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人们会说：不同的历史时代、不同的阶级、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庭……等等，会造成不同的个性，这很容易理解；但是，为什么同一历史时代、同一阶级、同一民族、同一家庭……总之，看起来相同或相近的环境，会造成如此千差万别、面貌迥异的个性呢？不错，同一历史时代、同一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水平、同一阶级、同一民族、同一家庭等等，会形成个性之间的许多共同的东西，这是必然的。因为一定的社会关系，对某一历史时代的个性来说，是在他们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前就准备好了的，不能任意选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任何人都不能超越历史时代、超越阶级、超越民族而存在。例如，李自成具有皇权思想，是三百多年以前的农民阶级共同具有的思想，有人因此而责备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的作者姚雪垠同志，是没有道理的。如果李自成超越了他那个历史时代、超越了当时农民阶级的局限而具有了今天社会主义农民的思想，那倒是不可思议的。在创造典型形象的时候，艺术家必须深刻地认识到并精确地描写出一定历史时代的社会环境对个性的必然性影响，认识到并描写出一定的社会关系所造成的个性的必然本质规律。但是，社会环境，各种社会关系对个性的决定性的必然影响，又是通过每个个性无限多样的充满各种偶然性的具体生活环境、千差万别的生活道路在起作用，在能动的个性与社会环境之间，会发生千种百样的不同情况、不同关系。当每个人出生到这个世界上来之后，他将走着怎样具体的人生道路，将有着怎样特殊的生活遭遇，他将以怎样的方式和形式，在怎样的程度上承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社会环境的哪些方面对他影响特别深刻，哪些方面对他影响比较微弱；从个性方面来说，他将在怎样的程度上和范围内发挥他的主观能动性，给予社会环境怎样的作用，哪些方面作用力量大，哪些方面作用力量小；等等——这一切，都充满着各种各样的偶然性，必然性正是通过各种各样的偶然性表现出来。人们到处可以看到社会环境的必然性影响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例如，同一阶级内部，还可能有不同阶层，即使同一阶级、同一阶层，每个个性还可能承受不同的家庭影响，具有不同的文化教养，在不同程度上承受传统的思想、道德的熏陶。在社会转型、异常复杂的环境里，在新与旧斗争非常激烈、犬牙交错的情况下，此一阶级的人常常会转到另一阶级中去，或者受另一阶级的影响而具有该阶级的许多特征。从新的方面转到旧的方面去，或者相反从旧的方面转到新的方面来，都是常有的事。处于转变中的人物，其个性往往同时具有新与旧两方面的特点，同时具有两个阶级的特点，表现出所谓“二重人格”。出现这种“奇异”的个性，是完全正常的、合乎规律的现象。譬如长篇小说《青春之歌》中所描写的林道静这个人物，在她从小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转化过程中，同时具有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特点，又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同样的道理，处于同一民族生活环境里，完全可能产生个性迥异的人物，处于同一历史时代，也完全可以产生彼此对立的个性，生活在同一家庭的人，甚至一母所生的同胞兄弟，其个性也可以极大的不同。例如，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春》、《秋》中，写了觉新、觉慧、觉民三兄弟。应该说，他们出生在同一家庭，又在大体相近的环境中生活，但是个性却不同。大哥逆来顺受，封建思想、封建道德和封建传统的重负把他压得直不起腰；他的痛苦遭遇也令他对封建家庭不满，他却不敢反抗，只是把泪水吞进肚里，委曲求全；直到最后实在被逼得走投无路，他才有所觉悟。老二、特别是老三，更多地接受了资产阶级的思想、道德观念，追求自由、平等，要求个性解放，向往光明，他们竭力挣脱封建枷锁，反抗罪恶的家庭。在这里，社会环境、各种社会关系的必然性影响，是通过这些人物偶然、独特的生活经历表现出来的，因而形成了彼此不同的个性。因此，艺术家绝不可将复杂的情况简单化，而是既要写出不同历史时代、不同阶级、不同民族、不同社会环境里的不同个性，同时还要写出同一历史时代、同一阶级、同一民族、看来相近的社会环境里由于无穷无尽的偶然性在起作用而形成的不同的个性，甚至还要写出在各种特殊的条件下产生的“奇异”的个性。总之，要写出现实生活本身所具有的个性的独特面貌，个性的全部复杂情况。读者和评论者不应该对作家发出这样的责难：如果写了一个落后的、具有某些资产阶级思想的工人，就说是歪曲工人阶级的形象；如果写了一个具有不正之风的老干部，就说是歪曲干部形象；如果写了资产阶级的改造或转化，就说是美化资产阶级；等等。艺术创作中那种一个阶级只有一个典型（实际上是只允许一种个性存在）的主张以及它的各种变种，是到了丢进垃圾箱去的时候了！
事实上，中外艺术史上凡是有才能有成就的艺术家，都是尽全力写出各种各样的独特的个性，通过偶然去表现必然。巴尔扎克说：“偶然是世上最伟大的小说家，若想文思不竭，只要研究偶然就行。”我国杰出的导演艺术家焦菊隐同志在《〈武则天〉导演杂记》一文中，更进一步认为艺术创作的规律“就是作家寻找偶然性来表现必然性的规律”。列夫·托尔斯泰在一封信中谈到他准备写一部长篇历史小说时的情况，说：“您简直不能想象，这种在我不得不播种的土地上进行深耕备种的工作对我来说是多么地艰苦。反复考虑眼前这部极庞大的作品中所有未来的主人公身上所可能发生的一切，考虑一百万种可能的组合方式，以备将来采用其中的百万分之一，这是困难得可怕的工作。而我现在搞的正就是这种工作。”这里说的也是选择偶然表现必然的工作，所谓“一百万种可能”，不过是极夸张而言之。但是，任何艺术家，或是有志于从事艺术创作这一崇高事业的人，都应该像巴尔扎克、托尔斯泰那样，坚持不懈地搞这种“困难得可怕的工作”，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塑造出前所未有的独特的个性。而且，应该说每当艺术家在写一部新的作品，创造一个新的艺术形象时，他都好像是第一次从事创作。他的每一笔，每一个艺术形象，都不会重复自己以前的任何形象。因为生活洪流永远滚滚向前，不断有新的个性出现；而新的个性必须用新的艺术形象来反映。
个性的第三个主要特征
个性的第三个主要特征是丰富多样性。
所谓个性的丰富多样性，可以就两个角度、两种意义上来说。其一，就所有个性的总和来说，世界上存在着无限丰富多样的个性形态，正如高尔基所说的那样：“人是各种各样的：这个人喜欢饶舌，那个人沉默寡言，这个人执拗而自负，那个人羞怯而缺乏自信；文学家仿佛生活在吝啬鬼、卑鄙的人、热狂者、野心家、幻想家、愉快的人和阴郁的人、勤勉的人和懒汉、善人和恶人、对一切漠不关心的人等等的轮环舞的中央。”如果有人企图对世界上存在着的所有个性进行现象形态上的描述，那是费去毕生精力也不可能做完的，而且还不断有新的个性产生，永远有新的个性产生，个性越来越丰富多样。事实上，艺术家当然没有必要去描述每一个个性；但是他必须以无限丰富多样的个性为原型、为原料，进行选择、集中、概括。在这方面，艺术家有无限广阔的天地，英雄有用武之地，他面临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他可以发挥的潜力是无限的。现实中的个性既然是无限丰富多样的，艺术所反映出来的个性也应该是无限丰富多样的。艺术家只要扎根到现实生活中去，勤于劳作，深入发掘，艰苦耕耘，在现实的个性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加工，他总可以创造出个性独特新颖的艺术形象来，这是一个诚实的艺术家的本分。但是，我们的艺术创作中却有那么多千部一腔的作品、千人一面的形象出现。懒于创新、惯于摹仿、满足于按照某种公式、模式进行“创作”的作者，面对着丰富多彩的生活，面对着无限多样的个性，应该是问心有愧的吧。
所谓个性的丰富多样性，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就另一种意义来说，那就是每一个个性本身，其内容都是丰富多样的。既然个性是由社会环境所造成的，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会有什么样的个性；那末，社会环境、社会关系有多么丰富多样，个性也就应该有多么丰富多样。在人与环境辩证的交互作用下，社会关系的各个方面都会在个性上面程度不同地打下自己的烙印，化为个性内在的多方面的社会特质，其中阶级特质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其他社会特质，如民族的、历史传统的、时代的、家庭的、职业的……等等，也不容忽视，不能认为个性只是“阶级性的具体表现和特殊表现”——这样就否定了个性的丰富多样性。俗话说，从一粒砂可以看到大千世界。同样，从一个典型的个性上面，可以看到整个社会，可以看到各种社会关系，如黑格尔所说，个性像一个焦点那样，反映出“球面”（整个外在世界）的丰富内容。譬如，鲁迅笔下的阿Q，是辛亥革命前后我国南方农村的具有独特个性的雇农，从阿Q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多种社会特质，反映着多种社会关系。通过阿Q表现的那些革命要求和革命行动，我们看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的农民由于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具有革命性，要求改变悲惨的现状；但是，通过阿Q的革命要求的被否定和革命行动的幼稚可笑，我们看到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根本没有深入到农民中去，因此必然不彻底并且最终失败。阿Q是个农民，但他思想性格中却有“男女之大防”一套观念，由此我们看到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的思想，农民阶级的思想也不能不受其影响。从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看到当时社会中落后的农民以及其他被污辱被损害的下层人民，思想麻木、不觉悟，受到欺凌不去反抗而只寻求精神上的自我安慰、自我解脱；进而，我们想到当时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在西方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表现出十足的阿Q相，生性懦弱而又寻求精神胜利。通过阿Q式的偷萝卜的闹剧和恋爱的悲剧，我们看到阿Q也是一个有着普通人的饮食男女要求的肉体的存在，然而他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处境，使他这些正常的要求也完全被剥夺了，那是一个多么残酷的不合理的社会！请看，阿Q个性中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呵！
此外，我们说某一个性包含丰富多样的内容，还包括这样的意思：他具有多种品德，他的脾性、气派、作风、爱好……等等也可能表现出多种形态，例如，一个人在家庭中是温情的丈夫和慈爱的父亲，在战场上完全可以猛虎一般的英勇；一个大无畏的战士，在一个姑娘面前完全可能缺乏表白爱情的勇气，表现出少女般的羞怯；等等。
凡是成功的艺术典型，其个性总是丰满的、甚至是复杂的。艺术家在塑造典型形象的时候，应该力避个性的干瘪、贫乏、简单化，黑格尔就非常强调个性的丰富性。他说：“一个真正的人就同时具有许多神，许多神只各代表一种力量，而人却把这些力量全包罗在他的心里；全体俄林波斯都聚集在他的胸中。”黑格尔把个性中的每一种品质或每一种特点，都看作某“一个神”或一种“普遍的力量”也即所谓“宇宙精神”的表现，这当然是唯心主义的、神秘主义的。但是，如果我们对他的上述的话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把他所说的“神”和“普遍力量”如客观事实本身那样理解为社会关系的表现，理解为内在于个性的社会特质，那末，黑格尔的见解对我们就是很有借鉴作用的了。所谓“全体俄林波斯都聚集他的胸中”，就是说个性内部包含着一切社会关系，聚集着所有社会特质，是一个内容非常丰富的精神世界。黑格尔曾经举荷马作品中的阿喀琉斯作为例子说明个性的丰富性，说荷马借种种不同的情境把阿喀琉斯多方面的性格都揭示出来了，“高贵的人格的多方面性在这个人身上显出了它的全部丰富性”。如果荷马在两千多年以前对古代人的性格尚且描写得如此丰满；那么，在今天，现代艺术家描写复杂得多的现代人的性格，就更不应该简单化了。我们的艺术家决不要把人物写得只有干巴巴的几条筋，像个瘪三。
所谓个性丰富多样，具有多种品质，并不是说个性内容的各个方面、多种品质是杂乱无章、群龙无首，如同茄子、黄瓜、辣椒、西红柿……随便堆放在一个菜筐里；而是“多”中有“一”，表现为一个完整的统一的整体。个性的多种内容必须凝聚于一个主体，具有一种主导因素。例如，林道静，在前期，小资产阶级的东西是她个性的主导的方面，到了后期，无产阶级的东西则成了她个性的主导方面。艺术家在创造典型时，必须抓住个性的主导方面。例如，电影《小兵张戛》中的张戛的形象，“戛”——精明、机灵，就是张戛个性中的主导方面。张戛个性前后有发展，他从打架时咬人、堵人家的烟囱，不愿执行联队长的命令交出他所缴获的敌人的手枪，最后成为一个自觉遵守纪律，主动把藏在老鸹窝中的手枪上缴，作战十分英勇的无产阶级小战士。但是他的个性中始终有一种突出的“戛”劲儿：对敌斗争有对敌斗争的“戛”劲儿，对自己人有对自己人的“戛”劲儿。他的个性非常丰满而又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艺术典型的个性就是应该表现为这种“多”与“一”的统一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