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北京
航班要到达首都机场三号航站楼的时候，我看到了那些像大怪兽一样长着刺的楼顶。2008年5月10日，我从广州总部来到北京记者站工作，将长住北京。
到北京工作——我几乎已经放弃这个想法了。2003年到2007年，我生活在南宁。每天骑着单车去上班，采访也是，有时候，单车后边还载着实习生。忙忙碌碌地，几年很快就过去了。
有一天，我妈忽然对我说：“我觉得，你每天都在一座城市里转，是不对的。”这句话好像钥匙掉到了花岗岩地板上，发出“当”的一声。
2006年，《南方周末》上刊登了《南方人物周刊》的招聘启事，需要两名记者和一个编辑。我照着上面的地址寄出了简历和作品。
那时候，我在南宁的一家报社工作。某天凌晨，我一个人百无聊赖地在会议室里看完一场欧冠电视直播，在沙发上睡了两个小时。早上八点多，正准备离开，遇到了来上班的老总。老总对我“这么早来报社”表示了欣慰。然后，她让我去报社二楼旁听一个新岗位的竞聘会：“去看看，以后对你有帮助。”
我强打精神坐到会场里，拿到了工作人员递过来的一张表格，上面有五个人的名字。中间的那个名字很熟悉。拥有这个名字的前辈原本在南宁的这栋楼里工作，后来去了广州大道中289号院，再后来去了北京的一家门户网站。我有些疑惑，抬头向台上眺望，还真是他。
前辈从北京赶回南宁，是来竞聘这幢大楼里最赚钱那份报纸的副总编兼网站总编的职位。前辈以文风浪艳且饱含乡愁而闻名于世。“临近年关，人就逐渐慵懒了。广州城浸在夜雨中，一阵阴风掠过，陌生的故乡就以这样的姿态侵入坚硬而冰冷的梦境：落叶飞旋，霜草委顿，一条瘦骨嶙峋的狗在巷口沉思。”前辈的这段文字，我几乎能背出来。我多想有一天，临近年关的时候，能在广州西望故乡，霜草和老狗随之入梦而来。看着在台上滔滔不绝的这位前辈，我有些懊恼。因为，我已心生奔向北上广之意，并且已经向《南方人物周刊》投了求职信，但未知结果。而前辈要结束“丧家犬”的生活，回到南宁。
前辈如愿获得了他应聘的职位，几乎与此同时，我获得了去广州大道中289号院工作的机会。我向老总递交了辞职信。老总说“不急”，她安排了这位前辈跟我聊聊。于是，我到报社四楼找到了刚回来的前辈。前辈的真人与他在文中表现出的情状大相径庭，他像是斯文的中学老师，毫无“流氓”气息。他很坦诚，一开始就说老总找他帮忙挽留我，希望我继续在报社工作。但他接着跟我说，他并不打算那么做，而是希望我一直往外边的世界走，别回头。他介绍了广州大道中289号院的一些情况，对于如何适应那里的工作，他给了我一些建议。他还告诉我，可以在报社旁边的杨箕村租房子住，他以前就住在那儿。他的专栏文章对杨箕村有着不厌其烦的描述热情。他的文字甚至被戏称为“杨箕体”。
我在夜色中登上了去广州的长途大巴。上大学之前，我去过的最大的城市就是广州，但那也已经是1991年之前的事情了。广州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东方乐园门口那个巨大的水泥做的机器人。我小时候想到广州的孩子们能经常看到这个机器人，就羡慕得不能自已。我并不知道，东方乐园在2004年已倒闭，机器人灰飞烟灭。
长途大巴到达广州是早上六点多。车子停在郊外的一片乱石堆旁，许多人下车，在空地上小解。我也下车撒了泡尿。天边泛起一片橘色，我的脑袋里忽然响起久石让在电影《太阳照常升起》中的配曲。那一刻，我看到一个新世界在眼前升起。
在广州，同事们喜欢到中大附近的一家旧书店淘书，那也是我去得最多的地方之一。我还记得，有一次和同事们买完书后回住处，在公交车上，大家聊得很愉快，车厢昏暗，路灯的光线次第照进来，明灭闪烁，那种感觉很美好，至今仍令我念念不忘，仿佛找到失散已久的组织。
我大学毕业之后，回到广西工作，第一次出差地是北京。我在清华大学东门租了辆自行车，像个学生一样，在海淀区的各个大学里转悠，找作者约稿。有一天，我跟一帮北大、清华学生吃完饭后，推着车往外走，脑袋里突然冒出一个问题——你最想在哪座城市生活并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呢？我当时想到的一个职业是——南方报业的驻京记者。那曾经就像一个不醒的梦，悬在脑海里，我甚至都不奢望能够实现。
就媒体工作而言，北京比中国任何一个地方都更容易采访到你想采访的人。这是从事媒体行业的人愿意留在北京的重要原因。或者，说得更简单，你喜欢你所从事的行业，我的同事刘珏欣老师说：“喜欢了，就必须承担。”
在北京住了几年，房子的问题有一天终于摆到了面前，你得承担。2010年年底，我在通州买了二手房，但房本没下来，没办过户。到了2011年上半年，北京开始限购，须在北京缴五年税收社保，我的税收社保当时是在广州缴纳的，没办法过户，只得把房子卖掉。而限购后的一段时间，通州的房价下跌，于是乎，我没买成房，还亏了一大笔钱。同事说：“如果要采访在北京买房的倒霉案例，你很合适。”
我在这里不仅买不了房，还买不了车，因为买车不仅需要税收社保，还要赌博一样地摇号。这里还有雾霾，还有沙尘，还有沙丁鱼罐头一般满满当当的地铁……
为什么还要留在北京呢？我的另一位同事何三畏老师写了一篇《北京，难以离开》的文章：“没有什么能阻碍青春的脚步，房价不能，雾霾不能，一切都不能。”
我十七岁之前，生活在家乡的县城里，从家步行到幼儿园只需要两分钟，步行到小学只需要十分钟，骑车到中学只需要十五分钟。县城不大，只要上街，就一定会遇到熟人。如今，我喜欢走在大城市的街头被淹没的感觉。在北京待久了，每回到家乡时，走上街，抠鼻屎都没那么自在，总觉得有认识的眼光看着我。
但有时候，我又觉得，我们对于大城市和小地方的认同或者不认同有些诠释过度了。我们生活在什么地方，也许并没有那么多宏大或细微的原因，而只是你恰好就在这里。
那位回到南宁的媒体前辈，一年之后，由于出乎意料的原因，被迫离开了广西，继续他“丧家犬”一般的漂泊。他如今生活在长沙。有一天，同事在微博上推荐我去看这位前辈新发表的一篇文章，我在结尾处读到了经年往事：“他想跳槽去南方报业，领导请我以过来人之身劝阻他，我与他聊着聊着就忘了自己的说客身份，告诉他今世若不愿苟且就必须离开广西，去广州大道中289号。他随即呼啸而去，没多久我亦呼啸而去。青春终将腐朽，人世终将腐朽，可我们居然呼啸过，在山梁磷火和千秋月光之间盘旋过。这样的年月何其饱满，何其光芒，何其满面风尘，何其拈花不语。”
白居易有一首送给友人的诗，其中一句是：“与君况是经年别，暂到城来又出城。”我等尘世中人何尝不是呢？大城市？小地方？命运将带我们去往何处？你我其实并不确切地知道。
川流不息
我来到北京的第三天，就是2008年5月12日，四川的一场大地震让在北京写字楼里工作的人们都感受到了。我和同事从北京去往四川采访，在那里待了快一个月。2013年，5月12日到来之前，我又去了一趟四川，做汶川地震五周年的报道。我们来到了北川的老县城，那里现在已经变成了遗址公园。
在茅坝中学的乱石堆旁，篮球架还在，国旗杆和国旗应该是新换的。倒下来的钢质吊臂上，不知什么时候贴上了长长的一条寻人启事：“贺川，你在哪里啊？又过年了，妈妈每次来看你就听见你喊‘妈妈来救我’。妈妈就是走不到你身边来，就像有一层玻璃把你隔在外面。儿子，妈妈每次来看你的时候，每一个脚步都有千斤重，每一分、每一秒都那么撕心裂肺地痛。贺川，你是妈妈最懂事的孩子，妈妈知道你不放心我的身体，请你放心，妈妈会照顾自己的，妈妈希望你能回家过年，妈妈多么希望一家人在一起吃个团圆饭！儿子，家里什么都安排好了，回家吧……”
贺川的家人在条幅的末尾留下了电话号码。那个号码那么醒目地挂在那里，就像悲伤的石头置放在时间的河流中，不舍昼夜地冲刷，也难以磨灭。
此前一年，我丢了手机，其中的号码尽失，包括朱远成的号码。朱远成的女儿朱兰是茅坝中学初三的学生，地震中被埋于乱石之下。五年前，我在一辆大卡车上遇到朱远成，他在寻找女儿。
我凭着印象，打了一辆过路的三轮车去了朱远成位于北川邓家的房屋前。他不在家，晌午将尽，他的妻子李昌平从山上采茶回来。朱远成到江油打工去了，仍然是他熟悉的建筑工。“重建完成后，这里已经没有什么活可以干了。”李昌平说。
朱远成将《圣经》留在家里，没有带去工地。“他怕在工地拿出来看不好。”李昌平告诉我。两年前，我看望朱远成的时候，在他家的阁楼上看到了《圣经》和《灵歌集》。那是他在女儿去世后，到景家山盖房子的时候，从牧师那里获得的。
朱远成和李昌平组成的这个两口之家一度成为失独家庭。“失独”的问题在2008年地震后大规模地显现。根据四川省计生部门的统计，2008年的地震中，有子女死亡或伤残的独生子女家庭接近八千个，其中有生育意愿的丧子家庭超过六千个。
年近四十的朱远成和李昌平在震后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朱浩然。那些失独家庭，许多是通过试管婴儿生育，更多的是永远失去了再次获得孩子的机会。一些家庭选择了领养孩子。
下午四点，李昌平和邻居骑着车去幼儿园接小孩。幼儿园位于一所小学内。这所小学因为北川地震时无一人伤亡而且将全部师生安全转移而闻名。如今，即使在这所乡镇幼儿园里，都有严格的安保，只允许一个人拿着通行证刷卡进入。这些年里，因为多起幼童被杀事件，幼儿园的安全已经被广泛重视。
朱兰的东西，五年来，李昌平没有动过。“我不敢去想。”她找出朱兰的几本周记。我看到了其中许多动人的描写。这是一个勤奋的学生。一篇周记是《自传》：
我于1992年出生在四川省邓家一户姓朱的人家。我父亲是个杂工，没有多少文化，只能靠做苦力赚钱。母亲姓李，长年在家干活、种地、喂猪。一家全年的收入就靠父母这样赚来。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到了我该上学的时候了。父母说啥也要凑钱让我去读。他们向邻居借足了钱。我背着妈妈给我买的小书包和小朋友一起高兴地去上学。我没有让父母送我，那是因为我知道他们还有很多的事要做，我不想耽搁他们的宝贵时间。自打我懂事起，每天下午放学回家，都要煮饭、洗衣服，帮助他们减少生活中的负担……
我在北川新县城永昌镇见到谢燕祝的时候，她正在幼儿园接自己的侄子谢雨辰。她的大部分昔日同学现在新建的北川中学念高三。
谢燕祝去年已经不读书了。她对读书已经提不起太大的兴趣了。她的父母有两辆车，用来运货。她如果会开车，可以帮着父母做生意，这是她乐意做的事情。她正在驾校学开车。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一些年轻人中蔓延，每年大批待业的大学毕业生加深了他们对于未来的恐惧。“读了书又能怎么样呢？”
不读书是对是错，谢燕祝自己很难下判断。她在茅坝中学读初一的时候，并不是特别爱学习的学生。但有一次，她和英语老师打赌，期末考的时候如果获得好成绩，英语老师就让她当英语课代表。她当上了英语课代表。
2008年5月12日下午，谢燕祝所在的班级被派去参加县里的文艺演出。班主任认为自己班的同学去参加演出，会耽误一下午的学习，有可能会因此输给另外一个不去演出的班。班主任提出，让另外一个班的同学一起去参加演出。茅坝中学只有这两个班是在地震当天逃过灾难的群体。
茅坝中学成了北川县城废墟里的一个祭奠中心。学校前面曾经有一个施工时挖的坑，当年许多遇难者遗体被埋于其中。
到了清明节和“5·12”地震纪念日，聚集而来的人们对着废墟烧纸。有的亲人自己把碑刻好，在亲人遇难处，将碑立起。纪念日和纪念日之间，废墟冷清，长而缓慢的生活才是震后的常态。
在谢燕祝接谢雨辰的永昌镇幼儿园，下午五点才是接孩子的时间，但在三点的时候，爷爷奶奶们就在门口排起了长长的队伍。这可视作亲人对孩子无法远离的爱，也是对沉闷时光的打发。在北川，原来的熟人社会被打乱重建，人们住进了新楼房，但如同许多大城市人早已习惯了的那样，邻居是谁并不可知，人们在各种公共场合试图重新找到熟悉的群体。
2008年地震后，有一批灾区的孩子被派往俄罗斯进行短期交流。谢燕祝所在班获得了一个名额。班主任把机会给了作为英语课代表的她。时间太长，她几乎忘了去的是俄罗斯的什么地方。想了一会儿，她才艰难地说出：“符……拉……迪沃斯托克。”也就是海参崴。
去俄罗斯之前，她随大队伍进入了中南海，在那里受到了胡锦涛的接见。“他和我握了手，那一天我都没洗手。”谢燕祝笑着说。
五年前的地震造成的困难不少。谢燕祝不仅失去了高年级的校友，还失去了哥哥谢军。谢燕祝的嫂子刘小燕当时正怀着孕，几个月后，刘小燕生下了谢军的遗腹子，取名谢雨辰。
“从去年九月到现在，谢雨辰一直没有见过她妈。”谢雨辰的奶奶周秀芳说。她对刘小燕充满了抱怨。在震区回访中，这样的抱怨司空见惯。在我当年采访过的四个地震遗腹子家庭中，有三家遗腹子的妈妈跟婆婆已经毫无往来。唯一不同的是张建清，她的婆婆公公在地震中已经去世。婆媳关系是千古难题，原本还有儿子隔在中间做缓冲带，如今这样的缓冲带没了，婆媳关系便向更糟糕的方向发展。
这些灾后激化的矛盾多是因为房屋和相关补贴的分配问题。在北川，比如重建房屋，按照人头进行补助，一家总共也就两三万块钱，而重建一幢房子动辄十几二十万，这些补助是杯水车薪。那些失去孩子的北川家庭，获得的补助则是六七万。
我没有联系上刘小燕，不知道她如今的境况。两年前，我在回访中见到她的时候，她已经改嫁，丈夫是位司机。他们生了一个小孩。那时候，谢雨辰还被奶奶抱着从另外一处来到这里。我问谢家人刘小燕的电话号码是多少，他们说，没有。
在幼儿园门口，和谢燕祝碰上的还有廖乾美。廖乾美并没有待在两年前我们回访灾区时她开的理发店里。理发店由家人打理，她现在家带小孩。她也改嫁了，去年又生了一个小孩。她的丈夫叫陈邦银。陈邦银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妻子和四岁的孩子。他们经人介绍，走到了一起。这样的情况在灾区还有很多。“大家有着类似的遭遇，容易彼此理解。”廖乾美说。
下午六点多，陈邦银回到了家里。他是北川县政府的一位司机。以往此时，多是领导的各种应酬时间，他回家较晚。但现在有些变化了。“确实少很多了。”陈邦银在家里餐桌上边招呼我们吃饭边说。
当所有孩子都被接走以后，杨菊花才能从空荡荡的幼儿园下班。她现在是永昌镇幼儿园的生活老师，每个月工资八百元。这个工资即便是在北川，都很少。“为了方便照顾孩子，少点就少点了。”她的儿子朱扬也在这个幼儿园上学。朱扬是我采访过的四个遗腹子中的一个。
幼儿园的孩子在当天进行了运动会的排练。在杨菊花的班上，有差不多一半的孩子是地震之后出生的。这是北川的下一代，在他们的前面，从幼儿园到小学到初中到高中，形成了巨大而残缺的断裂层。
北川新县城人很少，有时候放眼望去，见不到几个人。这是一块飞地，周围都不是北川的地盘。这块地就这么孤独地存在着。这大概是中国唯一平地而起的新县城，像是一个巨大的房地产楼盘。几乎所有的建筑都尽力融入羌族元素，甚至建起了很多有高耸碉楼的羌寨，而在往日的北川，这样的建筑并不多见。
重建已经结束，招商引资是正在进行的事情。“小的看不上（这里），大的又不愿来。”一位北川的政府工作人员说。
北川的发展被总结为“北川模式”。在那五年中，各种“模式”常被提到。
老百姓们对政治并不关心，讨生活才是要义。新县城的街道冷冷清清，杨菊花以前的婆婆在这里做清洁工。在某一天，她把杨菊花的铺盖和东西都放到屋外。她们从此决裂。当时间沉淀下来，人们的怨恨也沉淀下来，看上去永难化解。
杨菊花和儿子住在亲戚位于北川新县城的房子里。她已经改嫁，丈夫在绵阳工作。
我当年采访的四个遗腹子的妈妈，唯一仍没有改嫁的是家住擂鼓镇的张建清。她现在在成都一家工地打工，给工人们做饭。大女儿席蝶在擂鼓镇上初中，小女儿席菁雯读幼儿园，平时由张建清的父母照顾。
在任家坪，张建清的父母接待了我们。她们说起自己去世的亲人，就像昨天一样，“恼火得很”。很多人觉得五年过去了，会有所不同。但在许多人心里，伤痛永存。
北川曲山镇小学的门口挂着一块心理健康教育基地的牌子。在任家坪卖茶叶的方文碧告诉我，学校里做心理辅导的志愿者现在已经走了。地震后，她看到自己的儿子郁郁寡欢，还让他去接受过心理辅导。方文碧在地震中失去了女儿。她的丈夫从外地赶回来，在自家废墟上挖东西时又受了伤。亲人送丈夫去医院时，路上出了车祸，他再次受伤。所谓祸不单行，便是如此。地震一周年的时候，我的同事在任家坪的路边见到了方文碧和刘华东夫妇。他们正在炒茶叶。如今，他们家是任家坪做得最大的茶叶店，生意不错，每晚都是最晚关门的一家店铺。方文碧给我们泡了几百块钱一两的雀舌。她热情好客，看到老朋友到来很高兴。
方文碧家有两辆车，其中一辆是平时用的微型面包车，另一辆是去年花了六千块钱买来的二手北京吉普。他们把北京吉普借给我们作回访之用，没有任何疑虑。当我们开着这辆车经过茂县时，他们的朋友看到了，打电话问他们：“你们到茂县了？”他们说：“没有，是借给记者朋友了。”他们的朋友说：“你们一定被骗了，现在骗子可多了。”方文碧并不相信朋友的话，在我们回访的路上，她只是关心我们的安全，而不是车。这样的人，在这个时代已不多见。
终于来到了茂县。2008年，地震时，我从北京赶往四川采访。在首都机场候机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坐同一航班的焦急的年轻人。他叫吴松，茂县人，羌族，在北京798艺术区工作。他当时无法跟家人取得联系。茂县的通信与外界隔绝。吴松坐在机场的候机室里流泪。
我和摄影记者姜晓明商量，希望能以吴松为线索，一直从首都机场跟到茂县。我们一路同行，然后在北川受阻，垮塌的山体无法逾越。我们在北川待了下来，见到了令人惊悚的废墟。在北川分开后，我从此没有见过吴松。
这一次，摄影记者大食开着这辆借来的北京吉普，载着我，开始了灾区的回访。车至茂县时，那里的雪山有着惊人之美，让人联想到云南的香格里拉。
当年若想到茂县，得绕道马尔康等地。2008年，我的同事就是这样做的。他们去了茂县，还去了汶川的萝卜寨，见到了在废墟上做法事的释比老人王明杰。
穿过茂县，便是汶川地界。在萝卜寨山脚下，我能看到“云朵上的街市”的大牌子。汽车在盘山公路上绕行，满山都是开花的樱桃树，白色的花瓣在风中飞舞，阳光越过积雪的山顶透下来，壮美得很。
萝卜寨的老寨子在地震中几乎全部垮塌。之后，在山的更高处，在农民各自的耕地上，建了新寨子。老寨子是户挨户，墙连墙，如同迷宫一样，那是千百年来连缀成的建筑奇观。新寨子有所改变，各户之间楼体紧贴的程度已经没有那么复杂。
我们见到王明杰的时候，他正在院子里洗衣服。屋子里，他那块由政府颁发的缺了一个角的“古羌释比文化传承人”的牌子又挂到了墙上。
王明杰带着我们去到老寨子里。老寨子只修复了一部分，只有几户人家住。他家的地里，种了几株新栽的树苗。他指着地里说，当年地震时，他就躲在猪圈里。
他现在很少去做法事了，通常他叫徒弟去。我们见到他的头一天，他的一个徒弟在萝卜寨的东岳庙杀了一只鸡，替人招魂。在东岳庙，我们看到鸡血还在，上面沾着鸡毛。远处是积雪覆盖的雪山，岷江流过因地震而伤痕累累的山脉。
即便是春天的周末，萝卜寨的游人也不是很多。我们在王贤贵家办的“羌家乐”里待了两天，顾客只有我和摄影记者大食两个。王贤贵曾担任了二十多年的萝卜寨村村主任。“我当村主任那会儿，每年只有二百五十块钱的补助，很少，没人愿意当这个村主任。”王贤贵之前当过兵，是骑兵团的骑兵。但在四川，骑兵似乎并不实用，他所在的兵团被撤掉，他回到了村里。
当村主任有很多苦恼，他并不喜欢，“什么事情都要你管”，而且，他还因为意见不合，和村支部书记打过架。
释比，相当于汉族的端公，在很长时间里是被禁止的。“三中全会之后”，这是王明杰的口头禅。也就是在这个时间之后，释比做法事才被允许。“文革”中虽然不许，“但大家私底下还是偷偷做，这是没法禁绝的”。王明杰说。王贤贵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你信不信？”我问王贤贵。“信！”他很坚决地说。
宗教信仰已经大规模地回归萝卜寨，道教、佛教、基督教，都在争取自己的信众。王明杰释比的身份，是属于道教的。但他同时信佛，他有居士证。他认为这并不矛盾。
王明杰带我们去看了议话坪，羌语叫作“尔母孜巴”。包括羌族人在内，很多人不知道议话坪是干什么的。“你看，这片地以前就是议话评。”王明杰说。这是一片废墟。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这里曾经是议话坪。羌寨每有重大事情，都要将村民召集至议话坪，共同商议解决之策。古代，议话坪议题是羌丁武装、推选寨首及决定出兵打仗等事宜，近代则是制定乡规民约、解决纠纷等公共事务。议话坪制是羌族人对于“可操作的民主”进行的古老实践。
人民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议话坪成了食堂。“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卖给私人建了房。现在，这里是废墟。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大家对公共事务似乎并不关心。但在2008年地震之后，许多人开始积极参选村主任，有的人还不断地承诺并拉亲戚熟人关系，以获得更多的选票。一个原因是，地震之后，大量的重建项目连同大量款项进入萝卜寨，新的利益带来了新的诱惑。
萝卜寨离汶川县城极近，开车很快就到。吴松当年就读的阿坝师专遗址如今就只剩下一幢美术楼了。那里修建了地震纪念广场，树木成行，飘着花香。新的校址远离城区，在水磨镇。在映秀镇，当年的废墟也建成了遗址公园。两侧的两幢建筑物分别由贝聿铭和保罗·安德鲁设计。导游在废墟里为游客们讲解，她绘声绘色地描述地震时的惨烈情境，甚至带着哭腔，但她脸上却没有痛苦的表情。我相信她内心原本悲伤，但悲伤被重复一千遍后，连游客都有点不适应这种讲解的腔调。在震源中心牛圈沟，有几个售卖纪念品的铺位，摊主在向游客诉说自己的家庭在地震中的悲惨遭遇，这让游客们很难拒绝他们递过来的纪念品。
在汶川的山间穿行，要经过许多至今仍未完工的隧道。我们驾驶的汽车只有一盏灯能亮，有时候在数公里长的没有灯的隧道里穿行，着实考验司机的驾车技术。
就像我的同事大食说的那样，这里跟中国的许多地方其实是一样的。只是地震将这里与其他地方区别开来，中国几乎所有的问题在这里都存在。那些重建的建筑像是迎宾地毯旁精致的盆景，掩盖了一些表象下面的问题。
车过都江堰，透过玻璃窗，我们看到李冰父子的工程仍在造福这片土地，着实令人惊叹。现在，我们有几个工程在上千年之后还会被人记住？
过了都江堰，就是什邡了。在什邡市回澜镇中心村，烈日当空，谢文菊正在跟着村民们清理沟渠。春天来了，血吸虫开始繁衍。大队雇用他们做相关的预防工作，一个早上的工钱是二十多块。
谢文菊在田埂上来回走着，腿脚一深一浅。休息的时候，她放下手中割草的镰刀，挽起裤腿给我看她腿上的伤口，伤口大概有十厘米长。“当时挖掉了一大块肉。”谢文菊说。
2012年7月3日，什邡市市民拥上街头，反对宏达集团钼铜项目上马。他们认为此项目造成的伤害将远甚于2008年的地震。谢文菊那天正好在什邡街头逛街，结果被流弹所伤。
什邡市市民对化工项目的反感由来已久。比如，合并之前的双盛镇白龙村被称为癌症村。早在2006年，这里的癌症发病率就高达4%，远超全国平均水平几十倍。周边的农药厂被村民们认为是致癌的主要因素之一。
2008年地震之后，包括宏达集团在内的多家企业遭受巨大损失，这些年，他们贡献了什邡市GDP的重要部分。灾后重建过程中，宏达的钼铜项目被确定为四川省“十二五”发展规划重点项目。
李航（化名）如今是成都一所高校的大学生，2012年什邡事件发生时，他是什邡中学的学生。“我是一个观察者。”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义。他持续关注宏达集团的钼铜项目。他给我看了一份什邡市第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报告，这份截至2013年3月3日的文件显示，有人大代表提出2013年政府工作应重启钼铜项目建设，加强宣传力度的议案。被什邡市民视作洪水猛兽的钼铜项目仍在试图死灰复燃。
在震区穿行，沿途能见到太多曾经热闹如今清冷的所在。绵竹汉旺镇，东汽的一个工厂就在龙门山脉脚下，这里也有废墟遗址，安静得有些过分，可用死寂来形容。还有北川的茶坪乡，大食当年曾徒步走进被阻隔的山里，如今这里已经通车。但作为曾经的旅游区，已经没人来了。在千佛山，我们一路往里开，很长时间没看到其他车辆。好不容易见到一辆，还是驾校训练考生的教练车——这里的道路足够空旷。
千佛山里的水库大坝已经损毁，水流基本也断了。而在唐家山，地震后的堰塞湖成了景点。有游船在上面航行，供游人观看两侧滑落的山体。直至我们的车经过此处时，山体仍有碎石滑落。惊悚感会不时而来，路实在太窄。
过了堰塞湖，北川出现在我们面前。废墟已经用铁丝网隔离，被青草和野花所覆盖。我曾经和几个部队战士坐过的地方，如今长满了树木，毕竟五年过去了。
如果你已经好几年没来这里，你可能无法辨认出北川中学。原来的学校废墟之上，正在建造地震纪念馆。在纪念馆门口，我们被工作人员拦住了。他解释说，里边正在施工，要到4月29日才对外开放。我们还是从旁边没人管的入口进去看了一下。这跟许多纪念馆里以图片和实物为主的展览没有多少差别。在一组志愿者图片中，彭丽媛的照片被放到了最前面。
纪念馆里，一位知情人告诉我们，这里计划花六个亿修建，但怎么把这么多钱都花出去是一个问题。
我们是在纪念馆旁边的一家棋牌室找到王东的。他的家原本就住在北川中学后边。2008年5月12日，他将几十位北川中学的伤员送到了绵阳中心医院。他的妻子王茹在第二天凌晨生下了一个女儿，取名王震瑶。
王东正好胡了一把牌。看着他玩得正起劲，我说：“你继续玩，你老婆在家吗？我们找她先聊聊。”王东没有回答。
第二天早上，我们再次见到了王东。这天是星期五，他要到安县安昌镇的一家私立幼儿园去接他的女儿。王震瑶读的是周托班，只有周末才回家。这所幼儿园比北川新县城永昌镇的幼儿园几乎贵了一倍。
我们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了黄色的校车。这样的校车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稀罕物。这两年层出不穷的校车事故才让大家对这个问题关注起来。
王东将女儿接到后，开车在马路上快速行驶，驶过路边的格桑花和刚发芽的龙爪槐。车里大声放着音乐。有Lady Gaga的“Just Dance”，Adele的“Rolling in the Deep”，Michael Jackson的“Beat It”，这让人产生行驶在美国公路上的幻觉。但接着往下听，还有陈慧娴的《千千阙歌》、Beyond的《海阔天空》、伊能静的《念奴娇》，这些歌杂糅在一起，让人分不清听歌人身处的时代——走得太快后，几代的东西会夹杂在一起，连听音乐都如此。
在一个停车的间隙，其他人都下车买东西去了，我问王东：“你老婆呢？”“去年离婚了。”地震后重建这几年，王东承包了一些小工程，非常忙，经常不在家。“她就是在家想太多，以为我在外边有女人，经常跟我吵架。”
离婚之后，王东有了现在的女朋友陈莉。王东车里的歌都是她下载的。“还得继续过日子，是吧？”离婚这件事情，看上去对王东影响不大。他主动提出孩子归他养，不用王茹负担。“她一个人，不带着孩子，再嫁人容易些。”
陈莉是擂鼓镇的人。地震的时候，她正在江苏昆山打工。她2005年就出去了，在昆山做过许多工种，也知道了许多工厂不为人知的事情。比如某著名汽车品牌的部件，说是加拿大进口的，实际上是她们在昆山做的，发货到加拿大，然后再往国内销。
外出也让她打开了眼界。她会觉得Adele不错，陈慧娴不错，凤凰传奇也不错。年轻一代中，城乡之间的娱乐界限已经模糊。几乎与此同时，北京的单向街书店里，华裔作家张彤禾在介绍她的新书《打工女孩》。她认为中国如今在外打工的人有上升的空间，能在打工的城市留下来。这受到了许多人的质疑。陈莉也说，有的打工者在昆山买了房子，留了下来，但那毕竟是少数。其实，很多年前，有一部风行中国的电视剧叫《外来妹》，早已反映了这个群体的各种遭遇。
陈莉和王震瑶之间的关系看上去很融洽。王震瑶已经改了名字，现在叫王稚然。“家里人觉得原来的名字不好，就改了。”王东说。王东一家如今住在一套一百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开一辆国产SUV。他跟我算了一下他这些年赚的钱和别人欠他没给的钱，加起来，已经过百万。他有些发福了，少年白的头发也不再染，剃得几近光头。他大概是我们回访当中遇到的变化最大的人。五年前，他站在他那辆破损的农用车前茫然的样子，依旧如在眼前。
下午，王东被电话催促，上山工作去了。周末放假的王稚然要出去玩，陈莉便带着她在地震纪念馆的空地上骑了好几个来回的自行车。辽阔的空间里不时发出的嬉笑声，以及周围宁静的景色，让人觉得这安然的情状从来如此。
我坐在地震纪念馆的草坪上休息，几乎睡着。下午的阳光很好，大片人工培植的柔软草坪让人感觉置身草原。但我知道，五年前，我置身的地方是北川中学的废墟，下面是数百具没法挖出来的师生的遗体。2008年5月22日，我正在此处废墟里采访，突然不被允许出去，外边的人也不允许进来。已经给废墟消过毒的士兵仍拿着设备待命。两位士兵也许听错了口号，开始喷洒药水，随后被喝止。不久，一列车队进入北川中学。总理温家宝从一辆车里走下来。
总理的出现让人群乱成一团，原本维护秩序的警察、士兵几乎都从口袋里掏出了相机和能拍照的手机。总理和身边的人们匆匆地握了手。
那些漫天飞舞的水柱，乱糟糟的人群，以及被围在人群中的总理，组合起来，显得有些超现实。
五年之后，温家宝做了他的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卸任。在任家坪的茶叶店里，方文碧表达了对温家宝的尊敬。她在从事茶叶生意之前，在工厂里做过一段时间羌绣，所绣的图案中有温家宝的头像。就像我在震区，乃至全中国的基层听到过无数次的话那样，方文碧说：“上边的政策是好的，到下边就坏了。”
我坐在草坪上，看着夕阳被山体慢慢遮挡，灯光一点点亮了起来，工人们仍在劳动，尘埃在灯光里升腾。
我的身边是一个关闭的水龙头，到一定时候，它会给草坪喷洒水柱。五年之后，日常的生活逐渐回到这夕阳下的草地，既温暖又略有哀伤。
太阳即将完全落山时，不远处的超市里响起了凤凰传奇的音乐。在来震区回访之前，我笃定地相信会听到两首歌：一首是《江南Style》，另一首是《最炫民族风》。刚到北川的时候，我就从一家手机店听到了前一首，后一首则迟迟未来。此时，传来的是《天蓝蓝》：
让我变成美丽的骏马
和你驰骋在天涯
一起守护不老的神话和传说
永不凋落
摘朵美丽的晚霞
让它盛开在天涯
我的心被融化
梦想就会到达
凤凰传奇高亢的嗓音会让人们觉得一切都在毫无疑问地变好。但在时光之中，有些东西无可挽回地失去了。人们试图从“失去”中挽回一些东西，但“失去”无往不在人生之中。地震让我们更集中地意识到了“失去”为何物，每一片飘走的时光都值得留恋。我想起在朱兰的周记里看到的一段话：“我觉得人活着就是追赶时间。有道脑筋急转弯的题说：只会往上爬，永远不会往下掉的是什么？答案是：时间。”
紫禁城的晨昏
许多人都会把重要的日子定义为时间开始的时候，2008年的8月8日是被精心挑选的日子。距离那个日子越近，北京城越像被置放在了一锅沸腾的水里。
夏日渐盛，奥运临近，7月15日，位于故宫文华殿的陶瓷馆作为迎奥运的一个项目对外开放，许多珍藏得以显露。七十一岁的叶佩兰说，找时间她也得去看看，尽管这些东西她已看过多遍。
叶佩兰曾经是故宫博物院陶瓷组的组长。
1956年，高中毕业的北京人叶佩兰面临着多种选择。她在那年考上了河北大学，但这一南出京城的想法很快遭到了家人的否决，她的家人认为出了北京就很难再回来了。还有一个工作是到全国总工会去当书记员，叶佩兰觉得这也没多大意思。她当时其实最想当女飞行员，但体重不够，被刷下来了。
叶佩兰的中学老师对她说，要不，到故宫看看？叶佩兰从小就住在北京前门一带，但她在十八岁之前从来没进去过故宫。
十八岁的叶佩兰在老师的引领下进了故宫，一个深幽的世界展现在她面前。她到里面这么一转，觉得故宫真好玩，像个大花园。“当时也没什么远大理想，觉得就是找到了一份觉得还可以的工作。”
从1956年“入宫”到1998年“出宫”，叶佩兰在“宫中”的日子达四十余年。
在叶佩兰的年少回忆里，1949年之前，北京城的城墙都还在，天安门两旁还有牌楼。
1949年之后，梁思成和陈占祥提出的保留旧城另建新城的“梁陈方案”遭到否决，毛泽东支持的是苏联专家改建古城的方案。从那以后，北京数百年历史的城墙、牌楼等古建筑被陆续拆除。痛惜者的眼泪被毛泽东认为是“政治问题”。领导人的一个愿望是能从天安门城楼上看到林立的烟囱。
在一些人眼里，故宫甚至都在改建之列。1955年，何祚庥在批判梁思成的文章里写道：“北京市当中放上一个大故宫，以致行人都要绕道而行，交通十分不便。”何祚庥的意见得到一些人的认同。还有的人则建议将革命历史博物馆建在故宫内。
当时的政协委员张伯驹坚决反对改建故宫。他提出，故宫有五百多年历史，必须保持其完整性，紫禁城为故宫博物院范围，绝不能拆建或开修马路。
在不同意见中，故宫得以完整保留。
叶佩兰在1956年进入故宫之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很新鲜，这些工作是她之前从未想过从事的。同样是在1956年，六十三岁的孙瀛洲成为故宫的一位工作人员。
孙瀛洲当时已是名冠京城的古玩专家。1906年从河北到北京谋生的孙瀛洲从古玩店的学徒干起，白手起家，省吃俭用，在1923年创办了自己的古玩店“敦华斋”。多年之后，此店成了北京城里顶级的古玩店。孙瀛洲的儿子孙洪琦回忆，店铺最兴盛的时期是20世纪40年代，有学徒二十多人，每月进出货物几万件。
刚解放不久，孙瀛洲在努力向一个新的政权靠近。朝鲜战争爆发，孙瀛洲把自己的一些古董卖了，然后把钱捐给军队。为支持国家建设，他把自己的一子一女送到大西北参军。更大的手笔是，他把自己收藏的两千三百七十五件文物捐给了故宫博物院。此后多年，他又陆续捐赠了更多的藏品，其中包括他最喜爱的明成化斗彩三秋杯。
此杯是“每星期只吃一回猪肉”的孙瀛洲当年花了四十根金条所购。他的儿子孙洪琦也仅见过此杯四次。第一次是在孙瀛洲将此杯捐给故宫的头一天晚上，所有家人首次聚在灯下看到了孙瀛洲多年收集的奇异珍藏。
孙瀛洲的弟子，后来也进入故宫工作的耿宝昌描述此杯：“器型隽秀，玲珑透体，花纹简疏，外绘纹饰内部明晰可见，施彩清淡雅致，无与伦比。”
“成化斗彩杯明朝有记载的就值十万两银子，现在如果拿去拍卖，能值上亿人民币啊。”叶佩兰这样形容明成化斗彩三秋杯的珍罕。
叶佩兰乐于回忆与孙瀛洲这样的老先生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有一次经历让她印象深刻。某天，孙瀛洲拿出一件哥窑瓷器和几件明清等朝代的仿品，让大家把这七八件东西给搅乱了，然后他闭着眼睛走过来触摸瓷器。“这个，明代仿的；这个是宋代的，这可是好的啊；这个是清代仿的……”孙瀛洲全说对了。“我们当时特惊奇，问：‘您都是怎么知道的呀？’”孙瀛洲的解释是：手感不一样。宋代瓷器足部边际窄小，足内施釉有坡度，用手很难提起来；明清足边有棱角，可以提起来；明代的足边厚一些，清代的足边薄些，更规整。
这些学问让年轻的叶佩兰大开眼界，她开始“觉得自己的工作真是快乐”。
1957年，“反右”开始了。北京城里被打成“右派”的人很多。在故宫里稍微好些，但也有些专家成了“右派”。“大家开始花时间到业务以外的地方，不关心国家大事专心搞业务会被说成是走白专道路。”叶佩兰说。
关于故宫的争论仍在进行。1958年，北京市文化局党组提出《关于故宫博物院进行革命性改造问题的请示报告》，拟对故宫的宫殿建筑大事清除，表示要坚决改变“地广人稀，封建落后”的现状。而当时的中宣部部长陆定一的意见是：“我们对故宫应采取谨慎的方针，原状不应该轻易动，改了的还应恢复一部分。”
1961年，故宫被国务院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64年，故宫改建方案再次被提出。1965年，清华大学辑录的一篇文章——《要用阶级观点分析故宫和天安门的建筑艺术》里提到，“一位解放军刘同志”说：“我去故宫时是解放初期，看了之后觉得空空荡荡、松松垮垮，台上放个破椅子，看着腻味！比行军还累！而现在人民大会堂比它大得多，我上上下下倒一点也不累。”
1966年，在叶佩兰的印象里，“满大街全是来串联的人，那些南方来的小孩光着脚在大街上走，也不怕脚被磨破了”。
“破四旧”是那个时期流行的疯狂举动。显然，故宫在红卫兵的眼里是最大的“四旧”。故宫的外墙上开始出现“砸烂故宫！”“火烧紫禁城！”的字样。
1966年，故宫的大门关上了，不再对外开放。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军队进驻保护故宫。
从那以后，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每天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毛主席著作。“图书馆当时也开着，但不敢主动去搞业务研究学习。”叶佩兰现在回忆起来，自己对于文物的研究基础是在1966年之前打下的，之后的很长时间都荒废了。“很多东西都是从老一辈那里学的，没有他们也没有我们的今天。”
故宫里专辟了一处宿舍，故宫里的老专家们被作为“黑帮队伍”集中在那里。有的被戴上雕塑模样的帽子，有的被要求提上个纸篓筐……“我都不想说，说起来难过。”
这些老专家里不包括孙瀛洲。由于孙瀛洲“对故宫有贡献”，没让他住在故宫宿舍里，让他回家住了。这反而糟糕了。孙瀛洲回到家里，红卫兵找上门来，对他进行批斗，老人家顶不住，口吐白沫去世了。
1969年，荒凉的紫禁城几乎成了空城，除了少部分人员留守之外，故宫博物院的绝大部分职工被下放到湖北咸宁的“五七干校”劳动。
1971年的夏天，一批神秘的客人突然到访。作为美国总统尼克松的特使，基辛格的四十八小时北京之行包括参观故宫。在基辛格到来之前，叶佩兰已经从同事口中略知一二，她觉得“这可是大事情”。
第二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参观了故宫。同年来故宫参观的还有日本首相田中角荣。
叶佩兰觉得这些年变化最大的是库房。“文物现在都放到地库里了，条件非常好。”以前，是在地面上的老房子里边，四面的窗户都是纸糊的，风沙很容易吹进来。叶佩兰和她的同事们工作时常穿蓝色的大褂，下班时，大褂上已覆上一层土。有的库房架子上能看到黄鼠狼粪、耗子屎。
故宫地下文物库房的建设历时多年。一期工程1987年开工，1990年竣工。二期工程自1994年始，于1997年完工。故宫地下文物库房为地下三层全埋式钢筋混凝土结构，防潮防水，具有战争防护能力和抗震能力。库房包括消防、防盗、空调、文物运送和计算机自控等诸多系统。
叶佩兰还说到，曾有人提议建故宫地下展厅，但此提议一直饱受争议，至今未决。
深藏库房之中的文物并没有太多露头的机会，能亲手触摸的人更是少之又少。叶佩兰记得有一次，李瑞环来故宫参观，她给李瑞环展示了一个珐琅彩的花瓶。“这花瓶胎体非常薄，我让领导用手掂一掂，看看手感怎么样。”叶佩兰此举被主任给批评了：万一出事了怎么办！
在故宫陶瓷组工作的人几乎都有不小心弄坏东西的时候。叶佩兰任陶瓷组组长的时候就遇到过一回。当时，她的一位同事拿着一个明代宣德年间的红釉僧帽壶进行辨识，一不小心把壶盖掉地上给摔碎了。“当时所有人都傻了，这可是无价之宝啊，我差点没晕过去。”所有相关的人都要做检讨，叶佩兰好几天都没吃下饭。
当时之所以把很多藏品拿出来让大家对比辨识，是因为要编一本《古瓷辨识》的书。那已经是20世纪80年代，市场上玩古董的人渐渐多了起来。人们有这个需要，所以编了这么一本书。
到故宫的游客也多了起来，每天都数以万计。大家还是喜欢看看谁谁谁曾经在哪里住过，到故宫看古董的人不多，看古董看得久的大多是搞收藏的。
许多玩古董的人找到叶佩兰，让她鉴定藏品的真伪。“改革开放以后，大家开始有财力了，文物市场发展了，你看看潘家园那一片，人多着呢。”
叶佩兰还会回忆起孙瀛洲老先生带他们这些弟子逛琉璃厂的情形。还有陈万里、冯先铭这些老先生，叶佩兰从他们那里受益良多。在这些老先生的指导下，他们学会了辨别什么是真东西，什么是假东西。“主要是因为在故宫里见了很多真东西，没见过真的怎么知道什么是假的呢？”她说现在玩古董的人多，但所谓的古董市场上真东西很少，“百分之八九十是仿品。”在她认识的人当中，玩古董赔钱的大有人在。
有时候，有的一家子好几个人拿着一个碗来，说：“叶老师，您看看这是什么年代的？”叶佩兰一看，这大概是晚清民国的。来人第二句就问，这值多少钱？“我说也就几百块，马上就有人扭头走了。都指望着自己手里的古董值钱，没有几个人来当艺术研究的。”
时代确实变了，许多以前不敢想的事情实现了。比如，叶佩兰去过台北“故宫”两次，看到了曾经同处一宫的藏品。
紫禁城里也出现了一些新东西，比如星巴克咖啡厅。在叶佩兰的回忆里，故宫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有一个小卖部，后来卖东西的店陆续多了起来。提到星巴克，叶佩兰觉得，“这只是在一个角落里喝咖啡休息的地方，没什么问题呀，照那么说，你到故宫是不是得穿长袍马褂喝盖碗茶才相称呢？”
星巴克还是从故宫消失了。
这么多年了，许多叶佩兰熟悉的老北京建筑都在消失。故宫的老先生朱家溍在一次会议上拍桌子，说不能再拆了。
在品鉴瓷器的时候，叶佩兰经常跟大家说，瓷器太沉了不行，太薄了也不行，东西拿在手里得有一定的分量，什么东西都像这瓷器一样，得有个度。
站在故宫后边的景山上，叶佩兰可以看到北京城的许多景致。从她小时候到现在，北京的天际线变化太大了，她是看着各个时期的建筑如何改变北京城貌的。
“有的人说没出过国，不知道国外是什么样的，我说你到国贸那一带看看，就知道国外是什么样的了。”
叶佩兰觉得鸟巢和水立方这样的建筑瞅久了也就顺眼了，但国家大剧院她仍然不太习惯。她有一次晚上坐车从长安街上过，本来看着灯光点缀的街景挺舒服的，但一瞅着那大黑包心里就不舒服。
比起这些新建筑，叶佩兰还是喜欢故宫里的院落。这么多年了，忘不掉那里。
她庆幸自己的大部分人生是在故宫里度过的。她想起老库房旁的四棵古老的大海棠树，上边结着小酒杯这么大的海棠。外边没有这样的海棠卖的，工作休息的时候，用凉水这么一冲，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冬天的时候，把海棠放在窗台上，还可以吃冻海棠。
往事只能追怀，故宫这样的好环境，在当时的北京也是特殊的。北京向来有风沙，但以前风沙来了很快就走了，不像现在的雾霾天气。
叶佩兰非常喜欢看体育比赛，特别是女篮、女排、女足。奥运会就要在北京开幕了，她说她还是像以往一样，待在家里通过转播看比赛。这几十年，北京人多的大场面她见过不少，她觉得还是不去人多的地方更好一些。
万荷堂的夏日
2008年8月的北京通州，夏日的万荷堂，荷花已谢，莲蓬兀自挺立于层层荷叶之上。院子里的狗、猫、鹦鹉等动物都平静地待着，四下里一片安宁。围墙上镶着一些石板，上面刻着黄永玉喜欢的诗句。其中有几句是：“人活着/像航海/你的恨/你的风暴/你的爱/你的云彩。”
黄永玉叼着烟斗，不时划着几根火柴，沐浴在午后透窗而入的柔光里。玻璃窗外，停着三辆跑车，分别是宝马、保时捷、法拉利，都是鲜艳的红色。“父亲喜欢红色。”黄永玉的儿子黄黑蛮对我说。
我和黄永玉半躺在万荷堂整块花梨木制成的巨大卧榻上聊天。刚开始聊天不久，黄永玉提出与我调换一下位置，因为他一只耳朵的听力已经不太灵光。
8月9日，农历七月初九，黄永玉度过了自己的八十四岁生日，位于通州徐辛庄，占地近十亩的万荷堂已竣工十一年。
黄永玉跟通州挺有缘。20世纪60年代初，物资匮乏，生活困难，为了能让家人吃上几口肉，黄永玉经常带着猎枪去通州打猎。
万荷堂这么大的宅子，在四十年前，对于黄永玉来说，根本无法想象。“1967年，余住北京京新巷，鄙陋非余所愿也。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求自保也。室有窗而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故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这是黄永玉在自己的一幅油画上留下的文字。那个时候，黄永玉一家四口挤在白天也得开灯的小屋之内。
如今，在万荷堂“老子居”的大床上，黄永玉躺着就能透过头顶的透明天窗看到日光。天窗下挂着明代鸟笼，笼里鸟儿的饮水罐为乾隆年间烧制。鸟笼下面一尊陶俑为提着鸟笼的古人形象，陶俑的历史则可追溯至宋代。正对着大床的是一幅以表叔沈从文小说《山鬼》命名的画作。床头右侧挂着一幅照片，所拍的建筑是黄永玉一家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住所——一座建于中世纪的庄园，屋前是几十亩的橄榄林。
黄永玉在香港、家乡湖南凤凰的山间也有大宅子。他会根据工作的需要，选择在这几处住所居住的时间。
黄永玉已经很少去没有自家住所的城市了。在这几座城市里，他大多数时间也都是待在家中，一天的主要时间还是用来画画。万荷堂大殿是黄永玉的画室，屋内有花梨木制成的画案。万荷堂几块巨大的木料，来自非洲加蓬的同一棵花梨木。
万荷堂的蓝本是北海公园几间普通的房子。黄永玉很喜欢，照此画了设计图。万荷堂大殿的草图更是他随意地画在一个还没巴掌大的小盒子上。
20世纪50年代初，黄永玉从香港回到北京。1989年，黄永玉从北京又移居香港。经过一些年，他觉得北京人文化环境有利于迸发灵感，朋友也多，更重要的是，北京三十多年的生活经历，让他对这里有感情。
北京奥运会前，黄永玉创作了以奥运为主题的《中国=MC2》的画作。奥运会期间，喜欢拳击的黄永玉得到了友人所赠的拳击比赛门票，但他觉得赛场还是太远，并未亲临现场观看。当北京奥运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突然接到通知，自己获得了“奥林匹克”艺术奖。这是第一次有中国艺术家获此奖项。
8月24日，北京奥运会闭幕那天，他从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手中接过了奖牌。
与此同时，在王府井大街的一家服装专卖店里，一款印有黄永玉所作的《中国=MC2》的T恤正摆在显眼的位置售卖，当店员向年轻顾客提到黄永玉这个名字时，他们感到陌生。这个写了许多“比我老的老头”的老人已经很老了，他像是城市边上的隐士，隐匿在现实与历史之后。
“怎么想起要画那幅关于奥运会的画？我有个朋友打了个电话给我，说他负责一个画展，让我画一幅画。打电话的过程中，构图我就已经想好了。整幅画画了三四天。”
画名叫《中国=MC2》，有点奇怪。黄永玉当时想不出什么名字，叫“奥林匹克”太远了。他觉得国家发展的质量和速度都不错，就想到爱因斯坦的公式“E=MC2”。他把E换成“中国”。刚起这个名字的时候，有的人看到了有点不适应，也有朋友很赞赏，中央电视台的王志打电话给他说，这个名字好啊。
当时奥委会通知他得奖了，让他莫名其妙，“怎么会是我呢？能干的人这么多，这让我有点不安。”
“国际奥委会的人怎么评价你？”
“说的都是外语，我听不懂，不知道在讲什么。当然，我知道不是在骂我，骂我的话还给我奖干吗呢？”
黄永玉觉得自己跟奥运会有关系。“我是个‘运动员’，我们国家搞了几十年‘运动’，我都参与了嘛。”
有人问过黄永玉，这幅画代表什么意义，他说，没有意义。美就是意义。
“有人开玩笑说，一个人活下来起码要对得起饭，每天吃饭不要对不起饭。”他做的事情很简单，画画，写文章。他很少到外地去。他每天至少画七小时，多的时候画十三个小时，感觉一幅画必须画完就连着画。连着画了四十多天的画也有，但不一定是好画；只画了一个小时的画也不一定是坏画。对于画画来说，自己满意和别人满意不一样。他经常画了一半就后悔了，然后想着下一步怎么画。他总结自己的艺术生涯就是——完成，后悔，完成，后悔……
黄永玉没有接受过太多学院式的美术教育，他觉得这对作品的多样性有好处。“中国十三亿人口，只画一种画那不是开玩笑吗？以前只准画一种画，当然不快乐了。十三亿人吃一种口味的饭菜穿一种衣服，这种时代是有过的，难道还值得留恋吗？”20世纪50年代，他的一个朋友穷得快死的时候，写信给他，说能不能给他的女儿买块花布，因为他女儿从来没穿过花衣服。那时少女是没有花衣穿的。那时候，国庆节的长安街看上去就是一条蓝色多“恼”河，“烦恼”的“恼”。
黄永玉觉得，除了那些“运动”，从来没有任何人决定过他的事情。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自由意志。自由是别人给的吗？别人给的还叫自由吗？自由是自己的。“包括住在牛棚里，蹂躏我，让我做苦工。我能反抗吗？不能。但心是自由的，我会躲在被子里偷偷作诗。”
黄永玉在看到巴尔蒙特的诗句“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个世界”，偷偷地流下眼泪。20世纪50年代初，他从香港千辛万苦回到北京。此后岁月中的运动让他受了委屈。“为什么对我这样呢？在那个时期，很多作品被认为是旷世之作，现在没人提了。以前说社会主义艺术是最进步的。（其实）艺术上没有进步的概念，是繁荣的概念。”
“大跃进”的时候，他也拼命画画。“你说歌颂什么我就歌颂什么啊，是真是假我不管。当时说亩产万斤粮食，人可以在稻子上跳舞，稍微有点常识的人都不会相信。我就画了一张人在稻田上跳舞的画。”
黄永玉说这句话的时候，我默默地在脑海里将人在稻田上跳舞的画面和奥运这幅画作了一下比较，这两幅画之间只相差了四十年，却像四百年一样久远。
奥运梦游
奥运会已经开幕几天了，8月20日的早间电视节目里全是关于北京奥运会的新闻，在宾馆里同住一室的于庆祝和张彦群，还是选择躺在床上观看一部制作粗劣的国产电影作为这一天的开始。
这天，被广州美术学院副教授苏坚组织到北京看奥运的于庆祝、张彦群、贠房只、王社起这四位曾在奥林匹克公园工地上干活的工人，将结束他们的奥运之旅。他们躺在两个房间的床上，等着苏坚来敲门叫他们去吃早餐。苏坚画了一幅油画，取名为《他们》，所绘内容含此四人在工地上的形象，而此画作售出所获的三万两千零八元被用作“他们”北京行程的费用。
王社起对这个酒店房间心怀留恋，“这样的房间真是高级”。他对于“高级”客房的定义是：房间里有沙发和茶叶。他上次住这么“高级”的房间得追溯至1978年。那个时候，在山西太原某部队当兵的王社起获得了一次到五台山出差的机会，他和战友们被安排住进了当地的招待所，招待所房间里有沙发和茶叶。他再次住进有沙发和茶叶的房间，已是三十年之后。
王社起来自河北省邢台市南和县农村。这次出门前，他特意买了一件白色的短袖衬衣，这让他的肤色看起来更加黝黑。他脸上有一个个的“小坑”，这是他年轻时挤粉刺留下的痕迹，经年不变。“嗯，像刘翔的脸。”有人这么评价。
王社起对刘翔知之甚少。时年二十一岁的刘翔在雅典奥运会夺冠的比赛他并没有看。他已经记不得自己当时在哪个工地上打工，“都没时间看电视”。生于1956年的王社起说他二十一岁时已经当兵两年。
当兵时期的王社起，喜欢打篮球，位置是后卫，曾经做过几次场上队长，那是他几十年来唯一的“领导”职务。
当兵七年，王社起只回过一次家。“在部队上好，比在家要吃得好。”他说。他喜欢部队，他希望就这么一直在那里待下去，但他不得不服从部队安排，在1982年拿着部队发的六百块钱回到了河北农村。
回来之后不久，王社起就和同村的一位女孩结婚了。他们俩在七年前就已经订婚。等待的时间太长，以至于女孩以为王社起不要她了。他们俩只育有一个女儿，这在农村委实罕见。“生男生女，一个两个都一样。”王社起说。
王社起的女儿已有男朋友了，她的男朋友是本村人。这让王社起感到安心，同在一村，女儿即使嫁出去，他和老伴两人也不会缺人照顾。
在酒店里，王社起和贠房只同住一个房间。其他人都为他的忍耐力表示钦佩。从8月16日到20日，贠房只穿的是同一件衣服、同一条裤子、同一双袜子。
“当时就想着来看完刘翔的比赛就回去了，没想到住这么多天。”贠房只说。
贠房只从河南安阳县农村出门的时候，没忘带上两包五块钱的“红旗渠”牌香烟，“平时抽的是三块钱的，这次来北京，得抽好的烟，要不然你看看，在这酒店里，拿三块钱的烟请别人抽都不好意思。”
大家围在一个大桌子上吃早餐的时候，贠房只吃了三个煎鸡蛋、三条鱼、两碗粥和数张大饼。他并没有多夹桌子中间的凉拌蔬菜。在河南老家的早餐桌子上，只有青菜，没有肉。贠家一天三顿饭，只是中午那一顿饭有肉吃，因为“早上刚干完活，下午也要干活”。
当苏坚邀请贠房只到北京看奥运会刘翔比赛的时候，他马上就答应了。贠房只的老婆对他说，这有什么好看的？贠房只说，你懂啥？奥运会，当然要去看。
不过，除了从工友的口中听到“刘翔”这个名字，贠房只刚开始都不知道广告牌上那个巨大的年轻人就是刘翔。他并不识字，他给别人留电话号码的时候，某些数字的笔画是倒着写的。
贠房只脚臭，于庆祝当面拒绝和他同坐一辆出租车。“他坐上来我就下去。”这句有点刺耳的话在贠房只那里却毫无反应，于庆祝赶紧坐到了另一辆出租车上。
于庆祝来自黑龙江北安，他是某工厂的下岗职工。在奥林匹克公园工地的生活区里，他是一名保安，每个月的收入是八百元人民币。同时，他在工地上开了个小卖部卖东西。
“他抠门得很。”张彦群早就对于庆祝不满了。在北京打的的时候，张彦群刻意不跟于庆祝坐同一辆车。“他老想让我掏钱，这回看他自己掏不掏。”
于庆祝说他喜欢看报纸。早上，他路过报摊，拿起一份报纸，然后让贠房只掏了五毛钱。
嫌贠房只脚臭的于庆祝在坐下来的时候，喜欢脱掉鞋，把脚丫子搭到椅子上。
8月19日的下午，在看完蔡国强的艺术展之后，他就是这样搭着脚丫子坐在门口。门口停着好多车，离他最近的一辆是奥迪Q7。“看到了吗？这可是辆好车。”于庆祝对大伙儿说。
接下来的时间，于庆祝一直在展示自己对于各种汽车的“专业性”理解。他当保安的时候，最喜欢看停下来的车。这些天，他没少和名车合影。他希望自己什么时候也开辆车回黑龙江老家去，那被他认为是足够风光的事情。
“要开就开好车回去，至少得是辆丰田吧。”在过马路的时候，他指着一辆驶过的小型轿车说，“这么小的车，送给我都不要，开回去丢人。”
走到马路对面的时候，正好又有一辆很小的车停在路边。于庆祝瞟了一眼，说：“这种小车连个标志都没有，都不知道是什么车。”显然，于庆祝不认识眼前的这辆MINI Cooper。
刚到的那天，苏坚带着这四位去吃了一顿全聚德烤鸭，花了两千七百多块钱。但吃完之后，于庆祝不高兴了，他觉得自己并没有吃饱。回到住处，他又吃了一碗方便面才觉得肚子真的是饱了。
于庆祝如今在大连做些小生意，经常来往大连和北京之间。这次应苏坚邀请来北京之后，他找到苏坚，问：“我来北京火车上抽烟的钱能不能给报了？还有，记者打电话采访我，接电话得花钱，这钱是不是也报了？”
张彦群是看上去最不像农民工的人。他白白嫩嫩，腆着突出的肚子，挂着金项链，着装入时。他是这几位当中最年轻的，出生于1985年。张彦群的家在紧邻北京的河北涿州农村，坐一个小时公共汽车就到北京了。
虽然年纪小，但张彦群出门打工也有好些年了。他只读到小学五年级，还差一年就不读了，“小学都没毕业”。他觉得自己学习太差，不想再学了。
还在读小学的时候，他就是当地同龄人里的“大哥”，谁敢欺负他兄弟，他就率兄弟们收拾谁。遇到高年级的学生欺负自己兄弟，他也有办法。他会去买两包红塔山，塞给同样是高年级的学生，让高年级的学生收拾高年级的学生。
“我跟他们吃得不一样。”张彦群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放出光来。虽然他和另外三位同在奥林匹克公园的工地上，但他和老板关系亲近，吃饭是和老板一块吃的，三菜一汤，顿顿有肉吃，而其他工人是没有肉吃的。张彦群在工地上不用干什么体力活，他只要签收送来的材料就可以了。在奥林匹克公园工地上的那些日子，许多工人累得又黑又瘦，张彦群却胖了整整四十斤。
张彦群和其他三个人一样，都有一个苏坚送给他们的数码相机。另外，他这些天还挂着一个电视台记者借给他的摄像机，每到一处，他都灵活地使用手中的这些机器。他最喜欢做的一件事情是找漂亮的外国女孩合影。刚开始他还有点不知所措，但拍了几张之后，他已经驾轻就熟，尽管他一句英语也不会说。
苏坚选这些工人进行创作是有所考虑的，他认为“他们”应来自不同的年龄段，干的活有所不同。更进一步，他希望这些工人都比较朴实。
这个想法来源于他在2007年看到的一则消息。消息说，奥运会期间，大批建设奥运场馆的农民工会离开北京。
他于是有了画农民工，然后用卖画的钱请农民工到北京看奥运会的计划。
2007年8月，苏坚来到北京。他最初的计划是画建设“鸟巢”的农民工，由于受到限制，他通过一些关系，得以来到奥林匹克公园的工地上，画那里的农民工。
一共有五个民工被画上了编织袋材料做的画布上。“这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油画。”苏坚刻意用这样的材料挑战人们对这幅画的理解。
北京炙热的天气里，苏坚在工地现场画下了五个工人。
王社起是第一个被画的人。他在画布前站了一天。苏坚在工地上选中了王社起，然后让负责王社起的包工头跟他说明来意。王社起非常乐意地答应了。包工头告诉王社起，放心，这一天的工钱会算给你的。等到月底算工钱的时候，包工头没给他算这天的工钱。
于庆祝和王社起不一样，他一直惦记着怎么从苏坚那里讨一天的“误工费”。
苏坚在画画的时候，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这些画卖了钱后，就请他们去看奥运会。当时，所有人都把这当成了一句玩笑。
画画好了之后，苏坚对外宣布，希望能给画找到买家。他把这个活动当作一次行为艺术，表达他对社会的看法，“不断地让更多的人加入，看看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很快有买家通过中间人联系上苏坚，表示愿意花三万多块钱买下这幅用编织袋布画的油画。这位神秘人士至今未曾露面，苏坚都不知道是谁买了他的画。
拿到钱后的苏坚，开始准备买门票。他了解到买某保险公司的保险就可以获得一张奥运会门票。“这真是太好了，因为这几位工人并没有买任何保险，这样既给他们买了保险，又获得了门票。”
更出乎意料的是，这张门票是8月18日早上田径比赛的门票，按照赛程安排，刘翔将在那天早上出场，进行110米跨栏第一轮预赛。
此时，工人们已经离开奥林匹克公园，去往各地谋生计去了。苏坚联系上他们。这些工人没想到，苏坚当初的一句玩笑话竟然是真的。而且，他们每个人都获得了苏坚送给他们的数码相机。
所有人在第一时间都答应了此事。然而，没过多久，已经到江苏连云港打工的王红涛给苏坚发来短信：“苏老师，打扰你了，奥运会我不看了。我们在农村打工，温饱问题都没解决，何谈看奥运会？别给我打电话了，我会永远记住你的。”
所有人里最激动的是张彦群。“刘翔啊，多少人想亲眼看他比赛啊！”当他告诉自己的哥们儿他要到“鸟巢”去看比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真是太牛了，而他哥们儿的反应是——“你骗谁呢？”
张彦群不断地给苏坚打电话：“票买了没有啊？不要玩我啊。”
2008年8月18日临近，除了王红涛之外，画里另外的几个人都表示非常乐意去。他们商量好，8月16日在“鸟巢”前见面。
在去北京之前，几个工人都在各自的工地上打工。在河南安阳做泥水匠的贠房只去向老板请假。老板问为什么请假，贠房只说，去北京看奥运会。老板怒了：“你吹什么牛逼呢？”
贠房只坚持请假，老板最终答应他了，还提前支给他二百块工钱。他回到家中，又向老婆要了一百块钱。他揣着这三百块钱，进京了。
到了北京，贠房只那三百块钱几乎没怎么用，他只是花了十块钱，在前门附近，给侄孙买了一个会发光的电动陀螺。
在去看蔡国强艺术展的时候，百无聊赖的贠房只，将那个电动陀螺放在宽敞的大厅里旋转，发出了漂亮的光芒。他不知道展厅里那些插着箭的船、成群的狼是什么意思，而墙上照片里那些在北京城中轴线上空形成的火焰大脚印，他是认识的。“我在电视上看到过。”他说。
苏坚觉得蔡国强的这些东西也没什么，大家都是在玩艺术，自己可能玩得更有意思。
苏坚不是第一次引起大家关注了。
2003年7月，在广州美术馆内举行的一次关于“行为艺术”的讨论会上，苏坚突然走到讲台上大说脏话，并试图脱下自己的衣裤。他对大家声明，自己进行的就是一场“行为艺术”。
2007年3月，广州美术学院进行艺术专业考试期间，苏坚一身古装打扮，背着一块红牌，上面写着：“求求你们，别再这样考试了好吗？”他面前的红色条幅写着一首名为《咒考试》的诗，表达了他对现行艺术考试制度的不满。
苏坚把这些都归为“行为艺术”，他对现实持批判态度。
这一次，无疑是苏坚的“行为艺术”里影响最大的。8月18日，“他们”在北京所受到的关注达到了高潮。
苏坚和四个民工进入了“鸟巢”。他们举着一个牌子，希望能够和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合影。一位美联社的记者帮他们联系上了巴哈马的一位三级跳远运动员。这位巴哈马运动员与他们合影，然后在他们每个人的衣服上都签了名。
十一点过后，刘翔的身影在体育场通道口出现的时候，全场沸腾。他们跟着大家一起大声喊叫。
“怎么没看到你呢？”当这几位农民工在“鸟巢”里用手机给自己家里人打电话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这么问，电视画面有点儿让他们失望。贠房只的老婆在电话里给他出主意：“你就不能往前靠一点儿，靠前一点儿可能就看得见了。”最终，家人都没有在电视里看到他们。
四位工人看到刘翔跑了两步后停了下来，他走进通道，没有再出来。
现场的广播宣布刘翔退出比赛时，全场一下安静了下来，很多人马上就走了。
四位工人只是稍微失望了一下，然后高兴地走出了“鸟巢”。他们已经很满足了，至少获得了一位不知名的巴哈马三级跳远运动员的签名。
他们穿着签名的衣服走街串巷，直到第二天夜晚。
那天晚上，有人向苏坚提出，能不能买一件奥运T恤作为纪念。苏坚同意了。在王府井的一家奥运专卖店里，张彦群看上了一件印有福娃的T恤，其他人也都试穿了一下，但都过大。于庆祝说：“那边不是还有衣服吗？”那边是一家耐克专卖店。于庆祝看中的是一件三百多块钱的T恤。苏坚没有答应于庆祝的要求。
他们在王府井走了一圈，终于在另外一家奥运专卖店里买到了合适的衣服。出门之后，四个人一下就走散了，各走各的，他们似乎没意识到这是一个团体的活动。
回到宾馆，几天没换衣服的贠房只，这次有了可换的衣服，但他还是舍不得穿，他得留着。
8月20日中午，大家吃完饭之后，苏坚把四位工人这次的花销都算了一遍，把他们的账报了，这其中包括来时的车票钱、打的钱，还有接受记者采访的电话费，但不包括他们的烟钱。另外，根据远近不同，每个人都领到了回家的路费。
苏坚提议，大家在昨晚买的T恤上用油性笔留言。结果，除了苏坚，没有一个人愿意拿出自己那件九十八块钱的奥运纪念衫让人写上字。但他们乐意在苏坚的T恤上写。
于庆祝写的是：“为祖国加油。”
张彦群写的是：“感谢苏老师。”
王社起写的是：“苏老师，我会一生记者（着）你。”
贠房只不会写太多字，只写了自己的名字。
苏坚把衣服上原来印有的“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改成了“同一个世界，不同的梦想”。
写完之后，大家各自回家。
张彦群离家近，他在第二天回到河北涿州乡下。院子里，他的父亲张桂良正利用这没工可打的时间，装修自家的房子。他的母亲和姐姐在厨房里烙着大饼。
“这涿州市市长也没去看过刘翔比赛吧？”张桂良面露喜色。张彦群的房间正在装修。他说，房间装修好了，得把自己在“鸟巢”里拍的照片放大了，挂到墙上，让大家都看看，谁还敢说他吹牛逼。
吃完午饭，张桂良赶着他们家养的二十三只羊往坡地上走去。他走过村子里的泥路，看到许多人都站在门口，等着凑够人数，好在槐树下打“升级”，以此打发没有什么农活可干的下午。
伤心列车
奥运会结束后的9月24日，1291次列车停靠在台风“黑格比”扫过的广州秋雨中。列车计划在晚上八点二十八分从广州开往贵州遵义，此刻，它晚点了。
雨断断续续地下了一天，大批乘客滞留在拥挤的广州火车站里，这其中包括成准强。在“十一”长假到来之前，三十四岁的湖南青年成准强辞去了自己原来的工作。从中国政法大学毕业之后，他一直在广州工作。他是一位基督徒，此次遵义之行是去看望“弟兄姊妹”。
同样买了1291次车票的广西人王成江（化名）是要回广西柳州。看到火车晚点未开，他有些着急。他去退票口退票，但退票的人太多，他只好继续等待。“像是冥冥中注定要上这趟火车。”
在广州火车站匆忙的人群中，有四个贵州人也在等待。其中一位叫曹大和。
三十岁的曹大和来自遵义仁怀。在家乡的村子里，他有父母、哥哥和弟弟。他的妻子熊堂莲为他生下一女一男，年幼的小儿子还未断奶。
这个穷僻而多山的村子，三个弟兄只有三分地。这三分地上生长出的粮食尚不能满足家人一年的腹中之需。“一年快过去的时候，总还要买点粮食，才够自家吃。”曹大和的弟弟曹大军说。曹大军现在福建晋江打工。
家庭的贫困让曹大和只读到小学一年级就不再念书，学历最高的曹大军也未能读完初中。除了大哥一直留在家乡外，曹大和与曹大军都不是第一次出远门打工。
在曹大军眼中，二哥曹大和是勤劳而老实的乡下人。贵州家中房屋的修葺需要钱，曹大和想到了再次出门打工。于是，他坐了三十多个小时的火车，从贵州来到了广州。
曹大和的妻子熊堂莲回忆，曹大和到达广州之后还是好好的，因为他曾给家里打了个电话说，他到了。
事情很快出现了意想不到的状况。曹大和到广州的建筑工地上才打工一天，就开始时不时地大叫，甚至一个人乱跑到高速公路上。“他以前身体好好的，没出现这样的问题。”曹大军说。和曹大和同去广州的老乡联系了曹大和的家人，家人拜托老乡将他带回贵州。
1291次列车在晚点两个小时之后，从湿漉漉的轨道上开出。成准强、王成江、曹大和都坐进了6号车厢。车厢并没有坐满人，显得挺宽敞。王成江说，那天，车厢里大都是农民工模样的乘客。这是行驶缓慢的绿皮车，没有空调，窗户是可以打开的，“黑格比”台风带来的凉意让坐在车厢里的人并无太多憋闷之感。
火车开出不久，被夹在两个人中间的成准强就换了一个位置，从106号座位换到了103号座位。他旁边不远处，坐着曹大和与他的老乡。
成准强听到了较大的说话声。“也没在意，可能火车上总有一些人说话声比较大。”这些用贵州方言发出的喊声来自曹大和，他不时地站起来，说着一些含糊不清的话。
成准强觉得奇怪。他想，这也许就是以前从报纸上看到过的报道——有的人在坐火车时会出现癫狂的状况。
曹大和只是在自己的座位上站起来喊几声，并未走出去，也没有要破坏东西的意思。“他要是乱砸东西的话，我早就到其他车厢去了。”王成江说。
坐在附近的成准强，凑近看护着曹大和的老乡：“他会不会打人？”曹大和的老乡说：“不会。”
曹大和还是不时地站起来，有的乘客不耐烦地说，把他捆起来算了。
坐在6号车厢里的王成江，最听不惯对人用“捆”这个字。“对一样东西可以说‘捆’，但对人就不能说‘捆’，不要随便把一个人捆起来。”
王成江在广州打工多年，他看见过多种多样的“捆”。
几年前，从外地来广州打工的王成江，曾因为没有暂住证而被收容。他和一群人插了一个星期的塑料花，吃着只漂着几片菜叶的汤水。“跟猪吃的差不多。”他的朋友找到一些关系，花了六百八十块钱把他赎了出来。在彼时的广州，没有暂住证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一个叫孙志刚的湖北青年曾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
列车继续前行。有乘客做出异常举动的消息，传到了乘警那里。
“他们来到之后大概一分钟吧，就决定把曹大和捆起来。”成准强说。
捆绑曹大和的工具是黄色的胶带。正如曹大军所说，自己的哥哥是一个老实的农民。成准强亲眼看到，当列车长要捆曹大和的时候，曹大和身体挺直，双臂下垂并拢，配合列车长捆自己。这一次捆得并不是很紧，只是在胸前和胳膊处简单地缠了三圈。
“如果他真是极度疯狂的人，这样几条胶带怎么能捆得住他呢？”成准强反问。
胶带的简单缠绕显然没有阻止曹大和的叫声，反而在加剧这样的叫声。
列车长第二次走来的时候，觉得捆得不够结实，转头再去拿来胶布，又给缠了几圈，这一次，胶带缠绕的部位包括曹大和的手腕和脚踝。成准强对此提出了抗议，但列车长并没有把他的抗议放在眼里。
曹大和没有太多活动的余地，整个身子躺到了火车的座位上，叫声更厉害，持续的时间也更长。
成准强离开自己的座位，坐到了曹大和的对面，看能不能帮助他。
被捆得紧紧的曹大和在不停地挣扎，身上不断地在冒汗。成准强不时地给他擦汗，还给他喂了橘子。他一直和曹大和说着话，希望曹大和能安静下来，这样，列车长就可以早点去掉他身上的胶带。“好好睡一觉，明天就好了。”成准强对曹大和说。
曹大和一直在向成准强哀求。成准强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但他知道，曹大和希望自己身上的胶带能被解开。成准强想再次去找列车长，但他发现，此时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了。
曹大和就这么躺在6号车厢的椅子上，间歇性的呼喊或强或弱地回荡在车厢中。成准强坐在曹大和的对面，一整夜都如此，他只是打了一些短暂的瞌睡。
夜里，王成江被尿憋醒，上厕所的时候，经过他们的身旁，看到了哀号的曹大和与一直守在旁边的成准强。“刚开始还以为成准强和他是老乡，后来知道不是，我挺佩服他（成准强）。”
晚上，细雨从1291次列车窗外飘进来。躺在座位上的曹大和头靠车窗，雨点打在了他的脸上，成准强看到了，为他拭去雨水，关上车窗。火车逐渐离开广东，台风在减弱，夜色越发浓重。
9月25日上午七点，日光照进车窗，成准强无法再忍受一个活生生的人被继续捆绑的事实。
他到餐车找到乘警和乘务员，希望他们能将曹大和身上的胶带去掉。乘警问成准强是不是他的亲人，成准强说不是。乘警说，“那你管这么多干吗”。
成准强说，除去胶布不会对其他人造成什么危害，因为曹大和不具有攻击性。乘警和乘务员显然不同意他的说法，他们认为对曹大和的捆绑是必要的。
再次无功而返。成准强从餐车出来之后，有些疲惫地回到了自己最初的座位上。他在等着列车长。
九点多钟，列车长再次出现了。他来到曹大和面前，发现好几条胶带已经卷成了一条，松松垮垮的。于是，他再次转身，不久便又拿来了胶带。
成准强看到拿来胶带的列车长，站了出来，说：“已经捆了一个晚上，无论如何不能再捆了。”
列车长马上又重复了一番他的理论：“他跳车怎么办？伤人怎么办？出了事你该承担什么责任？”
成准强觉得很奇怪：“出了事情怎么要我负责任？”他反问，“如果捆他出了事情怎么办？”
列车长已经很不耐烦了，他对着曹大和以及他的几个老乡说：“好了好了，你们下一站就下车。”成准强看到这样的情况，担心曹大和与他的老乡真的被赶下车，他从列车长面前走开，用他的话说，是“选择了可耻的沉默”。
在雨后清晨的列车中，列车长决定来一次更为结实的捆绑。这一次，他将曹大和的上身用胶带绑了起来。此时，曹大和的上衣已经松开，部分胶带直接贴到了肉上。
车厢里的许多乘客都在围观列车长是怎样把曹大和捆绑成一只“粽子”的。这个过程中，有乘客看不过眼，说“绑得太紧了”，列车长马上“教训”这位乘客：“你是坐着不知道腰疼。”
成准强在回忆这幕情景时觉得，这种粽子式的捆绑是致命的。他掉下眼泪，那是令他难过的情景。
在列车长完成他的“粽子”之作后十分钟，成准强看到曹大和伸出座位外边的脚不断地抽搐。曹大和的脸色已经转为苍白，冒着虚汗。
成准强再次跑进了餐车。列车长正和众多乘务员一起吃饭。他对列车长说，这回可能真的要出事了。
列车长看到又是这个年轻人，不耐烦地对他说，出了事，他负责。成准强听罢，便指着列车长说：“好，你负责，那我一定会作证！”
成准强回到车厢，找乘客要了小刀，割开曹大和身上的胶布，他不想再管列车长怎么说了。之前他认为，捆绑不是列车长的权力，而割开胶带也并不是自己的权力。
胶带从曹大和身上清除了，但他的舌头开始变色，眼睛里的光逐渐消失。成准强摸了摸曹大和的脉搏和心跳，已经摸不到了。他大声在曹大和的耳朵旁边喊着：“兄弟，不能死啊！兄弟，回来啊！”
列车长来了，这次，他听了成准强的话，通过广播找医生。
有一个自称是医生的人过来了，摸了摸曹大和的脉搏说“没事”。成准强感到吃惊，问那个医生：“你是哪个科的？”那个医生说：“骨科。”
之后，另一位女医生也来了，摸了摸脉搏，说已经没希望了。成准强没停下来，他还在按压曹大和的心脏，给曹大和做人工呼吸。
“只要再坚持一点点，事情也许就会不一样。如果我的勇敢再早半个小时，事情也会不一样。”成准强说他好恨，不是恨某个人，而是恨曹大和已死——这一无法挽回的事实。
火车在广西来宾火车站停了下来，救护车等在了那里。已经开始僵硬的曹大和被送下火车，医生证实了他的死亡。
成准强跟了下去，没有上火车，他留了下来。从那一刻起，就像他向列车长说的那样，他一定会作证。此后，他一直在跟这件事情，包括在来宾等来曹大和的家属，并帮助他们应对这场突然而至的悲剧，毕竟他是学法律的。
他去了一趟曹大和的老家，看到了曹家家徒四壁的情形。
他决定为曹大和打官司。他来到北京，去见了他众多学法律的同学，讨论这件事情。北京的礼拜天，像以往一样，他去了教堂。“我清楚地看到自己的罪过和麻木，我的内心有亏欠。这不是善举，是自己内心的救赎。”
在9月25日的那个中午，火车在广西来宾停留的时间比以往要长。目击整件事情的王成江悲伤地坐在火车上继续前行，下一站是柳州，那里，就是他的家了。而曹大和的回家路已经中止。火车上，曹大和所躺座位前的小桌上，不知是谁燃上了三支香烟，白色的烟丝在打开的车窗前随风飘散。
四季的死生
2008年快要结时，我须要给杂志写一篇回忆这一年的文章。想起2008年到来的时候，1月的广州是那么的寒冷彻骨，我晚上坐在屋里写稿，需要一瓶二锅头来取暖。某天午夜一点钟，我站在广州火车站的边上，不是采访，只是看着某种悲苦的情绪漫过无边的人头。那是巨大而密集的人的气息，让人心生恐惧。上大学的时候，过年回家，在途中转火车，我目睹过发疯一样的赶车人从一个女老乡的脑袋上踩了过去。她始终是站着的，人怎么能一下就走到她的脑袋上去了呢？
2008年12月12日的黄昏，我再次来到北川，坐在被泥石流冲到河滩的一截枯木上，能感到无尽的悲伤在这座空城之上升起。在北川上空升起的还有巨大的圆月。我在5月的北川见过那样的月亮，冰凉而阴郁，像许多北川人内心的某个地方。
家住北川县城的唐首才在地震中失去了妻子和女儿。从唐首才在绵阳临时的“家”走出来后，我对摄影记者大食说，我看到唐首才女儿在桃花丛中的照片时，想起了几个月前在越南采访认识的那位叫张清黄诗的女孩。在西贡的艳阳下，她绽放着笑颜站在麒麟花丛中，大食在给她拍照，我和她男朋友在一旁安静地看着。北川和西贡花丛中的两个女孩，都是即将毕业的大学生，她们都和自己的男朋友对于未来世界怀抱美丽想象。不同的是，西贡的麒麟花仍在热带的季风中生长，而北川的桃花停留在了照片上。
四季的风烟尘土中，有人去，有人来。
初夏，我在四川的山道上收到一位同学在家乡去世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个去世的同学，他们在人世间的光阴化为记忆留在过去。初秋，回广州开会的时候，在我去北京前还跟我喝了很多工夫茶的姑公，已经成为墙上一张大大的黑白照片。姑公是画画的。十几年前，年少的我趴在老家的窗台上，看着他给三太公画遗像。如今，画遗像的人也成为遗像上的人。
秋夜，我的高中同桌给我发来短信，他在晚上十点成为父亲。入冬，我的初中哥们儿在电话里详细说着他给刚出生的儿子取名字的经过。冬天，一位小学同窗在校友录里留言，她在德国生下了第二个小孩，她今年过年不回国了，叔叔阿姨们可以省下双份的钱。还有那个我在绵阳中心医院里见到的生于5月13日的女孩，在大半年中，她成功地躲过了地震、泥石流、三鹿奶粉……生命如此不易，一个孩子的生长，得躲过几难几劫？
2008年就这么过去了，大地上将继续着永不停歇的生生死死、死死生生，如同北川废墟上生长的蒲公英，随风而去，随风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