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小读过《中庸》的中国人，有一种传统的思想和习惯，凡遇正反对的东西，都把它并存起来，或折中起来，意味的有无是不管的。这种怪异的情形，无论何时何地，都可随在发见。
已经有警察了，敲更的更夫依旧在城市存在，地保也仍在各乡镇存在。已经装了电灯了，厅堂中同时还挂着锡制的“满堂红”。剧场已用布景，排着布景的桌椅了，演剧的还坐布景的椅子以外的椅子。已经用白话文了，有的学校同时还教着古文。已经改了阳历了，阴历还在那里被人沿用。已经国体共和了，皇帝还依然坐在北京，……这就是所谓并存。
如果能“并行而不悖”原也不妨。但上面这样的并存，其实都是悖的。中国人在这里有一个很好的方法来掩饰其悖，使人看了好像是不悖的。这方法是什么？就是“巧立名目”。
有了警察以后，地保就改名“乡警”了；行了阳历以后，阴历就名叫“夏正”了；改编新军以后，旧式的防营叫作“警备队”了；明明是一妻一妾，也可以用什么叫作“两头大”的名目来并存；这种事例举不胜举，实在滑稽万分。现在的督军制度，不就是以前的驻防吗？总统不就是以前的皇帝吗？都不是在那里借了巧立的名目，来与“民国”并存的吗？以彼例此，我们实在不能不怀疑了！
至于折中的现象，也到处都是。医生用一味冷药，必须再用一味熟药来防止太冷；发辫剪去了，有许多人还把辫子底根盘留着，以为全体剪去也不好；除少数的都会的妇女外，乡间做母亲的有许多还用“太小不好，太大也不好”的态度，替女儿缠成不大不小的中脚。“某人的话是对的，不过太新了”，“不新不旧”也和“不丰不俭”“不亢不卑”……一样，是一般人们的理想！“于自由之中，仍寓限制之意”“法无可恕，情有可原”……这是中国式的公文格调！“不可太信，不可太不信”，这是中国人的信仰态度！
这折中的办法是中国人的长技，凡是外来的东西，一到中国人的手里就都要受一番折中的处分。折中了外来的佛教思想和中国固有的思想，出了许多的“禅儒”；几次被他族征服了，却几次都能用折中的办法，把他族和自己的种族弄成一样。这都是历史上中国人的奇迹！
“中西”两个字触目皆是：有“中西药房”，有“中西旅馆”，有“中西大菜”，有“中西医士”，还有中西合璧的家屋，不中不西的曼陀派的仕女画！
讨价一千，还价五百，不成的时候，就再用七百五十的中数来折中。不但买卖上如此，到处都可用为公式。什么“妥协”，什么“调停”，都是这折中的别名。中国真不愧为“中”国哩！
在这并存和折中主义跋扈的中国，是难有彻底的改革，长足的进步的希望的。变法几十年了，成效在哪里？革命以前与革命以后，除一部分的男子剪去发辫，把一面黄龙旗换了五色旗以外，有什么大分别？迁就复迁就，调停复调停，新的不成，旧的不成，即使再经过多少年月，恐怕也不能显著地改易这老大国家的面目吧！
我们不能不诅咒古来“不为已甚”的教训了！我们要劝国民吃一服“极端”的毒药，来振起这祖先传下来的宿疾！我们要拜托国内军阀：“你们如果是要作孽的，务须快作，务须作得再厉害一点！你们如果是卑怯的，务须再卑怯一点！”我们要恳求国内的政客：“你们的‘政治’应该极端才好！要制宪吗？索性制宪！要联省自治吗？索性联省自治！要复辟吗？复辟也可以！要卖国吗？爽爽快快地卖国就是了！”我们希望我国军阀中，有拿破仑那样的人；我们希望我国“政治家”中，有梅特涅那样的人。辛亥式的革命，袁世凯式的帝制，张勋式的复辟，南北式的战争，忽而国民大会，忽而人民制宪，忽而联省自治等类不死不活不痛不痒的方子，愈使中华民国的毛病陷入慢性。我们对于最近的奉直战争，原希望有一面倒灭的，不料结果仍是一个并存的局面，仍是一个折中的覆辙！
社会一般人的心里都认执拗不化的人为痴呆，以模棱两可，不为已甚的人为聪明。中国人实在比一切别国的人来得聪明！同是圣人，中国的孔子比印度弃国出家的释迦聪明得多，比犹太的为门徒所卖身受磔刑的耶稣也聪明得多哩！至于现在，国民比聪明的孔子更聪明了！
我希望中国有痴呆的人出现！没有释迦，耶稣等类的太痴呆也可以，至少像托尔斯泰，易卜生等类的小痴呆是要几个的！现在把痴呆的易卜生的呆话，来介绍给聪明的同胞们吧：
“不完全，则宁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