在评论当时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时也使用了冷战一词。他于1893年写道：“这种迫使别国紧追德国的不断扩充军备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战争。我不知道以前是否有人用过这种措辞，但是人们可以说它就是冷战。没有枪声，但却有流血。”[2]二战结束后，最先使用冷战术语的人是英国作家乔治·奥韦尔。他在1945年10月分析原子弹所带来的后果时指出，“它是一种没有和平的和平……一种如同古代奴隶制帝国那样的恐怖的稳定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一个强国是不会立即被征服的，它会经常与其邻国处于一种‘冷战’的状态”。[3]第二，狭义的冷战则具有特定的历史内容和涵义，它是指二战结束后不久直到苏联东欧剧变前，美国和苏联及其他们的盟国在国际关系领域中相互对峙和对抗的一种状态或现象。用冷战一词来形容战后美苏对抗关系和对峙状态的第一人则是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他在1947年出版了一本论述战后国际形势和美苏关系的专著，书名就叫《冷战》。[4]自此以后，冷战一词便广为流传，用以特指美苏或东西方之间那种除了战争手段以外的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文化等方面的一切对抗行为和对峙状态。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冷战，也是本书所要论述的对象。
美苏之间的冷战使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长期处于紧张状态之中，阻滞了国与国之间正常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往来和交流，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消极有害的影响。现在，虽然大多数学者均认为冷战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已经终结，但是，在当今的国际事务中，冷战的影响和冷战的遗迹仍然存在。换言之，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并不太平，特别是大国之间的矛盾依然存在。如果处理不当，和平与发展的主流就会被阻止，其结果不仅会使冲突各方的国家利益受到损害，而且还会使人类社会正常发展的进程再次受阻。在冷战已经结束的今天，许多国家的学者们研究冷战的意兴不仅未衰反而更盛。这当然不是猎奇，而主要是反映了人们希冀通过研究冷战的历史来有效地防止国际社会陷入新的冷战的共同愿望。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只有当冷战结束后，才能更全面地描绘冷战的历史画面。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对冷战的研究早在40年代末，即冷战刚出现不久就开始了。在长达四五十年的研究中，西方研究冷战的学者大体上可划分为三个流派：正统派、修正派和后修正派（或新修正派）。
正统派产生于40年代末。其代表人物中许多是亲历冷战的政治家和官员。如，凯南、贝尔纳斯、史密斯等人，甚至包括杜鲁门总统本人，其中当数凯南的影响为最大。因为他的观点不仅成为官方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而且极大地影响和左右了学者们的研究走向。[5]正统派学者较有代表性的是：威廉·麦克尼尔[6]、赫伯特·菲斯[7]和诺曼·格里布纳。[8]在整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正统派的观点颇为流行。正统派把冷战的责任全部归咎于苏联，他们认为，冷战的出现和欧洲的分裂是因为斯大林想要把尽可能多的欧洲地区置于追随苏联的共产党的“独裁政权的控制”下。美国只是对苏联在东欧的扩张作出了合理的反应。但是早在40年代末就有人向正统派的观点提出了挑战。1949年，英国物理学家布莱克特在其所著的《恐惧、战争和原子弹》一书中认为，美国对日本使用原子弹就是为了吓唬俄国人。这可以被看作是早期的修正派观点。
到了60年代，修正派的观点汇成声势颇大的主流。他们中有：威廉·威廉斯[9]、唐娜·弗莱明[10]、加布里埃尔·科尔科[11]、劳埃德·加德纳[12]、巴顿·伯恩斯坦[13]、戴维·霍罗威茨[14]、加尔·阿尔佩罗维茨[15]、托马斯·佩特森[16]等。修正派认为，冷战的主要责任在美国而不是苏联。美国的政策具有扩张主义倾向，在某些情况下迫使苏联采取行动以捍卫社会主义集团的利益。
70年代，随着美国档案中机密材料的解禁和美苏在欧洲缓和的出现，又兴起了后修正学派。其主要代表有：约翰·加迪斯[17]、乔治·赫林[18]、马丁·舍温[19]、盖尔·伦德斯塔德[20]、丹尼尔·叶尔金[21]、沃伊捷赫·马斯特尼[22]等。后修正派综合了前两派的观点，注重研究美苏两国与冷战起源的关系。他们认为冷战是一系列不幸的但却是可以理解的错误和误解引起的。后修正派中还有些人抛弃了在美苏两国中寻找冷战起源的两极论观点，把研究的视野扩展到美苏以外的国家，如探讨英国和北欧国家在冷战形成中的作用。他们是后修正派中的值得注意的重要分支，也被称为“非极化派”。其代表人物有：弗雷泽·哈伯特[23]、罗伯特·哈撒韦[24]、艾伦·布洛克[25]等。
除了上述三种学派外，有人认为，在修正派和后修正派之间存在着一个现实派。他们以正统派观点为基础，揭示了西方流行观点与冲突的现实之间的一系列差异。[26]还有人认为，在后修正派之后又产生了一种新后修正派。他们对后修正派关于误解产生冷战的观点进行了挑战，认为正统派关于斯大林挑起了冷战的观点是正确的。[27]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档案的开放，在美国和西方兴起了研究冷战的新的热潮。1991年，在美国华盛顿特区的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设立了《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项目》。[28]该中心几乎每年都举办有关冷战问题的研讨会，并出版专题刊物，公布前苏联和东欧各国冷战时期的各种档案材料，发表有关冷战研究的论文。[29]除了美国的以外，该中心还汇集了其他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包括俄罗斯、东欧国家和中国的。美国哈佛大学也于1997年设立了冷战专题研究项目。从目前的研究情况看，研究冷战的视野已不仅仅限于美苏和欧洲，还拓展到了亚洲、拉美、中东等地区和国家，出现了所谓“欧洲的冷战”、“亚洲的冷战”或“某地区冷战”等新概念和新术语，也就是说，研究问题的范围和方法更加广泛和多样。[30]
在新一轮冷战研究的热潮中，大行其道的是所谓的新后修正学派。新后修正学派与后修正学派的界限并非很明确，前者中的有些人实际上就是由后者转化而来的，如，加迪斯和马斯特尼。新后修正学派的基本观点是：冷战是以苏联挑起而以美国胜利而告终的；从西方的角度看，冷战的结果是利大于弊；美国对苏联进行冷战是正确的。
马斯特尼认为，斯大林对外政策的目标就是通过建立帝国来维护安全。他对安全的那种过分的追求是东西方关系日益紧张的原因并且导致了冷战。所以，冷战的到来是注定的。[31]马斯特尼并不认为冷战是一种错误的并且仅仅产生消极后果的斗争。他说，“如果斯大林创建的帝国真的完全如人们猜想的那么邪恶甚至更甚，那么，那些对这个帝国发动冷战的人就不必为他们这么做而道歉。准确地说，相关的问题只是他们是否做了他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在他看来，冷战持续了40多年才结束是利弊相存且利大于弊的事情。弊是冷战的延长让人们付出了“多余的代价”，东欧在35年后才发生了今天的变化。利是“对西方来说”，“冷战的岁月是取得空前成就和收获的时期”。“如果说苏联威胁早在斯大林时期而不是在1991年消除的话，那么，为冷战付出的多余的代价和从冷战中获得的好处都会随着苏联的威胁一起消失。”[32]马斯特尼还概括了苏联历任领导人在冷战时期的信念，并认为是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他写道：斯大林在进行冷战时，主要是寄希望于苏联制度的政治（着重线系作者所加——引注）凝聚力和敌人内部的纷乱。赫鲁晓夫是相信苏联制度的经济优越性，即它能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勃列日涅夫及其病弱的继任者主要是注重于加强苏联的军事力量，旨在在先进武器方面获得对美国的军事均势甚至优势。最后，戈尔巴乔夫在认识到起抑制作用的代价昂贵的军事力量不可能转化为政治力量后，他使苏联制度最终崩溃。“没有斯大林主义重负的戈尔巴乔夫结束了冷战。”[33]
加迪斯认为，苏联那种共产主义独裁威胁了整个世界的发展。因此美国对苏联采取遏制政策是必要的。美国捍卫的是世界文明和人类生存。所以他认为，苏联，具体地说是斯大林应该对冷战的产生承担责任。[34]
马斯特尼和加迪斯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相当多的冷战史学者在冷战结束后对冷战的重新评价，在美国冷战史学界具有相当的影响。[35]这当然不是说，他们的观点已经一统美国的天下。譬如，莱弗勒就坚持认为，冷战并不是苏联进行扩张和美国作出反应那么简单。苏联奉行的是一种现实的政策，使它感到最不安的，是当时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自己的安全和政权的稳固。意识形态只是在制定世界革命的概念时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36]
前苏联对冷战的研究，几十年来的观点基本上是千篇一律的，即，冷战是由美国发动的。1974年出版的由苏联外长葛罗米柯主编的《外交史》（第五卷）援引苏共二十大决议说：“……以美国反动集团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战争结束之后立刻开始实行‘实力地位’政策……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所谓‘冷战’和准备新的流血战争。”[37]1987年苏联出版的《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更是把美国对外政策与冷战划上等号，说“美国及其盟国的对外政策被称为‘冷战’”。[38]但与此同时，由于受戈尔巴乔夫的“政治新思维”的影响，苏联学术界有关冷战的观点也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一些学者认为，美苏关系是按照相互行为的逻辑发展的，而不是美国挑战苏联应战那样简单。[39]到了1989年，终于有苏联学者坦率承认，“苏联领导人在五六十年代使我们国家进入了‘冷战’。”[40]这就是说苏联并不是被动地被美国拖入了冷战。1991年，在苏联《近现代史》编辑部邀请苏联外交部前驻外大使和官员参加的关于“苏联外交与战后世界安排问题”的圆桌讨论会上，苏联前驻联合国官员罗辛强调，西方国家和苏联对于冷战的产生和发展都负有责任。他为此还回忆了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在联合国所采取的使冷战升级的行为。[41]
冷战结束后，随着俄罗斯社会的剧烈变迁，俄罗斯学术界对冷战的研究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大量的以前不为人知或鲜为人知的有关冷战的档案文献以及当事人的回忆录源源不断地公布和发表。[42]在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立了一个由来自各研究机关科研人员组成的研究冷战史的专门机构。俄罗斯学者在档案材料的拥有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近年来，他们根据新的档案材料已经撰写了一批引人注目的冷战史方面的专著和论文。[43]尽管如此，正如俄罗斯科学院院士丘巴里扬所指出的，就已经出版的冷战方面的专著和文章的数量而言，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丘巴里扬还分析了俄罗斯学者在冷战研究中的一些缺陷。他认为，俄罗斯的学者们注重研究具体问题，回避理论问题，似乎置身于美国和西方国家正在热烈进行的有关冷战的起因、特征、性质和演变问题的讨论之外。为此他建议俄罗斯学者应当参与这些讨论并且从理论上提出有关冷战史的新观点。[44]
但是，不管怎样，值得指出的是，俄罗斯学者有关冷战问题的观点，已与苏联时期迥然不同了。许多学者开始从美苏两国的相互关系中而不仅仅是从美国方面寻找冷战爆发及其发展的原因。例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纳林斯基先生在“苏联对外政策和冷战的起源”一文中认为，“随着轴心国的失败和共同目标的消失，大同盟的崩溃或许是不可避免的。因战后国际舞台上大国所发挥的作用的深远变化而导致的力量重新组合以及社会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基本分歧，在盟国分裂和产生东西方对抗时代中起了主要的作用。”“无论是苏联还是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都不愿意理解或接受战后的现实和相应地调整自己的对外政策。”[45]
在中国史学界，有关冷战问题基本上也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冷战是美国发动的。二战后美国采取“向苏进攻策略”，经过“一番周折较量”后，“选择希腊事件为导火线，抛出杜鲁门主义，公开发动了冷战”。而苏联则是“出于保卫社会主义成果的需要，坚决反对美国称霸而奉陪到底，由此形成冷战局面”。另一种观点认为，冷战是战后美苏双方采取强硬政策和斗争的结果，而不是单方面原因造成的。美苏在战后都打算利用时机调整和配备力量，确定势力范围，以各自为核心组建新的国际关系体系，因此美苏为划分势力范围而爆发了冷战。[46]
近年来，特别是冷战结束后，部分中国学者对冷战起源问题作了新的探讨。例如，沈志恩在“冷战起源论”中认为，冷战并非美国“独家制造”，而是“美苏共振互动所致”，双方在东欧、德国、黑海海峡、伊朗、东亚等问题上共振互动，“又经双方最高领导人升华”所致。[47]张盛发在“苏联在冷战形成中的举措”一文中指出：“斯大林1946年2月在选民大会上的演说、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1946年9月《关于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报告》、莫洛托夫计划和共产党情报局的建立，应当被视作苏联方面进行冷战的信号和举措。因此，冷战并不是美国单方面对苏联发动的，或者仅仅是美国的政策引起的。实际上，冷战是一个双向的过程，是双方你一拳来他一脚去这样逐渐发展起来的，是双方不同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制度和战略目标相互矛盾和冲突的结果，是双方相互遏制和相互对抗的产物。”[48]白建才在“论冷战的起源”一文中认为，冷战是“多种因素合力的产物。它深深根植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及社会制度的抗争，直接产生于苏联保障国家安全战略与美国称霸全球战略的碰撞，原子武器的出现增强了美国的实力，加速了冷战的爆发，英国对冷战的爆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49]
但总的说来，迄今为止，在众多的专著、教材、论文和工具书中，有关冷战的占支配地位的观点是前一种，也就是把冷战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冷战结束后出版的《战后美国外交史》第一章第一节的标题就是“杜鲁门继任，‘冷战’拉开序幕”。[50]最新出版的《美苏冷战争霸史》的作者认为，杜鲁门主义“宣布了一场反对共产主义的十字军征讨式的斗争”，“从此美国政策进入了打着反苏反共旗帜进行全球性的扩张干涉，进行‘冷战’的阶段”。“冷战的掀起，首先是美国称霸世界的政策遇到强大阻力的情况下的产物；是西方列强以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为首，对苏联实力兴起而造成的现实的和潜在的挑战的反应；是为维护受到严重冲击，显得朝不保夕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而对世界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潮流的一种反动。”[51]
所以相对说来，在我国有关冷战问题的研究中，对苏联与冷战关系的研究是比较薄弱的。每每提及冷战，几乎必提凯南的8000字长电文、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把它们视为美国和西方对苏联发动冷战的无可辩驳的铁证，而对苏联方面的同样举动则鲜有论述。这恐怕是失之偏颇的。
本书旨在以苏联为基点来论述战后斯大林时期苏联的冷战基础、冷战政策和冷战行为。由于本书研究的是苏联与冷战的关系，所以本书对美国的冷战行为一般不作直接的详细论述。但是需要郑重说明的是，本书绝对无意减轻美国在冷战中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因为它早已被无法抹去的历史所记载和确定。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制度，都驱使它奉行一种全球性的对外战略，以确保和促进它在国外的商品市场和经济利益，以它的价值观来塑造世界，按照它的意志规范别国的行为。因而，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动具有一种天然的扩张性和进攻性。可以说，美国的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以及对外战略，构成了美国方面进行冷战的基础和根源。
二战结束后，美国依靠其在战争中膨胀起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推行全球性进攻战略，试图把整个世界纳入到它所希望的发展轨道中，建立以美国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在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的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中，美国以土耳其和伊朗的保护者自居，以维护它们的独立和主权为名，同苏联展开了激烈的争夺。虽然美国迫使苏联最终放弃了对海峡和伊朗的要求，但是美国在危机中对苏联的针锋相对的强硬态度和乘机扩充美国在该地区势力的企图引起了苏联的警惕、不满和敌视。战后初期在东欧问题上，美国用各种手段侵蚀苏联的势力范围和安全带，与苏联的关系日益紧张。而凯南电文、丘吉尔铁幕演说则是美国等西方国家向苏联发出的冷战信号。最后，对苏联实行全面遏制的杜鲁门主义和通过经济手段组建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并破坏苏联在东欧势力范围的马歇尔计划的出台，标志着美国方面对苏联进行冷战的开始。[52]冷战爆发后，在柏林危机、单独组织和签订对日和约以及在朝鲜战争中，美国都与苏联进行了全面的针锋相对的对抗和较量。
研究苏联与冷战的关系主要是基于两点考虑。其一是，美国在冷战中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已经有了相对足够的论述，而对苏联的冷战行为，国外学者虽有大量的论述，但从中国研究者的角度看，仍然觉得有偏狭和失当之处，因而不能苟同。其二，中国学者对苏联的冷战政策和行为，以往因为限于材料等方面的原因，鲜有论述。但是，作为美苏双方共同参与的冷战，如果要描绘其完整画面的话，那么，这幅画面中不能只有美国而没有苏联，否则，这幅画面就是残缺破损的。本书试图在最新披露和公布的档案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论述苏联在冷战中的举措，与我们已知的美国的冷战行为相拼合，从而勾勒出美苏冷战形成的较为完整和清晰的历史画面。总之，在同样占有材料的基础上，中国学者对于冷战的研究应该有不同于外国学者的自己的论述。
斯大林晚年时期的苏联对外政策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1945-1947年（也就是战后初期）；第二阶段是1948-1953年。第一阶段是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冷战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以苏联为首的东欧集团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集团（或者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在冷战的形势下进行全面对抗和争斗的时期。
战后初期，为了保障本国的经济建设和维护雅尔塔体制的基本框架，苏联奉行大国合作的政策，对外国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持消极态度。但是，另一方面，苏联把本国的安全利益置于绝对的地位，因而采取了一些违背大国合作的有限进攻行为，如在海峡问题和伊朗危机中的所为。与此同时，在处理东欧和处置战败国等战后世界安排问题上，苏联与美国由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对外战略的不同，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对抗。在危机和对抗中，苏联与美国一样也采取了一些酝酿和导致冷战的行动。
如果说，1945年和1946年是美苏双方在合作和对抗中相互打探和估计对方意图并调整各自的战后政策的话，那么，1947年则是美苏关系彻底破裂从而公开进行冷战的一年。1947年2月的五国和约是美苏双方最后一次勉强的合作，此后，美苏关系便急转直下。作为冷战的标志，在美国方面有尽人皆知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在苏联方面则有共产党情报局和莫洛托夫计划。需要指出的是，现在披露的档案材料表明，在杜鲁门主义出台前，斯大林已经在与铁托和拉科西等东欧国家的领导人商议成立共产党情报局的事宜了。这当然不是说冷战是苏联首先挑起的，而是说明，双方在1947年的新的对抗行动是前两年对抗的自然结果，正是前两年的对抗使双方不约而同地奔向冷战。
苏联与冷战起源的关系或者苏联走向冷战的历程，可以简要地作如下的概括：
1.雅尔塔体制作为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战后安排的妥协和折衷的产物，满足了苏联在领土、安全和在国际事务中地位等方面的广泛要求和愿望，使苏联在俄罗斯历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环俄罗斯安全带和东欧势力范围并广泛地参与国际事务。对此苏联不仅感到满足而且有理由要设法予以维持。
2.由于雅尔塔体制满足了苏联在战后安排方面的要求；由于战后初期苏联的首要任务是要恢复和重建国民经济；由于斯大林认为战后初期存在着向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条件和可能，斯大林在战后初期奉行了大国合作的政策。由此，战后初期苏联对各国的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持冷漠的态度。
3.战争后期至战后初期的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是酝酿美苏冷战的催化剂。危机加快了英美联合的步伐，加深了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相互猜疑和敌视，加快了各自对对方政策的调整。就其内容和结果看，土耳其海峡危机和伊朗危机完成了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由战时合作走向战后全面对抗的转折和过渡。稍后的斯大林在选民大会上的讲话、凯南电文、丘吉尔铁幕演说和诺维科夫报告都与这两场危机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4.1946年9月，苏联驻美国大使诺维科夫的报告作为战后苏联首次对美国对外政策的意图和目的进行全面分析的官方文件，堪称凯南电文的对应物。如同凯南电文成为美国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依据一样，诺维科夫报告同样也为苏联对美国采取毫不妥协的强硬政策起了重要的论证和导向的作用。
5.苏联的大国合作政策是逐渐改变的。从时间上看，在经历了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和在东欧等问题上的斗争和较量后，苏联已经在1946年春天开始考虑重建新的共产国际，试图以阵营（集团）的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全面的对抗。1947年，当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出台后，苏联最终改变了大国合作的政策，建立了共产党情报局，开始以集团的形式与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进行全面的冷战。
6.导致苏联改变大国合作政策的主要原因是：在伊朗危机、土耳其危机、东欧和德国等问题上苏联与西方国家的较量和斗争中双方的分歧和矛盾无法弥合和调和；旨在遏制苏联和组建西方国家集团、侵蚀苏联势力范围的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出台；西欧国家内部形势的发展（如法共和意共被赶出政府），削弱了苏联在西欧的影响，使苏联在西欧的联合政府的策略破产；东欧的联合政府策略削弱了苏联对东欧国家的控制和影响，大国合作政策某种程度上在东欧成了培育独立倾向的温床。
7.建立共产党情报局是苏联奉行阵营（集团）对抗政策的开端。组建情报局的试图产生于1946年春天（早于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实施于1947年9月（在马歇尔计划出台后）。九党情报局成立大会上提出的“两个阵营”的理论，反映了斯大林对战后世界政治力量的组合和国际格局的新认识和新看法，表明了苏联准备与美国等西方国家长期斗争和全面对抗的决心和打算。而在“两个阵营”理论基础上建立的共产党情报局，则构成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全面对抗的阵营（集团）的力量基础。成立共产党情报局是既要规范和统一各党的行动和步伐，又要以整体的力量与美国等西方国家进行对抗和斗争。它与同时期出现的莫洛托夫计划一起，既是苏联对外政策在新的国际形势下的自然产物，也是对当时的美国杜鲁门主义和马歇尔计划的必然反应。
8.莫洛托夫计划是对马歇尔计划的直接抵制和对抗。它为苏联东欧阵营（集团）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冷战爆发后，苏联与美国进入了全面对抗和争斗的阶段。从1948-1953年，苏联方面的冷战行为择其大端是：
1.1948-1949年，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柏林和德国的争夺导致柏林危机的爆发。苏联试图以封锁柏林交通的方法逼迫美国就范，阻止建立单独的西德国家，从而不仅要加强苏联在德国苏占区的地位，还要保持它在全德的影响。由于对形势的判断错误，导致苏联在柏林危机中遭到失败。
2.1950-1953年，苏联依靠中苏同盟的力量，与美国在朝鲜半岛进行了一场间接的局部性的热战。这是苏联与美国的一种特殊形式的冷战，它标志着美苏冷战进入了一个整体非武装对抗但局部有军事冲突的新阶段。
3.1950-1951年，苏联坚决反对美国筹划和签订对日和约，在苏联提出的修正案被否决后，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由此，苏联对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的占领没能最终获得法律上的认可。
4.1950-1951年，苏联曾打算扩大共产党情报局的职能，设立情报局总书记职务，重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中心，从而增强与美国进行冷战的力量。但是，由于各种因素，这一规划最终流产。
对冷战的研究从冷战爆发后就开始了。几十年来各种文献和著述层出不穷。冷战结束后，对冷战的研究不仅没有降温，反而出现了新的热潮。有关冷战的新材料和新著述还在大量涌现。真可以说，有关冷战的材料浩如烟海，有关冷战的著述汗牛充栋。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处理那些堆集如山的材料和借鉴前人已有的论述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本书认为，美苏冷战史中存在着许多“空白点”和“模糊处”。新的档案材料的公布无疑有助于填补空白和澄清模糊，为人们提供客观公正地认识和描绘完整的冷战画面的机会。因此要正确地认识冷战，一方面，必须详细地占有有关冷战的各种材料并进行认真仔细的甄别和辨伪工作。如果轻视甚至无视新的档案材料，显然是不可能真正认识冷战这一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的奇特现象的，因而也就无法从冷战中吸取什么教训。另一方面，也不应当以猎奇的态度钻入档案材料中去搜寻轶事趣闻以求什么轰动效应。任何轻慢的态度在冷战这一严肃的论题面前都是有害无益的。此外，即使同样的材料，因为研究者的立场、方法和角度的不同，从中得出的结论和观点也有可能大相径庭或截然相反。这就是所谓的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足为怪。但是，如果因为刻意论证某种先定的观点和立场而对材料采取只取一点不及其余的态度，那就会陷于主观和片面，也是不可取的。总之，对待所有的档案材料（不管是新的还是旧的）都应当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对它们进行去伪存真和去粗取精的取舍工作。至于前人的有关冷战的著述，那是几十年来冷战研究的可贵成果，撇开其观点不说，都是值得重视和借鉴的。全盘照搬的拾人牙慧、人云亦云和一概否定的虚无主义、目空一切同样是不对的。
今天，当冷战的尘埃落定后，再回首昔日曾经险象环生和剑拔弩张的美苏冷战，以客观存在的史实为依据，重新研究和分析美苏冷战问题，应当能够得出符合历史实际的客观结论。本书将力图本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以最新公布的各种档案文献资料为基础，认真细致地去分析和研究作为国际政治领域和国际关系史上已经成为历史的冷战现象，以此权作中国的研究者在有关冷战问题上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尝试。
简而言之，研究作为已经过去的历史现象的冷战，对于防止不管以什么形式出现的新冷战的可能性，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促进人类社会的正常发展和国与国之间的正常交往，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注释
[1]弗雷德·哈利戴：《第二次冷战的形成》，第2版，伦敦，1986年，第5页。
[2]约瑟夫·西拉库萨：《冷战的真正作者请站出来》，《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会刊》，13：3，1982年9月，第9-11页。
[3]乔·奥韦尔：《你和原子弹》，论坛，1945年10月19日，重印于索尼亚；奥韦尔和兰·安格斯编：《乔治·奥韦尔文论和书信选》，第4卷，伦敦，1968年，第9-10页。
[4]沃尔特·李普曼：《冷战》，纽约，1947年。（以上第1-4注解均转引自戴维·雷诺兹主编：《冷战在欧洲的起源：国际范围的透视》，纽黑文和伦敦，1994年，第1-2页。）
[5]凯南，美国外交官和历史学家，1945-1947年任美国驻苏联使馆参赞，1947年2月起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设计司主任。他致国务院的8000字“长电文”（1946年2月22日）和署名“X先生”的《苏联行为根源》的匿名文章（刊于美国《外交》季刊，1947年，第25期，夏季号）详细分析了战后苏联的政策和意图。他认为苏联正在竭尽全力进行对外扩张，美国必须以强硬手段遏制苏联。凯南的观点和主张当时在美国官方和学者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6]威廉·麦克尼尔：《美国、英国和俄国，它们的合作与冲突》（1941-1946年），伦敦，1953年。
[7]赫伯特·菲斯：《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他们所进行的战争和他们所追求的和平》，普林斯顿，1957年。
[8]诺曼·格里布纳：《冷战外交》（1945-1960年），纽约，1962年。
[9]威廉·威廉斯：《美国外交的悲剧》，修订版，纽约，1962年；第三版，1972年。
[10]唐娜·弗莱明：《冷战及其起源（1917-1960年）》，二卷本，花园城，1961年。
[11]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战争政治学：1943-1945年的世界和美国的政策》，纽约，1968年；《权力的限度：1945-1954年的世界和美国的政策》，纽约，1972年。
[12]劳埃德·加德纳：《新政外交的经济因素》，麦迪逊，1954年；《制造幻觉的人：1941-1949年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人物和理想》，芝加哥，1970年。
[13]巴顿·伯恩斯坦：《杜鲁门政府的政治和政策》，芝加哥，1970年；《原子弹：关键性的争论》，波斯顿和托伦多，1976年。
[14]戴维·霍罗威茨：《自由世界的巨人，美国冷战政策评论》，纽约，1965年。
[15]加尔·阿尔佩罗维茨：《原子外交：广岛和波茨坦——原子弹的使用与美苏对抗》，纽约，1965年。
[16]托马斯·佩特森：《苏美对抗：战后重建与冷战起源》，巴尔的摩和伦敦，1973年。
[17]约翰·加迪斯：《美国与冷战起源（1941-1947年）》，纽约，1972年；第二版，1976年。
[18]乔治·赫林：《1941-1946年对俄国的援助：战略、外交和冷战的起源》纽约，1973年。
[19]马丁·舍温：《被摧毁的世界：原子弹与大同盟》，纽约，1975年。
[20]盖尔·伦德斯塔德：《1943-1947年美国对东欧的无用政策》，特罗姆斯，纽约，1975年；第二版，1978年。
[21]丹尼尔·叶尔金：《支离破碎的和平：冷战的起源与国家安全状况》，波斯顿，1977年。
[22]沃伊捷赫·马斯特尼：《俄国走向冷战之路》，纽约，1979年。
[23]弗雷泽·哈伯特：《铁幕：丘吉尔、美国和冷战的起源》，纽约，1986年。
[24]罗伯特·哈撒韦：《模糊的伙伴关系：1944-1947年的英国和美国》，纽约，1981年。
[25]艾伦·布洛克：《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1945-1951年），伦敦和纽约，1983年。
[26]属于这一派的学者有：马歇尔·舒尔曼：《斯大林对外政策的重新评价》，剑桥，1963年；汉斯·摩根索和阿瑟·施莱辛格：《冷战的起源》，沃尔瑟姆，1970年；施莱辛格：《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年）》，五卷本，纽约，1973年；亚当·乌拉姆：《扩张与共处，1917-1967年苏联对外政策史》，伦敦，1968年；第二版，1974年；罗杰·摩根：《不稳定的和平：欧洲冷战研究》，伦敦，1974年；威尔福雷德·洛思：《世界的分裂：1941-1955年》，拉特利奇，1988年，第8-9页和第13页注10。
[27]其代表人物是亚历山大·达林和盖尔·拉皮德斯：《危机中的苏联制度：西方和苏联观点选编》，博尔登，1991年；卡罗琳·肯尼迪-派普：《斯大林所进行的冷战：1943-1956年苏联的欧洲战略》，曼彻斯特和纽约，1995年，第2页和第7页注5。
[28]英文的名称是：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29]如1993年在莫斯科、1994年在德国的埃森和捷克的布拉格、1995年在香港和布达佩斯、1997年在华沙召开的学术讨论会。迄今已出版刊登冷战时期各种档案材料的《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通报》（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Bulletin）11期和《冷战史国际专题研究论文集》（Cold War International History Project Working Papers）25期。
[30]利用新材料撰写的著作如：韦斯塔德：《冷战与革命：苏美的竞争与中国内战的起源》，纽约，1993年；冈察洛夫等：《不确定的伙伴：斯大林、毛泽东和朝鲜战争》，斯坦福，1993年；陈兼：《中国走向朝鲜战争之路：中美对抗的形成》，纽约，1994年；奥德·韦斯塔德等编：《苏联与东欧（1945-1989年）》，伦敦，1994年；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1917-1991年苏联对外政策回顾》，弗兰克和卡斯，1994年；戴维·雷诺兹：《冷战在欧洲的起源》，纽黑文和伦敦，1994年；卡罗琳·肯尼迪—派普：《斯大林所进行的冷战：1943-1956年苏联的欧洲战略》，曼彻斯特和纽约，1995年；沃伊捷赫·马斯特尼：《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纽约，1996年；约翰·加迪斯：《 》现在我们知道了——冷战史反思，纽约，1997年。
[31]马斯特尼前引书：《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第21、23、106页。
[32]同上书，第194、195页。
[33]同上书，第192、190页。
[34]具体可参见加迪斯：《冷战史的悲剧》（载美国《外交史》杂志，1993年，第17期）和《现在我们知道了——冷战史反思》，纽约，1997年。
[35]1997年，马斯特尼所著的《斯大林时期冷战与苏联的非安全观》获得了美国历史协会颁发的乔治·路易斯·比尔奖。
[36]莱弗勒：《在敌人的档案里：冷战又被开启》，载美国《外交》杂志，第75卷，1996年，7-8月号，第4期，第122页。
[37]《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全会决议和决定汇编》，第7卷，莫斯科，1971年，第97页，转引自葛罗米柯主编、阿尼金等编：《外交史》，第五卷（上册），中文版，三联书店，1983年，第291页。
[38]《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史》，第2卷，莫斯科，1987年，第111页。
[39]苏联《文学报》1988年5月18日，第14版；《当代世界的美苏关系》，莫斯科，1987年，第5页。
[40]斯米尔诺夫主编：《社会主义理论概述》，莫斯科，1989年，第345页。
[41]有关圆桌会议的情况，可参见苏联《近现代史》杂志，1991年，第5期，第86-90页。
[42]这些文献和材料经常刊登在诸如《近现代史》、《历史问题》、《祖国历史》、《历史档案》、《史料》、《国际生活》、《远东问题》等杂志上。
[43]主要著作有：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冷战”：新观点和新材料》，莫斯科，1995年；俄罗斯科学院俄罗斯史研究所编：《“冷战”年代的苏联对外政策（1945-1985）》，莫斯科，1995年；吉比安斯基主编：《“社会主义联合体”的起源：1944-1949年苏联与东欧国家》，莫斯科，1995年；科尔尼延科：《冷战——参与者的见证》，莫斯科，1995年；马利科夫：《曼哈顿方案：侦探与外交》，莫斯科，1995年；托尔库诺夫等：《关于朝鲜问题的新观点》，莫斯科，1995年；祖博克和普列沙克夫：《在克里姆林宫进行的冷战里面：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剑桥，1996年；富尔先科等：《一场糟糕的赌博：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肯尼迪（1958-1964年）》，纽约，1997年；盖杜克：《苏联与越南战争》，芝加哥，1996年；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斯大林与冷战》（论文集），莫斯科，1998年。有关冷战的文章则不胜枚举。
[44]丘巴里扬：《〈斯大林与冷战〉的序言》，载《斯大林与冷战》（论文集）第4-5页；丘巴里扬：《“冷战”新史》，载俄罗斯《近现代史》杂志，1997年，第6期，第11-12页。
[45]纳林斯基：《苏联对外政策与冷战的起源》，载加布里埃尔·戈罗德茨基编：《1917-1991年苏联对外政策回顾》，弗兰克和卡斯，1994年，第105页。
[46]陈启能主编：《建国以来世界史研究概述》，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1年，第650页。
[47]《浙江师大学报》1994年第3期。
[48]《上海师大学报》1995年第1期。
[49]《陕西师大学报》1995年第4期。
[50]资中筠主编：《战后美国外交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4年，上册，第35页。
[51]黄正柏：《美苏冷战争霸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0，64页。
[52]作为美国方面走向冷战的行为和政策还可以举出许多事例，如，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掷两颗原子弹，其目的不仅是要降低苏联对日作战的重要性，而且还试图利用它暂时垄断核武器的优势在它的对外战略中增加对苏联的威慑手段，从而加重了苏联对美国政策的怀疑并迫使苏联同它一起走上了核军备竞赛的道路。1946年9月，美国总统特别顾问克利福德在《美国与苏联关系》的长篇报告中提出，“只要苏联坚持推行现行政策，美国就应维持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以遏制苏联并把苏联影响限制于其目前的地区。”（《世界强权动力学：美国外交政策历史文献（1945-1973年）》，第2卷，第268-304页，转引自刘同舜编：《“冷战”、“遏制”和大西洋联盟——1945-1950年美国战略决策资料选编》，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73页。）1947年7月，凯南化名X先生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一文，进一步深化了他在上一年中提出的对苏遏制政策的理论。1950年4月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则是冷战时期美国全球战略的基本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