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奥威尔与中国
乔治·奥威尔这位在西方产生重要影响的英国作家在中国曾被当作“反苏反共”作家。这一受到苏联影响的意识形态评价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持续到80年代，给国内读者留下了奥威尔对中国充满了偏见和敌视的印象。笔者根据奥威尔与萧乾、叶公超等人的直接交往史料已经指出这种评价的错误。[111]本章着重分析奥威尔作品中的中国形象，力求从文学创作层面进一步还原奥威尔对中国的真实态度。
奥威尔早期对中国的认知主要来自阅读中国题材作品和在缅甸殖民地的警察工作[112]。这些认识不仅对其政治观的形成影响颇深，而且也深入文学创作的潜意识。如果细读他的全部作品，我们能够从中找到不少中国元素。概而言之，这些元素主要体现在奥威尔对“东方乐土”（Pleasure-dome）、“上海”（Shanghai）、“中国佬”（Chinaman）和“东亚国”（Eastasia）这四个中国形象的利用、消解和建构。其中，“东方乐土”是西方文明构建的“乌托邦”中国，“上海”代表充满着诱惑和恐怖的中国，“中国佬”为种族主义话语体系中的中国，而“东亚国”则是奥威尔建构的极权主义统治下的东方世界。从中外文学交流史来看，西方作家眼中的中国往往是“异己”的他者，是西方文明陪衬下的“文化构想物”，他们利用中国文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解决自身的问题。奥威尔同样也继承了这一传统，利用“东方乐土”的中国形象来审视西方社会面临的危机。但是，奥威尔具有基于东西方平等关系的双重视角，他批判了以“上海”和“中国佬”为代表，体现西方帝国主义霸权和殖民话语的中国形象建构。在极权主义威胁凸显的国际政治环境下，奥威尔还利用中国建构了与西方极权世界相互依托的东方极权世界“东亚国”，向世人警告了未来极权社会统治整个人类这一梦魇的现实显现。
第一节 “东方乐土”
寻找“东方乐土”，构建心灵的乌托邦，将中国当作一面认识自我的镜子，寻求解决自身困境的灵丹妙药，这常常是一些西方哲人和作家认识中国的基本策略。早期的代表如《马可·波罗游记》，18世纪如哥尔斯密的《世界公民》，20世纪如罗素、奥登等人的作品。英国作家迪金森（Lowes Dickinson）的《约翰中国佬的来信》（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也是寻找“东方乐土”的典型代表。
奥威尔在1946年4月7日的《观察家报》（The Observer）上发表了《约翰中国佬的来信及其他散文》（Letters from John Chinaman and Other Essays）的书评。迪金森借约翰中国佬的八封来信高度赞扬了中国人勤劳、平等和友善的民族特性。不过在奥威尔看来，这些发表在1901年的来信是对中国文明优越论一种缺乏变化的坚持（monotonous insistence），他所谈的中国文明似乎是静止和几近完美的，其美德主要表现在对机器和重商主义的排斥。相比来信中的狂热情绪，奥威尔认为作者在1913年到过中国之后发表的散文则显得比较冷静和理性。他发现了东方文明的传统正在迅速地瓦解，中国只有引进工业文明才能够摆脱外国的征服。虽然作者大大低估了亚洲国家的民族主义力量，但是他后来的观察是十分敏锐的。[113]奥威尔对迪金森后期观点的赞同其实很大程度上受到当时在英国的中国记者萧乾的影响。奥威尔在这篇书评中提到萧乾的《千弦琴》（A Harp With a Thousand Strings）编选了迪金森的后期散文。奥威尔曾多次与萧乾通信，并发表过对其英文著作《龙须与蓝图》（The Dragon Beards Versus Blueprints，1944）的书评。萧乾关于龙须（中国古老文化）和蓝图（工业化）的辩证观点向西方人描述了真实的中国以及中国未来的希望，他所针对的是罗素和韦利（Arthur Waley）等对“东方乐土”的向往者。奥威尔的书评显然接受了萧乾的部分观点，并且站在以萧乾为代表的中国立场之上。
奥威尔与中国人的直接接触加深了他对中国的认知。在“二战”中，他通过新闻报道和对印度广播等渠道积极宣传中国抗战。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战争的残酷特别是原子弹的使用加重了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人们精神的空虚和对自然的漠视。有感于此，奥威尔在1946年1月11日发表了《欢乐谷》（Pleasure Spots）一文。他认为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忽必烈汗》诗中的“东方乐土”（Pleasure-dome）与现代的“欢乐谷”（Pleasure Spots）有着本质区别：“东方乐土”是自然的，而“欢乐谷”是人造的。他在文中提到一位企业家梦想设计一个可以给战后身心疲惫的人们提供放松的“欢乐谷”：在几英亩的空间里，有可滑动的屋顶，中间是宽阔的舞池，半透明的塑料地板之下灯光闪烁。辅助设施有可远眺城市夜景的阳台酒吧和旅馆、两个可供专业和业余游泳者分别使用的礁湖、可模拟太阳光功能的太阳灯以及灯下享受日光浴的小床、从四周传来的广播音乐……奥威尔认为这种“欢乐谷”表明柯勒律治梦幻中的忽必烈汗行宫完全是错误的设计，因为“那深不可测的山洞”（measureless cavern）可以装上空调，点亮灯，岩壁铺上塑料装饰，改建成一个摩尔、高加索或夏威夷风格的洞中茶坊；“圣河”（Alph）可以筑成人工调节温度的游泳池；“冥冥大海”（sunless sea）可以在下面装上彩灯，乘坐威尼斯小船，听着广播音乐，悠闲地在海面上游弋；“原始森林”（ancient forests）和“阳光草地”（sunny spots of greenery）则全部砍伐，开辟为网球场、演奏台、溜冰场和九个球洞的高尔夫球场。[114]特别注意的是，这里“阳光草地”的自然绿色（greenery）已被改为“欢乐谷”的人造景观，奥威尔的文章题名Pleasure Spots 具有强烈的讽刺意味。
奥威尔认为人最大的幸福不是“快乐谷”般的享受，因为“人只有大量地保留了生活的简单才不会异化。而许多现代发明，特别是电影、广播和飞机，将会削弱人的意识，钝化人的求知欲，使人越来越像动物”。[115]奥威尔借用诗中的“东方乐土”对现代“快乐谷”进行了斯威夫特式的讽刺，表达了他强烈的生态意识。《欢乐谷》并不是一个孤立文本，这种生态意识在《上来透口气》和《一九八四》等许多作品中都有充分体现。西方著名学者克里斯托夫·希琴斯（Christopher Hitchens）在《奥威尔为何重要》（Why Orwell Matters）中指出了奥威尔的当代意义，其中包括“他对自然环境和现在称作‘绿色’或‘生态’的关注”。[116]大卫·伊瑞菲尔德（David Ehrenfeld）深入分析了奥威尔与自然的关系，并认为奥威尔做出了两种乌托邦的预言：一是政治上建立一个人与人相互尊敬、公平以待、没有剥削的社会；二是生态上建立一个珍爱自然，以一种采取温柔和关怀方式的人类文明来改善自然的社会。他认为这两种社会在奥威尔的《通往维根码头之路》的描述中合二为一：简单甚至有点辛苦的、以农业生活方式占主导的社会。这个社会也存在机器，但是必须在人类控制之下。社会的进步不能定义为只是为少数肥胖的人提供安全，而且这种进步也不能是一种剥削方式。[117]这种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的理想社会其实正是奥威尔一直追求和建构的社会主义社会。奥威尔认为在这个理想社会中，政治上没有种族歧视，没有阶级压迫，人有充分的尊严和自由；生态上人与自然和谐相处，人仍然保留自然的纯真，追求物质简单、精神丰富的幸福生活。柯勒律治诗中的“东方乐土”形象，成为奥威尔表达这种思想的有力工具。
第二节 “上海”
除了对“东方乐土”的利用外，奥威尔还利用上海题材来表达他反帝国主义的政治思想，消解了以上海Shanghai形象为代表的西方构建中国的殖民话语体系。奥威尔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取材于他在巴黎和伦敦下层生活的亲身体验，因此，贫困的描写十分生动，令人感同身受。对巴黎下层生活有同样体验的美国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曾在1936年8月给奥威尔的信中这样写道：“它几乎妙不可言；真实得那么不可思议！我无法理解你怎么能坚持那么久……你去过中国吗？可惜你不能去上海（Shanghai）再落魄一次，那将是惊世之举！”[118]
奥威尔的传记作家戈登·伯克（Gordon Bowker）指出奥威尔在寄宿学校圣塞浦里安（St Cyprian）读书时就对绞刑题材作品很感兴趣，因此后来写了散文名篇《绞刑》。[119]同时，伯克十分敏锐地发现《绞刑》与毛姆（W.S.Maugham）《在中国屏风上》（On a Chinese Screen）的短篇《副领事》（The Vice-Consul）具有惊人的相似，特别是叙述者视角下的细节描写和死刑执行之后的顿悟具有异曲同工之妙。[120]《副领事》叙述了一位英国使馆的副领事去监督一个中国囚犯被执行死刑。毛姆通过他的视角聚焦了一些细节：在行刑的城外放着一口蹩脚的棺材，“犯人过身的时候他看了一眼”。在文章结尾，副领事在监督完死刑后回到俱乐部喝酒，其他同事对他说“一切顺利？”“‘他不过蠕动了一下。’他转对酒吧间侍者，‘约翰，照往常一样。’”文中的顿悟发生在副领事坐轿从刑场回来的路上：“蓄意地使一条生命终结是如何可怕，这好像是一种负有巨大责任的摧毁，其结果是毁灭了数不清的时代。人类的种族已经存在这样长久，这里我们中的每一个都是作为超自然事件的无穷连续的结果。但在同时，他困惑了，他有一种生命微不足道的感觉。多一个或少一个是这样无关紧要。”[121]奥威尔的《绞刑》发生在缅甸，犯人是印度人，在走向绞刑台的路上，“尽管有狱卒抓住他的两肩，他还是稍微侧身，躲开地上的一洼水”。在结尾，“我们大家又都笑了起来……我们大家在一起相当亲热地喝了一杯酒，本地人和欧洲人都一样。那个死人就在100码以外的地方”。文章的叙述者“我”——绞刑的目睹者——也有相似的顿悟：“当我看到那个囚犯闪开一边躲避那洼水时，我才明白把一个正当壮年的人的生命切断的意义，它的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错误……他和我们都是一起同行的人，看到的、听到的、感觉到的、了解到的都是同一个世界；但是在两分钟之内，啪的一声，我们中间有一个人就去了——少了一个心灵，少了一个世界。”[122]
伯克认为奥威尔《绞刑》的创作灵感几乎可以肯定是来自毛姆的《副领事》，但是由于奥威尔对绞刑之邪恶的揭示是透过一位具有良知的叙述者内心所想，相比之下显得更加形象、真实和有力。[123]奥威尔被英国著名批评家普里切特（V.S.Pritchett）誉为“一代人冷峻的良心”，不过这里伯克对于“有良知的叙述者”谈得还不具体。我们通过细读文本可以发现虽然毛姆是第三人称叙事，奥威尔是第一人称叙事，但是叙述者都是故事的参与者，他们都暗含了作者赞同和批判的两种声音：赞同的是叙述者对“囚犯”的同情部分——生命的存在；批判的是对“囚犯”的漠视部分——笑和喝酒。而叙述者的顿悟则表达的是作者的真实思想。不同的是，奥威尔的第一人称视角更能强烈地表达作者对殖民者任意剥夺本地人无辜生命的谴责态度；奥威尔顿悟中的“错误”一词也比毛姆的“可怕”和“困惑”更加有力地批判了帝国主义制度的邪恶。《绞刑》以及随后的小说《缅甸岁月》和散文《射象》可谓是奥威尔反对英帝国主义在缅甸殖民统治的“三部曲”。
毛姆在《副领事》中并没有指出死刑具体发生在中国的哪个地方，但是伯克这位著名的英国传记作家认为“故事发生在上海的英租界”。[124]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信息。毛姆于1919年来到中国，在中国游历四个月，于1920年元月回到上海。[125]《在中国屏风上》于1922年出版，因此毛姆这部中国游记包含上海经历。之后不久，毛姆又开始了新的东方之旅，他于1922年来到缅甸仰光，并坐火车来到曼德勒，这段经历记录在游记《客厅里的绅士》（The Gentleman in the Parlour）一书中。奥威尔也差不多在这个时候来到缅甸，因此，伯克认为“正是布莱尔在杜弗林堡（Fort Dufferin）期间，毛姆在去泰国和印度支那途中经过曼德勒。布莱尔很有可能在一些官方接待场合或者俱乐部与他会面，因为毛姆毫不修饰的文风和叙事魅力从小就令他钦佩不已，毛姆对他的影响之深远也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126]尽管毛姆是否对奥威尔讲过上海经历还不能完全确定，但是奥威尔对上海是非常关注和了解的。首先，他后来在报道中国抗战时对上海多有提及，如在1942年5月9日的《每周新闻评论》（Weekly News Review）中提道：“中国军队已经向上海……英勇地发起了一系列进攻……”[127]奥威尔也读过法国作家马尔罗（André Malraux）的作品《上海风暴》（Storm Over Shanghai），[128]他在1934年10月9日的信中还提到，如果《缅甸岁月》翻译成法文的话，可以请马尔罗写序，他曾写过有关中国和印度的小说，因此有可能对这本小说感兴趣。[129]英国作家赫胥黎（Aldous Huxley）与奥威尔关系密切，他的《美妙新世界》（Brave New World）对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奥威尔极有可能读过他的散文《上海》（Shanghai），并被文中描述的上海所深深吸引。该文编入萧乾的《七弦琴》，奥威尔曾为该书写过书评。赫胥黎描写的老上海（Old Shanghai）可谓是世界上最富有生机和活力的城市，[130]这无疑是他对真正的美妙新世界的内心表露。奥威尔还评论过罗兹·法默（Rhodes Farmer）的《上海丰收》（Shanghai Harvest）。该书记录了1937年到1939年的中国抗战，揭露了日军暴行和南京大屠杀，并向世界宣传了中国抗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呼吁世界给予中国更多的物资支持。奥威尔认为书中每页内容都十分生动，图片也具有史料价值。[131]奥威尔甚至在死后未完成的短篇小说《一个吸烟房间的故事》（A Smoking Room）的提纲草稿中也提到上海：“房间里从新加坡和上海传来的回声，来自1886年和1857年。”[132]戴维森在注解中说：“1857年英国获得长江的航权以保护在上海的商业利益。1886年和1857年都表明殖民利益的扩大。”[133]奥威尔在最后一本文学笔记本上还记载了他在报纸上看到有关上海的消息：“在上海（现在到处是难民），路上随时都能看到被遗弃的儿童，人们对此都有些熟视无睹了。”[134]奥威尔的《绞刑》发表于1931年8月，根据他后来对上海的关注程度，我们可以判断奥威尔在写《绞刑》之前对上海有一定的认知，比如他很有可能在那时就读了马尔罗的《上海风暴》。因此，综合以上伯克、毛姆、马尔罗和其他有关上海的所有证据，我们可以确定奥威尔在创作《绞刑》时正是利用了毛姆《副领事》中的上海题材。
小写的“shanghai”用作动词时有“用麻醉或其他不正当方式强迫人当水手”和“强迫或诱骗”这两个意思。这个词源和早期来沪的英国人从事鸦片走私和向美洲贩卖人口等肮脏的殖民贸易有关。因此，大写的“Shanghai”具有神秘和恐惧的双重文化意象，代表着神秘而又恐怖的中国形象。上海是中国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最早开埠的城市，租界、巡捕、十里洋场、“华人与狗不得入内”、洋泾浜英语，甚至上海俚语如“赤佬”（英语cheat 和中文“佬”的混杂语）、“混枪势”（混chance）等都使上海极富殖民主义色彩，因而上海也被称为“东方的巴黎”“富人的天堂和冒险家的乐园”。一些描写上海的西方作家，如马尔罗在《上海风暴》中通过突出上海镇压革命党人的血腥场面来达到他揭示人类生存荒诞性的目的；巴拉德（James Graham Ballard）在以上海生活的童年记忆为题材的《太阳帝国》（Empire of the Sun）中也描绘了上海恐怖的异托邦景象。这些文本都迎合和渲染了西方人关于上海的主导意象：神秘而又恐怖，从而帮助西方殖民帝国建构和维护了这一中国的认知网络。[135]但是，奥威尔在《绞刑》和后来评论中对“Shanghai”的认知和利用却在瓦解和拆除这个网络的防火墙，向世人揭穿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谎言和邪恶，谴责和批判了西方列强在中国的野蛮行径。
第三节 “中国佬”
奥威尔在创作中也对“中国佬”（Chinaman）这一种族主义形象进行了消解和批判。他在《巴黎伦敦落魄记》有这样的描述：“拉姆浩斯（Limehouse）贫民区多为东方人，有中国佬……不知怎么来的。”[136]拉姆浩斯是伦敦最大的华人聚居地，在英国人眼中这个“中国城”代表着毒品、犯罪和堕落，因此“拉姆浩斯的引诱”成为华人区罪恶的代名词。[137]在该书论及如何解决英国游民问题时，奥威尔认为首先要抛弃“游民（tramps）全是无赖（blackguard）”这一根深蒂固的偏见。对于把游民说成“游民妖魔”（tramp-monster）的荒谬言论，奥威尔认为“这和杂志小说所描绘的邪恶‘中国佬’同样荒诞不经，但是这种言论一旦深入人心，就很不容易摒弃”。[138]
奥威尔在《缅甸岁月》描写了一位初来缅甸的英国白人妇女伊丽莎白（Elizabeth）对于“中国佬”李晔（Li Leik）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小说主人公弗洛里（Flory）幻想刚来的伊丽莎白能够理解和分享他的东方生活，便迫不及待地带她去逛缅甸的集市（bazaar），不料集市浓烈的东方氛围立刻使伊丽莎白感到窒息，弗洛里于是带她来到一个中国朋友李晔的店中休息。进入伊丽莎白视线的这个“中国佬”是“一个老头，罗圈腿，穿着蓝色的衣服，留着一条辫子，黄黄的脸上没有下巴，净是颧骨，就像个和善的骷髅”。她对弗洛里说“我们坐在这些人的屋里合适吗？是不是有点——有点失身份？”不过弗洛里的回答却是：“跟中国佬在一起无所谓。他们在这个国家很受欢迎，而且他们的想法也很民主。最好跟他们平等相待。”文中对这次不愉快的经历总结道：“他（弗洛里）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这样子反复不停地试图让她对东方产生兴趣，在她眼中只是极不正常、缺乏教养的表现，是故意追求肮脏和‘龌龊’的东西。即使是在现在，他也没弄清她看待‘土著’用的是什么眼光。他只知道，每当自己试图让她分享自己的人生、自己的思想、自己的审美感触时，她都像一匹受惊的马儿躲得远远的。”[139]很显然，伊丽莎白代表的是西方殖民者对于“中国佬”蔑视、仇恨和恐惧的普遍态度。
《缅甸岁月》被认为是20世纪英国“最重要的反帝国主义小说之一”。[140]希琴斯甚至认为“奥威尔可以被当作后殖民理论的奠基者之一”。[141]奥威尔通过同情东方文化，与其他白人格格不入的叙述者弗洛里批判了以伊丽莎白为代表的西方顽固种族主义分子对于“中国佬”歧视态度。同时，奥威尔也通过自己的声音批判了弗洛里认识的局限性：他只能将自己真实想法隐藏于心，并幻想找到一个理解自己思想的“伴侣”，但是，“即使是在现在，他也没弄清她看待‘土著’用的是什么眼光”。奥威尔将两种矛盾的声音融入叙述者的叙述，形成了强烈的反讽效果，实现了作家对帝国主义彻底的批判。弗洛里与伊丽莎白沟通的彻底失败导致他最后的自杀，这位小说中最具有反帝国主义思想的英国白人也难逃殖民主义话语的束缚，这个反讽式结局深刻地揭示了帝国主义制度对所有殖民者和被殖民者的思想和道德具有无比强大的腐蚀作用。
西方人对“中国佬”形象的塑造也是西方殖民帝国建构和维护中国认知网络的重要策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英国作家阿瑟·沃德（Arthur Ward）以笔名莎克斯·罗默（Sax Rohmer）所塑造的“中国佬”傅满楚（Fu Manchu）形象。在罗默笔下，傅满楚是个残忍、狡诈的恶魔，同时又法力无边，给西方白人世界带来巨大的恐慌和威胁。这个形象经由西方大众媒体的传播更加深入人心，成为中国“黄祸”的化身。[142]因此，奥威尔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曾有这样的描述：“在英国，我们甘愿被盘剥以维持五十万游手好闲者的奢侈生活，也不愿遭受中国佬的统治，如果真有这种不幸，我们宁愿战斗到最后一个。”[143]对于“中国佬”这一西方殖民话语构建的他者形象，奥威尔在缅甸殖民地经历之后有了清醒的认识。除了上述对游民妖魔/中国佬偏见和以伊丽莎白为代表的英国白人殖民者的批判外，奥威尔还对“中国佬”形象背后的西方种族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
在1947年2月27日的《随我所愿》（As I Please）中，奥威尔提到他曾读过写给小孩的漫画字母表，其中J、N、U的英文解释分别是：
J for the Junk which the Chinaman finds
Is useful for carrying goods of all kinds.
N for the Native from Africa's land.
He looks very fierce withhis spear in his hand.
U for the Union Jacks Pam and John carry
While out for a hike with their nice Uncle Harry.[144]
被誉为英国文化研究先驱的奥威尔认为这小人书中将中国人、非洲人和英国人三种形象并置非常形象地说明了英国人的种族主义意识。“坐在舢板船上、梳着长辫的‘中国佬’”无非是在凸显“头戴大礼帽，乘着单马双轮双座马车的英国人”。小人书中把种族优越观念无意识地灌输给一代又一代的小孩，难怪在一些很有思想的知识分子当中，这种潜意识也会突然冒出来，并产生了令人不安的后果。奥威尔认为，中国人应该称作“中国人”（Chinese）而不是“中国佬”，英国应该尊重中国人的选择而放弃使用具有贬义色彩的“中国佬”。[145]在1943年12月10日的《随我所愿》中，奥威尔指出美国黑人受歧视现象，其实反映的是世界范围内的种族歧视问题，这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即使一个全靠救济金生活的英国人在印度苦力眼中也和一个百万富翁差不多”，但在英国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对殖民地有色人种受到的剥削都视而不见。为了避免发生这种不平等造成的种族战争，奥威尔认为个人目前所能够做的就是停止使用对有色人种有侮辱性的绰号，如“negro”“Chinaman”“native”等。奥威尔指出，即使在当今左派的出版物上，这些词语仍然屡见不鲜。因此，如果还有人觉得这些改变微不足道，那么英国所谓的民族主义也是微不足道的，因为英国人也没人愿意被称为“Limeys”或“Britishers”（英国佬）。[146]奥威尔在这里明确地阐述了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必须建立在世界各国平等的种族关系之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殖民掠夺本质和当时左派政治家在虚伪的理论外衣下与殖民主义保持的共谋关系。因此，奥威尔在1944年为企鹅出版社重新修订《缅甸岁月》时，仔细校对了有种族歧视的地方，并把“Chinaman”改成了“Chinese”。[147]
第四节 “东亚国”
奥威尔除了对“Shanghai”的殖民主义和“Chinaman”的种族主义形象进行解构和批判外，他同时又建构了“东亚国”（Eastasia）这一极权主义形象。在冷战时期，奥威尔对人类社会的极权主义威胁深感忧虑。他在生命最后阶段创作的小说《一九八四》把极权主义统治的世界描绘到了极致，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小说中，大洋国核心党人奥勃良（O' Brien）交给温斯顿（Winston）一本反党秘密组织兄弟会的领导爱麦虞埃尔·果尔德施坦因的（Emmanuel Goldstein）禁书《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温斯顿所读的其中的第一章“无知即力量”与第三章“战争即和平”集中描绘了极权社会的地理分布和运行机制，温斯顿认为该书“把他已经掌握的知识加以系统化”。[148]书中描述的世界在20世纪中叶分成三个超级大国：其中大洋国（Oceania）由美国控制，包括南北美和大西洋岛屿，英国只不过是其边缘的一个“一号空降场”（Airstrip One）；欧亚国（Eurasia）由俄国统治，从葡萄牙到白令海峡，占亚欧大陆的整个北部；东亚国（Eastasia）是经过十年混战以后出现的，较其他两国小，占据中国和中国以南诸国、日本各岛和满洲、蒙古、中国西藏大部，但经常有变化，其西部边界不甚明确。[149]这三个超级大国中任何一国都不可能被任何两国的联盟所打败。欧亚国的屏障是大片陆地，大洋国是大西洋和太平洋，而东亚国是居民的多产和勤劳。三个超级大国之间还有一块四方形的地区，以丹吉尔、布拉柴维尔、达尔文港和香港为四个角，它不属于三国任何一方，为了争夺这个地区，三国不断战争，部分地区不断易手，友敌关系不断改变，但没有一个大国控制过这个地区的全部。[150]三个超级大国的生活基本相同。大洋国的统治哲学是“英社原则”（Ingsoc），欧亚国是“新布尔什维主义”（Neo-Bolshevism），而东亚国的是一个中文名字，翻译成“崇死”（Death-worship），但其实是“灭我”（Obliteration of the Shelf）。[151]这三种哲学其实很难区分，其社会制度也并无区别：都是金字塔式结构，搞领袖崇拜，靠战争维持其经济。因此，三个超级大国并不是为了征服对方，他们之间的战争冲突事实上是为了相互支撑，“就像三捆堆在一起的秫秸一样”（like three sheaves of corn）。[152]
从以上描述可见奥威尔在小说中构建了和温斯顿所在的大洋国相分庭抗礼的“东亚国”，但是在冲突的背后却隐藏着极权统治的共同秘密：权力的争夺和维系。他们之间的战争并没有被征服的威胁，而是金字塔的上层为了维护统治的特权，通过战争来消费国内剩余经济和过剩劳动力，不断调动无产阶级的劳动热情，使其无暇顾及社会不公，从而丧失独立思考能力，达到统治阶级继续剥削的目的，因而“战争即和平”在极权社会中得以成立。在思想控制方面，上层阶级通过“犯罪停止”（crimestop）的内心训练扼杀危险思想的念头，通过颠倒“黑白”（blackwhite）的训练来篡改历史、忘却过去；通过“双重思想”（doublethink）来保持并接受相互矛盾的认识。这三个阶段的思想控制使无产阶级形成了“无知即力量”的意识，从而接受“自由即奴役”的极权统治。奥勃良就是“双重思想”的完美体现，他在温斯顿眼中是一个和自己一样具有反核心党思想的党员，他送给温斯顿的这部禁书其实是他和其同伙伪造的。然而，他正是温斯顿的审讯者、惩罚者和思想改造者，他使温斯顿和裘莉娅（Julia）背叛了反抗极权的最后手段——爱情，最终从反叛者变成“我爱老大哥”。温斯顿和裘莉娅一起阅读这部禁书的温馨阁楼却隐藏着无处不在的电幕，给他们提供爱巢的六十多岁房东切林顿（Charrington）却是逮捕他们的只有三十五岁的思想警察（Thought Police）。这些围绕着禁书体现出来的大洋国极权统治图景同样也是东亚国社会的反映，因为“像三捆堆在一起的秫秸一样”的三个超级大国互为依托，共同构建了世界极权主义统治的稳定模式。
奥威尔被当作“反苏反共”作家固然是冷战意识形态对奥威尔利用的结果，而小说“东亚国”的构建似乎也可以为之增添证据。但是应该看到，在“东亚国”中还有和当时中国意识形态完全不同的国家日本。因此《一九八四》的中文译者董乐山认为奥威尔“不是一般概念中的所谓反共作家”，《一九八四》“与其说是一部影射苏联的反共小说，毋宁更透彻地说是反极权主义的预言”，而他反极权主义的动力来自“对于社会主义的坚定信念”。[153]至于为何中国被建构在“东亚国”之中，奥威尔并没有做出解答，不过我们可以在小说和其他文本中找到一些线索。奥威尔在1945年10月19日的《你和原子弹》（You and the Atomic Bomb）一文中提道：“世界越来越明显地被分为三大帝国，每个帝国都独立自足，与外面世界切断联系，不管用了何种伪装，都是由自己选举的寡头政权来统治……第三大超级大国——东亚国，它由中国统治——仍然还没有真正形成。但是，它最终的形成不会有什么问题，近年来的每次科学发现已经加快了这个进程。”[154]在1949年5月19日的信中，奥威尔提到他想和已到中国的燕卜荪（William Empson）联系：“……但是我想现在要是在中国的外国人收到来自外国的信件会是多么难堪的事。燕卜荪的妻子海妲（Hetta）现在或者过去曾是个共产党员，燕卜荪本人对共产主义也不怎么反对，但是在共产党的政权下，我仍然怀疑这样贸然写信会不会给他们带来好处。”[155]另外，在小说《一九八四》中还有这样一些细节：奥勃良的仆人马丁（Martin）“是个小个子，长着黑头发，穿着一件白上衣，脸型像块钻石，完全没有表情，很可能是个中国人的脸”，奥勃良说他是“咱们的人”，然后叫他一起喝只有核心党员才有的葡萄酒，他“坐了下来，十分自在，但仍有一种仆人的神态，一个享受特权的贴身仆人的神态”。[156]奥勃良在101房准备用放出铁笼子里的老鼠撕咬温斯顿时，他说“这是古代中华帝国的常用惩罚”。[157]这个惩罚让温斯顿发出了“咬裘莉亚！”（do it to Julia）这最震撼人心的吼声。甚至在俄国统治的“欧亚国”，居民也具有“蒙古人种”的脸，小说中唯一出现的军队就是由欧亚人组成。这些描述说明西班牙内战经历以及斯大林的内部清洗等历史事件使奥威尔将苏联的政权模式视为一种极权主义，因此，他创作了《动物庄园》来打破当时英国左派仍然盲信的“苏联神话”。由于当时中苏相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同盟关系，没有来过中国的奥威尔把新中国政权也误读为“苏联神话”的一部分。他为了警告极权主义在世界蔓延的危险，强调极权主义统治世界的稳固性，在小说中建构了一个“东亚国”，并利用西方人固有的中国“黄祸”论渲染了极权统治的恐怖。如果综合考查奥威尔的政治观、当时的政治格局和他对中国已有的认知和接触，我们可以发现，他其实是反对中国“黄祸”的论调，对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也没有敌意。但是在当时冷战的政治环境下，他认为极权主义已对全人类的自由、民主和平等构成了最大的威胁，也使他追求的社会主义理想面临破灭，因此，他以生命为代价创作了《一九八四》。对于奥威尔在利用中国形象过程中既解构又建构的矛盾，我们如果把反对极权主义这个主要矛盾考虑进去就可以得以理解。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发现奥威尔在文学创作中对中国形象的利用，表达的是他反对帝国主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以及追求社会主义的政治观。奥威尔通过与萧乾等人的接触，加深了对中国这个“东方乐土”的认识。他进而对“东方乐土”的典型文本加以改写，深刻反思了“二战”的残酷和资本主义的危机，表达了其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和谐关系的社会主义观。奥威尔也持有坚定的反帝国主义政治观，对以“上海”和“中国佬”为代表的西方殖民帝国建构和维护的中国认知网络防火墙予以坚决拆除。他在生命最后阶段预感到极权主义可能会统治整个世界，因此在《一九八四》中建构了与大洋国、欧亚国互为依托的东方极权世界“东亚国”，警告了极权主义可能从西方世界蔓延到东方世界的危险。
奥威尔的东方经历和与中国的接触使其具有了以东西方的平等关系为基础来看待问题的双重视角。正如安索尼·斯迪沃特（Anthony Stewart）所说，奥威尔能够站在真正知识分子的立场，以独立于官方的意识形态和主流知识话语的视角来思考当前问题，说出事实真相，并采取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158]奥威尔的文学创作充分体现了这种双重视角，因此他能够站在中国立场上考虑问题，在行动中支持中国抗战，反对西方在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我们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总体而言，奥威尔对于中国的态度不是傲慢和敌对，而是尊重和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