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盘村公路的旁边，高高的计九山坡脚下，盘江河谷西北岸一处突兀的半岛一样的巉岩上，一片茂密的杂树林之中，矗立着一栋古旧的木房，那就是我的老屋，我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老屋是一栋两进三间的二层木楼，屋顶盖着青色的土瓦，两边均有厢房。左边的厢房被我父亲改造为火塘兼厨房，右边的厢房被我二弟用作猪圈。房屋周围长着各种大小不等的果树和杂树。有些树是人为种植和培育的，比如李树和梨树；有些则是天然生长的，比如柿子和青冈。现在还能看到的树，有板栗、杜仲、柚子、李树、梨树、杨梅、棕榈、青冈、柿子、拐枣、椿芽……而在先前，就还有一些其他的果树，后来不见了。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棵造型奇特而优美的桃树。
那棵桃树生长在老屋里侧的一块菜地旁边。菜地是一块高出路面约两米的台地。台地下面是一条古老的青石花街路。由这条路走出去，上可通天柱石洞镇，下能达剑河楠洞司，是附近村民往来于这两个历史古镇的交通要道。那棵桃树就从那台地上面的菜园子边上横着身子伸展过来，枝繁叶茂地覆盖着路面。那时候，菜园子里边还有一股水，是从百米开外的山湾里直接用木笕接引过来的，到菜园子的台地之后自然跌落，形成一道小小的水瀑，瀑下自然成塘，可以洗菜，洗衣服，洗各种生活用具，更可以用木桶把水担回家，供日常使用。在自来水还没有进入木楼人家的年代，这股水几乎就成了我家的自来水。它距离我家的水缸太近了，只有不到三五米。而生长在水瀑旁边的桃树，春来桃花盛开，姹紫嫣红一片，或者花落后浓荫蔽日果实累累的样子，都能给这个水瀑或这村子增添一道格外迷人的风景。
水瀑的另一边还生长着一棵高高的棕榈树。无论是棕榈花开的时节，还是平常风平浪静的日子，棕榈叶迎风招展或自由伸张，都有难以形容的温馨和美丽。
这股水究竟具体是什么时候断流的，我已经记不真切了。但我能记得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回到故乡时，还能看到水瀑的飞溅。我甚至还有照片可以做证，那是一张我和我侄儿盛汤在水瀑旁边玩耍的照片，那时我侄儿才三四岁的样子，夕阳下我们在水瀑边开心嬉戏，那动人的情景被跟我同来盘村度假的一位同事摄入了镜头，定格为永恒的瞬间。
后来盘村家家户户都引入了自来水。我们家也不例外。但我们家的自来水是用土办法自行安装的，没有享受到集体的福利。我三弟用一根胶管从老屋背坡后面山顶的一处水源里直接把水接到家中的水缸里，同时在老屋侧门边用水泥修砌了一个小水塘——实际上，他只是把原来的老水塘往老屋移动了两三米而已，水还是那股水，塘也还是那个塘，但飞溅的水瀑却不见了。
那棵桃树就更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消失不见了，也不清楚它到底是被人为砍伐掉的呢，还是死于自然的病虫害？反正很多年后我回到老屋，再也没能见到它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片密密麻麻的葡萄架，从路坎上的台地里向老屋侧门的方向伸展过来，几乎爬满了老屋的左厢房，同时在后侧门那儿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天然凉棚，无论春秋寒暑，也不论天晴落雨，那葡萄架下总是一个热闹的所在。如今却是连这葡萄架也看不到了——自从几年前我三弟带着母亲来到公路旁新修的水泥砖房居住之后，老屋就被闲置和荒废了。如今的老屋看上去已经破败不堪，几近于目不忍睹，但老屋周围的果树还在自由生长，可是由于缺乏人的亲近和照料，似乎也长得不那么尽如人意——那株巨大的葡萄是自然死去的呢，还是被三弟强行割掉了？我同样不得而知。
原先印象深刻的大树，除了桃树，就还有那棵既高且直的梧桐。它高高矗立在右厢房旁边的巉岩上，巨大的树枝几乎覆盖了整个老屋。这种梧桐树结一种奇怪的果实，很小，圆圆的，大小如黄豆，长在一种像汤匙一样的花叶上，秋天的时候，花叶随风飘落下来，铺满了一地。那花叶上的果实是可以吃的。味道如板栗，脆而香。但不能多吃，多吃了会头疼头晕。我二弟大约嫌弃这梧桐树大而无当，没什么特别的用处，又遮挡着阳光，就把树砍来烧火了。后来我父亲生急病去世，我二弟媳去看香[1]，人说那是因为我家屋基前临河湾，被水冲击，家中主人必然蚀财折寿，若需解煞，必得栽种大树以替主人遮挡才行。我二弟听说后后悔不迭，说是自己害死了父亲，同时担心不幸可能会降临到自己头上，于是举家远走广东打工，一去十多年，一直没敢再回老屋居住。
老屋正门前原来有一个较为宽阔的地坪，那或许在别处就相当于院子或院坝，但也许是因为没有围墙的缘故吧，我们那里都不叫作“院”，而直接叫“屋门口”。现在那坪子也还在，但已经不再像原来那么干净整洁了，到处长满了杂草。在原来，那地坪的边上总能看到一些有着各种不同用途的药草，那是我父亲多年慢慢培育起来的，常常能给村人带来方便。草坪下面还有一个坪子，修建有一排猪圈和牛圈，圈舍的顶部盖的是杉树的木皮，高度刚好平齐上面的地坪。我们可以从老屋门前的地坪直接走到猪圈的木皮顶上去，在那儿玩耍晒太阳，或者瞭望和欣赏全村的风景。我如今还保存有一张拍摄于20世纪80年代末期的照片，是我父亲和我姑妈在那猪圈顶上并排坐着的一张合影，直接记录了那个时候我家老屋门前的真实景象。
老屋门前的地坪上，原来还有一棵巨大的椿芽树，它亭亭玉立，挺拔的身躯高过老屋的屋顶，也是枝繁叶茂的，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父亲喜欢砍下一些树枝，取其嫩叶炒鸭蛋吃。那时候，我常常看到父亲躺在那棵椿芽树下面的竹椅上看书或打盹……但不知道是哪一年，那棵椿芽树也被我三弟砍掉了。有一回我回家，没看到那棵椿芽树，就问我三弟为什么把椿芽树砍了？三弟沉默半天，说：“没什么用，就砍了。”我问他那树材呢？树材拿去做什么了？他说，没拿去做什么，还放在那里。我走近老屋去看，果然看见椿芽树的树材被随意堆放在原来的树根旁边，风吹雨打，都已经开始腐烂了，上面长着一些乱七八糟的菌子。不过在老树根处，却奇迹般地又长出了一些新枝，也长得蛮大蛮高了，我估计用不了几年，又可以长成一棵参天大树。
如今老屋门前的地坪上荒草萋萋，门口的几棵杂树疯长得老高，都高出屋顶很多了。地坪上到处散落着一些碎瓦，我开始搞不清这些瓦片来自何处，后来抬头一看，原来正是起风时，被老屋门前的杂树枝给刮落下来的。父亲在世时，他已经把这老屋一分为三分给了我们三兄弟，二弟得到的是东边一扇加右厢房，三弟得到的是西边一扇加左厢房，我得到的是中间的堂屋。但谁都知道，堂屋其实是空的，堂屋本身不可能居住，如果我的两个弟弟把两边的房子拆去了，那么我的堂屋就什么也没有了，不存在了，但父亲当年执意要把堂屋分给我，我理解他的本意——希望我能够带着两个弟弟保护好这房子，不要被随意地拆开。果不其然，几年前二弟从广东给我打来电话，说他想把老屋卖掉，然后去公路边重新修新房子住。我没同意。我说老屋不能卖，要卖你也只能卖给我。二弟后来就打消了卖掉老屋的念头。但无论是二弟还是三弟，他们实际上都已经在感情上遗弃了老屋。这从门前的碎瓦就可以判断出来。我几次质问在家的三弟为什么不去把那些打落屋瓦的树枝砍掉一些？他支支吾吾，说砍是砍了几次，但砍了它又长起来了。看着那些高过屋顶的葳蕤杂树，我想他说的也许并非完全是搪塞之词吧。
老屋其实并不老。说起来，它的实际年龄，其实不到三十岁。我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当年我和父亲亲自上山砍木材的情形。那时候还是生产队时期，社员新修房屋需要向公社提出申请，然后按照批准的指标到生产队所属的山坡上间伐木材。所以我这老屋的木材实际上是从四面八方筹集起来的。但我印象最深的是，在一个距离村子约有七八华里山路的叫作“岜王”的溪谷里，我被父亲强迫拉去跟他一起砍伐杉木。那时候我可能是在念高中吧，正处于叛逆时期，而砍伐木材又是极为艰苦的活路，所以我心里本来就是老大的不情愿，情绪一直很低落，偏偏在砍伐的过程中，我的木头又陷落在几根杉木之间的无数藤条的缠绕之中，无论我怎么拖拽也弄不下来，我的心情顿时变得极为恶劣。我开始疯狂地砍伐那些卡住了第一棵伐倒的木头的杉树，结果令我更加失望了，所有被伐倒的杉木都被几根巨大的老藤条缠住了，全部无法落地，我绝望地坐在地上，开始低声抽泣。那时父亲不仅没有过来帮助我，反而一直在斥责我，咒骂我，使我心里对他充满了无限的怨恨……最后我们是怎么把木材成功地盘回家的，时隔多年，我已经记不起来其中的细节了，但那天早晨砍倒杉木之后的那种困顿、恼怒和无助的感觉，却一直深深地烙在我的脑海里，至今不忘。记得还有一次，我和二弟一起跟着父亲到计九山上搬运几根木材回家，父亲独自扛着一根，我和二弟共抬一根，由于山大坡陡，我们刚把木材抬上肩膀，由于重力惯性就感觉木材在强烈地拉扯我们肩上的肌肉和皮肤，结果当我们咬牙把木材盘到家里时，我们肩上的皮竟然被生生地撕烂了一大块……那时候，我们一家人还住在竹林的老屋里，而这半岛上的老屋基，那时候还是一片菜园……父亲到底用了多长时间才把这新房修建到可以住人的，又具体是哪一年从竹林老屋搬迁过来入住的，我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我还记得我曾亲自给眼前的这栋老屋盖过新瓦，也还记得在我念大学四年级的那一年春节里，我跟随
几位同学到南部侗族社区进行假期社会实践活动，中途我顺道回了一趟老家。当我深更半夜才赶回盘村时，我敲了很久的门也无人答应，最后只好采用老办法，爬上竹林老屋的二楼，再由二楼进入火塘间，然后返回堂屋打开大门，才把自己的行李全部拎进屋去……那一年，已经是1984年了，那也是我印象中最后一次回到竹林老屋，如果就以这一年我们搬入现在的老屋居住来计算的话，那么，眼前这老屋的年龄也有27岁了。27岁，要是一个人的话，那就还十分年轻，还是一个正值青春华年的小伙儿，但眼前的老屋却早已破败不堪，仿佛经历了太多的风雨沧桑……
我说过了，老屋的正房为两进三间。那么，刚开始的时候，就还没有两边的厢房。因此当时的火塘间就设在正大门右边的二进间里。那其实也是当地的一种习惯。当地大多数的人家都喜欢把火塘间设在这里。而堂屋的正中二进间，则是我父亲的卧室。这间屋子有三个门：一个是后门，连接着外面的柴棚，柴棚外面即是绵延的稻田，风景秀美，视野开阔，最重要的是，柴棚外面开阔的空间，十分有利于父亲醉酒之后的方便；另一个侧门直接开通火塘间，也十分便于父亲的出入；还有一个门，当然啦，就通向了我母亲的卧室，即左边的二进房。母亲的这间房子紧挨着路边，打开窗子即可跟路人进行交流对话，其隔路相望的正是那个高出了路面大约两三米的台地。最初的时候，台地上并没有种植葡萄，从台地上支起一排葡萄架，然后把葡萄藤从台地上的菜园子里牵引到老屋这边来，使整个从台地到老屋之间的空间全部被葡萄叶覆盖，那是后来的事。但在没有嫁接葡萄之前，台地上面的菜园，以及水瀑下的池塘世界，也永远有母亲关心不完的事情。因此在她的卧室外侧开一排窗子，那是再适合不过了。不过，后来那排窗子被开得更大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我们盘村峡谷发现了黄金矿脉，一时间掀起了好几年的淘金热潮，我父亲干脆把母亲的卧室开辟为一处小卖部，经营着烟酒糖等小本生意，也给家庭增加了些许收入。再后来，葡萄藤就从那台地上的菜园子边延伸过来了，葡萄架遮盖了一条宽阔的大道，靠着板壁的一边就自然形成了一个供路人歇气乘凉的好地方。父亲干脆把葡萄架下的地面全部用水泥重新熨过了，再放置两条长长的木凳子，专供路人歇息。
正门两边的房间，最初的时候，右边的一间是客房，左边的一间是闺房，住着我的两个年龄较大一点儿的妹妹。还有一个小妹，当时年龄还很小，就跟着母亲住在一起。我的两个弟弟则分别住在二楼的两个一进房间里。每个房间都有可以打开的木格子窗，光线充足，通风良好。因为整个老屋是置于一个像半岛一样的台地上，三面均为空阔的田野，因而除了母亲的那一间卧室，其余的房间无论哪一间都有很好的视野。但也正因为整个房屋都是处于一个台地之上的，平时的风总是很大，所以无论哪一间屋子其实都很少开窗。然而即便不开窗，还是有阳光从窗外斜照进来，照在屋内金黄色的杉木板壁上。那时候，无论是妹妹的闺房里，还是弟弟的房间中，他们都经常养育着观音草一类的观赏植物，在阳光的照射下，显得格外鲜活美丽。
正门右边的客房后来成了我新婚的洞房。那是在我大学毕业之后不久的事情了。记得那时候我的三弟和小妹都还很小。当我带着那位外乡的姑娘回到我们盘村时，整个寨子都轰动了，大家都争相过来看稀奇。那时候的盘村还远远没有现在这样开放，既很少有人在外面工作，也还不时兴外出打工，除了之前有一位当兵的堂哥从外面带回过女人，我算是第二个从外面娶媳妇回老家来的盘村男人。全家人及房族爷崽都十分高兴。父亲和一位堂嫂还在家里专门唱了一天的歌，那些歌的录音带我一直保留到现在。最后他们杀猪宰羊，为我和新娘大摆筵席，远近亲戚及四方宾朋闻讯而来，云集盘村，在老屋里热闹了好几天。我至今还记得我大伯妈去帮我铺新床时的情形，她一边铺，一边就叨念着很多的祝词，那时她和我大伯似乎都还年轻，他们耳聪目明，手脚麻利，大伯负责管理所有的后勤事务，并亲自主勺做菜，大伯妈则负责张罗洞房的布置……想不到一转眼，他们都老态龙钟了，现在大伯妈的耳朵已经完全听不见，大伯也弯腰驼背，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而我的父亲，则早在10多年前就已经离世了。每当我回到老家，偶尔给大伯和大伯妈一点小小的资助的时候，他们总会流着眼泪说，崽啊，可怜你爹，他盘你读书不容易啊，到现在你们个个有出息了，他却一点儿福都享不到……每当他们这样说的时候，我的眼泪就会情不自禁地夺眶而出。
而后，二弟也跟着结了婚。弟媳是我父母亲托了媒人到邻村去说来的，那姑娘没有上过一天学，也没有读过一页书，因此她不会说汉话，但她人长得十分俊俏，可以说是我们盘江河谷一带地方少见的大美人之一。而且，她心地特别善良，同时又勤劳又能干。村人对她夸赞有加，同时羡艳我二弟有福。他们的洞房依旧设在正门右边的客房里。也就是说，父亲把我原来的新房腾给了我二弟。父亲说，我在城里有工作有房子，也就没有必要再来跟两个在农村务农的弟弟争这房子了。我对此当然没有意见。
二弟新房的格局与我的新房毫无二致，但里面的摆件却大为不同。弟媳既然是一个连汉话也说不来的典型的传统侗家女子，她的娘家必然会尽量按照传统的风俗习惯来举行婚礼。因此在他们置办的生活物件中，除了各种锅碗瓢盆和桌椅板凳之外，还有一个站柜，一个条桌，两只箱子及一个火桶。那种火桶现在已经很少见到了，就是一个四四方方的大木箱子，里面放置一个火盆，四周可以坐人，用于冬天取暖。父亲说，如果要严格按照传统的话，那就还得置办一副水桶和一只尿桶，不过，这些东西现在都用不上了，因而也就从简了。
二弟新婚不久，就应征入伍当了兵，留下弟媳在家侍候老人。一年后，弟媳在那间新房里生下了我的大侄儿盛汤。直到现在，老屋的正门右边客房依然是我二弟和弟媳的卧室。他们虽然去广东打工多年没回家，当年的新房也早已成了耗子窝，但里面的东西依然保留如初，丝毫未动。
现在我们是很少能再看到那种碗柜了——那种被镶嵌在一面板壁上的碗柜。从正面上看，它跟板壁是一个平面，一个整体，当然在齐腰高的位置，一般会设计一个相对凸出来一点的平台，但看上去跟整个墙面依然保持平整；但在它的背面，你会看到它是凸出来的，像一个独立的站柜。这个东西就是我家乡一带曾经非常流行的碗柜。时光如果往后倒退二十年或三十年，则我们家乡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那么一个。它总是被设计和安装在火塘间的边上，而且通常紧挨着一个水缸。因为常年接受着烟熏火燎，使其表面看上去永远呈现出一层厚重的成色，像是凝滞了的光阴和时间。
在我家老屋的火塘间，我们也曾有过那么一个碗柜。它被安装在火塘间右边的板壁上。碗柜高齐整面板壁。整个碗柜被分隔成好几个层面，每一层的里面都放置着不同的餐具，锅、碗、瓢、盆、汤匙、酒杯、盘子……旁边装着一个竹筷笼，也是经过了岁月的淘洗，竹笼呈现暗红的颜色，显得古老而凝重。碗柜的表面装饰有各种考究而雅致的雕花木门或格子窗。那些精巧的工艺如今早已失传了。村子里再也没人能够做得出那种既细致又精巧的花纹。
火塘间向北而开的木格子窗也做得极为精致。格子疏密有致，是那种上下几排格子密集，中间几排格子稀疏的传统样式。窗子表面被糊以轻薄而柔韧的棉纸，由于长年的烟熏火燎，棉纸多半都难免有些泛黄，所以看上去屋子里的光线既明亮辉煌又柔和温馨。
火塘中间的火坑里几乎长年不断柴火。一个三角的铁质撑架也是永远都摆放在火坑中央的。撑架旁边置放着一个盛满了水的铁质鼎罐，在柴火的作用下，鼎罐里面的水始终保持着一定的温度。所以那时候无论是什么样的客人走进家来，都能够立即洗到一个热水脸，让旅途的劳累顿时得到极大的缓解。
后来我仔细思量过，觉得传统的侗乡建筑实际上是没有所谓的会客厅的，至少是没有专门的会客厅。堂屋在汉族地区通常被用作会客厅，但在传统的侗族社区里，堂屋一般都不是会客的空间——在我的印象中，侗族建筑中的堂屋空间似乎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开发和利用，差不多全被闲置和浪费了，那儿一般都堆放着太多的农具，杂乱无章，同时空旷而昏暗——会客的空间在哪里？就在火塘间。火塘间有火，有各种食品的味道，还有主人殷勤的身影，那儿才是最适合会客的地方。在侗族的传统习俗中，客人进家，无论亲疏，照理都要先洗一个热水脸，然后吃一碗甜酒，接下来才考虑其他事情……当然，现在这些传统都已经很淡了，有些地方还有所保留，有些地方则已彻底汉化，再也没有了原来的那些礼仪。
在原来，站在我家老屋的火塘间，推开后排的格子窗，可以看到一个既喧闹欢腾、生机勃勃，又空旷辽阔、悠远寂寞的世界。还是让我一一细说吧——离窗台最近的是一棵李树——照直说吧，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棵李树是我和父亲一起从别处移植过来的，我还记得其中的缘由是那棵李树当初生长的环境太差了，父亲就决定把它移植到老屋的后阳沟来，结果时间仅仅过去了不到两三年，它就差不多长成了一棵枝繁叶茂的可以让小孩任意攀爬的树材。春来它开一片雪白的花朵，花香袭人；夏天它浓荫蔽日，硕果累累；秋天它红叶纷飞，同时引来蝉鸣悠悠；冬天它的空枝在天空下勾画着各种有趣的图形，像一幅巨大的水墨……李树的旁边，即老屋的东面，临河的巉岩上，就是那棵巨大的梧桐树。梧桐树的旁边同时还有一棵柿子树。那时候，柿子树还没有长得像现在这么高大，我二弟就在柿子树和李子树之间，架起一根长长的竹竿，供我弟媳晾晒衣服。所以晴天从远处看我家老屋，首先看到的是那一片花花绿绿的衣服，那也的确不失为一道奇特的风景。
李树下面是一道高坎，高度大约有10到15米的样子。坎下是一丘水田。从前是常年都栽种着各种庄稼的，到20世纪90年代盘村开发黄金矿，这丘田被矿砂污染，再不能种植庄稼，从此荒废了——先前，在这丘水田的最外边，有一架小木桥，横跨一条小溪，同时沿着水田最外面的田坎，是一条古老的石板花街路，那同样是当年人们往来楠洞和石洞的交通要道之一。我小时候还看到人们经常走那条路，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架木桥毁坏了，再无人重修，那丘水田最外边的田坎也被洪水冲毁，再无人修砌，如今却是连水田也彻底荒废了。
但就在水田里边的田坎上，却不知什么时候自然生长起来一棵樱桃树，如今居然都开花结果了。而且有意思的是，居然也没有人去折腾这棵樱桃树。也许是劳力们都外出打工去了，村里的老弱病残暂时都无暇也无力顾及这棵果树吧。
樱桃树的旁边，是一条小溪沟。现在这小溪沟差不多断流了。但在以前，在我少小的时候，这溪沟却有一股不小的水，其自约500米高的山顶上涌出，然后像一匹烈马一路狂奔，顺着悬崖连续跌落，形成大大小小好几处飞瀑。春水勃发的季节，清泉飞流直下，玉珠星散，万花飞泻，而后又见虹桥卧波，银汉横空，那委实是难得的奇观。但奇怪的是，这道水流在靠近盘江河谷的地方却突然缓慢下来，形成几道小小的水潭。小时候，我还在那几个小水潭里抓过不少大鱼——当然，现在，那些水潭早就不存在了，水也干枯到几近于无，但沟上的石板桥还在，那是一块巨大的青石，经年累月地，它已被人们的脚步踩磨得圆溜温润，光可鉴人。
石桥旁边早先是一排牛圈，圈养着生产队里好几户人家的耕牛。包产到户后，那些牛圈先后被拆除了。淘金年月里被村里的赤脚医生家衣改建为盘村卫生室，那也是我们盘村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卫生室。大前年家衣因病去世，那卫生室也就荒废在那里，如今已然成了一栋风吹欲倒的危房。好几回我在那里驻足观望，回想起家衣生前的音容笑貌，不由百感交集。
再过去，就是一壁陡峭的悬崖了。但悬崖下却有着好几户人家，其中的一户，还是我姨娘的家。
崖上长满了苍松翠竹。有几棵松树造型优美，像极了黄山的迎客松，但模样比黄山迎客松略显雍容和富态。
崖壁对面有一座古老的石孔桥，桥上原先建有一座凉亭，所以孔桥至今仍叫“凉亭”。孔桥旁边有石碑，记录着当年修桥的时间是大清嘉庆某年某月，可见历史之悠久。此桥中央悬着一把宝剑，俗称“斩龙剑”，传说此剑极具神性，任何人均不能表示不敬，否则会倒霉。村人中有一个叫老忠的，是个大老粗，因不信此说，就曾用竹竿打算把宝剑捅落下来，结果宝剑没有捅落，她母亲却一病不起，很快呜呼哀哉。村人从此再不敢有丝毫不敬的表现。
凉亭边上原先有好几棵大树，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棵麻栗。因为树大浆多，很能吸引本地野蜂前来采浆，因而这棵麻栗也就自然成了村人观察野蜂飞行方向，然后跟踪野蜂寻找蜂巢的最佳地方。但不知什么时候，这棵大麻栗树不见了。我已经记不起来它具体消失的年份。麻栗树旁边，原来还有几棵楠木树，都是又高又直的参天古树，现在只剩下了一棵，却既不挺拔也不高大，我怀疑是老树被砍伐后重新长出来的新枝。古树下面即是滔滔的盘江，我小时候经常看见村人在此杀牛。他们杀牛的方法既古老又残酷，就是着人把牛拉到古树边，然后用黑布把牛的眼睛蒙住，几个人再一齐用力把牛推下崖壁，直接让牛摔死在河边，然后他们就地分解牛的尸体。
站在我家老屋火塘间的格子窗边，还可以看到一湾大大小小、形状不一的农田——这就更是一个色彩缤纷的世界了——春夏秋冬，这农田里的庄稼因季节不同，色彩自然也大不相同。春天里是姹紫嫣红的绿肥和金黄色的油菜花及紫色的萝卜花；夏天是青翠的稻秧和偷鱼的白鹤；秋天不用说了，到处是金黄灿烂的一片；冬天有没有什么花呢？冬天没有花，但冬天水田里的浮萍却是有着不同颜色的，青色的、紫色的、红色的、绿色的……还有白色的鸭子终日浮在水田间，那不也是花一样的色彩吗？
盘村村落是分别由大寨、孟岚寨、岜仙寨等几个不同的自然寨组成的，其中大寨和孟岚是隔河相望的两个自然寨，岜仙是处于这两个自然寨上游位置的一个小寨。
我老屋所在的位置，就是孟岚寨。孟岚是侗语音译，意思是河对面。这样的称呼显然是站在大寨的位置来说的，可见在早些时候，我老屋这边并没有房子。后来不仅有了房子，而且慢慢增多，最终形成了寨子。
其实，“孟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我们站在我家老屋的位置，那么我们也可以把大寨称之为“孟岚”。
大寨原来不叫大寨，叫“蟹老”。这也是侗语，蟹，即寨子；老，即大。直译就是大寨。
岜仙也是侗语音译，意思是像锅铲一样的石头。在那寨子的对面，有一个全是石头的山包包，形状的确很像一把锅铲。我疑心那地名就是由此得来的。
站在我家老屋火塘间的格子窗上，可以看到岜仙寨的一个角。但距离已经相当遥远了，至少有800多米。远远看到在路上走着的人，知道是谁谁谁，但不能喊话。距离太远了，喊死也听不见。
但若站在我家老屋的右边，则可以把大寨子上的人看得真真切切，同时可以互相隔河喊话——“老正，老相，老应，老灿，老先，过来吃饭嘞！”那时候，我父亲就经常站在老屋门前朝着河对面的几位叔伯兄弟呼喊，他们听见了，就答应一声，然后就慢慢归拢来了。如今想来，那都仿佛还是昨天的事啊！但我却再也听不到父亲的呼喊了，也再见不到他呼喊着的那些人了。
盘村从来算不上是一个大寨子，如今全部户数加起来也不过八十来户人家，而在我父亲还年轻的那个年代，户数就更少了，大约只有四十来户。但是很奇怪，在我的印象中，那个年代的盘村似乎比今日的盘村更加热闹，也更加充满朝气和活力。那时候，我们那一房族的人也显得比今日团结。在父亲呼喊的那些人中，老正是我最亲的大堂哥，他的父亲和我的父亲是同母异父的兄弟，因此我一直叫他大哥。他年纪其实跟我父亲相仿，是同代人。父亲生前，似乎没有把他当侄儿看待，而是把他当兄弟看待。在我的记忆里，他们几乎三天两头都在一起喝酒，发拳打码的时候，他们就经常直接叫着“弟兄好”。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我大哥也没有把我当晚辈，我每次回到老家，他都要请我吃饭。有一次我没去吃他的饭，他差不多气得要哭起来……可惜，我后来再也没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在我父亲去世之后没几年，我大哥老正也因患肠癌去世了。在他们那一班人中，老灿是走得最早的一个。我和他是共一个太爷的，所以他也是我很亲的堂哥。他生前是我们盘村最有名的木匠。我们村绝大多数的房子都是由他掌墨修建的，包括我的老屋。他却不幸于十多年前英年早逝，患的病是肝癌。他一走，他们那一班人就差不多开始分崩离析、土崩瓦解了。老先是老灿的亲弟弟，生前是屠夫，所以一直对自己的身体充满自信，但也于去年归天了。老相和老应也都是我堂哥，如今他们倒是还活在人间，但身体都已经谈不上十分健康了。我记得十多年前我父亲去世的时候，老相还能到离我们村十多里外的平墓乡场去帮我抬父亲的墓碑石，老应还能帮助我给父亲“挖矿打井”，[2]但去年我回家修庙，看到他们都弯腰驼背，一头白发，我心里明白，他们也离自己的墓地不远了……我一直觉得，只有在我父亲和我的几个堂哥都还在世的时候，我们那个房族才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房族。而如今的房族，则早已名存实亡。
二弟婚后参军，到昆明某坦克旅服役。我们家的大门终于被贴上“光荣军属”的牌子。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们家最和谐、最幸福，也最光荣的一段时光。
我们盘村的传统，在正月初一这天，是要慰问军属的。从前这项活动一直都是由村支书三爹万田主持的。从我记事起，他就当着支书，到我离开盘村的时候，他还在当着支书，所以在我的印象中，这活动每年都由他主持。每年正月初一的这天上午，他都要带着一帮青年男女，敲锣打鼓地前往军属人家慰问。小时候，我特别羡慕那些有人去当兵的人家，也特别渴望着自己能有机会去当兵，我格外迷恋当兵人的那身服装，每当他们穿着军装回家来探亲时，他们的那种神气简直让我羡艳不已，以至于在许多年以后，我都早已过了那个容易产生幻想的年龄了，但我依然经常穿一身绿色的服装。别人问我为什么？我说，就是喜欢，没什么特别的理由。
喧天的锣鼓打到我家老屋门口，我父母亲的喜悦可想而知。那时候，我也已经大学毕业参加了工作，虽然不能给家里带来怎样的实惠，但面子上还是很为父母争气的。“一文一武，文武双全，你算是熬出头了。”有村人这样夸奖我父亲。我父亲淡然一笑，说：“现在还讲不清楚啦，还要看以后才晓得啦。”父亲说的其实真是没错，后来我在所谓的文化界里挣扎了大半辈子，也没混出个名堂来，二弟在部队“鬼混”了几年，啥也没学到，退伍回家后更是一蹶不振，结果完全印证了父亲的话。不过，在那几年，在我二弟去当兵，我也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们家的确在当地很是荣耀了一阵子。
老屋的堂屋一直空空荡荡，但也并非一无用处。父亲的遗像现在就挂在老屋堂屋正壁那儿，就是人们一般置有祖宗牌位的神龛处。有三幅像，一幅是他年轻时自己到楠洞乡场请一位当地土画家画的炭画像。毕竟是土画家，画的一点儿都不像。鼻头过大，下巴过长，连基本的比例都不合。但母亲却说，这个是最像的一幅。另一幅是我早年给他拍摄的照片，我拿到照相馆放大到12英寸，也挂上去了。这幅照片既是摄影，那应该是最真实地记录着父亲的容貌的，但奇怪的是所有看到这幅照片的人都说，“不像，太不像了”。我问哪里不像？那些人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只说就是不像。还有一幅是油画，是我拿照片请剑河县文化馆的一位年轻画家照着画的。浓墨重彩，把我父亲画得很有立体感。但大伙也说不像。尤其我母亲，她坚决否认这画上的人是我父亲。
神龛和遗像都没有随人搬迁到新居去。我三弟在紧挨着公路修建起来的新居重新设立了神龛，没地方摆放这些遗像。我每次回家，都要来到老屋凭吊一会儿。我会在堂屋那儿站立很久。
神龛这东西是典型的汉族文化的植入，侗族社区以前并没有什么神龛，我原来在竹林的那老屋就没有神龛。在我的印象里，侗族地区有神龛还是最近一二十年内的事。现在已经非常普及了，而且这东西还专门有人制作，几乎发展成了一种产业。我三弟新居的神龛就是到街上买来的。以玻璃和塑料为材料，有对联、祖宗牌位、香炉及电子发光的香烛等，完整齐全。我老屋的神龛却是我父亲亲手制作的。“天地君亲师”“土能生白玉，地能发黄金”。牌位是天下一统的惯用语，联也是通用联，但书法却出自我父亲之手。父亲的字，我原先不是很看得上，以为过于干练枯涩，缺少生气与活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否定了最初的看法，现在是越发喜爱了。父亲是一个极有生活创造能力的人，他虽然很小就失去父母，几乎是一个孤儿，但却从未失去对生活的信心。他一直坚信，通过不懈的努力，个人的生活和命运都将得到改善。我后来从父亲的字，越来越看出他那份与生俱来的创造天赋和自信力。父亲和我一样，年少时家境贫寒，没读到什么书——他初中未毕业即辍学回家务农——更没有条件接受比较系统的国学功课的学习。书法于他完全是天成，根本没有经过最基本的学习和训练，于我亦复如是。但文如其人，字也如其人，现在回头去看父亲的字，他的那种干练枯涩恰是他性格和命运的真实写照。我的字似乎也这样。有人说我的字笔不藏锋，处处剑拔弩张，狂放犀利，这也一如我的性格。严格说来，我们的字都谈不上是书法，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我们的字有体，即有自己的个性特点，一看，就能看出是我们自己的字；而不像某些所谓的书法家，字写得工整又工整，规矩又规矩，但如果不署名，你根本不知道是谁写的。
我二弟从部队退伍回家不久，就提出了要分家另过的要求。父母亲虽然很是不舍，但也没有理由不同意。于是开始分。我参与了那次分家的全过程。那时候我三弟还小，而且也还在学校念高中，他什么话也不说，基本由我全权代表说话。二弟年轻，我和父亲都考虑到他刚成家立业，未来的未知因素还很多，于是处处为他着想，凡事尽量照顾他的利益。比如山林、田土等的分配，均由他首先提出方案，然后基本按照他的意见处理。但二弟也许是从小依赖父母惯了，对于自己独立生活的能力缺乏信心，很多分配方案他总是出尔反尔，刚分完他就后悔，就提意见，说这也不公那也不平，最后竟然还闹到以死相威胁……客观而论，我对我的几个弟妹都有很深的感情，他们平时也非常敬重我，无论是在物质利益的分配上，还是在日常生活的相处之中，我和弟妹们很少有过争吵。在我二弟当兵的那几年，我父亲给他寄过钱，我也给他寄过钱，我甚至还专门跑到昆明他的部队去看望过他。而在他退伍回家之初，他也曾到省城贵阳跟我同住过一段时间。我们的相处应该说一直都还比较融洽。但那次分家，我对我二弟的某些做法感到相当失望。我不明白他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我们一直沿用下来的火塘、水缸、碗柜，包括碗柜里的锅碗瓢盆，绝大多数的棉被，房屋的右半边及右厢房……全部都分给了他。三弟和父母亲当然也得到了自己相应的一份，但他们所有的日常用具都还得自己重新置办，就是最起码的火塘和灶台，也还得重新择地另做，是名副其实的另起炉灶。事后想来，我二弟的不满足感可能源于他对未来生活的自信心的缺失，也可能源于他与生俱来的斤斤计较的性格。那时候，我曾私下里假定，如果我是他，如果我要跟自己的父母亲和弟弟分家，那我一定什么都不
想带走，我只需要一个暂时的栖身之地，然后我坚信自己，用不了多久，我就可以重新创造出一个新的世界来……当然，也许我真是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疼，因为我毕竟是大学毕业有工作的人，我和二弟的处境根本就不一样。但是，我还是不得不说，通过分家这件事，我算是进一步了解了我的二弟。而自从那次分家之后，我们那一个曾经让人羡艳不已的大家庭，也由鼎盛开始转入衰败。
刚分家的时候，二弟因继承了我们家原有的大部分家产，可谓风光占尽，生活自然也比较惬意。而我父母亲和三弟这边则须另起炉灶，一切均需重新置办，生活暂时陷入困顿。但是，我说过了，我父亲是一个有着极强的生活创造能力和适应能力的人，不出半年，他很快就把一个新家建设得整齐完备，充满无限生机。他先是把自己卧室通往原先火塘间的房门钉死了，从而有效地保证了个人居住空间的相对独立和安静。然后，他在卧室外面重新搭起了一个柴棚，用于堆放柴火和杂物，从而进一步扩大了房屋的利用空间。接着，他在老屋左边紧挨着水塘的位置新修了一个厢房，用作新的火塘。火塘间不仅很快新添了碗柜和灶台，而且还专门隔离出一个刚好能放置一张木床的小房间来，作为临时的客房。后来我回家，基本上就一直住在这间小屋里。它因为挨着火塘间，冬天暖和；夏天打开旁边的侧门，又很透风、凉爽。最重要的是，侧门下面是一个鱼塘，晚上懒得跑茅厕，就可以直接往下小解，不仅方便，而且还非常环保。
母亲在厢房里重新添置了水缸和碗柜。有意思的是，有一年，碗柜里突然飞来了一群蜜蜂，它们就在碗柜里安家了。母亲说：“有蜜蜂来好啊，有蜜蜂来，家就会兴旺起来。你忘记了？我们旧屋原来也是有蜜蜂的啊。”我想起来了，竹林老屋原来也是有蜜蜂的，而且，它们也是在碗柜里安的家。
果然，那几年，我们的生活一天天好转，让人看到了希望。
好几回我回家，都看到母亲戴着面纱在割取蜂糖。那糖可真是货真价实的纯天然蜂糖啊！甜。营养。而母亲头戴面纱跟蜜蜂打交道的样子也显得特别美，那形象一直深深印在我脑海里，永生不忘。
之后的好几年时间里，我父母这边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那时候，我的两个妹妹都还没出嫁。家里劳力充足，干什么活路都很有成效。妹妹们对我父亲又非常敬重。她们还成天拿父亲开着玩笑。我父亲呢，自然也有些故意倚老卖老，说自己劳累一辈子了，也该享享福了，于是每日里都在火塘间喝酒。
“我的鸭脚呢？”我父亲在铁锅里找不到鸭子的脚，故而问道。
“这只鸭子有脚吗，爹？我们好像从没看见过这只鸭子有脚啊！”我两个妹妹故意装着很无辜的样子答复道。我们一家人都爱吃鸭脚。一般情况下，子女们都不会侵犯父亲吃鸭脚的权利。但偶尔，她们也会故意做出一些让父亲很懊恼的事情——她们故意把鸭脚藏起来了。
“这酒咋个那么臭泥巴味啊？唵？”我父亲又问道。
“噢？臭泥巴？”两个妹妹说，“不会吧，这锅酒，妈烤得蛮好的。”
妹妹们为了使父亲戒酒，曾听信民间偏方，在父亲的酒里偷偷放置了几条活泥鳅，以为如此一来，就能使父亲彻底戒酒。结果事实证明，此偏方对父亲的酒瘾毫无抑制作用。
据我母亲后来的诉说，那几年，我父亲放在三脚撑架上的那口小铁锅白天几乎没有被拿下来过。任何人，熟悉的，不熟悉的，只要从门口经过，都要被他拉进家来陪他喝酒，聊天。从早到晚，客人常常源源不断，络绎不绝。
接下来，我的两个妹妹就先后出嫁了。她们原先的闺房也空出来了，被用作了客房。
三弟没念完高中就到广东打工去了，一去十多年，连父亲去世他也没能赶回来。
二弟呢，那几年他就像一只无头的苍蝇一样忙碌着。他把儿子交给弟媳和我父母亲养育，他自己则成天在外面漂游浪荡，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
一直以来，无论是在竹林老屋，还是在半岛老屋，我父亲的房间始终是一个神秘的所在。因父亲生前是法师，拜得有坛，所以一切都显得特别神秘。坛设在哪里？就设在他的卧室里。我对父亲信仰的东西从未做过深入了解，所以时至今日，我依然搞不清楚他所信仰的那种宗教到底是属于什么教？道教、佛教，还是巫教？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小时候起就曾多次亲眼见过他为别人主持的各种仪式，或超度亡灵，或解煞消灾，如今仔细想来，当中的确是包含着好几种宗教内涵的。在西南山地之中，尤其是少数民族社区，人们的信仰历来都是比较杂乱的，所谓“三教合一”的现象十分普遍，那么我父亲的信仰包含多种宗教内容自然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我父亲拜的坛是什么坛呢？遗憾的是，在他生前我从没细问过他，所以不得而知。有人曾经告诉我说是梅山教，但至今未得到确证。去年我曾专门为此回老家请教父亲的师弟老松，但老松文化低，根本说不清他们所拜的究竟属于什么教，什么坛，他甚至都不知道世上还有一种教叫梅山教。但我想，如果父亲生前所拜的真是梅山教，那这个渊源就深了。传说梅山教发祥于湘中梅山地区，开教时间约在一千多年前的宋代。我奶奶的父亲和我外婆的父亲原籍都是湖南邵阳，属于古梅山地区，如今我亦在湘中教书谋生，看来冥冥之中我们一家人可能与梅山注定会有着某种因缘吧？梅山教本身是一种融道教、佛教、儒教和巫术于一体的教派，供奉多神。我父亲房间里的神坛上具体都供奉些什么神灵我并不清楚，但我知道父亲当年在给亡魂超度的时候，神位上供奉的神祇有元始天尊，也有观世音菩萨。父亲生前曾希望我能帮他绘制一幅元始天尊像，因我并无美术基础，就一直没能完成他的夙愿，直到他去世，我才用水彩依样画葫芦给他绘制了一幅，与他的部分衣服一道烧给他了。
我母亲说，父亲生前经常跟他供奉的那些鬼神说话，有时甚至还能听到我父亲受到他们的训斥，为此我母亲一直很是忧心。父亲去世后，我母亲把父亲供奉的神坛全部拆除了，所有神像都被付之一炬。但他曾经使用过的那些经书还在，我不让烧，我觉得那些经书的字写得太好了，有些是我父亲亲手抄写的，有些是他的师父传承给他的，还有一些是前辈人抄录的，我以为一把火烧掉太可惜了，就坚持不烧，结果那些经书后来成了老松他们经常借用的宝贝。
父亲法名“照熙”，墓碑上被写作“奏名”。常有人问我，你父亲那“奏名”是什么意思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后来我去查词典，词典上的解释是：“科举考试，礼部将拟录取的进士名册送呈皇帝审核，称‘奏名’。”
我说过了，我父亲是一个有着极强的生活适应能力和创造力的人，所以分家不久，他就在老屋左边新添了左厢房，同时在他的房间外面加盖了一个柴棚。从他的房间里，开一个侧门通达柴棚。许多时候，他会直接从侧门进出他的卧室，而不必取道经过我母亲的房间。
父亲的卧室不当阳，加之开窗太小，光线本来昏暗，柴棚修建起来后，又遮挡了一些光线，致使父亲的卧室变得更加昏暗了。我疑心他喜欢那种昏暗。他那神秘的祭坛，似乎只有在那样的光线下，才越发显得神秘。而他的那些用于各种法事的行头和古旧的经书，也都在那样一种极其昏暗的光线中，彰显出时间造化的痕迹。因为好酒，父亲平日的大多数时间都是在火塘间度过的。但醉后小憩，他那昏暗的房间似乎显得更加安静。或许他就是在追求着这种格外的安静？或许他有意要借助这种昏暗来掩藏一些生活的秘密？那时候，我侄儿一句“公，我要吃个咯响”几乎成了全家人取笑父亲的经典话语。“个咯”并不是一种专门的食物，而是人在咀嚼某种食物时发出的响声，“个咯响”是我侄儿盛汤对于我父亲私藏于他个人房间的一种炖猪排的形象称呼，那是这个才两岁的孩子的天才创造。我父亲不愿把那食物公开，在我弟妹们看来是一个笑话，但其实自有他的道理，他的本意是试图用一种私藏和独享高级食物的形式来抗议家庭中某种普遍滋长的懒惰的生活习气。父亲一生崇尚节俭和勤劳。不醉酒的时候，他的手是歇不下来的。他从不在外表上修饰自己。在我的印象中，他到中年以后，几乎不再给自己添置一件新衣服，他身上穿的几乎都是别人丢弃的旧衣服。可以说，在物质享受方面，他对自己几近于苛刻。但很奇怪，与此同时，他却非常执着于对满足口福的追求，用堂叔家光的话说，在吃的问题上，我父亲一直没有亏待过自己。
昏暗的房间的板壁上，至今仍保留着父亲的一件特殊的遗物，那是一截看上去十分普通的麻绳。但是，在当年，我父亲就是利用了这根普通的麻绳，在高高的计九山上套住了不少野山羊，为改善全家人的生活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在那个食物极度匮乏的年代，一只野山羊带给家人的，又岂止是某种口福的满足啊！
“我又做梦了，我们今天去坡上吧。”那时候，父亲就经常这样对母亲说话。母亲当然心领神会。她跟着父亲上山，在父亲安下套绳的地方，果然看到了被套住的羊子。母亲说，父亲的梦非常灵验，几乎没有一次落空。
父亲套羊子的技术是跟我舅公张二学的。我舅公张二生前是一个职业的猎人。他一辈子没有干过一天农活，专靠打猎为生，他用兽皮交换各种日常生活用品。
也许是由于很小年纪就失去父母的缘故吧，父亲平时格外注重对各种生活技能的学习和掌握。他天资不错，自学能力极强。因此他不仅是当地有名的法师，而且略懂中医和草药，同时还熟悉各种木工技术。农活就不用说了，几乎每一种农活他都做得极为出色。比如插秧，他总是插得又快又直；比如耙田，他也是又快又好；再如烧炭、割草、割漆之类，他都无所不通，无所不精。用堂叔家学的话说，我父亲堪称山区农业技能大师。
父亲生前曾多次暗示我跟他学习草医，而要我二弟跟他学习狩猎。遗憾的是我们当时都没能听信他的话，我们什么都没跟他学，以至于他那一身繁多的神秘技艺都随着他的突然去世而被永远埋进了墓地。
好几回我回到老家，走进父亲那间昏暗的卧室，面对着他那些遗物，独自黯然神伤。
如今父亲的房间已经被重新装上楼板了，但在原来，他的房间是不装楼板的——那也是我家老屋全部房间中唯一不装楼板的房间。直到今天，我也还是不明白其中的原因和道理。是为了让房间更加安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我不得而知，也永难知晓了。
母亲保留了父亲生前使用过的书架——说是书架，其实那只是一块普通的杉木板，被牢牢地钉在板壁上，下面有一个支架，可以支撑着木板承受起搁置几十本书的重量。木板依然保留在我父亲原先床头的位置。现在那床已经不见了，书架还在。但书架是空的，上面已经没有书了。书都在父亲去世的日子被亲朋好友瓜分一空了。连我那向来都不怎么爱看书的大舅也得到了一套《金陵春梦》。而在原来，在父亲活着的时候，这书架上总是有很多好书的。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本贯华堂版的《水浒传》。竖排。有图。纸张已经严重发黄甚至发霉变质了，但却因此透露出一种特别的古色古香气息。这本书我一直保留着，现在被转移到公路边的新房去了。父亲的卧室里只留下一个古老的站柜和两个木箱子。站柜是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了，原先的东西被母亲清理出来全部烧掉了。但木箱子里却保存着父亲生前最宝贵的东西——经书。
那时候，我时常看见他从屋子里搬出一把竹椅子，躺在柴棚那儿晒太阳看书什么的，样子看上去似乎很惬意。有人从路上经过，跟他打招呼，他们的对话总能让远近听见的人笑痛肚皮。足见对于生活，他总能保持一种积极的、乐观的态度。这个态度很重要。这个态度不仅可以直接影响到人的审美观和创造力，而且还能促进人的幽默与达观。在这个方面，我们几兄弟似乎都没有得到他的基因遗传。我对生活一直很悲观，我二弟更甚。分家以后，二弟很少搞家庭建设，终于坐吃山空，家道就日渐衰落了。开始那几年，我二弟媳还在努力挣扎，以为可以通过自己的勤劳来弥补家中的亏空，但她最终明白，她的一切努力都是徒劳的。于是，争吵开始了，而且日渐演变成日常的仪式。
当初分家的时候，我特别羡慕我二弟分到了右厢房。那是一个光线充足、视野开阔的偏房。它就建在老屋右边半岛末端最靠近河边的位置，前后皆是空旷宽阔的田野，左靠老屋，右临盘江小河，但距离河面还有一段路程，大约五十米。周围长满了各种杂树林，美不胜收。那时候，我曾希望父亲能把这间小屋分给我——若果真那样的话，我将把它建设成盘村最迷人的一处住屋。可惜房子最终给了我二弟，而这个对生活从来悲观绝望且极其缺乏审美能力的人，最终把这房子糟蹋得无以复加——他把它改作猪圈了。
我后来回到老家，都很少再走到右厢房那儿去，那儿不仅臭气熏天，而且还被二弟用木栅栏给堵死了——闲人免进，贤人也免进。我只能从大门前的院坝，侧面打量一下右厢房背后的几棵大树，柿子、梧桐，还有青冈……当然啦，屋基下面的那丛芭蕉，依旧青翠欲滴。
没修建老屋之前，这儿的地基是什么模样？
噢，那时候，这儿是一个菜园子，周围扎满了高高的木篱笆。一个简易的木门挡住了外面的牛羊等牲口，但没能挡住人的进出。
园子一分为二，左边的一半属于我母亲，右边的一半属于老声的母亲——那时候，无论我什么时候从外面归来，都总能在这园子里看到母亲的身影，似乎一年四季，她从未离开过这园子。蓝色的士林卡其布父母装，花色的头巾，弓曲的身子，还有那永远饱含深情和慈爱的微笑……
在我的印象中，篱笆上总是爬满了各种瓜藤。尤其以春夏之间的南瓜花、黄花和韭菜花最为迷人。
南瓜花和黄花都是金黄色的，特别惹眼；韭菜花是粉红色的，也非常漂亮。
常常有一种呆头呆脑的毛蜂前来采蜜，就当着我们的面明目张胆地钻进了南瓜花里。我们把南瓜花合上了。毛蜂在里面大喊大叫，拳打脚踢。但都没有用，没人理会它。
偶尔也有失手的时候，在我们刚合上南瓜花之际，手指就被毛蜂蜇了。这下子我们成了大哭大叫的角色。
母亲在园子里听得清清楚楚，真真切切，却不同情，反而奚落说：“噫，这下好玩喽？看你还爱肇不？”
“肇”是盘村土话，意思是“调皮捣蛋”。
但奚落过后，母亲还是会来料理一下——从牙缝里掏了一点牙垢涂在被蜇的地方。我的疼痛似乎立即减轻了许多，哭声立止，但脸上的泪水暂时不会消退。
除了南瓜花，还有豌豆花、油菜花、萝卜花……
那时候，园子里还有两棵柑橘树，都开花结果。开花的时候，会吸引来很多绿颜色的硬壳甲虫。我们经常爬上树去捉那些甲虫。捉住了，就用棉线拴住它，让它飞。“嗡——”它飞起来了，但飞不走，线在我们手上。我们开心地笑了。
园子外面有黑草莓，我们叫“泡”。泡的树有刺，但我们还是时常冒险采摘。那一个一个的黑泡，被我们采下来，用芭蕉叶包好，拿回家慢嚼细品，味道甘美无比，吃得我们牙齿嘴巴全变成黑色。大人开始拿我们开玩笑——“弟弟，你牙齿变黑了，以后讨不到婆娘了。”
我们不理会。讨不到婆娘又怎么样啊？其实我们那时候连婆娘是什么概念都还搞不清楚呢。
没人再记得菜园原来的模样了？那不会，至少我还记得。我想其实很多人都还记得。有一回，老声就曾问过我母亲，说：“满妈，我记得你旧屋的屋地基原来有一半是我家的菜园，到后来咋就成了你们家的屋地基了呢？”
我母亲答复说：“那地基是你爹和我换的嘛，你现在住的这房子的屋地基，原来是我的菜园，我们交换来修房子了……”
“哦，原来是这样的噢，”老声说，“我现在还有点儿印象，那时候菜园里头还有一棵柑子树，小时候我们老爱去那园子里头讨柑子……”
“你那菜园里是有一棵柑子树，”母亲说，“我这边也有一棵。”
老屋门前现在也有两棵柚子树。记不清具体是哪一年栽种的了。但我记得是我亲手栽种的。每年都结满了柚子，远远看去，果实累累，十分诱人。但没人去采摘。母亲说，这柚子不好吃，水分少，不甜。但偶尔也有过路的人去采摘，母亲任他们采去。
老屋侧门原先生长葡萄的地方，也有一棵柚子树，同样果实累累，同样没有人去采摘。
而在距柚子树不到二十米远的山坡上，有一棵杨梅树，果实结得把树枝都压断了，也很少有人去采摘。隔壁家义的孙子内留偶尔会去光顾。有一年夏天我回到老家，我三弟媳去采摘了满满一脸盆给我吃。“嗯，蛮好吃。”我说。我母亲经不住我的怂恿，尝了一颗。“酸死了，还好吃。”她说。
我三弟媳问，这屋前屋后的果树，都是谁栽种的啊？我说，有些是我种的，有些是我父亲种的，有些则是我的两个妹妹种的。
“二哥和老三都没有种？”
“没有。他们从来没种过一棵树。他们倒是砍了不少树。如果他们不砍，我们家的树比现在还要多得多。”
我记得有一年我从老远的山上挖来一棵山茶花，栽种在老屋门口。我原本希望日后能在屋门口就看得到大红的山茶花开，但没料到我刚栽下去没多久，就被二弟一刀砍断了。我后来问他为什么要砍我栽种的树，他说，挡路，就砍了。
从生长杨梅树的山坡上俯瞰我的老屋，透过密密麻麻的树枝，我看到的那一片青灰的瓦檐和荒芜的院落，就仿佛一个被废弃了多年的古老寺庙和庄园。
我实在不明白三弟和母亲为什么会遗弃老屋而选择到公路边去住。那里既不安静，也不安全，同时住房空间极其狭小。哪里像老屋，空间大，视线好，有山有水，有树有林，而且离公路也并不很远，生活各方面都很方便。
我更不明白二弟何以居然想到要把老屋卖掉。他是想卖掉老屋之后重修新房吗？还是仅仅打算找回几个钱？诚如他所说的，老屋没人住，时间长了，就会烂掉，还不如趁早卖掉还能赚几个钱……唉，真是不折不扣的穷疯子啊！连这几个钱也看得起。
村人老款靠倒卖木材发了点儿财，曾几次上门游说我三弟和母亲，希望能把老屋连同地基一起卖给他，他愿意出价十万元购买。我对二弟和三弟说，我死了以后你们再来讨论这个问题，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你们提都不要再提这件事。
我二弟和三弟果然从此再不跟我提卖掉老屋的事。
十万元就想买我的老屋，还连同地基？哼，真亏你老款想得出。他倒是没有直接跟我说，如果他是跟我说，那我会答复他，十万元可以让他在我老屋门前站上十分钟。
注释：
[1]看香，流行于贵州天柱锦屏一带北部侗族地区的民间巫术迷信活动。当事人如感到身体不适或遇事不顺，则带着一定数额的钱粮（俗称“香纸钱”，通常不是很多）到有通神能力的巫师或巫婆家中去求其通神，使当事人能跟家中过世的老人通话，可问明一切吉凶缘由。
[2]挖矿打井，意即挖掘墓地穴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