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世界上的一切，从自然界到人类社会，从物质现象到精神现象，都是一个过程，都有一个发生、发展、成熟、衰落、灭亡的历史。个性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自然也是如此。不论是整个历史时代的大的一般的环境，还是某一特定的个性直接生活在其中的小的个别的环境，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因而，被环境所创造的个性，也必然随之不断地发展变化。处于中世纪封建作坊中的手工工人与资本主义大生产之中的产业工人，其个性必然会有不同，在大机器生产的环境里所培养出来的工人的组织纪律性、团结性，是小范围的狭隘的手工作坊所培养不出来的；而到了社会主义社会，当工人真正当家做主，直接为自己的利益而进行劳动的时候，他们所具有的精神状态也是封建作坊的手工工人、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的工人所不能比拟的。就某一特定的个性来说，譬如我们以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所描写的娜达莎为例，也可以明显地看到个性怎样随环境而变化。在前期，我们看到的娜达莎是一个天真烂漫、热情奔放、易于激动、表露感情非常大胆、富有诗意的魔力的少女，她明净得像块水晶，然而轻信，放任感情的烈马随意驰骋，因而容易犯错误和迷失；当她因坏人引诱几乎失身、灵魂上经历了一番极端痛苦的遭遇之后，娜达莎的个性有了明显的变化，她沉静了，那少女的无邪的欢声笑语不见了，她的精神生活更多地转向自己的内心；到了小说的结尾时，我们几乎认不出原来的娜达莎了：她已经是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妈妈，是托尔斯泰的所谓贤妻良母的典型。她不但在外型上改变了——长胖了，长宽了，而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变化，她脸上已经消失了那种不断燃烧着的、成为她的魔力所在的兴奋的火焰，她抛弃了唱歌，不修边幅，离开了社交生活，专心执行自己妻子和母亲的职务。——环境的变化是怎样地改变着一个个性的面貌呵！
另一方面，个性又是在人能动地改造环境的实践中形成的，即使当周围的环境处于相对稳定（并非静止不动）的状态时，人也常常以自己的历史主动性，给环境以或强或弱的作用，促使和推动社会环境的发展、变化，同时，在这个过程中，人的个性也随着发展、变化。总之，不变的个性是没有的。
因此，艺术家必须以不断发展变化的观点去观察个性、研究个性、把握个性、描写个性。譬如，最近上演的话剧《吉鸿昌》就比较好地表现出了吉鸿昌的个性发展。吉鸿昌虽然出身穷苦，但他最初毕竟是国民党军队中的一员将领。在三十年代初，他也是要接受蒋介石的命令去打红军，并且要枪毙那些在打红军的战场上“临阵脱逃”的士兵。但是环境在起变化。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革命斗争在中国现代史上起着越来越重大的决定作用，无视党的存在，忽视这支力量，是越来越不可能了。党和红军的影响首先在穷苦的士兵和低级军官身上表现出来，然后，也不能不影响到具有爱国心、富有正义感的吉鸿昌。吉鸿昌开始严肃地思考面前的问题，随后，他主动化装去苏区，亲眼去看看那里的一切。当他亲眼看到、亲身感受到在苏区展现出来的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活时，新的曙光在他的精神视野的地平线上出现了，——这给了他个性发展变化的新的机缘。社会环境在继续向前发展，更重大的一系列变化出现在吉鸿昌面前：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蒋介石不抵抗，国土沦亡，民族危急，全国军民的抗日呼声日增，生活在他周围的军官和士兵誓死抗日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党又在加紧做吉鸿昌的工作，——这一切终于使吉鸿昌的个性发生突变，坚决奔赴抗日战场，并且成为一个共产党员，最后壮烈牺牲。到牺牲前，吉鸿昌性格中己经明显地注入了新的血液，无产阶级先锋战士的血液。如果说刚与观众见面时的吉鸿昌，其个性中除了刚毅、强悍、豪放之外，还常常流露出悲哀，对事情信心不足，表现出迷惘、彷徨、犹豫，有时处于茫然的矛盾之中；那么，当吉鸿昌与观众告别的时候，他的精神世界显得很充实而深沉，信心十足，共产主义的浩然正气充满了他的整个身体，非常乐观，象巍巍泰山那样崇高，那样稳固，那样坚定不移。当然，这个话剧对鸿昌的个性前后发展变化的刻划，还可以再明晰些，对比得再强烈些，描写得再细致些。
对个性进行静止地、僵死地、凝固地描写，既歪曲个性的本来面目，也违反艺术的客观规律，是艺术创作之大忌，艺术典型创造中的许多败笔，往往与此有关。和恩格斯有过许多交往的进步作家哈克奈斯所写的小说《城市姑娘》，就有这样的缺点。恩格斯批评说，小说还不是充分现实主义的，没有写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为什么呢？因为，出现在《城市姑娘》中的那些消极的工人形象，“如果这是对1800年或1810年，即圣西门和罗伯特·欧文的时代的正确描写；那末，在1887年，在一个有幸参加了战斗的无产阶级的大部分斗争差不多五十年之久的人看来，这就不可能是正确的了。”很明显，这里的关键在于，作者既没有看到、没有写出已经变化了的环境，没有写出十九世纪后期的典型环境；也没有看到、没有写出随之而变化了的个性，没有写出为那典型环境所决定的典型性格。人物还是被凝固在五十年前的老样子，这怎么可能是正确的呢？另一个例子是短篇小说《伤痕》，这是一篇较好的作品，但人物塑造却有明显的不足——主人公王晓华的性格没有发展，处于静止状态，这就减弱了作品的真实的感人力量。
当然，不仅要写出个性的发展变化，更重要的是写得入情入理，合乎规律，即要写出某一个性之所以这样变化而不是那样变化的内在根据，客观必然性。许多艺术家在谈到自己的创作经验时，都强调人物性格的发展有自己的客观逻辑。有一次，托尔斯泰的一位老朋友对他说，让安娜死在火车轮下，实在对她太残酷了。托尔斯泰回答说：“这个意见……使我想起普希金遇到过的一件事。有一次他对自己的一位朋友说：‘想想看，我那位塔姬雅娜跟我开了个多大的玩笑！她竞然嫁了人！我简直怎么也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做。’关于安娜·卡列尼娜我也可以说同样的话。根本讲来我那些男女主人公有时就常常闹出一些违反我本意的把戏来：他们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做了我所希望他们做的事。”普希金所说的作者“怎么也没有想到”的人物的行为，以及托尔斯泰所说的人物违反作者本意“做了在实际生活中常有的和应该做的事”，就是个性有他自己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这种客观必然性不是别的，就是在人物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中个性形成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逻辑、客观规律。英国作家福克斯在《小说与人民》中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每个人都有双重的历史，他既是一个典型——一个有社会历史的人，同时又是一个个人——一个有个人历史的人。这二者虽则也许处在极端矛盾的状态之中，却自然成为一体，一个统一体，因为最后后者是被前者所决定的。”福克斯在这里强调的正是环境与个性的关系，指出“社会历史”（环境）与“个人历史”（个性）发展变化的一致性，后者被前者“所决定”——也就是个性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高尔基指出：现实主义小说里的人物，“在他们所生活的环境中间，除了他们所作的那些事情以外，他们是不能再作别的什么的”。这里所强调的也是个性发展变化的客观必然性存在于环境之中，存在于个性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之中。因此，必须正确地掌握并且写好个性与环境的辩证关系。这也就是为什么恩格斯一再强调作家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强调人物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原因所在。艺术家不能任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处理人物性格的发展，哪怕是最善良的最值得同情的愿望。前面提到鲁迅批评杨振声所谓“要忠实于主观”、“说假话的才是小说家”等主张，也正是在强调艺术家不能任凭自己的主观愿望来处理人物性格的发展，而必须尊重性格本身的客观规律。在小说《红岩》中，写了江姐和许云峰的牺牲。就作者和读者的主观愿望来说，最好让这样的英雄活着；但是按照环境和人物的客观规律，他们却不能不牺牲。然而，当小说改编成歌剧时，对江姐的处理作了重大改动：江姐活着出来了。这样的处理好不好呢？我认为不好。因为这是以作者（改编者）的主观愿望代替了人物性格的客观逻辑，不真实。有时事情正是这样的矛盾：让人物合乎规律地死去，他（她）却获得了永恒的、不朽的生命；让人物违背客观逻辑而活着，他（她）却永远地死去了。现实主义的艺术家必须以尊重客观规律为自己的天职，让人物依照自己性格发展的客观规律走完自己的历史道路。
个性的第二个主要特征
个性的第二个主要特征是他的独特性、不可重复性。
歌德指出：“人们常说，一棵树上很难找到两片叶子形状完全一样，一千个人之中也很难找到两个人在思想感情上完全协调。”可以说，世界上有多少个人，就会有多少个彼此不同的特殊的个性。在某些方面相类似的人可能有，但是两个完全一样的人却不可能存在；就象地球不会倒转一样，历史上也不可能产生一个个性重复从前已经存在过的个性。
个性之所以独特、不可重复，原因何在呢？有没有必然性呢？回答是肯定的。首先，每个个性都有他自己的特殊的自然素质，即使是孪生兄弟、姊妹，其生理特点也不会完全一样，总存在某些差异。这无疑是形成每个个性具有自己的独特面貌的因素之一。但是，这却不是最主要最重要的原因，因为对个性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后天的社会环境，是个性与环境的辩证的交互作用。即使是两个人的自然素质非常相近，由于处于不同的具体生活环境，有着不同的生活经历，也会造成不同的个性。每一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都会遇到不同的特殊的具体的矛盾，而解决矛盾的方法和途径也是互异的，甚至是千差万别的，在这个过程中形成的个性怎么可能是一样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