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革命根据地的运行实践
中国近代妇女史研究一直备受关注，并且已经取得了可喜成绩。学界早前基本上将研究范围锁定在辛亥革命和五四时期，重点探讨妇女抗争与妇女解放运动等传统问题。近些年来随着研究走向深入，人们开始将视野投向抗战时期，尤其对根据地妇女的相关研究成果颇多，主要集中于妇女积极参加抗战以及教育、生产等问题，而鲜有专门考察妇救会与根据地婚姻变革之关系者。因此，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抗战全面爆发后，为争取抗战胜利、巩固根据地建设，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参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共在华北各根据地积极筹建县、区、村妇女抗日救国会组织。[100]据统计，1938年3月8日晋察冀边区妇女抗日救国会成立时，边区下属31个县17个区3952个村已建立妇救会，登记会员26.5万余人；1939年3月8日晋东南妇女救国总会成立，下属妇救会40个，登记会员26万余人[101]；1939年3月8日晋西北妇救会成立，登记会员9.4万余人。[102]不到两年时间根据地妇女群众抗日组织普遍建立，广大妇女群众在自愿原则下积极投身妇救会，不再因阶级身份被排斥，也不再因传统封建宗法而束缚在家庭，只要愿意投身抗日活动均有权参加。许多原本处于社会底层的妇女，在妇救会帮助下翻了身。妇救会的成立对动员广大妇女投身抗日，为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在宣传自由平等婚姻观、解决妇女婚姻纠纷以及维护妇女权益等方面也发挥了应有作用。不过，由于时代局限及妇救会干部自身素质等原因，部分妇女婚姻问题未能得到合理解决。下面就以华北革命根据地为例，具体考察妇救会在婚姻变革中的职能与角色。
一 根据地妇救会在婚姻变革中的职能
（一）宣传新婚姻观
从人类历史的发展长河看，人类从群婚、族婚、一夫多妻逐渐向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演进，并且婚姻主体双方逐渐建立自由平等的地位，不能不说这是人类婚姻史上的进步。婚姻既是一种社会现象又是一种个体现象，它对每个个体均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甚至对国家兴亡也会产生一定影响。在传统中国社会，婚姻更多表现为对妇女的压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男女双方对婚姻均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权利。婚姻关系一旦确定，女性（妻子）必须无条件地遵守夫纲，必须遵从丈夫的要求，所谓“女子无才便是德”“三从四德”，把女性活动范围牢牢限制在家中。丈夫可以随意休妻，女性却无主动解除婚姻之权。因而，在家庭中出现夫为尊、妻为卑的严格的阶级地位。长期以来，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处于不平等地位，被当作商品随意买卖，甚至被当作奴隶奴役，老夫少妻、少夫老妻、童养媳、买卖婚姻等婚姻怪象在传统社会中屡见不鲜，女子十二三岁为人妻者自然不是什么稀罕事。
在华北地区，妇女因长期受封建思想禁锢，地位低、无话语权、缺乏独立经济能力、思维陈旧落后，被压迫现象突出。以晋西北为例，由于特殊的地理环境，即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气候恶劣，新观念进不来，旧观念出不去，当地群众仍然沉浸在旧式封建伦理、家族宗法的道德体系中，这又导致该地区妇女所处社会环境更加艰险。为提高根据地广大妇女的社会与家庭地位并使之取得基本的人权，婚姻问题成为亟须解决的主要问题。然而在饱受几千年封建压迫的环境中想要马上改变妇女处境谈何容易。中共在根据地不断摸索与实践，积极争取妇女在家庭婚姻中获得解放，并为此颁布了一系列婚姻法规以保障男女婚姻自主、权利平等。例如，1939年4月4日颁布《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1943年1月15日颁布《陕甘宁边区抗属离婚处理办法》、1944年3月20日颁布《修正陕甘宁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7月7日颁布《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草案》、1943年2月4日颁布《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1942年1月5日颁布《晋冀鲁豫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2年4月26日颁布《晋冀鲁豫边区暂行条例施行细则》，1941年4月1日颁布《晋西北婚姻暂行条例》、1941年7月颁布《晋绥边区婚姻暂行条例》、1946年4月23日颁布《晋绥边区关于保障革命军人婚姻问题的命令》等。
随着华北各根据地婚姻条例的颁布，自由民主的婚姻观以法律形式得到确认。但根据地群众不会立刻接受条例内容，封建思想不可能马上根除，新婚姻条例的真正实施是困难的。群众需要一种媒介向他们宣传、解读新婚姻观，使他们乐于并主动落实条例。妇救会作为基层妇女组织，在宣传自由平等的新婚姻观、贯彻落实边区婚姻条例方面起了巨大作用。
首先，妇救会以身作则，建立自由民主、男女平等的新婚姻观。各县、区妇救会从自身做起，先在内部认真学习、讨论新婚姻条例，再向广大群众通过各种形式宣传。1942年6月15日临县五区妇救会在选举大会上就对新婚姻条例进行热烈讨论，其中以妇女遗产继承问题反响最为激烈。[103]又如武乡县妇救会秘书陈银花用小调的形式宣传新婚姻条例，“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她曾把土地、劳动、婚姻等重要法令都编成小调唱了出来”[104]。同时，对于社会上存在的“掏得钱，买到马，由我使，由我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等言论，妇救会及时纠正并鼓励妇女团结起来争取自己的自由和解放。[105]为鼓励妇女加入妇救会，有的妇救会将三八节前一星期作为妇女宣传周，“讲解三八节的故事，编出秧歌小曲，说明妇女解放只有参加自己的组织”[106]。
其次，妇救会的宣传对象主要面向妇救会成员的亲人，因为她们更容易接近，更易于接受自由平等的婚姻观。宣传对象以青年为主，青年人无论男女善于接受新鲜事物，并且受封建思想影响相对较轻。如辽县下麻田村段锁芬勇敢地拿起法律武器，主动向北方局妇委表达了自己对奶奶包办买卖婚姻的不满。“区政府根据婚姻法解除了这桩买卖婚姻。后来段锁芬在区妇委的帮助下，和一位年轻的教师结了婚，并由区公所主持举行了新式婚礼。”[107]妇救会还重视村中有影响力的妇女，“不但抓妇女骨干，还找保甲长、会道门头头的老婆出来参加抗日工作”[108]，因为这部分妇女在村中拥有较高威望，能对其他妇女群众起到示范效应。此外，妇救会重视对年长者的宣传教育，表扬模范婆婆。婚姻关系中的公婆关系、婆媳关系往往对整个婚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时，公婆打骂儿媳被视为天经地义，“做婆婆的常以一种肆意报复的心理对待媳妇”，“有时候这种打骂是很野蛮的、残忍的、毫无人性的”[109]。针对这种情况，一些妇救会组织模范婆婆会和模范媳妇会，会上提倡模范婆婆不妨碍媳妇工作，模范媳妇要尊重公婆。
最后，妇救会采取多种形式深入群众，宣传新婚姻观。（1）家庭访问。妇救会干部亲自走进普通百姓家中，调查了解，掌握情况，与妇女们建立亲密感情。她们走门串户，谈心谈话，“吃住在老乡家，和她们一起做家务、干农活、背孩子”[110]，“人熟了，顾虑消除了……反映了许多真实情况”[111]。她们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使群众理解新婚姻条例的内涵。如晋绥雁北地区县妇救会秘书李桂芳深入群众情真意切地宣传妇女解放、男女平等，与当地妇女群众认“干妈”“干姐妹”，许多妇女亲切地叫她“李大姐”。有一次，“她了解到林波是个订了娃娃亲的青年女子，叔叔已参加了八路军，就主动做林波的工作，鼓励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投身抗日行列”，后来，“又亲自介绍林波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2]。群众通过妇救会干部宣传教育，与她们建立了亲密的关系，逐渐开始接受学习新婚姻政策。（2）群众座谈会。妇救会组织群众召开相关会议，讨论学习什么是自由平等婚姻以及如何正确解决婚姻纠纷、处理婚姻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在岢岚四区李家坪村妇女大会上，大家一致控诉旧社会买卖婚姻的罪恶。贾玉婵说她小时候被父亲强迫卖给店坪村一户财主家做媳妇，她不同意，父亲就骂她。出嫁后，她经常受丈夫打骂。“后来丈夫病死，她才自己找了一个对象，结了婚。”她说道：“我的女儿翠梅子今年七岁，长大一定叫她自由结婚，咱一个钱也不要。”最后，“会上决议：一、今后咱们儿女的婚姻，要由儿女自主，父母不得干涉和出卖女儿。二、反对早婚，实行男二十岁女十八岁以上才可结婚的规定”。[113]（3）文艺演出。挨家挨户的口头宣传和座谈会是比较直接的宣传方式，但由于根据地群众文化素质普遍较低，以及受封建思想毒害较深，所以直接的宣传方式效果并不一定好。而采用文艺会演方式，寓教于乐，既丰富了群众日常生活又能向群众解释早婚、买卖婚姻的害处，使群众自觉地接受新婚姻观。（4）树立典型。为使群众有具体可学的对象，妇救会以那些敢于主动追求幸福、自由恋爱的女性为代表，以生动的实例教育广大群众接受正确的婚姻观，摒弃错误的婚姻观。
（二）培养妇女干部
妇救会的首要任务就是组织妇女团结起来，投身抗日行列。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妇救会干部起了领导与核心的作用。在培养妇女干部过程中，妇救会主要从以下两点出发：（1）选择正确的培养方法。妇女干部在处理家庭婚姻纠纷方面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选择合理恰当的方式培养妇女干部显得尤为重要。首先，耐心动员妇女参加工作。“由于封建思想的严重，动员一个女同志出来工作十分困难。”当时武乡县妇女工作的开创者武铭每月至少要去妇女家一次，每次都耐心地做思想工作。[114]其次，有重点地培养。妇救会一般会选择那些思想进步、工作积极且有能力的青壮年妇女，同时不忽视对老年妇女的培养。实践证明，那些妇女骨干一方面离不开妇救会培养，另一方面与自身素质有很大关系。最后，层层培养的模式。已成为妇救会骨干的妇女通过带徒弟，培养妇救会接班人。（2）了解妇女干部实际困难。由于妇女所处环境的特殊性，她们往往会面临做家务、带孩子与工作的矛盾及丈夫的反对，因此对妇女干部的培养格外注意这一点。妇救会领导从她们家庭、工作、生活等方面遇到的实际困难考虑，帮助她们解决问题并鼓励她们战胜困难。通过这种方式，既解决了家庭矛盾，促进了家庭和睦，又提高了妇女干部工作的积极性。
渐渐地，一批思想进步、具有远见卓识的妇女干部随着妇救会一起成长起来，她们敢于冲破家庭封锁，主动投身革命，成为妇女学习的楷模。“妇女特等劳动英雄”刘能林曾经是一个只会在家纺线织布的妇女，“连她自己也记不清织了多少布、纺了多少钱，织完就交给男人，自己也不知卖了多少钱，她没权过问这些，自己花钱，是不敢开口要的”。后来她参加了妇救会并于1940年被选举为妇救会秘书，在行政村会议上作了“真是，一个农村妇女的解放，可不容易啦”的讲话。她说工作初期一方面丈夫反对，另一方面自身胆怯不知如何应对，后来慢慢“克服着自己的弱点，说服着自己的男人。照顾公事，也照顾家事”，并且“在经济上她不依靠丈夫一文钱”[115]。晋绥边区1943年劳动英雄大会上荣膺妇女特等劳动英雄的白全英也是一个生动的例子。自新政权成立后，她就被选为自然村妇女分队长，1942年又当了一年村主任。她在妇救会的工作也有不少成绩，带领广大妇女群众做军鞋军装，组织妇女参加冬学，还“解决了一家婆姨的斗争，改造了二个女二流子”[116]。
这些在妇救会中成长起来的女干部，不仅为广大妇女群众解决婚姻问题、处理家庭纠纷，同时自己也是婚姻变革的践行者，指引着妇女前进的方向。她们敢于主动追求爱情，建立自由平等的婚姻，成为当时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尤值得注意的是在一定程度上她们成为军婚的积极参与者、响应者。1939年初，中共北方分局于河北阜平县苍蝇沟召开会议，正是在此次会议上晋察冀军区军政干校校长孙毅和边区妇救会主任田秀涓初次见面。后来，在其他妇救会干部和聂荣臻司令员夫妇的撮合下，孙毅将军主动写“情书”给田秀涓。在孙将军的真情实意感召下，田主任勇敢地接受了爱情。[117]他们的自由恋爱为其他妇救会成员和广大妇女树立了榜样。又如河北南宫县妇救会张双群主动写信给陈再道将军，其敢于主动追求爱情的故事传为佳话。[118]总之，妇救会不仅是新婚姻观的推广者，更是积极的实践者。
（三）组织妇女生产
在封建社会，女性在婚姻关系中属于从属地位，男性则是主导地位。导致这一现象产生除受封建家族伦理道德束缚外，深层原因是女性经济不独立且从属于男性。因此，解放妇女、提高妇女地位的关键在于提高妇女经济地位。
妇救会职能之一是组织妇女生产，教她们学会纺织、做草鞋、做军装等。一方面为战争做好后勤补给工作，及时提供军用物资；另一方面教给广大妇女生产技能，扩大其经济来源，摆脱经济上依附男性的局面。妇救会在组织妇女生产方面并非一帆风顺，村中存在不少阻力，如“女二流子、地痞流氓和地主老财家的妇女”“对生产、纺织、织标准布赚钱，都看不到眼里”，认为“不如画眉打鬓角好”[119]。因此，要想组织广大妇女参加生产运动，需要妇救会采取合理恰当的方式、方法，避免使用强迫手段，否则会破坏团结，使妇女产生抵触情绪。妇救会大致采用以下方法：（1）召开妇女群众大会。妇救会成员在发动妇女生产前首先要对本村（区/县）妇女情况有基本了解，包括妇女年龄层次结构、受教育水平及婚姻情况。妇救会要掌握本村有多少妇女是自愿主动参加生产，有多少是被动参加生产，有多少对生产有强烈抵触情绪。妇救会除通过走门串户以直接行动的方式了解外，还适时召开本辖区妇女群众大会，讨论妇女为什么参加生产、如何参加生产，以及交流生产经验、分配生产任务等议题，使那些积极主动的妇女更热情地参加生产，并带动其他妇女、教育那些受封建思想束缚的妇女自愿加入生产队伍。（2）发动劳动竞赛，开展村与村、区与区、县与县之间的良性竞争。晋西北某妇救会干部为了又快又好地完成织布任务，发动本村青年妇女向另一个村妇女挑战，“条件是保证按政府规定尺寸、重量织布，保证织得好，保证按期完成，生产的仗打了起来，输了的要买五块毛巾”[120]。于是生产竞赛如火如荼地展开，妇女主动走出家门，广泛参与生产活动。她们争先恐后地纺织，为前方战士做草鞋、做军装，“你比我纺的好，我比你纺的还要好，你快，她比你还要快，你不停，我也不休息”[121]。她们在生产的同时冲破了家庭牢笼，逐步摆脱了“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单一生活方式，生活变得更充实。（3）成立互帮互助组。组织妇女生产一定要有序进行，由于农村妇女大多没有文化，组织能力较差，如不合理安排可能会导致事倍功半。为有序有效地开展生产，妇救会在妇女自愿的前提下将她们分成若干小组，把会织布的与不会织布的交叉分组，按人数多少和生产能力为每组分配相应的任务量，这样就解决了一个人织不完一匹布和会纺不会织等问题。[122]一个组里有纺有织，组与组之间互动竞争，提高了工作效率，极大地促进了妇女的生产积极性。
通过妇救会的组织，一大部分妇女开始走上生产道路。当时有首歌谣生动地写道：“纺花织布多么好，新裤新袜穿不了，全家哈哈笑，哎咳呦全家哈哈笑。大娘姐姐快动手，学会纺线好处多，穿衣不发愁，哎咳呦穿衣不发愁。家庭和睦都喜欢，妇救会里称模范，样样都要强，哎咳呦样样都要强。”[123]妇女走出家门、学会生产，家庭经济地位有所提高，在解放的道路上迈出重要一步。
（四）反抗婚姻压迫
妇救会在舆论宣传、组织生产等方面积极动员广大农村妇女走出家庭，但在实际工作中会面临各种各样的家庭纠纷。华北根据地区大多位置偏僻、交通落后，人们受封建思想影响较深，尤其在婚姻方面女性没有任何话语权。当时在太行山曾流传的一首歌谣表达了童养媳的苦楚：“墙上画虎吃不了人，砂锅和面顶不了盆，娶时俺才十二三，过门就顶条牛来用，小手手和面小刀刀切，小眼眼流泪手巾巾擦，太阳爷下山日头落，脚踩门槛照娘家，爹娘你只管把钱花，哪知你闺女多难活，哭声爹娘把儿引，你不心痛谁心痛。”[124]可见，在婚姻关系中，大部分妇女处于被压迫境地。
在旧社会，妇女除要面对繁重的农活和家庭琐事，还要面临丈夫、公婆打骂虐待。为了解放妇女，妇救会展开一系列与传统男权、夫权势力的博弈。传统男权是指在两性社会关系中男性处于绝对优势地位，具有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主导权；传统夫权是指在两性婚姻关系中丈夫处于优势地位，对妻子具有绝对的控制权，并掌握家庭经济基础。提高女性在家庭中的地位必须打破这两种“权势”的平衡，建立平等的男女关系。新婚姻观的传入打破了根据地这一平衡，各种婚姻纠纷层出不穷。在与传统男权、夫权博弈过程中，一方面宣传自由平等的婚姻观，妇救会提出“反对打骂妇女”“反对买卖包办婚姻”口号，让群众逐渐接受并贯彻落实；另一方面积极提升妇女自身要求解放的意识，尤其妇女对自己经济和政治地位改变的想法。妇女积极参加妇救会就是一个主动要求提高地位的表现。但当时农村大多数人认为妇女出门工作是一件可耻的事情，他们不让女儿、媳妇出门，有的人甚至辱骂参加妇救会的妇女是坏人。因而出现一些妇救会干部因参加工作遭受丈夫虐待的恶性事件。沁县妇救会干部武桂莲就是一个例子，其丈夫因反感妻子出去参加抗日宣传活动，“常把桂莲白天锁在家里不让出去开会宣传，夜里却进行惨无人道的摧残”。武桂莲不堪忍受丈夫折磨，终于向组织说出自己痛苦，最后在妇救会帮助下与丈夫离了婚。[125]
二 根据地妇救会在婚姻家庭纷争中的二重角色
（一）婚姻家庭纠纷
两人缔结而成的婚姻关系往往不止于两人之间，很大程度上更是两个家族之间的联姻。因此，婚姻主体双方甚至其他家庭成员之间产生矛盾不可避免。加之封建社会遗留的种种不平等婚姻制度更加剧了矛盾程度，有些矛盾或纠纷甚至上升为极端恶性事件。就根据地来看，家庭婚姻纠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1）夫妻之间，这是最常见的。婚姻主体双方由于感情不和、地位不平等，以及童养媳、早婚、买卖婚等现象都会导致夫妇间容易产生矛盾。另外，家庭暴力十分严重，社会上普遍认为丈夫虐待妻子理所应当，而“妇女顶多只敢暗中饮泣，心中幽怨。虽然丈夫是在用最残暴的方法虐待她——如用烧红的铁棍在女人身上烫”[126]。兴县黑峪口任吊转本有意和本村某退伍军人结婚，“但她爹说，‘把你投了黄河，也不能由你自由’”，强迫她嫁给赵家川口王仲留五儿子为妻。有一次，该退伍军人巧遇任吊转在河边洗衣，两人谈话时被其丈夫看见，丈夫“当晚即逼着叫她承认和该退伍军人勾奸，她不承认，便争吵起来，她翁婆听见后，即起来给他儿子帮腔助威”，并将任吊转捆起来打死。[127]这是一则典型的家庭暴力案件，不仅暴露了妇女在婚姻中被当作商品随意买卖的现象，更体现出人们对妇女基本权利及其生命的蔑视。
（2）婆媳、翁媳之间，主要是由于婆媳、翁媳思想进步不平衡引起的。[128]年老的翁婆思想守旧，把媳妇看作私产，一旦有任何不满就会对媳妇辱骂甚至毒打。对于公婆虐待媳妇，民间有这样一句流行语：“当一天闺女修一天仙，当一天婆子做一天官，当一天媳妇坐一天监。”[129]可见媳妇的艰难处境。兴县二区西坪村刘寨儿“三岁上即由她父亲主婚，订给该区魏家峁村魏建邦儿子魏侯油为妇，因娘家贫穷，六岁上即童养给婆家。童养后，常受翁婆的打骂虐待”。她爹只好又把她带回家，等13岁时正式嫁给魏家，“出嫁后，仍常受翁婆打骂、侮辱。娘家也没有办法，只好叫自己的女儿多住几回娘家”。有一次，“因分山药蛋，儿媳要求平分（应该平分），她翁不同意”，就此争吵起来，“她翁便拿上磨棍在她头部乱打，当场即被打死”[130]。刘寨儿从小忍受婆家虐待，最后因一点小事惨遭毒打致死，这样的悲剧在当时似乎已习以为常。
（3）妯娌姑嫂之间，主要因财产分配不均或因性关系紊乱造成。[131]这在家庭婚姻纠纷中所占比例相对于前两者较少。
（二）妇救会是妇女权益的保护者
从前述家庭婚姻纠纷可见，妇女在家庭中没有被当作一个完整的人对待，轻则随意打骂，重则虐待致死。面对此种社会现实，妇救会该如何协调处理？这在1947年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发出的妇女工作指示中可以找到答案。该指示指出：“要慎重的处理婚姻纠纷，提倡合理的和睦的家庭关系。对于婚姻纠纷案件不能马虎处理或置之不理，一定要进行耐心的说服解释，慎重处理，保证农民有和睦的家庭。并使妇女不再受封建的无理压迫与束缚。保证抗属不离婚。必须发动妇女，在广大农民的同情与支持下，反对乱串门子等流氓行为，同时在妇女中提倡正派，反对不正常的男女关系。对于无理虐待妇女的现象，应调解纠正。”[132]
（1）主要采取说服教育方式保护妇女权益。妇救会挨门访问，深入了解妇女的困难，掌握她们在家庭生活中面临的实际纠纷。如盂县妇救会主任芦醒对妇女工作积极热情，她“每到一村就找妇女促膝谈心，访贫问苦，为妇女们解决切身困难，调解夫妻争吵，调解家庭纠纷，从而把广大妇女团结在自己周围，得到了广大妇女的信任。”[133]同时，妇救会依托当地村干部商讨解决方法，借助村干部力量和威望缓和婚姻纠纷主体双方的矛盾。如离石“穆村刘成义的女人和公公不和，闹离婚”，慰问团去了，“召开家庭会议，互相检讨”[134]。
（2）针对实际问题以和解为主，必要时进行斗争以维护妇女合法权益。如武乡县一区妇救会常委孙芝兰对妇女生活的具体情况十分了解，群众基础很好。有一次，木灯村赵三雷逼死妻子，孙芝兰“便带领七八个妇女去赵家为死者申冤，要求抗日政府伸张正义，依法惩处赵三雷”。“孙芝兰的行动立即受到周围村庄妇女的热烈响应，纷纷赶去声援，在武乡县引起了很大震动，大长了妇女的志气。”“为此，县妇救会曾发出号召向模范妇女干部孙芝兰同志学习，同歧视、打骂、虐待妇女的不法行为进行坚决的斗争。”[135]又如黎城县彭榜琴在妇救会帮助下摆脱了苦难生活。她自小被卖于张山村的张丙家当童养媳，因不堪忍受虐待跑到下午村嫁给农民刘秋何。后来张家几次告状要求媳妇回家。经妇委调查，并派工作人员和张家打官司。政府依据婚姻法解除彭张婚约，彭榜琴正式嫁给刘秋何。[136]当时妇女除忍受丈夫毒打，有时甚至还遭受公婆虐待。根据这种情况，边区党组织和妇救会开展一系列与“坏婆婆”斗争的活动。[137]如“1943年3月安泽井儿上村刘天祥夫妇将童养媳春叶活活虐待致死”。事发后，“在政府和妇救会的组织下，召开群众大会，对刘氏夫妇进行审判，凶婆婆刘氏被处以死刑”[138]。
（3）与“坏婆婆”斗争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争取广大老年妇女的同情。“坏婆婆”毕竟是少数现象，大多数中老年妇女处于愚昧无知的状态，她们对新婚姻政策不了解。妇救会定期召开老太太会、婆媳会，在宣传婚姻政策之时提出反对把中老年妇女与年轻妇女对立起来，既要教育中老年妇女尊重年轻媳妇、善待媳妇，同时发动年轻人尊重长辈，提倡以“婆媳间互敬互助与互爱的精神”来解决妇女在婚姻家庭中的纠纷。[139]如辽县某村“曾以家庭会议的方式，使一向纠纷不止的家庭关系，得以恢复和睦的感情，在这种会议上解决婆媳纠纷的方式：主要是动员公婆与儿媳间展开互道苦衷的和平谈判”。谈判时，“彼此态度要诚恳，一方面应劝导当公婆的人应当爱护倾听儿媳的意见。另一方面也同样要劝导当儿媳的也应当尊重和敬爱自己公婆。只有这样互爱互敬的精神，才能求得家庭和睦与团结，减少家庭间彼此不和的痛苦。但如婆媳间，有一方蛮横无理地对待另一方，自然也可以采取适当斗争方式来求得婆媳纠纷的解决”[140]。这种双方让步的方式不仅获得了社会同情尤其是老年妇女的同情，而且有效地解决了纠纷，促进了家庭和睦。
（4）提高妇女自身维权意识。妇救会组织召开妇女大会，带领妇女走出家门冲破封建束缚，妇女们高兴地说：“过去咱们妇女受着封建家庭的束管，连大门也不让出，整天围着锅台转，要不是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咱们妇女，到县里参加大会真是想都不敢想。”[141]为进一步提高妇女的思想意识，妇救会定期举办妇女培训班。在培训班上，除让妇女总结生产经验、参加政治生活，还会教妇女识字提高文化水平，学习婚姻法规，反对买卖婚姻和父母包办婚姻。
（三）妇救会是强迫婚姻的“同谋者”
通过妇救会的宣传组织工作，华北革命根据地妇女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落后的思想观念，维权意识提高，社会地位有所改观。但妇救会在工作过程中免不了受到地方保守势力干涉。地方保守势力是封建宗族伦理道德的代表，他们在根据地不可能马上被根除。因此，妇救会在某种程度上又表现出一种局限性，一方面力求保护妇女，提高妇女家庭地位；另一方面又依赖地方保守势力，充当了强迫婚姻的“同谋者”。尤其在处理妇女离婚请求案件中，妇救会迫于舆论及地方保守势力压力出现有失公正的现象。以一桩妇女请求离婚案为例：1942年妇女高巧奴因无法忍受丈夫高润元虐待提出离婚请求，“地方法院判决两人解除婚姻关系。高润元初审后不服判决提起上诉，理由是妻子‘嫌贫爱富’‘性格悍妒乖僻’并找到本村农民作证，以此要求恢复夫妻关系。据高院审理笔录记载：（问）你愿意离婚吗？夫妻感情好吗？（高巧奴答）愿意，感情不太好。（问）他打过你吗？什么时候？（高巧奴答）16岁时用棍打过一次，19岁时又用火柱打过一次并捆起来给翁婆磕头后才放开，去年正月初五又因搬炭用铁锹打了一次，初七用锹把我腿打折，十几天不能行走。判决书由此写道：双方感情不融洽，上诉人（高润元）甚至殴打被上诉人（高巧奴）至腿折，迫令钻瓮寻死”。而在“1940年6月间因打麦争吵，上诉人将被上诉人捆绑殴打一次，受伤甚重，经妇救会及县抗联调解，上诉人悔过具书了事。可见，妇救会当时十分清楚丈夫殴打妻子的事实。但在高润元上诉书中，妇救会曾为之出具证词，证明高巧奴‘反肆恣横邻居劝解亦视同仇’。即本应维护妇女权益的妇救会却在地方压力下出具了对女方不利的证词”[142]。
（四）妇救会在家庭纠纷解决中的消极表现
（1）有些妇救会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只懂理论，生搬硬套，不结合实际情况，缺乏实事求是的精神，缺乏充分的群众观点，工作不够深入踏实，“特别是妇女工作领导机关的知识分子出身的女干部，有不少是只知道到处背诵一套‘婚姻自由’‘经济独立’‘反对四重压迫’等口号，从不想到根据实际情形从何着手”[143]。“甲地做什么，乙地照样做什么，农救会青救会做什么，妇救会也学着做什么。”[144]
（2）有些妇救会干部处理婚姻纠纷时单纯站在妇女立场，没有从全局考虑，片面偏袒妇女一方，重责丈夫、公婆，导致妇女运动陷于孤立，妇女工作不能得到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如“丈夫虐待妻子，女的即向妇救会申诉请求援助，妇救会不管青红皂白，即马上召开群众大会公开的打击她的丈夫，大会上还当众决定罚粮几石，以作为对她丈夫的惩罚。可是会后没有好久，她自己又要求妇救会撤销过去对于她的丈夫的‘处罚’，这样一来，弄得大家的决议无法执行，而且影响其他妇女，虽然仍受着虐待，也不敢轻易向妇救会表露了。”[145]在此案例中，妇救会没有意识到婚姻家庭是一个经济共同体，夫妻双方不论感情和睦与否，经济要求是一致的，丈夫受处罚等同于夫妻共同受处罚。
（3）某些妇救会干部在处理实际问题时工作方式不当。为了迅速普及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等思想，妇救会在宣传妇女解放和婚姻法初期采取的形式比较激进，具有强制性。如“给所谓恶婆婆戴高帽、游街示众、殴打丈夫等现象屡见不鲜”[146]。这种以暴制暴的方式不但不能解决原有问题，甚至会导致新的矛盾和纠纷产生。
三 小结
妇救会对根据地婚姻变革的实践是妇女解放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妇女解放运动的健康发展开辟了新天地。根据地妇救会的成立使得妇女群众有了统一领导，妇女运动更具有组织性与纪律性。妇救会深入细致的宣传组织工作使一大批农村女性开始摆脱封建礼教束缚，挣脱旧社会的压迫，积极投身于抗日和革命洪流。她们开始主动接受教育、参加生产、自由恋爱、要求平等权利，并在实践中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经济地位与社会地位相应提高，这是根据地婚姻变革的关键所在。不过，妇女尽管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人身权利和自由，但封建礼制不会马上消失，人们的观念变革需要更长的过程。加之妇救会自身的历史局限性，在解决婚姻纠纷、维护妇女权益过程中出现一些违背初衷的事情。
“妇女的翻身是社会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尺度”[147]。的确，妇女解放运动在整个人类发展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通过根据地建设与妇救会工作，妇女地位得到改观。但在一个男性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妇女解放运动依然由男性主导并发起，女性依旧处于被动地位。因此，想要使妇女真正从家庭婚姻中解放出来，必须在社会中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婚姻观，让女性自觉地开始变革不平等的社会地位而非被动接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