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以奥威尔的第一部小说《缅甸岁月》为个案，对奥威尔学术史作一些初步的研究。选择这部小说而不是《动物庄园》或者《一九八四》，主要是基于以下考虑：一，有学者认为奥威尔艺术成就最高的小说是《缅甸岁月》（见下文），但国外对它的研究仍较为薄弱，资料分散未见系统梳理；二，缅甸经历和西班牙内战经历使奥威尔产生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转变。《缅甸岁月》真实地反映了奥威尔1922—1927这五年间在缅甸殖民地当警察的思想历程；三，这部小说几乎涉及了他后期作品的所有重要主题；四，小说作为奥威尔唯一一部同时出现阶级、种族和性别三大问题的典型文本，适于各种文学理论的批评实践；五，小说引发了评论家对奥威尔的政治观和艺术性的争论和思考，而政治和艺术是理解奥威尔的两个关键。以下从作家本人、文献学和西方评论家等三个视角对小说的主题和主要批评方法进行全面梳理。
第一节 作家本人视角和文献学视角
作家本人对作品的观点以及文献学视角下作品的写作和出版情况是文学研究的起点和基础。在反映奥威尔创作观的重要文章《我为什么要写作》中，他专门提到《缅甸岁月》：“我要写的是大部头的结局悲惨的自然主义小说，里面尽是细枝末节的详尽描写和明显比喻，而且还尽是成段成段的华丽辞藻，所用的字眼一半是为了取其声音的效果而用的。事实上我的第一部完整的小说《缅甸的日子》就是一部这种小说，那是我在三十岁的时候写的，不过在这以前很久就已构思了。”[54]这显然反映了奥威尔早期的创作是突出他在本文中提出的前三个动机：纯粹的自我中心、审美方面的热情和历史方面的冲动。而第四个动机“政治方面的目的”则是在他经历了西班牙内战之后的文学自觉：“我在1936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的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地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民主社会主义”[55]。他所说的政治目的并不是政治家似的宣传和说教，而是“使政治写作成为一种艺术”。他的写作既要揭示一个“谎言”，同时又是一次“审美”活动。这种现实与艺术的融合、社会责任和个人情感的平衡正是奥威尔独特风格的体现。因此，研究者在分析这部小说的时候既要重视他这里所说的对艺术性的追求，也不能忽视了他的政治目的。他早期的作品并非没有政治目的，而是他还没有为自己的创作找到终极的政治方向。这种政治和艺术的复杂性正是后来研究者争论的焦点。
《奥威尔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George Orwell）、《奥威尔编年》（A George Orwell Chronology）和《奥威尔目录》（George Orwell：A Bibliography）等主要文献资料记载了小说的写作环境、出版和版本校订等情况。据《奥威尔编年》记载，《缅甸岁月》大致写于1931年的11月。[56]但小说的构思正如《我为什么要写作》所说很久前就已开始，现存的19页手稿，共5个残篇，可能写于缅甸或离开缅甸不久。1932—1933年是《缅甸岁月》主创期，奥威尔分别在海斯镇（Hayes）的霍桑私人学校（The Hawthorns School）和尤克斯桥镇（Uxbridge）的弗瑞斯学院（Frays College）教书。在1932年6月14日给埃莉诺·贾克斯（Eleanor Jaques）的信中，他抱怨道：“我在这个令人讨厌的地方教书快两个月了，这个工作倒还不觉得乏味，但就是太累人了，除了写一些书评外，我几乎一点东西都不能写……最令人不快的还不是工作而是海斯这个地方，这是我见到过的最荒凉的地方之一”，不过在同封信末尾他又说“我想继续写我的小说”。[57]然而在经济大萧条的1933年，霍桑私人学校也濒临倒闭，奥威尔面临失业的危险。好在附近的弗瑞斯学院法语教职需要他来顶缺，奥威尔得以继续创作和修改小说。白天繁重的教学工作使他只能整夜地待在如同“运马用的厢式货车”（horse-box）的狭小房间里修改和打印最后的文稿。[58]在这一年的12月3日，他身着单衣，顶着严寒亲自把终稿送到经纪人列奥纳德·摩尔（Leonard Moore）住处。不久，他在一次外出途中突遇暴雨，着凉感染上了肺病，差一点儿送了命。这些困难和挫折可以帮助理解作家在创作过程中的真实心理状态。首先，这种孤独、单调和痛苦的写作环境有助于把作家带回到具有相似处境和心境的缅甸经历，激活他一直萦绕不散的缅甸记忆，使得小说中对异域环境的描写栩栩如生。难怪他后来在给美国作家亨利·米勒（Henry Miller）的信中提道：“这是我唯一满意的一部书——当然不是以小说标准论之，而是其中对环境的描写还不错，当然这些正是普通读者忽略跳过的地方。”[59]其次，这有助于渲染小说的气氛和烘托主题，难怪有些评论者认为小说的主题是孤独、疏离和失败。更为重要的是，从奥威尔创作历程和坚韧的毅力可以看出这部小说对于作家是十分的重要。在《通往维根码头之路》（The Road to Wigan Pier）一书中，他曾这样回忆缅甸经历：“五年来我一直是剥削制度中的一员，给我留下的是堕落的良知。那些无数尚能记得的面容……纠缠着我，难以忍受。我感到有一种巨大的负罪感需要去补偿。”[60]他在缅甸当警察参与类似“绞刑”和“射象”等暴力事件的经历，让他良心受到极大的折磨，这种创伤直到《缅甸岁月》完成后才得到补偿，奥威尔也把创伤的情感和理性思考融入了小说叙事。小说的出版同样也是充满曲折：1934年1月，小说先后被维克多·戈兰茨（Victor Gollancz）、海里曼（Heinemann）和克普（Cape）等英国出版商拒绝，原因是害怕陷入诽谤的官司和攻击英帝国的特权利益。1934年10月25日，小说终于由美国出版商哈普尔兄弟（Harper Brothers）出版，这个版本基本保持了手稿原貌。之后，英国的戈兰茨重新考虑出版，经过律师反复审查和大量修改后，小说终于在1935年6月24日面世，不过后来奥威尔认为这个版本是“歪曲”的版本。[61]以上文献学视角下的小说写作、出版情况以及作家本人对小说版本的态度可以帮助我们思考这部小说的主题之争。
第二节 西方评论家视角
这里的评论家身份包括作家的朋友、文学评论家和传记家。这些具体身份又有重合，比如乔治·伍德科克（George Woodcock）既是朋友又是文学评论家；杰弗瑞·迈耶斯既是文学评论家也是传记家。就小说的批评而言，其历史演进与奥威尔的整体批评研究基本吻合，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一，奥威尔生活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时期的文学评论主要散见在各种报纸、杂志上，以书评为主；二，50—60年代，这个时期主要是奥威尔朋友圈的评论，总体而言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但这些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提出了许多值得后来研究者重视的真知灼见，也为奥威尔的经典化奠定了基础；三，70—80年代，这个时期主要是各种文学理论方法的应用，标志着专业文学批评的开始；四，90年代到现在，这个时期的主要特征是从文化视角拓宽了批评研究。这四个时期中有两个时间标志着奥威尔研究的热潮：小说《一九八四》预言极权主义统治梦魇来临的1984年和奥威尔诞辰100周年的2003年。在这两个时间段前后国外出版了大量有价值的研究专著。
小说在英美出版后不久便受到一些报纸和期刊或褒或贬的评论。比如《波士顿晚报》（Boston Evening Transcript）的匿名书评认为：“虽然奥威尔先生的指责常常有些苛刻，但是他坦率地刻画了那些当地人或种族的特性，这些特性驳斥了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反复强调当地人的消极抵抗是无效的论断”[62]；弗瑞德·T.玛西（Fred T.Marsh）认为“奥威尔使其人物和背景具有形象化的真实”；西恩·欧·法莱恩（Sean O'Faolain）称在情节结构和人物塑造上，作者似乎干预痕迹过多，显得有些“笨拙”；迈克·塞尔斯（Michael Sayers）特别指出了小说如同“樱果落入水池”那样明澈的风格，所有的场景都是展示而不是讲述。[63]这些早期书评作为小说批评的重要源头已经提出了两大核心问题：主题之争和艺术性之争。主题之争涉及小说的政治问题，艺术性之争涉及小说的艺术价值问题。这两大争论涉及的正是奥威尔关于政治与艺术融合的核心命题。以后的小说批评也紧密围绕着这两大核心问题在争论和对话中不断推进。
一 主题之争：反对帝国主义还是具有“吉卜林式”倾向？
曼尔库姆·玛格里奇（Malcolm Muggeridge）于1950年6月在《世界书评》奥威尔专刊上发表的小说评论就集中提出了这两大问题。他认为小说的艺术性并不是特别满意，其中人物大多数是类型化人物，对话和情节不够真实，但小说仍然具有可读性。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本文提出了小说的主题之争。他认为大家普遍认为奥威尔对帝国主义具有叛逆心理的观点过于简单，虽然他反对殖民警察的暴力，但同样“他的性格具有‘吉卜林式’倾向，这使他对大英帝国和帝国神话具有浪漫的幻想”[64]。作为奥威尔的朋友，他提供的证据是：“以前我曾对奥威尔说他和吉卜林有很多相同之处，他只是奇怪而又僵硬地笑笑，随即转移了话题。”[65]从文本来看，他认为小说描写最为形象和激烈的是弗洛里（Flory）与伊丽莎白（Elizabeth）丛林打猎以及弗洛里只身解围的两个场景，这种白人个人英雄主义暗示了作家的“吉卜林式”倾向。另外，小说中英国军官维若尔（Verall）的描写具有许多自传色彩，奥威尔在反对以维若尔为代表的帝国主义的蛮横无理的同时，也潜藏着对他男子气概的羡慕。玛格里奇的观点在爱德华·M.托马斯（Edward M.Thomas）1965年《奥威尔》一书中得到了呼应。他指出，在奥威尔论吉卜林的一文中，这种矛盾就表现出来。虽然奥威尔认为吉卜林是具有沙文主义特征的帝国主义者，但他和当时的中产阶级一样喜欢读吉卜林的作品，这是因为他的殖民家庭传统和缅甸的殖民经历能对吉卜林所谓的“白人责任”产生共鸣。[66]奥威尔与吉卜林存在不少相似的这种观点在1979年出版的《英印帝国编年史：对帝国终结的殖民观念在文学回应的研究》一书中达到了顶峰。该书作者萨姆索·伊斯兰姆（Shamsul Islam）认为，虽然奥威尔揭露了帝国主义制度的邪恶和虚伪乃至经济上的剥削，但是“也不能单单为他反帝国主义、反吉卜林的姿态所迷惑，因为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即使他的反抗“不完全是个骗局”，但他反抗的程度和持续性是令人质疑的，因为他不是像憎恨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那样憎恨大英帝国，有时他甚至还流露出羡慕之情。作者最后总结道：“他后来关注的问题并不是英帝国，这表明他认为帝国主义算不上是个非常危险的问题……他对英帝国的态度表现出极大的容忍甚至是羡慕。他并不像大家认为的那样激烈地反对英帝国，事实上，他在很多方面都和吉卜林极为相似。”[67]
以上三位对奥威尔“吉卜林式”倾向的指控遭到后来研究者的激烈反驳。1988年古尼提内克（D.C.R.A.Goonetilleke）在《英印帝国形象：殖民文学中的南亚》中把第五章的标题就定为“奥威尔是帝国的批评者还是信奉者？”他不同意伊斯兰姆关于奥威尔与吉卜林相似比与其背离更为明显的观点。他认为奥威尔在缅甸对帝国主义的切身体验使他发展成为帝国的批评者。伊斯兰姆所说奥威尔对帝国主义问题的忽视，并没有考虑到当时法西斯主义和极权主义崛起的历史背景。虽然这些新的邪恶势力已成为奥威尔更为迫切关注的问题，但是，他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并没因此而改变。另外，他认为玛格里奇的错误在于把弗洛里简单地等同于作者本人。奥威尔实际上是通过叙述者的声音来表达反对帝国主义的观点。他批判小说的所有人物，英国人和当地人的虚伪和堕落正是当时的殖民环境所致。弗洛里的自杀表明了在殖民环境下没有自由的空间，一旦进入这个环境，他的悲剧就已注定。奥威尔还深刻揭示了殖民者的经济剥削是帝国主义的动力，缅甸的自然资源才是殖民者真正所图，“白人的责任”实质是“黑人的负担”。[68]古尼提内克的观点得到约翰·纽辛尔（John Newsinger）的响应。他在1999年出版的《奥威尔的政治观》一书中认为伊斯兰姆的观点是一种歪曲，小说不仅对帝国主义强烈谴责，而且奥威尔后来一直是印度独立的坚定支持者。[69]作者最后总结说：“奥威尔对于英帝国的态度不是静态而是动态的。他反对帝国主义的一致性是无疑的，但具体会受到他总体政治姿态的影响和限制。当他发表《缅甸岁月》时，他对英国在缅甸的统治异常愤慨。在他写《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之际，他开始从革命的立场反对英帝国。后来在他革命的希望被浇灭后，他期望工党政府能够解散帝国，进行反帝国主义的制度改革。总体而言，反对帝国主义一直是他政治观和创作的中心。”[70]另外，克里斯托弗·希琴斯（Christopher Hitchens）对奥威尔在论吉卜林文章中的矛盾作了很好的解释：“这表明奥威尔对于以政治化的标准来判断文学这一立场终生的拒绝”，他认为“奥威尔对帝国主义根深蒂固的反对是贯穿他所有作品的重要主题”。[71]
西方著名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Terry Eagleton）在1970年《流亡者和移民：现代文学研究》一书中也对《缅甸岁月》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奥威尔憎恨的不是帝国主义的政治现实而是其中的“氛围”。[72]在这种“氛围”下，弗洛里不堪忍受“白人责任”这个谎言的虚伪，从而产生负罪感。伊格尔顿认为这种自我反省实质上是弗洛里对表明自己道德立场的妥协和逃避：道德的“善”和“恶”被内心的“诚实”和“虚伪”所代替。[73]他对殖民者的怒火是一种主观的男性气概的表现，而不是针对帝国主义真正而又客观的批评。是跟随白人集团还是继续作为孤独的反思者，弗洛里脸上的胎记象征了这个矛盾。虽然胎记标志着他与其他殖民者的背离，但是，胎记的遗传性却成为他妥协的借口。因此，他的批评只是用来表示“他疏离的状态和需要被人理解的渴望……发自他的单身现状和脸上的瑕疵”[74]。这样，胎记的生理功能就超越了社会问题，减弱了他与其他白人的政治和道德冲突。伊格尔顿对于弗洛里矛盾心理的剖析是非常深入的，但是，他忽视了“氛围”也是帝国主义专制制度影响下的结果。伊格尔顿的“氛围”之说提出了关于帝国主义、思想和话语这三者关系的思考。不少研究者除了分析了小说中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心理、道德的腐蚀以及经济上的剥削外，也注意到帝国主义利用话语机制对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思想的腐蚀过程，这是对小说反帝国主义主题的延伸。
早在1954年出版的《乔治·奥威尔：文学研究》一书中，作者约翰·阿特金斯（John Atkins）就指出了奥威尔对“谎言”和“迷信”的关注和揭露。谎言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吉卜林的“白人的责任”，奥威尔认为这个谎言掩盖了帝国主义统治的真实目的是经济剥削，是依靠军队和暴力机关来维系。书中一个典型例子就是当仆人学着用标准英语与白人艾里斯（Ellis）说话时却遭到他的斥责。“文明之光”的到来却被“文明社会”的白人所不容，这个反讽彻底揭穿了白人的谎言。小说中的“上等白人条例”[75]也是这种谎言的具体体现，另外谎言还包含了白人对于“中暑”和“遮阳帽”等诸多“迷信”[76]的编织。[77]1985年出版的伊安·斯兰特（Ian Slater）专著《奥威尔：通往一号空降场之路》指出小说中殖民统治下权威意识对个人意识的压制。弗洛里“不仅抨击了经常由传教士激发的用来维护‘帝国主义是白人道德责任’的传统套语和隐喻，而且还讽刺了对于‘世界上白人一概优越’既非道德上又非宗教上的盲从所塑造出来的形象”[78]。这些“套语”“隐喻”“形象”都和上面的“条例”“迷信”“责任”紧密相关。“如果思想能够腐蚀语言，那么语言同样也能腐蚀思想”，[79]奥威尔意识到生活在这种“无意识宣传”即帝国主义口号谎言下的危险。白人为了维持殖民统治和自身安全，为了在异国不被排斥在外，将这种生活模式化并不断加强这些偏见。因此，帝国主义者除了对“上等白人条例”坚定不移地遵从外，并无意改变殖民社会的现状。这样殖民者的生活模式会像套上紧身衣那样使得个体不由自主地服从集体意识，任何逃脱或挑战都不可能。[80]这种个体与集体意识的矛盾而导致自由的丧失，正是弗洛里悲剧的根本所在。上面提到的古尼提内克也指出：“上等白人条例”出现在《缅甸岁月》而不是《印度之行》，是因为英帝国当时受到越来越多的威胁，“条例”是应对这一历史背景的变化而采取的重要措施。[81]针对罗伯特·A.李（Robert A.Lee）认为小说的主题是语言导致了交流的失败，斯迪芬·英格尔（Stephen Ingle）在1993年出版的《乔治·奥威尔的政治生涯》一书中反驳道：“语言局限本身是（殖民）关系下的产物，并不是独立的变量。”[82]在1998年的《英国殖民文学，1870—1940：写作与帝国管理》一书中，作者丹尼尔·比沃娜（Daniel Bivona）专门对“条例”作了定义：这是“一套真理用来描述缅甸和缅甸人以及规定白人如何在他们面前恰当地展现自我身份，有时这已成为白人在俱乐部社交场合上共同遵守的部分礼仪，不过常常是把白人禁锢在一种潜在制度约束下的社团里”[83]。奥威尔认为这种条例对白人的束缚与思想控制并无区别。在2002年出版的《奥威尔为何重要》一书中，作者希琴斯总结道：“奥威尔终生致力于权力与暴力的主题以及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残酷而又微妙的关系，而他与殖民主义相关的作品是其中不可分解的组成部分……奥威尔可以被当作后殖民理论的奠基者之一，也是英国从帝国主义的、单色调的（或讽刺的说法隔绝的）社会迈向多文化、多种族社会这一历史转型的文学记录者之一。”[84]香港大学教授道格拉斯·科尔（Douglas Kerr）2003年在其专著《奥威尔》中将上面的“氛围”“谎言”“责任”“条例”“迷信”等转化为后殖民理论术语：殖民话语。他分析道：在小说中，弗洛里曾进入丛林深处在清澈的小河里游泳，与自然融为一体，他仿佛摆脱了殖民者的堕落，返回了人的本真。但是在和伊丽莎白打猎一幕中，为博得她的好感，他却扮演了猎人这一传统的白人英雄形象，成为自然的掠夺者，而丛林成了战利品的潜在市场。在“打猎”这一殖民征服的隐喻中，他已屈从于强大的殖民话语。[85]奥威尔对于语言和政治的关系十分敏感，他在小说中十分形象和深刻地揭露了殖民话语与帝国主义的共谋关系。后殖民主义的殖民话语理论，则很好地解释了帝国主义制度如何运行话语机制来腐蚀人的思想。
二 艺术性之争：奥威尔是否具有小说家的天赋？
奎妮·多萝西·利维斯（Q.D.Leavis）在1940年评论奥威尔的三十年代小说时说：“奥威尔先生为尝试成为小说家而浪费了太多的精力，我想我已读过他的三四本小说，这些乏味的小说给我留下的唯一印象就是自然并没有赋予他成为小说家的天赋。”[86]汤姆·霍普金森（Tom Hopkinson）在1953年出版、1965年修订的《乔治·奥威尔》一书中同样认为奥威尔的天分不在小说而在散文：“他缺乏想象力，缺乏对人际关系的了解，他同情的是整个人性而不是个体。他的天赋在于来自常识的灵感和稳定的思想力量，在于防止被观念和口号所蒙骗的那种谨慎，在于孤独者不怕孤独的勇气以及在孤独中保持一定距离来权衡自己的能力。”[87]凯斯·沃德瑞特（Keith Alldritt）在1969年的《成就奥威尔：文学史中的一篇论文》一书中也认为奥威尔“既没有复杂细致的情感也没有真正小说家具有的创造力”“能够清新而又精确地描写环境，但是他却不能够将这些特点用来描写人物、人际关系或者情感状态。以下是他小说失败的基本表现：他从不会以避免固定呆板的类型化方式来展现人物；他的人物像推导出的文学公式。这就部分解释了他为何过度使用作者的声音来干预和破坏他所有小说的原因。由于奥威尔不能使其人物焕发生气，他就始终无法通过人物或者人物交流或者人物发展等方式来提出需要解决的问题。导致的结果就是奥威尔自己不得不站出来直接和读者建立起面对面的关系”。[88]总之，这些对奥威尔小说艺术性的指责常常遵循的是现代主义的艺术标准，认为小说情节方面存在过多作者干预和偶然事件；人物塑造方面过于类型化，对人物的内心情感和人际关系展示不够。
但是不少评论家也提出了相反的观点。1954年，劳伦斯·布兰德尔（Laurence Brander）在《乔治·奥威尔》一书中指出：“讽刺和漫画效果是小说艺术特色”；奥威尔对于当地官员尤泼金（U Po Kyin）的塑造就足以将他归入讽刺作家之列。[89]托马斯在书中也认为：奥威尔具有描写客观事物的天赋，而他的感情是通过客观描述与个人的修辞方法结合才传递出来。他的出众之处不仅在于对下层的同情更在于他具有能力写出创造性的智性发展，他的观念的产生不是来自他人而是来自生活经历本身。针对弗洛里的悲剧决定于太多的外部偶然事件的批评，如他与伊丽莎白月夜下约会发生的地震，作者认为作家是通过偶然事件来强调两个人物由于彼此无法看见对方在观念上的冲突而导致关系破裂的必然。[90]乔治·伍德库克在1966年出版的《水晶般的精神：乔治·奥威尔研究》一书中特别强调了奥威尔对艺术性的重视：奥威尔的《我为什么要写作》在强调创作被一种“无法抗拒或者无法明白的恶魔的驱使”的同时，也提出“同样确实的是，除非你不断努力把自己的个性磨灭掉，你是无法写出什么可读的东西来的。好的文章就像一块玻璃窗”。作者特别分析了小说中动物意象的艺术应用，即动物不光是以意象出现，而且还潜在地参与了人物的行动和塑造。[91]罗伯特·A.李中在1970年出版的第一部研究奥威尔小说的专著《奥威尔小说》中首先肯定了小说的艺术性：“小说是建立在一系列的象征模式之上，有些明显，有些比较微妙。”[92]他认为虽然有些象征可能明显看出受到弗洛伊德主义的影响，但这正体现了作家对于艺术性的关注。小说中的丛林和俱乐部象征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世界，弗洛里的胎记象征了他对于俱乐部世界的游离和反对。胎记的形状与伊丽莎白在丛林中“遇险”的那头水牛的牛角形状相似，这象征了一种原始的男性生殖力量对于代表俱乐部世界伊丽莎白的威胁。反讽的是，只有在丛林猎杀豹子的暴力中而不是在俱乐部或丛林之外，伊丽莎白才与具有威胁的男性弗洛里满足了隐喻意义上的性欲快感。[93]这些象征的使用是非常精湛地与情节结构融合在一起，并没有突兀的感觉，也便于读者理解弗洛里孤独和疏离的精神状态。因此，作者认为小说“符合艺术成功的最高标准：小说‘读懂’了我们，使我们怀疑的东西具体化，赋予我们知道的东西以形式；使我们的一切都具体起来”[94]。J.R.汉蒙德（J.R.Hammond）在1982年的《乔治·奥威尔指南：小说、文献和散文》一书中认同这是他“最为成功的”的小说。弗洛里是可信的圆形人物，读者不仅参与了他的行动而且还潜入了他的内心深处。作者认为小说的艺术性体现在以他自己的《巴黎伦敦落魄记》和《绞刑》为代表的现实描写和毛姆或康拉德现实小说中的虚构手法这两种文学类型的完美结合。[95]1987年安维里·盖德勒（Averil Gardner）在《乔治·奥威尔》一书中认为小说中大量的事件和环境的细节描写使其成为奥威尔“最为丰富的小说”。小说具有一种“诗意”（poetic quality）和“中国盒子”（Chinese box）的叙事结构，塑造了复杂而又可信的人物世界和人际关系。[96]罗杰·福勒（Roger Fowler）在1995年的《乔治·奥威尔的语言》一书中对小说的艺术成就做了全面的总结，他认为小说在情节结构、人物塑造和语言等方面都是最为出色的小说。[97]作者仔细分析了情节的戏剧性、语言的象征性、印象主义技巧、明喻的使用和陌生化的意象。作者特别指出小说中的描写，并不是所谓的“华丽辞藻堆砌的段落”，而是用来象征场景的气氛或者人物的思想状态：景色的特征、动植物、光、热与雨都是激发情感和营造气氛的象征，T.S.艾略特称这种方式为“客观对应物（the objective correlative）——情感不是被描述而是通过具体事物的象征”。[98]
以上评论家对于小说的主题和艺术性之争都不能脱离作家本人和文献学的视野。主题之争的解决需要综合考虑作家缅甸经历的创伤和写作环境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也需要考虑奥威尔在作品和评论中表达的所有对于帝国主义的态度以及小说的出版情况和读者的接受情况；而艺术性之争需要从《我为什么要写作》这篇重要的文章中找到答案。除了这两大核心问题的争论外，小说《缅甸岁月》也成为当代西方文学批评方法实践的典型文本，概括起来主要有心理学、女性主义、存在主义和文化研究等四种方法。
1979年理查德·I.斯迈尔（Richard I，Smyer）所著《原始的梦和原始的罪：奥威尔作为心理小说家的成长》是心理学批评的典型代表。首先，斯迈尔将小说的背景分为殖民缅甸和自然缅甸，其中殖民缅甸代表西方文明的侵蚀，自然缅甸代表原始的乐园。弗洛里在丛林中与自然融合暗示着时间的倒转，人类又回到了史前的伊甸园：“亚当”弗洛里渴望着“夏娃”伊丽莎白的到来。但是伊丽莎白在丛林中激动地握着枪猎杀鸽子的场景说明她只会给乐园带来性欲和暴力，只会诱发弗洛里的堕落和性焦虑。弗洛里的胎记象征了他与生俱来的原罪，而胎记的弯形与水牛角相似暗示着弗洛里返回原始注定是一种虚幻，因为这个乐园的动物也负载着这个罪恶的标志；弗洛里的性焦虑象征了所谓进步和文明对自然进行强暴的文化负罪。其次，作者认为弗洛里也具有个体的心理特征。比如地震的偶然性，如果从心理分析来看，是因为代表弗洛里性侵犯特征的另一重人格维若尔即将出现；而弗洛里的游江解围则是一种洗净仪式的象征，洗除他成年前具有力比多症状的反叛自我。[99]
1984年出版了丹弗尼·帕苔（Daphne Patai）专著《奥威尔之迷：男性意识研究》。这部颇有影响的研究运用女性主义批评分析了小说中的男权话语和女性的他者地位。帕苔认为：“小说的评论都集中在帝国主义而忽略了小说另外的重要主题：性别身份和社会身份以及两者的联系。”[100]在殖民社会的等级中，处在最高层的是男性英国人，最底层的是当地女性，而英国女性和当地男性处在模糊尴尬的位置。对于伊格尔顿所说胎记并没有使弗洛里脱离他所攻击的殖民者阶层，帕苔认为其中的重要原因是弗洛里能够“拒绝帝国主义，但他决不能忍受被认为不是男人”[101]。弗洛里与伊丽莎白的关系只是表明他是以一种优人一等男性地位和女性恩人的身份来挽救他在白人社会的身份危机，而他与情妇玛拉美（Ma Hla May）的关系则是赤裸裸的性剥削关系。因此，整个故事中女性都是集体失声的：她们无法表达思想，无法作出选择，无法采取实质性的行动，她们始终受到男权话语和意识的控制和支配。帕苔总结道：“弗洛里的自杀并不是完全在于他对帝国主义的绝望，更多的原因在于他的男性权力的丧失。令人讽刺的是，这种丧失都和两个女人相关：玛拉美和伊丽莎白。她们都没有弗洛里所享有的独立性。她们都是被殖民者，她们所属的殖民地就是整个女性。”[102]
1985年出版了迈克·卡特（Michael Cater）的专著《乔治·奥威尔与真实存在的问题》。卡特认为弗洛里在小说中不断遭受存在问题的困扰。首先，在殖民社会中，当地人的处境恰恰与存在主义核心理论“存在先于本质”相反。当地人“劣等”本质是白人的“他们”通过统治手段强加而被合法化。对这种本质质疑的弗洛里只有通过向印度医生维拉斯瓦米（Veraswami）的倾诉才能减缓他违背真实存在的生活而产生的负罪感。但是这种对于“劣等”人的倾诉其实正是弗洛里对于“他们”本质的利用：他可以倾诉真实所想而不会受到惩罚；而印度医生也利用这种本质来证明他是处于劣等人种的优等。其次，弗洛里与玛拉美纯粹的肉体买卖关系凸显了弗洛里生存关系中“我与你”（I-You）关系的缺失。这种非真实的存在困境被弗洛里接受为既定事实，因为胎记这一遗传缺陷表明他的存在不是自己的选择而是“他们”的强加。这种既定的事实成为他对医生不忠诚的借口——缺乏胆量提名医生加入俱乐部。“是朋友还是妻子？”他特别渴望一位英国女人来分担他的生存焦虑，因为此刻他需要来自“他们”世界的认同。但是弗洛里与伊丽莎白的相遇一开始就基于欺骗：英雄其实是怯弱，高雅其实是庸俗。弗洛里“美取决于趣味”的相对主义价值观严重威胁了伊丽莎白所代表的“他们”世界非好即坏的二元对立。在“他们”存在本质的模式下，弗洛里和伊丽莎白的交流仅停留在“闲聊”和不断地扮演“英雄”角色，这样越发加剧了他的生存困境。弗洛里最后受到的“耻辱”发生在教堂，这表明代表权威意识的“他们”聚集在这个特定的场合来拯救最后的“堕落”。弗洛里最终只能以自杀来结束这种没有自由的非真实存在。[103]
在2007年出版的《争论中的男性气概：从约瑟夫·康拉德到萨蒂亚吉特·雷伊的殖民男性身份危机》一书的第四章，作者娜琳·贾娅森娜（Nalin Jayasena）从文化研究角度分析了小说中含有殖民统治隐喻的俱乐部、情妇、同性恋和狩猎等现象以考察政治、性别和种族之间的内在关系。作者认为俱乐部核心问题是“俱乐部资格”（clubbability）。“俱乐部资格”的含义是：“只有特定的个体才能被吸收为俱乐部会员，它是以一系列的排斥机制为基础的。”[104]殖民地的俱乐部既体现了男权意识，又旨在维护殖民统治的权威。对于情妇问题，作者认为英国人对当地女性身体的规训是维持帝国权威的一种方式。当弗洛里由于包养本地情妇而被伊丽莎白拒绝时，无数记不清脸相（faceless）的情妇形象在他记忆中浮现，这只是他对征服对象数量的记录。[105]另外小说中殖民者不遗余力地区分妻子、情妇还是妓女，也表现了当地女性的身份困境和帝国主义对于女性不同程度的控制。作者还认为小说中“是朋友还是妻子”暗示在殖民地找到男性朋友比异性妻子要容易，这就可能产生威胁帝国的同性恋问题。弗洛里与印度医生的友谊被艾里斯认为是一种同性关系。这种同性恋的情结在传统的殖民意识中是和女性化相联系的。弗洛里（Flory）的名字不仅和罗马鲜花女神的名字相同，而且还标志着整个生物界。[106]他与丛林的融合不仅偏离英国殖民者的强者形象，也使他的男性气概受到质疑。伊丽莎白的名字容易联想到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因此，她代表了英国官方对于同性关系造成帝国衰落的恐惧。[107]白人妇女的责任就是在英国本土之外代表英国，对那些在遥远的殖民地的英国男性起到意志的监督和引导作用。对于殖民地的狩猎，作者认为这不仅可以使殖民者享受到与英国相似的悠闲生活，更是一种男性和帝国权威的象征。在英印殖民地，即使“丘比特也会放弃他的弓与箭来换取猎枪和弹药”。[108]伊丽莎白对于猎杀的兴奋，在于她暂时获得了跨越性别界限的权力。弗洛里对俱乐部的解救，就是在伊丽莎白鼓励下维持这种英雄男子猎手的形象。作者最后总结道：“小说中英国男性对酒精和妓女的依赖以及这种堕落生活导致特权逐渐丧失所带来的无限感伤，代表了帝国主义宏大叙事的衰落。”[109]
以上通过大量的文献资料力图从问题、方法、视角和历史演进四个层面来梳理西方研究该小说的学术史。其中，问题是研究者争论的焦点；方法是研究者具体应用的文学批评方法；视角是指不同的研究主体，包括作家本人、文献学、国外评论家的研究等；历史演进是以时间顺序展现问题的起点、继承、发展和对话。另外本研究还特别注意评论家对于小说主要象征等关键细节的不同解读、殖民文学的文本特征以及学术研究史的撰写方法。总之，通过对《缅甸岁月》研究的梳理，我们可以把握西方奥威尔学术研究史的基本轨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