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香港办报，登记也是一个难关——这登记当然是向香港政府要求的。我在事前就听见说，“外江老”——不是广东人——尤其是名字被多数人知道的文人，要出面登记，是很不容易通过的，因为他们怕有什么政治作用。这在逻辑上似乎讲不通，因为有政治作用的，广东老也尽有可能，并不限于什么“外江老”；名字不见经传的文人也不见得都是驯伏的羔羊。但是他们不讲这些，他们只怕由外面来的人有着捣乱的阴谋，使他们的统治发生危险。这种心理犹之乎我由欧洲到美国上岸的时候，美国的移民局人员“像煞有介事”地问我有没有意思要推翻美国政府！香港政府最放心的是本地的商人出来办报，理由是他的唯一宗旨是在赚钱。我既不是广东老，又不是商人，尤不幸的是名字又不能避免被人知道，所以出面登记是十八九难于通过的。但不幸中的幸事是有一位足够资格的朋友热心赞助，由他出面去登记。登记的手续照例是要亲到香港政府里什么“华民政务司”洋大人那里给他问话。最要紧的话是问你为什么要办报？这位“识相”的朋友要咬定宗旨说是要赚钱。要赚钱是他们认为最可钦佩的大志，至高无上的美德，这个难关便这样地被通过了。
当然，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天下事是终要水落石出的。在登记完毕以后，是谁在那里主办，终要被香港政府知道的。不过英国人素以“法治”自许，在法定的手续完毕之后，除非你在法律上犯了什么罪名，他们是不好意思随随便便取消你的登记的。最糟的是在登记的时候，他们如果已在疑心生暗鬼，便要干脆地不准许；在已经准许之后，却不至随随便便取消你的登记。这种“法治”的实质究有几何，姑且不论，但说来好笑，据说住在香港的一般广东老，遇着与人吵嘴的时候，他常要这样地警告对手的人：“你不要这样乱来，这是个法治的地方啊！”无论如何，后来香港政府的警务处终于知道那个报是我在那里主办的；这不足怪，因为他们有侦探，这种情报当然是可以得到的。
这虽不致就取消我们的登记，但是既受他们的严重的注意，就不免要增加许多麻烦。他们要进一步抓到我们的把柄。有一次香港某银行的经理，因为香港政府禁止青年会民众歌咏会的事情，去见警务司，刚巧我们的报上发表一篇鼓励这歌咏会的社论，那位警务司便再三向他诘问我为什么要在香港办报，并老实说他们无时不在严重地注意我。同时有朋友来告诉我，说警务处曾有公文到新闻检查处（香港政府设的），叫检查处每天要把检查《生活日报》时所抽去的言论和新闻汇送到警务处察阅。他们的意思以为已经检查过的东西不会有什么毛病，被检查抽去的东西便一定要露出马脚来，一旦被他们捉着可以藉口的证据，那就可以开刀了！这可见我们当时所处的环境的紧张。但是事实究竟胜雄辩，他们的侦探，他们的检查员，费了许多工夫之后，所得到的最后结论却很妙，他们说：“这只是几个读书人办的报，没有什么政治的背景！”倘若他们所谓“政治的背景”是指有什么党派的关系，那我们当然是丝毫没有，他们的话是完全对的；但是我们却未尝没有我们的背景！我们的背景是什么？是促进民族解放，推广大众文化！我们是完全立在民众的立场办报，绝对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办报却也有我们的宗旨。我们的宗旨是要唤起民众，共同奋斗来抗敌救国。
但是我们总算侥幸得很，在他们的那个“最后结论”之下，我们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我们不但得到警务处的谅解，而且也得到新闻检查处的谅解。
但是这个意思却也不是说新闻检查处就一定没有麻烦。关于香港的新闻检查处，有它的很有趣的特别的情形，留待下次再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