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那一年的冬天，科恩带着他的小说回到了美国，一位相当有地位的出版商接收了他的小说。我听说他这次出行引发了一场可怕的争吵，我想大概正是从此以后弗朗西斯失去了科恩。因为在纽约有好几个女人对科恩有好感，等他回到巴黎，他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变得比以前更热爱美国了，也变得不再单纯，不再那么实在了。出版商给了他小说很高的评价，他被这一切冲昏了头脑。当时，有好几个女人竭尽全力讨好他，他的视野全部转移了。过去，有四年时间，他的目光从来没离开过他的妻子。还有三年或者近三年的时间，他的注意力始终没有超出弗朗西丝的控制范围。我深信，他从来没有真正恋爱过。
科恩在普林斯顿大学过得太不顺心，这促使他早早就结了婚，然而等到他意识到妻子并没有把他视为一切时，弗朗西丝进入了他的心。他至今没有真正恋爱过，但是他意识到了自己对女人来说是很有魅力的，事实上有个女人愿意照顾他并且愿意和他一起生活，在他看来，这就不只是上天的奇迹了。这让他发生了改变，因此我觉得跟他在一起再也没有之前那么愉快了。此外，当他和那帮纽约朋友一起玩大赌注的桥牌游戏，下的赌注超出了自己的财力时，他曾拿到好牌，赢了几百美元。这使他扬扬自得，他曾经几次谈到，如果真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还是可以靠打桥牌为生的。
此外，还有一件事，科恩当时正在读W.H.赫德森[10]的小说。这本来没什么值得非议的，但是科恩把《紫色大地》读了一遍又一遍。要知道，对成年人来说，读《紫色大地》为时已晚，不会带来什么好处。这本书描述了一位完美的英国绅士在一片浪漫的土地上种种辉煌、虚幻、多情的冒险故事，书里对自然风景的描写非常出彩。一个三十四岁的男人如果把它当做人生指南显然是十分危险的，这就像一个同龄的男人带着一整套更注重实际的阿尔杰[11]的著作从法国修道院跑到华尔街一样。我确信科恩曾把《紫色大地》里的每句话都像读R.G.邓恩[12]的报告那样细细品味过了。不过不要误解我所说的，他对这本书的看法还是有所保留的，不过总起来讲，他还是认为这本书是健康的。仅仅是这一本书就让科恩充满了活力。直到后来的某一天，他来办公室找我，我才真正明白这本书对他的影响究竟到了什么程度。
“嗨，罗伯特，”我说，“是不是找我去找乐子？”
“想去南美洲吗，杰克？”他问。
“不想去。”
“为什么？”
“不知道。我从来没想过去那里，花费太高了。在巴黎就有不少南美洲人，你想看就可以看个够。”
“他们可不是正宗的南美洲人。”
“可是我觉得他们都挺正宗啊。”
我必须赶在本班联运船车出发之前赶完这星期的通讯，可是我只写好了一半。
“你嗅到什么丑闻了吗？”我问。
“没有。”
“你那帮非富即贵的朋友就没有一个在闹离婚？”
“没有。你听我说，杰克，要是我一人承担咱们俩的开销，你还愿不愿意跟我去南美洲？”
“为什么非得要我陪你去？”
“你会讲西班牙语，况且两个人去更有意思。”
“不去，”我说，“我喜欢这座城市，我夏天去西班牙。”
“我老是畅想一生中能有这样一次旅行。”科恩说着，坐了下来，“再不去，我就真老啦。”
“别犯傻了，”我说，“你想去哪里，就可以去哪里，你有很多钱。”
“我知道，但我总是去不成。”
“振作起来，”我说，“所有国家看起来就像移动的图画一样。”
我为他感到难过。他很不好受。
“一想到生命迅速流逝，而我却没有真正生活过，我就无法忍受。”
“除了斗牛士，没有一个人活得精彩。”
“我对斗牛士可不感兴趣，他们那种生活一点都不正常。我希望去南美洲的腹地看一看。我们的这趟旅行将会非常精彩！”
“你有没有想过去英属东非那边打猎？”
“还没有，我可不喜欢打猎。”
“我倒是愿意跟你去那里。”
“不去，我对打猎真的不感兴趣。”
“这是因为你从来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找一本相关的书看看吧，里头净是些跟皮肤黝黑发亮的漂亮公主风花雪月的故事。”
“我一定要去趟南美洲。”
科恩具有的犹太人顽固而执拗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
“走，下楼喝一杯。”我说。
“你不工作啦？”
“不工作了。”我说。
我们来到楼下，走进一楼的咖啡室。我发现这真是打发朋友的最好办法。你喝完一杯，只须说“我还得赶回去发几份通讯”就行了。在新闻工作中，有一个原则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必须显得一天到晚都不在工作，因此想出优雅得体的脱身法是十分必要的。于是，我们下楼到吧间点了威士忌和苏打水。
科恩望着墙边的一箱箱酒说：“这里真是个好地方。”
“是啊，酒还真不少。”我顺着他的话说。
“听着，杰克，”他趴在吧台上，“难道你从来就没想过你的时间越来越少，而你自己却没有及时行乐吗？难道你没意识到你已经这样过了快半辈子了吗？”
“嗯，偶尔想过。”
“你知道吗，再过个三十五年或者再久一些，我们都会死去？”
“别说了，罗伯特。”我说，“别说了。”
“我是认真的！”
“我不在意这一点。”我说。
“你真该想一想了。”
“我常常要担心许多事，我不想再操心了。”
“好吧，我是一定要去南美洲的。”
“听我说，科恩，去哪个国家不都一样吗？我都试过了。从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心灵却始终得不到解脱，到哪里去都是无关紧要的。”
“可是你从来没有去过南美洲。”
“去他的南美洲！如果你抱着现在这种心态去那里，结果是一样的。巴黎是个不错的城市，你为什么不能在这里重新开始呢？”
“我讨厌巴黎，讨厌拉丁区[13]。”
“那你就离开拉丁区，自己四处走走，看看会遇到什么有意思的事。”
“什么都遇不上的。有一次，我独自逛荡了一整夜，什么事也没有遇上，只有一个骑自行车的警察把我拦住，要求看我的证件。”
“巴黎的夜晚不是很漂亮吗？”
“我还是不喜欢巴黎。”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很同情他，但是显然你无能为力，因为你一开始就得面对他内心深处的两个固执想法：一是只有去南美洲才能解决问题，二是他不喜欢巴黎。他的前一种想法源自一本书，我猜，后一种想法也源自一本书。
“哦，”我说，“我还得上楼去发几份通讯。”
“你真的必须上去？”
“真的，我必须把这几份通讯发出去。”
“你介意我也上去，在办公室里坐一坐吗？”
“不介意，上去吧。”
科恩就坐在外间看报纸。那位编辑、出版者和我紧张地工作了两个小时。然后我把纸稿的正、副本分开，打印上我的名字，把纸稿装进两个马尼拉纸[14]大信封后，才按铃叫人来把信封送到圣拉扎尔火车站。我走出办公室来到了外间，只见罗伯特·科恩在大安乐椅里睡着了。他头枕着胳膊，睡得很熟。我不想把他叫醒，可是办公室总得锁门。我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晃晃脑袋。
“我不干，”他说着，把头在臂弯里埋得更深了，“我不干，不论耍什么花招都没有用。”
“罗伯特。”我说着，摇摇他的肩膀。
他抬起头来，笑了笑，眨着眼睛。
“我刚才是不是说什么了？”
“是说了几句，不过我没听清楚。”
“老天，多么糟糕的梦！”
“是不是打字机的嗒嗒声把你弄得睡着了？”
“大概是的。昨晚我一整夜都没合眼。”
“那你做什么了？”
“谈话。”他说。
我能想象得到当时是一幅怎样的场景。我有个要不得的习惯，就是喜欢想象朋友们在卧室里的情景。我们到了街上，去那波利咖啡馆里喝了一杯开胃酒，观看黄昏时分林荫大道上来来往往的人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