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和政治实践问题。较长时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一直关注这个课题的研究，特别是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提出建立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一个独立的二级学科，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更成为理论界的一个热点。仅从网上查阅，2006年以来，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题的论文、专著据不完全统计，论文有1314篇、专著有43部。这些论文和著作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背景、科学内涵、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基本经验等，研究成果丰硕。但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中，尚无一本明确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命名的著作。诚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或理论轨迹）的研究，就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研究，近些年来这方面的成果并不少，一些学者还从这些成果当中，概括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些重要的基本的经验。这些成果都以其自己的科学价值和学术价值，为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和相应学科的建设作出了贡献。不过，这些成果有的是一些论文，有的是某些专著中的若干章节，有的基本上是若干专题史。总的说来，其内容较为简略，与其他研究课题相比，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研究还比较薄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内涵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发展中的历史脉络、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这是我们党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我们在以往历史记录基础上，继续探索，有所发现，有所创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支撑力量。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要重视历史。”[18]思想理论史是历史的重要构成部分，其重要性自不待言。通过系统研究、梳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编写出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科学著作，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深入研究，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教育，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科学精神、科学品质的认识，是很有意义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涉及多方面的问题。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对象、研究原则、研究方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前提、历史主题、历史起点、发展过程及阶段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的代表性人物、标志性著作、重大历史事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涉及的各个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与中共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思想通史、中国史学思想史等相关学科之间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马克思主义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关系；等等。对于这些问题，学术界多位专家发表过各种看法，有共识，也有分歧，可谓见仁见智。对于有分歧的问题需要理论界的朋友们共同探讨来解决。在此仅就以下几个问题做些讨论。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学科性质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研究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理论成果及其发展规律的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及其规律，表明它是一门历史科学；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形成的理论成果及其发展规律，表明它又是一门理论科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既是一门历史科学，又是一门理论科学，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发展过程中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有机统一的表现。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它要深入地研究和清楚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历史主题，特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此为基础，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开拓、推进和发展的过程。
江泽民曾经指出：“鸦片战争后，中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对着两大历史任务：一个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一个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前一任务是为后一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19]这个科学论断揭明了近代以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时代特征和总的趋势，揭明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进而中国化的历史大前提和要解决的历史任务。
19世纪50-60年代达到发展高端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大致从70年代开始，逐步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19世纪末20世纪初，垄断代替自由竞争并占据统治地位，垄断资本主义得以形成。
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就是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过程。到19世纪上半叶，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列强在非欧地区进行疯狂的殖民扩张。在这种世界历史背景下，经过英国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1840-1842年）、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年）、法国侵略中国的中法战争（1883-1885年）、日本侵略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1894-1895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战争（1900-1901年），中国社会性质一步一步地、日益加深地发生着变化。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沙俄霸占东北，英国攫取长江流域，法国占我两广，德国占我山东，美国提出中国要“门户开放”，日本则在1904年发动了旨在侵略中国的日俄战争，从俄国手中夺取了中国东北南部。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从此中国人民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救亡图存的斗争。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对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这种变化深刻地总结道：“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20]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中，主要的矛盾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在这些矛盾中，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又是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这种矛盾的发展和日益尖锐化，不能不激起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坚决反抗。因此“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政变、义和团运动……都表现了中国人民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21]
近代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主要矛盾，决定了近代中国面临着两大历史课题：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22]。总的主题和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相互关联的历史课题，要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只有完成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才能为完成后一个任务——实现国家的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创造条件。因此近代中国革命的根本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从根本上打碎反动腐朽的政治上层建筑，变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为建设繁荣、富强、民主的国家，改善人民的生活、确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地位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然而，近代中国，解决面临的两大历史课题、实现自己的奋斗目标的道路是极其艰难的。在很长的时期内，一次次的反抗、一次次的斗争，从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直至辛亥革命运动，都在力量上占有压倒优势的帝国主义、封建地主阶级、大资产阶级以及它们联合势力的镇压下失败了。究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的腐败；二是经济技术的落后。就革命力量的主观方面说，是没有一个代表先进生产方式的先进阶级及其先进政党的领导，没有一个反映社会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现代的科学的革命理论作指导。引起革命的社会矛盾在近代中国社会的深层日益加强地涌动着，然而革命的主观力量还处在历史的酝酿和艰难的历史选择之中。
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实现了社会主义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一种理论变成社会现实的巨大飞跃，从而开创了俄国历史的新纪元，也开创了世界历史的新纪元。它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新时代——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的开始。十月革命“在社会主义的西方和被奴役的东方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建成了一条从西方无产者经过俄国革命到东方被压迫民族的新的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23]。十月革命对国际无产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推动，为它们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十月革命的胜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胜利，它开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更加广泛传播的新时代。十月革命前，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还仅限于欧洲和北美；十月革命后，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世界特别是亚洲和非洲得到广泛传播，进一步促成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欧美以外的一系列国家也诞生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而改变了这些国家的革命面貌。中国也是一样。19世纪40年代至20世纪初期，以儒学为核心的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地位已岌岌可危，先进的中国人认为，那时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是进步的，要救国，要维新，只有学习西方资产阶级的文化，包括其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只要是西方的新道理，什么书也看，“认为这些很可以救中国，除了旧学派，新学派自己表示怀疑的很少”[24]。然而，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西方的迷梦，“中国人向西方学的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25]。“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26]
所有这些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并日益中国化的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必须清楚地阐释这些条件。
有一种见解认为，编写思想理论史应该一贯到底，集中写思想理论史，不应该详细阐释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我们认为，思想理论史自然应该把重点放在思想史上，清晰的展现思想发展的历史脉络，不能过多过细地阐述历史事件、过程，避免损害逻辑思维的进程，但是不能因为是思想理论史，就忽略对重要的、基本的历史事件、过程和人物的阐释。因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论从史出，思想理论史不过是客观历史过程的理论反映。如果思想理论史忽视客观经济政治过程的发展，只凸显思想理论的发展过程，就有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失去科学性的危险，而且也难以正确说明一种思想理论观点的产生、形成和发展。这正如列宁所说：“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27]本书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故在第一章、第二章中以翔实的史实深入细致地具体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前提。同时考虑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深化的过程，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每个重大转折关头，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向前推进的每一个阶段，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每一个标志性成果创新、诞生之时，都有其特有的历史背景和历史条件，因此本书在各篇章的开头都论述了特定的历史背景，以体现历史唯物主义的两条重要原理：“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28]“我们只能在我们时代条件下去认识，而且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我们才能认识到什么程度。”[29]理论总是伴随历史、适应历史的需要而产生的。如果对一种理论的说明缺乏历史的底蕴，那么表明我们对这种理论本身的把握还只是停留在思想层面上，尚未洞察到存于历史深处的思想理论背后的真正动因。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作为一门历史科学，还要深入地研究和清楚地阐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特有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历史人物包括陈独秀、李大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代表人物，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为代表的党的几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成员，还包括党内外的马克思主义者及理论工作者。党的历史事件包括南昌起义和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遵义会议、党的七大、新中国的建立、社会主义改造、“文化大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党的历次代表大会等，历史文献包括党的历次代表会议的文件，党中央领导人的言论、笔记、书信、著述、重要批示、文稿，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等。这些历史文献凝聚了党内外马克思主义者及理论工作者深邃的理论思考、丰富的政治智慧、崇高的精神境界，是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难得的真实记录，也是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不可缺少的第一手史料，还是一部蕴涵和体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活生生的教科书。除了这些主要方面的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以外，在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在一些问题和历史事件上，还涉及一些中间派别的代表人物及其著作，一些相关的组织及文件，甚至反面的组织和代表人物及其相关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这些材料对于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轨迹没有直接的意义，但是有时它可以从某一个特定的侧面，对某些问题作出旁证或印证、因此也不可忽视。掌握这些文献资料，有助于把握历史自身脉动的全局，拓宽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
本书在各篇章中都始终坚持论从史出，尽可能用丰富的史料即历史事实来叙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及其内在规律，叙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发展及其规律。正是这样，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中所包含的成功和失败的过程、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和教训，在材料的处理上不是满足于表面现象的描述，而着眼于从中抽取规律性认识，以为未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先导。因此对包括“文化大革命”在内的一些重大历史事件，我们没有跟着历史过程去作细致的描写，而是坚持宜粗不宜细的处理原则，以大跨度的宏观分析或典型的案例透视去揭示历史里边的普遍真理。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作为理论科学，要求其科学研究的重点和基础，要密切结合我们党的几代领导集体及党内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的理论创造和科学成果，研究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深化发展的进程和规律。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科学体系，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产物，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中的创造性坚持、运用和丰富发展。这两大理论成果着眼于世界历史的大趋势，从中国的客观实际出发，紧扣时代主题，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创造性地研究和回答了关系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关系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一系列复杂的理论问题。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研究和回答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中华民族面对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两大历史任务，怎样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怎样从中国的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总起来说，也就是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党面对的具体历史任务出发，根据已经积累的历史经验和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的基本问题（下称“四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尽管对这四个重大的基本问题“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30]。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伟大主题，研究和回答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发展道路、发展阶段、发展战略、根本任务、发展动力、依靠力量、国际战略、领导力量和根本目的等重大问题，用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新结论，进一步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上述“四个重大的基本问题”。虽然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及其理论体系是一项长期历史任务，必须和必然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但是应该充分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意义。它所包括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路线，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和发展战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防和军队建设，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关于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外交与国际战略，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领导核心等十四个方面的内容，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开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帮助我们了解到“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的问题，特别是在我们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如何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问题[31]，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在不同的具体历史条件下，都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革命性与科学性相统一的本质特征，并将其贯通于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渗透进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各个方面，形成了理论内容丰富、特色鲜明、逻辑严谨、历史感与现实性高度统一的科学体系。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这两大理论成果对“四个重大的基本问题”的回答，一方面，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理想——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的统一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最鲜明的政治立场——根植于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上；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与时俱进上，都是一脉相承的。另一方面，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又不从书本、概念和抽象的原则出发，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注意深刻总结实践创造的新鲜经验并上升到理论，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卓有成效地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而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不断得到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要系统地研究和阐明从毛泽东思想发展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条件、历史内容和历史经验；系统地研究和阐明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从邓小平理论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内容，历史地展现它们的基本观点、理论体系、本质特征、精神实质、内在联系、创新思想和鲜明特色，充分反映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这样就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成为当今一部历史感厚重、特色鲜明、最富有蓬勃生机又最具创新活力的思想理论史。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作为一门理论科学，应该具体分析研究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或相对立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总是在同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比较中发展的。社会思潮总是以某种思想理论为支撑，反映一定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在群众中有一定影响的思想潮流。我们按不同的标准，可以将其划分为不同类型的社会思潮。相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说，无非是与此相关的社会思潮，或是反马克思主义社会思潮两大类。这些社会思潮相互之间、它们同马克思主义之间，在相互联系、相互较量、相互斗争中发展起来，在近现代中国社会和思想史上构成复杂景观。对这些此起彼伏的社会思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必须予以认真研究。研究与此相关的社会思潮，可以从批判分析中汲取、借鉴、利用一些合理的东西（包括某些有价值的观点、思想和思维方法等）；研究同马克思主义对立的社会思潮，有助于自觉划清思想界限，如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坚决抵制各种错误思想影响，始终保持立场坚定、头脑清醒；还可以从比较对照中，对它们提出的挑战性问题加以梳理，从中找出一批有针对性、有科学价值的课题，开辟研究的新领域，有助于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朝横向拓展和纵向深化。所以历史地分析和研究社会思潮以及如何用马克思主义引领社会思潮，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本书根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既是历史的又是理论的特点，在材料的处理上，尽可能反映这一特点。一方面在整体上坚持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就从哪里开始，思想理论进程反映客观历史进程。另一方面思想的进程也不处处跟着历史走，个别时候、个别章节，为了使读者对某个理论有一个完整的概念，我们也尝试按理论本身的内在逻辑，把一个理论的内容集中叙述在一个篇章中。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分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创造性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过程，迄今为止已长达近一个世纪。在这一过程中，既有坚持、继承马克思主义基本性质的连续性，又有以此为基础继续丰富和创造性发展基本性质的阶段性。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呀！”[32]党的十五大的报告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33]这是讲发展的连续性。邓小平又指出：“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必须是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34]“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35]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也说：“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是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36]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在某个特定时期对遇到的新矛盾、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了新阐释、新概括、新论证、新回答，或者提出了新公式、新结论，补充、修改或丰富、发展了旧的具体公式和结论，或者因理论活动重点发生变更，把马克思主义这一活的学说的某个方面提到了首位，使某些原理、原则显得特别突出，甚至出现了理论上的界碑或在理论指导下实践上的界碑，都会使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行程出现某些具体历史特点（含理论内容和逻辑形式两方面），这是讲发展的阶段性。这种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反映了近现代和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历史过程中的基本矛盾，不同时期矛盾运动的具体历史特点，决定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历史分期。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分期，学术界有不同的观点。探讨这个问题，首先，涉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即从什么时候开始，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才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或说才开始中国化呢？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日算起。有的学者认为，1920年前后，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群体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体的形成，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有的学者认为，应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为起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有的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是中共二大。还有学者认为，中共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真正探索是从1927年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才开始的。
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起点紧相联系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的阶段划分。学界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应分为两个阶段：主要由毛泽东创立的、以新民主主义理论为核心的毛泽东思想阶段，和主要由邓小平创立的、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核心的邓小平理论阶段这样两个阶段。也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的历史脉络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即三个二十八年。第一个二十八年——民主革命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得以开创并取得重要成效，它使我们党经过反复探索，总结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实现了“结合”过程中的第一次飞跃。第二个二十八年——新中国成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有所前进，但主流趋向是停滞，后期甚至是倒退，经历了十分坎坷和曲折的过程。第三个二十八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开放的阶段。在这一大阶段中，围绕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题，与时俱进地作出了一系列的理论创新，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进一步推向前进。还有学者主张分为四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时期（五四运动前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显著成效的时期（1921-1949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逐渐教条化的时期（1949-1978年）、开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的时期（1978年至今）等四个阶段。
还有其他种种看法。
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和阶段划分上的种种见解，从某种特定意义说都有自己的一定道理。这也表明，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起点和阶段划分问题不是显而易见的，需要作深入研究。为什么会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众多意见分歧呢？我们认为，主要是因为各人所依据的划分标准不同。因此，要正确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进行历史分期，必须首先统一对划分标准的认识。为此，要从方法论上深入研究和解决几个问题。这就是：
其一，要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出科学界定，真正弄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和精神实质。如果在这个最基本的概念上得不到统一的认识，学界就不可能找到判定问题的客观标准。没有统一的客观标准，自然众说纷纭，得不到共识。
其二，要确定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状况，该主体是否能独立地提出和处理基本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等问题。
其三，要坚持论从史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的进程也从哪里开始。历史进程在这里主要是指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状况和提出的历史课题、政治生活的演变和党的政治任务的确定。思维进程在这里主要是指党的思想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对历史进程的理论反映。思维的进程必然反映、默写历史进程，但这种反映并不是思维处处都跟着历史事件跑。如若是这样，定会被偶然事件打断逻辑思维的进程。逻辑思维中的历史进程应该是被科学思维整理、加工过的历史过程，它比现实生活中以丰富的现象呈现出来的历史过程更深刻，抓住对象的内部规律，更具有根本的性质。
其四，要坚持唯物辩证法。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看做一个由浅入深、由单方面到多方面不断拓展的历史过程，不是一次性行为，不是只要承认、赞成、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能了事，就能马上取得成果的。事实上，承认、赞成、主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回事，是否善于和真正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又是一回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然是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不断上升的、主动的实践认识过程。
其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已经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对这个问题我们党已有明确的结论，在理论界也已取得了共识。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的历史分期，要有助于有科学根据地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阐释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和发展，而不是相反。
我们用上述五点来思考、评析在这个问题上的种种见解，得出了以下一些基本看法。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问题。
第一，关于“井冈山道路起点说”。它强调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为井冈山根据地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从理论和实践上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引导中国革命在危难中一步步走向胜利。
应该说，井冈山道路无疑“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伟大开篇”[37]。然而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上井冈山的历史行动，逐步开创“工农武装割据”的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提出和阐明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与后来他提出的关于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的理论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它是中国革命新道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主要是回答农村根据地即中国红色政权存在和发展的原因和条件。而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理论的内容是多方面的，但其最主要的是回答了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根本途径和根本道路问题。毛泽东在提出‘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时，还没有对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城市转入农村的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还没有认识到农村斗争是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主要途径。这时，他虽然在实践上已经深入农村，但在指导思想上还是以农村配合城市的思想”[38]。正如周恩来后来所指出的：“关于把工作中心放在乡村，共产党代替无产阶级来领导农民游击战争，我认为当时毛泽东同志也还没有这些思想，他也还是认为要以城市为中心的。开始他还主张在闽浙赣边创造苏区来影响城市工作，配合城市工作，到给林彪的信（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引者注）中才明确指出要创造红色区域，实行武装割据，认为这是促进全国革命高潮的最重要因素，也就是要以乡村为中心。所以，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是发展的。”[39]显然井冈山道路作为一个逐步形成的过程，不能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二是“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40]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不是同一个概念或发生在同一时间。这里有一个时空差，“创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开篇”、找到“中国革命不断走向胜利的光辉起点”，这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道路上走过最初的探索阶段以后找到的，不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上所能做到的。
第二，关于“八七会议起点说”。应该说，“八七会议”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在共产国际代表参与下召开的，“‘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转变关键’，标志着‘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救出来，重新走上革命的大道’”[41]。所以就其基本方面说，这是一次成功的会议。但是说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难以成立。其一，“八七会议”以前，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一段路程，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上，党内已产生了一些正确的思想，如根据中国的具体实际，决定共产党与国民党合作的问题，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特别是对农民运动的认识等。其二，会议本身是有缺点的。它不仅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能注意防止和纠正“左”的错误，还为后来“左”倾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开辟了道路。更为严重的是，共产国际、联共（布）以大革命失败为口实，更加强化了对中国革命事务的干预和对中国共产党的控制。毛泽东在“八七会议”上也并不居主角和核心地位。从上述两方面来说，“八七会议”实在难以称得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第三，关于“中共二大起点说”。中共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对后来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是有历史性贡献的，但这也是表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已取得了一定的初步的积极成果，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第四，关于“起始于中国共产党成立前之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有一个能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的共产主义先驱们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进行了介绍和传播，但是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尚未建立，共产主义先驱们对于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尚缺乏明确的认识，他们当时所达到的认识也大多停留在比较抽象的水平上，还难说有多少结合中国具体实际的创造性、系统性的理论探索，更没有群众运动的实践经验作基础。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只能算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作的前期准备。
第五，关于“思潮传入为起点说”。意即马克思主义还只是作为一种思潮传入中国时，就开始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应该说，这是很不合适的。因为马克思主义最早是由西方传教士、中国的无政府主义者、资产阶级革命家等传入中国的，他们在很大的程度上仅仅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学术思想进行介绍的，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性质及其改造世界的巨大价值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了解，更没有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中国革命的指导思想、把这种“主义”与改造中国的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当然也算不上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我们认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
首先，当时中国社会已具备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历史条件。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先进分子，如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开始宣传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就中国内部的社会阶级状况说，五四运动中，经受了革命洗礼的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了政治舞台，显示了强大的革命力量，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开始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它的成长既是中国共产党成立的阶级基础，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阶级基础。中国共产党成立标志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长为自为阶级。这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结合，提供了中国社会内部的主体条件。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关于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转向社会主义、从社会主义转向共产主义的理论，是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这一理论只有与各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才能发挥作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任务、目的就是要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民族振兴、繁荣富强。因此，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任务有根本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正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关键所在。正如毛泽东后来总结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种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周知，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这也只是在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42]
其次，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了自己理论的主体和实践的主体。1921年，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这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也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第一步。中国共产党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的主体，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主体。马克思说：“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43]谁用理论去掌握群众呢？只能是理论的主体。所谓理论的主体，就是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将其变成物质力量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正是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并能自觉地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政党。
中国共产党不仅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而且还是马克思主义实践的主体。人民群众是一切社会实践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而且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还是人民群众发挥历史作用的最高体现。中国共产党坚持实践和理论的辩证统一，把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作为自己的思想路线。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就不再是一种外在于群众、与人民日常实践不相干的理论，而是一种能够同人民群众的实践相结合的、不断转化成为物质力量的指导思想。
再次，实现共产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化”中国的崇高理想。中共一大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制定了党的纲领。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虽然比较简单和很不完备。但是，这个纲领却毫不含糊地向世界宣示：中国共产党“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这两点宣示，是这一纲领的最核心、最本质的内容。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党对现存的剥削阶级私有制最坚决、最彻底的革命态度和革命精神，表明了要消灭剥削制度、实现共产主义的政治立场和奋斗目标，这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创造性运用于中国的纲领性表现，从原则上划清了中国共产党同其他类型政党的界限。党的纲领性质明确，起点很高，内容既有中国特色，又与近代中国的其他政党的纲领有本质区别。这样，就“在全世界面前树立起可供人们用来衡量党的运动水平的里程碑”[44]。从此，中国的社会面貌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把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起点，同我们党的缔造者和第一代领导人的论断是一致的，我们党的决议也有明确的结论。如毛泽东同志1941年5月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45]1945年4月中共中央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强调：“中国共产党自一九二一年产生以来，就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革命的理论和实践便是此种结合的代表。”[46]这些都清楚地说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即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并在继后党的实践中日益得到深化。
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阶段划分，我们认为，多年来学术界多位学者按中共党史的线索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是有充分道理的。因为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党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两者是一致的。这正如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共产党讲话中说的，中国共产党85年，就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因此，根据党所面临和解决的任务来划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的阶段，有助于阐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两次历史性飞跃、两大理论成果，揭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规律。当然，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与中共党史在研究对象上是完全同一的。事实上，从研究对象讲，中共党史学是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进程及其规律、对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如何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科。举凡党的活动触及的领域，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等，无不在其研究视野之内。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对象并不像中共党史那样宽泛，它主要集注于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历程，即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社会实践中，如何围绕党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不断推进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日益加深地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行科学理论的创新。整个研究虽然不能离开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但它侧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及其内在规律。
具体说，按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5周年暨总结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大会上的讲话》精神：中国共产党已经走过了85年不平凡的历程。在这85年里，我们党紧紧依靠和紧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干了三件大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大幅度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前景。这三件大事，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决定了中国历史的发展方向，在世界上产生了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总起来说，中国共产党85年的历史，就是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繁荣，为中国人民的自由、民主、幸福而不懈奋斗的历史。这85年，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85年；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结束近代饱受屈辱的历史和长年战乱的局面、战胜各种困难和风险顽强奋进的85年；是中国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意气风发地建设新生活的85年；是我们党经受住各种风浪考验、不断发展壮大、不断开创各项事业新局面的85年。”[47]
恩格斯曾经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48]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史是社会发展史、革命、建设和改革史的理论表现。以胡锦涛同志讲的中国共产党85年干的三件大事为历史依据，作为它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也可以划分为三个大的阶段。在此之前应归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前提时期。
历史前提时期，从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21年之前。在这个时期，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封建统治的腐朽和经济技术落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积贫积弱，社会战乱不已，人民生灵涂炭，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寻求救国救民、振兴中华的道路。各个不同的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从各自不同的立场和利益出发，用各种主义解决中国面临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课题，但各种努力最终都遭到失败，由此历史向追求真理的先进的中国人提出了问题：要救中国，必须有新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进而中国化就是在这种背景下，适应历史的呼唤而发生的。
第一阶段，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社会历史发展和革命运动发展说，这是我们党领导的第一次革命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党领导我们干的第一件大事，在这个革命时期，我们经过28年艰苦卓绝的斗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作为这段历史过程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过程说，这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一次飞跃的阶段，形成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大的阶段中又可以划分为四个小阶段，即：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探讨（1921-1927年）。具体表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明确的独立的纲领；中国共产党根据自己的纲领进行了一系列的革命实践，包括开展工农革命运动、倡导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合作，建立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培养了革命干部、进行了北伐战争等。这些方面虽然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的程度还不够深，尚未找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革命的具体道路，党的领导人还不成熟、还很幼稚，像陈独秀还根本不是政治家，[49]但对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毕竟是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来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开始。
党在幼年及其向成熟发展的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艰辛开拓（1927-1937年）。所谓艰辛开拓是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白色恐怖笼罩着中国，党是从地上爬起来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志的尸体继续战斗的，环境十分险恶；党处在由幼年向成熟发展的时期，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集体尚处在为革命实践所考验，为党、革命军队和人民所选择到认可的时期，这种转折、发展异常艰辛；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以及建立的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找到了正确道路。其标志是，逐步提出并践行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环境下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农民占多数的条件下建立新型的人民军队的思想。这条正确道路昭示了胜利前进的方向。但是，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领导思想，在长达七八年中尚未在中央取得指导地位，其正确路线也未为全党所接受，其间还发生了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中央的错误统治所造成的革命的重大曲折和损失。这表明党的正确的领导集体的形成、党的正确路线的确立十分艰辛；遵义会议是个重大转折，它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的瓦窑堡会议，标志中国共产党“已经成熟起来，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50]。但是，当时党面临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主要忙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迫切任务，“没有来得及在全党范围内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的总结，特别是没有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对造成过去党内历次‘左’倾和右倾错误的根源进行深刻的总结，所以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常存在一些分歧。这种分歧，在一定时期内，在局部地区和某些方面继续给革命事业带来损失”[51]。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来说，这一时期，虽有像《反对本本主义》这样带标志性的理论著作，在解决党的思想路线方面作出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贡献，但是从主要的和基本的方面来说，党还来不及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和实践的新进展（1937-1945年）。所谓新进展是指，党已经从幼年走向成熟，党的第一代正确领导集体已经形成；进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第一次系统总结：毛泽东发表了解决党的政治路线的标志性著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策略》，解决党的军事路线的标志性著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解决党的思想路线的标志性著作——《实践论》、《矛盾论》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刻的理论基础；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党从理论上总结了以往的历史经验，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在党内外的阵地，全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和进一步的成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已在党内得到酝酿和议论，并明确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和“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中国共产党真正走上了一条独立自主的、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化的正确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其主要代表作《新民主主义论》正式发表。其中进一步分析了新民主主义时期的社会基本状况，阐述了中国革命的基本特点，制订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纲领，总结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这样，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就在系统的理论总结和全面的理论概括的基础上有了重大的新进展。
解放战争时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功推进（1945-1949年）。我们党在前一个阶段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行理论和实践双重探索的基础上，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业已创立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在解放战争时期得到了充分的运用、展开，在人民解放战争和解放区的建设中发挥了巨大的指导作用。同时产生了像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具有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纲领性著作，毛泽东思想关于新民主主义理论得到进一步的丰富和完善，并且提出了关于巩固人民革命的胜利成果，建设新中国的一系列重要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到成功推进。
第二阶段，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一阶段从社会历史发展、革命和建设实践发展说，是我们党领导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在这个时期，党领导干了第二件大事：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古老的中国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作为这段历史的理论反映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延续，第二次结合的开篇。它的理论成果是形成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一系列重要理论观点、党的方针政策。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大的阶段又可以分为三个小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后的头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开始独立自主地初步思考和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文化大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曲折发展。这个阶段在建立新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在艰辛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方面，提出了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的许多重要观点，取得了宝贵经验，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发展奠定了根本理论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大大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第三阶段，从1976年真理标准大讨论开始至今，是进行思想路线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从社会历史发展、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发展说，这一阶段我们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即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作为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说，这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时期。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形成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大理论成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个阶段又可以分成三个小的阶段：“文化大革命”后两年；为进入新时期、开辟新道路、创立新理论，恢复党的正确思想路线时期；开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期。党在这三个小阶段的全部理论和全部实践，归结起来就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等“四个重大的基本问题”，形成了一系列紧密联系、相互贯通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构成系统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起点和历史阶段划分的研究，给我们以深刻的启迪：首先，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推进，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是围绕一个根本问题——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而发生的，这充分说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基本的原理、一条最根本的经验。所以，胡锦涛同志在总结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经验的报告中强调说：“30年的历史经验归结到一点，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52]这是改革开放30年的基本经验，在其基本精神方面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基本经验。这条经验告诉我们，研究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必须牢牢把握住这条基本原理和基本经验。离开这个基本问题，研究就会走入歧途。有人认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核心内容解读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是理论上的一种误区。我们认为，这种观点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完全错误的。其次，从1921年到今天，在长达8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尽管其中有曲折、有波澜、有反复，但总的来说是不断前进的。从宏观的历史角度看，我们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在自己的奋斗历程中，无论是在凯歌行进时期，还是在遭遇困难和失误时期，都是在解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的确是一部不断实现和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不愧为对中华民族高度负责的马克思主义的先进政党。研究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看不到历史过程中的曲折和反复，不利于我们吸取历史经验。但是，如果夸大这种曲折和反复，就会陷入历史虚无主义的泥潭。关于这一点，无论是对新中国建立以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看法，还是对新中国成立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的看法都是如此。有人认为，中国改革开放前的30年，在社会发展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是“本本”和“原则”的至上性，完全不顾实际结果。指责我们党在改革开放前30年中坚持的是，“‘原则’是永远正确的，出错的只能是实践”[53]。由此注定要犯错误和遭到失败。这种影射、否定毛泽东思想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科学性的观点，夸大了由于复杂的原因我们党一度在思想路线上出现的错误，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发生的失误和曲折，以偏赅全，把改革开放前后两个三十年完全对立起来，把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全对立起来，这是不顾历史事实，违背党的十七大精神的错误观点。再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群众自己创造历史、创造理论的伟大过程，但是，蕴藏在这一创造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及其包含的历史本质和规律，不是呈现在社会表面的，达到对其的理论意识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这正是在有关历史起点和历史分期研究上出现多种意见分歧的重要原因。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一定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我们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它。这说明要明确地获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历史经验和历史智慧，达到对其本质和一般规律的真理性认识，必须进行深入的科学研究，进行长期的系统的理论探索。
第三节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指导原则和方法
关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指导原则和方法，学术界的专论尚不多见，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提出过多种不同意见。如有的专家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应当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去研究，应当从马克思主义的整体上去研究，应当立足于现实，根据现在的情况来研究[54]。有的专家提出，对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研究，要始终正确把握时代主题和历史脉络，在密切结合当代世界和中国社会发展新情况和新特点的过程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学风，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优良学风，在尊重群众、尊重实践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在实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过程中，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本土的优秀文化的密切结合，努力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理论表达方式和表现形式，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55]。顾海良教授在本书序言中提出的一系列重要观点，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为根本原则和基本方法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百余年来中国社会相继发生的三大历史性转变为基本的社会和时代背景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先进现代文化的交流和交融为其形态特征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社会变革特殊实践中的理论创新为显著特色的。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的两大理论成果，也是两次历史性飞跃的重要标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不断取得的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胜利为基本主题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理论结晶和思想指南，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时代旗帜。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发展中的时代化和大众化，是百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与传播的重要特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在21世纪中国发展的崭新要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发展，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的集中体现等，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重要指导原则。应该说，上述各种观点都是很有见地的，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过程中要很好的重视这些意见。这里从我们研究的实际出发，要着重阐述的是，胡乔木同志在谈中共党史的意见中所提出的一些重要原则，对于我们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重要指导意义[56]。
胡乔木指出：第一，做党史工作、写党史要怀有一种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满腔的热情。他认为，党史工作是研究党的历史的，党史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和党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样，是为着支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而斗争的。因此，不能把党史工作看成是平静的、书斋里的事业，它是在思想斗争最前线的一项战斗性的工作。党史工作者应当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事业抱有无限的忠诚，抱有毫不动摇的信念。写党史要站在党的立场上叙述党的历史，要有满腔热情。革命经验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鲜血换来的，不能用平淡无奇的笔法，采取无动于衷的态度来写，要恰当地进行评论，笔端要常带感情。如对悲壮的历史，要有悲壮的感情，要用悲壮的文字来表达。对错误的思潮要进行反驳，从无政府主义到国家主义、戴季陶主义到对日本的主张都要有一些段落来说明我们是怎么对它们进行批驳的。
第二，写党史要注重科学性。乔木同志反复强调，党史工作的战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我们依靠的是科学，依靠的是真理。这种战斗就是科学与反科学的战斗，是真理与谎言的战斗。因此，我们需要用科学的态度、科学的方法、科学的论证来阐明党的各种根本问题。
强调科学性，首先要明确党的历史与一定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历史是不能分开的，否则我们党的历史便得不到科学的解释，离开社会的发展，孤立地讲党史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
强调科学性，要按照实事求是的原则认识和处理党史上的问题。胡乔木指出，对于近年来国内外有关著作中多次涉及并有种种误传的重大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历史》这样的较大型的党史书籍中，应当写清楚。
强调科学性，要求对党的历史的研究要进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视详细地占有材料。胡乔木说，我们要继续做好党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只有充分地占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资料，并把这些资料甄别清楚，才能弄清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来龙去脉，才能写出有战斗力的历史论著。同时，必须加强对在国外论著中经常出现的许多比较重要的、有影响的错误观点和歪曲我们党的历史的言论，进行针锋相对的、有理有据的分析和批判。写党史要重视注释，注释可以成为书中一个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说的可以在注释中说，注释里可以提出一些见解，看了注释等于看到了索引。所有的人、所有的事都可以在注释中说明，注释的情况实际上反映了我们写作的水准，注释得好，说明了我们对有关的事情有一种寻根究底的态度。
强调科学性，要坚持具体分析的态度，对当时国内复杂的阶级斗争形势和国际斗争形势作具体分析，即使对反面人物也不需要采取谩骂的口吻。
第三，研究党史，要注意四面八方。胡乔木不止一次地说过，党史不应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党史工作要改革，而要改革就必须开放。只有开放的工作才能产生开放的党史。他指出，所谓要把党史写成开放式的，实际上也就是说，不要企图在一本书里把所有的问题都分析完。事实上，这也是做不到的。编写党史注意四面八方，应当重视四个问题：（1）党史要表现党是在人民中间奋斗的，党的斗争是反映群众要求的，是依靠群众取得胜利的，要让人们看了党史以后，真正感到党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党自己在照镜子，左顾右盼。（2）党是依靠与党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奋斗的。这些人在党史中也应当有自己的地位，他列举了从宋庆龄、陈友仁，到鲁迅、邹韬奋、杜重远、闫宝航等许多人的名字。他说，不能自己在困难时得到了人家的帮助，作为胜利者来写历史时却把人家忘了，这样做，是不公道的。不写他们，那是一种狭隘的宗派观念，这样写出来的党史，人民是不会接受的。（3）党史既要写党的中央和中央领导人的活动，还要写党的地方组织、党的优秀干部和广大党员群众的活动。他说，我们党的历史上在长期内确有正确路线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但不能把党的整个历史仅仅看成是两条路线斗争的记录。即使在错误路线占领导地位的时期，我们党的广大党员、广大干部、人民群众，仍然是在为革命而艰苦奋斗、英勇牺牲的。党史对此应作如实的、生动的记录，不能因为领导的错误就把党的群众性斗争都一笔抹杀。对党史上的优秀干部、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斗争，我们都应该有生动的形象的记录，在这一方面应该把伟大史学家司马迁的优良传统加以发扬和发展。（4）在论证有关党史上的问题时，不仅要注意引征经典的历史观点，尤其要广泛收集党内外、国内外的有关资料，尽可能地让历史事实本身来说话。同时还要注意利用外国人的、国内中间人士的乃至敌人方面的有助于说明问题的评论，让这些证人与我们一起来判断历史，来显示我们提供的见解，乃是历史的公正的证言。胡乔木认为，党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生动的，我们不能把丰富、生动的历史，写得平淡无奇、枯燥乏味。
第四，党史工作者要阐明，我们党的每一步胜利都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的结果。为了更加有说服力地阐明党的这一条最基本的历史经验，我们还有必要把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主张，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关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主张，进行比较研究。胡乔木认为，只有注意了四面八方，这样写出的党史，才能不只是一线一面，而是立体的。
第五，编写党史，要采取史论结合、夹叙夹议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观点、展开科学的论证。胡乔木认为，以往一些党史论著的根本性缺点之一，就在于它们不是从生动、丰富的历史实际出发，而是从会议、文件出发，有时简直成了文山会海。党的一些会议、文件固然是十分重要的，但不能就按这些会议、决议和文件连贯解释下来，作为党的全部历史，因为党的实践不是党的决议、文件所能全部概括的。同时，由于某些决议不符合当时的斗争实际，虽然通过了，但许多党的组织、党员和革命群众并没有照办。所以，我们研究党的历史，不能从会议、文件出发，而是要从历史实际出发，要用历史本身来解释历史。
第六，从历史实际出发要重视把握基本的历史事实，理清历史的脉络，用历史事实来说明问题。对历史发展的关键、要把要点突出出来，使读者能看清历史脉络，在这个基础上，再展开必要的论证。党史著作中抽象议论太多，过于逻辑化，人们就不想读了。党史著作对丰富的史料要有所取舍，有所详略，使取舍、详略得当。同时要真正让人读得下去，还是要有思想，有见解，没有见解，就成了资料书。一些书读起来显得沉闷，从根本上说，还是因为头绪不清，没有见解。不过，讲述自己的见解，也不应当是硬邦邦的，就像法庭所作的终审判决一样，不容人再作思考，而是要采取民主的科学的态度，与人讨论问题，使人从中得到对于历史的认识，得到政治智慧。他认为，历史总是要不断地加以认识的，所以历史没有最后的一页。
胡乔木关于撰写党史工作的这些独到的精辟的见解揭示了党史工作的规律，提出了编写党史的重要指导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当然不完全同于中共党史的编写，这是没有疑问的。如前所说，从研究对象上说，中共党史学是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客观进程及其规律研究、对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党如何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历史进行研究的历史学科。举凡党的活动触及领域，如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军事、教育、社会等，无不在其研究视野之内。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并不像党的历史那样宽泛，其研究专注于党的思想理论发展的历程及其规律的研究，即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背景和不同社会实践中，如何围绕党的要解决的历史任务不断提升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认识水平，并以这种理论和认识为指导，推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不断前进，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不断结合，实现理论创新的过程及内在规律，其侧重面是很清楚的。然而，由于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主体，党的历史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这两者的一致性决定了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不仅不能离开中共党史，而且必须以中共党史作为自己的研究基础。正是这样，胡乔木所论的党史工作和编写党史的重要指导原则，对于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有重要指导意义。这里，我们遵循胡乔木的有关意见，结合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新的历史条件，就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的指导原则和方法，提出以下六个方面的看法。
第一，要充分体现中央组织实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对编写教材的总体要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本质属性、特点。2008年4月25日李长春同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在讲到编写该工程教材问题时提出了一个总体要求。他指出，今后五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初步形成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的、有中国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教材体系”。“教材编写要紧紧围绕党的十七大精神，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反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最新经验，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最新发展。”这是对整个工程和教育部编写的重点教材的总体要求，我们研究和编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也必须深刻领会其精神实质，充分体现这一总体要求。
从学科属性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一门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历史主题、历史进程、基本经验和理论成果的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既是一门理论科学，又是一门历史科学。作为理论科学，它的基本范畴、基本原理及其构成的理论体系，必须科学概念明确、理论特色鲜明、历史脉络清晰、逻辑体系严整，从纵深和横广两个维度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伟内容，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不同历史阶段上发展的特殊规律。必须反映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革命性、彻底性、实践性于一体的本质特点。作为历史科学，它具有孕育、形成和发展的时代根据（包括社会经济条件、历史文化传统、理论背景、阶级基础、实践基础等）、历史过程、基本历史阶段及其特征，具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和丰富的历史文献，必须以宏阔的视野，整体的思维对这些方面进行通盘的考虑，加以分别的和综合的研究。只有把握好上述理论和历史两个方面，才能从翔实的文献资料、明确的科学概念、清晰的历史脉络、深刻的理论论证中，正确地把握自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不断的推进中所走过的光辉而艰难的历程，把握寓于其中的科学世界观、历史观和科学方法论，把握根植于近现代中国“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内在统一，把握其丰富内涵与理论体系的内在统一，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和科学精神的历史发展、时代价值和当代意义，为我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服务。
第二，始终坚持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在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要坚持从现实出发，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理论基础的高度，用史论结合的方法，去深入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及其时代特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程、主要内容、各发展阶段的主题转换及精神实质，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提供厚实的思想发展、理论创新的实践基础、历史根据和基本经验。同时，又注意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发展的轨迹中，概括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科学规律和历史趋势，凸显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历史观和方法论，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概括和回答，以历史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产生的理论成果为典范（如《新民主主义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以为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开辟其未来发展的新境界提供理论的支撑。在理论和实践的关系上，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在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在实践中得到发展，同时，它一经形成又反过来指导实践。一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是一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与中国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必然涉及多方面的内容。但是作为这种结合的主体——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应该是它的主脉和主体部分。这当然丝毫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专业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贡献及其在其中的地位，而是说，在研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时，要抓住重点，突出主脉和主体，不能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视为马克思主义文本传播史、学者解读史，更不能视为理论上多元的、不同代表人物思想的总汇，甚至是各种不同的、对立的思想派别的思想混合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始终是在继承、吸收已有的思想材料、思想形式的基础上，一元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在实践中形成，并在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不断结合中发展的历史，即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发展的历史。
第三，力求科学地反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整体发展的历史。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反映客观世界特别是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科学真理，是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整体性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思想体系的重要规定性。即在研究对象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对于客观物质世界某一个发展阶段、某一个部分、某一方面的反映，而是对于包罗万象、充满矛盾和历史发展的物质世界整体的本质和发展规律的科学反映；在历史观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从某一个部分而是从整体上反映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特别是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进而转变为共产主义的规律；在逻辑范畴上，它不是马克思主义某一构成部分、某一领域的范畴，而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各主要组成部分中抽象出来的，同时又贯通于各主要组成部分之中，涵盖马克思主义多学科的基本范畴。这些基本范畴按照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依据一定的逻辑规则，相互联系、相互论证、相互促进，形成概念体系，概念之间的逻辑联系是严整的；在根本属性上，它具有科学性与阶级性、理论与实践、绝对与相对、普遍性与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基本性质。这些基本性质贯穿于各个原理及其转化之中，将它们内在地联系起来，形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这个整体最集中的表达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及其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这种整体规定性，要求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观。江泽民曾经指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其中的各个基本观点、基本原理都不是孤立的，而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我们在学习和运用中，要始终注意从总体上、相互联系上和精神实质上去全面地正确地把握，不能搞片面性，否则是学不好和用不好这一理论的。”[57]这就是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整体观，说明仅把我们的理论视野局限于某一个领域和部分，就难以全面的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
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发展观，需要正确把握四种关系：
一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中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的关系。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中的重要特征。如果忽视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中一脉相承的特征，就会迷失方向，走上歧途；如果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中，在继承前人基础上不断与时俱进的特征，不如实地反映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以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为条件，就不能反映马克思主义最宝贵的理论品格和鲜活的生命，就不能很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因为善于根据实际情况的发展不断丰富、完善自己的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态度之所在。因此，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中的一脉相承与与时俱进统一起来、将坚持与发展相结合，才能科学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客观历程和内在（如理论与实践、历史与逻辑、继承与革新、连续性与阶段性、前进性与曲折性、革命性与科学性等统一）的规律。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党的几代中央领导人有多方面的重要论述。早在1960年春，邓小平就指出：“按照我们对毛泽东思想的正确理解，一个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一个是要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并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宝库里面增添了很多新的内容。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我们在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时候，一定要按照中央的指示，把‘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并提。”[58]江泽民在这方面有大量的论述。他强调要把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历史联系和它们统一的科学思想体系，强调它们之间的一脉相承性，并对一脉相承作了科学解读，指出所谓一脉相承，“就是既不断继承又不断创新的发展过程，是我们共产党人不断继承、不断发展着的科学真理的统一体。继承是创新的前提，创新是最好的继承。只有坚持这样做，理论才是真正顺应时代和实践的呼唤，实现与时俱进的要求”[59]。2003年7月1日，胡锦涛在论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科学体系时，具体提出了“四个最”和“四个新”，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理论特征；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是马克思主义最崇高的社会理想；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切理论和奋斗都应致力于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马克思主义最鲜明的政治立场；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理论品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这“四个最”中作出了新的理论概括，提出了新的理论基础，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打开了新的理论视野[60]。党的十七大报告用三个“我们要永远铭记”和“十六大以来”表述了我们党的理论和实践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2007年12月17日，胡锦涛在新中央委员候补委员研讨班的重要讲话中再次强调：“我们党能够在新时期开创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其理论基础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继承。”[61]因此，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无论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的关系的把握，还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自身思想发展脉络的把握，都必须充分重视和认真贯彻这些原则。这其中包含着不断修正错误，坚持真理，不断创新的过程以及由历史人物、历史经验、历史事件凝聚成的马克思主义的优良传统和优良作风。
二是要处理好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整体发展的研究与分领域的研究的关系。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可以进行整体性研究，也可以从各分领域进行分门别类的专门研究，我们在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性、综合性发展及特色研究时，要重视国内外学术界对它所进行的分领域、分阶段、分专题的研究，不要忽视这些方面研究的完整性、系统性。特别要重视充分吸收其新的研究成果。
三是要处理好研究马克思主义发展通史和中国化史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是从世界历史总和中抽象出来的科学真理，是国际性的学说，但是，马克思主义在各个民族和各个国家的运用和发展，又是带有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史研究，既要注意反映作为理论整体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同时又要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本土化的发展特色，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这一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要特点和历史趋势，充分反映在“相结合”过程中形成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以展示马克思主义在直线与曲线的历史发展中，一般性与特殊性、本质的同一性与形态的多样性相统一的特色，展现中国发展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
四是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的整体发展同众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派别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产生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历了从理论形态到实践形态再到制度形态的转变，也经历了从部分地区到全世界传播发展的过程，在世界上形成了许多自称为马克思主义的派别或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说、思潮，这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社会和人们思想所发生的深刻影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在鲜明地展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发展的主脉和主体的同时，要十分关注国内外各种自称为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思想或与马克思主义相关的学说和思潮，注意对其进行科学比较和鉴别，将其思想理论体系中积极的、健康的、合理的思想，加以吸收，并有针对性地回答它们提出的挑战性问题，批判其错误观点，以深化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认识。
第四，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国外马克思主义等的综合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原理形成、发展的历史过程和轨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最根本、最基础、最具有稳定性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成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成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奋进的思想理论基础的决定性内容。经验证明，基本原理的失误，必然导致理论上的错误。深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最基础性的工作。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握得越好，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历史的理解就会越深。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其发展历史问题，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深刻理解是不行的。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重要载体或文本表现，把握其基本原理，必须结合经典著作进行研究。早在1890年，恩格斯在给布洛赫的一封信中曾经深刻地指出：“我请您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材料来进行研究——这的确要容易得多。”[62]邓小平在论到要正确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关系时，强调不仅要读毛泽东的著作，而且还必须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有关著作。关于这个问题，在2008年5月召开的加强和改进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工作座谈会上，中央领导同志着重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要在通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上下工夫。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国内外复杂的形势，各种社会思潮相互碰撞和激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些重要原理时常受到严重歪曲，有人甚至把一些非马克思主义观点强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头上，在这种条件下，深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研究，特别是重视研究以往未曾研究过或未曾深入研究过的著作，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和原论，要坚持科学解读，忠实于原文，防止和避免“以我解马”、“以西解马”、“以儒解马”等不良倾向。
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对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理论、思潮、流派的发生、演变及基本思想进行的研究。它包括国外共产党的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创新，国外学者特别是左翼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与阐释，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将以上几个方面结合起来进行深入研究，对于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是极其重要的，因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过程，而这一过程不仅要牢牢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特别是与在当代世界的发展密切相关，不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就不能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及其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就不能从宏观比照上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及其发展历史，就不能科学认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历史地位，也难于真正从理论上达到“四个分清”的要求，即分清哪些是必须长期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哪些是需要结合新的实际加以丰富发展的理论判断、哪些是必须破除的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的理解、哪些是必须澄清的附加在马克思主义名下的错误观点。
第五，坚持正确认识、对待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这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有一个“源”和“流”的问题。如恩格斯所说，现代社会主义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子深深扎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63]。马克思主义同任何由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产生的新的学说一样，不是离开世界文明大道孤立褊狭的宗派学说，而是人类创造的全部优秀文化的集大成。它只有通过继承、吸收已有的思想材料、思想形式才能形成和发展。从这方面说，马克思主义必须从一些进步思潮，一些在历史上对人们的认识起过重大影响作用的思潮中吸取合理的积极的因素，这是它形成和发展的必要思想条件。正是这样，我们党早在1943年就提出要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文化相结合的问题。现在更强调要扩展这种认识。我国几千年历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党一贯重视这些遗产，总是本着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原则，结合时代精神对之加以继承、改造、提升和发展，做到古为今用，将其精华纳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体系中，同时注意结合新的实践和时代的要求，积极进行理论创新。如对中国近代爱国主义史学思潮中的御侮图强、救亡图强、抗日救国的特点，“新史学”思潮中的进化思想、研究方法论对思想史的影响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必须予以充分注意，以从中汲取思想资料和经验教训。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64]。在一定意义上说，一部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学派和思潮，反复比较、进行斗争、划清界限的历史。如：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同封建社会主义、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斗争；19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克思主义同普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以及杜林主义的斗争；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宁及其战友同伯恩施坦主义、考茨基主义以及托洛茨基主义的斗争；20世纪中期开始的马克思主义者与赫鲁晓夫直到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的斗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也一样，如：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的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同陈独秀、王明等为代表的右倾和“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为系统纠正“文化大革命”同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思想的斗争，继后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20世纪最后20年至今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与民主社会主义、新自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文化保守主义等错误思潮的斗争，对否定改革开放、否定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的言论的批判。一代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正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进到了一个又一个新的阶段，使马克思主义始终保持着青春的朝气和活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必须正确认识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与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的关系问题，注意把社会思潮及其流变的考察纳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视野，紧密联系历史实际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实实际，历史地把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以来，各个不同时期马克思主义正确对待社会思潮、发展自身的历史经验，从中获得推进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带有规律性的认识，为在意识形态领域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文化的界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重要的经验和启示。
第六，注重凸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特别是在马克思主义当代命运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总体和部分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总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部分。这个问题不能颠倒。但是，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问题，无疑要突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的地位，特别是要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科学回答关系马克思主义当代命运中的一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例如：如何看待十月革命道路；如何看待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先行进入社会主义的必然性；如何看待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如何评价苏联模式（包括俄罗斯学术界近几年来的理论反思）；等等。又如，当代马克思主义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社会主义国家三种不同条件下发展，这三种类型的国家和地区的变化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命运都程度不同地提出了新问题、新挑战。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学者、左翼学者，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做出了许多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思想理论观点。其中：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诘难；有的虽非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但毕竟是对复杂多变的时代的客观反映，在实际生活中产生过并将继续产生影响，也包含着某些对马克思主义当代发展有重要价值的思想资料，如关于世界历史的走向问题、经济全球化条件下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问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历史进步的作用问题、全球化问题、贫富两极分化、近来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世界性金融危机、一些拉美国家批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危害与转而重新思考未来、以社会主义为发展方向的探索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研究对这些问题都要予以高度关注。当然这不是说要把这些问题的研究成果都统统写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事实上这是不可能的。一定是有的能写进，有的不能写进。但是重视研究这些问题，并且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在马克思中国化史的相应部分、相应问题上，对照、思考或回答这些问题，对于全面地揭示马克思主义在前进性与曲折性发展相统一、世界历史走向社会主义最终达到共产主义的必然性和多样性相统一中，马克思主义特别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历史命运是有意义的。邓小平同志曾经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处深刻指出：“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65]这表明，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命运的极为重要性，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两大理论体系在马克思主义史上的重要地位。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的政治意识和大局意识，清醒地认识到，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推进马克思主义大发展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大趋势所肩负的庄严历史责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应反映出这一时代的特点和趋势。
本书的框架分为：序言、导言、四篇正文和结论。
导言依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研究对象和学科属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历史起点和历史分期。编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的指导原则和方法。并简明地交代了本书的框架和基本内容。
本书正文根据“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理论史总是社会发展史和革命运动史的理论表现的原则，以胡锦涛所讲的中国共产党八十多年所做的三件大事为依据，分四篇叙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第一篇为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历史前提，着重阐述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到1921年之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背景；第二篇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即从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和理论成果。该篇以我们党领导进行的第一件大事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为历史背景，集中反映这个阶段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历史发展。第三篇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开篇和曲折发展，即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个时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中“第二次结合”的开篇和在曲折前进中的理论成果，主要包括毛泽东思想体系中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第四篇论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叙述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在继承、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实践要求，进一步回答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重大理论问题，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了方便读者把握本书的内容，本书每一篇都有一个简要的结论，概括该篇的基本内容。最后，本书从规律性的高度概括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十条基本经验，作为本书的总结论。
编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是一项探索性的理论工作，无太多的经验可借鉴，因此，本书无论是在思想内容上、框架设计上、资料取舍上还是文字表述上，定会存在不少的问题，本书出版之后，我们期待多方面的批评指导意见，以供我们在修订版中加以改进、加强和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