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北京同事”雷立柏
有幸先读雷立柏的新作并写写感受，似乎有点像旧时文人的唱和。而雷立柏居然有“101个理由”证明“外国人应该爱北京”，更可联想到苏曼殊当年“奉答”一位朋友的绝句：“相逢天女赠天书，暂住仙山莫问予。曾遣素娥非别意，是空是色本无殊。”
雷立柏住在北京已有20年，如他所说，确实算是“相当久了”。因此“暂住仙山”当是“久住仙山”，而为什么同样无须有问？或可说无论他的“101个理由”何在，无论我们彼此的理由有否不同，其实不过是“空”“色”的分别而已。真正重要的，是他已经在北京住了20年，是他对北京的接触、考察和理解会让我们这些“原住民”多少感到惊讶，是他把我们共同生活的“人民大学校园”视为“舒适之地”。
初识雷立柏，是在北京大学临湖轩的一次会议上。当时尽管中-英文同属会议的工作语言，却由于国外代表的实际情况而不得不以英文为主。大约在会议临近结束之际，突然有一位年轻的“老外”主动操起流利的汉语，侃侃而谈——有如70年前圣约翰大学的一位并不太老的“老朽”在使用英语的会议上突然发声：“吾今日可操国语以语中国人之所欲者乎？”（注：徐以骅，《教育与宗教：作为传教媒介的圣约翰大学》（珠海：珠海出版社，1999），122—123页。）那位“老朽”是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而这位“老外”就是雷立柏。
于是我知道雷立柏来自奥地利，是到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的，其研究对象竟是汉代的思想家和科学家张衡。此后不久刘梦溪先生召集座谈会，嘱我去认识一位年轻的国外学者，并说“他可能是二十年以后欧洲最好的汉学家”。我去了一看，又是雷立柏。
后来雷立柏到中国社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从事博士后研究，再往后，就成了我的同事。老实说，起初我并未意识到这将是一位“北京同事”。人大的老师们多以“雷立柏”或者“雷老师”称之，我却始终用Leo；他好像对此也很满意，甚至觉得这表明我对“老外”自身的习惯比较尊重。实际上，这本来是因为德国学者Hans Kung的名字被译为“孔汉思”之后，有好事者为之刻了一方印，简称“孔子”，我担心雷立柏早晚要成为“雷子”。好在他知道北京土话中的“雷子”是警察。而他怎么会知道“雷子”是警察？这种江湖切口好像早就被废弃了吧？
雷立柏当然很重视自己的传统，记得他曾对我解释过：Leo亦即Leopold，本来是奥地利国王的名字。我猜他由此得到过不少积极的心理暗示，乃至这本书专门向读者交代了“我的名字是‘雷’”；另外在“我与爱新觉罗的关系”一节，与中国皇族后裔的见面被描写得格外有声有色。不过根据我听到的传说以及我本人的亲历，Leo与奥地利历史的链接已成次要，更多的倒是他真的越来越像“北京同事”。
比如，他可以骑着自行车穿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可以在市场或者公共汽车上找人聊天，据说最难以置信的，是他告诉汽车售票员自己是从新疆来北京卖羊肉串儿的。其中的细节也许已难考证，但是至少以下几件事情有我本人为证：
一次我去意大利访问，有位朋友希望我能留在罗马大学任教两年。这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因此我答应推荐一位“西文比我好、中文也不差”的学者，对方欣然应允。没想到当我推荐雷立柏之时，他的回复却是如下：“我非常高兴你能把我作为中国学者推荐给欧洲人，不过我还是宁愿留在北京。”
另一件事与雷立柏津津乐道的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有关。本书有“在北京生的孩子”一节，这是写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吗？非也。无论他说“三个爱人”还是“三个孩子”，都是指拉丁语、古希腊语和古希伯来语。雷立柏到人大任教的十多年里，始终开设拉丁语和古希腊语课程，后来他又提出申请，增设了古希伯来语。就我所知，这可不仅是“爱人”和“孩子”，还被他当作“三个代表”到处宣讲。
前几年中国政府与欧盟启动了“中欧高级别人文交流对话机制”，由刘延东副总理和欧盟委员瓦西里乌分别担任双方的主席，每年轮流在北京和布鲁塞尔召开会议。某次会议是让我代表中国学者用英语发言，让雷立柏代表欧洲学者用汉语发言，雷立柏所谈的正是这“三个代表”。会后刘延东副总理对他说：“你讲得好。”雷立柏为此颇为得意：“你看，刘延东副总理也说我的‘三个代表’讲得好。”我只好解释说：“刘延东副总理是说你的汉语讲得好。”
2007年以来中国人民大学陆续承办了五届“世界汉学大会”，每届大会都选用一对中西哲人相互关联的警句，以提点主题。最让雷立柏感到兴奋的，大概就是每次都有古希腊语的深度参与。比如“和而不同”（论语）与“对立产生和谐”（赫拉克利特），“同归而殊途”（周易）与“此路亦彼路”（赫拉克利特），“与时偕行”（周易）与“因势而通”（柏拉图），“道不远人”（中庸）与“理无分殊”（柏拉图）；其中古希腊引文的最后审定，当然都由雷立柏负责。而他永远都会留意这些琐碎的“会务”，并且乐此不疲。
此类事情尚多，毕竟我们已经做了十几年的同事。而我之所以说他越来越像“北京同事”，还有另一段故事。当初他来人大任教，是按照国家外国专家局多年前规定的标准聘用，故而虽有教授的名衔，待遇却不及中国的教授们；人大提供了住房和每年一次往返奥地利的机票，才算聊作弥补。雷立柏从来没有问过这些，反而因为自己直接做了教授甚感不安，并且主动提出“是不是应该先做副教授”？现在我才可以说：那时候我真不好回答他的问题，只是暗自觉得这实在不是“雷子”，却可能有“雷锋”的潜质。幸好，近些年的发展果然没有辜负雷立柏对中国、对北京的热爱，我们终于有了长期聘用国外学者担任全职教授的政策，雷立柏也就正式享有了“北京同事”的种种待遇。
对此他会怎么说？这本书里没有写。不知他是否还记得曾经开过的玩笑：我到人大工作就好比来到了“解放后”，现在的日子简直就是“改革开放”以后了！
以上是我所认识的这位“北京同事”。仔细想想，我们之间的差异很可能多于我们的相似，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相互倾听，从而也才有了一向的信任和坦诚。不同文化之间应该也是如此，既然“仙山”可以“久住”，未必需要追究“是空是色”。所谓“空”“色”，“迷执”而已，文化的相遇和碰撞，则恰恰可以破执。
杨慧林2017年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