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了，在半岛老屋之前，我还有一处老屋，就在那片幽深的竹林里，家学和家章的两栋木楼之间，我叫它竹林老屋。其实，那才是我真正意义上的老屋。
那时候，孟岚寨还不像现在这样有着那么多的房子，家学和家章也还没有搬来我们孟岚住，家义更没有搬来，家衣的卫生室以及悬崖下紧挨着我姨娘家的那一排房子，就完全还没有影子。
当时的孟岚寨，就只有三户人家，都集中在计九山脚像一把靠椅一样的山湾里。我家在最底下，最靠近坡脚，紧挨河边和大路。然后往山湾上面走是哥栋家，即我姨娘家，最顶上是哥辉家。哥辉的爹和哥栋的爹是两兄弟。哥辉的爹是老二，哥栋的爹是老三，他们还有一个大哥，住在岜仙寨。
我后来才听我大姑妈说，我父亲之所以选择在竹林里修房子，是因为这一片山坡原来都是我爷爷的土地。姑妈说，旧社会时我爷爷的田土不少，后来因为吸食鸦片卖掉了很多，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依然保留了一些；土改时我爷爷被划定为中农。
我爷爷奶奶都过世得很早，我从未见过他们的尊容。
他们本来给我父亲留下了一栋大瓦房，就在盘江河畔小木桥旁边，但不知道为什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父亲一直没在那里居住。后来我问过很多人，包括比我父亲长了十多岁的大姑妈，他们都表示不明就里。总之结果是从我记事起，我父亲就已经入住竹林老屋了。
竹林老屋的格局跟后来的半岛老屋完全不同。这是一栋典型的吊脚楼房。半边屋柱子长，半边屋柱子短，从而形成吊脚。
短柱脚的那部分楼房，靠近山湾的里面，楼底直接挨着地面，恰好用来做火塘间，便于防火；长柱脚的那半边楼房，在楼下自然形成一个空间，那空间也可以有很多用途，如做猪牛圈（舍）及碓房之类。
我们盘江地方把楼房柱子全部整齐着地的房子叫“地屋”；而把吊脚楼房柱子着地的房屋叫“半边楼”。半岛老屋即为“地屋”；竹林老屋则是典型的“半边楼”。
半边楼的优点是楼房半边悬空，房屋依山就势，节省开发屋基的工夫；同时地板则为纯粹的木板，楼房干燥舒适，凉爽宜居，可以极大限度地抑制南方潮湿的气候给人身体带来的伤害。但也因此而缺少了一般“地屋”都有的大门——“地屋”的大门，是直接从堂屋开门而通往外面的，但“半边楼”的堂屋却不能开门通向外面，因为外面是悬空的二楼。
所以，在我们侗乡，吊脚楼的堂屋一般都是作为廊檐来使用的。
许多人家都在那廊檐上开一排窗子。人们可以从那儿推窗瞭望外面的世界，也可以在那儿把窗子关上，从而在屋里形成一个封闭的世界。
那时候，我家竹林的老屋就正是这样一种格局。房子是三进三间，比半岛老屋多了一进一层。
我说了，吊脚楼房的第一层通常都不住人，我们家自然也不例外。在这一层里我们家分别修建有两个猪圈，一个牛圈，还有一个碓房，剩余的空间则用来堆放杂物和农具，比如圆木、谷桶、犁耙之类。还有，牛粪通常也需要一个很大的空间来放置。我记得那时我们家的牛粪和猪粪都放置在父亲卧室的正下方，父亲每次给猪牛出粪，都会有一股浓烈的气味在整个房子周围弥漫，经久不散。
第二层则是我们主要的生活空间，分别设有堂屋、火塘间、主卧室、客房、闺房及粮仓等。因为堂屋没有大门，我们家就在二楼右手边添加了一个偏厦，并从房子里边搭建一部木楼梯通往偏厦，人经由偏厦的长廊进入堂屋。在偏厦和堂屋之间设置一道木门，权作大门。
二楼的偏厦并没有装上板壁，只用了几根木方子隔成了齐大人腰高的栏杆，这实际上就被处理成了一道廊檐。
从廊檐进入大门之后，还有一道比较短的廊檐，不过这道廊檐就是封闭的了。靠外边的墙壁全部装上木板，中间开一个格子窗。靠里面的墙壁也一样。
当时我们家房间的分配和使用大约是这样的：堂屋右边一进最初作为我两个姑妈的闺房，那时候她们都还没出嫁；嬢[1]莲姑妈出嫁后这间房子被改作了杂物间，堆放木炭和农具之类；然后二进和三进依次是父亲和母亲的卧室；堂屋左边一进是我和二弟的卧室，那时候三弟还没出生，我和二弟在那间屋子里一起住了十多年；二进为杂物间，放置米缸和各种坛坛罐罐；三进最初是客房，最后不知道为什么又做了满姑的闺房。
堂屋正面进去即是火塘间。我还记得最初的时候，这火塘间的空间狭小而温暖，靠里面的木板墙壁上设置有一排精巧的木格子窗。夜晚有人从窗外走过，人的影子会在那窗子上晃动、变形。后来父亲又在这间屋外面添加了一个偏厦，把火塘间往外拓宽了两三米，并在原来格子窗的位置打起了一排土灶，生活倒是方便了许多，但原来那种局促的温馨却减弱了。
我们家老屋的第三层也还是人的生活空间。有一部木楼梯从火塘那儿上去，进入第三层楼房，这一层的使用效率似乎并不高，除了父亲卧室楼上的一间做了粮仓以及火塘上面的一间是火炕之外，其余房间好像都做了杂物间，堆放的东西乱七八糟，有红薯、洋芋等农产品，也有母亲的织布机、纺纱机之类的老古董。
大约正对着我和二弟卧室的这间，三楼左边一进房子，最后还是做了三弟的卧室。偶尔有客人来时，就兼作客房。但那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了。
事实上，还有一个第四层，那是被我无意中开发出来的额外空间——在第四层楼房一般人家是很少安排做生活空间使用的，只有在某种特殊情况下，才可能被派上用场。我记得那时我已经在念中学了，性格开始变得叛逆，许多时候我不再听从父亲的召唤，就终日躲在楼上拉胡琴，为了避开大人的打扰，我抱了一床棉絮就在第四层楼的楼顶上歇息下来了，从此安营扎寨，建立起了新的定居点。
我对于竹林老屋的记忆，最早可以追溯到我们全家刚从食堂老屋搬迁过来的时候。那是我在食堂老屋被母亲烫伤后不久，伤口还未完全康复，几乎不能吃任何东西。如今我头脑里依然保留着那样一幅画面：在竹林老屋的火塘旁边，我一面撒娇依偎在当时还没出嫁的嬢莲姑妈的怀里，一面吃着她给我撕烂的鸡腿肉，火塘里燃烧着旺盛的新柴，火光映红了我们一家人的脸庞，整个房间温暖如春。因为刚迁入新居，我多少有些不大适应，而竹林老屋当时也还没有得到完整的装修，似乎也只有火塘间是较为封闭的，其余房间可以说是家徒四壁，四面漏风。
那是哪一年？我当时多少岁？现在我当然无法确定，但可以推断。我既然是在一岁时候被母亲烫伤于食堂老屋的，而我来到竹林老屋的记忆又是伤口尚未痊愈时，那么可想而知，我们搬到竹林老屋的时间大概就在我一岁到两岁，也即1964年至1965年。那时候，家学和家章他们两家人都还没有从大寨搬迁到孟岚小寨来，整个孟岚小寨就只有三户人家，即我家、哥栋家和哥辉家。我说了，他们都在我家上坎。那么现在旁边家学房子的位置当时是什么样子呢？那我还记得，当时是属于我家的一块有一点儿坡度的自留地，地里大多数时候种着蔬菜和玉米，间种向日葵，我还记得经常去料理这块自留地的是我最小的姑妈，即满姑。她那时候应该也还是一位多愁善感的少女吧，我经常跟着她去地里劳作，听她唱一些忧伤的歌。那些金色的向日葵给我留下的印象特别深刻，以至于如今依然记忆犹新。
那时候，老屋的门口是一片茂密的竹林。
竹是楠竹。高大挺拔，苍翠圆直。竹林的面积大约有20来平方米。
竹林下面是一丘鞋子形状的长条水田。水田外边的田埂，就是往来楠洞与石洞的花街石板官道。
赶场上下，或者就在平常时间，总能看到有人从田埂上走过。熟悉的人会远远招呼一声，跟在廊檐上正在忙乎的我的家人说话，家人听见了，自然会立即回应。之后，常常就有一些人穿越水田，从那竹林里径直走上来，到二楼的廊檐上与我父亲会合，然后叽叽呱呱商量着什么。
从外面看，老屋几乎完全被竹林所覆盖和遮蔽。如果不注意看，很难发现里面还居住着人家。但稍加观察，则老屋高高翘起的屋檐和半隐半露于太阳底下的二楼偏厦，则会立即吸引住陌生人好奇的眼球。
我不知道这丛竹林究竟是谁栽下的，是我父亲，还是我爷爷？很奇怪，我父亲活着的时候我居然从来没问过他，如今我想问却无从问起了。
而且，还有一件让我百思不解的事情是，盘村周围虽然到处都是可以栽种楠竹的荒地，但楠竹林却一直很少，印象中那时候有楠竹的人家不超过三户。我家是其中一户，而且是楠竹林面积最大的一户。因此之故，自然经常有村民前来我家讨要竹子。大多数情况下，父亲都爽快答应。于是，那些人前来砍伐竹子的时候，不但砍到了竹子，而且还要借此机会跟父亲喝一顿饱酒。
“爹，他们家为什么不种竹子？”我那时候会这样好奇地问。
“竹子是很不容易栽活的，尤其是楠竹。”我父亲说。
“那你为什么栽得活？”
“……因为我是五月间生的人啊！”
父亲说，在农历五月间生的人，栽什么树都容易成活。我也是五月间生的，所以我父亲一直鼓励我多栽树。我也的确很喜欢栽各种树子，尤其是果树。
竹林外边是水田。水田外边就是小河沟了——其实那河沟从来没有名字，盘村人都叫它“归”，这是当地的侗语，就是“河沟”的意思。我给它取了个名，我在所有关于故乡的文字作品中，把它命名为“盘江”。
那时候，盘江河水既清澈激荡又汹涌澎湃，完全当得起我给它的命名。
河水终日不倦地流淌，发出很大的响声，站在我竹林老屋的廊檐上，可以听得非常清楚。
到晚上，河水的声音就更清晰了，也更喧哗了。
有些初来的客人听不习惯这声音，晚上几乎没法睡着。
现在老声房子的位置即我竹林老屋的左手边原来也是几块小小的菜园，分别属于好几户人家。后来不知怎么的都被老声的父亲家章全部换来修房子了。但老声现在屋前屋后的竹子还是属于我家的——在家章还没来修房子之前，我父亲移植了一些竹子过去。三十多年的光阴流逝，如今家章和我父亲都已经作古，而那些竹子却也发展到成片成林了。从远处看去，竹林漫山遍野，将老声的房屋包围在中间，就像我当年的老屋一样。
老声房子背后原来还有一排棕榈树和几棵巨大的板栗树。因为树高叶阔，形如巨伞，遮天蔽日，几乎把老声的房子全部覆盖住了，严重影响了老声家中的采光，于是老声悄悄给我家的棕榈树和板栗树注射剧毒农药，结果活活把树毒死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对此耿耿于怀，想找老声理论一番，但最终我什么话也没跟他说，时至今日，我家里也没有任何人找过他们的麻烦。
不是不想找，而是知道找了也没用。毕竟树已经死了。树死不能复生，再怎么找他，他也不可能再使我家的那几棵树复活了。
其实他家搬来之后，我家被他家损毁的树就太多了，何止几棵棕榈和板栗啊！我记得，在原来，就在他家房子的中心位置，有好几棵李子树，其中一棵侗语称之为“地买”的，直译的意思叫“麦李”，但我不知道汉语的植物谱系中有没有这样的称谓。我只知道那是李子树的一种，果子成熟时，颜色是青色的，咬起来有点儿脆，味道清香带酸甜。还有一棵侗语叫作“地煞慕”的李子树，汉语俗称“猪血李”，果子成熟时呈猪血色，好看，也好吃。应该说，那是当时我们家仅有的可以直接给我带来口福的两棵李子树，其余的李子树，也还有几棵，但都不怎么结果，有些虽然结果，但距离我家比较远，还不到果子成熟，就早已被别的孩子偷光了，所以，真正给我带来福利的，就只有老声屋基的这两棵。可惜，随着他们一家的到来，我这仅有的福利也没有了，真的太遗憾了！
老声房子右边的屋角，原来是我家的厕所，现在成了他家的猪圈。我不知道老声的爸爸当初究竟是怎么跟我爸爸协商的，其间究竟有什么故事，我只知道后来我家的厕所被搬到上面去了，而我家厕所原先的位置被老声爸爸用来修了猪圈。
我至今还记得当年我家厕所的模样，杉树皮盖的顶，木板做的桶，木板做的门。门边放置着一个竹筐，竹筐里装着一把竹篾条。好几回，父亲与我同台表演，我们都清楚地听得到排泄物坠入粪池时发出的声音。还有一次，是一位赶场归来的堂姐来跟我挤坑位。“弟，过去点儿，我胀老火噶！”话音未落我就听到了排泄物坠落粪池的声音。不过那时我年纪很小，还根本不可能产生更复杂的想法。
我记得在早些时候，老声房屋背后的这片山坡还全是一片灌木林，生长着漫山遍野的杜鹃树，春暖花开的时节，到处姹紫嫣红。
那时候，去往计九山的小路并不从我家门前经过，而是从哥栋家和哥辉家的门口过去的，一直爬坡，还绕了一点儿路。
因为要砍春柴，我在竹林老屋背后靠左边的小山坡上开辟出了一条新的通往计九山的近道，现在这条路已经成为盘村去往计九山的主要通道了，但我记得很清楚，当时这条路是我在砍春柴的过程中无意间开辟出来的，我应该是这条道路最早的发现者和开拓者。
那时候，在我家竹林老屋往左上角的傍坡上，有茂密的苦竹，那苦竹的竹笋并不好吃，但竹子却非常美观实用，可以用来编织一些农用工具，如撮箕、竹篮、箩筐之类。
竹子是属于哥栋父亲的。为了这片竹林，我没少被他打骂。
“你又来偷我的竹子了！你看我把他的手砍断去！”
他骂起人来样子很凶。我有点儿怕他，但也不是非常害怕。因为我知道，他是我亲亲姨娘的公公。我经常去他家吃饭。我们叫他“儒爹”。
不过，只要看到我钻进了他的竹林，他就会边骂我边用小石头砸我。
我当然偶尔也会偷他的竹笋或砍伐他的竹子。但我在他的竹林里，其实另有发现，就是在竹林的边缘，还生长着一株“王腊”，即八月瓜。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八月瓜的瓜果，应该是故乡一带最美味的水果了。许多时候，我后来甚至想过，如果八月瓜能够搞人工栽培，那一定是世界上最畅销且最值钱的水果。
但那时我还没有人工栽培的概念，因此我只能幻想着儒爹应该没有发现那株八月瓜藤，而那藤上所有的瓜果全部属于我。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
当然不是。
事实上，很多人都注意到了那株八月瓜。而且，更要命的是，还有很多鼠类也同时盯上了那株八月瓜。所以，实际上，我一次也没有吃到那株八月瓜的瓜果。
我倒是在那里砍伐到了大量的柴火。
砍柴的次数多了，可以走人的小路也就渐渐形成了。
再后来，我父母亲从我开辟的小路走出去，在山岭上开荒种地，路就越来越大，越来越宽了。
在我家竹林老屋到上坎哥栋家之间，大约还有二十平方米的空间。这空间生长着一片蓬勃茂盛的李子树，大约有二十来株，春来李花如雪，入夏则绿荫深深，风景是非常美丽迷人的。
不过遗憾的是，在这二十来株李子树中，仅有一株是属于我家的。
我家的李子树叫黄蜡李，是那片李子树中成熟最晚的一种。
而哥栋家的李子树不仅种类繁多，而且早熟和晚熟的都有，所以当他们家早熟的李子可以采摘的时候，我们几兄妹只能眼巴巴看着哥栋家人大饱口福。
这当然太叫人愤慨了。
更叫人愤慨不已的是，哥栋家人中，真正摘李子和吃李子的竟然又主要是儒爹和儒妈，以及他们的两个尚未出嫁的女儿姐丹和姐小。
在我的印象中，儒爹和儒妈的年纪比我父母年纪大一轮以上，属于上一辈。但他们的女儿却与我年纪相当，我们属于同一辈人。
那时候，哥栋在外面当兵，我姨娘独守空房，等着哥栋归来。
哥栋既然不在家，因此除非哥栋家遇到农忙急需人手，我姨娘一般不会过来哥栋家长住，她大部分时间待在我舅舅家。
李子成熟的季节，姐丹和姐小一边吃着李子，一边跟我和二弟玩耍做游戏。但她们从来不给我们李子吃——不是她们不想给，而是她们的父母有交代，李子，包括家里任何能吃的东西，都不能给外人吃，如果发现给外人吃了，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在那个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李子也是一种不可多得的粮食，而且，还是一种主要的经济作物。
每逢赶场天，儒爹和儒妈都要打下来两大箩筐的李子担到乡场去卖。李子从坡上滚落下来，塞满了我家竹林老屋的后阳沟。但他们却不许我和弟弟吃上哪怕一个。
因此李子成熟的季节，就是我最伤心的季节。
为此我曾不止一次质问过父亲，说为什么他家有那么多李子，而我们家却没有？
父亲答非所问地说，要想吃李子你就自己去栽李子树，否则你永远吃不到李子。
我那时觉得一棵李子树从幼苗长到开花结果，中间可能需要经过几百年的时间，因此我刚开始的时候根本就不听父亲的话，一棵李子树也不想栽。但是，一年又一年，我的味觉神经不断受到姐丹和姐小两姊妹的刺激、挑衅和凌辱，我终于下定了决心，决定自己去找李子树的幼苗来栽。
在老声屋背后的那片荒坡上，我栽下了整整半个傍坡的李子树。
其实，后来的事实证明，李子树根本用不了几年即能开花挂果。我后来栽种的李子树的数量远远超过儒爹和儒妈的李子树的数量。
而且，当我的李子树开花结果的时候，他们家的李子树却基本上都老死或病死了。
不过，那个时候，他们的两个女儿却也先后出嫁了。老天到底还是没有给我一个以牙还牙、报仇雪耻的机会。
满姑出嫁了。她去的人家对她很不好，常打她。她经常遍体鳞伤地逃回来，然后一个人躲在房间里哭，哭得很伤心。但没人知道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母亲依然从传统的伦理出发，反复劝导满姑还是应该回到郎家去。母亲的理由是，女人的命本来就是这样的，挨打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的一部分。
“你要忍耐，等你忍到生了娃崽就好了。”母亲这样劝诫满姑道。
郎家的人随即也赶过来了。大约是那位新姑爷的姐姐吧？好像还有一位陪着一起来的大嫂。她们说话的语气倒很温和，而且并不承认有打人的事，只说因为某件小事引起了一点儿口角。她们对满姑说，眼下农活忙得很，不去是不行的。
满姑把自己锁在靠近火塘间的闺房里，任凭那些人怎么说，她就是不肯走出门来。
“我不去！你打死我我也不去！”这是满姑对她们唯一说的话。
那些人依旧很耐心，苦口婆心地说尽了人间所有的好话。但一个半天过去了，依然不见满姑出门。她们只好回去了。
我看着她们走出寨子很远了，就去跟满姑报告信息。满姑就把门开了，让我走进她的闺房去。
她的眼睛是红的。
她房间里除了有一张木床，似乎没有别的多余的东西，只有一个小圆镜在我看来很宝贝。我经常跟满姑借来玩。我用小圆镜折射太阳光，照射远处的人和物，我能从中获得无限的乐趣。
那之后，郎家人又来过几次，有一次还是新郎亲自过来的，他们的目的是要劝说满姑到郎家去长住。满姑好像最后还是被说服了，跟着郎家人回去过一两次，但每次都是当天就返回了。
不久之后，满姑离婚了。郎家人来我们家挑走了几大箩谷子。
“客家人心肠就是不好。”这是父亲对满姑这场不幸婚姻最后的总结和评价。不过，一切都为时已晚了，一切也都过去了。
一年后，满姑嫁给了一个会唱侗歌的人。好几回，我亲自见证了他们的约会。这位姑爷倒是蛮老实本分的。他和我满姑恩恩爱爱地过了一辈子。
妈妈背着妹妹去外婆家去了，爸爸也不知去了哪里，家里只余下二弟和我。
“你在屋，要看好弟弟，不要到处乱跑。”走之前，妈妈嘱咐道。
那时候，事实上我和二弟都已经能够自己照顾自己了。其实还在更小的时候，我就已经能够照看二弟——时隔四十多年后，我母亲还能回忆起其中的一个细节，说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时，她背着刚出生不久的妹妹上坡薅棉花，把我和二弟丢在路边大树脚下，他嘱咐我一定要照看好弟弟，我满口答应，说：“哦。”时有两位村人路过，就用侗语议论说，真想不到啊，曾经都快绝后的搞作祥，居然还有这样两个炮仗的孙崽……母亲说，因为他们说话的语气是带着嘲弄的口吻，所以印象深刻，至今不忘。
我对母亲的记忆深信不疑。那时候，绝大多数村人对待我家人基本上都是这种态度。他们原本是赤贫的农民，祖祖辈辈几乎没能拥有什么像样的土地和财产，生活状况与我那被叫作“搞作祥”的爷爷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但现实突然一夜间发生了根本的逆转，贫苦的农民重新分到了土地和财产，而且在政治上彻底翻了身。
母亲去外婆家的时候，我一如既往地在家照看二弟。我带着他玩一种打棉花球的游戏。为追逐棉花球，我们把堂屋跳得尘土飞扬。
我们的欢笑声吸引来了上坎的姐丹和姐小两姊妹。虽然我们曾经抱怨过她们的吝啬，有好吃的从来不和我们分享，但在我们当时那样的年纪，这些不愉快的事情会很快忘记，因而在绝大多数时候，我们与她们总喜欢在一起玩耍，并且亲密无间。
她们也来参与我们的打棉花球游戏。而且，我们随后还玩起了一种叫“办家家”的游戏，就是模拟成人“讨婆娘”——真不知道当时我们怎么会想到做这样的游戏。其实那时我们对于什么是“婆娘”也并无概念——我们吹着“唢呐”，放起“鞭炮”，我迎娶了姐丹，二弟迎娶了姐小……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那样一幅画面：在堂屋里，我们关起了大门，然后和二弟带着各自的“婆娘”，分别躺在两张棕色的蓑衣上……有明亮的光线从格子窗外照射进来，照在我们单薄的身上，既暖和又晃眼，风摇晃着竹林，吹奏着竹叶，同时把竹影投射到堂屋的板壁上……远处隐约传来大人们的说话声，但听不清到底是谁的声音……时间的沙漏就在这样一种安静而温暖的气氛中悄然流逝了一个上午……或许更长？我已不得而知……直到妈妈的脚步突然在廊檐上响起，我们才雀跃而起，奔向母亲的怀抱……
我和二弟的房间永远洋溢着一股浓烈的尿臊味。那是我们那个年代最普遍、最时尚的气味之一。几乎每家每户的孩子都能隆重酿造这样的味道。
味道的源头来自我们的床单和被子——如果仅从外表上看，我们的被子跟普通的被子没什么两样。但是，你掀开一看，就会看到床单上画满了各种奇怪的图案，我们把那些图案叫作“地图”。
“昨晚又画地图了吧？”有时父母亲会这样问我们。
不会有人回答这样的问题。那几乎等于明知故问——可以这样说吧，一年之中，我们不画地图的日子很少。
开始的时候，我们也会感到害羞。大人一提起这事我们还可能会流眼泪。但后来，我们就越来越习惯了——事实上也并不存在严重的歧视，也许大人们都是这样过来的吧。村子里的许多小孩还以此为荣，他们会津津乐道地向大人描述他们画地图的全部细节和过程。
事实上，大人们偶尔也会参与创造这种杰作。平墓我大嬢家的几个表哥每次来拜年或跟我们过节，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每次都会喝得烂醉，然后晚上他们就睡在我和二弟的房间里。房间里有两铺床，我和二弟睡一床——平时我和二弟是分开睡的，但有客来的时候，我们会腾出一铺床来给客人睡。第二天一早，表哥们会趁天还没亮好就逃之夭夭，大概在酒醒之后他们发现自己也画地图了，而且，他们画的地图要比我和二弟所画的地图大好几倍。
我和二弟有点儿幸灾乐祸，但母亲却一直叨念不停。毕竟，最后来收拾局面的是她。
“我把被窝泡在河边，当场漂起来好多细鱼仔。”她夸张地形容道。
父亲哈哈大笑。我们也跟着傻笑。
除了味道不大好，我们的房间其实充满了别样的诗情画意。
窗子紧挨着竹林。推开窗户，可以触摸到窗外青翠的竹叶。白天的阳光能够直接穿透竹叶照到房间里来，在屋内留下斑驳的影子。晚上则有月光破窗而入，也会在屋内描绘出各种奇美的幻影。
屋子靠窗户的位置摆着一张书桌，我们地方叫条桌，是木质的，被用土漆漆成深红的颜色。桌上摆放着一盏用墨水瓶制成的煤油灯。另一个罐头瓶则养着一棵观音草。桌子有三个抽屉，里面装满了我和二弟的各种书籍和文具。桌子的腿是车轱辘形状的，做得很精致。桌下永远放着一个火盆。但只有到冬天的时候才有火，平时没什么用，但放在桌子下面可以用来放脚。
桌子旁边还有一个火桶，也是只在冬天才拿出来使用。但平时放在桌子旁边，可以放置我和二弟的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偶尔我们也会用它来烘烤被尿淋湿了的被单。
但话说回来，我们有床单那是很后来的事情了，先前的时候，我们一直睡席子——冬天也是睡的席子，而且是竹凉席，不是草席——冬天睡竹凉席的那个冰冷，我现在想起来全身都还会起鸡皮疙瘩。
书桌另一端的板壁上有一个简易的书架，跟父亲房间里的书架一模一样，都是用木板子直接钉在板壁上的。书架分成两排，每一排都堆满了我和二弟的课本——唯一的一本课外读物，叫《红军长征过贵州》，不知道父亲是从哪儿弄来的。
房间的四壁虽然都是密不透风的木板，但还是被父亲用报纸糊过。时间一长，报纸都变黄变黑了。但上面的一些字我至今还依稀记得——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行叫“印度尼赫鲁总理……”的标题。
天花板也是用纸糊的。这个显然比糊墙壁更有必要。因为楼上的尘土会从楼板的缝隙中渗透下来，落在我们的床上甚至是眼睛上。但那种纸不是报纸，而是父亲在本村的纸厂里弄来的一种特别厚的绵纸。
对我来说，房间里最可宝贵的应该是这样两个东西——一个是放在我床头边的两只木箱子，里面装满了我那些总是被打上满分的作业本和一些连环画书；还有一个就是那一大坨黑色的陨石，那是我偶然在满姑的葵花地里捡到的，开始我根本不知道那东西是什么玩意儿，只觉得像铁，想着可以用来打造一把柴刀之类，就搬回家来了，后来无意间发现这东西可以吸附别的铁器，才想到可能是磁铁，于是一直保留着，放在床底下，偶尔拿去帮助妈妈找寻掉在地上的补衣针。直到很多年之后，我的一位教物理和数学的初中老师来家访，我才知道那叫陨石。
陨石后来到哪里去了，至今依然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但那两个箱子中的一只最后结局我是知道的。箱子里的小人书在我念大学的时候被我二弟和三弟先后散失殆尽。于是我把其中的一只箱子带到学校，之后一直跟随着我四处辗转。参加工作的最初几年我一直都在使用。后来结婚成家，因为箱子太旧太破，感觉跟时新的家具不很协调，于是把它堆放在房门口的楼道里。到20世纪90年代末我搬迁福建时，我去找这只箱子怎么也找不到，一打听，才知道隔壁的邻居把它当作废品和垃圾扔掉了。
堂屋永远是一个迷人的所在。这也是家人活动的中心区之一。无论我们进出老屋的哪一间屋子，都必须经过堂屋。因而堂屋在功能的设计上很像是一个交通枢纽。
除了最外面开一排窗子，堂屋一共开了五扇门。分别是：进家的大门，进火塘间的二门，左右两边客房的门，还有一扇是通往储物间的门。
这些门当然不是在任何时候都打开的。所有的门都只是在使用时才打开。门关上，堂屋依然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世界。
堂屋的每一个空间、每一面墙壁甚至每一根柱子都被父亲充分利用。右边客房即我满姑卧室前面的廊道两边的板壁上，挂满了斗笠和蓑衣。大门背后的角落堆放着锄头、镰刀、柴刀等各种农具。
堂屋正中上方的板壁上，当时贴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和毛泽东像，俗称“五老像”。下方则摆放着一张方形饭桌，我们地方叫八仙桌。桌子下面还藏着一张小八仙桌。两张桌子分别有不同的用途，大桌子是有贵客来或客人较多时吃饭使用，小桌子是人少时吃饭使用。桌边还有四个长条木凳子。大小桌子及凳子都用本地土漆漆成深红的颜色，跟我和二弟房间里的那张条桌一样。
每一根柱子都贴满了用红纸写就的对联。联是春联。所有春联每年都要重新写过并用以更换旧联。
而在每一根廊柱之间的板壁上，则贴着各种各样的年画——不是现在的关公、秦叔宝之类的门神年画，更不是什么杨柳青之类的传统年画，就是一些时髦的电影人物，诸如《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白毛女》之类——这些年画倒不一定每年都更新，但差不多每年都会有新的年画被增加进来。所以从那些年画，我们也能够感知到时间的脚步在这板壁上所留下的痕迹。
在堂屋左面靠近我和二弟卧室的房门边的板壁上，开着一个大圆洞。很多人不明白那个洞是干什么用的。有些人说是狗洞。对，不错，就是狗洞——那时候我们家经常养着狗，而且养的几乎都是本地的土狗。狗没有专门的窝或圈，大多数时候，它躲在火塘间下面的楼板底下，为主人尽忠尽职看护家园。但白天它会跟着家里人到处跑。堂屋既是主人活动的中心，狗自然也少不了要经常在这地方活动。只要楼下稍有动静，狗就会把耳朵先竖起来，随即狂吠一阵，同时把头从那圆洞里伸出去，监听和查看楼下的动静——但那圆洞其实还有一个更大的用途，即给我和二弟夜间解小手时使用。唰唰唰……唰唰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这声音仿佛雨打芭蕉，同样美妙动人。
堂屋屋顶正中央有一个东西我不可能不记得，那就是家家户户都有的燕子窝。
有些燕子选择在木楼人家堂屋外面的屋檐下做窝，但有些燕子似乎更喜欢人的气息，它们选择了在屋子里面的楼板顶安家。我家的燕子属于后者。
在外面做窝有在外面做窝的好处，以我的观察和体会，我觉得在外面做窝最大的好处是自由，可以不受主人生活习性的限制。在屋内安家也有在屋内安家的好处，我觉得在屋内安家可以有更多的机会跟主人交流，彼此达成许多生活的默契，甚至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和感情。
但许多时候，人们会在不经意中给燕子带来伤害——无意间关掉了所有的门窗，夜间用电筒胡乱照射燕子窝，放置某种器物时发出的巨大声响……都有可能给燕子带来骚扰和伤害，甚至是灭顶之灾——我记得有一回我和二弟打电筒回房间睡觉，电筒无意间照射到了燕子窝，一只燕子慌乱之中飞了出来，在堂屋内到处乱飞，四处碰壁，然后掉落到了地上，被我家的大黄狗一口咬死了，尽管我狠踢了大黄狗几脚，但终究难以消解内心的伤痛……在此后的许多日子里，我每天看着那只余下来的孤燕飞进飞出，听它没完没了地寻找和哀鸣，我小小的心灵真的承受不起。
所以在燕子飞来的时节，我们不能把全部窗子都关掉，我们得给它们留一个进出的通道。
印象中，竹林老屋最外边的那排木格子窗做得特别精致。全部关上的时候，可以看到屋外竹叶在上面投射的影子。打开时则可以看到更加翠绿的一片世界，还有扑面而来的阳光和风，都令人赏心悦目，心旷神怡。
那时糊窗子的全是一种柔韧性极强的土棉纸。先前我们村也生产过这种棉纸。后来不生产了，我们就到楠洞乡场去买。也是每年都要糊新的。每年年三十的那天上午，我就只做两件事，一是写春联、贴春联，二是给格子窗撕掉旧棉纸，糊上新棉纸。
糊上新棉纸之后的堂屋，会显得格外宽敞明亮，仿佛一个全新的世界。
火塘间当然是比堂屋更加重要的生活空间。那是我们活动得更加频繁的地方，也是与我们的生活与生命联系得更加紧密的地方。
火塘间因其在屋子正中央有一个火塘而得名。我们当地土话把火塘叫火坑。我们的祖辈都围绕着这个火坑转悠一生。
所谓火坑，实际上是在木楼地板上特意留出的一个四四方方的泥土空间。一般大小在一平方米左右。中间永远放置着一个铁质三脚架，我们叫撑架。在撑架下烧起柴火，在撑架上面就可以展示我们精湛的烧煮烹调技艺。因此我们经由这火坑而获得温饱，从而延续生命。
撑架上方有一个通风的火炕，其由条形的木板间隔而成。上面可以放置很多食物，比如南瓜、红薯，以及腊肉之类。因为长年烟熏火燎，炕上一般都满是黑色的烟尘。
我家竹林老屋的炕下还悬挂着一个竹筐，里面装着辣椒、干鱼之类的东西。在没有通电的年代，这竹筐还装着大量的枞桄——一种用来燃烧照明的有松脂膏的枞树枝。
如果是在春节前后，则这悬挂竹筐的位置会被两个硕大的猪颈圈和一些客人当作礼品送来的猪肉所取代。差不多要悬挂到农历四五月间，这炕下的东西才被主人家慢慢消灭殆尽，然后又重新把竹筐挂上。我后来猜测，这种悬挂猪肉的方式，既是一种熏制的方法，同时也可能包含着一种宣示和炫耀的意思——客人们可以从这猪颈圈的大小来判断主人家所杀年猪的大小，那么这样的悬挂无疑就具有某种昭示主人生活质量的意义。
在靠近碗柜位置的天楼板下，还悬挂着另外一个竹篮——我们家人一直叫它“寮箕”。里面通常装着冷饭和蒸熟了的红薯、洋芋之类。这种悬挂的意义就完全不同了，其纯粹是为了避免小猫的偷嘴和蟑螂的侵害——那时候，我每每从十多里之外的学校放学奔逃到家，所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拿来一张高凳子站上去检查这个竹篮所装的内容，无论里面装着什么，都会立即遭到我如狼似虎的“洗劫”。那时候，我们去上学，是不兴带饭的，学校里也没有食堂，每天都是饿着肚子去，又饿着肚子回，这样的日子竟然持续了六七年。
撑架旁边还放置着一个较大的铁质鼎罐。罐内随时都盛满了水。火塘里燃烧着的柴火既能用来煮饭和炒菜，同时还能使旁边鼎罐内的水保持着相当高的温度，从而使人随时有热水可用。
其实，这鼎罐用途远不止于此——小时候我常听老人说，如果炕上的东西不小心着火了，在家的人千万莫慌张，把鼎罐一脚踢翻，让罐里的水瞬间注入火炕，炕上着火的东西会立即得以扑灭——想不到，这鼎罐还是一种消防工具呢！
竹林老屋火塘间的碗柜显然比半岛老屋火塘间的碗柜更加古老，我疑心这是一个祖传的碗柜。在我印象中，当时碗柜内所陈列的物件似乎也更加精致些。我记得其中有一个装酒杯的竹笼，圆圆胖胖的样子，像一个大肚子婆娘。在长年累月的烟熏火燎中，其竹篾的颜色已经呈现为暗红色，在火光的映照下，感觉格外显眼。
这碗柜里面还有一支庞大的蟑螂队伍。但当时我不知道它们叫作蟑螂，我们地方的称呼是“油虫”。而且，我们盘江河谷地方的人们似乎是从来也不认为这油虫是会传播疾病什么的。我们好像没有把它们视为害虫的概念，所以小时候我们从来不害怕油虫。任何时候，只要我们去碗柜里拿东西，都能与它们遭遇。它们有两根长长的触须，模样很机敏，毕竟过的是一种小偷的生活，所以一般情况下它们会一哄而散，但有时它们也并不怎么害怕人的出现，从表情上看似乎还相当的理直气壮。
油虫的繁殖能力极强，如果半个月不打扫，它们的卵壳就会铺满半个碗柜。
那时候，如果一家人都一起从山上收工回来，那么在火塘间，满姑一般就负责炒菜，父亲负责烧柴火或磨刀具，而妈妈只要稍有空闲，就去料理她的棉花活路——从压棉籽，到纺棉线，再到纺纱织布，最后到给我们制成衣服和被单，她要做的事情太多，流程漫长，工序也太复杂，而且每一道工序都是重复又重复的单调活路，似乎让人看不到尽头。
我有时候想去帮妈妈一点儿忙，但每次帮下来的结果却都是倒忙。不是我的头被压棉机的转轮木槌打破了，就是我把她的棉线弄断了……总之我最后得到的一定是呵斥。
大黄狗总是抢占着火塘边的有利位置，好让自己的身子更加暖和些。它低着头，闭着眼，样子十分的享受。
见此情形，小花猫当然不会无动于衷，它躺到了比大黄狗更靠近火塘的位置，几乎就要挨着火塘里的柴火了，我们都能闻到它身上的毛被烧焦的味道了。大黄狗看到小花猫如此的没礼貌，终于忍无可忍，于是一反平日的温文尔雅，对着小花猫的屁股就是一口，小花猫疼得跳了起来，叫唤的声音也很夸张。满姑是亲猫派的，自然不能坐视不管，于是抬腿就给大黄狗一脚，结果猫和狗都一溜烟跑得无影无踪了。
那时候，火塘间的火似乎长年不断。白天要在这里做饭做菜，必然用火；晚上也总是有人围着火塘劳作个不停，自然不能熄火；就是在夜深人静，大家都安眠之后，这火塘里也还是要保留着火种的，就是夜间木柴燃烧之后余下来的火炭，用柴灰盖着，随时刨开柴灰，随时有火可用。所以无论春秋寒暑，这火塘里始终保持着足够的温度。
让我记忆深刻的，还有火塘边那柴灰下面经常埋藏着的红薯——我们地方叫“红苕”——在柴火的温度下，被慢慢烤熟烤煳，然后发出一种诱人的香味，我们闻香而来，用火钳把柴灰刨开，取出被烤得焦黄的红苕，拍打几下，剥开被烤煳的皮，里面的肉质鲜美可口，美味至极。
偶尔，上坎的儒爹和儒妈也会到我们家来吃饭。那是过节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家意外获得一些特别食物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家共同的客人到来的时候——比如外婆和舅舅。
对我来说，此时真有莫大的欢喜。
儒爹带来了火把和烟杆。火把是他为夜晚回家走夜路预备的；烟杆则从来不离他的身。他抽的是土叶烟，味道很呛人，我平时并不喜欢闻他的烟味，但我喜欢他的烟杆——他的烟杆有一个青花瓷的烟嘴，花色和模样都很好看；另外，我们小孩子肚子痛的时候，母亲会去跟他要些烟屎来，涂在我们的肚脐上，会立马止疼，效果神奇，这也不能不让我们喜欢。
儒爹还带来了他的火镰石和火绒草，他用这个打火吸烟。那时候已经开始时兴使用打火机了，至少两分钱一盒的火柴是很普遍的。但儒爹就是拒绝使用这些时髦的东西，他用火镰石和火绒草打火吸烟一直到去世。
他到来的时候，我们会去玩一下他的火镰石和火绒草及烟杆，有时候还大胆地吸一下他的青花瓷烟嘴。但儒爹似乎不是一个很喜欢小孩的人，他不喜欢我们玩他的东西，我们似乎也从未见他笑过。
但我最高兴的事情，当然莫过于能够跟姐丹和姐小一起吃饭。她们的父母亲都来了，她们自然也跟着一起过来。大人们要喝酒、说话，他们一坐下来，就几乎不再离开桌子，但我们小孩却可以拿着饭碗到处跑。我记得有许多个风清月迷的夜晚，我带着她们跑到廊檐上看远处像繁星一般的火把，那是村人在春夏季节打火把照泥鳅。天热了，泥鳅也像人一样从水田的稀泥深处跑出来乘凉，村人拿火把一照，泥鳅可能是被火把的光亮晃着眼睛了，居然不会跑，于是被村人用带齿的钳子夹住了。
夜阑深邃，有流星划过高远浩瀚的夜空，田野里蛙声如鼓，竹林里也有各种草虫在歌唱。我和姐丹、姐小坐在廊檐的长条木凳上，我们早已忘记了吃饭。或许我们早已吃完了？不知为什么，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很像是一个国王。
有时我可以边吃饭边给姐丹和姐小讲故事——那是我从小人书上看来的故事。姐丹没有读过书，所以她没有故事；再说，她又聋又哑，即便有故事，也讲不出来。姐小倒是读过两年书，但也认不得几个字，她也讲不来故事。
她们只有当听众的份儿。
那时候，我内心里真以为姐丹是我的婆娘，我对她就格外耐烦一些。儒妈是个精细的人，她似乎看出了一点儿事情的端倪，不过，这在她看来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笑话，她一再用侗话大声告诉我说：“你们是姐弟，你晓得不？”她这么一说，我的脸就红了。但立即就觉得她其实很可怜，因为她连一句客（汉）话也不会说。
满姑闺房的后门，有一块空地，她在那里种下了一兜南瓜。也许是因为土地肥沃的缘故吧，那南瓜生长得出奇地好，藤蔓发展得又快又多，而且，这兜南瓜比一般的南瓜结果的时间早，瓜叶枯萎的时间晚。
“嬢，我要屙尿。”
那时候，我母亲终日像一部高速运转的机器一样忙碌，她根本无暇顾及自己子女的生活。我只能到满姑那里去寻求母爱。自我学会走路开始，我就像跟屁虫一样跟着她，几乎与她形影不离。
“快，过来，屙到南瓜兜兜那里去。”
我站在她闺房的后门坎上，迅速解开裤带，褪下裤子，然后把尿撒到蛮远蛮远的南瓜兜上。
“嬢，你为什么不种佛手瓜？”
“南瓜比佛手瓜好吃。”
“佛手瓜比南瓜好吃。”
“佛手瓜好吃。”
“南瓜好吃。”
我们争执起来。
最后，她不争了，说：
“好吧，明年我给我弟种佛手瓜。”
我为什么说佛手瓜比南瓜好吃呢？是因为我吃过佛手瓜吗？我不知道。时隔多年，我已经不能肯定当年我是否吃过佛手瓜了。吃过南瓜当然是毫无疑问的。在那个年代，南瓜的重要程度仅次于大米，差不多可以说是一种主食，甚至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一些妇女生孩子时吃不起鸡就吃南瓜稀饭，以此来恢复身体——但是，我吃过佛手瓜吗？我却不能肯定。
在我竹林老屋的背后，儒妈家的那片李子树林里，有一棵硕大无朋的佛手瓜，那是属于儒爹和儒妈的佛手瓜。
佛手瓜跟南瓜不同，它不需要每年下种，只需要一次种植，就可以连年收获瓜果。当年种下的佛手瓜，到秋天时瓜叶和瓜藤都会枯萎，但只要你不去动它的根部，使根部继续保留在原地，那么，你只需在冬天时给它施以适当的猪牛粪，到第二年春天，它就会在原来的老根部位置重新发芽，生长，然后开花，结果。
儒爹和儒妈的佛手瓜正是这样的，他们平时根本不用怎么料理，但每年他们的佛手瓜结的瓜果却多得可以把李子树的树枝压断。
那么多的佛手瓜他们根本不可能吃完，于是他们像处理那些吃不完的李子一样，摘下来，装在箩筐里，然后担到楠洞乡场去卖。
几乎每一场，他们都要挑着两大箩筐的佛手瓜到乡场上去卖。
他们采摘佛手瓜的时候，动静很大，有人上树用竹竿敲打，有人在树下捡拾。因为瓜藤发展得很宽很远，几乎覆盖了我家的后阳沟，许多佛手瓜就直接掉到了我家后门口。
儒爹和儒妈是否给过我们家几个佛手瓜？也许给过吧？不然我怎么知道佛手瓜比南瓜好吃？但是，以儒爹和儒妈平时的性格来推论，他们送给我家佛手瓜的可能性又非常非常的小。
但在我的印象里，那佛手瓜真是漂亮，合掌大的果，凝脂般的皮，想来无论油烧还是素炒，都应该是一道顶高级的美味。
但是，为什么我们家不种佛手瓜呢？这一直是我心中一个巨大的疑问，但时至今日，我依然没能找到答案。
竹林老屋于我的记忆有许多昏暗而暧昧的细节，其不仅没有随着岁月的流逝而褪色模糊，反而是越来越清晰而鲜活了。比如火塘边的那个泡着酸菜的木桶，还有那个经常被母亲从储物间搬来放在火塘边酿造甜酒的巨大坛子。木桶是用富含油质的杉木丫制成的，木桶本身的颜色为棕红偏黄，在火光的映照下变为暗红。从木桶里面散发出来的那种特别的味道，那种纯粹的酸，实在让人刻骨铭心、终生难忘，多年来一直盘踞于我的头脑中挥之不去。“为什么这些年你不做酸菜了呢，妈？”有一回，我就这样询问母亲。“做，咋不做，但做起来又没有人吃。”“我说的是那种酸菜，那种用青菜苔做的酸菜……”母亲思索了很久，还是不明白我说的酸菜到底是哪一种，因为她会做好几种酸菜。而现在她依然经常制作的，是一种腌制的酸菜，有些地方叫作“道菜”。
用于发酵甜酒的坛子的颜色也是棕红色的，在火光的映照下显得更加鲜艳。从坛子里飘逸出来的甜味也格外诱人。甜酒在侗家人的生活中占有格外重要的地位。有人说，侗不离酸，其实，侗也不离甜。那时候，除了各种节日和喜庆日子需要制作大量的甜酒外，日常生活中也几乎须臾离不开甜酒。客人进家，首先获得的招待就是甜酒。
由于饥饿，我有时会偷食母亲还没有完成发酵的甜酒，那会招来母亲的责骂和训斥。母亲说，如果发酵的时间不够就提前打开坛子，那就会跑气；跑了气，甜酒就不甜了；不甜，甜酒就不好吃了。这道理我当然懂得。但是，太饿了，那时候，我顾不了这么多。
在我的印象中，那时候，我唯一能吃饱的一餐饭就只有大年三十的这顿年夜饭。这天大人是鼓励我们多吃的，同时也因为菜多油足，我和二弟几乎都把肚子吃得圆滚，甚至圆滚到无法正常行走，那真是少见的吃饱喝足。在这一天吃饱喝足，父母亲并不责怪，满姑还会给我们各拉来一根长条木凳，让我们躺在上面靠着板壁睡觉——那板壁，现在想来，真有无限的温暖。
柴火经年累月地燃烧，烟灰上扬，使炕上的扬尘难免又黑又厚。许多时候，风会把炕上的扬尘吹落下来，吹到我们的饭碗里，或者汤锅上，让我们感到格外灰心、难过。
有一年，冷水寨的表哥纪炎前来拜年，我们正喝着酒，吃着饭，突然刮来一阵狂风，把炕上的扬尘吹下来一大把，而且恰好吹落在肉汤的火锅里，我感到十分丧气，正想要把肉汤倒掉重做，表哥纪炎却说：“不要紧、不要紧，这个是吃得的，以前老人家还特意拿来当药吃呢！”扬尘可以当药吃，我还是第一次听说，但看表哥的神情，也不像是骗人，进而想到民间有“夜郎无闲草，黔地多灵药”和“无草不是药”的说法，我也就默认了。汤不再重做，菜继续吃，酒继续喝。结果，我们都没一点儿事。
那年月，父母都被沉重的生活负担压得喘不过气来，因而很少能给我们应有的关爱。印象里我从不曾被父母亲拥抱过，但我内心里其实是非常渴望得到父母的拥抱的，尤其是在我们生病的时候。
也许是营养严重不足的缘故，小时候我们经常得病，但一般的生病父母还是不大照料我们。只有当我们生了大病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被父母抱在怀里。有一年，我和二弟都生了牛痘，畏寒怕冷，持续高烧，病得不轻，我们被脸色凝重的父亲从房间里抱出来，放在火塘边烘烤，那时候，我已经神志不清，我唯一的记忆是父亲宽厚而温暖的胸膛和火塘里不断跳跃着的火苗，还有赤脚医生家衣交代我父母亲的那番话：“你们不要担心，就这样让他们烤火，过几天那痘痘自然会消退下去。”不知过了多少天，我们真的活过来了，父亲看着我们身上消退了的牛痘，终于露出了笑容。
母亲不可能没有抱过我，但在我的印象里，我只有在理发的时候才有机会把头靠在母亲温暖的怀抱里。那时候，在我们盘江河谷一带，给孩子理发的事情一般都由母亲负责。我们家也不例外，我们兄妹六个的理发问题，一直都是由母亲全部负责处理的。
为什么要拿剃刀这样危险的事情交给女人去做呢？很长一段时间我弄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后来我慢慢有所觉悟——剃刀很锋利，一般人不敢使，原因是给孩子剃头时孩子会乱动。但是，孩子躺在母亲的怀抱里，却可能会变得异常的安静。这恐怕就是剃刀要由女人来掌握的道理吧？至少，我个人的感受就是这样的。
从1963年到1973年，十年里我母亲生了五个孩子，她不可能有那么多的精力去关爱她的每一个孩子，所以，我感觉小时候好像没有被母亲抱过，这印象是真实的，但绝不是事实。这只能说明我太渴望母爱，而这也同样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在满姑还没出嫁的年月，我在她身上倒是得到了母爱的补偿。我至今仍记得，许多活路基本上都是由她负责包干的，比如挑水，比如煮饭，比如打菜、洗菜和炒菜……总之，她负责的是后勤这一块。我呢，协助她搞后勤，具体承包的活路大约只有烧火。
“拢柴火来，弟！烧大点儿！”
“哦！”
记忆里满姑炒的永远是牛皮菜。那时候菜的种类似乎不多。牛皮菜是最常见的一种。牛皮菜的好处是老的菜叶被摘掉后新的菜叶会很快长出来。跟韭菜一样，那是一个菜园的银行，仅仅使用其利息部分就足以满足我们的日常开销了。
但牛皮菜也有很多缺点，最大的缺点是耗油，油不够，炒出来的牛皮菜就很难吃。营养就根本考虑不到了。它还有一个突出的缺点就是虫多，无论怎么洗也洗不干净。最常见的虫是蜗牛。平时我们很喜欢玩蜗牛，但牛皮菜上的蜗牛我们却非常讨厌。
现在已经没有人吃牛皮菜了。牛皮菜已经彻底从我们家乡的菜谱中消失了。
在大人们都上山去抢工分之后，家里有时会变得异常安静。这个时候，一些微不足道的昆虫或动物会迅速变大，变成我和弟弟妹妹们可以与之倾心交谈的朋友。
就在火塘底部楼脚干燥的泥土中，有一种会用屁股挖坑的小虫，侗语称之为“修写”，汉语不知道怎么称呼，总之在它们的所居之地，必有一个圆圆的小坑，我们把它们挖出来，放在手上玩一下，随即又把他们放回去，它们立即就倒退着身体在新的沙土上挖出一个极美的圆坑来。
只要天晴不落雨，屋檐下总能看见各种黄蜂在奔忙。有些黄蜂真不知天高地厚，居然打算在我们家的屋檐下定居。我和弟妹们是不会同意的，尽管有时它们也能给我们带来快乐。趁它们立足未稳，我们用竹竿把它们的窝捅下来。没有了窝，它们就被迫转移了。这时候，我们的心里又感觉非常的失落。我们的心理很矛盾。
有几只大马蜂竟然也在我们家的屋檐下安家落户了。蜂窝已经做得不小。这个我们可不敢轻举妄动。晚上大人回家时我们才跟他们报告。父亲去看了一眼，说：“这个你们千万不要乱动，这个细毛摸不得，这个蜇人的话是要命的，先不管它，等它大一点儿我们再烧它来吃。”
果然，一两个月后，那马蜂窝大得像一只竹篮了。又过了一个月，那马蜂窝大得像一只背篼了。父亲就叫来三哥老应——他是我们村最有名的捉马蜂的能手，他一年吃掉的马蜂要有好几百斤——在某一天的傍晚，他们把吊在我们家屋檐下的背篼大的马蜂窝给拿下来了，简直不费吹灰之力。他们以油炒马蜂的幼虫下酒，我们小孩子参与分享了其中的一部分。
天晴时竹林里还可以看到色彩纷呈的蝴蝶、蜻蜓和豆娘在自由飞舞和追逐。蝴蝶很美丽，但蝴蝶的幼虫很恐怖，样子太难看了，我们叫它“狗腿虫”。为什么叫作“狗腿虫”？不知道。我觉得这虫跟狗腿没有任何联系。这时候，我们会找来一树杈，先用树杈去缠绕许多波斯网（蜘蛛网），然后再用波斯网去猎取蝴蝶、蜻蜓和豆娘。我们先要好好欣赏一番它们美丽的衣裳，然后把它们的身体撕烂了，拿去喂蚂蚁——蚂蚁会立即倾巢出动，排着长龙搬运美食，他们大概以为遇到仁慈的上帝了，在赐予它们圣餐，殊不知，还没等它们把美食搬到蚁穴门口，一场“天灾人祸”已然到来——我和二弟从裤裆里掏出小鸡鸡，对着蚁群猛烈扫射和浇灌，顿时江河决堤，洪水滔天，蚂蚁们立即四散逃命，乱作一团，许多蚂蚁则还没来得及反应就当场被淹死了。
落雨天则会有若干带壳的蜗牛从后阳沟的碎石堆里爬出来，爬得到处都是，也不知道它们要爬去哪里？总之它们是一直在奋力地爬，但行动却缓慢得让人无法忍受。于是我们主动请求帮助它们移动位置。可它们似乎并不领情，一个个立即把脑袋缩回到壳里去了，干脆一动不动。
天气格外晴朗的日子，会有一些老鹰从远处的山坡飞来抓走我们家的小鸡。那些老鹰先是在天空中盘旋好一阵，远远望去，它们似乎只是一个很不起眼的小黑点，但突然就像一支箭一样射过来了，随即，它们的巨大身影像一道黑色的闪电掠过竹林，卷起地上的枯黄竹叶，然后瞬间又消失在我们视线所及的地方。它们这样迅雷不及掩耳的超音速速度，使我们根本不可能看清它们是否抓住了小鸡。直到它们走了很久以后，当母鸡重新召唤它的子女到身边，我们一数数，才知道老鹰到底抓走了小鸡没有。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老鹰都是能够准确无误地抓住小鸡的，我估算其成功率应该在80%以上。但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这多半是由于母鸡提前的警报做得比较好。其实，老鹰在天空盘旋的时候，一般母鸡都是有所警觉的，有经验的母鸡会立即大声呼唤自己的子女，并且带着它们迅速躲藏到竹枝下面。当老鹰飞来时，竹枝本身阻挡了老鹰的行动，它就会无功而返。但是，有时候，母鸡们太专注于觅食了，它们本身也过于贪吃，所以警觉性不够，当看到老鹰翅膀的影子飘落下来的时候，所有的反应都已经来不及了，于是玉成了老鹰的捕猎功业。
如果听到母鸡们一阵狂叫，我们就知道准是有老鹰来了，于是我们就一起呐喊，希望通过声音来驱赶老鹰。这一招偶尔也管用，但如果老鹰的目标已经锁定，而且俯冲的速度已经起来了，那么它是不会轻易改变主意的。
在老鹰抓小鸡的时候，我们所有的小孩都会感到异常的紧张和难过，仿佛老鹰抓走的不是小鸡，而是我们自己。我们的心跳有时候会持续很久很久，直到大人们从山上归来。有时甚至会留下难以愈合的后遗症——夜间多梦，容易惊醒。这个时候，大人们就会认为我们是被什么恶鬼摄去了灵魂，要找巫医来帮我们招魂。不过这种招魂的仪式倒很简单，就是用一点儿清水或茶水在我们的额头或肚脐位置反复按摩，按十来分钟即可。有时也会拿鸡蛋烧爆后，用蛋黄给我们按摩。我们把这种仪式叫作“收黑”。
“这崽是咋的了？你看，手脚那么凉，快，快去叫X X来收黑。”那时候，无论是谁家的孩子爱哭了，不乖了，大人们经常就会这样说。
不过，这一招还真管用，大多数孩子在被“收黑”之后，病情一般都有所好转，甚至能彻底痊愈。
那时候，大人们一年四季在山上奔忙，我也不知道他们在忙些什么。父母是这样，满姑也是这样，他们每天大约在上午九十点钟出门，然后要到天摸黑儿了才回来。回来的时候，他们都腰挎柴刀，肩扛柴火。柴火就堆放在我家廊檐楼梯口旁边。当时那儿有一个地坪，地坪上放置着一些大柴火，用作冬天的烧柴，亦可供我和弟妹们坐在上面晒太阳。当然那也是劈柴破枞桄的地方。
地坪前面还有一个柴堆架子，也像半边楼一样一半着地，一半悬空。母亲总说，从柴堆的高度可以看出一个人的勤快与否，如果哪家的柴堆总是又低又空，那么这家人的后生可能连婆娘也娶不到。这话对我和弟妹都有极大的刺激作用，为了使日后我们不至于讨不上婆娘或者嫁不出去，那年月我们总是尽最大努力去增加柴堆的高度。
“哐啷啷……”
门口传来丢柴火的声音，我就知道父母亲回来了。
那时候，我已经学会了做很多家务，包括洗衣煮饭，舂米喂猪，养鸭放牛，砍柴烧火……基本上，父母不在家的时候，我也可以料理一切了。
如果父母亲回到家时，看到我还没把饭煮好，那我的臀部可能就要受苦了。我的头部也难免会突然电闪雷鸣，继而迅速长出几个板栗样的肉包来——小时候，我一直觉得父母体罚孩子是天经地义的，是应该的，我们地方上的人也常说：棍棒底下出人才——但后来我长大成人，并接受了高等教育，而后进入城市工作和生活，见识到了还有另外的教育方式，才认识到其实大人不对孩子使用暴力可能更有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所以我从来不体罚孩子。
父母亲，还有满姑，他们一回到家，看到我把应该做的家务活都做得差不多了，他们会很高兴。“弟弟，去给我打一盆热水来。”如果父亲是用这样的口气呼唤我，那我会更加高兴。我给他们都准备了热水。等他们每人都洗完脸（有时则需要洗澡）之后，我们就开始吃晚饭了。
松明火点燃起来，火塘里的柴火也烧得更旺盛了。煮着腊肉青菜的火锅放在三脚撑架上。一家人围着火塘，其乐融融地吃起了晚饭。
父母亲的卧室紧挨着火塘间——当然啦，也可以说是紧挨着廊檐。因为他们房间有一道门，是直接对着火塘间的，而他们的房间还分别开有两个窗口，是对着廊檐方向的。因此任何人要走进家来，无论是从大门还是后门进来，都必须经过他们卧室的门口。
只要晚上我出去找同村的小伙伴玩耍，父母亲必然会睁着眼睛留着大门等候我回家。万一实在很晚了我还没回来，他们就会先闩了大门睡觉，然后等听到我喊门时他们才起床开门。
后来我长大了，长到了能够攀越大门上方的川枋，就干脆径直抓住川枋爬到三楼去，再从三楼走楼梯进入火塘间，那时，他们才每晚都先闩了门睡觉，再不用起来给我开门。
那时候需要闩门睡觉吗？
需要，当然需要。
那年代的农村治安总的来说还算良好，但也并非如人们所经常形容的，达到所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程度。那时候，小偷小摸还是有的。集体的仓库里经常不是丢了这个就是少了那个。那时候的仓库还是由社员轮流值班的，但有一年就被人从底部凿开了一个大洞，把粮食偷走了好几大箩筐。第二天消息传出，全寨人大为震惊，连我们这些屁大点儿的小孩都知道了。但是很奇怪，后来那案子居然一直没破。父亲说，不是破不了，而是当时村里某些掌权的人不想破，监守自盗，里应外合，小偷和领导穿的是同一条裤子，案子当然永远也破不了！
还有一年，一位社员家里的腊肉被盗了。那社员很不简单，他装着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一点儿都不声张，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但他实际上早已布下了天罗地网，专等那小偷再次光临，结果小偷还真来了，被抓了个正着。大家怎么也想不到，那小偷竟然是他的邻居。
既然有了这样的先例，那么晚上关上大门自然就很有必要了。起码在心理上会使人感觉更安全些，睡觉也更安稳些。
那年月，大牲口被偷被盗的事情有没有呢？在我的印象里，应该是没有。至少在我们寨子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但是，传闻还是不少的。那时候总能听到大人们在议论，说昨晚哪里哪里又出现偷盗事件了，谁家的猪被人杀了抬走，主人居然没听到任何动静；谁家的牛被人拉走了，也没有任何声响……这样的传闻会使我们小孩感到恐惧。但总的来说，平日里还算安宁，只是偷鸡摸狗之类的小偷小摸行为偶有发生。记得有一年，我们家的一窝鸡雏莫名其妙地每天减少，母亲开始觉得很奇怪，不可理喻，后来仔细观察，才发现元凶竟然是一只狡猾的老狐狸。
所以，只要听到楼下的鸡圈里有动静，母亲就会及时起床下楼查看。
很显然，父母亲把卧室选择在紧靠廊檐和火塘间的位置，有传统习惯的因素，也有刻意安排的意思，这就是要守护着一家人的安全。也就是说，这房间的特殊位置，可以从内外两个方面给家人增加安全的砝码，即对内可以感知火塘间的任何信息，对外则可以听得到从廊檐到大路之外的一切动静。
在我的印象中，母亲总是最早一个起床又最晚一个入睡的人。起床早是为了给大伙生火烧水洗脸、煮猪潲什么的，入睡晚也是为了在最后时刻能把火塘里的火做最安全的处理——木楼人家的房屋，最大的弊端就是防火性能差，对火是一点儿也大意不得的，如果是叫一个孩子最后离开火塘间，那就有可能埋下巨大的隐患。乡村里许多重大的火灾事故常常都是由于小孩玩火不慎造成的。
所以，安全问题责任重大，万万不可麻痹大意。
尽管如此，主人也不敢拍着胸脯说从此家中一切太平无事，有时候，疲劳和大意依然会帮助小偷和魔鬼，制造生活的悲剧和惨剧。所以，养狗和养猫在乡村就会变得非常有必要。
那时候，只要是出太阳的日子，我们家的大黄狗总喜欢躺在廊檐的木板上，吐着舌条喘气，然后暴晒它那爬满了红色跳蚤的白肚皮。
我们家的小花猫则似乎一整年都躺在火坑边的硬木方子上睡懒觉。它会在火坑里拉屎，然后用脚刨灰把屎盖住。
“太阳出来照屁股啦，起床啦，你们两个起来了没有？”
直到现在，我的耳畔依然还萦回着母亲一声声急切的呼唤。小时候我和弟弟因为要早早起来帮助妈妈舂米，睡眠严重不足。我们通常在清晨四五点钟就要被叫起来舂米，要舂到七八点钟，才能把米舂好，然后迅速吃几口冷饭，就拼命往学校跑。学校在十五华里以外的平墓乡场，得在九点以前赶到学校上早读，那种辛苦可想而知。
“嗯……”我和二弟在梦中答应着母亲。
许多时候，我明明是在听到母亲的呼唤之后就立即起了床的，我甚至还清楚地记得起床后我先去撒了泡尿，然后带着二弟一起下楼舂米，舂完米我们一起去上学……但是很奇怪，母亲催促我们起床的拍门声和叫喊声又再次响起来了。这时候我才发现自己的身体居然还在床上。
楼下的碓房保留了我许多难以磨灭的记忆。“呜——哐啷——忒，呜——哐啷——忒，呜——哐啷——忒……”舂碓的木质轴轮在人力转动时发出的那种尖锐而奇怪的摩擦声，那粗糙的拉绳，那满是尘土的楼板，蛛网遍布的昏暗空间，还有那些善于搬运米糠残屑的细小到肉眼几乎看不见的蚂蚁，以及碓房内侧圈养着的一直在叽叽嘎嘎叫唤不停的鸭子和在碓房门边鸡舍里打鸣下蛋的母鸡……我怎么可能会忘掉这些？我不会……那根光洁如玉的捣米杆后来不知道去了哪里。那时候我每天早上要用它跟我的脚做最恰到好处的配合，我的脚踩下舂碓的时候，与此同时要用捣米杆去捣一下米，然后在脚放下舂碓的瞬间迅速抽出捣米杆，如此反复重复，一直到全部谷子被捣烂脱壳为止。
那时候，二弟总是喊累，所以他态度相当的消极。我的积极性也不高，但我不想让妈妈失望，于是我舂得非常卖力，几乎拼尽了所有的力气。
母亲不可能来帮助我们，她要干的活太多了。砍猪菜啦，煮猪潲啦，纺棉花啦……这样那样，她总是忙得一塌糊涂。而末了，当我们把米舂出来之后，她还要来给我们簸米……在我的印象里，她一生勤劳，那双手从来没有停歇过。
我母亲年轻时候长什么样？
漂亮！
怎么个漂亮法？
不好说，但绝对健康，善良，美。
有照片吗？
有。
我母亲留给我她最早的照片，是一张她尚未出嫁时的照片。我不知道那应该是她多大年龄时照的，但我表姐——我大舅的女儿——已经三四岁了，她拉着我母亲的手，跟我大姨妈和我满姨嬢一起合影。照片上我的母亲面带微笑，眼神柔和，神情怡然，仪态端庄。她身材不高，但身段苗条，胸部高高隆起，前额留着刘海，嘴角微微上翘……毫无疑问，在那个年代，在我们盘江河谷地方，她无疑是最标准的美人之一。包括我姨妈和我姨嬢，年轻时候都长得相当漂亮。
“你妈妈年轻时候爱干净得很……再忙，也从来不让你们几兄妹打渥……洗衣服、洗尿片，全寨子的婆娘算她洗得最勤快。”
多年后，一位跟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大嫂这样告诉我。她这样描述的时候，我头脑里立即浮现出某一年母亲带着我、二弟和大妹一起到凸岑坡薅豆秧的情景。那时我妹妹刚出生不久，也许才过满月，我母亲把她绑在我背上，叫我背着妹妹在树荫下等候，她去薅豆子，她一边跟对面山坡上的同龄妇女说笑话，一边薅豆子，她手脚极其麻利，转眼之间，她三下五除二就把一块黄豆地给处理清楚了。而后，她过来给妹妹换尿布和料理一直喊肚皮痛的二弟，也同样风风火火，动作敏捷迅速。
我父母遗传给我和我几个弟妹的身体和容颜，个个都健康而俊秀。我两个弟弟长得都很帅。我的三个妹妹也个个水灵姣好。我小时候自然也生得不错，可惜后来被我母亲烧坏了。不过那是后话，在此暂且不提。
如今的盘村木楼，屋顶上盖的大多是青瓦。但在原来，盖瓦的人家可不多。尤其是新房，一般都只盖杉木皮。
我家竹林老屋，那时候盖的也是杉木皮。
杉木皮当然比瓦烂得快，差不多每隔一两年就要翻修一次，不然就会漏雨。
还有，刮大风的时候，有时会把木皮全部掀掉，吹得不见踪影。
但木皮也不是毫无好处。对我来说，第一个好处是木皮有利于麻雀前来做窝。麻雀来做窝，我们这帮贪玩的小屁孩才有好玩的东西——上房顶抓麻雀蛋和麻雀崽——那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保护自然生灵，怜惜万物生命的概念，我们从麻雀窝里摸到了麻雀崽，就拿来当玩具玩，玩腻了，就把麻雀崽踩死，然后扔掉。
不知道当时我们的内心何以会如此的残忍！
看来荀子说，人之初，性本恶，这是对的。
大人们不主张我们这样玩麻雀，但似乎也不坚决反对。他们劝说我们不该这样玩麻雀崽的理由仅仅是说如果这样，将来写字的手就会发抖，写不好字。但这样的理由对于我们这些调皮的小屁孩来说，与其说是劝阻，还不如说是鼓励——我们本来就十分讨厌上学，我们还在乎写字吗？
大人们何以不坚决阻止我们这样玩麻雀崽呢？
不知道。
过后想来，大人们其实内心也是残忍的，他们也一样没有怜惜万物生灵的概念，不然他们上山打野猪，何以也会顺手打死猴子呢？
木皮屋顶于我的第二个好处，是可以在上面玩耍。
我家竹林老屋廊檐的边上，有两个猪圈，盖的都是木皮的顶。大人们经常在那顶上晾晒各种东西，尤其是方便晒黄豆、小米和糯米之类。掉下来的黄豆会在那木皮缝里发出豆芽来。什么东西都不晒的时候，我们小孩可以随意到那上面玩耍、晒太阳。小猫和小狗自然也会跟着我们跑到上面去。
不过大人们是很不主张我们到那上面去玩耍的，说是这样很危险。他们担心我们会从上面掉下去。
但他们又不可能时时刻刻都看护着我们，所以那木皮顶上到底还是我们的一个自由的世界。
廊檐下面有两排猪圈，每一排猪圈又分别由两个相连的单个猪圈组成。现在想来，那时候养的猪还真不少。四头？六头？也许还更多。印象中，母亲那时候是终日都在为这几头猪的吃食问题操劳的。养猪，在那个年代几乎是唯一的增收之路。猪养到半大，就要卖几头，然后再买来小猪，继续养大，养到年底，再卖，可以赚取几个小钱。还有两头是一直养着的，要养到过年才杀掉。两头猪，几百斤？好几百斤。吃得完？吃不完。吃不完咋办？油炸、坛腌、腊制……总之要想尽各种办法延长猪肉可以食用的时间，延长到一整年都有肉吃。
记忆里，每到年终，父亲的一项顶隆重的劳务就是油炸猪肉——猪肉被切成手掌大的三角形，连皮带肉，连肥带瘦，一起放入油锅中炸，炸到半酥，即可晾晒到楼上粮仓里，供一家人慢慢食用，两头猪差不多可以吃到半年。
用坛子腌制猪肉，是母亲的活路。其实所腌制的东西并不是什么猪肉，而是猪的骨头。比如猪的脑袋，肉被剔下来吃过了，剩下的骨头，丢了可惜，吃又吃不动，咋办？有办法。母亲把所有的骨头都用大锅慢火长时间熬煮，煮到骨头酥软，就把骨头拿到碓窝里舂烂，舂成骨粉，然后伴以辣椒、生姜、炒米之类，装入坛中腌制。半年后取出来食用，那也是难得的美味。
熏制腊肉就简单多了——把猪肉切成条状，直接挂在炕上接受烟熏火燎即可，不必专门腊制。我后来在城里看到有人用油漆桶熏制腊肉，觉得城里人好可怜，连一个熏制腊肉的地方也没有。想来还是乡村好啊，几乎每家每户都拥有无限的空间熏制腊肉，而且根本用不着专门找柴火熏制，直接把猪肉置于火塘顶上的火炕即可。
要养那么多猪，猪食的来源就是大问题。那时候农村哪里有什么饲料啊，喂的主要食料就是野菜。所以印象里，母亲成天都在为猪食的野菜奔忙。我和弟妹们自然也会参与其中。记得有一年我和我大妹去一个叫“豋圭”的小河沟里打猪菜，那野菜倒是长得茂盛无比，但虫多，我们几乎无从下手，现在回想起来，那野菜上多如牛毛的毛毛虫仍让我感到头皮发麻。
秋高气爽和春光明媚的日子里，或者有月亮的夜晚，满姑和姐妍——就是赶场归来跟我共厕所的那位堂姐——喜欢在廊檐上边纳鞋底边唱歌。
她们唱的都是那种忧伤无比的情歌，常常唱得满村悲凉。
母亲总在没日没夜地纺她的棉花，或者成天在楼上“哐啷哐啷”地织布。
竹林外的小溪里，河水常年哗哗流淌。有些客人来到我家，第一晚多半睡不着，说是晚上雨下得太大了，吵人得很。我们一家人都笑了起来，说那不是下雨，是河边水响。
椿芽树老爱爬来一种黄绿色的“密毛粘”小虫，样子还蛮好看，常常爬满了整个树干，它们首尾相衔，在树上缓慢爬行。我那时不知道这是些什么虫，更不知道这其实还只是一种什么虫的幼虫，只知道这种虫的身上有毒，碰不得，人的皮肤一接触，立即会中伤，奇痛难忍，肿起来好大一块肉。
竹林底下的魔芋叶上长出来的“狗腿虫”倒是无毒的，但这种虫的模样太难看了。这其实是蝴蝶的幼虫。它们似乎很喜欢竹林下面那种阴暗潮湿的环境。当幼虫们吃光了鲜嫩的魔芋叶的时候，它们就化蛹成蝶了。
在我的印象中，竹林里大概除了冬天，似乎总能看到各种各样美丽的蝴蝶在其间飞舞。
为了进一步改善生活，家里还养了好几批的鸭子。
每一批鸭子在十五到二十只。
但养着养着，就会有一些鸭子自然减员，真正活到成鸭的，通常也不过七八只。
最早买来的小鸭子并不会游泳。
要教它们游。
就用小笼子把它们装起来，拿到水田里去放养。
开始它们都怕，都不敢下水。但强迫它们下水几次，它们就体会到水的妙处了，不放它们下水它们就很不习惯了。
它们就会吵，就会闹，叫得一家人心烦。
“还不去放鸭子啊弟弟？唵？”
那时候，父母亲就总是这样呵斥我。
我当然不敢懈怠，立即拿了鸭笼就往水田里跑。
其实，看鸭子洗澡也是一件很美的事情。
见到水，它们很欢喜。总会在水田里做各种各样高难度的动作。奔跑，搞水上飞。或钻进水里，大半天不出来。
母亲说，可以从厕所里舀来少量的蛆虫喂它们。
我们照着办了，果然，小鸭子们吃得很欢。
“为什么不能喂它们多些蛆虫呢，妈妈？茅厕里的蛆虫好多啊。”
“蛆虫有毒，不能多喂。”
“哦。”
母亲说，泥土里的蛐蟮没有毒，可以多喂。
于是，我和弟妹们就到竹林里去挖蛐蟮给鸭子吃。
开始的时候，鸭子根本不知道蛐蟮是美味，还爱理不理的。但尝试过一次味道之后，就刻骨铭心了。它们很快就会为一只蛐蟮而争抢得人仰马翻，拼死拼活。随后就发展到可以追逐我们的锄头了。我们的锄头一抬起来，它们就往锄头下落的方向奔去，结果自然很惨，有时候，锄头就正好落在它们的身上……
鸭子稍微长大一点儿，我们就不再给它们挖蛐蟮了。我们把它们带到河边去，让它们自己去发现那里的鱼虾和各种食物。
那时候，我家门前那条小河还真是一个生机勃勃的世界。河里的鱼虾多得是，螃蟹多得是，“眸虽”（蜻蜓的幼虫）多得是……那时候，我甚至还能经常在河边捡拾到小小的甲鱼……
秋收打谷之后，稻田里空空荡荡。湿润的泥土上会遗留下来一些稻谷，那正是养鸭子的大好季节。我和姐丹、姐小就会赶着各自的鸭子上路。我们把鸭子赶到稻田里放养，然后在附近看护和守望。
这时候，我和她们两姐妹就会很自然地走到了一起——尽管有时我们的大人在昨晚上还为我们孩子的事情刚刚吵过架。
如果稻田边上还有没被人扛走的斛桶，那我们就会一起躲到斛桶里去，躲避太阳，或者做抛子[2]的游戏。
如果天空中突然下起了小雨，稻田里又还有没被挑走的稻草，那我们就会一起钻到稻草里面去。这个时候，我就能跟姐丹和姐小的身体挨得很近，我甚至可以听得到她们的心跳，感觉到她们的体温。
那时候也常有专门养鸭子的湖南佬赶着成千上万只的大群胡鸭扫荡过来，所过之处，一片狼藉，再不可能剩下任何一粒稻谷，同时还有把本地鸭子裹挟而去的危险。因此我和姐丹、姐小只要老远看到那赶胡鸭的湖南佬出现在很远的山垭口，就会立即赶着自己的鸭子回家。
我们会站在自家的廊檐上，看湖南佬的鸭子像乌云一样席卷过门前的那片土地。
姐丹家佛手瓜架下，原先还有一爿羊圈。里面关着好几只山羊。有公羊也有母羊。老打架，成天都在争吵。
我家也有羊子，但没有姐丹家的多。
而且，我家没有养公羊。
姐丹和我一起放羊的时候，她家的公羊老是喜欢爬到我家母羊的背上去。那时候，我完全不知道人家这是在帮忙做好事，我还以为是她家的公羊欺负我家的母羊，我就用木棒去打她家的公羊。姐丹当然很不高兴。她不会说话，只会咿哩哇啦的一阵乱吼，如果我下手很重，她还会对我动粗。
但我不怕她。不管怎样，我毕竟是个男人，我的反抗会把她弄哭。这时候，儒妈总是准时出现，她会毫不客气地教训我。她的“磕盖”（手指关节）这时候就会像狂风暴雨一般倾泻到我头上。
刚开始的时候，我是不哭的。但最后，我还是守不住那不争气的眼泪。
“牙也我额啊！唵？”她永远只会用她流畅无比的侗语骂人。她的意思是说我居然也会哭，这很奇怪。
“卯系银赏的，卯艮耨国我额呗，怪雷啦。”我父亲也及时出现了。父亲对那恶婆说：“他是人养的崽，他不会哭？那才怪卵啦。”
于是，大人们又争吵起来了。
儒妈岂是那种得理就肯饶人的人？更何况她先动手打了一个未成年的孩子，并不得理，那她必然会尽量抬高音量来努力证明自己有理。一些村人闻讯过来劝架。于是，那场暴风雨般猝不及防的争吵最终竟然还是以父亲音量的减弱和及时走人而告终。
但事情最后的结局却出乎所有人的预料——姐丹的公羊念念不忘我家的母羊，执着追求，坚持不懈，终于大功告成，一脸欢笑。儒妈看见，恼羞成怒，奋力去追打公羊，结果被她家公羊回身一角，把她撞了个人仰马翻，所有看热闹的人都笑得前仰后合。
不幸的是，我和姐丹居然也笑了。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的形象一直都是肃穆而严厉的。但我记得有一年，父亲突然在半夜里把我摇醒，并紧紧拥抱了我。他告诉我，他刚从生产队开会回来，民办教师家光当着所有开会家长的面宣布全部学生的成绩，我得了第一名，父亲就鼓励我说，要好好读书，将来长大了才有出息……客观而论，当时我还远不知道读书学习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所以当时我也并没有刻意地努力学习，我更不明白当我偶然考了一个好成绩的时候，父亲何以会如此激动——当然，现在，一切都清楚了。
还有一次，我生病了，好像是发高烧。我被父亲抱到他的房间里去跟他一起睡——我说过了，对我来说，父母的房间是个神秘的所在，我自小就被安排到客房独住，很少有机会跟父母亲近，但生病就另当别论了——半夜里，我迷迷糊糊听到他跟住在隔壁房间的妈妈说话。那时妈妈是不是刚刚生下了二妹不久，我记不真切了。但很显然，妈妈根本无暇顾及我。在我童年的记忆中，妈妈总是在接二连三地生弟弟或妹妹。印象里她总是在我意想不到的时候给我随时增添一个弟弟或妹妹。但很奇怪，我头脑里从来没有保留过关于她大肚子的形象，我只记得好几次我从梦中醒来，家里突然就来了很多的妇女，她们开着玩笑，然后我就看到妈妈的头上比平时多包了一张头帕，再仔细一看，摇篮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竟然就多了一个弟弟或妹妹。我很好奇，问妈妈在哪里得来的弟弟妹妹？妈妈说，昨晚下大雨涨洪水她和爸爸到河边用撮箕撮来的。对于这种说法，那时的我并不全信，但也无从怀疑。妈妈的房间里生着炭火，热着鸡汤，那味道令我垂涎欲滴。这时候我是多么渴望能够从母亲那里分享到一个鸡腿啊！但这是不可能的。那时候食物极端匮乏，鸡更是少得可怜。母亲需要用有限的鸡肉或鸡汤来补充营养，恢复身体，才能尽快投入到新的劳动生活之中。
多年以后，每当母亲忆及这段往事，她总是眼泪涟涟地说：“我那大弟啊，真是太懂事了，从小就懂事，我生大妹，生二妹，生老三，坐月子，他看着我吃鸡肉，口水吞得蛮远都能听见，但他就是没动过那东西一筷子，没敢喝过一瓢羹汤……”
在我的记忆里，父母亲的房间始终是昏暗的，光线从来不充足。不是说他们的房间没有开窗户，窗户开了，而且他们房间的窗户都还是朝着东面开的。但也许是窗户不够大的缘故吧，他们房间里的采光严重不足。但也因此而使得房间里永远弥漫着一种神秘的味道，充满了一种奇异的温馨。
很多年里我记忆中妈妈的床铺上铺的一直是一床竹席。被子是大红花被，鲜艳而温暖。
她的房间里最初是什么样子，我当然不再记得。但到我记事之后，我却清晰地记得我父亲后来为她打制的那几只楠木箱子，被漆成一种鲜艳的草绿色，放在床铺对面的一个木架子上。那里面放置着母亲一生有限的财产：钱、粮票、布票、衣服……还有一些让我特别新奇又大开眼界的玩意儿，如给孕妇胎儿听诊用的听诊筒、止血钳等——那时候，我外婆是当地有名的接生婆，随后我母亲又继承了她的衣钵，也当起了接生员，家里难免会有这些医疗器械。
直到今天，我仍收藏有母亲的一把止血钳，当初我很喜欢用它来捻住药棉蘸酒精擦洗伤口。母亲说她这钳子是给病人救命用的，很不高兴我拿走，但见我仍坚持要拿走她也很无奈。多年以后，我一直想买一把止血钳来还她，奇怪的是却始终未能如愿。
相比之于母亲的房间，父亲的房间对我来说就更具吸引力了，最大的吸引力在于他书架上的书。书架还是那种简易的书架——一块木板，直接钉在板壁上，木板下面钉一个支架，支撑起全部木板和书籍的重量——书也总是尘埃浩荡的样子。但对于我来说，却依旧魅力无穷。
父亲在家的时候，我很少进入他的房间。但他总有不在家的时候，他一不在家，那儿就是我的天下了。
最初的时候，他还没拜坛，我进入他的房间还无所顾忌。他有一个古旧的木桶，我疑心这木桶是我爷爷传下来的唯一物件。我每次去翻这木桶，都总能在里面找到一些新奇的宝贝——比如秘不示人的家人八字本，比如当时已经被严令禁用的火药之类。
木箱旁边有一个较大的站柜，站柜里放置着他的衣服和各种生活小件。印象中那里面放得最多的是一些账本——父亲年轻时在生产队里当过几年会计，整个生产队的工分和账目都在他这里记着。
板壁上到处被他钉上铁钉子，然后他在那些钉子上挂着这样那样。其中的两颗钉子上挂着他的一顶呢子帽和一架木算盘。那也是我当时最喜欢拿下来玩的玩具之一。但每次好像都被他呵斥责骂。父亲精通算盘，而我于这方面却笨得出奇。小时候跟他学习算盘差点儿被他打死。
父亲的房间中，我最欣赏的还是那两排简易的书架。从今天的角度看，那上面摆着的当然也不是什么特别有价值的书，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那就算是大开眼界了。印象最深的书有两本，一本是繁体字竖排的《水浒传》，还有一本叫《赤脚医生手册》。前者是中国古典文学名著，于我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而后者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却是因为那书中的一些插图，很能令我脸红心跳——老实说吧，我就是在那本书里第一次见识到女人身体的秘密的。虽然那都还只是一些简单的线描图画，但却已经给我的神经制造了八级以上的大地震。
我生病躺在父亲房间里的时候，一些图案和声音就被无端地放大了。有一只“妞乜”——这是侗语的音译，汉语大概叫黄蜂吧——这种类似马蜂却又比马蜂稍小一点儿的昆虫，常常飞到父亲的房间里安家落户，在他房间的某一个角落的木板上做窝。窝是泥巴窝，跟马蜂那样的牛粪窝完全不同，而且这种昆虫的性情也远比马蜂温和，也不像马蜂那样喜欢群居。它先是单独出来做窝，然后找来一个伴侣，它们就在那简单的泥巴窝里谈情说爱了——它们谈爱的方式就是彻夜地唱歌——妞乜妞乜妞乜……在那些生病之后孤独无助的日子里，在那些发着高烧头脑稀里糊涂的无数浑浑噩噩的时刻，我因为听到了这样的歌唱而感受到了生活的甜美和温暖，也因为听到了这声音而领悟到了生命的寂寞和哀愁……
村寨里拉起了电线。
电线杆从大寨那儿栽过来，一根接着一根，一直栽到我家门口——电线杆栽到哪儿，电线就接到哪儿——然后就看到电线从我家门前的椿芽树中间穿过来了，接到我家堂屋的一个小匣子里。那匣子有一根线被接到了地下，说是避雷线。
很奇怪，他们在埋避雷线的时候，要在地底下撒一点儿盐——我至今还记得，那时候他们放的是大颗大颗的井盐，还不是现在的雪一样细小的海盐。
不久，小匣子就开始有声音传出来了，先是生产队大队长“搞一斤”的喊话——“最高指示，安民告示，毛主席教导我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广大社员同志们……”
有一次，我们一家人正在火塘间吃晚饭，突然，父亲很严厉地大声喝止我们的说话，然后看见他飞也似的奔出火塘间，来到堂屋的小匣子下面，凝神静听小匣子里面的声音。我至今记得那声音十分嘈杂，好像有一万个人在说话，其中有一个女人的声音又特别大，特别尖锐：“红卫兵小将们——你们好——”父亲凝神聆听，脸上的表情既肃穆威严，又略带兴奋和激动……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当时父亲的心情究竟是怎样的？我也不知道当时广播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但那个如海浪翻腾般嘈杂的声音，却深深刻印在我的脑海里。
春天到来的时候，燕子从更南的南方飞回来了。它们经常站在电线上，先是三五成群，继而就站成了密密麻麻的一大串。
“燕子开会喽，燕子开会喽。”那时候，我们就这样欢呼那些成群结队站在电线上的燕子。
到秋天，它们要走的时候，也会在电线那儿聚集，开会。
“嬢，燕子要走了。”这时候，我会非常的伤感，舍不得燕子；有时候，我还会因为这件事情在我满姑面前流泪。
“它今年去了明年又来。”满姑安慰我。其实满姑也舍不得燕子离去。大人们都舍不得燕子离去。
燕子在电线上集会没多久，它们的身影就彻底从我家的堂屋里消失了。田野里，山谷间，再也看不到它们腾跃欢飞的样子。
父亲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部收音机、长方形、砖块大小，有黑色的皮套，还有一个背带，可以直接斜挎在背上。
对这玩意儿，父亲一直宝贝一样珍藏着，舍不得让人随意玩弄。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似乎去哪里都要带着那家伙。我们家人也差不多都是从他的收音机里发出的杂音来判断他所在的位置的。
“你爹回来了。”我母亲说。她这样说的时候，我们几兄妹会立即抬起头来仔细寻找那声音。果然，我们很快听到了一种奇怪的杂音正由远而近，继而出现在后阳沟，最后连人带杂音一起走进家来了。
有一回，父亲因为要我跟隔壁的家章一起到一个离寨子很远的一处集体包谷坡地去守野猪[3]，怕我不答应，就拿收音机诳我，我当然很高兴。
结果一上手，这收音机就再也没能归还我父亲。
一直到用烂了，用到出不来声音了，都还在我手上。
但最终这收音机去了哪里，我却不得而知。
家学从大寨搬过来了，做了我们家的右舍。而后，家章也搬过来了，做了我们家的左邻。
孟岚寨的人丁一下子壮大了很多，也热闹了很多。
但矛盾也随之增加了不少。
主要的矛盾还是围绕房前屋后的土地。家章人儒雅、实在、本分，他读过《三字经》，深爱着“孔老二”，对当时的“批林批孔”运动感到不可理喻。又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算是见多识广，一般不跟人争执。但他的两个儿子却没有他那么高的觉悟。他们一过来，就把我家原先栽下的几棵大板栗树和棕榈树给毒死了。
家学修房子的地基，本来是我家的自留地。我满姑一直在那里种葵花和包谷。但因为那年月我父亲跟家学在生产队里一个做“土法纸”的企业里共同造纸，他们平时关系不错，我父亲就把那台土送给了家学做屋地基。但此人的修养就不能跟家章相比了。一来他仗着自己的亲哥哥是生产大队里的老支书，资深的贫农协会主席，因而平时不大能把人放在眼里；二来他自持字写得不错，在那年代里承包了村里所有标语的书写，就以为自己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因而也很难对他人表现出应有的礼貌和客气。
不过他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他先前只有女儿没有儿子。他的女人一口气为他生下了七个女儿，但就是没给他生下一个可以传宗接代的崽，所以无论他平时如何飞扬跋扈、趾高气扬，只要人们一点他“绝后”的穴位，他就立即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下脑袋来。
因为我爷爷早年也曾被人这样点穴过，我父亲深受其害，所以感同身受，对家学充满了同情。也许因此之故，我父亲才和他成了好朋友。
不过我父亲后来发现，作为朋友，此人太不厚道了。“太自私了！”这是我父亲对这位邻居的总结性的评价。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位邻居的私心真的膨胀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反正在我的竹林老屋卖掉之后，他就很自觉地把我家原来大部分的屋基，包括原来猪圈和牛圈的地基，都统统据为己有了。
但是，我还记得当初他家刚刚从大寨搬过来的情形：他立新房子的那天，有许多客人站在新房二楼的屋柱上放鞭炮，我戴着一顶瓜皮帽，就在客人猛烈的炮火下捡拾那些没有炸响的鞭炮。我姨娘和我母亲大声呵斥我，我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继续在连天的炮火中勇猛地埋头前进。
那时我几岁？十岁，还是十二岁？我已经记不得了。能记得的就是这样一个画面。而后，随着家学一家人的到来，我开始结交了新的童年玩伴——他家的七个女儿，后来都一直跟我相处融洽，尤其是他家的大女儿，那个叫作“大妹”的大眼睛女孩，许多年里，我们就像亲密无间的兄妹一样相处，我甚至也可以说，什么叫青梅竹马？那就叫青梅竹马！
“哥英。”
“嗯。”
“为什么姑娘家要被嫁出去？”
“不晓得。”
“为什么不嫁男的呢？”
“不晓得。”
“你读那么多书，你都说不晓得，你那些书不是白读了？”
“我读的书没有讲这些事情啊。”
“唉，那读这些书有什么用啊。”
“唉……”
大妹后来嫁到一个叫板栗脚的寨子，我也考上高中进入城里读书，我们就很少见面了。一直过去差不多二十年之后，我才偶然在半岛老屋的路口见过她一回。我掐指一算，此时她也应该是将近四十来岁的人了。她模样没有太大改变，身子和脸蛋都还是像从前那样胖嘟嘟的，眼睛也还是大大的，但整个人的精神状态却很差，完全一副萎靡不振的样子。见到我时，她也没有了往日的活泼热情，甚至都没敢跟我正面打个招呼，而是用极为微弱的声音叫了我一声“哥英”就匆匆跑开去了。后来我才听母亲说，大妹的命不太好，她嫁去的人家本来就穷，男人又早早得病死了，她不到20岁就守了寡，又拖着两个崽，日子就更难过了。也有人劝她改嫁，她也去跟人家过了一段时间，但因为太想崽，又跑回去守崽了……
不知为什么，我突然变得十分忧郁。我一个人抱了一床被子跑到楼顶上去睡。除了上学的日子，我几乎终日都在上面拉二胡或吹笛子。我不愿跟大人说任何一句话。他们喊我下楼吃饭我也爱理不理的。
我的二胡是跟哥韬学的。他是我一位堂哥，年纪比我稍长几岁，他所在的年级也比我高几级。但我们一直都在同一所学校念书。我们阅读的课外读物也大致相同。那时候，他已经开始独立购买课外书籍了，我还没有那个意识。我用父亲的一册《水浒传》交换他的一本《闪闪的红星》来看，结果，他爱不释手，没有按时归还我的《水浒传》，我差点儿因此被父亲打断一条腿。
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记恨他，事情过后，我还是成天跟他在一起混。
哥韬不知跟谁学会了拉二胡。而且，他还会自己做二胡。我也跟着他学拉，跟着他学做。我们自己去打蛇，然后把蛇皮剐下来，再用鸡蛋清和铁丝把蛇皮绷在竹筒上，晾干，就做成了二胡的共鸣箱。这是二胡最关键的部分。其余的琴杆和拉弓就简单多了。拉弓的毛我们是用棕毛做的。琴弦最初用尼龙线，后来直接到商店买来标准的钢丝琴线。松香是我们自己到山上找的。那时候，我们盘村四周山坡上，漫山遍野是大松树，松香多得可以用火车拉。
村子里没日没夜地回荡着《二泉映月》《赛马》《良宵》《花儿与少年》等名曲的旋律。
没有简谱歌本，更没有五线谱歌本，我们完全凭记忆学习和演奏。我们实在是天生的音乐家。
我不知道哥韬是从哪里学来的这些名曲。但我知道我所演奏的全部作品都是从他那儿学来的。我先是听，然后用心记，一句一句地记，居然很快就能记住一整首长长的旋律。
我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吹奏竹笛。竹笛是从楠洞乡场买来的。很便宜，当时大约才两三毛钱一支吧。笛膜用的是竹子里的天然竹膜。
之后，我又学会了吹口琴。这个就全是自学了，无师可拜，虽不成才，但可以吹奏任何曲子，算是无师自通了。
那时候，我和哥韬及他弟弟哥值——他的强项是唢呐——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以组成一个像模像样的乐队。
我现在仍保留着一张摄于1969年11月26日的全家福黑白照片。那是在我家竹林老屋门前照的照片，那也是我迄今为止留在世上最早的影像。照片上，我父亲头戴呢子帽，胸佩毛主席像章，抱着我的大妹，表情如他一贯的严肃庄重和不苟言笑；我母亲则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二妹，身着传统的侗族右衽衣，头包青布长帕，面带笑容。他们都穿着雨鞋，坐在一根长条凳上。我二弟站在母亲左边，我站在父亲左边。我头上也戴一顶帽子，但不是呢子帽，而是一顶在当时可能算是比较流行的假军帽。我胸前也别着一个圆圆的主席像章。身穿家机布衣服，脚穿白底球鞋。显然是由于第一次照相的缘故，我把手交叉在胸前，显得十分拘谨。最后站着的那个圆脸姑娘，就是我美丽的满姑。她那时也身着传统侗装，头缠青色长帕。照片背后有一些包谷秆和一些树枝。看到照片我就想起来了，那些包谷秆所在的位置正是现在家学的屋基，当时还是我家的菜园子。我说过了，很多年里，我满姑一直在那儿种包谷和牛皮菜，间种南瓜、黄瓜、黄花和葵花。树枝是父亲特意为这次隆重的全家合影而专门砍来插在身后的，是当时很常见的猴栗树——我们一直用它来做粑叶。如今想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样感谢父亲为我们留下的这张影像。毫无疑问，照相在当时还是一种相当奢侈的消费行为，一般城里人都很难有勇气去做这样的消费，更不要说在如此蛮荒的边远山村了。
1969年，我满六岁上七岁了。我五岁上学，推算起来，照这张照片时，我就该在岑卜——离我们寨子有八华里山路的另一处侗寨——小学念三年级了。一年后，我满姑去修湘黔铁路。当她完成自己的修建任务返回故乡途径岑卜小学时，我在教室里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对着走在窗外远处的满姑大声呼喊——“嬢，我要吃糖！”全班同学哄堂大笑。而我不顾一切地奔出教室去，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跑到我满姑面前，扑进她的怀里……而满姑果然有糖果送我。
照片上的满姑，正值青春华年，风姿秀逸，身材丰满圆润，眼睛明亮有神，整个人给人以熠熠生辉、光芒四射的感觉。我后来在作品里多次描写过满姑容颜的美丽，许多人觉得我那是在做文学的想象和形容，因为他们很难把我作品里的满姑和现实中的满姑联系起来，他们没有见过从前年轻时候我的那个满姑，他们见到的是现在的这个满姑，而现在的这个满姑不仅人老珠黄，形容枯槁，而且目光呆滞，精神萎靡——中国底层农民生活的压力，在她的身上得到了最集中的表现——但我要说，年轻时候的满姑，的确是光彩照人的，不能说风华绝代，但绝对健康美丽——我有照片为证。
竹林老屋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父亲卖掉了。因当时我已经大学毕业留在省城工作，所以买主是谁我不得而知。只知道老屋卖了四千元人民币。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当然算不上什么了，但在当时，四千元人民币足可以让父亲心里面豪华过那么一阵子。不过他很快就发现自己把房子卖掉真是个极大错误。那年月物价飞涨，人民币每天都在贬值，就在他刚把房子卖掉不久，他发现原来可以买四五头水牛的四千元大钱，转眼之间就只能买一两头水牛了。他欲哭无泪，悔恨自己太不懂得经济学，不过悔也没用。眼见着还可以买一两头水牛的四千元钱很可能最后买不来一只猪崽，父亲干脆将那四千元立即消费掉了。他最终都买了些什么东西我同样不得而知，但卖房子的钱被他挥霍一空却是不争的事实。
卖房十年后，父亲因病去世。他病得很突然，脑溢血，说倒下就倒下了。倒下之后，他既不能说话，更不能写字，所以他无法交代任何事情。他去世时，三弟在南方打工未回，我和二弟料理他老人家的后事。二弟就一个劲儿地怀疑父亲还有存款，但我找遍了他所有的可能藏钱的地方，终究未能发现他有任何现金和存折。我就去问我大伯，说我父亲平时有没有告诉你他还有存款？我大伯说：“他呀，有屁的钱，他不可能有钱，我了解他，他荷包里头有一分钱他都过不了夜……”我问原来他卖房子的钱都花了吗？大伯说：“那个钱啊，他早买酒吃完喽！”我心想，四千块啊，即便是物价飞涨，买酒的话也要买四千来斤啊，他吃得了那么多吗？于是，我又去问我母亲，母亲说，那钱他买酒是用了一点，但大多数都寄给老二了，老二在外头当几年兵，成天来信要钱，你爹他去哪里找？还不是动用卖房子的钱！几年下来，哪里还有钱……
我站在竹林老屋的旧址上，面前只余下一片竹林了。原来的猪圈没有了，柴棚没有了，芭蕉树没有了，椿芽树也没有了。只有苦李树和梨树还在，但被竹林遮蔽和覆盖，长得很不好。苦李树大约已经接近了它生命的尾声，快要枯死了。梨树还是原来的老样子，要死不活的，每年都开几朵白花，但都不结果。
竹林依旧葳蕤，但林中已经看不到原来蓬勃生长的魔芋，以及魔芋叶上那些丑陋无比的“狗腿虫”。当然也见不到蝴蝶和豆娘了。还有原来遍地皆是的“学居”（鬼茄）呢？那些蜗牛和“修写”呢？黄蜂和燕子呢？也都统统不见了踪影。
上坎儒爹家的李树林全部老死，一棵不剩。他原先种下的苦竹和绵竹倒还在，但也一样长得不好，仿佛野生残留。佛手瓜当然没了影子，甚至连哥栋的老屋也一样被卖掉了，那儿如今也只余下空荡荡的地坪。
邻居家学原来的房子又宽又大，几年前因为失火烧掉了，如今一家人也只能暂住在一个低矮的临时木楼里。很奇怪，他婆娘在一连生下七个女儿之后，倒是接着生下了两个男崽，但生下两个男崽之后不久，她就去世了。而家学在婆娘死去之后不久，又再次失去了房子。他也算是倒霉透了。
关于家学烧房子的事情，当中还有一段插曲，也值得一说。就是家学现在修建临时木楼的地方，原先是我家的牛棚。后来被哥栋上坎的哥燕平整出来修了房子。哥燕在那里住了好几年，感觉生活一直不顺，家人经常生病，牲畜也常常莫名其妙地死亡。他婆娘就去看香（请鬼师打卦算命）。鬼师说，你那屋地基不好，你得赶紧搬迁，否则将有大祸临头！于是，哥燕就把房子搬到盘江河对面的大寨边上去了。果然，哥燕搬家不久，家学的房子就被烧了。哥燕的房子原来是紧挨着家学的房子的，相隔不到十米，如果哥燕不搬家，必然遭殃。
哥燕家原来紧挨着的是家义家，家义家旁边即是我家半岛老屋。如果哥燕不搬走，家学家那一场大火殃及的房子，那就远远不止于哥燕家了。
同样道理，如果我家竹林老屋不卖掉呢？那么，我家竹林老屋也难以幸免。同时，与我家竹林老屋紧挨着的老声家，也一样不可幸免。
看来木楼人家还是不要挨得太近才好啊！
时光是如此的无情，我不可能不伤感万分。但更令人伤感的，还是那些曾经如此熟悉的面孔，如今却都统统变得模糊起来了。儒爹和儒妈当然早已作古，我父亲也离开我们十多年了，就连我年轻的姨嬢也于几年前去世了。姐丹嫁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姐小也嫁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还有大妹二妹也都一样。她们一去不返，让我很多年不能再见上他们一次，即使见了面，彼此也完全生疏了。我知道，光阴如流水，不可逆转。但是，记忆啊，总不该如此迷糊吧，那过往的一切，都还仿佛发生在昨天啊……
注释：
[1]盘村地方语言习俗，称姑妈为“嬢”，亦把所有与母亲年龄相仿的妇女均称为“嬢”。
[2]抛子：流行于侗族乡村的一种儿童游戏，游戏的玩法是，单手把大如围棋子的石子若干抛到一定高度，然后同样以单手迅速抓住留在原地的部分石子，再迅速接住坠落下来的石子，以不出差错同时能抓得最多者为赢家。
[3]守野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们盘村附近山坡上尚存大量原始森林，当时森林属于集体所有，村人把森林砍伐后，种上包谷和小米等庄稼，庄稼未收割之前，需要每夜派人轮流守护，主要是防止野猪等野生动物对庄稼的破坏，当然也防止人的破坏，谓之“守野猪”。所谓“守”，其实就是在山上生起火堆，同时不时大声吆喝，以恐吓野猪等野生动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