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占沙岭的新6军，为国民党最为精锐的美式装备的军之一。其进犯沙岭的第22师又是该军主力师。该师于2月10日以第64、第66团攻占盘山，又以另1个团攻占台安。2月11日，占据盘山的第66团等部继续东犯攻占沙岭。
第66团攻占沙岭后，即遭东北民主联军第10旅第29团袭击。
为策应西满作战，粉碎国民党军东进计划，南满军区决定集中第3纵队主力消灭沙岭、郑家房之敌。
战前，一些攻击部队进行了动员。指挥员在会上按照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指示，提出了这是和平前最后一仗，我们必须动员一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争取战斗胜利的口号。于是下边各级传达动员时也层层加码，高喊最后一战建立功勋的口号，使指战员们产生了真的是最后一战的模糊认识。
而此时，东北民主联军的对手，号称国内无敌的王牌军新6军的战斗力与进入东北的其他几个二流美式装备的军比较，确实有很大的不同。新6军在印缅接受过美军的现代化整改和组训，与日本在缅印的最精锐师团打了多年硬仗，武器好待遇高不说，士兵中老兵很多，都有三五年七八年的军龄其中原从国民党各部队抽调到新6军的基层军官，至今仍在作为士兵使用的还大有人在。因此部队战术技术水平较高，作战经验十分丰富，是块难啃的硬骨头。
16日到18日，各部队同时发起总攻。因守军防御组织严密，攻击成效不大。
17日：再战打响后，第32团迅速占领村北两个高地，但各团亦无大的进展。
在18日的战斗中，第28团进展迅速，并在夜间续战。至19日，吴克华部继战无益，撤出阵地，守军也趁机于20日下午逃窜。
是役，吴克华部共毙伤国民党军550名，俘74名。第4纵队伤亡2，195名，其中牺牲332名。
沙岭战斗牵制了国民党军主力，迟滞了其东进计划，策应了西满作战，并予国民党精锐部队以迎头痛击。战斗中，吴克华部指战员们表现出来的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是可歌可泣的。
是役，教训也是深刻的。吴克华部参战部队共两个旅，兵力是占优势的，但由于缺乏细致侦察和周密部署，将立足已稳之敌当成未稳之敌去打；在指挥上未能集中优势兵力歼敌一路，在进攻中未使用正确的战术而采取密集战斗队形连续冲击，因此造成过大的损失。
秀水河子和沙岭战斗中，东北民主联军一胜一负。战后，林彪既不争功，又不讳过，而是让干部们总结经验教训，并如实将情况报告给中共中央。
秀水河子和沙岭两个战斗，是东北民主联军与国民党军真刀真枪的初次较量，这两仗虽然不是什么大仗，但是却教育了人们，使人们在和与战的问题上开始有了清醒的认识。同时还为提高东北民主联军的作战能力和战术水平摸索了经验。
3，何时独占东北
秀水河子和沙岭两次战斗以后，国共两军暂时处于对峙状况，双方都不主动进攻。此时新6军集结于盘山、辽中、沟帮子一线；第52军一部驻沈阳铁西区，一部驻扎新民。其司令官杜聿明因患严重肾病，急需就医，蒋介石也没有亏待他，准备安排杜聿明到美国手术。在杜聿明的推荐下，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副司令长官郑洞国代行杜聿明的职务。郑洞国是杜聿明黄埔一期的同学，两人曾在广西昆仑关血战中并肩作战，后杜聿明任中国远征军司令赴缅作战，郑洞国是后任中国驻印军副总指挥，两人彼此了解、信任，感情甚好。1946年3月，国民党政府乘东北停战尚未达成协议之机，积极利用其已进入东北的部队扩大东北内战，以图最终达到独占东北的目的。至三四月间，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有第13军、第52军、新1军、新6军、第60军、第71军6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31万人。从而使东北内战并没有因停战谈判而有所缓和，相反，战争规模已日益扩大。
这时彭真及东北局机关已由本溪移至抚顺；黄克诚3师主力由法库北上四平；萧华、吴克华的第3、第4纵队在辽东半岛；第359旅和杨国夫的7师去了北海，林彪带着梁兴初的1师和彭明治的新四军3师7旅在沈阳与抚顺间牵制国民党军主力；除此之外的部队，大多为地方武装改编，战斗力水平有待很大提高才能适应作战需要。
此时，彭真考虑到国民党军重兵进入关东，东北局压力太大，希望中共中央再给东北增派些力量来。尤其是盼望新四军主力叶飞部和华北主力杨得志纵队进入东北。中共中央很快回电了，答复是否定的。电文指出：如我先向东北增兵，给国民党以借口；我增彼亦增，彼快我慢，结果反而拖延东北战争形势，于我不利，破坏停战实际责任，人民一时亦不易了解，反而给战争挑拨者以利用。有鉴于此，中央要求东北局准备独立坚持，切不可希望再增一兵一将。
当时在黑土地上，形势于中共十分不利，国民党军名正言顺地根据中苏条约接收东北，老百姓受正统”影响，对蒋介石抱有幻想，而民主联军缺乏根据地依托，没有一个家没有群众支持，连伤病员都无处转移，还得用主力来抬着走。这种没有根据地的作战是人民军队难以适应的。此时的部队统计起来人数很多杂但除了内地来的八路军、新四军等部队有战斗力外，新编武装战斗力很差，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后，这些部队叛变严重。总之，此时东北局面临着严重困难的局面。
为了解决中共在东北的行动方针问题，3月6日至8日，东北局领导成员在抚顺开会，主要讨论东北的和战问题、城乡关系、是否应准备长期作战和战争指导方针以及建军问题。
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萧劲光、伍修权、高岗、黄克诚等。
在会上，与会领导人就上述东北重大问题展开了热烈的争论。在战与和的问题上，部分领导成员如林彪，坚持认为和谈的实质是蒋介石的最大阴谋，罗荣桓、陈云、高岗、黄克诚等都同意这一看法。
在城乡关系问题上，是以占领城市为主，还是以占领乡村为主，与会领导成员也有一定争论。
在建军问题上，彭真、罗荣桓、林彪等对于一招而来，不讲阶级路线的扩军方式，结果造成部队成分严重不纯问题均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在战略方针问题上，与会领导成员就敌我力量悬殊、打阵地战以及对手情况的变化等问题提出了各自的意见。
一位东北野战军老军人，原上海市委书记陈沂是这样说的：总的说，会议对毛主席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当时尚无统一的认识和决定；在行动上，有些方面做得好一点，有些则做得差一点，还没有真正开展发动群众的运动。
伍修权回忆这次会议时说，在此以前，我们对东北地区的局势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主张打大城市，另一种意见是离开铁路干线建立农村根据地。正在此时，党中央给东北局发来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要求把工作重心放在中小城市和农村。抚顺会议讨论并一致同意了这一方针。
韩先楚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由于处于认识过程中，又受到当时与国民党和平谈判这一政治局势的影响，从1945年9月下旬起，中共中央虽多次指示东北局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大力建立东北根据地，但中间曾多次发生过摇摆和变动，以至在东北的领导层和广大干部中间，对和战问题、根据地建设和城乡关系以及作战方针问题，都产生了一定的分歧和混乱。
从他们的回忆来看，当时东北局领导成员内部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认识不统一，是客观存在的，这与当时国内国际形势变化有很大的关系。虽然东北已经小打不断，但是整个国内的大趋势仍然是和平气氛多于战争气氛，国内还在和平谈判，政协会议也在举行，中共中央领导人也曾真心期望和平的到来，并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
实际上，这次会议对一些重要问题没有取得大体一致的认识，是一次议而未决的会议。
由于抚顺会议大家认识未及统一，会后，彭真于4月19日在为东北局起草的《切不要忽略根据地的建设》指示中，严厉批评了这一时期相当一部分干部只想在城市工作，不愿到农村去进行艰苦细致的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根据地的工作的偏向，并强调应准备应付持久的、更残酷的、更剧烈的各种形式的斗争，特别是武装斗争。
陈云是认识以上问题较早的东北局领导人。他在抚顺会议之前的2月25日就曾致电东北局，提出：美蒋将全力北来，而东北我军现有主力已无独占东北可能，下决心放弃独占东北的打算，应立即执行中共创造根据地的指示，除将适当数量的主力以迟滞蒋顽北进为目的进行作战外，将必须数量的主力及干部分散到东、西、北满一带领导新部队，肃清反动势力，创造根据地。如再犹豫，将既不能独占东北，又无可靠的根据地。
今天看，陈云的这些话讲的是十分中肯的，也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