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妈从台湾旅游回来
李娟
自从我妈从台湾旅游回来，可嫌弃我们大陆了，一会儿嫌乌鲁木齐太吵，一会儿嫌红墩乡太脏。整天一幅“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下去”的模样。抱怨完毕，换了衣服，立刻投入清理牛圈打扫鸡粪的劳动中，毫不含糊。
之后，足足有半年的时间，无论和谁聊天，她老人家总能在第三句或第四句话上成功地把话题引向台湾。
如果对方说：某店的某道菜不错。
她立刻说：嗨！台湾的什么什么那才叫好吃呢！
接下来，从台湾小吃说到环岛七日游。
对方：好久没下雨了。
她：台湾天天下雨！
接下来，从台湾的雨说到环岛七日游。
对方：这两天感冒了。
她：我也不舒服，从台湾回来，累得躺了好几天。
接下来，环岛七日游。
问题是她整天生活在红墩乡三大队这样的地方，整天打交道的都是本分的农民，人家一辈子顶多去过乌鲁木齐。你却和他谈台湾，你什么意思？
好在对方是本分的农民，碰到我妈这号人，也只是纯朴地艳羡着。无论听多少遍，都像第一次听似的惊奇。
事情的起因是一场同学会。同学会果然没什么好事。毕业四十年，大家见了面，叙了情谊，照例开始攀比。我妈回来后情绪低落。说所有同学里就数她最显老，头发白得最凶。显老也罢了，大家说话时还插不进嘴。那些老家伙们，一开口就是新马泰，港澳台，最次也能聊到九寨沟。就她什么地方也没去过，亏她头发还最白。
她一回来就买了染发剂，但还是安抚不了什么。我便找旅行社的朋友，帮她报了个台湾环岛游的老年团。
总之事情就是这样的：去年年底初冬的某一天，我妈拎了只编织袋穿了双新鞋去了一趟台湾。这是她老人家这辈子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旅行。几乎成为她整个人生的转折点。
回来后，第一件事是掏出一枝香奈儿口红扔给我。轻描淡写道：“才两百多块钱，便宜吧？国内起码三四百。”——在此之前，她老人家出门在外渴得半死也舍不得掏钱买瓶矿泉水，非要忍着回家喝开水。
那是最后的购物环节，大家都在免税店血拼，我妈站在一边等着，不明所以状。有个老太太就说了：“你傻啊你？这多便宜啊，在国内买，贵死你！”
可在我妈看来那些东西也不便宜，一个钱包八千块。一支眉笔五六百。（后来我听了直纳闷，我明明给我妈报的是老年团啊？又不是二奶团，都消费些什么跟什么……）
还有的老太太则从另外角度怂恿：“钱嘛，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咱都这把年纪了，再不花还等什么时候？”
我妈是有尊严的人。最后实在架不住了，只好也扎进人堆，挑选了半天，买了支口红。
这么一小坨东西，说它贵嘛，毕竟两百多块钱，还能掏得起。说它便宜吧，毕竟只有一小坨。于是，脸面和腰包都护住了。我妈还是很有策略的。
除此之外，她还在台湾各景区的小摊小贩处买了一堆罕见的旅行纪念品。幸好带的编织袋够大。但是不久后，我在阿勒泰各大商场、超市分别看到了同样的东西。价格也差不多。
在台湾，她第一次近距离接触大海，感到忧心忡忡。
她说：“太危险了，也不修个护栏啥的。你不知道那浪有多大！水往后退的时候，跑不及的人肯定得给卷走！会游泳？游个屁，那么深，咋游！”
她还喜滋滋地说：“我趁他们都不注意的时候，偷偷尝了一下海水，果然是咸的！”
又说：“海边的风那个大啊，风里支个小棚，人人都进去吃东西，一拨人吃的时候，另一拨人旁边等着。太厉害了！”
我：“这有啥厉害的，不就在海边吃个东西嘛。”
她：“我是说，老板的生意厉害！”
之前她看了朱天衣的《我的山居动物同伴们》一书。无限神往。
她说：“每到一个有山的地方，我就使劲地看啊，使劲地找啊，特别想找到那一家人，去打个招呼。好多山上都有她说的那种沥青路，细细的，弯弯曲曲伸到林子里。我猜肯定就在路尽头。我还和前后左右的老头儿老太太都说了这家人的事。”
最后说：“给我在台湾买个房子吧？”
另外被她反复提及的还有司机的一条小狗。她说一路上小狗一直跟着，司机开车时就卧在他脚下。到地方了，司机就抱它下去解手。一解完就赶紧往车上跳。
她特别提到有一次车下一只野猫引起了狗的注意，它在车门边虚张声势地冲猫大喊大叫，猫理都不理它。司机抱起狗下车放到猫旁边。刚松手，狗嗖的一声就窜回了车上。
我不知道这件事有什么特别的。她起码说了五遍。
她说：“要是带上我赛虎（我家小狗，十一岁半）一起去就好了。我赛虎从没去过台湾。”
我问：“导游好不好？”
她说：“好！就是辛苦得很。一路上每个人都要照顾到。”
我：“司机好不好？”
她：“司机也辛苦，特准时，从来没让我们等过。”
我：“临别你给了多少小费？”
她：“给屁，我可没钱。”
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说：“别人都给了，都给得多，不缺我这份。”
又说：“别人塞钱的时候，我就装没看到。”
我估计就算给人家小费，人家也未必肯要。我把在冬牧场用过的那个缠满透明胶带、漆面剥落的卡片相机转赠给她了。她去台湾后，到处请人使用这个相机帮她拍照。况且拎的还是只编织袋。
我问：“台湾的东西真有那么好吃？”
她怒道：“别提了，去了七天，拉了三天肚子！”
又说：“那些水果奇形怪状，真想尝尝啊，又不敢。一吃就拉！”
又说：“满桌子菜色漂亮得很，什么都有，可惜全是甜的，吃得犯恶心。”
又说：“后来饿得头晕眼花。特想家里的萝卜干。幸亏同行的老太太带了一瓶剁椒酱——她们出门可有经验了。她把剁椒酱帮我拌在米饭里，这才吃得下去。”
最后说：“拉了三天啊，腿都软了，连导游都害怕了。担心出事，都想安排我提前回去。”
我说：“听起来很惨啊。都病那样了，还玩屁啊。”
她说：“病归病，玩归玩。总的来说，还是很不错！”
去之前，我倒是没考虑过闹肚子这个问题。唯一担心的是她晚上睡不好觉，她长年神经衰弱。
我问：“和谁一个房间？她打不打呼噜？吵不吵你？”
她害羞地说：“她不打呼，倒是我打呼……把她吵得一连几天都没睡好。只好白天在大巴车上睡。”
我惊道：“那人家不烦死你了！”
她：“我拼命地道歉，还帮她拿行李，她就不生气了。还安慰我，还帮我打听治打呼的药。”
飞机从台北飞乌鲁木齐，六七个小时。下飞机时，她几乎和满飞机的人都交上了朋友，互留了电话。
大家都是出门旅行的，所参的团各不相同，免不了比较一番：你们住的酒店怎样？你们伙食开得如何？你们引导购物多吗？……踊跃吐槽，很快将各大旅行社分出了三六九等。丝毫不考虑旁边各旅行社的领队感受如何。
接下来又开始分享各自的旅行经验：出门带什么衣物穿什么鞋，到哪哪儿少不了蚊子油，哪哪儿小偷多，哪哪儿温泉好……我妈暗记在心。回来以后，向我提了诸多要求：买泳衣、买双肩背包（终于发现编织袋有点不对了）、买遮阳帽、买某某牌的化妆品、去北欧四国……
北欧四国……就算了吧，毕竟出钱的是我。我劝道：“那些地方主要看人文景观，你素质低，去了也搞（尸求）不懂。还是去海南岛吧。”
看来人生的第一次旅行不能太高端，否则会惯坏的。
她开始研究我的世界地图。
一会惊呼一声：“埃及这么远！我还以为挨着新疆呢！”
一会儿又惊呼：“原来澳大利亚不在美国！”
最后令她产生浓厚兴趣的是印度南面的一小片斑点：“这些麻子点点是啥？”
我说：“那是马尔代夫。”又顺手用手机搜出了几张图片给她看。（多事！）
她啧啧赞叹了五分钟，掏出随身小本，把马尔代夫四个字庄重地抄了下来。
我立刻知道坏事了。
当天她一回到红墩乡，就给我旅行社的朋友打电话，要预约马尔代夫的团。
我的朋友感到为难，说：“阿姨，马尔代夫好是好，但那里主要搞休闲旅行，恐怕没有什么丰富的观光活动。不如去巴黎吧，我们这边刚好有个欧洲特价团。”
我妈认真地说：“不行，我女儿说了，我的素质低，去那种地方会丢人现眼的。”
以前吧，我家的鸡下的蛋全都攒着，我妈每次进城都捎给我的朋友们。如今大家再也享受不了这样的福利了。我妈开始赶集，鸡蛋卖出的钱分文不动，全放在一只纸盒子里，存作旅游基金。
但赶集是辛苦的事，我只好在朋友圈里帮着吆喝：请买我妈的鸡蛋吧，请支持我妈的旅游事业吧。
大家纷纷踊跃订购。我妈一看生意这么好，很快又引进了十只小母鸡。估计到今年初夏，日产量能达到十五到二十个蛋。
我们这里土鸡蛋售价为一元五一个，算下来月收入至少七百元。一年下来八千多。我家的奶牛基本上一年半产一头小牛犊，五个月大的小母牛售价四五千，小犍牛可卖三四千。李娟再给补贴一点——好嘛，一年远游一次，什么北欧四国马尔代夫，统统不在话下。
另外，她老人家作为半道开闪的兵团职工，前两年刚刚把手续又办回了兵团，为此交了一大笔费用。但是从今年开始正式领退休金了，每个月一千多。农村生活花不了什么钱，省着点用，到年底存个万儿八千不成问题。于是乎，一年内游两次，什么秦皇岛峨眉山，也不在话下。
总之，台湾之行是我妈一生的转折点。令她几乎抵达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之前她拍照时总是抿着嘴，板着脸，丝毫不笑，冒充知识分子。如今完全放开了，一面对镜头，笑得嘴角都岔到后脑勺了。还学会了无敌剪刀手和卖萌包子脸。
不但染了头发，还穿起了花衣服。
我建议：“妈，穿花衣服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当你穿花衣服的时候能不能别穿花裤子？或者穿花裤子的时候别穿花衣服？”
她不屑一顾：“你没见人家台湾人，男的都比我花！”
在台湾，她还学会了四种丝巾的系法，回家后一一示范给我。
她说：“当时大家在上厕所。厕所门口就是卖丝巾的摊子，只要买他的丝巾，他就教你怎么系。”
“你买了？”
“没买。”
她很自豪：“我记性真好，只教了一遍就全记住了！”
我心想：“要是教了好几遍还学不会，还不买人家的丝巾——好意思吗？”
她一边扯着丝巾在镜子前扭来扭去，一边感慨：“这是去台湾最大的收获！”
我哼道：“好嘛，花了我八千块学费，就学了个这！”
突然有一天，我妈认真地说：“从此以后，我要放下一切事情，抓紧时间旅游！”
我以为她彻悟了什么：“什么情况？”
她说：“听说六十六岁以后再跟团，费用就涨了。”
选自新浪博客2014年3月2日
评鉴与感悟
读李娟的文章，不经意间就被打动了。她对经眼的事物，总是满怀好奇。这篇也不例外。看起来，只是写母亲出国前后状态的对比，其实却有两种文化的冲撞。最特别的，她没有简单的抒情，更无俗滥的批判，她写得兴趣盎然，读来也是意犹未尽，欲罢不能。
满语课
格致
被叙述的满语课
2013年10月24日，我又一次进入乌拉街满族镇采访。我采访的对象是乌拉街镇的行政领导，采访内容是镇领导对镇内文物古迹进行保护的所作所为。关于乌拉街小学开设满语课一事我原是不知道的，它是镇领导就文物保护的叙述中忽然掉落的一个句子。显然，镇领导并未把这一事情作为他们的工作成绩做详尽解说，他似乎是一时说跑了题，然后立即回到了叙述的正轨——乌拉古城复原内城护城河的话题上来。他陷入对护城河、吊桥、箭垛的描述里不能自拔。一座古朴的明朝满族部落城堡被他用汉语快速建设了起来。但我跟着他的叙述进入满语课这条岔道后，我没能跟着他回去。他从满语课这条杂草丛生的小路折回复建明古城的大道时，我在这里停了下来，有点挪不动步了。满语如同我一直寻找的一只濒临灭绝的珍稀动物，当满语华丽的斑纹在枝叶间一闪而逝之后，我站在那里已经惊呆了。而镇领导醉心描述的复原明古城的愿景，已经在我的远处，成为背景。我的心里，在同一时间，只能容纳一件事儿，我一直是顾此失彼的。他接下来的叙述就是离我越来越远的叙述了。从礼节上我不便打断他，我站在那条岔道上耐心地等待他说完。
“我想去小学看看？”我在他讲完后提出继续走这条岔道。
“行啊。我给校长打电话。学校离这里很近。”吴书记对我的采访一直是全力支持的。
小学校离镇政府很近，近到只隔一个街道。五分钟我就到了学校。但镇领导的电话还是比我走得快，我到校门口的时候，已经有负责特色教育的闫主任在那里等候了。
因为去小学是我的一个临时行动，离午休不到二十分钟了。
我向闫主任询问满语课的事，她说满语课是2011年开的，但只有一位满语老师。满语课不列入各级升学考试内，因此满语教学是一个特色教育，也处在尝试阶段。而且一个老师不能做到每个班都开课。闫主任说他们学校还编了一套满族文化历史教材，但并未向我出示这套教材，当我提出要看一看教材时，说现在学校只有一套。我想教材应该学生手里都有，被大量复印的才对。只有一套那么这怎么教呢？闫主任从桌子上拿起一本东北师大出的满语一年级教材递给我，说这个你可以拿去。我如获至宝。
我问那个满语老师的名字时，闫主任说出了胡彦春这个很平常的名字。
我没有提出马上见胡彦春，这事太突然，我得平静平静。这个坡太陡，我得慢慢的才行。我寻找多年的满语竟然是以这样令人振奋的姿态出现。她不仅存在，而且在教授。这等于我一直寻找的神兽，不但存在，而且已经被圈养了起来。我向前移动一下脚步就可以看见她的全貌，甚至可以伸手触摸。满语在我心里是消亡了的语言，她已经死去了，我一直想看见她的遗骸，多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寻找满文》，我多方寻找未果，最后在一个偶然的电视节目里，看到了满文字。当满文字以特有的竖体出现在电视屏幕上时，我是那么激动。现在，我忽然获知满语有人能够说出、能够书写和认读，我的反应就是后退，然后小心翼翼地靠近。
母亲在乌拉街学的是日语
从母亲的叙述得知，母亲少年就读于乌拉街民国小学。此前她在乡下还读过私塾。民国小学是新学，已经有了数学课、体育课、美术课等私塾没有的课程。语文已经是白话文了。但是母亲会忽然对我们说一句日语：比如，深腮偶哈腰狗撒一玛斯……母亲当成哄我们玩的一种办法对我们说日语的时候，我正读小学。我的课程表里只有语文、数学、体育、美术。老师只有两个人。既教语文又教数学，还教美术。这两位老师里如果有男老师，那么他就要教体育。我们的课程相当单调。在东北腹地的一所村小里，这样就是很好的了。但是我的母亲她竟然会说外国话，我感到她上学的学校与我的学校很不同。
母亲说后来学校里来了日本校长。学生要唱日本国歌。日语也是日本校长上任后开设的。我从乌拉后府后人赵清兰的回忆录《忆后府》中得知，这所建在娘娘庙旁的小学，是他的父亲赵海珠创建的：“民国初年，父亲于旧街娘娘庙旁，开学堂并任校长。”——《忆后府》。看来母亲就读在这所学校的时候，赵青兰的父亲已经卸任。母亲赶上了日本人掌握乌拉街行政权力的时候。
母亲没有说过满语。在乌拉街这座满族古城里读书的我母亲，课程表里没有满语。她成年后，想逗她的孩子玩时，说的是日语。如果她说满语，我们一样会睁大惊奇的眼睛——满语对于我们也是外语。而作为一个满族人，对于满语这种“外语”，我是不知道她的存在的。在我们的生活环境、社会环境里，几乎没有满语的一丝痕迹。她被迅速扫除，干干净净完全彻底。几乎所有的满族后裔，不知有满语的存在，更不知满语是通行近三百年的官方用语。我成年后，有了一点民族的意识，我想看一看满文的样子。当我产生看一看满文的样子时，正是20世纪90年代。90年代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研究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就是那个年代的民间总结。文化是被全民忽视的，尤其像满语这种边缘文化，就更是边缘的边缘，甚至踪迹皆无。我写过一篇文章《寻找满文》，我为寻找满文做了一些努力，但是我没有找到。后来有一天的午夜，我失眠看央视，正碰到播故宫的一个纪录片。在屏幕上，我突然看见了满文。我竟然是那么激动。我迅速记录下纪录片中一位懂满语的专家的名字，我想日后有机会去见他。通过这个纪录片，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满语还存在着。在新疆伊犁，锡伯族人还在使用满语。这让我很安慰。我记下伊犁这个名字。并筹划去伊犁亲耳倾听满语作为日常用语，像清风和空气一样在我的身边流动。我当时的感觉就像寻找失散多年的亲人，终于有了消息，虽然不能马上相见，但得知亲人在一个遥远的地方存在着、活着。
这么多年，满语是我心中的一个节，它一直在那里，已经休眠了。我没想到我会突然遇到满语，并这么近地与她见面。
“那只是对外宣传”
三天后，我又一次进入乌拉街镇采访，这次我没有和镇领导打招呼。人家都很忙，再说我只是要拍一些照片，重点是明古城墙遗迹。中午的时候，被乌拉本地的一位朋友撞上，我们就到满族火锅店吃饭。朋友找了好几位朋友陪我。我一边吃火锅一边打听我想知道的事情。其中就有：“小学的满语课还在开吗？”我这么问是因为我感到这件事难度太大了，我有点怀疑这个行政级别为乡镇的单位无力做这件抢救古文字的大事。这些朋友中有一位在教育界，他说，没有。那只是对外宣传。我立刻相信了这位朋友的话，加上那天去小学疑点很多，而且我也没有见到胡彦春这个人。而闫主任从始至终对我说话非常谨慎似有防范。我感到她很谨慎也有一点紧张。感觉她说的满语课和满族游戏珍珠球进入体育课都是他们课程表上的一个名词而已。我甚至不好说出要见胡彦春。我担心满语课和胡彦春都来自叙述。
满语是已经消亡了的语言。已经没有任何的语言环境。懂满语的老人已经基本没有了。剩下一两个专家是从字典硬学来的。这就是满语的现实。开满语课谈何容易。满语课仅仅是课程表上的一个名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我悲观了起来。
我的满语课笔记
我应该把满语课忘掉。但回家好几天了，我还在想这件事情。我想摆脱这种焦虑，于是给闫主任打电话，我想证实他们学校的满语课是假的，如朋友说的是对外宣传。我这么做恰恰证明我是怀着一丝希望的。我和闫主任提出采访胡彦春。我想如果他们没有胡彦春，那么一切不言自明。最关键的是这位满语教师存在不存在。满语教师存在，满语课就会存在。
谁知闫主任说那你给他打电话吧。于是我拿到了胡彦春的电话号码。我竟然那么快就拿到了胡彦春的电话号码！那么这个人是存在的了？那么神秘的满语课也应该是存在的了！
这一切已经接近真实的了。
胡彦春是位男老师，说话的背景很嘈杂，应该恰处在下课那十分钟。我说：“胡老师，现在说话方便吗？”
他说：“那你得快说，我一会儿有课。”他对于我这种突然的电话，耐心很少，但礼貌还是够的。
我立刻问：“满语课吗？”
他说：“是啊。”
我说：“您下午还有满语课吗？”
他说有两节。我问了时间，我可以赶上他下午的第二节课。
“我听一节满语课行吗？”
“行啊。”
“我现在从吉林出发，能赶上您第二节课。”
听课的事就这么说定了。放下电话我还有些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么多年困难重重的一件事，就这么到了眼前了吗？这一切都太突然了，让我回不过神来。虽然我已经平静了好几天，现在面对我还是感到心没能平静下来。我的心一遇到满语，就特别不容易平静下来。
这一切都是真的吗？我想，等我进了课堂，一切都真相大白。我是教师出身，虚假的课，临时准备的课，我是能听出来的。
我匆忙去单位食堂吃午饭，然后赶到客运站，顺利坐上还有一分钟就要启动的开往乌拉街镇的中巴车。我看了一下手表，12点20分。胡彦春的满语课第一节是12点45上，到1点20分下课，第二节是1点30分上课。这个车要运行一小时。我1点20分能到镇里，走五分钟到学校，课前还有五分钟时间。车顺利地在规定时间到了目的地，我在还有五分钟上课的时候赶到学校，在闫主任的介绍下，见到胡彦春老师。
下面是我上胡老师满语课的笔记
时间：2013年11月4日下午1点30分
地点：乌拉街镇中心小学（母亲就读的乌拉国民小学已经迁到了这里）
课程：满语语文
教师：胡彦春
班级：6年1班
胡彦春老师一看就是满族人。也许很难说出满族人在容貌上的特征，但我一眼就能看出来。我能从其他满族人身上找到与我的父亲兄弟一样的痕迹。多年前我第一次见到《民族文学》副主编李霄明时，感到他既像我弟弟又像我堂哥。眼前的胡老师又是既像我弟弟又像我堂哥。
在闫主任办公室，她很忧虑地说，明年胡老师就退休了，满语课没人能教了。那么胡老师应该是个慈祥的老头了。但眼前的胡老师完全是一个中年人的状态。想想我身边的满族人和家人族人，都是很抗老的。我哥哥五十岁的时候，状态还像小伙子。我妈说，你爸死时一根白发都没有，牙齿是雪白的。那年我爸已经五十一周岁。
这节课胡老师讲第一字头bi（这是拉丁语）。第一字头满族字我在这里写不上来。它的形状接近于上面一个圆圈，里面一竖，下面是汉语的万字去掉上面那横。第一字头上节课已经学过了，这节课是讲第一字头处在字中、字尾、字头时的变体。
第一字头变体中的下面一撇是往左拐的。胡老师说，以前我们学的字都向右拐，今天向左拐，这是为什么呢？他把笔停在那里，看看学生说不上来为什么今天向左拐，就自问自答地说，因为今天有人来听课啊。就有一些小脸扭过来看我——这个竟然能使下边那一撇向左拐的人。我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我发觉胡老师很幽默。我想那节课学生差不多都能记住那个字的下面一笔是向左拐的。如果有记不准的会在眼前浮现我坐在那里的样子。而我与满语的第一字头下面一笔向左拐已经被胡老师连接上了。我已经成了胡老师手里的教具。没想到我坐在那里对于帮助四十多个孩子记住满语的第一字头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第一字头处在字中时，圆圈里的那一竖上面是出头的。在帮助学生记住这一点时，胡老师发现我已经没有什么利用价值，就说“加天线”。
当所有的变体教完，胡老师就要求学生写出句子。到这里我才明白。满语的一个字那么长，其实那不是一个字，而是一个词语甚至是一个句子。有个学生在黑板上写“寻求”这个词时，上中下的结构不是很匀称。胡老师说，写对了。但上身长下身短，这人不是馋就是懒。
这种上身长下身短的样子也不是所有学生都能写出来，胡老师说：“把你那神奇的小本子打开。”胡老师把学生上满语课的笔记本叫作“神奇的小本子”。我发现学生没有教科书，一切都靠上课记笔记。
到这，我知道胡老师的课真的已经上了好久了。学生都翻开了笔记本。接下来胡老师又让学生写出“没有效果”这句话。这句话也是由字头字中字尾竖着叠成一个字的样子。这是和汉语完全不同的语言。汉语是一个字一个字横着组合成一句话，而满语是把一句话像挂东西一样挂在一根木棍上。
胡老师说：“中间一根棍，两边都是刺。加上圈和点，就是满族字。”胡老师下来看了看学生写的句子，说：“有的同学写那个棍太弯曲了，这就不对了。我们满族人都是抬头挺胸的，满族人的民族精神就像满族字一样，中间有一根笔直的精神。”
最后他教大家写：“我是乌拉街镇这个地方的人。”
临下课的时候，胡老师拿出手机也许是其他录音设备，他给学生播放一支满语歌曲。
歌曲是宋继忠老师唱的。我听着像蒙古歌曲。我听着很感动。歌曲是悠扬的、缓慢的、舒展的。
这时走廊里有先下课的学生，嘈杂从半开的门涌进来。胡老师快速把门关上，神秘地说：“咱不让别人听。”他抓住一切情节来让满语课生动有趣。一副认真哄小孩的样子。加上他的语气和神态，这节课我都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从开始上课一直到临近下课，胡老师总是兴致勃勃地不断说出可笑的话。他使一门考大学不考、考中学也不考的课程赢得了学生的喜爱。可是，也许距离下课就剩一分钟了，胡老师突然生气了。
在听那支胡老师不知从哪里录到的满语歌曲时，一个小男孩一直在笑。我坐在后面，我看到的是学生的后背和后脑勺，那是什么样的笑我看不到。但一直风度翩翩、幽默有趣的胡老师忽然就被那小孩的笑惹急眼了。
“你笑什么？满族歌曲很可笑吗？”
这是整个一节课，胡老师唯一脸上没有笑容说出的一句话。
我想胡老师是太过敏了。一涉及民族语言，他就过敏了。而这过敏反应一定是有因由的。
选自《乌喇紫线》，时代文艺出版社2014年版
评鉴与感悟
格致的散文朴素，大气，她铺排文字的能力，让人眼前一亮。这篇采访性的文章，更是喜怒不形于色。但还是能通过她内省式的笔触，看出了她的立场，她的担忧。她写出了世界同步化过程中，满语的处境。她敏锐地观察到了快速发展对我们文化的影响。
草原上的农民
冯秋子
草原上，前十几年，搂地毛的农民有很多。
地毛和发菜，是同一件事。内蒙古当地人，管生长在内蒙古中北部特定区域的一种稀有植物叫地毛；别的省市区的人们，还有书面语，称它是发菜，源源不断运往南方的装地毛的塑料袋上也标注“发菜”的字样。
专业术语这样解释“地毛”或“发菜”：旱生蓝藻类低等植物。
地毛或发菜，营养价值高，味道鲜美，口感柔软、滑溜，是野生食用藻类植物。每一百克干发菜，内含蛋白质约二十克，约是鸡蛋的一点六倍，是牛肉的一点三倍，牛奶的七倍左右。它含有比较多的钙、磷等矿物元素及微量元素铁、锰、锌、铜、钴等，并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丰富的碘、海胆酮、蓝藻素以及蓝藻叶黄素。中医认为，发菜性寒味甘，有利尿、化痰止咳、清热解毒、顺肠理肺和滋补健身的功效。常吃发菜，对于医治高血压、佝偻病、营养不良、慢性气管炎、内热结痰、甲状腺肿大和妇科病症多有助益。此外，发菜因与“发财”谐音，在南方的广东、港澳等地备受追捧，人们喜食发菜，以图日子适润、吉祥，生意兴旺、隆盛，发财致富、长升不衰。而且又能在形象上、形式上低调、谦和与质朴，如发菜那样自然而然地生存不殆。这一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强烈诉求，使发菜的需求量陡增，以至美国和一些西欧国家也对发菜产生了浓厚兴趣。发菜成了国际市场上的一匹黑色骏马，一路狂奔。内蒙古的汉族老乡路人皆说：一吨发菜实打实可以兑换“十五辆汽车”。
我按内蒙古当地人的说法，叫它地毛。
这种金贵东西，柔软而有刚性，铺展在内蒙古的荒野上，经风历雨，似乎很粗糙地生长着，实际是百般挑剔生长的地方。它多长在砂岩沉积物和风积物造就的红土裸地里，海拔一千至二千八百米高处，而且须是干旱、半干旱的一部分荒漠草原和荒漠地带，具有典型的大陆干旱性的气候条件。
地毛紧贴住潮湿的草滩和沙地生长，速度极其缓慢，天然产量非常低。在内蒙古草原，凡有地毛分布的区域，植被以旱生或真旱生多年生草本植物为主，草势低矮、稀疏，降水稀少，干燥度高，昼夜温差大，四季刀刻一般分明。内蒙古中北部地区，合乎地毛生长的基本条件，为适宜地毛求生之地。
地毛无根、无叶、无茎，呈黑色，油光发亮，形如人发，丝网一般缠绕在其他植物的茎基或枯枝落叶等死地被植物的上面，是干旱、半干旱草原特有的一种混生苔草。
千百年来，地毛匍匐在北方的草地上，与北方的芸芸众生一起，聆听草地的声息，追随自然的召唤，动静自如，从容地顺应着上天，款留着行走于草地的灵敏的动物群落，与他们达成了休戚与共的默契。
地毛若是遭遇搬家，便是在土地被动物狂暴地践踏之后，或是在其他外力的作用下——比如风，它的身体发生断裂，脱离土地，被风搬运到别处，被动迁徙他乡，重新分布。地毛搬迁至何处，由风决定，风是地毛进行再分布，或者扩大分布范围的主要动力因素之一。如果没有天灾人祸的侵扰，草原上百草均衡生长，地毛能够随风而动，逐年扩大其分布的范围。
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持续二三十年时间，规模庞大的集团军式的农民，开进草地搜刮地毛，成为另一种使地毛搬家的前所未有的强大动因。不同的是，风搬运地毛，是使地毛重新分布，自然进入“扩大再生产”的循环规律。被风带走的、断了骨节儿的地毛，一旦找到适宜的地方，便脚踏实地，坠落土地而后再生。人搬运地毛，是做彻底的分割，使地毛及与之相伴生的杂草与土地割裂，阻断了地毛的生长可能，彻底消灭了、或者说剥夺了地毛这一草本植物的自然资源，并在同一时间，由此同一行为，对地毛赖以生存的土地造成根本性毁坏，直接导致北方草原的生态环境严重失衡、失序，并最终呈现无序的状态。
搂地毛，算不算一个自发的系统工程？有进入第一线搂的，有走村串户收购的，有固定地点加工、出售的，有不断上升的客户需求消费……
采访搂地毛的农民的过程，我一直被他们处于底线的生存境况所困扰。贫穷与落后的现实，是那些参与或间接参与搂地毛的农民及他们的家庭深陷的沟壑，也使我的脚步沉重如铅，迈不出、绕不开这一残酷的壁垒。北方地区的农民，因贫穷、落后，日常生活、精神渴求和想望，受到自然条件和人文因素的严重制约。基本的生存、发展问题，长期困顿不前，当某一天，不得不去寻找个人的出路，他们会做何选择？真实情况摆在人们的眼跟前。
我想，贫穷和落后是不是万恶之源？贫穷和落后是否使沙漠化的进程加深了、加剧了？
我们不妨在这一思路里做些盘桓。
21世纪初启的两年，我跟踪采访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后改为市）商都县一个乡的农民，对他们大规模开进草地搂地毛的行动和事件做社会调查。亲眼所见，土地日益沙漠化的现实是怎样地严酷和惨烈，由此造成的草地退化的形势又是怎样日益紧迫，似乎再没有消极、迟缓和拖延的余地。这样的现实情景，对人们有限的生存空间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和挑战。处于这样的生存现实，好像无从谈及对美好生活的念想或者梦想，来不及构造一个人的精神生活，来不及发挥个人潜在的创造性，来不及舒缓而放松地做个甜美的、风和日丽的梦。因为在大规模沙漠化的趋势逼近下，人们节节后退。商都县农民郭四清的家乡，也有一大半土地沙化，没成家的年轻人已经走光，有家口的中年人纷纷举家迁移，能多远就多远，逃离开祖祖辈辈生长于斯、埋葬于斯的村庄。辽阔的内蒙古草原，常年经受风沙的侵袭，到处可见被掀出的脊梁骨。那些日见增多的沙丘，条条缕缕，割破了草原，形似一道道伤痕，在许许多多个昏黄的日子，不能自已地呜鸣。
为了生活，为了有所收益，甚至获取暴利，人们选择了对地毛下手。
地毛是人的希望。地毛成为人们吃苦耐劳的理由。
风是为了什么而起呢？风由小而大，由大而无法无天，以至疯狂扫荡，打破常规、恣意妄为。
但是对地毛来说，风无论如何只是辅助性动因。真正的主因是人，人才是决定地毛生死存亡的根本性因素。人所处的决断的地位和形势，在人的生存条件、生存意欲和文明要求相互间不甚和谐时，他们的所作所为，常常表现出不加掩饰的、赤裸裸的欲望和急功近利的野蛮粗暴形态。人对地球的无序开发，便是明证。这股邪性力量侵扰、裹挟着草原，日益地把草原推向了没落和毁灭的边缘。其他的，比如风，会因人而改变习性，改变它们对地球的态度和姿势。这一点，不是那个叫郭四清的农民做或不做搂地毛的事情，就能够改变的。
我只是被郭四清打动，想看见个人的真实世界。想看见20世纪末、21世纪初，风沙下的某个人生存的理由和方式。想知道进到草原的农民，跟草地的深重关系曾经有过什么样的格局，是怎样建立、又怎样呈现的。
我想从客观的、人的角度进去，见识和思量一些真实存在的东西，如果走出来的时候，还能保持客观的、人的形状，再好不过，我希望。
回内蒙古，我想找一个人。就是郭四清。
介绍我找郭四清的人，是跟我这么介绍郭四清的：
“我给你说不上个甚，也不能说个甚。你看看那个二不愣去哇，看他给不给你说。那是个人物。”
我问他，你说的“人物”，是什么意思。
他说，敢说敢做，没怕的，打起架来不要命，外号叫个二不愣。
在内蒙古汉族居住区域，很多男性被称作“二不愣”。这是一个广泛的，对不怕死、不惜命的男子的称谓，就像我们旗，喊叫有点莽撞的男子和女子为“愣道尔吉”一样，是没有恶意、但有浩浩荡荡之感的一种称号或者标识。所以“二不愣”特别多，如我们旗的“愣道尔吉”特别多一个道理。
2001年5月3日，我在乌兰察布盟所辖的商都县一个村庄，问询到郭四清的家。郭四清的两间土坯房子，堵着窗帘，上着锁，久无人烟的冷僻样子。院里靠墙的地方，滋长了几根孤零零的灰灰菜。从叶片片到根茎，挂牵着零敲碎打的、灰白色的蜘蛛网络。
隔一堵院墙，就是郭四清的父母家。郭家老人居住一堂一屋两间低矮的泥土房。外间贴墙那里，堆聚了七七八八的杂物和农具，几口黑瓷大缸上架着木板，木板上摞着大大小小的纸箱，黑暗阴凉。里间屋住人，一盘大炕上铺了两块接不住缝儿的烂炕席。炕头那里坐着一位棱角分明的老汉，他相貌温和，正抽吸着烟袋锅。看起来比老汉苍老不下十岁的妇女，是郭四清的母亲，她正窝在灶坑那里，费力地呼嗒风箱，在烧一锅开水。
郭老汉说，二小子郭四清外出打工两年多了，人不在本村。
他反过手，从炕席底下抽出一张从田字格作业本上撕下来的纸。
是郭四清留给父母的下落地点？
郭老汉说，是郭四清的地点。
他说，字写得丑，你甭见笑。你看一下，知道个大概方向。
我跨上腿，坐在后炕沿上，跟郭家二老聊起家常。
是郭老汉三小子的儿子，小家伙去了一趟郭四清那儿，老汉指拨他，这回逛了城市，长短得写个作文。小东西不给写作文，一回回推脱，老汉不饶过“小的儿”写了这么一行字交给郭老汉顶作文。
郭老汉说：“找郭四清，你得去白音察干。”
郭四清的母亲硬让我喝一碗水再动身。她说，不喝水不能行。哪有不喝一碗水就动身这种道理。
抄下这个没有街道、门牌，只有“汽车站东刘二铁匠房后过马路再往东一拐左面大院里小南房”的联络地址，喝下一大瓷碗郭四清的母亲为我搅拌均匀的白糖水，我驱车赶往乌兰察布盟察哈尔右翼后旗的旗所在地白音察干。费了些周折，到太阳快要落下去时，找到了那个“小南房”。
郭四清不在家。
他妻子说，郭四清还在外头劳动。我提出，去郭四清劳动的现场看一看。她说我的车进不去那条沟。一定要去，她领我，走路去看郭四清劳动的“沟底”。她说，说不定走到半路能碰上。
出城不久，遇见郭四清了。
郭四清开动一辆农用小四轮，从距离白音察干七八里、洪水冲刷出的一条沟里，正往旗里行驶。车厢装满沙子，上面插着一把大铁锨。小股细沙不时地从铁皮车厢边缘的缝隙流泻到马路上。
这位男子穿戴简陋，像庄稼地里插的木头人，套衣裹裳，是长一截里儿、短一截面儿，搭挂起来看，没有一件衣裳的年头不长。他身上，隐隐地留存着过去的印记，不仅仅层层叠叠、零零落落的衣裳是过去年代的，人的神志，也有跟过去纠扯不清的既简单虚浮又复杂深远的东西。
风一吹，男子的衣裤掀向后边，跟他一心一意想往前方开拔自己、开拔那台小四轮机器，反着方向。声音也是两种，农用小四轮的突突声，和兜风的衣裤奋力的抖擞声，在空旷的道路上呼呼啦啦地呱嗒。而他高大的身躯和衣裳一样，也在风中颠簸，描画着另外一些形状和模样。
我注意到，郭四清是黄眼珠，高鼻梁，高眼眶骨，还有一对大耳朵。大约他的家族有北方哪个少数民族的遗血。在这里，不到一定的熟悉程度，不便问询这个问题。但我和他年龄相差无几，不似对老年人，不可以造次；加之我是内蒙古人，他不介意我怎样想。我想的是，他是汉族人。
郭四清说：我们就是汉人。
郭四清给一个建筑工地拉沙子。
我随郭四清的妻子，跳上他的小四轮，两条腿旋即被车斗子里的细沙裹住、埋死。
虽然已进深秋，包工头还没有给郭四清结算今年大半年的工钱。他托亲戚跟包工头斡旋，包工头最后同意预支他的柴油费，将来，这部分钱从工钱里扣除，至于工钱何时结算，包工头说“年底看啦”。我问郭四清，今年这半年多时间，使用柴油，一共花费了多少钱？他说半年多天气已经花销了两千多块。别的生活开销有多少？他说不吃个什么，就是水电和烧的煤炭这些费钱。亲戚他们帮了不少。面哩，从老家带出来，肉啦菜啦，亲戚给一些，一年再买个一回两回，就可以了（后来，郭四清跟他妻子劳花多次对我说起，郭四清的亲戚经常接济他们吃的用的，现在家里头使唤的零七碎八用具，也是从亲戚家拿过来的。孩子们在城里上学，是亲戚的二女子托人办理的。这辆小四轮，是亲戚家的孩子们七凑八凑“帮衬”买下来的，等他们将来有了钱再慢慢还上）。
小四轮在土路上颠达，老有要翻倒的惊险时刻出现。我不敢和郭四清多说话，怕有风他听不清，分散注意力，路面发生危险情况时看不着，真的把车翻倒。
与郭四清交谈几次以后，我发现，他的记忆力严重受损。一般情况下，问一句答一句，话少，用的词语也少。问他那次出去遇见什么事情，比如天灾人祸？他说“没有”。遇见没遇见大雪？他说：“有了。”前后矛盾，而且错着位的时候也比较多。于是我们常就一个问题反复交谈，有时候能理清思路，有时候怎样努力也是枉然。但是很快，也许歇息了一晚以后，他又重新回到模糊状况。
不过，偶尔，郭四清也会沿着单一线条走进回忆。那时候，他显得和缓、安静，脸上分布着笑容。他慢慢地在自己的思路上行走，把一件事情讲述得比较清楚。接触时间长了，我把握到一点规律，每当讲到当初身心困顿、深陷麻烦的时候，他的意识就会混乱，两眼散失光亮，整个儿人看起来离心别意，神不守舍。那种情况下和他说话，他只用一两个词，算作一句话，然后坐成一个墩儿，干不刺咧地待着，谈话很难往下进行。
郭四清确实是个少言寡语的人。他讲，以往，他打的架比说的话多。自从一架打断人家鼻梁骨，赔了一只老母鸡，他送过去；赔了二百六十块钱，他父母一搭儿送到人家里，一回、一回让人家父母亲数落，又听自己的父母亲数落了个够，他觉得“啥事情嘛，这是个，真没意思”，于是就不想再打架。不过打架已经打出了名，远近村子的人们，习惯上还是怕他说不对付就会上手。的确有过，他是用手和脚“说话”。那时，郭四清好说：不行？不行咱们打得看，高低上下，打个结果出来。他总能把别人打到对他表示服帖为止。
郭四清谈论起打架的话题，语调干净、利落，显出北方常见的横、狠的“淘气英雄”的本色。
他笑说，一搭儿去搂地毛的人，轻易不招惹他。一说，人家二不愣咋的、咋的……没人敢欺负他。
那一天，对打架的话题叙谈了很久。
隔天再聊，是什么季节出发，去了什么地方，怎么样一个过程，他说：“哎呀，想不起来了。”
我说，你再遇到着急上火的事，会不会动手打架？
他说，不。不愿意打架。现在脾气没了。
有几次，我和他妻子劳花聊天，劳花告诉我，头天晚上郭四清接受完我的采访，回去以后不睡，又和她讲了好多那些年月的事。劳花对我说了她能记住的一部分。但等我再和郭四清面对面交谈时，郭四清说：“哎呀，没个甚哇，想不起来了。”仅仅隔了一天，他就想不起来了，又跟原先一样，问一句答一句，而且常常答非所问。为了采访能够继续下去，我改变了一点方式，先和郭四清的妻子劳花聊，再和郭四清聊。带着从劳花那儿听到的点点滴滴，摘要处理以后，请郭四清回忆，从他讲述的事情里面再做追究。采访虽然断断续续的，总算得以进行。我相信，他不是因为顾忌什么而有所保留，是确实记不住那些过往的事情了。
劳花告诉我，郭四清的头痛病、腰痛病就是那些年月落下了病根。他一年四季喊叫头疼、腰疼、腿关节痛。睡在热炕头，感觉稍微舒服一些，但不解决根本问题。随着年龄增长，疼痛越发严重起来。如果有一点着凉，情形就会变得更糟。郭四清的肠胃也损坏了，见到小孩拉屎，他肚里的东西就往上翻，没完没了呕吐。还有记性不好，也是那些年给生生地吓出来的。原来不是这样，那时候在村里，郭四清学习功课正经比他哥哥强。他哥哥郭子义是他们家唯一的高中毕业生。郭子义受的苦少，所以能上完高中；郭四清上到高一，就不去学校了，他去了草地。一趟又一趟进去草地，落下病根，好身体没有了，好记性没有了……
劳花说：“真个是患得患失。唉，哪个多、哪个少？人穷没法办，穷人没办法。”
2001年10月2日，内蒙古察哈尔草原，降温，下雪。
时隔五个月，我又回到内蒙古。
晚上八点多，如约去见农民工郭四清。郭四清收工不久，刚吃罢晚饭。一个大一点儿的女孩和一个小一点儿的男孩正趴住炕沿写家庭作业。灶台根儿，一只低矮的烧火板凳上，坐着郭四清的妻子劳花。她从烧火板凳上站起，过意不去地笑一笑，说：“你们坐哪里呀？”郭四清在一旁搓手，很不好意思，跟着笑。没地方坐，也不便打扰小孩子写作业，我和郭四清出去，坐在院子里随手捡起的砖头上说话。以后又有几次，是去路旁的小吃店，或者去他的亲戚家，聊过去的日子，郭四清记忆中进草原搂地毛的事情。
随后几天的采访也在傍晚进行，在郭四清收工以后，就是郭四清说的“认灯”以后——郭四清管天黑了，电灯亮了，叫作“认灯”。他说，过去点煤油灯，叫惯“认灯”了，现在还是“认灯”“认灯”的。其实电灯跟人没啥亲近的关系，不像煤油灯，得“认”它，“认”了它才能亮。“认，不是去点一下灯这么一个动作上的事，不全是。”他努力地捕捉“认灯”的含义或者含量。他们家的煤油灯，是他哥哥用完的墨水瓶做的，再往前，是他爹用完的墨水瓶做的，再往前，是个铜油壶……他们家用过的煤油灯多了，他能记住的是这三种灯壶壶。灯台是那把铜的、高的，郭四清父亲小时候就用这把灯台。
我想象，很早、很早以前，煤油灯亮起，郭四清一家人守着墨水瓶做成的煤油灯，由高高的铜质墩座、向上的铜柄杆儿、小孩巴掌心大的铜头托儿，架起的那盏黑暗中的灯。大大小小人们的脸面上，定是清明而寂静的。那时，全家人操劳完，闲下手，坐在煤油灯周围，有一句没一句说着话，眼睛盯住煤油灯，一齐聚集在那儿，灯明心亮的地方。看不够，想不够。日久天长，把煤油灯看进脑子里头，看进心里头，在心里头的心里头，就是灵魂里头，认住了它、认下了它，互相谁也跑不脱，谁也不想真的去跑脱，使煤油灯成了他们摘除不开的一部分，他们成了煤油灯那个曾经的好东西的见证人。
像饥饿的经历，在中国人心里形成根深蒂固的记忆一样？
聊到天完全黑，大约二十二点以后，不能再占郭四清的时间了，于是采访停止。郭四清该回家歇息，攒够力气第二天赶清早出工。等郭四清回家的劳花和孩子们也该歇息了。
郭四清，1964年出生，祖籍山西省天镇县，能数上来的一代又一代老辈人都是读书、教书的。祖父为躲避日本人在1937年9月12日起连续三天对天镇屠城，从天镇城的血海死尸里钻出来，逃亡到“口外”，定居内蒙古乌兰察布盟商都县——今乌兰察布市商都县。郭四清的父亲知书达理，在村里享有很高名望。母亲是山西省阳高县人，因为战乱和穷困，随整个村庄移民口外。母亲兄弟姐妹四个，都在这个村庄里扎了根，因而郭四清的兄弟姊妹拥有众多的表兄弟、表姊妹，走不出十步就能碰到一个。父亲这一脉，相比照，显得微弱单薄一些。郭四清行二，出生时，正有“四清”工作队进村，母亲抓拿住“四清”这个新词汇再没松手，她执意为襁褓中的男孩命名了“四清”。她说，这个家族到了他们这一支才开始多子，读书人家人轻命薄，如果继续听从丈夫，起那些没用的名字，他们家以后指望不上兴旺发达……郭四清的母亲遂夺取了子女的命名权。她的丈夫吭哧半天保留住他们的长子，即郭四清前面的老大，沿用他起的名字“子义”——郭子义；从老二开始，改路数了，掀起夺天统地的变革，便有了叫作“四清”“文革”“进联”的男孩，和叫作“改变”“丽缎”的女孩……郭四清说，其实，他们家结束世代单传，生下一大堆娃娃们，是听了风水先生的指点，把郭四清爷爷的坟自山西老家天镇县移葬到内蒙古商都县，一处背靠青山、面临麦田和羊肠大道的山坡上。但是，郭四清母亲认为，是她为孩子们搜寻出来的好名字，起了实际作用。
郭四清从1981年、十七岁上，与同村、邻近村庄的农民结伴，开始搂地毛。此后十七八年间，每年的早春、深秋、初冬大季，野草枯萎，墨绿色的地毛（发菜）显露出来的时节，他们开进戈壁荒原，把搂地毛这件事当成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职业，然后又进一步，把搂地毛当作“一头犟牛也拉不回来”的执着事业。
在深草地里，他们用特制的钢丝耙子边找边扒，把地毛，连同草叶、茅根一起“抓拿”回来。每一次向北行进、开往草地，随行二三百人，有时候三四百人，分乘两三辆、三四辆、四五辆不等的解放牌大卡车。平均一年进入草地十七八次。以郭四清不算太长、也不算太短这样一位个体行为人的经历，他搂地毛的时间长达“十七八年”（郭四清计算了好几次，都告诉我这个数字）。从少年、青年、单身汉，搂到结婚、生子，搂到两个孩子上了学。郭四清和媳妇劳花一致认为，两个孩子，是靠他们卖地毛养大的。
按郭四清讲的，二十亩草地可以净搂一市斤地毛的比例计算，他去一趟草地，平均搂到五斤地毛（郭四清说七八斤、十来斤也有过。这里暂作低估），郭四清一人共搂十七年（他讲是十七八年，姑且按十七年计），一年平均去十五趟（他讲是十七八趟，有时一年去二十来趟，但早先有过一年去五六趟、七八趟的记录），保守估算，青年农民郭四清一人，大约耙搂了二万五千五百多亩草地。而这一支二三百人、三四百人的队伍，那些年耙搂了多少亩草地呢？如果按二百人计算，每年、每人进草地十五次，一次搂五斤，约耙搂、毁损草地五百一十万亩；如果是三百人的队伍，约毁损草地七百六十五万亩；如果是四百人的队伍，约毁损草地一千〇二十万亩。这是一些较为保守的数字，取了真实存在的最低计算值。
进入新时期以后的二三十年中，在郭四清居住的村庄以外，又有多少支像郭四清他们这样搂地毛、也即搂发菜的队伍呢？加上别的盟——现在改盟制为市，别的省，此类情势甚为突出的比如宁夏，每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无固定收入的二十万人马，进入内蒙古地界采集地毛。这些结集自宁夏四面八方的队伍，多年来实施地毯式扒搂、扫荡的草地又是多少呢？
20世纪90年代中“发菜”烘热时期，仅在宁夏同心县，发菜交易量每年达到三百至四百吨，交易额在六千至八千万元人民币。1998年中央政府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后，国家明令禁止野生发菜的采集和交易，宁夏同心县发菜交易市场——这个中国唯一的发菜集散地被取缔了。在国家取消贸易、禁止采购的高压政策发布以后，发菜的交易似乎消失了，但是在流通领域里，黑市交易依然存在，而且方式更加灵活多样。仍以宁夏的同心县为例，过去红火一时的发菜集市贸易表面上看是被取缔了，但是在隐蔽中，收购和销售发菜的交易从未停止。2003年，采集发菜又掀起新一轮高潮。
郭四清居住的村庄和相邻的四五个村庄，集结去到北部草原搂地毛的二三百人、三四百人，均是青年和中年人，即使年长一点的、不超过五十岁。他们每年都去，每家都有人去，而且去过的人，回回再去的时候不落下，除非发生了极为特殊的情况，这次去不成，下回也一定相跟上向北开进的队伍。所以，称搂地毛是轰轰烈烈的事业，是因为有全套应衬它的事实。
人，就是这些个人。但是这些个人，只面向一种东西，就是草原上的地毛。
郭四清家兄弟四人，只有老四和郭四清的父亲没有从事过搂地毛这种事业。父亲没去搂地毛，是因患有严重的陈年腰腿疼病，没法去。在他有力气的年月，尚未时兴走这样一条发财致富的路径。老四没去是因为年幼，他的三个兄长都去，也就把小的饶过了。郭四清是郭家去草地次数最多的愣小子，因为郭四清“急活”（灵活）、肯下力，耐得了苦寒。
一年中，出行的次数，视天气和人的状况而定。郭四清讲，有时一年能去二十来次，有时一年去十五六次。头一二年去五六趟、七八趟，那是因为不能适应草地的生活，吃不下苦，以后就没有过这种情况了。这种因吃不下苦而放弃生路、放弃发财的机会，对一个男人来说，不是一个好记录。郭四清向我解释，男人们都是把力气使出去，没啥意外的话不会停下。
“停下算咋回事嘛？‘停下’这种改变生活的营生，不算好事哇。不说别的，单就面皮上，挂不住，让人笑话死了。”
每次在草地坚持待十天左右。十天，是一个极限。不到万不得已，不超过十天。一过十天，天不作乱，人自己就出问题了。抵抗不住没明没夜的生活，身体脱水、发烧的，打哆嗦、说胡话的，过敏、溃疡、烂胳膊烂腿的，饿死、胀死的，精神突然崩溃发了疯的，被草原站和牧民抓住以后打伤的，落下腰腿疼起不来的，饿得没东西填塞肚子昏死过去的……每回去，每回有意外情况出现。赶上谁，谁都跑不了。不是一个人两个人遇到的麻烦，像饥饿，北上搂地毛的人几乎都面临这个问题，饿得一步走不动。走不动，就回不了家。回不了家，你说，什么结局？
郭四清帮着埋过好几个老乡，都埋在草原上了。返家以后，通知死者家属，搭帮结伙去做了记号的那片草地，挖出临时掩埋的死者，运回旧土故乡，重新安葬。
谁家死下人，谁家的人哭塌天。
在郭四清的记忆里，最长的一次，他们在草地耽搁了十四天。
一般情况下，郭四清他们这支队伍，是向西北，去乌兰察布盟四子王旗的乌兰锡勒，还去正西北方向的西苏旗、东苏旗（即西乌珠穆沁旗、东乌珠穆沁旗。两个苏旗原归属乌兰察布盟，十几前划归锡林郭勒盟）。郭四清和他的老乡，跨上解放牌大卡车，超高、超载，被运输进深草地。
乘车的众人，一起出资，雇佣这些敞篷车辆。一个人来回一趟交七十块、八十块或者更多，车费随地毛的价格涨落。地毛贵，来回乘坐一趟就花得多，最贵的一次，每一个搭乘的老乡出资一百八十块。上路以前，把来回的车钱一并地提早交给司机。这个司机名叫张秉忠，专做包租车生意。他熟悉草地的地理、气候、牧民、草情，就像熟悉他喜欢的女人。张秉忠话不多，动作小，说合个啥事情比较痛快，一般人赶不上他那股劲。无论什么事，张秉忠都知道，迎风的西坡上生长的地毛多，除了原生的，还有随风吹落过来再生的；背风的东坡上地毛稀少，或者根本不长地毛。哪块草地有地毛，哪块草地是干板，他开着车，远远儿瞅一眼，就能知道。至于草地里头更深的学问，他的精通程度，经常让人惊奇得回不过神来。大多数事吧，他一讲，总能八九不离十。张秉忠的能耐，四邻八乡，尽人皆知。“他顶一个向导”。
出发前，郭四清他们跟张秉忠讲好，哪天返回，张秉忠到约定的时间，准时赶到草地去接人。接了人，连夜南下，长途跋涉运送人们返家。之后，张秉忠再去别的草地接送别的一些村子集合起来的搂地毛的队伍。来来回回，不分白明黑夜，一年里不知道要跑多少趟。比起郭四清他们，司机张秉忠更忙、更累，责任更大，当然挣的钱也更多。张秉忠是远近村庄里最富有的人。他家养的汽车，由早先的一辆，发展到两辆，又由两辆发展到后来的三辆。在郭四清眼里，张秉忠算是汽车专业运输大户，是个厉害的人。
张秉忠的车队赶到远天远地的草原，和郭四清他们一干人碰面。若是在太阳高照时，在外十余天，担惊受怕、苦寒难耐的人们，迎见张秉忠的车队以后，还需要拿出耐心，车队和搂地毛的人们，分散隐蔽起来，继续等待一个合适的上路时机。为了安全，人们相互之间保持着高度的默契。
寒冷时节，天黑得早，张秉忠会把车先藏到低凹处隐蔽起来，等到天傍黑、下午四点钟左右，把车开到几里以外、人们聚合的地点。每个人都装进敞篷车厢了，张秉忠把几辆大车快速检视一遍，超载的大车得到指令：走狗日的哇。他们狂奔疾走一黑夜，第二天早上八九点钟、太阳初步升起时，能赶到家。天气暖和以后，白天长、黑夜短，上路既不能早，也不能晚，赶天擦黑的时候动身，也得到晚上九十点钟了。
而白天“万万不敢冒险走动”。白天很容易碰到牧民，或者是草原站的人。
万一真的碰到了，牧民或者草原站的人骑马、开车追赶他们，“硬是往下拦截我们，到手的地毛就全被没收了”。功亏一篑，万万使不得。来的时候，他们带着十几天里吃用的东西，返回的时候，全部的家当就剩一点地毛了。来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集体潜伏进来；回的时候，是偷偷摸摸地全线逃跑，仅只为了“这些些儿地毛”。
进草地的时候，郭四清他们，每人攥握一把钢丝大耙。齐刷刷的、银光闪闪的大耙子，由百十几根钢丝钳木扎成，头朝上，树立在男人们的身跟前、头顶上。跟一把古老的战器一般样子，或者它就是一面钢丝盾牌，高高地矗立在解放牌大卡车的车厢上空，在风驰电掣的前进中，发出咝咝啦啦的含蓄乐音，有时擦出短促、尖锐的和声。乍一看，威严肃穆，有给掌控它们的男子汉提气壮胆那么一点意思。其实是没别的放处、没别的放法，耙子竖立于身跟前，耙头伸到清凉的高空，由各自的主人控制着，不歪、不倒、不碰到他人。再者，耙子贴身直立，占据的空间少，在严重超载的卡车上，这是最简捷的办法。卡车的目标大，车上的人，和他们手里的耙子，把什么都告诉别人了。也就是说，这样的解放牌大卡车，和这样一车、一车脸色表情单纯执着的人，没有什么能够把守住的秘密。
而一旦结束此行的搂扒重任，手里的耙子就成了第一没用的东西。耙子的个头高得超过人，它的重量大，目标自然也大，带着耙子回家，没有任何可能。敞篷车厢里没有耙子落脚的地方，一条细丝丝缝也没给耙子剩留，这是一；二呢，不能允许高大威猛、招摇过市的耙子把人和大车暴露无遗。但是从内心说，谁也舍不得丢弃自己的劳动工具，何况他们亲手制造了它，尽着力往好了做，花在它身上的钱每一分都得来不易。可怜的耙子，倒霉的伙计，让人心生疼痛的宝贝圪蛋子。唉，这是“耙子的命”。再好一个东西，它短命，没得办法。用完了，就跟人生离死别，惨落风沙雨雪中，或者惨落敌手。
告别耙子，容易，也不容易。但是，没有犹疑，每个人做了他们能够做的。和牢牢拖曳的、装地毛的编织袋相比，和作为人的他们相比，耙子是唯一能被丢弃的东西。
他们动手做出耙子。每个准备出远门、进草地的人，都精心地编制一把得心应手、质量尚佳的钢丝大耙子。这需要投入一些财力、物力和人力，对生活艰辛的他们，出力不在话下，生往出拽钱，有点难度。但为了将有的收获，耗费在耙子上的那些花销，没有一户人家、一个出行者为之犹豫。老人们肯说，“是不是个好皮匠，还得看有没有一个好抓杖（工具）”。绝对是，必需的。耙子不得劲，就是睁眼瞎，白跟着时间瞎颠达哩。没有一把好耙子，搂地毛的动力就攒不齐。用郭四清的话说，跟别人吃的是一样的苦，你耙子不行，搂不下甚东西，耙子底下不出营生，命都快搭上了，苦得不值。
郭四清他们手里的耙子，已经更新换代好几次了。一开始做的是小耙子，头部有一尺宽。后来小耙子不适应了，换成大耙子，头部有一米大，齐刷刷的，人人都做了这种大耙子。现在他们手里拿的是第三茬，头部更大了，在草里一铺展开，下一耙子顶一耙子。但耙头过大，搂的时候颠头拈肚，稳定性欠缺，人们琢磨出，在耙头上绑压一个重物，于是布袋子成了每个远行者的必备物件。他们的女人或者母亲，在他们出行前已为他们缝制好一个结实的布袋。在草地里，动耙子前，各自往布袋里装二十来斤土，人拉着耙子往前走，有扎得紧紧的、有分量的布袋压在耙头上起到稳定的作用，如此，耙子就能下得深，凡耙子到过之处，地毛基本上没跑漏的，连给地毛提供倚伴浮生的其他杂类草，也跟随地毛、跟随这个钢木结构的巨型多齿排钗，被“摧枯拉朽”了，剥离了土地，滚滚而去。
当人疲累了，放下耙子，粗略挑拣一番以后，大部分杂草随风消逝，一小部分杂草跟随地毛被塞进随身携带的编织袋。
郭四清第一次跟村里人结伴而出，年岁不大，心思也粗浅，就想能帮上他的爹妈，能给家里搭把手。他们那次结集了四十多人，去了西苏旗地片。那时候相关部门对搂地毛的人和事盘查不严，郭四清他们一干人马下了火车，说说笑笑，敢在白天走路，有人还敢放声唱两句蛮汉调调，就是流行于乌兰察布盟地区的爬山情歌，比如“二斤黑豆十五斤草，我眊亲亲哪阵好”，“走了一黑夜耍了半黑夜水，不为眊你不受这些罪”，“想妹妹想得睡不着觉，嘴唇上烤起个大燎泡”，“刮一股大风过一回云，见一个走路的问一声”，“眊见大路上一伙人，直往前走来不进村”……被争先恐后地唱出。谁有山野歌子，都不会藏在肚子里不让它出来放放风，见见光，跑跑场。歌声被草地里散落的黑金丝线——地毛切断。离车站四五十里地，就有地毛，众人扔下歌子迅速行动，就在那里铺展开家伙，掀动手脚，搂那些如同金子一般在他们眼前、在他们心里闪闪跳跃的地毛。
那以后，郭四清从没间断过进草地。每次出远门，身上背负很重，两只皮毛腿套，一件棉腰子一瓶治感冒的药，一瓶治拉肚子的药，一瓶止痛药，二十大几斤其他食物，六七十个白面饼子——一个白面饼子三两大，一天吃两顿，每顿吃三几个，不敢多吃。郭四清跟同伴都带这么些，一是怕早早吃完断了口粮；再一个，因为睡的是湿地皮，吃多了睡在凉地坑里怕患染胃病。另外，再少带一点生面和食盐，心细的人捎带一点素油。没蔬菜，去哪儿找蔬菜呢？想买没处买。还有，随身带块毛毯，带一个白塑料水卡子，再者，就是一个布袋，和两个大塑料编织袋。
除了白面饼子，每人再装一袋炒面，这部分口粮要匀兑至最后、即回家的路上吃。在草地，没有干的吃食，干的吃完了，拿铁筒热一点水冲着、伴着喝点炒面，简单对付一下，赶回家以后再补吃些干的。出门前准备下的这个小铁筒，用处比较大，进草地以后常用石头架起铁筒，点火烧点热水；返家的路上还用这个小铁筒做拌汤喝。做拌汤用的面，是莜面炒面，搂地毛的日子不敢吃、不能吃，吃了莜面肠胃受不了，因为莜面结气滞重，不好消化。要是白面饼子能凑凑合合扛到回家，一般情况下人们尽量不吃莜面炒面。莜面是专为苦寒人生长出来的粮食，那是有热炕头睡，胸口处有衣裳遮挡，又赶上没有多少别种类粮食充饥，才能充分享受到它的好处的口粮。人在野外饥不择食，莜面于人，是个好东西，却也埋伏着危险。
水没有其他的办法解决。上路早，农历二月初，北方草原地冻雪封。除了地表的雪和黄毛毛草踩上去是软的，哪儿哪儿都坚硬得跟铁似的。进入草地以后，化雪、化冰当作水喝，解渴，暖和身体。入了伏天，喝淖尔泊子里的水，郭四清叫作“旱海泊子的水”。他说：“那家伙，那个绿、那个稠，虫虫牛牛掺和得满满的，进了肚子还能感觉到虫虫在里头爬蹭了，营养成分估计足多没少。”他说现在一天不喝水，一点不觉得渴，不觉得想喝个水啥的，练出来了。估计古代匈奴人啊蒙古人啊打仗，就是这么练出来的，那些少有对手的兵，横扫下半个欧亚大陆，唉，谁们能敌。
我们的谈话停顿下来。
郭四清自顾自抽烟，神情散漫。一条腿搭架在另一条腿上，脚上的解放鞋帮子陷进去，大鞋的胶檐直楞楞地向上，看起来鞋子大过了脚，两只鞋后跟底下各粘着一块黑胶掌。
突然，他开口问我：“你喝些不？”起身倒了一搪瓷茶缸开水，放到我面前，“喝些水。”
他没有给自己倒水。
我说：“你不渴吗？”
他说：“吃完饭喝一碗水，连解渴带洗碗都有了，再不喝了。”
我说，不喝是没去喝，不等于不渴，一个人一天大约需要六杯到八杯水，咱们这儿干燥，估计得喝八杯以上。
郭四清没接我的话。
稀稀拉拉又拉呱了些别的，娃娃们进了城里的学校，女子跟不上，没有一门功课及格。原来学习还可以，在乡里的学校算不上第一，也没跑脱第二，在城里就不灵验啦，日怪得很。现在，女子那儿，形势有点往上走，总算及格了。
小子却不行了。小子脑子活络，一听就会，可这家伙不给你好好听课，手上、脚上动作过多，一会儿也坐不住。人坐不住，那张嘴一阵儿也不失闲，嘴跟着人动。没人搭理，他就跟自己说话，有的话也不知道是跟谁说哩。除了动自己不说，还爱动人家别的孩子，有几次又说又动，被老师一怒之下撵出了教室。他们两口子去给老师说了一箩筐好话，不顶甚用，老师到今天还生气哩。亲戚的女子去说项，老师气消了一些，小子又能坐进教室了。以后，小家伙再乱动弹，老师上去就给他一个大耳刮子，扇得口鼻流血。你说，这叫甚日子哩。
也是不争气，不消停一天，脸蛋子还没消肿，灰小子又想动弹了。
越动，动静越大，现在这个灰圪蛋不给你上消（学）了。
说到儿子，虽然是说儿子的麻烦，说他惹是生非没有消停时候，郭四清虽然无奈，还是面带微笑。
郭四清的媳妇劳花头一天也跟我说起他们的两个孩子。她说，女子脱下衣裳、袜子自己洗；小子脱下的袜子直不愣登站着，没人给他洗他就不穿，脱到哪儿就让它站在哪儿。你说脏到个甚程度，袜子脱下来，直戳戳地立住不倒。你看不下去，你就去洗。反正没他甚事情。
劳花说，小子“过于灰”，真是个不开窍的“灰猴脑袋”（捣蛋鬼）。这是郭四清硬惯出来的。郭四清不让她指摘小子，她实在看不下去想说叨说叨小子，刚要张嘴，郭四清就当着小子的面呲打她，眼珠子瞪得激灵灵的，都快跌出来了。小子现在不学好，老想跟你要点钱，说学校让买甚、买甚，给了他，拿起钱就进了游戏厅。劳花经常满街跑窜那些游戏厅找赖鬼小子，那才容易呢，东找西找，找不见。原来他出出进进，跟她捉迷藏哩。你总有个时间限制，不能一天到晚跟他捉迷藏，进过了一家游戏厅不好意思再进去，你不嫌乏，游戏厅的人看你也看乏了，一个当妈的进人家的店寻找自己的孩子，寻找起来没个完，实在没脸面。这个赖小子就钻你空子，见你来了，他从这家游戏厅跑出来，进了你才去过的另一家游戏厅。你喊喝小子，小子反过来喊喝你，他说：“让不让人活啦？”眼睛瞪得跟狫灵（北方民间传说中一种威猛怪兽）的一般大。现在，她感觉到实在没能力了，说不响她的小子。
郭四清没觉得有那么严重。他认为，“不到这程度”。
还不严重？他现在都敢赊账打游戏机、买西装、买大皮鞋了。无底洞已经揭起盖子，你还蒙头睡大觉哩。劳花顶撞郭四清。等他上房揭了瓦才叫严重？说给你，你不当回事，揪你头皮、揭你瓦，迟早有那么一天，等着看哇。你惯他，一眼眼看的你惯他，你快把他惯成武义东西了（不忠不孝之子）。
郭四清瞪媳妇一眼。劳花一直撇着嘴，显然不服气，但不再吭气了。
郭四清的思路又慢慢回到搂地毛的事。
他说白天不得不躲起来，若被当地牧民发现，事情就不会那么简单了。在两丈深的沟里，再掘地一尺把半、二尺深。挖的坑，不甚讲究，只要能藏得下人，身子能够展开，人能够睡进去就可以。坑底部铺一层他们带来的塑料筒子，再铺一块毛毯，或者是一块线毯，连铺带盖全在这个坑里了。
白天躲在地坑里面，当地牧民从地表看不见他们的身影。但是，这种地坑，睡一天，腰杆没有不疼的。这一点已经作为这干人的普遍真理：再好的腰杆熬不过一天。一天以后，腿关节也全部跟着疼，人像一架出了毛病的机器，哪儿哪儿都跟你别着劲。
每天傍晚六点钟左右出发。若是早春，天已经黑下来；若是夏天，太阳把半个天照成红色的，一层一层的金光倾泻、流漏出来，别提多好看了。大家拎着耙子，拎着那只用来盛土镇压耙子的空布口袋，从驻地悄悄出动，向草地深处走去，神不知鬼不觉的大规模行动即将拉开序幕，他们要在深草地搂一通宵地毛。
天快亮的时候，他们背着从草地搂扒出来的杂草和附生其上的地毛，从几十里外的深草滩悄悄返回驻地。紧接着要做的，是把地毛和连带的杂草一起埋进睡觉的地坑旁挖好的小地坑。他们吃一块干皮饼子，喝几口从水坑里舀上来的冒绿泡的“老汤水”，潜伏进各自的地坑里，蒙头睡觉，把白天当成一个完整的黑夜，囫囵着睡过去。
又是一天过去，又有一天将来。
不用担心有人去搂地坑附近的地毛，没有这种人。不单单儿因为“兔子不吃窝边草”。
搂过地毛的草地，百草被搂地毛的大耙子连根拔起。草地没有了草，光秃秃的一片荒凉。三五年这块草地不见草叶生长，而眼见着草地干枯、结板，显露沙层。慢慢地，被改变了草生秩序和性质的土地，孤零零地冒出几根蒿子秆，牛羊饿死也不会去吃它。草地最终从上苍的手上滑落。
过不了多久，这里便演变成沙漠荒地。
搂过的草地，远远地就能辨识出来。所以，他们人人心知肚明，除了让自己的动静尽可能小一些、少一些，没有任何其他选择。事关每个人的身家性命，只有自觉遵守这项约定俗成的规矩。出于安全考虑吧。安全是第一位的，绝对不能毛糙，每个人很清楚这一点，就像清楚自己的性别、家庭成分一样，在这个原则问题上，谁也不敢有丝毫一丁点的马虎。
不暴露目标，被众人视为至高无上的戒律。睡觉的地坑周围，除了分布埋地毛杂草的坑，还挖了埋食粮的坑。这是搂地毛的农民的屯号、埋伏地点，凭管谁，不可以随意把他们的营地暴露给外人。因此必须拉着队伍到远离宿营的二三十里的地方去挥舞钢耙。人群中另有一则不成文的条律，谁引出了事，拿谁问罪，亲兄弟、亲父子概莫能外。就是说，他们有私设的刑堂？我将试着在以后的篇幅里作些探究。
背回来的地毛，混在沙土柴草里，只能叫作“毛菜”。人们在紧挨自己睡觉的地坑边，再挖一些小坑，把新搂的混合了杂草的地毛埋进小坑里。一天挖一个小坑，埋进这一夜搂回来的地毛和杂草。有时候两天埋一个坑。有那些特别能干的，每次能搂十大几斤、二十几斤，他挖的坑就会大而且多。在人睡觉的坑洞旁边，他挖的小坑星罗棋布，像一个规模不错的家族墓园，看上去有点奇妙，蔚然壮观。
坑挖得越多，挖得越大，证明你搂的地毛越多。郭四清特别强调地告诉我这一点。
郭四清初进草地时，只能搂四五斤，这里说的是净菜，毛菜当然多了，不过相比较还是没有别的人多。不为别的，没人家能吃苦。郭四清很清楚，总结出自己比别人下的力气少导致这种结果。郭四清睡一天腰杆酸疼不能坚持，可人家能扛担住，耐苦负重，再苦再疼也不会停下手脚，尽在草地里头下死力气搂哩。说实在的，连抬眼看一看草原的夜空那些个忽闪忽闪的星星们也顾不上，更别提享受那种“草原的夜色有多美”的感觉。有人说，看，星星多得……旁边冒出年岁大点的人，提醒他，好东西是闲汉们的。星星再好，能给你吃了、喝了？能帮你送孩子到学校？能给你老人们看病？能帮您买买煤油、火柴厢厢？星星是逗城里头当官的跟富裕人笑的，引致他们咿咿呀呀讨论感情呀啥的那种闲荡东西。你好好盯住看你的路哇。
郭四清微笑着说，要是想看星星，你搂不出地毛。
搂地毛，也就是搂一点钱。
腰腿疼痛，每个人都是。郭四清慢慢适应下来。不过，搂地毛的人都坐下了腰腿疼的病。没一个人能逃脱这种命运。而且至今没听说过有谁治好了这个缠人的病。
到了晌午或者下午，夜里下了苦的人们睡醒一觉。如果谁想活动一下身体，就在这条沟里面动弹动弹。不想活动的话，窝在地坑里继续睡回笼觉。
整天朝夕相处，三四百号人在一起，相互之间会不会有摩擦，发生冲突，打不打架？这也是我比较关心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和郭四清交谈了两个傍晚。
庞大的队伍，一面齐心协力，一面各怀心思，人人顾自己，为了顾自己，才不得不顾到集体。但又因为行动要冒很大的风险、行为是半地下状态，集体的概念在这一特殊群体里，被他们自觉地维护着，而且出乎意料地牢固。在这个过程里，每个人都愿意把握住一个底线，就是不能因为个人暴露了大家。暴露了大家，个人的利益即刻间不复存在，甚至生命安全也难以保障。这一点人人明确地认识到了。这是需要每个人遵守和把持的最后尺寸，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根本性尺寸。但是毕竟远离家乡、远离家人，身临异族自治的草场区域，缺油少水，风餐露宿，有不少生存难题，也时也会有残酷的牺牲，并且这个不小的阵营里，混凝了多种元素和色彩；还有，被长年累月搂扒过的草地，出现了什么样的飞沙走砾的荒漠情况，这些，是我另外的篇目里要叙述的。这里不作赘述。
郭四清说，出去的人通常不打架。在村里挨处（相处）再不对付的人，出去有点病病灾灾的时候，人们还是会把带的药啦什么的拿给他吃，谁也不打架，谁也不闹意见，都跟亲弟兄一样。在郭四清看来，去了草地，人们比在村子里头挨处得还好。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郭四清笑。单单儿一件事他不明白，就是人家来叼地毛的时候，打我们的人的时候，谁也不敢出面反抗。看着自己的人叫人家打伤，谁也不会站出来说一句话，眼睁睁地站在圈外头观看，没有人动一下嘴，别说动一动胳膊跟腿了。都跟吓傻了似的。
你在这种情况，会不会站出来？
不会。我也不能站出来。
为什么，你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这可复杂了。
郭四清说，到现在，我也没想明白。不瞒你说，我想得头发早就白了，也没想出个道道来。问题是，我得养活家，所以想不清楚没啥了不得。我是一介农民，谁还能把我咋整了？大不了还是个农民。这么个活法，算是到了底线吧。我现在，就想好好睡一觉，半夜醒来，心不慌忙，眼不乱跳，腰不疼痛。我才三十七。劳花不去学校开家长会，怕孩子们笑话她穿戴不合城里头的人，硬让我去开，我去了。孩子们说啥了，说我是赖小子的爷爷。你看，活成个甚。
郭四清有点无奈地笑一笑。
明天是星期天，郭四清一大早还要出工。我告辞出来。
选自《十月》2014年第2期
评鉴与感悟
虽然“人性纪实”这个词听起来有点陈腐，但用来形容冯秋子的这篇文章倒也恰当。这一回，冯秋子把笔触伸向了草原上的一个农民。她和他聊天，谈论生活。看似枝枝蔓蔓，其实却剥落了所有伪装，呈现出辽阔的世界，生命的故事自在流淌。作家坦率描写她在草原上看到的一切，既不加评论，也不虚设立场。但毫无疑问，每一个她所看到的细节，或者说她写下来的细节，还是经过了选择。我看重的，仍是作家的情怀，在她的关照之下，日常时光，折射出历史沧桑。
被语言争夺的舌头
帕蒂古丽
1
刷我家的木门时，剩了不多的蓝色和绿色两种油漆，父亲混合起来刷上去，最初那些搅拌不匀的油漆，蓝不蓝绿不绿的颜色很怪异，热天冒起许多小泡泡，像青蛙的皮肤，冷天北风一吹就龟裂剥落。门上的油漆不断改变自己的形态努力适应着气候的变化。后来，黏稠的绿色以绝对的比例优势占了上风，几乎将蓝色的油漆挤了出去。剥落后的绿色只剩下斑斑点点，最终门变回了蓝色。
我们家庭里语言的演变，就像那扇木门颜色的演变，最初占主导地位的母亲的回族话，随着她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而弱化（除了自言自语，几乎丧失了正常的语言能力），父亲的维吾尔语占了上风。他们各自的语言和生活习性，像蹩脚的油漆匠刷的油漆或者拙劣的泥工墁的墙皮，像两种不同的油漆或者泥巴，混合着斑斑驳驳地粘贴包裹在我身上，其间有弥合不了的裂纹，它们组成了我在这个“混血”的家庭生长出来的、类似鱼鳞或者蛇皮一样的文化斑纹，就像我难以分辨混合后的两种颜色的油漆一样，我已经难以分辨哪一种印痕来自于父亲，哪一种印痕来自于母亲。
那些杂糅交错的印痕，像是针刺的刺青，最初刺刻上去时的那种刺痛、灼热感已经消失，红肿也已消退，血渍被擦拭干净后，溃烂的伤口渐渐愈合，结的疤痂也在岁月中脱落，留下的那些若隐若现的瘢痕，已经成了我隐秘的“文身”，唯有我自己看得见。
父亲和母亲不同族别的亲戚，他们观察我的样子，就像我看家里不蓝不绿的油漆木门，他们一半是在观察隐藏在我身体里的母亲，一半是想从我身上找出父亲的影子来，他们各自接受了我的一半，争抢着改造他们所陌生的另一半。
喀什来的维吾尔族姑姑为我辫的满头小辫子，在外婆家备受敌视，被小姨撕扯着拆散。父亲为我缝制的连衣裙，被外婆夺过去扔进了灶火，我被逼迫换上小姨的长衣长裤。从那时候起，我告别了裙子几十年，这对于一个以长裙为主要装扮的维吾尔女孩，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情，对于长期生活在两个民族夹缝里的我，这一切似乎都发生得自然而然、合情合理。即使父母的宗教信仰是同一个，生活习惯和禁忌也不尽相同。种种习俗交织，互融或者相争，慢慢地我理解了母亲和外婆、父亲和姑姑，双方都希望我在接受另一方文化的同时，竭力维护好他们各自的民族自尊心。
在一个多民族聚集区，一个孩子在成长中难免被各种不明的潜流裹挟。维吾尔族的父亲、回族的母亲、哈萨克族邻居、汉族老师灌输给我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字，不同的习惯。在家里，父母亲念《古兰经》的不同发音，都会演变为没完没了的家庭争端。外婆教我念天水张家川口音回民调子的《古兰经》，父亲一次又一次试图用他标准的阿拉伯语发音和语调来修正，外婆的口音却成为不可更改的模板，被牢牢搁置在我的记忆里。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文化，作为孩子也不知道该听从谁的。常常是大人各执一词，我照着先讲的一个的做，照着后讲的一个的改。不同的语言对我的名字不断地修改，不同时期不同的民族用不同的叫法称呼我的名字，从回族的法图麦，到哈萨克族的芭迪玛，再到汉族的李英兰，一直到维吾尔族的帕提古丽，给穿梭在各种族群间摇摆不定的我打上了一个个不同的结。我的认知过程里，到处是涂改液和橡皮擦的痕迹。那种渴望包容的诉求，在童年时也许只是一个期望，这样的期望被迫搁置，深深陷入迷茫中不容逃脱的我，唯有盲从。到头来我发现，在模糊的比较中本能地接受下来的，都是些天生基因里就有亲切和认同感的东西。
2
我家先出生的三个孩子很幸运地掌握了维吾尔语，自从我和弟弟、妹妹上了汉语学校后，从第四个孩子开始，家庭的语言开始出现分岔。连父亲也不得不操着僵硬的舌头吃力地迎合我们流利的普通话。第四个孩子学了维汉翻译，他是家里唯一一个由父亲亲自护送到大学的孩子，可见父亲对于他的专业是多么的在意。自此以后，后面出生的孩子都使用纯汉语。一个家庭出现了两种语言势均力敌的局面。学维汉翻译的弟弟后来娶了讲白话的广东女子，讲维语的妹妹嫁给了说英语的香港男人，偏偏那个一句维语都不会的小弟弟，娶了地地道道的维吾尔族妻子。这真是一个倒错的世界，语言对于人的争夺猝不及防，你根本无法预料你的舌头，会遭遇哪种语言的争夺并停留其中，看来为了适应这个变幻的多元世界，人必须多长出几根舌头，以备不时之需。
被父亲送进汉语学校的我，对于自己连一封维语的家信都不能写给他，在心底一直抱有缺憾，看得出他对我汉语学得不比汉族学生差，充满了胜利者的自豪，我代他写给生产队的请假条，是我用汉语为他带来的第一份实惠，他在被我家的马咬伤了手指后，休息了半个月而不被扣罚工分，那份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请假条，甚至被他当作我的第一篇汉语“优秀作文”，在邻居面前大肆炫耀。或许，早在那时候，他就看到，学习主体民族的语言，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一件融入主体社会的大事情。
多年后，父亲在我的意识当中，从当年走出家乡的一个叛逆者的形象，重新回归到一个有着先觉能力的人。在内心我把这份应得的尊重归还给了父亲。身上若隐若现的文身，让我渐渐理解了父亲，他早年从维吾尔聚集的南疆来到多民族混居的北疆，或许一路上的经历，已经让他看到，想要走出去融入外面的世界，首先要突破语言的限制和障碍，他自己一生没能够完全实现这一点，他想从我们这些孩子身上，着手改变这种状况。
在离开家乡之前，我就像一只在汉族、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各种语言围猎中的兔子，毛皮上印上了各种文化混杂的斑纹。来到南方后，我也试图在各种方言文化间争夺自己的舌头。也许正是集各种文化于一身，才能够体验到语言文化争夺的极致，这样才好把自己当成一个有价值的社会标本来解剖。我从头溯源，很想把改造了我的那些东西一一检索出来，看看它们都是些什么样的东西，竟然有如此奇特的魔力。这个想法对于我很有吸引力，我需要明白，我的被改造是如何日复一日地在发生，我看见了自己身上，各种各样的凿孔、裂痕、文身，撕裂、疼痛、不完整，无所适从、猜疑、纷纷扰扰的心理纠结，然而真实、自然、清晰。这就是我，混血的文化缔造的独特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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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对人的争夺，不单单发生在不同的种族、不同的文化之间，即使在同一民族和相同地域间相同的文化，也在相互撕扯中争相给对方打上自己所认同的印记。我所在的余姚，身边的姚剧明星中有人就在沪剧、越剧和电视剧对他们的争夺中徘徊，难以取舍。人最终到底会被哪一种文化磁场吸引了去，恐怕取决于这种文化丰富的内质和磁性的强弱。
小时候拆散我满头小辫子的小姨前两年去世了，还健在的大姨、三姨、四姨和众多母亲的亲人，对于我回到新疆生活似乎泯灭了希望，而对于我在老了以后身归故土还是满怀期待。活着的时候，她们和我父亲争抢着用各种方式标记我，当发现已经无法将我从另一种强大的环境中夺过来，最后她们决定争夺和标记我的死亡。在她们来说，这恐怕是对另一种文化抢夺了的迷途羔羊的争夺，我在内心暗自把这个理解为故土对游子的争夺。
争夺是一种本能，也是生存的法则。争夺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历史对真相的争夺，权利对话语的争夺，自然对环境的争夺，时间对生命的争夺，不可知的明天对人的命运的争夺……各类文化环绕在我们周围，就像空气中的微粒，试图消灭争夺几乎是不可能的。而文化争夺不是像从你手里抢一样东西那么简单，它首先从对语言的一种抢占开始，抢占你的舌头、眼睛、喉咙，深入你的身体，抢占你的味觉、嗅觉，继而抢占你的思维、抢夺你的精神世界，整个过程，被抢占的对象也可能毫无察觉，即使察觉也无以阻止。大多数人在应对一种强势文化冲击的姿态是束手跟从。
丈夫永远坐在电视面前，他的眼睛一部接一部地追随电视剧。他对电视剧矢志不渝，几乎构成了他对生活中有趣的新事物的抵抗。他全盘接受各种“神”到无与伦比的电视剧，他迷恋这种剧目，几乎失却了人原本该有的对虚构底线的判断，他采取一种放任的宽容，任由电视剧以它固有的模式在眼前泛滥和延续。在我看来，这种从不抗拒和彻底的容忍，几乎跟遗弃差不多。我吃惊于他对自己热衷的东西，居然顺应到不再产生一丝碰撞的激情。他已经被喜爱的东西融化和吞噬了，这件事物成功地争夺了他，他彻底变成了所关注的事物的一部分，他们是一体的，不分你我，他对它不再存在差异性的思维，甚至事物不用来捉拿他，他就已俯首听命，干脆变成了这个事物的合谋者，串通这件事物一起绑架了自己，将自己献祭于它，他从在沙发后面露出的脑袋，成了一件电视前的祭品。
与儿子争夺一件喜爱的外套，或者与我争夺一样喜欢的食物，丈夫都是锱铢必较的，他只顾着计较那些看得见的争夺，电视剧争夺了他的眼球和大面积的时间，在这种看不见的精神争夺面前，他心甘情愿慷慨无度地出让自己。一种文化对于一个人来说竟然有那么强大，让他震撼到消失了自我，这真令人惊异。
小时候，我看见父亲用烧红的烙铁给马打上烙印，怕它混杂在马群中被主人辨认不出而丢失。马因为疼痛难忍差点咬断了父亲的食指，父亲举着血淋淋的手指，暴跳着用鞭子抽打那匹可怜的马。父亲的伤口渐渐愈合，可他被咬伤了筋的食指始终蜷曲着，无法伸展。强势的父亲想要标记那匹马，马却反过来标记了他的主人，这个结果是父亲始料未及的。父亲因此一生都咒骂马生性顽劣、不通人性，他钟爱忠实顺从的大黑驴，他把最好的草料都给了驴，马干最重的活，吃最差的饲料，挨父亲的鞭子也比黑驴多。
只要是生命，最初被打上烙印时，都会有焦灼、疼痛和不适的感觉，有的甚至会因为强烈的过敏和排异反应而致命。任何东西在相互碰撞和相互标记的过程中，在对抗、撕扯、断裂、争夺后，变化的结果不一定是非此即彼的。相互侵吞也好，互相融合也好，这个世界上的两样事物总不可能完全割裂，最终各种印痕终会变得界限模糊、难以辨识，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相信碰撞是融合的开始，疼痛则是我们为争夺和标记彼此付出的代价。对于任何一种文化的吸收，或许都是在抗争中去发现、分析、比较后汲取，而不是不假思索地被这种事物彻底淹没。
4
在乌鲁木齐二道桥的街头，我用汉语问一位榨石榴汁的维吾尔族老大娘：“石榴汁多少钱一杯？”大娘用她灰绿色的眼珠在我身上从头到脚滚了一遍，不紧不慢地反问：“你明明是维吾尔族，为什么对我说汉语？”我以为她不会认出我是她的同族。我刚从南方回来，一身的江南打扮，民族特征早已被二十年的南方岁月淡化，我不知道是什么泄露了我的民族身份。那一刻我的吃惊多于尴尬。我没想到的是，这样一个同族的老大娘用诘问的方式，将多年来游离于我的民族身份一下子重新归还给了我。我站在她面前，像是突然站在了一面镜子前，清晰看见了那个被这片土地认可的自己。
江南生活中，根本看不到哪一只手在每天修改着我，涂抹掉我过去生活的印记，并不断给我标刻上新的文身和标记，看不出是谁悄悄地窃取和偷换了我本拥有的外貌特征和生活习性，连我自己都毫无察觉，我的参照物和模特完全被调换过了。失却了同族的参照和从小滋养我的那种文化环境，连我的语言系统也被环境偷偷置换了。
在江南生活了二十年后，我第一次来到喀什，在父亲的老家，在那个全是维吾尔族人的村子里，站在羊圈的矮墙边，我用汉语跟堂哥的女儿搭讪：“你今年上高几了？”抬眼间猛地瞥见她吃惊不已的眼神和大惑不解的表情，我被自己无意识地使用汉语的唐突吓了一跳。这个与我儿子年龄相仿的女孩，用她那带着责怨和提醒意味的目光，将我不自觉地溜到汉语里的舌头一下子拽过来，让它重新回到维吾尔语中。我愣在那里惊魂未定，赶紧把刚才的问话用母语重复了一遍。
她在与我争夺一种话语，喀什这个强大的语言环境帮了她的忙，她成功了。在这里无法舒展汉语的情形，就跟我在南方蜷缩着无法舒展母语舌头的情形如出一辙。我有点犹豫不定，是该为这个身处维吾尔语环境中不懂汉语的女孩子遗憾，还是该为在纯汉语环境里自己渐渐退化的母语自责。
后来，我一遍又一遍地回味那个羊圈的矮墙边与侄女对话的镜头，其实完全是我一个人在说话，同样的一句问话，我说了两遍，一遍用汉语，一遍用维吾尔语，准确地说，是我给自己的汉语做了一次翻译。侄女只是用目光制止了我的问话，她责怨和警示意味的目光让我明白，这里虽是父亲的祖籍，我来到这里，毕竟只是个客人，我只能尊重这里的语言习惯。侄女看似柔软却充满怀疑的目光里，有一种很强硬的东西，充满坚持和抗争，不由分说将我拉回到她的语境当中。当时，她看我的样子，像极了看一个在河边，一只脚踩在岸上，一只脚蹚在水里，站立不稳的人。她那份紧张让我莫名地感动，好像她在用目光抢救一个不及时撤回水中的那只脚，就要被脚下湍急的水流卷走的人。我不得不以让步来抢救和保护我与她之间，在语言争夺中莫名地受到挤压而疼痛的那份亲情。
当我重新回到维吾尔语时，她很释然，仿佛已经将我从危险的水流中救回了岸上。我从汉语当中抽回的舌头，有一点僵硬和不自在。带着羞愧和歉意站在她面前，我看清楚自己身体上来自另一个地域、另一种文化的标记是那么的不可隐藏，这些对于她来说充满陌生感的烙印，怎能逃得过她纯净的眼睛。
喀什的侄女与我之间展开的语言争夺，让我想到生长在北疆沙湾的侄子巴哈迪尔从维汉双语学校转入汉语学校时的那种挣扎。两种语言在争夺着一根舌头，巴哈迪尔在两种语言之间游移不定。说他舍不下母语，倒不如说他是舍不下那个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环境，转入汉语学校，等于要换掉他原来环境里所有熟稔的一切，老师、同学、伙伴，他所有跟外界的关系，都要随语言的转换而转换。人的整个世界都笼罩覆盖在语言里，他不单单是要调换一所学校，而是要调换一个语言世界，这个变化大得足以让他惊惧不安。
亲人之间对他选择上汉语还是维语学校不停地争执，让巴哈迪尔处在父母无法调和的两种意见当中显得很无助。我能体会在经历那种震荡时，一个孩子的无辜、焦虑不安和内心的触痛。
巴哈迪尔来过我江南的家，那时候，汉语对他的覆盖是局部的，暂时的。大多数时候，他对我说维吾尔语，然后他从母语里艰难地拐回僵硬的舌头，操着带着浓重新疆口音的不灵活的汉语跟我儿子和女儿对话。在他跟我女儿和儿子交流的间隙里，我忍不住打断他吃力的汉语，不厌其烦地纠正他古怪的汉语发音。
女儿和儿子的舌头，已经完全被汉语和英语抢占，他们全然不懂维吾尔语，也许出于我遗传的那份对语言的敏感和天赋，他们的英语学得出奇的好。我满怀善意地想让巴哈迪尔在使用另一种语言时，也能有一种像他的维吾尔语那样纯正的味道。巴哈迪尔常常忧心忡忡地看着我，仿佛是我的舌头生病了，而不是他的语言有问题。我在内心也接受了他对我母语状况的同情。在与他用母语进行交流时，我不得不时常深怀歉意地停下来，用汉语代替或者弥补我的维语表达，或者向他讨教一些维语单词。由于长期生活在南方，我的母语已经开始退化，本来张口就来的那些维语单词，从舌尖上退回到大脑的记忆库里生锈、蒙尘，变得残缺不全。
我以为我可以借助汉语完成更准确的表达，这些我在母语中习以为常的做法，被巴哈迪尔不断地纠正，就像我纠正他不纯正的汉语发音，他对我的“维汉混合表达”不以为然，肆无忌惮地嘲笑我在母语表达时含混的语气、断断续续的句子、难以为继的维语单词。这个时候，他完全占了上风，他用一口毫无瑕疵的母语，将我维汉“混合型”的句子击得溃不成军。在为自己纯粹的母语骄傲和陶醉时，他或许还不能想到，他这一口漂亮的母语，在我所身处的环境里，除了我，没有第二个人能懂。
5
我从小被各种语言追赶着，似乎哪一种都无以逃脱。父亲的维吾尔语和母亲的甘肃回民话混杂着占领了我最初的听觉。我刚刚开口说话，邻居家的哈萨克语密不透风地包围了我。我用哈萨克语适应了跟邻居家孩子一起骑马、放羊、捣酸奶的畜牧生活，我贪馋的舌头被哈萨克人的酸奶疙瘩、奶油和新鲜的包尔萨克吸引，我付出的唯一的代价就是转动我的舌头，让它适应哈萨克语夸张的卷舌音，像追随奶茶上漂浮的奶皮子一样，任哈萨克语在舌尖上激情地颤动、弹跳、翻卷。后来我甚至能像在搅拌的油茶里用舌头分辨出炒熟的大米、小米的不同香味一样，区分出凯热依、那伊曼、乌瓦克这些不同哈萨克部落发音细微的差别。
我上大学的新疆班，四十几个学生由十几个民族组成，同学之间常常是一会儿说哈萨克语，一会儿说维吾尔语，一会儿说汉语，一会儿说蒙语或俄罗斯语，语言转换之快，让外人瞠目结舌。我的舌头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舒展。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集体环境里，似乎没有哪一种语言在生活中占绝对的优势，大家用各民族的语言混杂在一起的“特殊语言”聊得热火朝天，舌头在各民族的语言里游来窜去。那些汉语单词点缀在各民族的语言里，自己说完都很奇怪，这究竟属于哪一家语言系统。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多待上几年，恐怕要缔造出一个“民考汉”（少数民族上汉语学校考入汉语类高等院校的）学生自创的语言体系。那时候，班上的女孩子还竭力逃避用方块字炮制的情书的围追堵截，写家信也尽量使用本民族的文字。现在想来，如果她们生活在南方，也免不了陷入汉字的汪洋大海，若离了它，恐怕寸步难行。
在一个地区，一种语言所承载的文化的强弱，有时候避免不了地与使用这种语言人数的多寡挂钩。在靠近哈萨克斯坦的西北边陲城市塔城，哈萨克语成了我深入牧区的“通行证”。我发现哈萨克语几乎成了这个地方除了汉语以外的第二种“通用语言”，连俄罗斯、塔吉克、塔塔尔、锡伯、蒙古、乌孜别克、柯尔克孜等少数民族都学会使用哈萨克语，不少汉族孩子都进了哈萨克语学校读书。
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中，语言这个词直译为“舌头”，懂不懂一种语言，就叫作“懂不懂这个民族的舌头”。懂多种语言的人，叫作“拥有多根舌头的人”。离开塔城后，我不得不蜷缩起我的另外两根舌头——我的哈萨克语和维吾尔语一起被搁置起来。广东白话、河南话、上海话、宁波话，一路狂轰滥炸，我用普通话穿过了各地方言的洪流后，才发现离开新疆到了内地，我的另外两根引以为豪的“舌头”像两只小船原地搁浅，根本无法行驶到更广阔的海面上。
初来江南，我的舌头在姚江一样宽阔悠长的余姚方言水面上就像一条小泥鳅，根本翻不起什么浪花。进入“五里不同俗，十里一方言”的余姚乡村，我根本无法用普通话来解救困境中的自己。有半年的时间，与方言的对峙，使我完全陷入了失语、失聪的状态。我成了一个舌头被捆绑的人，捆住自己的舌头，跟捆住自己的手脚一样会使人停滞不前。方言阻断了我的舌头，也割断了我向外部世界延伸的精神触角，我变得又聋又哑。为了让别人了解我，我从学简单的方言开始，解救自己的舌头。
多一种语言，一个人的交流范围可以成千上万倍地扩大，这不是吃亏了，而是占有了一种优势。语言是一条精神得以前行的路径，可以带你走出去，让思想走得更远。在汉语里，这叫出路。出路对于一个人是何等的重要，几乎是存亡攸关的大事情。
选自《人民文学》2014年第7期
评鉴与感悟
文化消亡的速度触目惊心，而关于民族的失落感更是经见。帕蒂古丽以纤细的笔触，从自身经历出发，写出了身处变化洪流中的纠结，写出了生存困境之下，古老的家园意识，还有精神漂泊带来的缺失。
历史与“我”的几个瞬间
梁鸿
此刻我坐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从高大明亮的窗户向外看去，是庄严静穆的杜克大教堂。蓝天之下，那不规则的赫彩色石头如同呼吸，使整个建筑充满生命，而修直高耸的尖塔在极细处与天空相接，仿佛把视线和灵魂引向那无限的辽阔处。你感觉到你的意识在内部慢慢浮升起来，生命的庄严和辽阔，“在”的清晰和逼视，你必须要思考你自己。
从来没有如此意识到天空、大地、白云、地球与人的一体关系。“天似穹庐，笼盖四野”，目之所及，天如盖，包裹着你，白云恒久地在，人既是孤零零的，因为你于如此辽阔之中，但又有所归属，因为你看到你所在的空间位置。
一个人如何与历史发生关系？就像这教堂、天空与人的关系。哪怕仅仅是一种形态，教堂的尖顶，如盖的天空，逍遥的白云，也会在不自觉中塑造着你——你的气质、性格和命运。
那最初的形态是什么？对我而言，毫无疑问，是灰尘、贫穷和村庄整体的封闭。寂静、暗淡、沉默，好像处于涣散状态，但又似乎在酝酿着新的躁动的力量。父亲和村支书之间的斗争是童年最清晰的记忆，它是我对恐惧的最初体验。村支书那双犀利、威严的大眼控制了我好多年，每次走过他家门口，甚至是看到那个朱红大门、那座院墙都会让我莫名颤抖。我不知道父亲的勇气从何而来，但我却看到这恐惧压倒了母亲，还有我们这些孩子的内心精神。
多年之后，我才明白，在我的童年时代，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期，村庄其实正处于大浩劫之后的死寂阶段。“文革”处于尾声，农村生产力严重下降，斗争思维还没有过去，联产责任制刚刚实施，父亲所讲的乡绅、前政府官员、基督教徒、小业主在不断的运动中都逐渐消失。但是，村支书家里的热闹及在村庄的权威，普通百姓的卑微和狡黠仍然延续千百年来的模式和思维，村支书与父亲的斗争既是“文革”利必多的剩余物，也是获得生存权利的基本形式。这战争总是以不同的面目延续着。历史的阶段性重复和折腾，其实就像人一样，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痛”，不断愈合，再重新制造新的创伤。无论如何，我并不知道“反右”“大跃进”“三年自然灾害”“文革”，我所记忆的童年只是一些碎片式场景，争斗、播种、收割、春天、夏天、上学、成长，它们嵌入在平静日常的生活中，带来并不深刻的伤心、害怕和欢乐。
1983年，香港的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在内地电视台播放。那一整个夏天，每到傍晚，梁庄的大人少年就一群群的到吴镇去，寻找有电视机的家庭，站在人家门外等着电视开始，也不管人家是否愿意。所有人都看得如醉如痴，每当片头那两个骷髅出现并交错放出两道彩色光柱时，大家会发出一片惊叹声，而俏皮的黄蓉头一歪，逗她的靖哥哥时，又都发出会心的哄笑。
我也是那群人中的一个，那两道光柱，在我心中闪烁了好多年。对于当年那个十四岁的大陆少年来说，“香港”，就是《射雕英雄传》，它是工业文化和传统文化完美结合的化身；就是充满某种温柔和哀伤情感的“流行歌曲”，它们突然让你体会到一个人原来可以有如此丰富的情感，那应该是现代个体意识的初次萌芽吧；就是充满动感的“迪斯科”，它让你震惊，一个人原来可以这样放肆、自由地舒展自己的身体。在当年的大陆，这些来自于香港的事物，都有很深的“解放”意味，虽然今天看来，这里面蕴含着更复杂也更难以判断的文化意识形态。
似乎有一个通道慢慢打开，世界还有新的方式，身体还有更多感应，生命还有更多情感，它是无穷尽的。我记得十四岁的我，在看完郭靖黄蓉之后，和一个小伙伴，坐在暗夜的山坡上，在虫鸣中，羞涩地谈我们似是而非的暗恋对象。“射雕英雄传”、费翔和“恋爱”到底有什么关系，这还需探讨，但由那色彩和身姿而起，却是毋庸置疑的。
我记得80年代末期电视上那义正词严的声音，我被那严厉的声音所穿透，但它离我仍然遥远，我当时为之痛哭的却是另外一件事。
我和一个女生上自习课的时候在走廊聊天，被学生会干部发现，在被严词批评的时候，我嘟囔了一句：又不是在搞同性恋。那几个学生干部大惊失色，迅速离开。晚上，我的班主任把我叫出了教室。那时大家正在上晚自习。班主任是一位五十多岁的讲马列的老教师，方形脸，黝黑呆板，严肃正义。我刚一站到走廊，班主任就狠狠地推了我一把，愤怒地嚷道：“你知道那是啥吗？你还要不要脸？”我一个大踉跄，整个身体撞到了栏杆上，又向前扑倒，在倒地的一瞬间，我看到教室里那几十双惊诧的眼睛。我羞愧至极，不止是因为我在全班同学面前被羞辱，而是他语气中那强烈的愤怒和羞耻感，他眼睛里仇恨的、禁欲的、教条的目光让我震惊和害怕。
围绕着这一事件，我被连续批判了六天，我的头越垂越低，错误越来越多，也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同性恋”是一个来自于资产阶级社会的、不道德的、罪大恶极的词语。至今我都不明白，在那时，不只是我，学生会、学校领导、我的班主任可能比我更不知道“同性恋”到底是什么，但是，那正义感、羞耻感及想象力从何而来？在这背后，有一个洪水猛兽般的“西方”：色情的、无耻的、变态的世界。“西方”就这样以一种奇异的纠缠状态出现在80年代后期的中国日常生活中，关于爆炸头、喇叭裤、接吻等的争议和政治升华在今天看来甚至有点滑稽，但是，它突然丰富起来的身体和情感，以不合时宜的复杂、柔软、多元冲击着坚硬的中国心灵。外面的世界正在轰轰烈烈地行进、游行、呐喊，十六岁的我，却因为这懵懂的出轨而被不断规训。
可以这么说，当“60后”知识分子在如醉如痴地吸收学习西方思想并借以批判中国政治与社会现实时，还只是少年的“70后”则如醉如痴地阅读来自于港台的琼瑶、三毛、金庸，并沉湎于一种自我营造的感伤和对传奇的向往之中，或因模仿港台剧中的英雄人物而成为小镇的不良少年，或如我这样，被像拔刺一样把叛逆的因子一点点拔掉。对于“历史”“社会”这两大名词，“70后”是通过学习而得来的，是书本上的知识和家人的闲谈，哪怕并不遥远的“大跃进”“文革”，也只存在于支离破碎的话语之中，与现实的生活与情感都无关。没有跟得上战场（虽然这战场只有在叙事时才有意义），没有经历宏大场景，没有荣耀、炫耀和言说的资本，没有被安排继承历史遗产，也没有来得及领悟新的历史规则并投入其中，却总是被历史的琐屑、生活的边角料所击中，这些碎屑是如此琐细、不重要，以至于根本不值得被提起，但却仍然实实在在地影响着一代人的人生。
规则和惩罚一直伴随着我的整个成长过程。我常常有一种无所适从的感觉。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自己的表情（就好像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世界），不知道该如何表达自己的观点（我对那些有鲜明政治观点和历史观点的人总是敬佩不已），我讨厌自己的道德感和某种保守的倾向——这一保守并非一种有意识的文化选择，而是长期被规训后的结果。有时，我觉得这种保守是一种有益的坚守，但一想到它来自于当初那狠狠的“推搡”，又觉得有些诡异。规则与惩罚沉重地黏滞在心灵深处，不敢张扬，不敢冲破任何一种哪怕最简单的成规。在历史的河流里，我无从捉摸自己，无法真正投入任何一件事情。没有迷失过，因为没有选择过；没有忏悔过，因为没有行动过；没有狂欢过，因为没有自由过。我只是一个看似冷静、实则不知道如何处理自己的旁观者。
也许并不只是我。关于“70后”，在当代的文化空间（或文学空间）中，似乎是沉默的、面目模糊的一群，你几乎找不出可以作为代表来分析的人物，没有形成过现象，没有创造过新鲜大胆的文本，没有独特先锋的思想，当然，也没有特别夸张、出格的行动，几乎都是一副心事重重、怀疑迷茫、未老先衰的神情。
即使“怀疑”，也并非都是有效的表情。没有经历过“迷失”“行动”或“激情”，或者，更确切地说，没有清晰的历史意识，怀疑或者只是一种置身事外的虚妄。“50后”深沉地谈论“饥饿”，“60后”热烈地讨论“文革”和追忆“黄金八十年代”，“80后”悲愤而又暧昧地抨击“商业”和“消费”，这一切，“70后”似乎都没有确切的实感，面对这样的话题和隐在话题后激动的面孔，你会有强烈的被抛出之感。这是先天不足。碎片之感、隔离之感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中，以至于无从知道自己如何与历史发生真正的关系。
无关主义，也无关立场，而是不知道从何开始。
怎么办？如果找不到历史的切入点，你将无法找到存在的理由和价值感；如果无法感受到问题和矛盾之源，你就如进入无物之阵，陷入四面空虚的困境。难道因为我们生活在历史的琐屑之中，就不配拥有进入历史并寻找自我的机会和权利？
在进入大学教书并成为一名研究者之后，这种被架空的感觉日益强烈。并非研究本身没有意义，而是你，研究者主体，无法从研究中寻找到与历史共在的感觉。这并不是在否定学院生活和纯粹思考的价值，而是害怕过早的平静，过早的隔离，和过早的夸夸其谈。我听到很多这样的夸夸其谈，看似非常有道理，但一旦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相联系，你立刻就发现其中的可笑和苍白之处。更为致命的一点是，成为学者，也即确立一种阶层和一种生活方式。它意味着你再次被隔离开来。当学者仅仅是某种知识生产和一种职业的时候，它所蕴含的内在破坏力和启发价值就逐渐消退。我害怕自己再次未老先衰。
重返梁庄，最初或者只是无意识的冲动，但当站在梁庄大地上时，我似乎找到了通往历史的链接点。种种毫无关联的事物突然构成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网络呈现在我面前。那早已遗忘的个人记忆——我走过的坑塘，经过的门口，看到的树木，那随父亲长年征战的铁球，百岁老人“老党委”家那个神秘而又整洁的庭院，童年与小伙伴决裂的瞬间，1986年左右全村、全镇种麦冬的悲喜剧，所有的细节都被贯通在一起，携带着栩栩如生的气息，如同暗喻般排阵而来。
在那一刻，个人经验获得历史意义和历史空间。从梁庄出发，从个人经验出发，历史找到了可依托的地方，或者，反过来说，个人经验找到了在整个时间空间中阐释的可能。两者相互照耀，彼此都获得光亮。
我看到村庄的坍塌。那座空荡荡的小学，它曾经是全村的文化中心和政治中心，我们在这里上学，父亲在这里被批斗，也在这里领取一年的口粮；那个像孤魂一样移动的老人曾经是全镇乃至全县的基督教长老，我曾被他的自信和光亮所震慑，如今他信徒满座的家早已倒塌，而他显赫的家族，早在新中国政权交移之际已经开始分崩离析。是的，村庄一直处于坍塌之中，只不过，不同的历史阶段，面目不同而已。
我发现，当把目光有意识地投向与“我”相关的事物时，你会很容易察觉到它内在的生长性和历史性。1986年，几个来自南方的贩子在吴镇走过，吆喝着收麦冬，一斤麦冬两块多钱。那一年，种麦冬的人家都“发财”了。光亮突然照耀在梁庄的上空，天开了，云散了，暗淡的乡村变得欢快、辉煌，所有人都忙碌起来。麦冬，金光闪闪的、圆滚滚的“南方”，第一次进入梁庄的生活空间。父亲把小麦地、玉米地全毁了，也种了五六亩麦冬，收获的时候，雇了二十多个人。一时间，家里家外，欢声笑语，父亲每天计算着能挣多少钱，还多少债，剩多少钱，怎么花。我清晰地记得那一年，是因为，父亲脸上盛开的花朵，那流溢出来的快乐实在诡异；还有，那一年，全家人，包括来帮工的人，都长了疥疮。我的手缝里、胳膊上、屁股上、腿上，全身上下，都长满了疥疮，奇痒无比。那半年时间，我只能站着上课，至今，腿上仍有铜钱大的深深的疤痕。但奇怪的是，这些痛苦都被忽略了，大家都被“挣钱”“南方”鼓舞着，对眼前的困窘视而不见。每晚睡觉前，我们的功课是互挤脓疱，看哪一个成熟了，按下去，看黄色的脓液飙出去，彼此取笑着。
那欢快从何而来？发财、南方、城市、经济、贸易、广州，这些词语具有强大的魔力，封闭已久的乡村为之神魂颠倒。当然，父亲的发财梦失败了。吴镇的许多人家因为麦冬而破产，抵押房产、跑路、逃避债务，有熟识的人家一再筹措路费到广州去要债，但是，每次都凄惨而归。冬天再次来临。在“改革”的第一次博弈中，乡村以惨败而告终。城市与乡村、南方与北方，彼此之间的二元性、对立性和残酷性也立马呈现出来。
2011年，追寻梁庄的足迹，我走遍中国的大小城市，西安、南阳、青岛、内蒙古、北京、广州、厦门、东莞等等，我想了解我故乡的亲人们的生活，我想看到那短暂的“欢快”是否再次出现在他们的脸上。当然，在经历了多年的学术思考之后，我也希望，能够在“实在”的生活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东西。肮脏拥挤的城中村，尘土飞扬的高速公路边，如地狱幻影的电镀厂，一双双眼睛投向我，一个个场景震撼着我，他们高度对抗性的生活，对自我命运的认知，以及种种无意识选择背后所折射出的深远的历史空间都让我意外。我意识到，1986年的命运仍在延续，而学术和政治话语中的阶级、差异、资本、金钱、发展、乡村、城市，知识分子口中的虚无、忧郁、叛逆等司空见惯的词语是怎样的大而无当和华而不实。那油污背后的一双眼睛，那电镀厂里移动的幽灵足以动摇一切理论和那些斩钉截铁的、宏大的结论。
如果你笔下的术语、心中的情绪和现实生活、历史之间没有构成真正的对话，就不会产生真正有效的思考。是的，即使是“虚无”——我们经常会拿它作为一种批判和思想的起源，也是某种姿态的标榜——如果我们对“虚无”的对象一无所知，如果没有实在的所指，它就只是肤浅的伪饰而已。
对于中国人生而言，悲欢离合从来都不是自然的生活进程，而是随着政治、制度的变动而被迫改变。一种生活和传统如潮水般迅速消退，虽然这种消退或许并不值得怀旧，但它的速度及留下的疮痍却实实在在地让人惊心。我看到了激进主义的破坏性，保守主义的虚妄之处，也真切感受到自中国被迫进入“世界史”以后，与“世界”“西方”及“现代”之间的复杂联系。从梁庄的命运中，我看到，“现代性”的道路还很遥远，而如果不对密布于时代空间的诸如“乡村”“城市”“现代”及彼此的相互关系做观念史的梳理的话，那么，梁庄、无数个梁庄，中国的心灵，还将继续无所归依。
这是一场战争。我们随时都处于“大时代”，战争并非都是流血的革命，这几亿人如大军般的迁徙、流散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矛盾一点也不亚于一场战争，并且，是一场持续的、必败的战争。所谓的“小时代”，个人化的、小资产阶级的、物质的“小时代”，只是一个假象。裂隙无处不在，我们被锁定在特定的场域中，被围困在真空之中，探讨着言不及义的话题，对同属于一个生活场景的另一面视而不见。那些鲜亮的术语、概念就像那疥疮，密布于身体，却是在吸噬你的精气神。或者，其实从来如此。
历史意识的生成与其所处的历史阶段无关，重要的是“我”与历史的链接方式。历史存在于其与“我”的关系之中。历史就是你自己。以“我”——既是个人的“我”，也可以是大的集体的“我”——为原点，以经验世界为基点，向过去和未来辐射，并不都导向主观和偏差，相反，它能使得我们的思考更有切实的基础。对于处于尴尬位置的“70后”而言，摆脱无历史的空虚之感和历史阶段论，也就摆脱了那种无谓的自恋式的感叹。无论何时何处的生活，都如阳光下的灰尘一样丝缕可辨，历史纷繁而又清晰异常。
大历史和大事件为后人的反思提供最基础的内容，但也很容易传奇化、浪漫化和概念化，就像今天许多人在重新谈起“民国”“解放战争”“文革”“知青”，多是“激情燃烧的岁月”，在溢美与否定之间走钢丝，却对认知真正的历史毫无帮助。能粉碎大历史框架的恰恰是个人的记忆，是历史空白处的琐屑和不引人注意但却又久远的伤痛，它影响甚至制约着历史的运行。1986年的“麦冬”在我身上留下永远的痕迹，而父亲和吴镇的许多人也因此一蹶不振好久。和广州做生意的那家人，原是吴镇最早的万元户，在麦冬神话传来之前，正准备兴土木，盖“豪宅”。之后，丈夫出去避债多年不归，老婆在家做种种零活挣钱还债并养活三个儿女。多年之后，在走过一个地方时，年老的女人仍然忍不住说，这就是当年我们看好的准备盖房子的地方，两层，十四间，砖瓦都买好了。她的手横着、大力地画过去，画出了一道虚空。麦冬，这个椭圆的、乳白的小果实，附着在“南方”“改革”身上，结结实实地改变了他们一生的轨迹。
对我而言，“西方”的概念来自于“郭靖黄蓉”，而“同性恋”事件要大于80年代的其他历史事件，因为它们对我更直接，所产生的思想震动更大。阐释历史的通道并不只来自于大的政治事件，也可能仅来自于一个词语。
与此同时，回到梁庄对我而言是一种激活，重新找到思考的起点和支点，并激活自己的生活——学术生活和实在生活。它是一种学术实践，我从来不认为它只是创作实践。这四年多的田野调查、阅读和写作给我的锻炼和启发不只是最终的那两本书，而是我似乎越来越接近问题的源头，我注意到由生活实践所折射出的观念冲突，由观念冲突所引发的生活实践的种种反应。我意识到“乡土中国”这一概念的生成性（自晚清以来它一直处于被塑造中）及这一生成背后的社会意识的变迁、时代精神的分裂和利益驱动的巨大作用，它们互相生成，并且正塑造着新的中国形象。我想我会重返书斋进行学术研究，并且，我会把这一学术研究看作我的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它不再只是无关任何风月的书斋生活，而是历史的一部分。“生活实践”，即与正在行进中的历史相结合的能力，从正在行进中的生活场域寻找理论的起点和依据，最终达到一种及物的思考和结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反对过早的专业化，反对过早的平静，我崇尚某种行动、冲突，甚至自相矛盾（包括思想上的），哪怕它可能偏激，可能错误，也比四平八稳要更有启发性。当然，从另一方面来看，偏激和愤世嫉俗是一个可以向上的词语，但如果没有扎实的考察和思考支撑，也会流于某种狡诈的圆滑和为虚名寻租的屏障。
文章还没有写完，我又回到国内。11月初下午四五点钟的北京，雾霾满天，天空灰暗，高楼飘浮在空中，如同末世纪的魅影。灰尘阻塞着呼吸，我不由得在内心发出许多人都发出过的感叹。
而此刻（又一个“此刻”，这是又一个历史瞬间，和我坐在杜克大学的图书馆看大教堂，在出租车上看北京的天空时一样），阳光穿过乌云，照在满是灰尘的窗玻璃上，又斜映在书桌上，从外面隐约传来压抑的车流声，极具穿透力的工地敲打声，高亢而杂乱的对话声。我背对着室内，阳光之下那一屋的灰尘让人心烦意乱，虽每天打扫，灰尘仍然铺天盖地，落在每一件物品上，一切都黯淡且眉目不清。但是，当凝视并倾听这一切时，仍有莫名的踏实的愉悦感从神经末梢传导入心脏中央。是的，这是你自己的日夜。与爱国、民族和那些宏大的词语都无关，而与你自己相关。或许，重要的不是你爱不爱国，而是你无法选择，最终才生成某种类似于“爱”的历史感。
这是一种颇具先验性的愉悦感，或者，悲怆感？你无法选择最初的历史瞬间。美国的蓝天、白云像梦一样，没有真实感。这种感觉真的非常奇怪，仅仅十来天而已，那几个月的生活已经在你意识中遁去，就好像从来没有经历过。它对你的观点、逻辑思考，甚至对美的感觉都产生过影响，它也成为你经验的一部分，但却没有形成历史感。我似乎明白了“离散”这一词背后的含义。历史是活生生的“在”，热闹与喧腾，灰尘与阳光，都与你相关。如果没有这一相关性，你又是谁呢？梁庄、家人，从出生起就看到的天空、大地是你的“在”。如果一个人在此地没有“在”的感觉，那么，这风景、历史就与你无关，你也无法从这里的时间和空间得到真正的拯救。
T·S·艾略特在《四个四重奏》之四这样写道：
玫瑰飘香和紫杉扶疏的时令
经历的时间一样短长。
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
不能从时间得到拯救，
因为历史
是无始无终的瞬间的一种形式，
所以，
当一个冬天的下午
天色晦暗的时候，
在一座僻静的教堂里
历史就是现在和英格兰。
我想，艾略特想说的是历史、时间和“我”的关系。一个没有历史的民族，不能从时间中得到拯救，一个没有历史的人，也无法从有限的人生中得到救赎，哪怕你坐在庄严的杜克大学的教堂里，聆听高亢而清澈的歌声。
这样，无论生于哪一年代，都是一样的，因为历史赋予我们了一个瞬间。能够对这瞬间所包含的形式及与时间、空间的关系进行思考，我们就汇入了现在、历史和未来的洪流。
选自《天涯》2014年第1期
评鉴与感悟
梁鸿以写梁庄知名，但这回她是坐在美国杜克大学图书馆回望，现在，历史，未来，都在她的想象里汇聚。她写的仍是她的个体经验，只是格局要更为浩大，读来让人感叹。这就类似于装置艺术，曾经的隐秘记忆，因为有效地改造，组合，又有了更为丰富的精神意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