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从良心，方得自由
一个真纯的“有德之人”，并不一定像我们现在的电视电影中表现的那样“视钱财如粪土”，也不见得总是以鄙夷之色轻视“位高权重”的权威力量。我们都是肉体凡胎的普通人，都经历着日常生活的喜怒哀乐，我们都渴望着“名利”的光顾，因为我们明白它能给人“快乐”和“自由”。而真纯的“有德之人”之所以舍“名利”而取“良心”，面对“名利”的诱惑保持“自律”不动心，绝不是因为他无知于财富权势的价值，或者不晓得“名利”所蕴含的巨大能量，而是因为他品尝过“做一个好人”的幸福滋味，为了能继续自由地品尝这种无比清新而欢乐的味道，他甘愿放弃“弱水三千”的浓郁，只取这淡泊的一瓢。
无可厚非，每个人都在追求欢乐而自由的生活，只是标准、尺度各不相同。对于一个“有德之人”、一个有情有义的“君子”，他的欢乐和自由基于他自己的良心完整无缺陷，基于他自问清清白白的人格未受磨损。正因为如此，他才根据“良知”为自己划定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边界，认真恪守、始终坚持。很多时候，他明知道边界之外是一片流光溢彩的迷人世界，充满新奇与华丽，但他愿意止步于此、永不涉足，因为边界之内“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精神自由使他更加流连忘返、不忍离去。他的标准与尺度对于世人而言很多时候显得太过孤绝而不具有普遍性，所以世人常常不理解他的执着，偶尔还会哀叹他错过了太多、失去得太不值，而他却自有其道理、自有其无可名状之欢乐、自有其“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内在酣畅。
在此，我们或许理清了这样一对关系——道德与自由：道德不是人性的捆绑，“良知”也不剥削人的自由，相反，人是被自己无度的欲望所束缚，是在欲壑难填的焦躁不安中丧失了“自由”。当一个人遵从自己的“良心”明确了“有所为有所不为的精神自律”，自动放弃了一些世人趋之若鹜的浓艳芬华，他没有舍弃“自由”，恰是他选择和维护了他心向往之的那种“自由”。他的“自律”不是为“道德”做出的牺牲，而是通达他内心的“清明安和”的必经之路；他的“欢乐”不在于是否成为他人眼中的“道德楷模”“善人”，而在于“自我完善”的过程，在于每一个他去过的地方是否比他去之前更美。
道德与功利，不是敌人，可以是朋友
胜负师和求道派
多年前一个学生对我的启示：他从小是一个围棋爱好者，他说，围棋运动中存在两类人——“胜负师”和“求道派”。所谓“胜负师”即是以胜利为终极目的，一切为胜利服务。就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说：“一个词，‘胜利’。以全部力量和全部勇气，不论多么艰难困苦，不论多少流血牺牲，都要追求胜利。”而所谓“求道派”则是以追求围棋的艺术境界为主要目的，他们认为围棋是一种智力的体操，其美妙之处在于自我境界的不断“成熟”“圆满”乃至“炉火纯青”：最高的子效（棋子效率）、最优美的棋形（棋子形状）、最猛烈的攻击、最华丽的腾挪、最出其不意的手筋（棋局中巧妙高效的着法）和最了无遗憾的棋局。在每一场“棋赛”、每一个“棋局”中，“胜负师”与“求道派”都会竭尽所能、全力以赴，而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胜负师”以战胜他人为乐，“求道派”以战胜自己为乐；“胜负师”因败北而痛苦，“求道派”因没有自我突破、自我提升而痛苦；“胜负师”生活于“二人世界”，他在对他者的征服中寻找自我的存在感和成就感，“求道派”自成世界，在自我的内在超越中实现自我的存在感和成就感。
如果我们借用这两个概念，那么我们会发现在人与人的竞争关系中也存在“胜负师”与“求道派”两类人。“胜负师”往往为了“赢”不惜以“诽谤诋毁”“倾轧挤对”这样的“小人手段”践踏对方；而“求道派”则是默默地努力工作、工作、工作，在工作中积累宝贵的经验和惨痛的教训，缓步却稳健地不断向上攀升。“胜负师”意在求胜，为了要成为“赢家”，他总有一只眼睛盯着与他实力相当的劲敌，对对手的进展保持着“先知”般的敏锐觉察和弹簧似的对应举措；“求道派”则专心于自我潜能的深入挖掘、自我水准的尽善尽美，对他们而言，“失败”“挫折”“输”固然并不令人鼓舞，却也可以被认为蕴含了一些高成本的“道理”，是通达更高境界的成功和更卓越的人格的迂回之路。
相似的情况也常常出现在：同是“赢家”，却可以呈现为两种截然相反的“胜利”姿态。第一类胜利者接近于前面所谈及的“胜负师”，为了能长久立于不败之地，他们往往选择对失败者“四面围歼”“斩尽杀绝”。就像公元前149年至公元前146年，古罗马因滋事挑衅与迦太基之间发生的“第三次布匿战争”，迦太基全民奋力抵抗，却扛不住三年的围困封锁，终于弹尽粮绝，被罗马攻占，得胜的罗马元老院决定把迦太基城夷为平地。罗马血洗迦太基，挨房搜索，将所有居民找出并杀死。迦太基港口被毁灭，国家成为历史。
第二类胜利者倾向于“求道派”，他们往往会选择对失败者“网开一面”“留有余地”。典型的代表人物就是伊斯兰世界的英雄、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苏丹萨拉丁，他在率领阿拉伯人成功抗击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表现出了令世人惊叹的“骑士精神”。当他的对手英格兰国王“狮心王”理查的马在战场上摔倒在地，萨拉丁让弟弟给他送去了两匹好马，甚至在他病倒时为其送去水果、派去医生；当萨拉丁的伊斯兰军队最终攻入耶路撒冷王国，与88年前十字军攻克耶路撒冷时大开杀戒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萨拉丁进入耶路撒冷没有杀一个人，没有烧一栋房子，他甚至宣布释放所有战俘，让异教徒们回家，不要一分赎金。
光荣属于“求道派”
生活充满竞争，却有不同的“赢法”。有时候，输了竞争却赢了自己。而在双方难分伯仲的实力较量中，若能赢得竞争固然是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然而更重要的，或许是赢得尊重和友谊，赢得对手的心，赢得世人的感动，赢在“灵魂的卓越”。就像萨拉丁不仅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也赢得了包括对手在内的全世界人的景仰，他不仅被视为伊斯兰教、阿拉伯世界的伟人，也被西方人尊为“骑士精神”的楷模。为了纪念这位浪漫的英雄，普鲁士国王为大马士革萨拉丁墓赠送了一座大理石棺。由此可见，“胜利”可能属于胜负师，“光荣”却一定属于求道派，而长久的胜利和深入人心的光荣，最终必然同归于求道派。在围棋上情况往往如此，被誉为“昭和棋圣”“天下第一”的吴清源（日籍华人）就曾说：“一流棋士之间棋力之差是微不足道的。胜负的关键取决于精神上的修养如何。”大事相通，小事相似。另一位传奇的英雄人物拿破仑必然也是认同这一观点的，否则他不会说“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远来看，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可见，人与人的高下最终还是取决于精神境界、人格修养、思想力量，而这种长久的胜利，只属于那些在自我完善、自我升华的道路上走得更远、登得更高的“求道者”，他们未曾怀抱野心，却只是努力地超越自我……偶然间，一低头，竟发现群星在脚下闪耀[16]。
以上的道理也适用于“功利”与“道德”、“利”与“义”的竞争。“道德”若想扭转当前与“功利”对峙下的败局，若想获得长久的胜利、重建内在的光荣，它只能走“求道派”的公平竞争之路。也就是说，“道德”不应为了自身的“胜利”而诋毁“金钱”、攻击“物质”、贬低“功利”来标榜自己的清高、烘托自身的高尚。这样的话，“道德”也就成了那个不择手段的“胜负师”，也就走上了“恶意竞争”的可耻道路。“道德”若不求“公正”、只求“胜负”，也就背弃了自身与生俱来的“求道”的使命、违逆了“善”的本质——然而，“不公正”“不善”的“道德”还是“道德”吗？
诋毁功利的不是真道德
事实上，没有什么比勤恳劳动换来物质享受或精神享受更纯洁的了，同样，也没有什么比故作清高更庸俗的了。如果现实生活中存在着这样一种“道德教化”：它将物质享受妖魔化、以努力挣钱为庸俗、以谋生糊口为小事来凸显“功利”的俗气、反衬“道德”的清雅——这不但不应提倡，反而还值得警惕，因为那样的教化有违事实，误人子弟。
如果我们仔细探究一下那些对“功利”嗤之以鼻、不屑一顾的道德教化者，我们往往会发现，他们要么自己过着衣食无忧的物质生活，有着稳定的谋生手段，一边斥责“功利”的俗不可耐，一边却理所当然地享受“功利”的种种益处；要么陷于全然相反的生活处境，渴望一掷千金、挥金如土，无奈既没有可挥霍的物质，又缺乏行之有效的生财之计，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导致内心积怨颇深，以至于面对可望而不可即的诱人“功利”表现出类似于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自欺欺人；要么当众人都在追名逐利的时候，他们却公然表现出对“功利”不屑一顾、“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清醒与冷峻，其实他们未见得不屑于“功利”，很多时候或许只是一场哗众取宠的把戏，一种欲扬先抑以谋求“淡泊名利”之美名的手段，最终为的是“功利”慕名而来，主动投怀送抱。这三类人，同是虚伪，只是类型不同而已。与真纯的道德关系都不大。
如果“道德”的兴盛必须依赖于对“功利”的全盘否定，如果人心的“向善”必须基于对“财富”“功名”的轻蔑，那么这肯定不是健康的道德教育，这样教育出来的所谓“道德”又虚伪又狭隘又自卑，它已然远离了“真善美”，何以能够传达出道德的真纯？就我所知，真正的“道德”必然基于“爱”、基于“关怀”，而不是基于“轻视”或“仇恨”；真正的“道德”必须是“真诚的”“公正的”，它不自欺，也不欺人。
就像日常生活中，两个情敌之间，往往只有当一方不自信自己的强大时，才会想方设法去中伤对手。只有自问境界不高、对自己的魅力存疑时，才会如此不镇定不从容，急于贬低对手来抬高自己。真正的“道德”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位“正人君子”，它不会给所谓的对手抹黑，这不是出于束手束脚的拘谨，不是源自故作姿态的矫情，而是因为它足够自信——它知道自己脱胎于“真善美”，它知道自己继承了真善美的血统，于是也分有了真善美的力量与光芒，它知道唯有它能使“生命和谐，充实有力”，能带来“生命的精彩，生命的发光”，正是它赋予“生命动人的地方，让人看着很痛快、很舒服的地方”[17]，使人生升华为生命的艺术和智慧，这样的人生不仅值得一过，而且肯定能活得漂亮。道德本身已然如此华丽，何需再用抹黑对手来自我抬高、自我美化？
功利“杀不死”道德
实际上，“功利”与“道德”的关系，就像《圣经》中的那句名言：“恺撒的归恺撒，上帝的归上帝。”一方面它们彼此无法取代，所以并不构成真正的对立；另一方面，“上帝”的凝视将会有助于“恺撒”更趋公正与仁爱；同样，“道德”的观照将会对“功利”善加引导，使之远离“歧途”、持守正道、长久繁荣，使“功利”在昌盛之时不忘心存“敬畏”、在衰败之时自问于心无愧。
“道德”无法取代“功利”，无法像“功利”那样提供我们衣食住行、财富地位。但“功利”也取代不了“道德”，唯有道德，在灵魂的深处为我们长久地哼鸣那低沉古老的安魂曲，在人生的低谷为我们脆弱的心灵笼上一层温暖而柔和的微光，唯有它能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清静宽广，在任何生活处境中都能找回自己的心净、心平、心安。
真正的“道德”相对于“功利”而言，“优势”并不在于它将自己作为“功利”的对手，一心要击败对方。恰恰相反，“道德”的迷人之处在于它尊重“功利”背后强大的物质力量，但与此同时，它自知并自信于自身能激发出强大的精神力量。功利“杀不死”道德，因为道德直接作用于人心，始终有着超越“功利”之上的“高度”“深度”“宽广度”和“恒久性”。确实，“功利”在一定范围内无所不能，它标志着“物质生活的高品质”，但是在功利遥不可及的精神领域，却正是道德的用武之地；功利再富足仍无力购买的“奢侈”——“人心的幸福感”往往只能由“道德”所带来的心安与满足来加以充实。唯有“道德”能创造“功利”无可企及的“灵魂的卓越”[18]。
世上只有两件有价值的事：深感惊喜和使人惊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