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江南
江南是中国文人的梦境，更是这里的气候、水土、植物和古代先民的生活艺术完美结合的诗篇，它使人们想到的是—水、月光和女人。
人们形容这里的女人，用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水色，这自然是最精妙不过的了。其实又何止于形容女人，江南的一切，原都可以用水色来形容的。这里地滨大海，又加湖沼星罗，河港密布，一年四季的大部分日子里，空气中总浮动着潮滋滋的水气。很难想象，一个没有水的江南会憔悴成什么样子。诗人笔下关于江南的典型意象都是与水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杏花春雨江南”和“小桥流水人家”自是不必说的；即使是“春风又绿江南岸”或“吹面不寒杨柳风”那样的句子，虽然没有说到烟水气，但那和畅春风中的湿润也是可以想见的。再看看晚唐诗人李涉的那首“暮雨潇潇江上春”，就连绿林豪客也在暮雨中变得那样彬彬有礼。水之对于江南，不仅仅是一道清秀明丽的风景，更是一种具有本质意义的生命情调。
江南运河就在这情调中娉娉婷婷地流过，从杭州到镇江，这段六百余里的航程虽然只占京杭大运河的六分之一，但是就美学风貌而言，却是最具魅力的一段。杭州、嘉兴、吴江、苏州、无锡、常州、丹阳、镇江，只要看看这一串名字，就可以令人想到吴越文化的天生丽质和那种近乎无助的娇娆。
这里的河面时窄时宽，大都呈示出天然河道未经雕琢的形态。水是柔软绵长的，一如江南人的性格，有一种婉约温顺的叙事风格。但水位却很高，白亮亮地从远方浸漫过来。航船走在水里，也走在平原上远近的视线里。高高的船帆须得仰视，船上的居家生活亦历历在目；若是空载，你甚至可以看到船底上寄生的苔藓和螺贝之类，还有舵板上部和下部深浅不同的色泽—那是由于水的浸泡程度不同形成的。水势盈盈欲泼，所谓的河床便被挤压成柔弱的两条，似乎一不小心，那河水就会溢入两岸的灌木丛、桑园或菜花中去。河坡是壁陡的，那是土质的造化。南方的黏土，可以烧制很好的青砖也可以烧制陶瓷的，太阳一晒硬邦得有如石头；水一泡，又显出一种固执的韧性。因此，那河岸虽也见出嶙峋的模样，却在水的冲刷下经年不坍。村前宅后，那洗衣淘米的石阶也只有两三级，村姑们坐在河岸上，可以映照自己姣好的面影，也可以调皮地用脚丫撩拨水花；若头上戴的野花掉在水里，也是可以舒展身姿去拾取的。江南的水，天生具有一种亲和的品格，总能给人以适时的舒心快意。
水边最常见的是芦苇，它们是大运河一路上的仪仗，亦是大运河风情的眉眼，如果问一声“画眉深浅入时无”，那实在称得上是极富于创意的，或苍黛，或萧疏，或浓妆，或淡抹，把大运河的四时情态勾画得很传神。在大运河的生命中，没有什么比芦苇更忠贞地相伴始终了—不仅仅是江南运河，而是近四千里长河的全程。它那平民化的品格，原本就与大运河很投契的。但江南的芦苇，却又尤为有声有色，那是源于它对季节变换的敏感，在波光云影下摇曳生姿的表现力，以及执着地楔入生活底层的温存。当然，在有的时候，它也不失浩大的气势，那是在运河与湖沼的交汇处，澎湃起好大一片芦荡。每年端午节的前几天，孩子们便钻进芦荡去剥芦叶。剥芦叶俗称“打箬子”，虽说是“打”，却并不轻狂肆虐，每根健壮的苇秆上只拣一张最嫩的，用心细细地剥下来。扎芦叶用的是柔韧的菸草，他们固执地认为，若用别的东西，便坏了芦叶的嫩香。芦荡深邃而幽远，天上地下全是望不透的绿色，人入其中，仿佛五脏六腑也被染绿了。打箬子的孩子如同一群小鱼游进了无垠的大海，既为它的神奇而陶醉，又因它的幽深而恐怖。因此，他们先用芦叶卷一支芦号，长可尺许，屏起力气吹一声，其声粗犷如老牛，二三里之内都听得到。若有在满眼绿色中辨不清归途的，将芦号一吹，四处便马上响起接应的号声，那声音此落彼起，甚有气势，惊得芦苇丛中的水鸟扑簌簌地飞去。芦号传到远近的村舍里，家家便开始张罗包粽子了。“闻到粽子香，三岁小囡学莳秧。”一年中最为繁忙的季节就在芦叶和糯米的芳香中拉开了序幕，只要嗅一口那气息，你就会知道江南的先民是多么懂得生活，那是一种善于把眼前的寻常物事和日日生计咀嚼出诗意，让劳作和困厄消解在乡土韵致中的大艺术。
待到秋风萧瑟时，芦花便纷纷扬扬地飘舞起来。于是，偶尔便可以看到腰肢丰满的少妇在运河边采撷芦花，那举止神态，流溢着一种母性的柔静。芦花是预备给新生儿充填小枕头的，芦花枕松软、温存，它和孩子的乳名连在一起，也和童年的歌谣连在一起，它是水乡儿女的第一个保姆，从小枕着它，编织着有如水波和月光一般软软的梦，长大了，走到哪里他也是一个江南人。
又过了些日子，冬的脚步便悄悄临近了。落叶上又敷了一层清霜，被西北风赶得无处栖身，枯黄的野草有一种凄凉的色调，芦苇也像庄稼一样收割登场了。当它把挺拔的芦秆交给农家，变成乌篷船的顶篷、贫寒之家的柴门和篱笆墙之后，那曾飞舞出满天秋色的芦花也被和着稻草编成了御寒的芦花靴。芦花靴绝对是水乡的产物，它那朴实得略显拙笨的形象有点像水乡的小船，又有点像居家的小屋，从中你可以体味到一种在憨厚节俭中蕴含的精致和想象力。如果一定要说这中间有什么隐秘性的话，那就是芦苇把它坚韧的根系—关于温情、质朴和创造的美丽—延伸到每位先民的脚下，让他们在劳作和休憩中也体现出一种特有的审美情调。
除了富于浪漫色彩的芦苇，和大运河忠贞不渝地一路同行的，还有纤道—它那裸露在烈日下或寒风中的瘦骨嶙峋的形象，还有纤夫那极具雕塑感的身影，都凸现着某种生命意味，令人想到人类意志力的坚韧和生活中永无尽头的困厄与无奈。
江南运河的纤道又称为塘路，那是人工修筑的河堤，傍着古运河迤逦而行。塘路最精彩的段落在于大运河穿越湖沼隘口时，纤道如长虹卧波，那种典雅与从容让人总忍不住要多看几眼的。若是晴和日子，长堤在水中的倒影仪态万方，连同纤夫的身影都有点吴带当风的味道。这种纤道一律是石块砌成的，上面铺着石板，虽是在清波碧水中款款而过，却也时有起伏，连缀起一座座精巧的桥拱，于是那一溜长堤中便有了上坡和下坡，也有了几许天然的巧趣。这固然是为了在下面让出泄水的通道，恐怕也是为了让纤夫们在单调的跋涉中不时有一种新鲜的视觉感受吧。修筑这纤道的都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他们当中或许也有纤夫或其家人的，这种悲悯情怀不可能不渗入他们的审美意识。江南不少有名的古石桥，其实原先就是塘路的一部分，例如苏州的宝带桥和吴江的垂虹桥，前者长三百余米，五十三孔；后者长四百余米，八十五孔。可以想见，那是何等的壮观，又是怎样一种吴侬软语般的雅致，似乎那桥孔里随时可以流出不绝如缕的洞箫声，是昆曲和苏州评弹的韵味。它们都算得上是中国桥梁史上的杰作，也是历代文人雅士们吟咏不衰的题材。像米南宫的“垂虹秋色满东南”和姜白石的“小红低唱我吹箫”都是人们所熟知的名句，同时熟知的还有那些风流放达的浪漫故事。其实对于大运河来说，塘路实实在在的功用是为了解决挽纤、驿运和航行中的风涛之险。所谓大美，从来都是人类在争取生存权利的劳动中诞生的，人们在劳动中“依照美的规律来造型”（马克思语），使自然人格化，也使人的目的—包括审美—对象化，从而最终实现了一种自由的形式。在我看来，这种“自由”乃是美的最高境界。江南的“白玉长堤路，临河古戏台，乌篷小画船”历来是大运河畔一道令人心醉神迷的风景，它们都是水乡先民们生活中最寻常的创造和拥有，但它们却无愧于美的经典。
正是这如诗如梦的江南，孕育了如梦如诗的江南运河，现在，它落落大方地启程了。
二 六朝旧道
北纬30°，东经120°—杭州。
首先听到的是涛声，隐隐地如九天罡风，又有如荒原巨兽。天空是钢蓝的，潮头势若奔马，起初却并不作腾跃状，只看见巨大的浪涌在层层推进中起伏，那是大会战前的盘马弯弓。但会战的诱惑是难以抗拒的，浪涌渐渐按捺不住了，渐渐变得拥挤起来，并在争先恐后中破坏了原先的序列。旌旗亮出来了，盔甲在阳光下明晃晃地闪耀—那是浪峰上跃跃欲试的浪沫。层层推进的浪涌转瞬间演变成澎湃的巨涛，冲撞、呐喊、桀骜不驯，张扬着生命的激情，终于在防波堤前高高跃起，发起了决定性的一击。原先那罡风巨兽似的吼声，随之雷霆一般炸开—巨涛被炸成了碎片，幻化出灿烂的七色虹彩。但天空仍然是钢蓝的，不动声色地注视着呼啸而来的第二拨、第三拨潮头……
这就是钱塘潮，为了给大运河壮行，钱塘江铺排了这样堪称惊世奇观的盛典。
严格地说，大运河是没有上游和下游的，杭州只是它最南部的端点，它在这里终结，也在这里启程。因此，它的每一次启程，实际上也带着上一次远行的风尘气息：燕赵大地的慷慨，齐鲁苍原的古朴，还有那旖旎的维扬风华和姑苏烟水，这些都成了它生命的一部分。它已经听到了钱塘湾的涛声，那是长川和大海的鸣奏。在它四千里的风尘跋涉中，它还从来没有和大海这样亲近过。在北方的津门，它曾远眺过大海那苍茫的姿影，甚至嗅见了那辽阔的水腥气，但与生俱来的使命感却驱使着它扭头南下。现在，它又上路了。它不惊不乍，不卑不亢，依然是淡淡妆、天然样。它的生命似乎注定了与苍茫辽阔无缘，也不习惯于那种大肆铺排的隆重和盛大，宁愿在引车卖浆的市声人语中，悄悄地松开钱塘江的手臂。这里是杭州城西南一处叫大通桥的地方，离钱塘湾还有好远一程。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江南忆，最忆是杭州。不知是城市的风情熏染了运河，还是运河的性格软化了城市，杭州历来被人们视为一座富于女性情调的都市。在这里，大运河洗却了北地的风尘，大泽的浮躁，出落得越发楚楚可人，淡秀天然。它徜徉在古老的巷坊间，闲看杭城的画桥烟柳、风帘翠幕，静听春雨楼头那一缕若有若无的箫声。更有那十里荷花的倩影，夕阳黯淡了湖畔的歌尘。所有这些可以称之为软性美的情调，都和它有着先天性的亲和。“一样江南好山水，如何到此便缠绵。”这是哪一位古人说的呢？记不清了，但肯定是一位诗人，不然不会有这等境界和性情。
抬头看山色。这里的山不高，却秀；不奇，却雅；不险峻，却妩媚。它还从来没有这样仔细地看过山。在北上或南下的一路上，它常常是看到山的影子便悄悄地绕开，因为它总是有着太多的负载，总是太匆忙，它不能像别的天然河道那样，信马由缰地一任放荡，和大山遭遇那么多的缠绵与决裂。那是怎样一种欲生欲死而又轰轰烈烈的遭遇啊！缠绵时则形影相随，山重水复，一颦一笑皆顾盼生姿；决裂时又呼天抢地，悲声号啕，扬长一去便不复回头。结果往往是既伤害了山（那深创剧痛谓之峡谷）；又伤害了水（那悲喜落差形成瀑布）。其实，既然不能和人家终身厮守，又何必要发生那么多的浪漫呢？它是良家女子，理智、忠诚、富于责任感。对山，它是倾慕的，她远远地欣赏他，却又不敢亲近他，更不敢放慢自己的脚步，只能默默记取那伟岸的身影，作为自己的里程牌。正是在这种若即若离的顾盼中，它完成了爱的升华：她和他分享着一切的美好，也分担着一切的苦难，这就够了。爱是什么？奋不顾身地投怀送抱固然是爱的经典，但默默地以心相许难道不是一种更加坚贞伟大的爱吗？它就这样行色匆匆地一路向前，既没有多大的落差，也没有多少野性的艳情。有的只是平和从容的女儿本色，虽风鬟雨鬓却难掩天生丽质的高贵。
现在，它走出了杭州。能在这里开始自己的旅程，甚好！对着钱塘清波舒展一下身姿，理一理自己平民化的荆钗布裙，蓦然回首，但见西湖如镜，吴山媚好，水巷深处飘出淡淡的桂香，它很喜欢这座富于女性情调的江南名城。
出杭州德胜门向东北，大运河带着这个城市热情的天性和妩媚的水色上路了，杭州的姿色它用不着太留连，因为前方的每一程都有着各自的风景，足够它看的。它消消停停地一路北上，很舒展也很悠闲。从杭州到镇江，这段运河大体上还是六朝时的旧道，隋炀帝开江南运河时，实际上只是在六朝运河的基础上加以疏浚整理而已，此后的十几个世纪中便很少改道。是的，为什么要改道呢？六朝和隋炀那个时代的旖旎风华一直掩映在波光帆影里，让整条运河都流溢着一股明艳的秀色。这一带正当太湖平原，地势低平，水源充沛；又加山清水秀，物阜民丰，大运河优游其间，处处都能见出滋润和丰足。也正是由于这种滋润和丰足，使历朝历代总习惯于因循旧道。当然小的修改也不是没有，例如从杭州到嘉兴那一段，原先是经由临平的。临平是杭州北门外的重镇，在南宋小朝廷定都杭州那阵子，它是见识过不少历史大场面的。靖康之难后，宋高宗从扬州逃到杭州，以及他后来屡次亲征视师，御舟均停泊临平；宋金双方使臣往来，也都在临平设馆迎送。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军进屯皋亭山，宋丞相文天祥出使元营及被扣亦是在这里。但到了元朝末年，张士诚割据苏南浙西，军船往来于苏杭之间，常常取道塘栖一线。自明正统七年江南巡抚周忱拓宽河道后，漕运、驿传、商旅等，便舍临平而走塘栖。这大概是后人对六朝故道仅有的一次修改。塘栖亦因此繁华，一度成为杭州府市镇之甲。
从塘栖向北，远眺了嘉兴的南湖烟雨，大运河直趋苏州。这一路大体上是绕着太湖走的。古城苏州梦一般的幽静，这里的人们是真正懂得享受生活的一群，连引车卖浆者也算得上精神贵族。他们习惯于静静地品味生活，不喜欢喧闹和浩阔（像虎丘那样热闹且格局大一些的所在只能坐落在城外）。那么就别打搅他们，悄悄地绕城而过吧。流过了西南城角的水陆盘门，流过了飞絮如雨的横塘古驿，又流过了张继诗中吟咏过“月落乌啼霜满天”的枫桥，大运河又扭头西去，身后是寒山寺流韵千古的钟声。但在经过无锡和常州时，她都是穿城而过的，这两座城市都是江南的商业重镇，市井中流溢着精明开化的商业气息，不像杭州和苏州那样，总带着几分怀旧和伤感。大运河穿行其间，正好吐纳百货交易土仪，也正好领略这里的商界行情。城区的河道很窄，舟楫壅塞，摩肩接踵，好不容易出了常州西门，回首望去，但见三万六千顷太湖烟波渺渺，多么浩阔的一片水呵！从嘉兴到常州，还没有走出她那包孕吴越的怀抱。
常州古称延陵，既称陵，自然是高地了。大运河过了常州，便渐渐失却了先前那明丽坦荡的风格，变得单调且逼仄起来：两岸是沙性的、土质不那么坚密的黄土冈地；河岸很高，风景中有一种干燥的、带点野性的成分；河水浅窄，不再有那种盈盈欲泼的气象，也不再有天生丽质的妩媚。似乎一切都有点萧索，不那么繁茂；有点粗犷，不那么精致；有点苍黄，不那么清秀。感觉上仿佛进入了北方，但这里仍然是传统意义上的江南。宁镇山脉的余脉延伸至此，形成了江南运河的分水岭—丹北分水岭。在常州以南，大运河的水源来自太湖；到了这里，水源来自练湖。在江南运河中，这一段其实是资格很老的，“初，秦以其地有王气，始皇遣赭衣人三千凿破长陇，故名丹徒。”（《元和郡县图志》）秦始皇的原始动机并不是为了国计民生，而是要挖断所谓“王气”，这我们不去说他。反正他很早在这里开凿了一段运河，而且是江南运河中最为艰涩的一段。
但好在离长江已经不远了。似乎是为了酝酿情绪，大运河踌躇满志地激动起来。它已经听到了长江的呼唤，那是从昆仑绝域浩歌而来的兄长对袅娜于江南烟水中的小妹的呼唤，是激情对温顺的呼唤。在北上的这一路上，它一直都是平和从容的，它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排场，当然也从来没有这样激动过。清纯淑女的激情往往是最疯狂的，从分水岭向北，它就毫不吝惜自己并不充沛的水量，迫不及待地扑向大江，以至原先清丽的面容也显出了几分风尘之色。于是，人们不得不用曲折的河道和堰闸来抑制它的情绪，因为，练湖的“水柜”是经不住它这样奔流直下地挥霍的。
大运河在京口汇入长江。遥望江北，过了瓜洲就是古老的邗沟了。
三 苏州
对于江南运河来说，苏州大致处于中点的位置，南下杭州和北上镇江的距离都差不多。镇江的对岸就是扬州。杭州、苏州、扬州，这三座城市恰恰体现了文化江南的典型神貌，又恰恰在大运河边几乎等距离地排列着。但苏州的文化性格并不是杭州与扬州的中和，它比这两者都更精致。杭州与扬州虽然也很精致，但前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皇家贵族的没落情调，后者的精致中有一种盐商和小市民的卑俗，它们都有显摆的意味。苏州的精致则是一种居家过日子的滋润，它潇潇洒洒，不卑不亢，以骨子里的书卷气和自在平和的真性情酿造着诗化的生活，即使是怀旧，也只是像寒山寺的钟声在微烟渔火中的几许喟叹，大致不会很激烈的。
没有苏州，江南会平庸不少，江南运河也会逊色不少。
在人们的印象中，苏州似乎只是一个休憩的所在，这里山温水软，有巧夺天工的园林和白如凝脂的美女，有讲究的菜肴和小吃，更有那如幽如兰的小巷，缠绵得令人销魂。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正好是上海的后院，达官贵人和大亨富豪们在十里洋场厮混得累了，便到苏州来歇歇脚，买一处旧家园林，置一房姨太太，在这里将息得精神了，再去上海滩闯荡—这大致是晚清和民国年间的景观。再往前，苏州则几乎是京师的后院，那些在京城有头有脸的主儿，不管是不是苏州人，赋闲之后，都喜欢把家安到苏州来。他们在这里怡颜养性，享受生活，也注视着京师的政治风云，一旦气候对自己有利，便抖一抖衣袖启程往京城去。官船就停在河房的石阶下，橹桨一动便进了大运河，很方便的。看看苏州的那些街巷名称，该有多少是与当初的王公贵族有关的。都说侯门如海，其实它们就静静地隐藏在这些貌似平朴的小巷深处，一点也不张扬。因为这里的豪门大户太多了，说不定从哪座不起眼的门脸里，就会走出个品级相当不低的人物来。冠盖云集，藏龙卧虎，谁都得学会收敛着点。你看，光是所谓“衙”，就有“文衙弄”、“沈衙弄”、“王衙弄”、“申衙弄”、“包衙前”、“吴衙前”等等。还有什么“太师巷”、“尚书里”、“状元弄”、“相王弄”、“乔司空巷”、“王洗马巷”、“金太史巷”，几乎可以据此编一本中国古代的“职官表”了。在这些林林总总的街巷背后，曾经的玉堂金马、衣香人影，演绎过多少有声有色的故事，退隐与复出，淡泊与执着，优游山水与周旋官场。苏州人讲机巧，亦讲性情；有风姿，亦有壮采。他们能屈能伸，亦雅亦俗，把生命的热力挥洒成不拘一格的人生风景。
苏州人王献臣，明弘治进士，嘉靖年间曾任监察御史。官场失意后回归故里，筑拙政园以自居。“拙政”二字取自潘岳的《闲居赋》：“灌园鬻蔬，以供朝夕之膳，是亦拙者之为政也。”住着这么好的园林，一边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一边却要作出一副可怜巴巴万念俱灰的样子：唉，有什么办法呢？浇浇园子，卖卖菜，养家糊口啊，这就是我这个笨人所从事的政事了。什么叫苏州人的生存智慧，这就是。当然也有不怎么“智慧”的，例如清朝初年那个叫王永康的主儿。王永康并非王献臣的后人，他之所以入住拙政园，中间还有一段颇具传奇色彩的故事。王永康本是苏州的一个破落户子弟，父亲早年去世，永康遂漂泊无依，到了三十多岁还讨不上老婆。一日在家中却偶然发现了一张结亲的帖子，原来王父当年在军中供职时，与一个叫吴三桂的同僚相处得很好，吴三桂答应把女儿嫁给尚在襁褓中的王永康为妻，并且立下了红帖。这个吴三桂就是当时权倾一方的平西王，驻节昆明。王永康看了帖子，自是喜出望外，他决定去云南碰碰运气。在昆明，他堂而皇之地写了一封子婿的帖子到府门求见，整整等了三天，门胥才让他进去了。吴三桂见了他，沉吟了好久（他都想了些什么呢？），最后还是认了这个潦倒落魄的穷瘪三。也许在他看来，穷一点并没有什么大不了，自己给一份陪嫁就足够了。他给的这份陪嫁也着实丰厚，摆在明处的就有：一处公馆，三品官的顶戴，加之成亲的全套妆奁用具。这还只是云南那一头的。吴三桂同时又移檄江苏巡抚，嘱他代买良田三千亩，大的房屋一所。这所“大的房屋”就是拙政园。没多久，王永康偕新妇回苏州，穷汉乍富，挺胸凸肚，自是神气得不得了，也很过了几天好日子。后来吴三桂失败，王永康的下场自然可以想见，拙政园又换了新的主人，这些就不去说了。
我想，以吴三桂当时的权势，他是完全可以拒绝这门亲事的，之所以在“沉吟了好久”之后又答应把女儿嫁给王永康，想必王永康身上也有几分不俗之气吧，例如，苏州人特有的儒雅，以及那种软绵绵的固执。既然不能干什么大事，那么就让他在苏州的园林里享享清福吧。享福也有档次之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像苏州人那样消受得滋润且风雅的。吴三桂的想法或许不错，苏州园林确实称得上滋润风雅的所在，在这里，山、石、林、泉，大自然中美的几大要素一应俱全，而且全都很温驯也很艺术地圈养在自己的围墙内，任是雾失楼台，烟迷芳草；或是舞低杨柳，歌尽桃花，想怎样消受就怎样消受。但圈养的结果是：野性不见了，雄浑不见了，极目苍茫的风云之气不见了，剩下的只有精致。小家碧玉式的精致软化了生命的质感，风月情怀冲淡了江山气度，这就是苏州人。
但原先的苏州人并不是这样的。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呼啸起“轻死易发”的壮士雄风。在中国古代，北方的壮士有荆轲，南方的壮士有要离。要离以不满三尺的侏儒之躯，挺身搏击有万人之力的公子庆忌，比之于荆轲刺秦，虽然稍逊“易水悲风”的排场，却更胜勇武气概和生命的亮色。因此陆放翁诗曰：“生拟人山随李广，死当穿冢伴要离。”要离者，苏州人也。
原先的苏州人，也曾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青锋。中国古代最为精良的青铜兵器大都出自吴国，连屈原《国殇》中也有“操吴戈兮被犀甲”的诗句。所谓“吴戈”和“吴钩”后来亦因此成为冷兵器的代名词，它是与男儿本色维系在一起的。而干将、莫邪所铸的宝剑更是闻名天下，那是用生命的血光和智慧铸就的无敌之剑。干将莫邪者，苏州人也。壮士和宝剑，这就是苏州人奕奕风神的写照，也是苏州人血性命脉的古老源头。那时候，他们—就精神的强度和浓烈而言—都无愧于一流。很难想象，今日操着吴侬软语，温文尔雅的苏州人的祖先，却是凸现着勇武与力量的强悍之辈。想当初，“吴会轻悍”难治，曾令刘汉的历朝统治者忧虑重重。到了西晋的时候，大才子左思所作的《吴都赋》中，仍有“士有陷坚之锐”的描写。左思是到吴地游历过的，这块土地上浓烈的尚武风气，使他的笔下很难见出旖旎的色调。
由好勇而柔慧，由尚武而崇文，苏州人性格的流变似乎是随着大运河的通达而开始的。
大致从隋唐以后，全国的经济中心便开始向江南转移。南北大运河的开通，带来了三吴地区区域经济环境的改善：大规模水利工程的修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的兴盛，加之北方人口大量南移，江南人气渐旺，造物主为人们提供的生存环境开始变得丰饶而美丽。这里偏于东南一隅，远离政治重心所在的中原和西北，也远离了政治、军事冲突的漩涡。地域的偏远往往使这种冲突的震荡成为强弩之末，当北方人在频繁的战乱和权力更替中颠沛流离时，江南人却一门心思忙于稻粱之谋。因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这里无烽火之警，无逃亡之艰，亦无饥馑之患。江南真是幸运：它独享着动乱年代的安谧，也消受着升平年代的福祉。丰韵而富足的江南—青青的山、柔柔的水、软软的吴语—不知不觉地托起了一个文化的苏州。这是韦应物、白居易、刘禹锡诗中秀润清丽的苏州；是沈周、唐寅、文徵明画中文采风流的苏州；也是桃花坞木版年画中充满了世俗的喧嚣和情趣的苏州。
于是人们看到，从苏州出发沿着大运河北上的航船中，除去大米、丝绸、刺绣、织锦、茶叶和陶瓷而外，还有书画、文玩、版本、梨园子弟和络绎不绝的举子。自唐宋以后，熙来攘往的苏州举子便成了大运河上一道令人艳羡的风景。长天秋水之间，那飘然的青衫撩起了多少悲喜人生！仰望着科举顶峰上的无限风光，他们那“弱水蓬山路几重”的期盼是何等殷切，那“杏花一色春如海”的狂喜又是何等放达。当然，更多的还是落第后“秋风何处说文章”的颓唐。不过颓唐尽管颓唐，过了几年，他们还会再来的。北上赴考的士子一拨接一拨地过去了，又一拨接一拨地回来了，人们总是惊奇，他们中有那么多人说着软软的苏州话，而朝廷中那些操着同样方言的“柔性政治家”就是从他们中间走出去的。苏州人干什么都比别人干得精致出色，如同当年醉心于削铁如泥的三尺宝剑一样，如今他们向往的是状元及第的功名。那四年一度的金榜也似乎对苏州人格外青睐，光是一个清代，从顺治三年开科取士到光绪三十一年废除科举，二百六十年间全国共出状元一百十四名，而苏州一府即有二十六名，差不多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于是便发生了《瓜剩续编》中的这个故事：某日，在京的各地官僚聚在一起，互相夸耀家乡的特产，轮到最后，当苏州人慢悠悠地说起苏州特产“绝少”—只有状元时，众人初则一愣，随后皆“结舌而散”。
这个苏州人叫汪琬，他说话的神态和幽默感，以及那种表面上谦逊，骨子里的自傲，也完全是苏州式的。望着那些自惭形秽的身影悄然离去，他惬意地呷了一口清茶，毕竟是大运河从苏州流来的水呵，直往心里甜。
苏州人哪！
四 吴越风情
《白蛇传》是一出典型的江南世俗生活剧：水、女人和爱情，还有雷峰塔下永恒的幽怨，很凄婉也很美丽。我总觉得，其中的白娘子就是江南运河的化身。一出戏，从江南运河的起点（杭州）演到终点（镇江），最后又终结于西湖边的雷峰塔下。一头镇着雷峰塔，一头镇着金山寺，这就是剧中白娘子悲剧性的生命历程。白娘子其实只是要做一个凡俗的贤妻良母，她有情有义，珍视爱和哺育，也懂得追求和奉献。她身上所体现的这种柔性美和母性品格，同样也是属于江南运河的。作为蛇仙的白娘子无疑是水的精灵，《白蛇传》剧情中的几个重大关节，也都是与水有关的：在沾衣欲湿的雨幕中，男女主人公因借伞而相识并相恋，一个极富于江南情调的世俗生活场景，成为故事的缘起；白娘子因喝雄黄酒（酒亦是水的一种形态）而显出真形，吓坏了懦弱的许仙，这是情节的一大逆转。接下来，最令人惊心动魄的倒不是水漫金山那样恣肆的大场面，而是《盗仙草》一幕中，白娘子用澎湃涌动的产妇之血吓走了白鹤童子。产妇之血是最充沛而原始的生命之水，可以孕育一切也可以征服一切的。最后的结局是人伦屈从于俗理的无奈，但背景仍然是水：许仙的儿子中了状元回来，要对镇在雷峰塔下的母亲拜三拜，据说这样一来塔就要倒。雷峰塔倒，西湖水干，杭州人怎么也不让他拜。于是，西湖照样水光潋滟，但一个美丽而多情的女子却永远被镇在雷峰塔下。江南的水，是温柔清丽的，但在这背后又潜藏着多少苦难和牺牲呢，白娘子也好，江南运河也好，都因此而美得有几分凄婉。
白娘子与许仙的情缘开始于一把油纸伞，这是很有意味的情节。古往今来，有多少浪漫故事是因为男女共用一把油纸伞而引发的呢？我以为，以这种形式开头的故事，其过程和结局大都不差，不是说一定会有皆大欢喜的归宿，而是说那感情的质地。你看那潇潇细雨中，一把油纸伞撑起了一方诗意的空间，四周是纷披的雨帘，氤氲的雾气朦胧恍惚，营造出一种与外部世界的疏离感。这时候，大致谁也不会大呼小叫的，最宜耳鬓厮磨的悄悄话。或者干脆缄默不语，听雨声疏密有致地敲打伞面，那真是“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让你的心里纤尘不染。即使是轻薄之徒，在这种情境中也会变得斯文起来，断然不会有非分之念的。江南的油纸伞是一种寻常的精致，亦是一种寻常的诗意，这诗意孕育的情感，是江南人的性格底色和诗化生活的一部分。
油纸伞最宜浮动在幽深的小巷里，或斜倚在瘦瘦的船头上，那是很从容也很含蓄的风景。
雨中的小巷总是特别素净，连砖缝中的苔藓也嫩得可爱。清新得很好闻的泥土和草木的气息，连日阴雨浸渍出的老房子的霉味，还有谁家小院里飘来的花香—茉莉和玉兰的香气是淡淡的，而蔷薇、栀子花的香气则要野得多—这些都被雨丝梳理得十分熨帖。那油纸伞就是这时候走来的，背景是两边人家的高墙（使人联想到一个旧式大家庭中的种种恩怨故事），青灰色的瓦檐有一种古朴的沧桑感。若是小雨，那持伞的身姿便有一种很悠闲的意味，似乎那油纸伞不过是一件掩映可人的道具，为的只是一种姿态。姿态自然是极好的，或娉娉婷婷，或潇潇洒洒，鞋跟磕击着砖石路面，很清脆地款款而过，然后在一座带砖雕的老式大宅门前停下来，收拢起油纸伞走进去，如同走进了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的某个人们熟知的情节，“吱呀”一声的关门声在静静的小巷里传得很远。再听听门外的雨声，似乎越发地潇疏有致了。
至于那斜倚在船头的油纸伞，则又是另一种浪漫。江南的雨，江南的船，江南的石拱小桥，江南的芳菲秀色，还有江南人特有的那份亲和自然的天性，都成全了这种浪漫。那持伞的人或许是为了欣赏远近的水光山色，或许是为了体味“斜风细雨不须归”的古典情致，或许干脆只是为了充当这风景中的一个角色，反正她消消停停的很优雅。那船尾摇橹的汉子自然是蓑衣竹笠，自然也是消消停停的，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船头拉话，潺潺的水声中夹着雨点轻柔的弹奏，有如梦幻一般。这时候，即便是“寒雨连江夜入吴”的冬季，那阴冷中也自会有一份温馨。若小船悠悠地穿过石桥，油纸伞在圆形的桥拱下便恰好成一道剪影，很圆满也很精致，谁见了都会怦然心动的。斜倚在船头的油纸伞也有在晴天遮阳用的，那时的情调就要明朗多了，油纸伞也更具装饰性。青山隐隐，绿水迢迢，正是江南最丰韵的季节，两岸是繁茂的桑园和稻菽，一簇簇野花云霞一般灿烂。采桑女的身影永远是活泼泼的，笑声亦放浪得很。若有喊着号子车水的壮汉，则必定打着赤膊，那油纸伞便会侧过身去，于是对岸挑野菜的村姑便会向她走来，随同她们走来的还有一首古老的民谣：
荠菜马兰头，
姊姊嫁在门后头……
这首在江南流传很广的民谣，说不上有什么意思，但又绝非没有意思。与那些充满了火辣辣的质感和呼天抢地般诉求的北方民歌不同，它温丽含蓄，有一种清新柔婉的乡野气息。这就是吴歌。荠菜和马兰头是江南最常见的野菜，可以上得豪门的盛宴，也可以为饥民果腹的。你当然可以说这是一种比兴，也可以说它有上古民谣的遗风（例如《诗经》中的《采薇》和《蒹葭》）。它究竟是体现了某种审美趣味，或者只是展示了某种世俗风情，似乎很难说得清。反正，江南的先民就是唱着这样的歌谣从桑间陌上走来的。乡野间寻常可见的野菜，小户人家的婚嫁习俗和姊妹亲情，粗茶淡饭中的欢悦和期盼，还有几许淡淡的惆怅，这一切都笼罩在一种平民化的生活情境之中，足以令人想到许多。
那一群活泼泼的、笑得很放浪的女人从桑园中出来了，桑枝轻摇，叶片拂着女人的粉脸，那影子也是绿的。阳光歌吟一般，在每一片绿叶和女人的花布衫上倾诉热情。她们提着装满桑叶的竹篮—那竹篮的提把很高，陶瓷艺人制作的提梁壶就是从中得到灵感的吧—呼朋引类地向村里走去，那一片水边的桑园便成为她们身后的背景。到了村头，却突然一个个都屏息凝神起来，全不像方才那般张狂。村庄里弥漫着神圣和肃穆的气氛，蚕花已经起身，那是阿娘将蚕种焐在胸口孵出来的，老话称之为“暖种”。暖种期间，阿娘浑身上下都收拾得清清爽爽的，独自宿在一间小屋里，整天少言寡语，一举一动都透出神圣，也透出拘谨，连咳嗽也不敢大声。一个乡村少妇就这样用她全部的温情和美丽的憧憬，催生了那一撮菜籽大的娇客。蚕花一起身就见风长，几乎一天一个样。它由蚕花变成了蚕宝宝，啃起桑叶来一片小雨淋漓的沙沙声。这些天，蚕乡仿佛沉睡了一般，但又透着股惴惴不安的气氛。家家闭门闭户，停止一切的交际活动。村坊间行人寥落，连官府的差役也不来打扰。至于那言谈举止中的忌讳，更是森严得步步为营。当然，这中间最忌讳的还是男女之事。在茅盾的《春蚕》中，那个叫荷花的女人被全村人都视为灾星，避之唯恐不及，仅仅只是因为她的风骚。一切的忌讳都出自人们的恐惧和期盼，蚕宝宝娇贵哩，江南农家的收成，一多半出自养蚕，容不得闪失的。谁能想到，诗人笔下那“应是天台山上月明前，四十五尺瀑布泉”的新丝，那“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的绸缎，原先的孕育竟这般神神鬼鬼的如履薄冰。
当然，蚕农们也有展颜一笑的时候，那是在蚕儿上山以后。“山”是用麦秸秆搅成的，那是蚕宝宝告别演出的舞台。蚕宝宝上山了，一副踌躇满志的样子，它用银白色的丝以自己为中心画弧。当一道道弧线织成一张椭圆形的纱幕时，纱幕中的蚕娘便仿佛出嫁的新妇，美得有如一首朦胧诗。女孩子们常常用绵纸剪出鞋垫或手帕之类的小玩意，把蚕放在上面吐丝。蚕丝在绵纸上编织得有经有纬，绵纸仍然是原先的形状，但质地却变成了光洁柔软的夹心绸。这是蚕乡的女孩子们最别致的艺术结晶。也是她们在一个季节的辛劳之后最可心的收获。
蚕完成了它的告别演出，变成了茧。茧子从山上摘下来，装进河埠头的乌篷船。乌篷船悠悠地摇进了河汊，穿深柳、拂青云，向城里摇去，咿咿呀呀的桨声中满是欢悦的情调。而对面，春台班的“绍兴船”已经过来了，班主站在船头上，大大咧咧地和摇橹的男人打招呼。那嗓子是吊过的，音域很宽，吐字行腔的韵味俨然舞台上的铜锤花脸。每年一次的春台戏就要开场了。
春台戏俗称草台戏。一场草台戏能让附近的村子陶醉好几天。那几天是村民们盛大的节日，走亲访友的红男绿女自不必说了，光是河埠头的船就足够闹猛的：草台班的戏船，有钱人家雇的帐船，摇生意的快船，接送远路观众的“长摆渡”船，还有农家那秀如豆荚的乌篷船，挤挤轧轧，蔚为大观。戏文是当地有头脸的人物随意点的。在有的时候，点戏也有忌讳，例如在平望镇的西木乡，有一出《钓金龟》是不让唱的，因为这里古代有个权势人物叫“金贵”。一代一代传下来，到后来为什么不让唱，已没有人能说得清了。吴江黎里镇有一姓蒯的人家，这里的台脚不准唱《杨乃武与小白菜》，因为蒯家的先人蒯世馨审理过杨乃武案件，后来翻案前畏罪自杀。但这些只是特例，知道了就行。而等到戏班一走，百舸散去，各家的缫车和织机就开始忙碌起来。且看吴地《竹枝词》中的这种描写：
阿蛮小小已多姿，
十岁能牵机上丝。
漫揭轻裙上楼去，
试看侬撷好花枝。
《竹枝词》的作者大多是些生活底层的小文人，他们笔下的风情自然很真切的。再看：
郎起金梭妾起花，
丝丝朵朵著人夸。
无端北客嫌轻去，
贱煞吴绫等苧麻。
丝贱伤农。小儿女的娇憨和欢悦中，又渗进了不绝如缕的叹息。
欢悦也好，叹息也罢，它们都是属于江南的。说不尽的多情山水，道不完的吴侬风韵，这就是江南高贵的血统。
江南运河就在这中间款款有致地流过。春江花月，秋水伊人，如歌的行板，朱唇一启就是千年……
时间篇
1《春秋》中的密码
公元前505年，在中国历史上是周敬王十五年，岁在丙申。这一年从周王室到各诸侯国都发生了不少事情，《春秋》经文中也都辑要记载。这中间，有一句看似平常的话说得有点不明不白，给后人留下了一头雾水。
这句话只有五个字：
夏，归粟于蔡。
根据《公羊传》和《毂梁传》的考证，这一年的夏天，不仅是鲁国，中原的大多数诸侯国都向蔡国提供了粮食援助，这一年又并没有蔡国受灾的报道。人们不禁要问：这么多粮食，源源不断地运往弹丸之地的蔡国，究竟是派什么用的？在这场大规模国际援助的背后，究竟掩藏着哪些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又将对后来的历史产生什么影响？
这是一句密码。所谓春秋笔法，微言大义，果然了得！
破译这句密码或许要等到自那时的二十年以后，也就是吴王夫差在江淮大地上开挖邗沟的时候。但在当时，人们如果关注一下蔡国的周边形势，也是可以见出端倪的。在这期间，吴国的远征军正在楚国作战，春秋战事中有名的“柏举之战”就发生在此前不久。
2 行进在“”形航道上的舰队
在春秋晚期那个时代，各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是常有的事，开始时还要打一面堂而皇之的旗号，今天是“代天征讨”，明天是“吊民伐罪”，后来索性连这样的借口也不要了，反正天下已经礼崩乐坏，弱肉强食就是最大的理由，有时为了一个长得漂亮点的女人或一块成色不错的玉璧就可以兵戎相见。例如这次吴楚之战的直接起因，就源于楚国首相子常的一次索贿事件。
蔡国是中原的一个小国，南面与强大的楚国接壤，以小事大，处处都得赔着小心，日子很不好过。不久前，蔡昭侯访问楚国时，楚国首相子常因向他索要皮大衣和玉佩未成，就把昭侯扣留起来。这两个传统盟国遂由此交恶。
蔡昭侯回国后，曾想利用周王室召开列国多边峰会的机会，策动晋国伐楚。但天下乌鸦一般黑，晋国出席会议的代表也向蔡昭侯索取贿赂。蔡昭侯这个人偏偏手气不大，又没有接受上次在楚国的教训，仍是一毛不拔。你不给好处，人家自然就不肯帮忙，只是在会议宣言的签字仪式上象征性地安慰了一下蔡国，让他们的签字顺序排在卫国之前。这种结局让蔡国很寒心。于是，他们又把求助的目光转向南方新近崛起的吴国。蔡昭侯不惜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吴国去当人质，换取了吴王阖闾出兵伐楚的承诺。
吴王阖闾是一位很有作为的政治家。政治家最重要的素质就是善于掌握行动的最佳时机，该出手时就出手。正是在这一点上，阖闾显示了他的雄才大略和传奇色彩。春秋战国历史上最有名的几次暗杀事件，其中就有两件是他一手策划的，而且都干得很漂亮。一次是派专诸把剑藏在鱼腹里，在宴席上刺杀了吴王僚，夺取了王位；一次是派要离去卫国刺杀了在那里政治避难的公子庆忌，消除了王权的隐患。吴国崛起，得力于阖闾手下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人才。春秋晚期是个“小国寡民”的分裂时代，也是生命、个性、人格和才华大觉醒的时代。大一统的格局固然很不错，但大有大的难处，首先是统治难，这时候最发达的往往是统治术，而统治术又无一例外地诉诸高压和强权。因此，中国历史上的百家争鸣只能产生于“小国寡民”时代，那灿若繁星的精英才俊也往往在这时候脱颖而出。在阖闾那个时代，后来被人们尊为文圣和武圣的两个人物已经走到了历史的前台，文圣孔丘在北方的鲁国当司法部长，当时还不怎么显山显水。武圣孙武则在吴国主持军队的训练，倒是干得有声有色。他不但向长于水战的吴国军队传习北方的车战射御之术，而且把中原文化中的冷静和早熟融入进江南文化的浪漫情怀中。例如，为了严明军纪，连吴王最宠爱的两个妃子也被他砍了脑袋。两颗美人头挂在宫城前的演兵场上，淋漓的鲜血涂抹成《孙子兵法》最初的篇章。和孙武站在一起的是著名的悲剧英雄伍子胥，这位楚国的叛臣来到吴国后，就向阖闾提出了“三师以肆”的对楚用兵战略，即以分兵骚扰的战术消耗对方，在积极的拉锯战中逐渐改变双方的力量对比，最后选择有利时机给予决定性的一击。这样，到了蔡昭侯求助吴国时，吴国已经具备了对楚发动“决定性一击”的力量，阖闾要出手了。
“带长剑兮挟秦弓，操吴戈兮被犀甲。”长于水战的吴军理所当然地选择了由水路进发。这些喜欢断发文身，赤膊跣足的南方汉子生来就是“混江龙”和“浪里白条”一流人物。在水中，他们有—种犹如婴儿在母亲子宫中的亲和感；水是放纵的、透明的，又是极富于智慧的，它几乎蕴藏着对一切谶言的解释，例如人们与生俱来的对平等和自由的期盼。水中不宜谄媚，更不宜下跪。水漠视你华贵的衣冠和显赫的品级，所有的人在水中都只能还原成来自父母的赤子，凭借你自身的素质力去挣扎扑腾。水成全了南方女子的千种风情，也成全了南方汉子的万般豪举。背负着夏日的蓝天，用肩头撞开水面，扑向洋洋洒洒的阳光，这是南方汉子生命的浪漫。所谓“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更是他们风神的写照。现在，他们要出征了—他们操着当时各国军队中最锋利的刀剑，个个皆骁勇敏捷，动如脱兔。他们要去的地方是遥远的中原和荆楚大地，他们当然不会意识到，这将是他们在此后数十年中旷日持久的远征的开始：他们不知道北方的枳树和南方的橘树是不是同源同种；也不知道北方的籁和他们拨弄的木扁鼓、木琴有什么不同的情调。但他们知道北方有辽阔的土地、华美的宫室和丰腴性感的女人，作为出征的将士，这些诱感就足够了。那么，就把车仗马匹、旗鼓军械、粮秣衣甲，还有庆功用的大酒瓮装入舰船吧。告别了熟悉的江南山水，庞大的吴国舰队启航了。长风万里送远帆，浩阔的江面上旌旗蔽日，鼓角震天。这是泰伯奔吴以来吴国军队第一次大规模的远征，自“西门和约”开辟了由晋、楚两霸共同主宰国际事务四十余年后，吴国终于要发出自己的声音了。
吴国的都城在姑苏，而楚国的腹地则在汉水流域。吴军伐楚，即使在现代也可以称之为一场远征。吴国的舰队从姑苏出发，先沿长江顺流而下，出了长江口后即扬帆北上，经历了南黄海的风涛之险，再转棹进入淮河，沿淮水干流上溯至中原的蔡国境内。然后舍舟登岸，从陆路行进至豫章附近，与楚国军队隔着汉水对峙。
战争的过程就不去细说了，因为对于许多战争来说，过程似乎并不重要，胜负其实早在双方短兵相接前就已经解决了。这中间，统帅的智慧是决定性的，而那些血流漂杵的大场面不过是这种智慧的演绎罢了。至于演绎得简洁还是冗繁，那是由将士们的素质力和牺牲精神决定的，一般来说与结局无关。但是当我们审视发生在公元前506年的这场吴楚之战时，有一个细节却不应被忽视。战争初期，楚国其实是完全有机会打败吴国的，当时，楚军中有一位姓戌的司法总监，这位戌某人很有军事头脑，即使是站在孙武和伍子胥这样的对手面前，他也并不怯场。但问题是他的上司偏偏是没有头脑，比猪还要愚蠢的首相子常。司法总监曾向子常建议：吴军劳师远征，后勤保障线很脆弱，楚军应避实就虚，以少量兵力在正面和吴军周旋，主力部队则迂回到吴军后方，先烧毁他们的舰船，切断他们的后路和供给，再一举摧垮吴军。应该说，司法总监的这一建议是很有战略眼光的，但子常偏偏没有采纳他的建议，原因则简单得近乎可笑，他怕司法总监抢了他的风头。子常的可悲就在于贪婪，和平年代贪财好货，到了打仗时又贪功邀赏。有这样的首相，楚国不配有更好的命运。
结果是可想而知的，楚军先是在豫章失利，接着又在柏举一败涂地，被吴军长驱直入，一直追到郢都。楚昭王带着妹妹仓皇出逃，忠勇且富于谋略的司法总监壮烈战死，另一位大忠臣申包胥则逃往秦国去搬取救兵。而那位因贪婪而误国，罪该万死的首相子常却没有死，他在乱军中收拾细软，跑到郑国当寓公去了，依旧活得很滋润。这种人总是有着足够的生存智慧。
进入郢都后，吴军从上到下都陶醉在前所未有的胜利之中，弹冠相庆自是不必说的。功臣伍子胥迫不及待地忙于复仇，他把死去的楚平王的坟墓掘开，鞭尸三百。而自阖闾以下的大小将领则忙着享受楚国权贵的宫室器物和妻妾女眷，这中间当然也包括楚昭王的大小老婆。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无论是在战场还是官场上，自古以来的胜利者都是这样干的，女人从来就是一种战利品。说起来，今天这位把老婆扔给人家作战利品的楚昭王，其太上祖母也曾是一件战利品，当年楚文王并吞了息国后，首先就跑到后宫把美丽的息夫人揽入怀中，且带回楚国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就是后来的楚成王。但息夫人在楚国的几十年中却从来没有说过话，“细腰宫里露桃新，脉脉无言几度春。”女人虽然身不由己，却也有自己的人格，不说话，就是一种无言的反抗。但尽管如此，这位可怜的女人还是受到了后人的诟病，“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息夫人。”国亡不死，夫辱再嫁，你为什么不自杀殉情呢？这样的评价实在很不厚道。
攻占郢都把吴军伐楚的胜利推向了巅峰，同时也使吴军陷入了持久战的泥淖。在此后的大半年中，战争进入了胶着状态。
现在轮到楚国用“三师以肆”的战术来对付吴国了。溃散的楚军在四处重新结集，并组织了抗战政府，用游击战骚扰和阻击吴军。而跑到秦国去求援的申包胥也不辱使命，他在秦国的宫墙前一边哭诉，一边绝食，如斯者七天，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申包胥哭秦廷”。秦哀公被感动了，因为楚昭王毕竟是秦国的外甥，“姑舅亲，辈辈亲，打断骨头连着筋。”更何况从郢都又传出了吴军将领企图逼奸楚昭王的母亲—也就是秦国公主—的说法。政治联姻的作用现在显示出来了，秦国终于答应出兵援楚，这是吴楚战争的一大转折。
郢都宫殿前的落叶已被寒风扫荡殆尽，随着冬季的来临，吴王阖闾也从当初那横扫千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这里的冬天不像江南，江南的地气中蕴含着温润，犹如丰腴健朗的少妇，纵使是雨鬓风鬟，那韵致终是不减，很难见出憔悴的。在那里，芦花可以到冬至而不败，经霜的红叶亦可以保持几个月的生命。西北风刮过了，雪花也飘过了，原野上的草色顶多不过成了赭色，根边总带着些许绿意的，只待一夜春风就可以苏醒。即使在最严寒的冬日，江南的晴空下总有一种明朗的情调。哪像这里的冬天，一阵寒风就吹尽了满天秋色，冬天说来就来，满眼都是肃杀之景。刚进入郢都时，还觉得这里的宫殿宽敞得很排场，不愧王者气象。待到西风扑面，落叶生悲，却只有大而无当的感觉。特别是夜晚歌舞过后，曲终人散，燃烧的烛火一盏盏地熄灭了，空旷的大殿阴森森的有如古墓，没有一点生气，只有侍卫和宫女的身影鬼魅一般。郢郡，亦如同这里的女人，在被他粗暴地揽进怀里揉搓了一顿后，已觉得没有多大意思了。
这些当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随着冬季的来临，吴军的供给日渐困难起来。衣衫褴褛的将士们在冰天雪地里浴血苦战，还常填不饱肚皮。江南那明朗而温丽可人的冬日，已成了遥远的梦境，军队的士气亦有如这里的天气一般，一天比一天晦黯。他们离后方太远，数万大军的日用衣食都得仰仗江南，每一粒粮食，每一寸战略物资，都要历经江、河、海、陆的重重周转。冬日的南黄海无异于死亡之路，淮河也开始封冻了，阖闾只能求助于北方诸国，这些国家对楚国的怨恨由来已久，但自己又不愿出头讨伐楚国，他们当然有义务援助吴国。但人家既然没有对楚国公开宣战，援助便只能偷偷摸摸地搞暗箱操作，即打着援助蔡国的旗号，先把粮食运到蔡国境内。到了第二年的夏季，随着战局的糜烂，这种援助也达到了高峰。《春秋》经文中因此留下了这么一句看似没头没脑的记载：
夏，归粟于蔡。
在郢都的宫殿里，阖闾吞咽着盟国提供的品质很差的陈年谷米，批阅着前方战事吃紧的奏报，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惑之中，当初的心雄万夫和气吞万里都化作了眼下痛苦的思考。他曾无数次对着地图上那个令人沮丧的“”形发呆，那是吴国伐楚的进军路线，也是后来的后勤运输线，两条横线是长江和淮河，右侧的竖线是风涛莫测的海上航程：这似乎是上苍的安排.自远古以来，人们就见惯了日西落，水东流，泱泱吴楚，沃野千里，竟没有一条河流是南北方向的。如果江淮之间有一条便捷的水道，吴军何至于要兜这么一个“”形的大圈子？又何至于傻乎乎地跑到南黄海去受风浪之苦。天不助吴，时乎？命乎？
阖闾的叹息中透出一种历史的无奈，而所谓历史的智慧往往就隐藏在由这种无奈而引发的异想天开之中。也许就在这时候，一条沟通江淮的人工运河开始了他最初的构想。
吴楚战争历时一年，最后以吴国的失败告终。从表面上看，吴军失败的原因是：一个强大的第三者—秦国—的介入，吴国自家的内乱（阖闾的弟弟夫概在国内自立为王），以及越国趁机入侵。但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吴国劳师远征，陷入了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后勤供应无法保障。溃败的吴军仍旧是从原路回国的，一路上的仓皇狼狈可以想见。疲惫不堪的将士早已归心似箭，千疮百孔的征帆再也鼓荡不起当初那席卷千军的豪气了。舰队沿着淮河顺流东去，广袤而蛮荒的江淮大地坦荡在青天碧落之下，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湖沼草泽间弥散着苦艾野性的香味和泥土中腐草的气息，这是一片人类的斧斤和犁铧未曾触及过的苍原。此刻，壮心不已的阖闾肯定会想到许多，列国之间的争霸战方兴未艾，一次战争的失败当然算不了什么，江东子弟多才俊，重整旗鼓，逐鹿中原，吴军还会再来的。他日卷土重来，吴军肯定不会重蹈这次的路线了，让地图上那个令人沮丧的“”形见鬼去吧。这江淮之间的千里沃野，既然可以放缰驰马，为什么就不能扬帆泛舟呢？如果在这里新辟一条南北方向的水道，让吴国的舟师和战略物资直接由江入淮，然后再沿荷、泗、沂、沭诸水北上，一举抵达燕赵齐鲁，吴国称霸的日子还会远吗？
荒原无言，多少世纪以来，它就这样一直在无言中等待。九月的阳光懒懒地流淌，天高云淡，秋风惆怅。荒原，在死一般的静谧中演绎着沧桑的含义。
为了战争，一条沟通江淮的伟大工程已经呼之欲出了。
请不要诅咒战争，因为它从来就是人类最迅捷的交流方式，也是人类文明最原始的助产婆，虽然它充满了毁灭、血腥和惨绝人寰的呼喊，但谁能否认，正是战争与和平的相互濡沫（请注意，是濡沫），才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呢？
时在公元前505年，吴王阖闾十年。
3 冤家
现在，本剧中的另一个主角—越国—悄然登场了。
中国历来是个政治智慧十分丰富的国度，许多政治谋略至今仍被蹈袭不衰，例如关于地缘政治中的“远交近攻”。吴越是有着相同的语言、习俗和地域特征的邻国，所谓“江南”的含义，也主要是指吴越一带。吴山千古秀，越女天下白，这里的橹声花影，绮罗香泽，大概久已有之吧，不然不会走出西施那样倾城倾国的美女。从地缘政治上讲，最危险的敌人永远在自己身边。在两个相邻的国家之间，争夺是绝对的，所谓世代通好最多不过是弱者的一厢情愿。吴越两国起初都曾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而弈者的策略思想就是远交近攻。在晋楚争霸期间，晋国用扶植吴国来牵制和削弱楚国；楚国则投桃报李，让越国在吴国背后搅事生非。晋楚双方的策略可谓成败参半，既给对手制造了不少麻烦，同时也让两个不入流的化外之邦羽翼丰满起来，成了新一轮竞争中自己的对手，这当然是后话。吴军伐楚期间，越王允常利用吴国精锐尽出，后方空虚的机会举兵入吴，这使得阖闾大伤脑筋，也认识到不先把“卧榻之侧”的越国摆平，争霸中原就无从说起。因此，在此后的数十年中，吴国只得暂时收敛起北上的雄心，把战略重点转向对越国的攻守，双方摩擦不断，战事逐步升级。吴越春秋向来以一种瑰丽凄恻的情调见诸史册，但其中最令人心旌摇荡的篇章—屈辱与复仇，江山与美人，阴谋与爱情，权力的兴衰与人格的畸变—却主要是由阖闾和允常之后的第二代领导来演绎的。
公元前497年，越王允常病殁，勾践即位。
第二年，吴越之间发生了擕李之战，吴师败绩，阖闾被越军砍断了脚趾，死于回师途中，夫差即位。
就这样，勾践和夫差这一对冤家，差不多同时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他们即位时都正值青葱饱满的生命年华，这是他们的福分。中国历史上的好多王者之所以碌碌无为，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的父辈死得不是时候。或死得太早，让他们小小年纪就跻身王位，成为宫廷内外一班女人和老人们手中的傀儡，由此造成的心理变态使得他们日后只能有两种选择：懦夫与虐待狂。或死得太迟，当他们苦苦等待了大半辈子才接过权杖时，已错过了生命力的旺季，灵性和锐气已被惰性和暮气所取代，声色犬马尚且力不从心，更遑论经邦济国了。因此，历史上有些领导人物的成功，其实并不在于自己有什么过人的才智，只是因为他们的前辈死得适逢其时，在给他们提供了一块足以施展的舞台后，自己便消失了，这样的领导者真是幸运。夫差和勾践就属于这样的幸运儿。
那么，就让他们放开手脚施展一番吧。
但问题是，作为对手，夫差和勾践所接受的精神遗产并不是等量的。
阖闾是一代雄主，他在位期间，吴国由一个化外小邦一跃而厕身于大国行列。他一生经历的政治风涛堪称惊心动魄：叔侄火并，五步喋血；兄弟阋墙，阴谋麇生；一次又一次的南征北讨，在铁马金戈中凸现着生命的强悍。他几乎是踩着刀尖上的血光走过来的，这些，作为王子的夫差都曾耳濡目染。特别是阖闾那沟通江淮北上争霸的构想，肯定也曾让夫差心驰神往过。现在阖闾死了，他是以一种极端的方式—捐躯疆场—而死去的，在所有的死亡中，这是最壮烈，也是最具震撼力的。这种死法本身就是留给后人的一笔精神遗产—那铭心刻骨的国恨家仇。请看他们父子交接的最后一幕：
阖闾问道：“你会忘记勾践杀了你父亲吗？”
夫差回答：“不敢忘记。”
阖闾又连问几遍，夫差也一遍又一遍地回答“不敢忘记”，直到父亲溘然逝去。
这就是夫差的即位典礼。吴山高，越水长，在杭州湾畔的荒野里，败退的吴军偃旗息鼓，倾听着新一代君主在为复仇而宣誓。
而且，这样的宣誓仪式还要继续下去。
夫差即位后，又派人每天站在庭院里，只要夫差从那儿进出时，那人便大声问道：“夫差，你忘了勾践杀害你父亲的仇恨吗？”
夫差每次都得恭恭敬敬地回答：“不敢忘记。”
我们不知道夫差每天要从庭院里进出多少次，也无法想象一个国家元首被下人直呼其名地斥问时心里是什么滋味。反正在阖闾死后的最初几年里，夫差就一直是在这种“不敢忘记”的警策中生活的。如果说夫差的吴国在历史上也曾强大过，那么首先就应归结于这句“不敢忘记”。没有什么精神力量比仇恨更强大的了。仇恨是一种无形的痛苦和枷锁，它可能是动物性的，也可能体现出更深刻的人性。它有着巨大的跨度，从原始的沉沦到精神的升华。它能聚集起令人不可思议的爆发力，就像人们在危急关头常常能作出某种惊人之举一样，正是在那特定的情势下，它调动了生命全部的潜能—生理的、意志的甚至还有超越极限的神来之力。而这些，人们在平常的日子里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正是仇恨，使夫差从失败的废墟中站立起来，那个血色黄昏的每一个细节都将成为他生命的支点。他的目光燃烧着矢志不渝的复仇之火，那是吴国军民的精神旗帜。在这一点上，夫差应该感谢勾践。
那么勾践呢？
勾践的精神遗产来自擕李之战。从允常去世到擕李之战，这中间只有几个月时间。几个月时间还没来得及完成从王子到国君的心理转换，勾践就迎来了一场胜利。这胜利来得太容易了，几乎是唾手可得，几乎如探囊取物，几乎在羽扇纶巾谈笑间。太轻易的获得常常并不是什么好事，它会使当事人处于一种失重状态，滋生出诸如轻浮、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之类的感觉。那是一种笼罩着不祥之感的心理骚动，一种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实，轻浮也好，飘飘然也好，不知天高地厚也好，全都是因为自身没有足够的分量。勾践还年轻，他还不能承受一场势如破竹的胜利。一时间，他那没有多少阅历的头脑里几乎全是胜利后的轻松，还有自己无所不能的优越感。看来经邦济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自己一不留神不就打败了吴国吗？一个没有丝毫危机感和忧患意识的君王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因此，当夫差在庭院里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复仇的誓言时，勾践却整日沉湎于声色犬马。“阖闾既殁，吴不足惧也。”那么就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吧，以潇洒的姿态拭去刀刃上的血迹，让手势的优雅和刀刃上的寒光组成轻捷的线条，这是刀枪入库时胜利者的一种精神享受。南山放马同样也能演化出不少乐趣，骑射游猎、寻花问柳，可以消解无所事事中的寂寥。风雨楼头尺八箫，何日归看浙江潮，太平君主的滋味实在不错。现代科学证明，每个人的拳头都和自己的心脏具有同等的体积，如果我们把拳头视为一种生命本体的素质力，把心脏视为一种思想和精神的强度，这个等式大致也是成立的。勾践的心脏已经萎缩，还能指望他的拳头吗？
擕李之战的结局是，勾践在军事上胜利了，但在精神上失败了。
精神的失败必然导致军事的失败，人类的历史生生不息，无论是喜剧还是悲剧，其中都维系着一条精神力量的因果长链。三年后，擕李之战的血迹已经干涸，被野草的根系所接受；捐躯的将士也成了农夫犁铧下空洞的骷髅。吴越在夫椒再次开战。夫椒不再是擕李的翻版，散漫的越军一败涂地。在复仇的大旗下，吴国三军用命，直捣越都会稽。要不是夫差在最后关头的妇人之仁，越国已经从春秋列国的地图上消失了。
到此为止，夫差和勾践算是打了个平手，双方都因自己的精神和信念得到了报偿：复仇是复仇者的通行证，屈辱是屈辱者的记功碑，轻狂是轻狂者的墓志铭。现在，他们正好换了个位置，把自己原先承担的角色让给了对方。命运又将如何捉弄他们呢？
根据双方的议和条件，勾践将带着老婆去吴国为奴。这无疑是一次充满了屈辱和凶险的远行。出发那天，越国的群臣都来到浙水边，为自己的君王饯行，大夫文种首先为勾践奉献祝词，词曰：
皇天祐助，前沉后扬。祸为德根，忧为福堂。威人者灭，服从者昌。王虽牵致，其后无殃。君臣生离，感动上皇。众天悲哀，莫不感伤。臣请荐脯，行酒三觞。
文种不愧是“文种”，这篇祝酒词不仅情辞并茂，文理交融，更难得的是充满了历史和人生的辩证法。所谓成败祸福原是转瞬即逝的。“祸为德根，忧为福堂。”这不光是冠冕堂皇的恭维话，让勾践宽心，其中也潜藏着一种韬光养晦，伏机待起的长远战略。勾践听了当会有很多感慨的。他现在知道了，自己是在为当初的荒唐付出代价，追悔和痛惜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成者为王败者贼，权力争逐的舞台上从来不相信眼泪。那么就让旧日的勾践死去吧，一个新的灵魂将从这里起步，走向在屈辱和痛苦中复仇中兴的漫漫长途。
三觞酒罢，勾践带着老婆和范蠡凄然北去。风萧萧兮浙水寒，这一去，凶吉难料，生死未卜，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他要不就回不了越国，回到越国的就是一个在精神上堪当大任的伟丈夫。
4 主奴之间
在姑苏的宫殿里，夫差面对着自己昔日的对手，自傲和轻蔑中不免带着几分怜悯。勾践是那样谦恭，有如一匹驯服的瘦马，任你鞭笞、任你骑跨。在这一瞬间，夫差很为自己能生出几许怜悯而自得，只有胜利者才有资格怜悯，而胜利者的怜悯又是多么高贵。他安排勾践在宫中养马，自己出行时，便让勾践手执干戈，充当仪仗。车辚辚，马萧萧，吴王出行的车驾是何等排场！透过缤纷的黄罗紫盖，夫差偶尔也会打量一下仪仗队里那个卑贱的身影，在他看来，这个人已经再没有资格当他的对手了。现在，自己哪怕是一瞥不经意的目光对他都是一种征服和威慑，而他却不敢随便看自己一眼，更不用说对视了。伍子胥真是有点老糊涂了，居然三番五次地撺掇他把勾践杀掉。为什么要杀他呢？砍头不过碗大的疤，最多也不过给你瞬间的快感，能有多大意思？就这样让他当寡人的奴仆，不是比杀了他更让他难受吗？自己现在是胜利者，胜利不仅是盛大的凯旋仪式和为所欲为的处置权，更重要的是那种如坐春风般的心理感觉，它能洗尽以前所有的仇恨和屈辱，也能让一切日常性的举动都暗合自己的征服欲和优越感。胜利的感觉真好！夫差自负地一笑，把目光投向远方虚无飘渺的山影，车驾浩浩荡荡地出了宫城。
其实，夫差最大的失策就在于让勾践到吴国来当他的奴仆。
他忽视了最基本的一点：对人的尊严的摧残是很危险的游戏。在有些人身上，施虐者似乎取得了成功，这些人在摧残下彻底丧失了尊严，他们像狗一样地活着，看主人的脸色，为主人的一点施舍而摇尾乞怜。其实问题不在于他们活得多么卑贱猥琐，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这一切已处之泰然，失去了痛苦的感觉，当然也就更谈不上悲剧意识了。这种人即使日后自由了，但尊严已无从寻觅，成了没有脊梁骨的软体动物。但施虐者的这种成功其实只是一种假象，因为这些人原本就没有尊严，或者说不怎么把尊严当回事，他们原本就是流氓、暴君和庸主，例如陈叔宝、刘阿斗和泼皮牛二那样的人物。向他们的尊严施虐，无异于堂·吉诃德向风车叫阵一般可笑。但另一些人则不同，他们是有尊严有思想的汉子，只不过迫于处境，把尊严深深地藏匿起来，表面的卑贱谦恭掩盖了他们内心那长风豪雨般的激情。施加于他们的每一点摧残，都会让他们的心灵流很多很多的血；摧残愈甚，复仇的欲望便愈是炽烈。痛苦感是一个人的内在深度，痛苦中的生命远比在漫无节奏的松弛中消失的生命更为精彩结实。正是在痛苦中他们在重建自己的誓言和期望，生命的支撑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实有力。这是一些富于忍耐力和意志力的人，他们把经受的屈辱和苦难都作为人生的财富，让它们在心底积聚、膨胀、蓄发而蕴变，成为撼天动地的意志力量。这时候，施虐者恰恰为他们设置了一座人生的炼狱和精神的砥石，所谓“知耻而后勇”说的就是这一类人，而勾践无疑也是应该归入此列的。现在，在吴国的宫城里，夫差实际上充当了一个可悲的陪练者，他在用各种极端手段磨砺对手的意志，让对手在精神上重新站立起来，最终把自己打倒。写到这里，我不由得要奉劝天下的权势者，千万不要把摧残别人的尊严当作快事，当你们扬起手中的鞭子时，可曾想到这是一种多么丑陋的愚蠢，虐人者自虐，何苦来哉？慎之，慎之！
姑苏城里正在大兴土木，新的宫殿次第落成，馆娃宫、姑苏台、响屧廊，只要一提到这些名字，后来的人们便会想到那种艳丽的脂粉气和奢华无度的生活情调。在歌舞的间隙里，夫差一抬眼便可以望见不远处勾践夫妇居住的石室。勾践穿得破破烂烂的，一副樵夫装束，正忙着砍树枝、割野草，喂养马匹；他老婆穿的是不修边幅的短褂，在—旁提水、除粪、洒扫不停。看着这些，夫差当然不愿去多想什么，他也来不及多想，因为新的一轮歌舞又开场了。但后人却不能不想，后人以《吴宫词》为题的诗作很多，其中有这样一首：
展廊移得苎萝春，
沉醉君王夜宴频。
台畔卧薪台上舞，
可知同是不眠人。
“可知同是不眠人。”问得很有意思。夫差的不眠是因为沉湎于奢云艳雨中的享乐，而勾践的不眠则是源于那报仇复国的耿耿情怀。姑苏台上的歌舞声声在耳，勾践听得出那中间有来自越国的“野音”，他想仰天大笑，想引颈号呼，甚至想痛痛快快地骂娘，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没有这样的权利。什么东西只有失去了才会感到珍贵，被普通人视若平常的嬉笑怒骂，现在对于他都成了一种不切实际的奢侈。那么就老老实实地干活吧，他一边默默地牵开马，让老婆清扫粪便，一边想着：那边的歌舞该是第几轮了呢？
跌倒容易站起来难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卧薪尝胆”的典故，就是以勾践为主角的，这里且不去说它。东汉人范晔所著的《吴越春秋》中，还记载有夫差生病，匀践为之尝粪的情节。我总觉得这样的情节过于离奇，用品尝别人的大便来取悦对方，这样龌龊的事情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有点寓言的味道。寓言者，假托之事也，为了阐明某种道理，是可以把故事推向荒诞的（就像韩非和庄子的许多寓言那样）。但比之于寓言，《吴越春秋》中的描写又显得更为饱满生动，且看勾践尝了夫差的大便后，那一番关于大便气味的高论是何等精彩：
粪便的味道和五谷一样，若逆着节气，便死；顺着节气的，便生。臣私下尝了大王的粪便，味道苦而且酸，这种味道正应了眼下春夏季节的气。臣所以知道大王的病就会好起来的。
你别说，他还真的讲出不少道道来了，这中间有天时物候、生老病理，有似是而非的伪科学，亦有曲意逢迎的拳拳之忧，不由得夫差不相信。马屁拍到这份上，也算是登峰造极了。由此我才相信，这样的故事大抵不会假的，如果是后人编造的寓言，用不着编得这样丰润鲜活，富于人情世故。它留给人们的警示是：当对方用糟蹋自己人格的方式向你效忠时，你千万要警惕。因为，敢于拿人格做交易的人，要不就是没有人格的势利之徒，要不就是不择手段的阴谋家。
但夫差不这样想，他想到的是，一个能给寡人尝大便的人，还会再成为自己的对手吗？于是，他潇洒地一挥手，放勾践回越国去了。从公元前492年到公元前490年，勾践在吴国当了三年的奴仆，这三年的屈辱与苦难、观察与思考、铭心刻骨的教训与不共戴天的仇恨，都足够他受用一辈子的了。姑苏台下养马的石室，成了勾践再生的圣殿，也成了他精神的演武场，在这一点上，他真应该感谢夫差。
勾践千恩万谢地去了，一个叫西施的美女又走进了吴王的宫殿，这些都是让夫差很开心的事。“苎萝山下如花女，占得姑苏台上春。”女人还是新鲜的好，况且又被调教得这样仪态万方，风情万种。由西施的好处，夫差又想到勾践的忠诚，遥望南天，越国那边是用不着操什么心了。那么，就把目光转向中原吧。
5 邗沟
就在勾践归越的第二年，夫差举兵北伐。
吴国的水师仍旧是经由南黄海北上的。夫差为什么没有实践阖闾生前的遗愿，取道江淮原野呢？这是因为不久前他刚刚得到齐景公病故及齐国政局不稳的情报，这无疑是出兵的天赐良机。而开挖运河决非一日之功，兵贵神速，岂容坐等？但老爸那沟通江淮的宏大构想，夫差是一直耿耿于怀的，随着他争霸中原的步伐日益加快，古老的江淮原野不会再等待多久了。
吴军一路势如破竹，陷陈国，败齐师，退楚兵（其实是被吓退的，楚昭王被吓死在军中）。现在，夫差的自我感觉好极了，在北伐的一路上，中原诸国闻风震悚，沿途的小国纷纷凑上来拍马屁，例如在路过宋国时，夫差居然受到了“百牢”级别的盛宴招待。牢者，牲畜也，牛、羊、猪三牲齐备为太牢，那么，“百牢”就是牛、羊、猪各一百头了。根据周礼的规定，诸侯享受的宴会不得超过“十二牢”，因为这是天道的极数，“百牢”显然大大超出了规格。我们今天无法想象那用一百头牛、一百头羊和一百头猪置办的宴席是什么样子，反正宋人的这一桌大菜确实把夫差的胃口吊上来了，也使得他的虚荣心极度膨胀。于是，在艾陵重创齐军后，他决定试探一下自己的号召力。在鲁国一个叫鄫城的地方，他自说自话地通知鲁国元首前来会盟，这引起了鲁国的一片恐慌。当时的鲁国，孔丘已经下野，带着一帮弟子恓恓惶惶地周游列国去了，朝政被以“三恒”为代表的贵族势力所操纵。“三恒”一方面抛出傀儡元首前往都城应付，一方面进行战争动员，做好了应付突发事件的准备。鲁哀公一到都城，夫差就趾高气扬地要鲁国用“百牢”级别的盛宴招待他。其实那“百牢”有什么意思呢？不就是多上了几盆大肉吗？台面上摆得再多，你也只有一个肚皮，说到底也只是好看罢了。但夫差不这样认为，他觉得这是一种规格，一种派头，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排场。可见古往今来的暴发户都是一样的心态，我就不相信当今那十万八万元一席的豪宴真的有什么可吃的，无非就是把银子不当回事，吃个排场、吃个稀罕而已，到了肚皮里都是一样的货色：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百牢”宴吃过了，夫差嘴巴一抹，又拉着鲁哀公去签订和约。可怜的鲁哀公笔尖一抖，原本追随鲁国的邾国被划入了吴国的势力范围。
都城和约签过不久，秋天的脚步就伴随着漫天飘舞的落叶来临了。远征的南方汉子对秋风特别敏感，他们的铠甲下没有冬衣—他们也不喜欢穿着笨重的冬衣跋山涉水，那有悖于他们的天性，他们的天性中有一种与土地与阳光的亲和，那是打着赤膊，光着脚板，在山林草泽间敏捷得有如猿猴一般的身姿。习惯了江南的湿润与明朗，他们在北方干冷的秋风中先自萎靡了几分。不光是将士思归，统帅部也有了班师之意，姑苏台上的歌舞和美人已经久违了，那是让夫差梦寐难忘的。“苏台月冷夜乌栖，饮罢吴王醉如泥。”想起那样的狂欢之夜，“百牢”宴又算得了什么呢？悲者秋之为气也，南归的大雁已经开始一队队掠过天幕了，那么就打点行装，回江南老家去吧。正是好风好水，西北风鼓荡着凯旋的风帆，吴国的舰队浩荡南归。启程时草木摇落，回到江南就该是满目萧疏的冬日了。
当吴国的舰队在南黄海上颠簸时，鲁国就开始毁约了。在春秋晚期那个时候，列国之间的和约太多了，什么东西多了，就容易贬值，屁股一转又毁约的事也并不少见。从地图上看，邾国就好比一块飞地，距鲁国的都城曲阜只有半天路程。把邾国划入吴国的势力范围，就如同吴国向鲁国的心脏打入了一根楔子，这是鲁国无论如何不能接受的。因此，吴军前面刚走，鲁国就发动了对邾国的战争—其实用“战争”这个词是太抬举邾国了，邾国太弱小了，根本没有资格成为鲁国在战场上的对手，那么就叫入侵吧。当入侵的鲁军兵临城下时，居然听到城内传出乐钟的演奏声。邾国的官员请求元首停止娱乐，向吴国告急。邾隐公说：“鲁国敲梆子的声音都能传到邾国，吴国却离我们有二千里远，没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赶到，怎么能顾及我国呢？”既然没有办法，那么就及时行乐吧。谁让自己是小国呢？就像一个弱女子，索性从一而终，哪怕委身于一个恶棍，倒还有一点安全感。最怕的是夹在几个壮汉中间，你争我夺，自己连投怀送抱的权利也没有，那日子就难过了。可见国际上若是没有霸主，对小国未必是一件幸事。
这位懦弱的国君说得不错，吴国的中心在江南，离中原太远了，再加上绕道南黄海的周折，远水实在解不了近渴。正因为如此，鲁国才敢于和他们玩这种耗子逗猫的游戏。游戏的结果是，吴鲁之间又签订了新的莱门和约。这次是吴国兵临曲阜，情急之下，鲁国政府的代表背着和约的文本—那该是多重的一捆竹简—气喘吁吁地赶到莱门，那种狼狈和匆忙可以想见，所谓“城下之盟”这个词就是由此而来的。而且比之于鄫城和约，这次的条款更为苛刻。但鲁国似乎并不在乎，签就签吧，当着你的面什么都好说；你一走，我再毁约。反正你来一趟也不容易，而且来了也不可能待得很久。后来，连齐国也学会了和吴国玩这种游戏。就在吴鲁之间签订了莱门和约，吴国退兵不久，齐国派使者来到江南，约请吴军联合伐鲁（鲁国首相季康子居然要赖婚，不肯把妹妹嫁给齐王做老婆）。等到第二年春天，吴国这边厉兵秣马准备得差不多了，齐国又派人来说，撤销此前的请求，因为季康子的妹妹正在齐王的后宫里得宠呢。这不是拿吴国寻开心吗？夫差拂袖而起，冷着面孔对齐国的使者讲了这样一番话：
去年本元首已经接受了命令，现在你们又更改了，我真不知道应该以哪一个为准。过一段时间，鄙人准备亲自进见贵国元首，当面接受命令。
你听听这口气，分明是要兴师问罪了。
但吴国这次并没有马上就兵戎相见。夫差是聪明人，他知道在这种游戏的背后，无非是欺负吴国偏于东南一隅。这几年，吴军虽然在中原战场上频频得手，但他们对国际社会的影响力仍然是季节性的，每年随着海洋性的东南季风扬帆北上，又随着干冷的大陆性季风偃旗南归。自己既然把战略重心放在北方，就不能不正视这种地缘形势。夫差似乎又听到了阖闾当年的叹息：天不助吴，时乎？命乎？老爸那注视江淮原野的目光是何等殷切！吴国疆域的北界大致在淮泗一线，其中包括长江以北的千里沃野。江、淮，皆水也；江淮原野亦遍布湖沼水泊，但江淮之间却没有一条可以通达的内河水道。考究起来，那甲骨和竹简上“刑”字的起源，就是远古社会因水的战争而起的，正是水与战争的互相诱惑与交媾，然后才有了国家政权的象征—刑。难怪《尚书》中在说到天地五行时，把水列为第一，且认为“水曰润下，润下作咸”。咸者，全也。只要解决了水的问题，其他所有的问题大体上也就可以解决了。
那么就先从理水开始吧。说什么日西落，水东流，寡人偏要让南水北上，江淮携手。
作为一个具有自由精神的现代人，我对“寡人”向来是不大恭维的。这称道中透出一种生杀予夺的专制和蛮横。但在刚才的这段文字中，当我的笔尖又一次掠过“寡人”时，心头却不由得生出几许温情脉脉的欣赏。文明的进步，有时需要强权的推动。一将功成万骨枯，这中间既有生灵涂炭的孽债，也有国家和民族的整合之功。试想，如果没有夫差的心血来潮和异想天开，古老的江淮原野还要在寂寞中等待多少个春秋？
夫差开始行动了。
于是，《左传》中便有了这样一行记载：
吴城邗，沟通江淮。
中国古代的史官总是这般的冷静，冷静得令人战栗，如此泽被千秋的一项伟大工程的诞生，在《左传》上只留下了不动声色的七个字。或许当年吴王夫差开挖运河时，并没有把它怎么当回事，完全是心血来潮的产物。但历史本身却绝对是富于智慧的，这智慧是一种有别于机智，也有别于个人才略的理性选择：中华民族需要一条南北方向的运河，而这条运河最早形成的段落，就该在江淮之间。邗沟所处的地段正当大运河的中上部，有如婴儿的孕育，最先搏动的总是他的心脏。在后来的漫长岁月中，这个部位也因此一直成为整个大运河中最为丰韵成熟，也最为敏感多事的地段。
公元前486年，夫差筑邗城，作为自己北上的前敌指挥部。
这座位于长江北岸的邗城，就是后来的扬州。它的命运从一开始就与运河维系在一起。
哦，扬州，你就是曾在中国文化史上溢彩流光的邗上、广陵、芜城、江都和维扬么？就是那绿杨下的城郭、明月下的美人、古巷中的清曲和红桥畔的诗酒文会么？就是让那位风流皇帝“春风举国裁宫锦”，来了就赖着不肯走的温柔之乡么？就是张若虚诗中的春江花月、郑板桥笔下的墨竹和乱石铺街的书法么？大运河不仅使你几度成为农耕中国少有的商务中心，也滋润了你那迷人的美学风貌和活跃于其中的诗化的生命。盐、铁、铜镜、漆器；文人、女人、商贾、官僚，“兜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那是怎样一种令人怀想的洋洋大观！扬州不是扬州人的扬州，扬州是外地人的扬州。与扬州有关的名人，土著血统的很少。这里是中国文化的温情旅馆，它使人们想到的是：水木清华的秀色，歌吹入云的风华，还有那独特的市井情调—有如古老的漆器泛出的那种富于质感的雅趣。
现在的扬州人几乎已经把夫差淡忘了，他们记得的只有杨广、杜牧、王播、徐铉、欧阳修、王士祯、郑板桥、史可法，当然还有李香君、冯小青、林黛玉（她们倒是地道扬州血统），至于夫差，扬州人想不了那么远，二千五百年，那是哪辈子的事？他们家里挂着印刷品的扬州八怪的字画，紫砂壶上的铭文是“难得糊涂”。有远道的亲朋好友来了，带他们去看看史可法的梅花岭、欧阳修的平山堂，还有北郊隋炀帝陵的一座荒冢。然后在接待过康熙和乾隆的御码头附近点一席船菜，据说那菜谱的专利权属于清代的扬州盐商。夜色降临了，他们因微醺而显出放达，高谈阔论地走过街道两边古色古香的市招：绿杨春，菜根香，富春茶社，竹西佳处……
但扬州确实是由夫差奠基的，不仅是一座城市，还有一条运河。
对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说，扬州不过是一只嘹亮的音符，运河才是一首宏大的史诗。
在芦荻萧萧的江淮大地上，吴军挖开了第一锹土。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锹土对于中国历史的意义，他们只是为了一个军人的职责，也为了君王那虎视中原的炯炯目光，让长江和淮河这两个伟大的生命携起手来，迎送吴国水师北上的征帆。他们这一挖就挖了二千四百多年（直到前些时我考察大运河时，沿途仍不时要穿过疏浚运河的滔滔人流）。对于这片充满了野性的荒原来说，数万大军甚至也是微不足道的。多么广阔而丰饶的土地啊！这里有水，有阳光，有长空雁叫和秋虫的低吟，还有那一群群自在徜徉、高贵得有如王子一般的麋鹿。大自然给予人类的馈赠，这里一样不少。士兵们有时会挖到几件古老的陶器，他们把它和自己身边的水罐对比，差别只是形制和花纹，那是时间流逝的印记，但质地都是用水边那种黏性很强的黑土烧成的，它说明这里曾有先民居住过，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又迁徙了。在陶器集中的地方，还有他们的墓葬，那装殓亡人的瓮棺上绘着一种“人面鱼纹”，这中间似乎潜藏着某种关于水、生命和死亡的哲学思想。水象征着生命的母体，而鱼则被视为生命的图腾，对于这些先民们来说，死亡乃是新一轮生命的开端，就像鱼在水里游来游去一样。在触及这些原始先民的遗物时，士兵们显得颇为矜持，这所有的遗留都标志着一种远古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秩序，而当那种方式和秩序存在的时候，大抵还没有国家，也没有国家之间这种动辄千骑万乘的争霸战争。那么，他们有生命的欢乐和痛苦，有对土地和财富的征服欲望，有自己的诗歌，自己的宗教吗？士兵们来不及想得这么多，他们只感到这里的水像江南一样充沛而恣肆，锹挖下去，水就渗出来了。有时候，他们甚至挖出—只完整的独木舟，那已经炭化的木质中还能依稀看出当初的年轮。独木舟的形制有一种童话般的单纯和执拗，所谓大巧若拙莫过于此了，这是人类童年的见证，也是这块土地关于航行的最初记忆。这样的小插曲当然不会很多，却很精致隽永，在清澈而热烈的秋阳下，这远古的童话静静地呈示在荒原的风景线上，让人们想到关于时间和生命的一些原始含义。
据《汉书·艺文志》及北魏郦道元所著的《水经注》记载，邗沟的具体路线大致是从邗城西南角绕至东南角（今扬州市铁佛寺稍向南方），经螺丝湾、黄金坝北上，穿过东西相距不远的武广与陆阳二地之间，北入樊良湖；再向东北流入博支、射阳二湖；出湖西北至末口（今淮安市北的北神堰）汇入淮水。全长约五百余里。这个长度只是大略的估计，因为吴国开挖邗沟时，为了尽量利用天然湖泊（其中最大的是射阳湖）减少工程量，河道向东北方向拐了一道弓背形的曲线。今天的宝应县境内仍有一座叫射阳湖的小镇，镇东湖荡犹在，这里距大运河相去八十余里，可以想见当初邗沟的走向。邗沟后来又经历代的疏浚改道，截弯取直，现在我们看到的从瓜洲到淮阴的里运河基本上是一道拉直了的弓弦，全长为四百里。据此推测，最初的邗沟不会少于五百里。
东西流向的长江和同样是东西流向的淮河在荒原上挽起了手臂，一个崭新的生命跨越两代君王的构想和期盼，也跨越了神话和传奇，诞生在江淮大地上。这是一项充满了创造的灵感和浪漫激情的伟大工程。而且，这种灵感和激情将随着它的浩浩清波流进以后历史的每一个章节，并渗透在我们民族的肌体里。邗沟的故事属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史而不仅仅是春秋战国的争霸史，它使两条大河成功地联结，进入了不朽的史诗的领域。历史无法记住那成千上万劳动者的名字，那么，就记住一个人的名字吧：吴王夫差—一位集浪漫与荒淫，才略与专横，意气风发与穷兵黩武于一身的人物。
现在，夫差立马邗城，就可以雄视北方的中原诸国了。
第二年，吴军沿着新开凿的运河北伐，大败齐军于艾陵：为了显示自己“国际领袖”的风度，夫差随手就把刚缴获的八百辆战车送给了鲁国，这种好大喜功的露脸事，他干起来是很潇洒的。
又过了两年，夫差再次北上，大会诸侯于黄池。吴军这次的进军路线是由邗沟到达淮上后，乃自淮入泗，自泗入沂，将沿途不相连接的水道一一凿通。这条东自今江苏沛县，经山东单县、曹县及河南兰考、封丘等地，西达济水的河道，历史上称为黄沟。至此，由江南到中原各国的水道已全面开通。
这是夫差的最后一次北上，但他身后留下的黄沟，其流泽却一直延续到秦汉以远。
6 铁血残阳
邗沟开成后的第十三年（公元前473年），越军攻进了姑苏，吴越春秋的历史尘埃落定。
大幕关闭了，但剧情中那凄恻哀婉的氛围却长久地挥之不去。这段历史，令人怀想的东西太多了。
大运河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人都与扬州有关，除去吴王夫差而外，另一个是隋炀帝杨广。而且这两位的名声都不怎么好，其实他们都曾是叱咤风云的一代雄主，从生命本体上讲并不平庸，只不过后来都做了亡国之君，亡国的原因据说又都和美色有关（注意，不仅仅是女色）。是的，他们不仅崇尚武力的征伐，也崇尚美的挥霍，所谓的吴宫花草和垂杨暮鸦成为凄美的一种典型意象，大概也是从他们开始的。但美也是一种力量。只有精神上足够强大的人才能面对它，夫差和杨广显然都不具备这样的分量、于是，他们都从正剧走向了悲剧，从美走向了毁灭。
正是这两位亡国之君的名字，和大运河的历史紧紧维系在一起。
为什么偏偏是他们呢？
那么，他们的亡国和大运河有关吗？或者说，是不是大运河把他们带上了一条铺花的歧路？
如果是，那我们将如何面对我们民族的母亲河—面对她独特的背景、人物、氛围、精神和哲学，从而讲述一个伟大生命多姿多彩的故事？如果不是，我们又将如何清理那似是而非的因果关系链条，从中审视历史的权威性和非权威性？
夫差最后的日子是在忏悔中度过的。从两年前开始，越军就包围了姑苏，城破只是时间问题。曾经给吴国带来智慧与谋略的伍子胥已在十年前被他赐了一把属缕剑自杀了，临死前，伍子胥叫人把自己的头挂在城门上，他要亲眼看着越国的军队是如何攻进姑苏的。这座悬挂过一颗永不瞑目的头颅的城门，至今仍叫胥门。姑苏城破后，勾践要把夫差迁到甬东去居住，夫差说：“我老了，哪能再侍候你呢？”就举起当年伍子胥用过的属缕剑自杀了。他知道阶下囚的日子不好过，勾践会把当初在吴国经受的一切全都奉还给他，而且还要附加高额的利息。像勾践那样饲马品粪的事他是不干的；而且，他老了，不可能东山再起了。夫差最后倒是很坦然的，经历了一生的轰轰烈烈和成败得失，这时候的思考往往可以触及到生命甚至哲学的某些本质。他一生追求成功，这并没有错。追求成功的人最后不一定会戴上成功的桂冠。现在，他失败了，吴国也灭亡了，但他至少曾经被成功关注过。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都是一种巨大，它们都标志着一种生命的强度。对于一个男人来说，这就够了。
我一直不能理解，在吴越之间的力量对比已发生了根本性的逆转，姑苏势在必失的情势下，夫差为什么一味困守孤城，而没有选择迁都江左呢？就幅员而论，吴国在江淮那一块的面积要比江南大得多。以邗城为新都经略江淮，则南可据长江之险，与宿敌越国相持；北可恃运河之利，与中原诸国周旋。若假以时日，休养生息，也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但夫差没有作出这样的选择，他与历史的机缘擦肩而过。这或许是因为吴国的根基在江南，民心、军心、君臣之心皆眷恋故土，不愿离乡背井地折腾了；或许是因为当时的江淮原野仍是一片未被开垦的处女地，经济上难以支撑国用。但从根本上讲，可能还是因为夫差老了。在历史的关键时刻，伟大的选择需要石破天惊的爆发力，夫差已不具备这种爆发力了。这应该是一个值得历史学家们研究的问题。
与夫差的败亡联系在一起的是那个叫西施的女人，一个偏僻乡村的浣纱女，只因为长得漂亮，被勾践选了去，调教得可人了，作为礼物送给吴王。一般人都把西施视为一个女间谍，似乎吴国的事主要就是被她搞坏了，这实在是过分抬举了她。我不知道历史上是不是真有西施其人，反正亡国之君的身边，大抵总少不了一个女人的。那么就姑且信其有吧，但说她一介女流就颠覆了吴国的三千里江山，我不信。吴王与西施的关系，只是男人与女人的关系，男人与女人之间那种灵与肉的游戏，他们也一样不少，但这些与亡国无关。“家国兴亡会有时，吴人何苦怨西施。”诗人罗隐是钱塘人氏，他的见解是有道理的。纵观中外历史，有几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不是好色之徒？从秦皇汉武到唐宗宋祖，又有哪一个身边不是佳丽如云？好色是一种体魄的强劲和生命激情的旺盛，而这些正是一个有作为的政治家必须具备的。拿破仑在攻打奥地利战役的隆隆炮声中，仍忘不了书写火热的情书，倾诉他渴望同情人幽会的相思之情，不如此他就不是拿破仑。相比之下，那些所谓的“道德伟人”要不就是庸常之辈，要不就是伪君子。对于政治家而言，关键不在于好色不好色，而在于是他们玩女人，还是被女人所玩。如果一个君王到了被女人所玩的地步，那即使没有女人，他也会亡国的。
关于西施的结局，《吴越春秋》的说法是：“吴亡后，越浮西施于江，令随鸱夷以终。”鸱夷大抵是一种用牛皮制成的小船，美人的死也是很美的，把她放在小船上随水漂去。青山碧水之间，蓝天白云之下，一个为了自己的祖国忍辱负重、作出了巨大牺牲的女人就这样在小船上随水漂去，一直漂向生命的尽头。真应该感谢刽子手这种别出心裁的创意，现在，她终于可以自由地呼吸大自然的气息，大自然也可以从容地朝觐她的美色了。轻舟逐流而下，满眼光色流荡，江风舞弄着她的秀发和衣带，环珮叮当，有如弹琴一般。她顾盼生姿，神清气爽，没有恐惧也没有忧伤，只有在这时候，她的美才毫无保留地奉献在天地之间。多么清静啊，没有灯红酒绿的喧闹，没有权势者藤蔓般的缠绕，也没有小人的谄笑。有的只是死亡的阴影—但那又有什么可怕的呢？想唱一首关于童年关于浣纱的歌谣吗？想临水为镜映照自己的面影吗？想对着苍天无所顾忌地叹息一声吗？想做个没有重轭的宁静的梦吗？多少年没有享受这种清静了，清静真好！江水越来越急了，两岸的风景—山峦、流霞、阡陌、野花—争先恐后地扑向她的怀抱。那么就让它们都来吧，绝代红颜本来就应该在它们的簇拥下走向归途。我想，设计这种行刑方式的官员肯定不是一位粗人，他几乎创造了一种经典：把浪漫和死亡组接在一起，让死神追逐美女，从而产生一种冷艳的诗意和惊心动魄的悲剧美。太美的东西，下场大抵都不会太好。因此，墨子说：“西施之沉，其美也。”这就是哲人的语言，精辟得令人战栗。他也佐证了西施确是被投进水里淹死的。墨子生活在战国初期，离越国亡吴在时间上相去不远，他的话应该是可信的。吴国灭亡了，夫差死了，倾国倾城的西施也漂逝在如诗如梦的江南烟水之中，吴越春秋的故事到此也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吴国开挖的邗沟仍在默默地流淌，它流进了千秋万代的中华文明史。从开挖邗沟到站苏城破，其间只有十三年时间，就吴国而言，开挖邗沟北上争霸是一种战略性错误，这种错误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亡国，但历史评价不应该是势利的舞台解说词。有些浅薄的成功对于历史的大进程来说或许是种挫折；而有些失误却成就了傲视千古的巨大功业，让后世受用不尽，因为他们的失误中恰恰体现了历史的提前量。提前量是种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思想的提前量，导致的是思想者当时的悲剧和身后被追赠的荣誉；而行动的提前量，则需要行动者进行过量的支付。我们当然还不能说夫差具有多少历史主动精神，但他确实为邗沟支付得太多了。他因邗沟而失败，也应该因邗沟而被历史记取；比之于大运河这样巨大的存在，王权的失落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的。
如果我们的视野再开阔一点，我们将会看到，大致就在夫差开挖邗沟前不久，埃及法老启动了开挖苏伊士运河的工程。对于这条穿越六十英里地峡的地下工程来说，埃及人那曾建造过金字塔和方尖碑、底比斯庙宇以及尼罗河堤坝和运河可供水系统的智慧是足够了。但是工程在完成了一半后却停工了，其原因既不是流沙，也不是十二万名正施工中死去的奴隶，而只是因为传教士的—句简单的神谕。但那个法老却因这项半途而废的工程被人们记取，他的名字叫尼科。直到十八世纪的最后一年（公元1799年），一位叫拿破仑的矮个子欧洲人仍为法老那富于创意的勃勃雄心所鼓舞，他曾冒着生命危险，骑马往苏伊士寻找古运河遗迹。当地人后来描述过这队勘荒者在荒漠中的狼狈相：每一个士兵的刺刀上串着一只面包，脖子上挂着一个皮水袋，刚刚走了五里，就丢了两匹马和一个向导。拿破仑当然也没能完成这项伟大的工程，但他坚信了穿过土地的狭颈地带同海洋连接的可能性。此后又过了七十年，另一个拿破仑（拿破仑三世）的妻子尤金尼亚用了一个象征性的手势—剪彩—才最终完成了地中海和印度洋的连接，也最终完成了一个关于远航和商业精神的神话。算起来，这条长度不过一百英里的运河，前后竟耗费了差不多二千四百年。
文明的进步，有时是在一次划破历史苍穹的瞬间闪爆中完成的，有时却要以多少个世纪来计量它的蹒跚之履。比之于苏伊士运河，夫差的邗沟真是幸运多了。
公元前470年，也就是吴亡之后的第三年，在灭吴战争中居功至伟的范蠡悄悄地离开了越国。当他出现在北方一处名叫定陶的地方时，已是一副地道的商人打扮。有一种传说认为西施并没有死，她跟随范蠡走了。他们当然是沿着邗沟北上的。一叶轻舟，载着一对虽历经磨难却对爱情忠贞不渝的男女，橹桨声中，他们共同憧憬着平民生活的种种乐趣，还有关于资本的原始积累以及投资环境和利润之类。
在他们的身后，运河水声喋喋，如诉如歌……
这是一个极富于象征意义的情节，流过了战争的血雨腥风和王侯将相们的权力争逐，运河又回归了它的平民本色—它本来就应该是一条世俗生活的长河。
看吧，江淮运河的清波迤逦而来，两岸是密密森森的绿色，芦苇、蒿草、刺槐和一丛丛的灌木交织在一起，它们试图用生命的本色来补偿巨大的寂寞。而野花一嘟噜一嘟噜的有如云霞一般—便在这恣肆蓬勃的绿色中显出了几分高贵和矜持。旷野上开始有了牛羊和炊烟的影子，耕作的农夫和牛远远地构成一幅力的雕塑。背着陶罐汲水的小女孩向河边走来了，头上戴着一顶小花冠，她那彩色的梦，也该像花冠上的蒲公英一般的飞扬吧。阳光照在新鲜的篱笆墙上，尚未干透的泥巴泛出一种油性的光泽。风傍着柳枝静默着，难道它也有等待的忧郁么？在这古老的静默中，江淮运河来了，它获得了沿途所有的色彩、气息和生活情调，抖擞精神流向北方的黄土地：它把青春和理想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带着古老的长江文明向同样古老的黄河文明呼唤，期盼着更加富于激情的牵手，更加恢宏壮丽的融合……
一部辉煌的史诗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