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贫民窟里办报馆，布置起来确是一件怪麻烦的事情！我曾经说过，我们的报馆所在地的利源东街，是夹在两条最热闹的街道的中间。在那两条最热闹的街道上，各店铺里的卫生设备是不成问题的，因为在地下都装有现成的沟筒，他们都可以装设抽水马桶，和有自来水冲的白瓷小便斗。但是利源东街离这两条大街虽不过几步远，情形便大不同了。因为那条街上的住户根本没有力量享受卫生的设备，所以地下根本就没有什么卫生设备适用的沟筒。你独家要装设也可以，不过先要就马路的下面装设沟筒，从大街的地下沟筒接到屋里的地下来才行。这项工程至少要花掉一千多块港币，合华币要近两千块大洋，这当然不是我们这样的穷报馆所出得起的，只得想都不去想它。那几天我常常到报馆里去视察修理工程的进行，屡次有“苦力”模样的不速之客跑来盘问，他讲的是广东话，我一窍不通，但是他却锲而不舍，找个懂广东话的朋友来翻译一番，才知道他为的是马桶问题。原来在这个贫民窟里倒马桶的生意，也有好几个人要像竞争国选那样地热烈，争取着“倒权”！他们的这种重要的任务，却也很辛苦，每夜一两点钟的时候，就要出来到各户去执行“倒权”的；在取得“倒权”以前，还要经过一番激烈的竞争。在我们呢？马桶问题倒不及他们那样着急，因为我们把第二层的后间那个小厨房粉刷一番，叫木匠司傅用木板来隔成两个小间，买两个白瓷马桶，加些臭药水，还勉强过得去。所要设法解决的是小便所问题。我原想买个白瓷小便斗，装在自来水龙头下面，斗底下装一个管子，通到下层地下深处的泥里去；这样可以不必以后弄为尾闾，稍稍顾到公众的卫生。主意打定之后，便和一位能讲广东话的朋友同跑到一家专买白瓷抽水马桶和白瓷小便斗的公司里去接洽。那公司里的执事先生们听说是个报馆里要装白瓷小便斗，以为是一件很阔的生意经，很殷勤地特派一位“装设工程师”到我们的报馆里来设计，我们觉得却之不恭，只好让他劳驾。那位“装设工程师”一踏进我们的小厨房便摇头，他说在这里要装设白瓷小便斗，先要打样绘图呈请香港政府核准，领取执照，否则便是违法的行为，干不得！我问他在那条街上一般住户都是在厨房的水沟里随意小便，使厨房和后弄都臭气薰蒸，是否也要呈请香港政府核准呢？他知道这是开玩笑的话，彼此付之一笑。但是小便所问题还是未得解决。最后只得雇泥水匠，用白瓷砖就水沟的洞口砌成一个方形的大斗，下面挖个洞，每日由茶房负责倒水冲几次，由那里还是要流到后弄去，那也就无可如何的了。这在该处的泥水匠是一个新式的“工程”，做得不对，以致做了又拆，拆了又做，经过几次的麻烦，才算勉强完事。
屋子的后部分的问题算解决了，但是屋子的前面是朝西，阳光逼着要使你中暑，于是决定装设一个布篷，装设两个风扇，并在那狭隘的露台的铁栏杆上排几盆花草。门面和内部都油漆一新。这样惨淡经营之后，这一所房屋，在那条贫民窟的街道上简直是一所很整洁的屋子了。我把它比作一个十足的乡下土老儿硬穿上一套时装。
有许多同事是陆续由上海来的，我每次很高兴地到码头去接他们，他们到了第一件事是要先到报馆去看看。我虽知道这时我已费了一个多月的工夫，把这个贫民窟的屋子刷新了一下，但是心里头还是忐忐忑忑，不知道同事们看了觉得怎样，虽则我引导他们进报馆的时候，总是一团高兴，因为这是经过一番苦工夫所得的结果。后来他们里面有的承认初看的时候觉得很不惯，后来也就渐渐地看惯，觉得很自然了。
我的办公室是在二层楼的前一部分，隔成一个小小的房间，排着三张的办公桌，已是挤得难于回旋。窗关着很闷；窗开着吧，斜对面的那家小铁店的煤烟常常溜进来，替你的桌上和面孔上加些材料。那里的房屋都是两层楼的楼房，中间隔开的街道既然很窄，所以两边楼房相望是很近的。有一夜斜对面的楼上死了一个人，全家十几口，男男女女，大大小小，都挤在那个小房间里围着躺在床上的死尸哭着，哭得很悲哀，听了令人为之惨然。我正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写社论，因为距离很近的缘故，那个硬挺挺僵卧着的死尸，恍惚就睡在我的身旁似的，尤其是那样悲哀的泣声，使我虽拿着笔在构思，心目中所涌现的总是一个死尸，一群穷苦的妇人孩子围哭的惨况。心里想也许那一群可怜的妇人孩子们全靠那个死人活命，现在是陷入了非常凄惨的境域了！心思这样地被扰乱着，好久好久写不出一个字来！
被我由法国电请回来帮忙的胡愈之先生，他的办公桌就在我的对面，有一夜他发现一个大蜈蚣！如在不知不觉中，乘他在写作无暇他顾的时候，取道他的裤脚管向上前进，那还得了！他生怕再有蜈蚣出来，他摇头慨叹这种地方真有些危险！我想他当时的两个裤脚管里大概是常在宣布戒严的状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