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元年（1851）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为冯子材发挥自身的潜质提供了客观条件。如何评价太平天国运动不是本书的任务，尽管太平天国运动与冯子材的关系密切，甚至密切到没有太平天国运动就没有冯子材这个历史人物的地步。但我们还是尽量避免过多地谈论这个问题，原因很简单，是还未到能够平心静气实事求是地谈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好处说的学者把太平天国运动说成是一场革命，人为地拔得很高；往坏处说的学者则把它说成是邪教运动，一无是处。而本书则只把它看成是说明冯子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条件或环境，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冯子材后来治理边疆危机和抵御外国侵略所需的军事才能和战略战术，只能通过参加与太平军作战等国内战争的方式来锻炼和提高。
冯子材的青少年时期虽然过着漂泊贫寒的流民生活，但由于当时当兵被看成是一种贱业，可能受到“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思想影响，所以即使他学了一身武艺，却从未有过投身行伍，以当兵求个人出路的想法；加上当时清朝的绿营军队实行“军户世袭制”，即一旦投入军伍，就得父死子继，世世代代当兵，而一般的局外人则无法进入军队中去。使他投入清军的诱因，是无端地被卷入了刘八的反清武装。
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的前夕，两广因种种原因已经纷纷发生各种社会动乱，出现许多反清武装，其中就有影响冯子材生活道路的刘八反清武装。关于刘八反清的情况，现存的资料很少，难以说清其来龙去脉。清《文宗实录》载咸丰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旨称：贼首刘八，先充（博白知县）游长龄轿头，本年春间曾用“愚弟帖”告该知县称：素有交情，断不进城。即刘八原为博白知县游长龄的轿夫头子，是当地天地会组织的头目。当由太平天国掀起的反清运动爆发时，他先在广东石城一带起事，后来发展到广西博白。咸丰元年三月初八日有旨称：“石城匪徒刘八等，被东省击败，窜至博白之大峒圩，人数亦有万余。”四月初三日有旨，指示广西当局设法阻挠刘八等与正逗留在武宣等地的太平军会合：“至陆川县一带各股贼匪，尤当严饬该文武督带兵勇，分投防剿，勿令凌十八及刘八等，与武宣、贺县大股逆匪合而为一。”
至于冯子材为什么会卷入其中，由于此事牵涉到他与博白关系，所以冯子材长期来都采取回避的态度，也影响了各种有关的记载。首先是改动了事发的时间。在《民族英雄冯子材纪念文集》中，收有黄学成等人所撰《冯子材年谱简编》，就将此事发生的时间定为“道光二十八年（1848）”：“是年，与友外出贸易，于灵山县路遇天地会刘八所部，皆被劫持上山，嗣后逃脱。”[1]在《冯宫保事绩纪实》中，则记为“乃道光三十年（1850）事也”。《冯子材传》记载有关内容的部分则因字迹脱落，无法辨认，但后文才谈到道光三十年的事，可见是认为发生在此之前。这三种记载的三种时间都不相同。而不知道，据冯子材自己承认和《文宗实录》的记载，此事都是发生在咸丰元年。
其次是不提事情发生的地点。《冯子材传》和《冯宫保事绩纪实》都是这样，只有《冯子材年谱简编》记为在灵山县发生。而在《文宗实录》中，清楚地记载是在“博白”：“咸丰元年五月初八日谕内阁：周天爵、劳崇光、向荣奏：……刘八等由陆川窜回博白，……四月初十日，贼目黄锦泗、冯子材等九百五十人，复请投诚自赎，该员等择留精锐，随同打仗。……即如黄锦泗、冯子材等，亦知悔罪投诚，杀贼自效，如果始终出力，不难与张钊等同宽既往，悉予自新。”26年后，这些有关资料在清政府编印的《钦定剿平粤匪方略》一书中刊出，冯子材曾于光绪三年（1877）上奏辩解：“据冯子材奏称，该提督于咸丰元年三月间，被贼掳去十余日，即于四月初间乘间逃出，投营效力，并非久在贼中，始行率众投诚。伏读《钦定剿平粤匪方略》，有与贼目黄锦泗同时投诚之语，连类奏报，情节不符，请饬更易。”但被清政府驳回：“冯子材宣力有年，战功卓著，迭承恩眷，已极宠荣，惟当竭力图报，勉为名臣，以副朝廷委任之意。至该提督当日身陷贼中，旋即投出，业经周天爵等奏报，钦奉文宗显皇帝谕旨宣示。此次纂辑方略，复蒙穆宗毅皇帝钦定，岂得率行更易，所请着不准行。”从这两份记载可以看出，无论是当时的奏报和冯子材本人事后的谈及，此事都发生在咸丰元年三月，地点是在广西博白一带。
至于冯子材逃出后，加入清军协剿刘八的经过，《冯宫保事绩纪实》称：逾年，有友人邀公外出贸易，慨然相从。中途，突遇匪首刘八伙党，公及友人均被劫去。抵巢后，朝夕勒赎，苦不堪言。兄澄甫公闻之，走告诸亲，莫肯为计，袖手痛泣而已。公在贼巢廿余日，被拷，不得资，稍疏防，公每谓友人曰：如果死于贼手，不待言矣。倘得再见天日，誓必从军，灭尽诸丑，以泄此恨。于是乘贼不备，遂与诸友夜半潜逃，径投团总黄汝谐部下，充当勇目，剿办附近各贼，斩馘殆尽。讵黄团总嫉功吞赏，且以粮缺为词。公与诸友谋，另思投效之处，即具禀廉州府太守，当蒙府尊沈公批准，遂带二百余人，到府应点。是时，公年已三十四岁（误，应是三十三岁），乃道光三十年事也。郡守见公英武，命招灵邑同志阮尚秀一百余人，合成一队。时刘八匪伙万余众，公率勇击贼，所向披靡，立将刘八全股悉数扑灭。这里谈到的“勒赎”，指的是某一武装集团绑架民人后，要求被绑架者的家人拿钱来赎人，以筹到活动经费。至于所谓冯子材所“招灵邑同志阮尚秀一百余人”，关于阮尚秀，在所知有关冯子材资料中没见提及，倒是后来成为他主要部将的关松志、吴天兴、陈得贵等人都是他家乡人。
正是由于要报复刘八劫掳勒赎之仇，激发了深藏在冯子材体内的潜质，从而使他走上一条与以前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但据《文宗实录》所载，事情并不如上述这些记载那样简单：冯子材等被刘八掳到博白时，博白知县曾出示晓谕：凡被胁勉从者，若早日自行解散，或赴官投诚，概准免罪，四月初十日，冯子材带950人投诚，情愿杀贼，立功赎罪。清方选留五百人。号为“归善勇”，别为一营，命高廉道宗元醇的幕僚朱用孚统带，立即投入追击刘八所部的战斗。据咸丰元年五月初八日的上谕得知，“刘八闻风潜逃，该府、县等追杀至马尾岭，歼毙贼将军头余四，并贼先锋十二人，贼匪三百五十六人，堕崖落涧者甚众。瑞乘胜追入广东合浦境内，势已穷蹙。”但战斗并未轻易结束。二十五日又有旨：至刘八、凌十八等两股贼匪，奔窜两粤交界地方，虽屡经击败，旋复啸聚，总因两省带兵各员，不能并力兜围，以致此拿彼窜，良民受其蹂躏，遭其裹胁。何时还定安集？……至凌十八、刘八等股，窜回化州、合浦等处，经西省文武兵练，跟踪追剿。六月十九日又有旨提到：至刘八、凌十八及何名科各股贼犯，虽据迭次追拿，而逆首尚未擒获，剿办不容松懈。从十二月二十日的上谕得知，在追剿刘八的过程中，与冯子材一起投诚清军的黄锦泗似乎遭遇了不测：“又屡次（与刘八）打仗，皆系黄锦泗带勇，并非朱德璲督战，贼匪拥众至朱德璲家，该绅士托人说和，将黄锦泗献出，始行解去。”
而《清史稿.沈棣辉传》则称刘八反清武装最后为署廉州府知府沈棣辉所灭：“博白贼刘八伺隙袭廉州，（沈棣辉）驰还，遇贼五里亭，令列阵以待。贼疑有伏，稍引去，呼噪乘之，贼大溃。休兵十日而进，又歼贼灵山早禾涌，追至广西横州，斩刘八，廉州平。”刘八所部覆灭时被杀死者865人，坠崖落涧死者70余人，损失炮位、藤牌、刀械数百件。据咸丰元年七月十六日的上谕得知：清政府“据赛尚阿另片奏：会剿股匪，将逆犯刘八、曾亚昌擒获，伙党歼除殆尽。”即刘八部可能于七月初被剿灭。为此，清政府曾重赏立功的官员：以剿歼广西逆首刘八出力，赏知府朱德璲、游长龄花翎，余升赏有差。同年八月初三日又有旨：以剿擒广西博白县匪首刘八出力，赏署廉州府知府沈棣辉花翎，予提督陶煜文等优叙。但冯子材似乎并未因此役获赏。
《清史稿.沈棣辉传》记其生平称：“沈棣辉，字奏箎，浙江归安人。少游淮上，为河督麟庆司章奏。道光中，纳赀为广东通判，补广州永宁通判。擢黄冈同知，以功晋知府，补韶州。咸丰二年（1852），调署廉州。时岭峤群盗并起，李士奎、颜品瑶、黄春晚等分踞钦州之那彭，灵山之林墟，众数十万。棣辉至，出贼不意，率兵二千掩入那彭，歼之。急分千人趋林墟，贼空壁出关，棣辉已由间道入其巢，遂连克旁近诸贼垒。
博白贼刘八伺隙袭廉州，驰还，遇贼五里亭，令列阵以待。贼疑有伏，稍引去，呼噪乘之，贼大溃。休兵十日而进，又歼贼灵山早禾涌，追至广西横州，斩刘八，廉州平。”并赞他“棣辉以文吏治军，明赏罚，均甘苦，尤能知人。剿刘八时，招抚冯子材，后立大功为名将，……尤为时称云。”后来，沈棣辉先后升为肇罗道、广东按察使，于咸丰六年（1856）初死于贵州布政使任上。
关于冯子材投军廉州的情况，《冯子材传》另有记载称：道光三十年庚戌，股匪张六率众二万余，围廉州城逾数月。子材年三十三，乃约友迳赴廉投效，至，仅西门不闭，匪大营逼在东山。子材口口投逆旅，戒严检查，五友同被逮。至守署时，沈太守多疑而酷，被逮者十九遭枉杀。子材倚守署阶柱而坐，夜阑，书吏蔡某过阶下，惊见黑虎傍柱卧，及即，只见子材鼾睡，乃叩姓名去，默念其人必异才，应谋营救之道。深知太守所倚信者惟彭孝廉一人，黎明述之，代求缓颊。彭奇其所述，既谒守，保释之。试与子材接谈，壮其投效志，并与沈守下问破匪之策。子材侃侃曰：假我百夫长，贼不足破也，惟非用吾钦守望之同志不可。若得勇侠士数十，使混匪营，伺其隙攻之，外攻内应，失措必遁也。沈守动容，迳许之。子材乃征钦侠士六十人以从，在廉募士四十足之。部署两旬，实行计划，临时子材率士四十开东门出，仰攻匪巢，六十侠友果焚杀应之，令守城兵放枪轰射，以寒匪胆。鏖战仅数小时，州匪已弃大营宵遁，匪营连廿余里，悉溃，城围顿解，廉州旋平，英名震一时。这与前引《冯宫保事绩纪实》所载完全不同，即冯子材在廉州协剿的对象已不是刘八而是张六了。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也曾谈到此事：“冯少年时为同辈牵累，被拘至廉州府署前，适府教授过见之，谓汝系善良，即向府尊保释之。既达后，冯于两公子孙，报之终身。”
虽然上述各种记载的细节各有不同，但都不约而同地指明一点：冯子材正式投入行伍，是在参加廉州之役的事。从此脱离一个穷人漂泊无望的灰暗生活，走上一条可以当官发财，成家立业的道路。
这里，我们要谈谈如何认识和评价冯子材与反清武装作战的问题。
在极“左”思潮泛滥的时代，曾经流传过这样一种观点：即除共产党政府以外的历代政府都是反动政府，因此，按照“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的极端逻辑，历代反政府的组织和个人，就被看成是“革命的起义”而被肯定，而这些“反政府的组织和个人”实际做了什么倒不是重要的事情了，即使历史事实证明这些“反政府的组织和个人”曾做过许多对人民不利的事情，如唐末农民起义领袖黄巢曾用人肉作军粮、明末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实际上是一个喜欢乱杀四川人的杀人狂，也可以用一句“这是反动文人的诬蔑”就掩盖了。
到了改革开放时代，“极左思潮”的禁锢消除了，人们的眼界拓宽了，这才知道，在任何一种政府的统治下，由于国家制度、社会体制等客观原因及个人能力、家庭情况等主观原因的作用下，社会上的人可以分为两种：富人和穷人。而在穷人中间，也可以分为两种：即安分守己者和不安分守己者。安分守己的穷人，宁肯自己多付出超常的劳动，也要努力去改变自身及家庭的处境，即使达不到目的也不愿做违法乱纪的事情，从军前的冯子材可以说就是这样的人，今天的许多农民工和下岗工人也是这样的人。反之，不愿意安分守己的穷人，看到用诚实的劳动无法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就企图用一种反政府的暴力手段，不劳而获地从政府、富人或他人手里夺取财富，从而使自己过上富裕的生活。历代出现的“盗贼匪徒”就多是这样的人，例如所谓的“梁山好汉”、“绿林好汉”。其实，这些人中的领导者多数都不是真正的劳动人民，唐末农民起义的领袖王仙芝、黄巢是私盐贩子，宋朝的方腊是个地主，清末的太平天国起义的领导人洪秀全是个秀才，韦昌辉是个地主等。即使是“梁山好汉”，其头领中的晁盖是个地主，宋江是衙门吏员，林冲是个军官，卢俊义是个大财主等。真正的劳动人民往往忙于生产，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哪有时间和精力去策划诸如“反政府行动”之类的大事！当然，在“反政府行动”爆发以后，他们因各种原因而参加其中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当这些人的反政府行动汇合成或大或小的反政府武装后，就会发生一个他们不得不面对和需要立即解决的问题：即这么多人的生活资料从何而来？由于这些反政府武装一般都缺乏建立一个巩固政权所必不可少的根据地、治理策略、用人制度、管理制度和基本的法律制度等条件，所以解决生活资料的办法一般有三个：一是攻打政府机关，夺取其仓库收藏的财富，但这在事前事后往往都要经过浴血的战斗，付出一定的牺牲才能实现，常常会因为招来政府的报复追剿而遭受灭顶之灾。其次是所谓的“劫富济贫”，但这条路也不容易走，因为越是有钱的富人，其防卫手段就越是强大，并和官府的关系也比较密切，容易得到官府的保护或援助，攻打这样的富人也要冒一定的风险和付出一定的代价，如梁山好汉攻打曾头市，就战死了天王晁盖等。而最方便最保险的其实就是去抢劫那些没有什么防卫能力的小财主和普通百姓，所谓的“打家劫舍”，主要指的就是祸害这些人。
同治二年（1863）三月，曾国藩在巡视曾为太平军占领过的江南各地后，以一个政治家的冷静眼光，来分析太平军管理占领区推行的政策和制度的成败得失称：太平军初起之时，曾制订过一些比较合理的政策和制度，因此一度受到人民的欢迎：“粤匪初兴，粗有条理，颇能禁止奸淫，以安裹胁之众。听其耕种，以安占踞之地。民间耕获，与贼各分其半，取江南数郡之粮，运出金柱关，取江北数郡之粮，运出裕溪口，并输金陵。和春等虽合围城外，而贼匪仍擅长江之利，挹不竭之源，傍江人民亦且安之若素。”但奉行既久，这些政策和制度就会发生蜕变：“今则民闻贼至痛恨惟心，男妇逃避，烟火断绝，贼行无人之境，犹鱼处无水之地，必穷之道，岂有能久之理！昔年粤贼所至，筑垒如城，掘濠如川，坚深无匹，近亦日就草率。而官军修垒浚濠，今实远胜于昔。贼中群酋受封至九十余王之多，各争雄长，苦乐不均，败不相救。”
何况这些太平军与清军作战时，必定会扰害百姓，带来的灾害就更难以估计了。曾国藩上述报告就提到：“自池州以下两岸难民皆避居江心洲渚之上，编苇缉茅，棚高三尺。壮者被掳，老幼相携，草根掘尽，则食其所亲之肉，风雨悲号，死亡枕藉。二月十五日大胜关江滨失火，茅棚数千，顷刻灰烬，哭声震野，苦求赈恤。他处芦棚丛杂，亦往往一炬万命，徽池宁国等属，黄茅白骨，或竟日不逢一人。又闻苏浙之田多未耕种，群贼无所得食，故一意图窜江西，并窥伺皖浙已复之区。贫民无所得食，弱者转从沟壑，黠者则从贼以偷生旦夕。党与无定长，酋长无定谋，诚恐变为流贼，更难收拾。”
像太平天国这样规模的反政府武装尚且不能保证始终推行有利于人民的政策和制度，那些仓促而起、不久即灭的小股反政府武装就更不用说了。如冯子材所遭遇的刘八所部，除了靠攻打政府获得财富外，也会经常掳掠诸如冯子材一类的普通百姓，以向他们“勒赎”的办法来获取财富，就是彻头彻尾的土匪强盗了。
所以，我们判断一个反政府组织的行动是否值得肯定的标准，应该不是以它是否反政府，而是以它所推行的政策和制度是否有利于人民来定。有利于人民的，就值得肯定；残害人民的，就要理直气壮地加以否定。以这个标准来衡量刘八所部，就是一个残害人民的组织，如果这样的组织都值得肯定，那么中华民国期间纵横全国南北的大大小小土匪如东北的座山雕、许大马棒，山东制造临城劫车案的孙美瑶，湘西、广西占地为王的大小土匪就都成了“农民起义军”，岂非滑天下之大稽吗！冯子材唾弃这样的组织并参与追剿它的战争，不能像传统观点那样说成是“背叛农民起义、镇压农民起义”。
投入清军后，冯子材除了在廉州作战外，还先后参加了追剿信宜凌十八、何名科等反清武装的战争。
信宜县是清代广东高州府的属县，境内有黄华江流入广西岑溪；又有金洞水北至广西容县，与广西的关系密切。凌十八是信宜钱排镇塘坳村人，于1848年在广西平南入拜上帝会，1849年会见洪秀全，1850年在信宜钱排大寮起事，队伍发展到几千人。他除了在信宜活动外，还到过广西的陆川、玉林、广东的罗定等地活动，队伍发展最多达6000余人，最后在罗定受到清军的围剿而失败。何名科是信宜安莪村人，于1849年在广西加入天地会，1850年回安莪组织3000多人于十一月起事。他在高州黄塘活动取得胜利，并进军距高州府城20公里；后又转战广西玉林、容县，队伍发展多达6000人。最后又回师信宜，在县城会战失利，再转移到信宜怀乡又被围攻，再到广西玉林、北流一带，何名科腹背受敌，于1851年10月在广西贵县被俘处死。清政府战后论功行赏，以广东剿平罗镜逆匪，加总督徐广缙太子太保、巡抚叶名琛总督衔，仍下部优叙。赏总兵官福兴花翎、“巴图鲁”名号。在这份上谕中，只提到了冯子材日后的部下冯日坤的名字，却没有提到冯子材的名字，可见他在这些作战中并不很突出。
值得注意的是，在冯子材自述简历中，多次提到他入伍之初，是跟随高州镇总兵福兴作战的。如“冯子材遗折”就称：“窃臣海澨凡夫，出身勇目，初随前广东高廉雷镇总兵臣福兴，”可见他是参加了福兴主持的追剿凌十八之役。《清史稿》称福兴，穆尔察氏，是满洲正白旗人。咸丰元年任广东高州镇总兵，二年，因平罗镜凌十八等功，擢广西提督。旋因在追剿太平军过程中“以迁延，夺职留营”。三年，曾署江宁将军。六年授西安将军，帮办向荣军务。江宁大营溃，革职留任。后因与张国梁不和，朝命赴江西会办军务，从此与冯子材脱离关系。福兴后来先后署镶红旗汉军都统、署盛京将军、授察哈尔都统、调绥远城将军等。同治六年（1867），以旧伤病乞休，光绪十三年四月初三日卒。
福兴死后，光绪十五年（1889）九月初十日，冯子材曾通过张之洞上奏《请于罗定州城建福兴专祠并请立传折》，其中详细地谈到跟随福兴追剿凌十八的过程：“（福兴）赴任高州时，值粤匪披猖，逆首凌十八系发逆洪秀全起事党魁，道光二十九年即在广西金田地方拜会倡乱，与洪秀全等同恶相济，扰及两省，盘踞罗定州属之罗镜墟地方。前督臣徐广缙驻军信宜，剿办经年，前后几及百战，未能得手。该故将军奉派前往攻剿，至则简士卒、广间谍、设方略，先将附墟炮垒十余座一律平毁，督率诸军定计合围。攻罗镜，身先士卒，跃马人阵，飞石伤胸坠地，绝而复苏，督战益急，卒捣其巢，贼魁首凶渠悍党歼除净尽。旋督粤军剿平广西郁林、博白两属土匪，蒙恩赏戴花翎，赏给刚安巴图鲁名号，补授广西提督。
……其在高州镇时，整军经武，纪律严明。罗镜地属罗定，界接高州。凌十八窜踞该墟，党众几及万人，屡败官将，两郡震动。该故将军摧狂寇于方张，防狡虏之四逸，出奇制胜，聚而歼旃。俾高州、罗定两属得免蹂躏，绅民父老感颂遗泽，馨香俎豆之思，久而弗忘。”
这是关于冯子材投入清军后参加的一些作战的情况，其中细节究竟是如何的，如冯子材巧解廉州之围究竟是打败刘八还是打败张六，在高州追剿凌十八、何名科等战斗中的实际表现如何？我们现在已无法加以考证了。但我们相信这些初战一定会给冯子材许多宝贵的启示。据说，在学武的人中流行着这样的一句话：“一勇二力三功夫”，说的是武师与对手过招，首先靠是勇气，其次是力气，最后才是武艺。这些说法也可以用到冯子材初次参加作战中来。当时以绿营为主的清军战斗力已经十分低下，而刘八、张六、凌十八、何名科等反清武装只是乌合之众，估计也不会好到那里去，因此，这样的两支低水平的军队对垒，使用冷兵器进行面对面的肉搏厮杀，谈不上什么战略战术，取胜主要靠的应该是勇气，即要有取胜的信心，然后才是什么智谋、军队战斗力等。而这些初战的获胜，一定使冯子材对作战开始就必须具备取胜的信心这一点深有体会，以致他以后无论是和国内或国外的敌人作战，首先具备取胜的信心就成了他的特点。
冯子材后来还是因为参加了这些战斗而开始获得清政府赏给的各种官职。《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咸丰元年，奉高廉道宗派赴高州剿办凌十八股匪。是年，公与贼战，擒斩三十余名，追至武利圩南岸，被贼矛伤左手腕，蒙赏银牌一面。八月初二日，在分界地方，蒙两广督部堂徐赏给军功八品顶戴。嗣奉调往怀乡，剿捕何名科股匪，时官军仅南韶及提标、清远、增城并练军一千余人，而贼众实有三千余人，相持不决。公部勇至，初战未得手。翌晨复战，镇兵潮勇张左右两翼而出，公部居中，贼大股前来扑击，各勇殊苦战，贼不能支，纷纷败退，遂大获全胜。公知贼已无多，机有可乘，独率所部，不候官军，不分昼夜尽力追赶，直至广西之蒲塘地方，从贼兽散，立将首逆擒获，蒙赏银五百两，祗领分给。随奉饬回三屯军营，协剿凌匪，斩馘净尽。事峻，奉广东高州镇福委募长胜勇五百名，檄公管带，随赴广西剿办洪秀全发匪，所向克捷，转战湖南、湖北，直抵江南。是年十二月初五日，蒙两广督部堂徐拔补高州镇标右营左哨三司外委把总，祗领委牌，就营具报任事。二年正月内，蒙两广督部堂徐录剿办何名科全股出力功，奏奉上谕：著以把总即补，并赏戴蓝翎，钦此。是年十二月内，蒙两广督部堂叶录剿办罗镜股匪在事尤为出力功，奏奉上谕：著俟补把总缺后，以千总补用，先换顶戴，钦此。
这里提到冯子材招募和统带的军队为“长胜勇”，但后来多写作“常胜勇”，特别是他在任广西提督时的嫡系部队就是“常胜勇”，不知《冯宫保事绩纪实》是否有误？而《冯氏族谱》则称其最初的官职为高州镇右营外委，肇庆协左营把总，与上引两种记载不完全相同。高州镇总兵直辖镇标左右二营，兼辖罗定协、阳江等营。但《清史稿.冯子材传》称冯子材“平博白，赐号色尔固楞巴图鲁”，就不是事实了。
清时，绿营士兵实行募兵制，招募兵籍之家的子弟或驻地青年，入伍后即终身服役，世代当兵，但一般到五十岁可以体衰力弱为由退出现役。绿营兵的军官来源有两种：一是行伍出身，清制视为武职的“正途”，士兵按照守兵升步兵、步兵升马兵、马兵升额外外委这样的顺序晋升为军官。二是武举，乡试中式者为武举人，汉武举一、二等者授营千总，三等授卫千总。会试中式为武进士，也分一甲、二甲、三甲。罗尔纲认为：清朝绿营官制，除了定额的各级经制官员外，还有外委千总、外委把总两个阶级，通常省称为“外委”。这种外委，就各营兵数而定拔委的名额，是有定额的。在这个定额外，再加委任的，则称为“额外外委”。据《清史稿.职官志四》载：外委把总，正九品。额外外委，从九品。但额外外委的地位与外委不同，外委是算在官数内的，额外外委则于马兵内酌给顶戴，仍算在兵数里面，而不得属于官数内。至于外委的职任，也有守汛的责任，与经制千总、把总同。外委千总给与八品顶戴，外委把总则给与九品顶戴，其秩位是最低级的。但是，凡绿营兵士进身，大抵都先经过这两个阶级，然后才升拔到经制千总、把总，却是兵士进身的初阶。[2]因此，冯子材所获第一个军职，虽然有“军功八品顶戴”、“外委把总”、“外委”等多种说法，可能以相当于九品的“外委把总”为准确。冯子材获得这些低级的官职，是他踏入仕途的开始。但冯子材进入绿营系列，却严重地影响了他以后的发展。从积极的方面来看，经太平军的打击后，绿营的腐败无能已经暴露无遗，冯子材得以十余年间就从一个普通士兵晋升到一省的实缺提督，很大的原因就是他的几个前任上司如向荣、和春、张国梁、张玉良、李若珠等人的太快失败乃至死亡有关，留下许多空缺让冯子材得以脱颖而出。但也带来了消极因素，就是在和平时期，绿营系列的官员很容易受到新起的湘淮系官员的排挤，而当冯子材在官场倾轧中挣扎时，又很难得到上司有力的奥援，以致最终被排挤出局。
关于冯子材与太平军作战的经过，《冯宫保事绩纪实》的记载较为详细，现结合其他资料的记载，来谈冯子材与太平军作战的经过：
咸丰二年七月十五日，清政府从广东调徐广缙、福兴率领粤勇参与追剿太平军：谕令徐广缙、叶名琛选派得力将弁管带获胜兵勇，驰往湖南军营，协同围剿。并谕令酌派总兵福兴统兵前往，冯子材即在福兴麾下同往。但这些军队行动迟缓，迟至十月一日才驰抵湖南衡州。时太平军正进攻长沙，于是清政府又饬令福兴督带兵勇驰往长沙，会同向荣攻剿河西一带贼匪。十一月二十三日，福兴等又带军赶赴武昌城外作战。但很快徐广缙、福兴就因军行迟缓，坐失军机而被革职，冯子材所属的广东援军遂改隶向荣。
《清史稿》称向荣字欣然，四川大宁人，道光三十年任广西提督。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他参与镇压太平军，但屡战屡败，屡屡被撤职复职。太平军定都天京后，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督办军务，率军围困天京三年之久。咸丰六年被太平军打败，溃退到丹阳，病死。
在冯子材转隶向荣后的最初半年时间里，在向荣向朝廷所上奏折中，虽然多次提到他指挥追剿太平军的部队中有广东军队，但却没有提到过冯子材的名字，可见冯子材在作战中的表现并不突出。直到咸丰三年（1853）七月二十七日，向荣在向清政府汇报攻打雨花台太平军的奏折中，才第一次提到冯子材，但却把他的名字、官职都写错了：游击全玉贵带同把总冯子才率勇三百余人，攻贼后营之右。正确的写法应该是“千总冯子材”才对，可见向荣对冯子材是陌生得很。但当时的战报有一个特点，即将官只要能在其中提到名字，都算是有功之人，都可能会得到奖赏。可能即因此一奏，冯子材得因功升为守备。《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是年十二月内，蒙钦差大臣向以军营著绩奏，奉上谕：著免补千总，以守备补用，已是正五品官了。但在向荣咸丰四年（1854）三月十日的奏报中，谈到广东的兵勇，评价仍很低：“广东南韶营、三江等营兵一千二百名，亦不甚得力。”其中，“不甚得力”的将官中当然包括冯子材在内，因为他刚巧升任“南韶连镇标左营守备”。“南韶连镇”辖地包括广东的南雄、韶关、连州等地，总兵驻韶关，直辖镇标中、左、右三营，兼辖三江口、南雄二协，清远、佛冈等营。
在咸丰四年里，冯子材的战绩才逐渐显著。向荣奏闰七月初一日的战况称：该逆忽将洪武门撬开，突出贼数千，至河定桥、上方桥一带纵火，来抄窥七桥瓮营。尽先守备冯子材带领广东兵勇，亦由左抄出敌后，突刺中骑马贼目一名，贼众惊骇，我军欢呼大震，刀矛争先，毙贼不计其数，该逆始大奔溃，追斩又数百。初二日，时南韶兵亦赶至夹攻，大加剿击，斩擒百有余人。十五日，向荣派参将张腾蛟、守备冯子材带领广东兵勇，以防贼由洪武门而出，包抄川兵营盘后路。战后，向荣奏请给张国梁等人升职，却无冯子材的份。
《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是年七月内，剿办金陵上方桥等贼获胜，蒙钦差大臣向奏保，十一月初九日奉旨赏换花翎，钦此。有旨：以江南水陆剿贼出力，予守备冯子材等花翎。按照清朝的制度，在官员的礼帽顶珠下安有翎管，一般用白玉或翡翠制成，用以安插翎枝。翎枝分蓝翎和花翎两种，蓝翎为鹖羽所做，赏赐给有战功但官级较低的官员；花翎为孔雀羽所做，赏赐给有战功但官级较高的官员。清朝制度规定，未获赏花翎的官员既不能僭越本分妄戴，已获赏花翎的官员又不能随意不戴，如有违反则严行参处。一般受到处分的官员，如被加罚拔去花翎，则是一种严重处罚。
此后大概一年多的时间内，在向荣众多的奏折中，就不见提及冯子材了，显然是战绩不显著的原因。《冯宫保事绩纪实》则从九月起记冯子材咸丰五年（1855）的战绩称：九月内，蒙钦差大臣向奏补广西梧州协中军都司，是月初四日奉旨准其升补，已是正四品官了。而《冯氏族谱》则记为“梧州协左营都司”，按广西绿营军制，驻梧州府的梧州协标左营，设都司一员为主官。冯子材在此期间得升都司，与其说是由于战功，不如说是由于年资更合适，因为他当守备已快两年了。直到十一月，向荣的奏报才又提到冯子材的名字：十一月初八日，探有贼股在（金陵）城北附近掳胁民人，臣即密饬都司冯子材率同广东三胜勇，连夜驰往截剿，歼斩七八十人。这里提到的“广东三胜勇”，是说隶属于向荣的三支广东军队，都是以“胜”字命名的，如冯子材的“常胜勇”以及潮汕的“制胜”营等。
《冯宫保事绩纪实》记冯子材咸丰六年的战绩称：二月内，首先攻克下蜀街，随踏平东扬、石埠桥贼营。旋渡江，在六合龙池地方击贼，大胜，又攻克浦口、江浦县城。奉檄南渡，进攻株陵关、谷里村、小丹阳等处逆垒，全行踏平，屡有擒斩，蒙赏金牌一面。六月，贼窜丹阳，迭次遏剿获胜。蒙钦差大臣向奏补广东陆路提标前营游击，七月十八日，奉旨允准，祗领委札，钦遵具报，就营任事在案，已是从三品官了。广东陆路提督节制五镇，统辖提标中、左、右、前、后五营，及广州城守等协、增城等营，提标前营主官为游击。复于攻克江浦县城案内，蒙钦差大臣德奏保，是年八月初四日，奉旨赏给色尔固楞巴图鲁名号，钦此。七（应为九）月内，奉钦差帮办军务张调援金坛县城，击贼解围，蒙钦差大臣怡保以参将尽先补用，已是正三品官了。
向荣关于这些战斗则先后奏称：二月中旬，“石埠桥之贼闻龙潭兵分已少，先来窥犯牌头庵，经都司冯子材督领广东勇竭力堵御。”又称：二月二十六日，张国梁会同虎嵩林分兵三路，进攻下蜀街对山各垒。至二十九日，其高庙各贼前来援应，又经都司冯子材等各督兵勇截击退回，近逼贼垒攻打。三月初二日黎明，冯子材等一军由东路进攻，当将黄泥洲贼营三座同时扑毁。郭廷以的《太平天国日志》则记称：三月初二日，总兵张国梁，提督余万清，督副将秦如虎、蔡应龙，游击李定太、张汝林，都司冯子材等攻毁镇江黄泥洲太平军营垒三座，败夏官又正丞相周胜坤。向荣则奏称：三月，又派出总兵张国梁、副将蔡应龙管带兵勇二千四百名，由石埠桥渡过六合，直至浦口，相机进剿。十四日，张国梁与蔡应龙督同冯子材等，带领两广勇壮，分三路驰往迎剿。十八日黎明出队，令冯子材等由右兜。十九日，张国梁亲督捷勇及常胜勇一千名攻贼西门，当将浦口克复。
《六合纪事》卷一记冯子材跟随张国梁与太平军在六合作战经过称：六年三月，漳州镇总兵张国梁帅兵四千由瓜步渡，一宿而至，筑五营于龙池。十四日贼大至，国梁怒马独出，绍原帅秦怀扬、海从龙两军前往策应，大破贼于毛许墩，贼退葛塘，奔盘城。国梁蹙之，步步为营，再战于老幼岗，杀贼千余。贼弃浦口，踞江浦，兵勇围之，遂窜和州，江浦复。国梁振旅还金陵，是为六年三月龙池二次之捷。
《太平天国日志》记冯子材四月跟随张国梁与太平军在株陵关等地作战经过称：四月十八日，总兵张国梁，副都统德崇额，副将王浚督游击李定太、张玉良、都司冯子材等四路进攻，再败翼王石达开军于秣陵关。达开部退回陶吴，检点曾连春、魏亚华、指挥方亚二等战殁。
关于冯子材五月在镇江城外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向荣奏称：五月初六日，饬冯子材带领广东三勇由新丰取道先进，该逆大败。初八日，张国梁复会同冯子材等，由红山凹迎头截击。（获胜后）福兴即派令冯子材带领马步队伍一千余名，星夜赶至马陵，以扼内窜之贼。五月十七日，冯子材密饬带广勇五百名，多带火弹，夤夜潜赴黄马群，必将该逆新垒焚毁，方可与仙鹤门之营通气。是夜四更时分，冯子材带勇潜至贼营，出其不意，将火器纷纷抛入。该贼猝不及备，惊惶乱窜，冯子材督勇乘势冲入，斩杀二百余人，立将贼垒二处同时焚毁。又奏：五月下旬，清军与太平军在句容鏖战，张国梁“已派捷勇及常胜勇六百名交都司冯子材……带往策应，协同各军相机进剿。”
关于六月的战事，向荣奏称：“六月初二日，该逆分五路而来，经臣饬令都司冯子材带领广东制胜、常胜二勇由左路兜击，……冯子材等督军由右路分投冲杀。”《太平天国日志》则记称：六月初二日，燕王秦日纲率丞相陈玉成、李秀成、涂镇兴、陈仕章及捻李昭寿，自江苏句容经白兔镇进至丹阳五里铺。钦差大臣向荣命总兵张国梁督游击虎坤元、李鸿勋，都司冯子材、刘季三、戴文英，守备李日升，副将王浚，参将张腾蛟等分三路力战却之，日纲退全州铺。向荣又奏：六月初八日，清军进攻丹阳钱桥前后村太平军，以冯子材等带领广东兵勇、忠勇由右路进攻。《太平天国日志》记称：六月三十日，向荣部总兵虎嵩林，副将王浚、张腾蛟，参将鲁占鳌、张玉良、李定太，游击虎坤元，都司冯子材及副都统德崇额，攻破丹阳河东黄庄桥太平军营垒五座，并平毁河西三垒。
福兴则奏报七月下旬的金坛战事称：二十一日，“其扑犯新营之贼经……都司冯子材等督领精锐各勇直冲过河杀奔贼队，该逆蜂拥迎敌，我军愈战愈酣，刀砍轰毙匪多名，逆势抵敌不住，溃乱奔回。”二十二日，部分清军冲入城内，“都司冯子材亦乘击贼获胜之时，随各兵入城协守，城内人心大定。”
冯子材在这些作战中可能表现比较特出，清政府于八月有旨：以克复江苏浦口出力，赏都司冯子材……巴图鲁名号。“巴图鲁”乃满语baturu的译音，意译为“勇”，可理解为勇强之勇，勇冠三军之勇。但作为赐号之巴图鲁，乃为勇将之意，也可转译为“英雄”。巴图鲁作为赏赐方式有两种：一种只称巴图鲁；另一种在巴图鲁上加有字样，分为清字勇号如达桑巴图鲁；汉字勇号如劲勇巴图鲁两种。清初，赐巴图鲁名号并不多，且均为武将，嘉道间始及汉人。而同治朝以后，赐巴图鲁名号已经太过于冒滥，但仍然是武官的一种荣誉标志。
既然冯子材八月还只是都司，则《冯宫保事绩纪实》说他七月已奉旨升为游击，就不准确了，“奉旨升为游击”应该是晚点的事情。不过，这些记载也漏记这年的一件大事，即向荣所率围困南京的清兵江南大营被太平军攻破，狼狈败退，以致向荣病死。冯子材在这场败仗中如何表现，就不得而知了。
从上述这些记载中，我们还可看到，显然，随着官职的晋升，冯子材已从只是统领自己的“常胜”一营的小头目，逐渐成为能统领所有约1500人的广东军队的中级将领。这时，他多次在张国梁率领下作战。张国梁，原名张嘉祥，字殿臣，《清史稿》说他是广东高要人。曾参加过反清武装，后投降清军并参加与太平军作战。虽然他参加清军的时间与冯子材不差多少，因而两人的起点差不多。但由于张国梁与太平军作战时比较凶狠，所以官职晋升较快，咸丰元年因功擢守备，继隶向荣军。二年擢都司，三年升游击，四年擢副将，五年擢漳州镇总兵，这时冯子材才是“都司”，官职比张国梁低了四级。张国梁于咸丰六年帮办向荣军务，七年擢湖南提督，赐黄马褂，因收复镇江功，予骑都尉世职。八年赐双眼花翎，调江南提督，晋三等轻车都尉，十年死于丹阳。
向荣死后，冯子材转隶和春部下。《清史稿》称和春是满洲正黄旗人，赫舍里氏，字雨亭。咸丰元年即以副将身份随向荣追剿太平军，三年因功实授江南提督。向荣死后，和春代为钦差大臣，督办江南军务。七年加太子少保，赐双眼花翎。八年加太子太保，授江宁将军。十年，坐江南大营军溃，褫职留营，卒于无锡。
《冯宫保事绩纪实》记冯子材咸丰七年（1857）的战绩称：五月内，攻克溧水县城；闰五月内，克复句容县城，蒙赏金牌二面，并蒙钦差大臣和、帮办军务张奏保，免补参将，以副将尽先补用。奉到珠批允准，钦遵在案。六月内，进攻镇江府城，蒙钦差帮办军务总统诸军张札委总理营务处，迭於高资、炭渚、仓头、下蜀街一带剿败援贼，斩擒甚众。十一月内，克复镇江府城，蒙钦差大臣和、帮办军务张奏保，免补副将，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总兵缺出，请旨简放。奉到珠批允准，钦遵在案。复奉檄进攻金陵，迭克石埠桥、仙鹤、姚坊等门，并红土、北固等山，暨迈高桥老巢。
和春咸丰七年二月十二日奏报句容战事时，指出冯子材跟随张国梁作战。至三月初一日奏报时，称冯子材为“参将”。在四月初七日的奏报中，和春又称冯子材为“游击”。五月二十七日的奏报，又称冯子材为“参将”。出现这种称呼混乱情况的原因，可能是冯子材的实职为“游击”，虚銜为“参将”，所以两种称呼均可。接着，冯子材参加了闰五月攻打湖墅太平军及克复句容的作战。但在这些战斗中，和春都没有谈冯子材的具体战绩，可见是不够突出。所以《东华录》所载清政府奖赏攻克溧水、句容的将士名单，都没有提到冯子材的名字。
和春在六月二十日奏报与镇江太平军作战情形时提到：“冯子材刺死骑马贼目二名，逆势大败，分路狂奔。”七月二十三又奏：六月二十日清军在镇江城外的红花山与太平军作战，冯子材跟随李若珠等“带兵分途迎击”，“扼住左面宝盖山贼股来路，以枪炮排墙而进，连环痛击，歼毙极多。”九月十三日又奏：在八月下旬，冯子材又参加了在高资与太平军作战，“冯子材将赵家湾攻破”云云。十月初八日奏：冯子材参加了十月上旬的高资作战，“由烟墩山进攻”，初三日，“即补副将冯子材督饬尽先千总许世忠，首先抢入贼垒，”激战中，“冯子材炮伤左脚”。到下旬，冯子材跟随张国梁参加了迎击驰援镇江的太平军：二十六日，张国梁即率同冯子材等，分三路抄击从南京来援镇江的太平军，“接仗逾时，毙贼无数”。二十九日，张国梁即派冯子材等，分三路进攻太平军，“冯子材等追进外濠，喷筒、火箭打入贼营，登时火药轰发，烟焰迷天，贼众惊乱。冯子材首先带兵乘势冲入，该逆无路可逃，全行砍毙，即夺获贼垒一座”。《东华录》则记称：和春奏：十月十九日，攻剿镇江，即补副将冯子材等首先抢入贼垒，奋力击剿。十月二十九日，副将冯子材首先冲入贼垒，各路官军一齐拥入，当将南岸贼营全行夺获。郭廷以所撰《太平天国日志》则记称：十月二十九日，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督副将张玉良、冯子材等，大破下援镇江之副掌率合天义李秀成、侍天福李世贤，及捻李昭寿于高资、下蜀，毁平营垒卡房四十余座。十一月十二日，当清军攻克镇江时，冯子材部被安排在高资迎击援军，但无突出战绩。战后，和春奏请：“广东提标游击冯子材，拟请交军机处记名，遇有总兵缺出，请旨简放。”二十一日旨允。
在这一年中，可能由于清军将领伤亡太大，所以冯子材升官特别快，从游击跃升为总兵，连升三级，从此跻身绿营高级将领的行列。虽还不是实职，比起过去四年才升三级，可算得上是火箭式速度了。并一度担任已任湖南提督并总统江南诸军的张国梁所部的“总理营务处”职务，这是清朝军队中的一种重要职务，负责军营行政，职权很大，责任很重，能担任这一职务，是在军中地位提高的表现，同时也可以锻炼治理军营的行政能力。
《冯宫保事绩纪实》记冯子材在咸丰八年（1858）的战绩比较简单：八月内，奉钦差大臣和檄，饬带兵赴援江北浦口、江浦、六合等处，扫除江皖援逆。十月内，攻克红蓝埠及溧水县城，随扫平博望、小丹阳、萃镇、朱门、六郎桥、铜井、慈湖一带逆垒，西路一律肃清。蒙钦差大臣和、帮办军务张奏准，交部从优议叙，奉议给予军功加一等。一开始就从八月记起，前面的时间就是一片空白了。所谓议叙，是清制于考核官吏之后，对成绩优良者给以议叙，以示奖励。议叙之法有二，一加级，二记录。“从优议叙”即各加一级、记录二次。
但其他资料的记载则较详细。《太平天国日志》记称：八年一月三日，提督张国梁，副将张玉良、周天培、冯子材破天京神策门、太平门外太平军。和春则奏称：正月十二日，冯子材（于南京城外）手刃黄衣贼目一名，连殪数贼。冯子材各带所部，转战直前。四月初八日，和春奏称：副将出色人员，亦惟张玉良、冯子材等数员而已。五月初，冯子材仍在南京城外的下关、神策门、太平门外与太平军作战。六月转到金川门外作战，但奏报时的职衔已为记名总兵了。
直到七月，情况有所改变。和春奏称：七月八日，记名总兵冯子材等各率所部抄袭金川门，“设法诱敌，俟其出巢，我师后战且退，渐至河堤，……冯子材带领马步小队横冲荡决，手刃黄衣贼酋两名，逆势大溃，……淹溺及歼殪者又数百人。”《太平天国日志》记称：七月八日，总统江南诸军提督张国梁，督总兵王浚、张玉良（攻太平门），冯子材（袭金川门）。这时，冯子材已成为和春部下可以独当一面的主要将领，麾下指挥十多员将领和三、五千士兵，远远超出原来统领的广东军队的范围，从而为冯子材日后在镇江指挥由各省军队组成的混合军队作战提供了尝试的机会。和春奏称：“七月十五日子刻，北路金川门、高桥、下关等处各出逆党四五千，约分三股立扑贵州、潮、黄各营。冯子材闻报，当派参将陈步高、游击黄靖、都司宋芝相从左路绕赴金川门，游击吴士俊、都司沈正杰、徐太平、守备唐元科从右路绕赴下关，亲督守备王大伦、杨青山、陈文祖、汪桂元等由中路迎剿高桥之贼，并饬千总吴士佳管带亲军小队扼守长墙，镇静以待，非贼至极近不得先开枪炮。我军三路齐发，接仗逾时，火器、刀矛更番迭进，歼殪约数十人。该逆恃其凶悍，犹复摇旗抗拒，其势甚张。冯子材密令诸军分为两翼，俟贼队扑近濠墙约百余步，陈步高等各率所部左右包抄，立毙黄衣贼目三名。冯子材指挥马队驰骤冲突，毙逆不计其数，余皆回窜。复有黄衣贼首策马前驱指挥反扑，将次逼近外濠，吴士佳手发火枪，应声而毙，馘取首级并搜获伪照一张，查系伪先锋陈维兴。贼众相顾错愕，各鸟兽散，一路跟踪追剿，血流成渠，夺获刀械甚多，我师受伤兵勇九十余人。”
当时，浦口清军被太平军猛攻，情况危急。八月二十一日，和春奏称：“挑选精锐三千，拣派记名总兵冯子材统带驰往浦口大营，听候调遣。”但在二十日即战败，和春奏称：“冯子材所带二千人，前于十四日到防，筑营未成，遂被冲溃。”这是冯子材独立主持作战后打的第一个大败仗，可见他指挥大兵团作战的能力尚欠火候。事后，和春“当饬游击孔朝彪管带精锐二千刻日渡江，驰往会同防剿，仍由记名总兵冯子材统带。其前次北援兵勇五千，既经随同溃散，军火、枪械大半无存，且挫衄之余不足以资却敌，仍令撤回江南”。但在5天后再次战败。《太平天国日志》记八月战事称：前军主将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进至小店，击败自江南来援之总兵冯子材，直下浦口，冯子材自浦口败回江南。《六合纪事》卷一则记冯子材战败的详细情况称：八年八月，金陵参将冯子材以四千人至，屯西角城雷官大营等处。二十日侵晨，贼大至，官军大溃，径奔县城，军装器械悉为贼有，而六合不可为矣。时金陵总兵冯子材督援兵驻江浦，贼分兵缀之。二十日，金陵二次援兵甫集，未成列，贼蜂屯蚁聚，旗帜如林，布满山谷。总兵安勇帅所部死战，力竭而殁。俄而大营火起，统帅潜入艇师，万众哄然，顷刻瓦解，援兵弃辎重沿江东窜。二十四日，副将冯子材再督步兵三千来援，屯冶浦桥。明日，贼分几股，众逾十万，绍原与富明阿会议，以邓凤林、冯子材扼东路，（他将）扼南、中路。两阵甫合，冯子材督步队奋勇攻击，贼且战且却，马队大溃，富、邓诸军辎重尽失，人怀去志，两路皆溃。这段记载关于冯子材的官职记得有些混乱，时而称为“总兵”，时而称为“副将”、“参将”。《冯宫保事绩纪实》则漏记了这一败仗。
九月，冯子材参加了进攻溧水的作战。和春奏称：“二十五、六等日，会同记名总兵冯子材由陈家桥步步为营，直抵后岗地方，距城仅四里许。逆情汹惧，屡次分股冲扑，均经击退。”十月初，冯子材参加了收复红蓝埠的作战：红蓝埠在溧水西南，十月初六日，通永镇总兵戴文英命“冯子材督同都司宋芝相、守备昊大生等率敢死之士由间道绕出其背，首尾夹攻。”初七日，清军进攻时，“冯子材已率亲军步队凫水过河，从营鼓噪杀入，出其不意。”太平军大败，“所有红蓝埠贼垒悉数扫平，斩首千余级。”清军乘胜进攻溧水，“冯子材亲督宋芝相等竖立云梯，乘虚夺隘，”当于初七日克复溧水县城。这个戴文英，在咸丰六年时与冯子材同为都司，位序在冯子材之后；到咸丰七年时与冯子材同为副将，位序在冯子材之前；到咸丰八年，当冯子材为记名总兵时，他已是实缺总兵了，可见战功在冯子材之上。十一月间，由于和春部战死了浙江提督邓绍良、通永镇总兵戴文英，需要有人补充。二十一日，和春上奏清政府，提出三个人选，其中第二个就是“冯子材，提标前营游击”：“出师数载，屡著奇功，营务晓畅，谋勇兼优，均属出色之员，可否即于此三员内简放之处，恭候圣裁。”但冯子材这次仍没有选上，只得等待下一次。而据和春此奏，冯子材这时的实缺还是游击。
在这里，我们要谈谈关于冯子材得任参将、副将、记名总兵等官职的情况。中国自宋朝以后，官员的身份分为官、职、差遣三种，到了清朝，这种区别更加明显。所谓的官，指的是官品，如武官的从一品提督、正二品总兵、从二品副将，正三品参将、从三品游击、正四品都司、正五品守备、正六品千总、正七品把总、正八品外委千总、正九品外委把总等，得任那一级官，就取得了那一种品级，允许佩戴那一品级的冠带，享受相应的政治待遇。但是，由于清政府没有这么多的实际职务来安排这些官员，因此，便用一些候补、记名官品来给这些官员。表明他们虽然做官已做到这一品级，但仍需等待有实缺出空再补进。实职即指官员的实际职务，如冯子材在这之前得任的“广东提标前营游击”，后来得任的“甘肃西宁镇总兵”就都是一些实际职务，这是国家严格配置的，一个萝卜一个坑，不是可以随便增减的，必须有空缺出来才能填补。授予什么实职与官品的高低没有直接联系，常常是高官品任低实职的。差遣，无论是虚实职官员，都可能会被分配一种与本身职务并无必然关系的临时差遣，如冯子材以“广东提标前营游击”的实职，却在广西提督向荣麾下带兵打仗，后来以“甘肃西宁镇总兵”的实职，督办江苏镇江军务等，就是一些临时差遣。当这些临时差遣结束后，官员可以回到本任。这样，就常常会出现一个官员身上的官、职、差遣的等级不一致的情况。一般是官品较高，而实职较低的情况。差遣则由一些具体情况来决定。如清末，一个武官统领军队的多少，往往由他能够招募多少士兵的能力来决定。往往是品级较低的军官容易招募到更多的士兵，而当上营官、统领等差遣；反过来，一些品级较高的官员，因为招募不到更多的士兵，只得屈就比自己品级低的官员的下属，如当哨官等。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资料，冯子材在得授“甘肃西宁镇总兵”之前，虽然已被授予参将、副将、记名总兵等官职，但都是虚衔，实职仍是“广东提标前营游击”，他就是由这一职务升任“甘肃西宁镇总兵”的。所以在奏报中提到他的职务时，就可称为游击、参将、副将、总兵等。
《冯宫保事绩纪实》记载冯子材在咸丰九年（1859）的战绩也比较简单：三月内，奉钦差大臣和檄饬前往浦口，扼扎中路头敌，克贼垒下二十余座。蒙钦差大臣和查以久历戎行，勇敢素著专折奏，奉上谕：甘肃西宁镇总兵员缺，著冯补授，钦此。恭录转行钦遵，就于军营任事在案。十月内，奉派带兵赴瓜扬、江浦、溧水等处，南北应援，迭获胜仗。十一月内，奉钦差大臣和调回南岸雨花台，围剿金陵城逆。关于冯子材在这一年中因战败受到的革职处分，就不提了。
其他资料的记载则较详细。据和春奏：咸丰九年正月前，冯子材已转回南京城外，仍隶张国梁麾下作战。三月十五日，清军与太平军在江浦九洑洲一带作战，“张国梁闻报，当派总兵李若珠、冯子材各带所部驰往援剿。”在十八日的激战中，“冯子材督同向奎、姚爵阶等首先泗水，不避矢石，大军继之，从烟雾中摩垒毕登，杀贼无算。”《太平天国日志》记称：三月十五日，江南军提督张国梁，遣总兵李若珠、冯子材进攻江浦九洑洲。二十五日，江南军总统提督张国梁，督总兵周天培、李若珠、冯子材败前军主将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毁平江浦九洑洲各垒。由于在这些作战中表现突出，二十五日清政府有旨：以记名总兵官冯子材为（甘肃）西宁镇总兵官，这是冯子材第一次获得正二品实缺总兵职位。西宁镇总兵统辖镇标五营，兼辖镇海协、西宁城守等十余营。（镇标中、左、右、前、后营，镇海协，哈拉库图尔营，西宁城守营，巴燕戎格营，巴暖三川营，贵德营，南川营，大通营，永安营，白塔营，碾伯营，威远营。）算是当时诸镇中的一个辖营较多的重镇，但冯子材仍在江南作战，并未到西宁就职。从此以后，提到冯子材的官衔就不能乱来了。《清史稿.冯子材传》称冯子材是在“国梁殁，代领其众。取溧水，擢总兵。”其实，张国梁死于咸丰十年，在冯子材擢任总兵之后，《清史稿.冯子材传》颠倒了时间顺序。
四月初，扬州危急，和春等准备撤回六合清兵守扬州，改派“总兵冯子材就江浦军营拣带劲旅一千名，长夫一千余名，驰往六合。”到六月初，和春因要加强南京的战事，又“将总兵冯子材所部三千兵勇陆续调回”。九月二十六日，因六合清军被太平军围困，和春等派冯子材率军往援，结果再次打了个大败仗。和春奏称：“当与张国梁商派甘肃西宁镇总兵冯子材带兵一千驰往红山窑，总统各路援师，相机攻捣，并饬游击曾秉忠管驾长龙舢板战船六十号，驶赴段腰口、白庙一带江面停泊，水陆会攻。二十七日，冯子材冒雨渡江，相度形势，必须先行筑垒，步步进兵。当派朱承先、张威邦、田宗扬等分兵三路护扎新营，该镇率小队继之。二十八日午刻，官兵筑垒未竣，突有悍贼数股由红山窑分途下扑，势极披猖，朱承先等指挥迎剿，枪炮往还数次，逆阵稍却。讵山后复有大股蜂拥而来，时游击王希堂扎营河东，见贼势甚盛，点放大炮，一时炸裂，兵勇闻声惊溃，逆匪乘势两面包抄，所有红山窑东路各营亦为所踞，冯子材、朱承先往来督战，均受枪矛各伤，从烟焰中冒险溃围，率众扼守段腰江口。贼恃其凶悍，直压江滨，水师游击曾秉忠连开枪炮并放喷筒、火箭，轰殪逆党数百名，始各踉跄而遁。”为此，和春奏请处分冯子材：“总兵冯子材奉檄总统援师，虽渡江甫及一日，究属调度无方，自应分别严参，以肃军纪。相应请旨，将甘肃西宁镇总兵冯子材暂行革职。”《太平天国日志》记称：九月二十八日，英王陈玉成大败自江南援六合之总兵冯子材，副将张威邦、田宗扬，及总兵朱承先于陵子口，六合围解。十月七日，英王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攻破江苏六合红山窑清军大营，阵毙三千人，帮办江北军务福建提督李若珠突围走扬州。这是冯子材得任实缺总兵后，第一次担任大部队的指挥职务“总统各路援师”，却很快就打了一个大败仗，其中，防守不固是主要原因。这次败挫的经验，相信对于冯子材以后作战重视防守，起了相当重要的启示作用。
十二月十七日清政府有旨重惩主将李若珠：“有人奏，李若珠庸钝不知调度，六合被困，溃围而出，只带本营之众微服潜逃。各营不见主将，一时大乱，为贼所乘。或死或掳约有五千人，伊只报阵亡二千八百余人，兵勇生前未领之饷，粮台欲不发给，而营中以为其人生前应得之项必须发给各等语。李若珠以提督大员身任帮办，于六合营盘被围时，不能传齐各营一同杀出，竟有易服潜逃之事，致令兵勇多被伤亡，已属毫无调度。至以伤亡之五千人，只报二千八百余人，非独死者含冤，难邀恤典，且难保非为冒领饷银地步，更出情理之外。”在狼狈逃窜的将领中，自然有冯子材在内，为此，冯子材遭受到从军以来最严重的惩罚。十月初十日清政府采纳和春所奏，有旨：以援剿江苏六合失利，甘肃西宁镇总兵官冯子材着暂行革职，……仍一并留营剿贼。但“革职”前有“暂行”二字，就为将来复职留有余地。
十月初十日，冯子材在瓜洲打败来攻的太平军。和春奏称：“昨据冯子材禀报，带兵五千由东沟驰赴瓜洲扼守。十月初十日辰刻，逆匪大队骤至土桥打馆焚掠，距瓜仅二十里，顷刻该逆马队已到瓜洲河西，摇旗放枪窥探我营，该总兵即饬整队以待。维时远近难民纷纷奔至小河口觅渡逃生，当令船只赶紧济渡。未几，骑马贼带领贼众已到河边，冯子材率领官军极力堵御，一面密派游击戴佐英、关松志、都司韩天发、王大伦等带同兵勇，暗乘小舟潜渡过河，分两翼夹攻，复亲督游击罗大春、都司吴大生带队由江口堵剿，大江洋艇与水师各船亦即开炮轰击，长龙舶板船遣派勇丁登岸，伏于堤埂，施放喷筒、火箭，官军奋勇直前，枪炮齐施，毙贼无算。都司王大伦、把总颜得胜等带同刚强勇直冲贼队，立刺悍贼多名，我军伏兵齐出，两面夹击，贼势不支，踉跄而逃。官兵追击，土桥贼众突出接应，时近黄昏，收队回营。”十九日，和春又“檄调总兵冯子材由瓜洲带兵三千，刻日驰往溧水、高淳一带会合堵剿。”《太平天国日志》记称：二十一日，英王陈玉成、后军主将李秀成围攻浦口。提督周天培，总兵张玉良、冯子材等力战拒之。这里可能是误记，据和春十一月初五日的奏报，他是听到“浦口被陷，周天培阵亡”的消息后，才“当派总兵冯子材带兵三千，由南岸三岔河驰往江浦，听候张国梁调遣”的，既然周天培已死，则冯子材就不可能同周天培一起在浦口的作战。后来，冯子材参加了十一月初六、七日在江浦外围的作战：张国梁“当派总兵冯子材率参将罗希贤等攻其左”，初六日，“张国梁挥令冯子材等两路会攻，有进无退。”初七日继续作战，但和春担心南京外围的防务，很快又“饬令冯子材拣带兵勇一千六百余名星夜回南”。
《冯宫保事绩纪实》记载冯子材咸丰十年（1860）的战绩也比较简单：十年正月内，奉派渡江攻克三步洲贼垒，连克九洑洲老巢，统兵力堵江皖援逆。是年闰三月内，奉檄防守镇江，迭保危城。十年七月内，於镇江初次解围案内，奉旨赏加提督衔。十月内，奉旨督镇江军务。其实，这里所谓的“闰三月内，奉檄防守镇江，”是指江南大营在闰三月再次溃败后，冯子材率军狼狈溃逃到镇江，但却被作者轻描淡写地掩盖了。
和春咸丰十年正月十二日奏报清军攻克九洑洲的情形时，多次提到冯子材的战绩：张国梁即于初八夜同部勒各军剋期大举，陆路则总兵冯子材为左翼。初九日，官兵水陆并进，直薄浦口，太平军迎敌，冯子材等分投迎剿。当将逆垒八座、逆卡十余座一律攻克，张国梁当派冯子材等因垒为营，贾其余勇，会攻洑内老巢。初十日，冯子材等攻其左，攻克九洑洲老巢。战后，和春奏称：“暂革甘肃西宁镇总兵冯子材，应请开复。”十九日得旨允准。《太平天国日志》记称：十年一月九日，江南军总统张国梁，督提督王浚，总兵张玉良、冯子材、黄靖，副将杨增福，水师总兵黄彬、陈国泰，副将曾秉忠，水陆并进，破浦口沿江垒卡二十余座，败守将黄子隆。十日，攻克江浦九洑洲，南京合围。此后，冯子材就驻守在九洑洲，直到三月江南大营溃败才离开。后来，同治元年十月，冯子材还利用自己熟悉九洑洲情形，主动上奏清政府，为正在围攻天京的清军出谋划策，建议用火攻办法摧毁南京外围太平军的重要据点九洑洲阵地：“臣尝奉令带兵驻守（九洑洲），见其营四围虽用石砌，中实砖土填筑，余皆芦席板片盖栅栖止，茅苇丛杂，尤易火攻。倘以水陆诸军薄其外垒，多用精利火器昼夜环轰，剿抚兼施，当可得手。”然后乘胜进规金陵。又因苏松太道吴煦督带常胜军会剿金陵，业经行抵镇江，来营面晤，据称俟后队师船齐集拟即进规九洑、七里等洲。当将攻剿机宜贼巢形势，就臣所知绘图贴说详细告知，并拣派熟悉金陵情形，堪为向导之守备李耀光，千总马良二员随伺该道前往，俾供驱策。
仔细研究《冯宫保事绩纪实》、《冯子材传》这两部关于冯子材生平比较详尽的记载，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两份记载中，都少记了冯子材因六合溃败，及在镇江时，没有及时出援金坛，因而曾两次被清政府革去甘肃西宁镇总兵职留营事，以及跟随江南大营两次狼狈溃败事。可见为尊者作传，都免不了会有所隐瞒。
冯子材从一个普通士兵做起，不到10年的时间，就做到了正二品的总兵大员，以冯子材的军事才干，其中不知打过多少漂亮仗，立过多少功劳，蕴藏了多少传奇性的作战故事，尽可以大书特书。但是，尽管《冯宫保事绩纪实》、《冯子材传》这两部书记载冯子材与太平军作战经历的文字加起来有数千字，可是写到与太平军作战的事情，却大多是平淡无奇的流水账，只是简单地写到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参加了什么战斗，战后获何奖赏，晋升何种官阶等等，而没有像前面提到的廉州之战或后来任广西提督后的剿匪各战，特别是镇南关一谅山大捷那种细节描写。即使其中有部分内容写到细节，如冯子材自己设法筹款购买枪炮以装备本部士兵，训练士兵以提高军事素质等，则都与直接的战斗无关。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大概如《冯子材传》所载的：子材曰：我本为剿匪出山，以环境所驱，至于濒年内战，损伤民命，实深疚心，幸告段落，不如归与吾乡健者，为国御侮之备也。即在与太平军的战争过去之后，冯子材的思想有所变化，认为与太平军作战是“实深疚心”的事情，所以自己既不愿多谈与太平军作战的情况，也授意为其作传的人不要多写，所以才出现这种只见躯架而不见骨肉的情况，让后人无法了解冯子材与太平军作战的具体情形。
由于冯子材与太平军作战的具体情形并没有多少人真正了解，这就形成不同的人对其表现有不同评价的纷纭情况。如《清史稿.冯子材传》称：“改隶张国梁麾下，从克镇江、丹阳，尝一日夷寇垒七十余。国梁拊其背曰：子勇，余愧弗如！”佚名《东南纪略》则称：“（江南大营）诸将，则自帮办军务张国梁下，惟总兵冯子材可用。”而陈庆年所撰《镇江剿平粤匪记》，却引罗志让《忆堂文钞.负负生传》称：初，张殿臣总镇奏明守京口，后丹阳围急，和钦宪信至，张镇赴丹阳调遣。生率百姓往留，张公以信示生，而送生至门，手拍生肩曰：“冯萃亭不能打仗，尚可守城。”卒与生同守五载，亦可见张公之知人矣。同一个张国梁，在这里却对人说冯子材不能打仗，可见是评价不一，毁誉参半的。陈庆年，（1862—1929），字善徐，自号石城乡人，后改横山乡人。江苏丹徒人，近代史学家、江南图书馆创始人。著有《五代史略》等史书多部，《镇江剿平粤匪记》即其一，当地人记当地事，比较真实可信。不过他所引罗志让的《忆堂文钞.负负生传》，称张国梁为“总镇”、“张镇”，却似乎不很适当。因为“总镇”、“张镇”等头衔，一般是称呼实缺总兵的，而张国梁当时已是实缺提督，应该称为“军门”或“张提”了。从这个称呼错误来看，《忆堂文钞.负负生传》的记载不知是否确实可信。
对于这些对冯子材与太平军作战时表现的不同评价，我们可以作这样的理解：如张国梁当面说冯子材“子勇，余愧弗如！”而背着冯子材则对人说：“冯萃亭不能打仗，尚可守城。”我们知道，一般上司当面对下属说的话多是虚套的客气话，而背后对人评价下属说的话则可能真实些。《镇江剿平粤匪记》所引记载的作者则与冯子材一起守镇江五年，最后认为“亦可见张公之知人矣”。从这些评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冯子材与太平军作战时的表现并不十分出色，所以才有他最敬佩的上司对他的这些低调的评价。这种情况，还可以从冯子材在这段时间里，相对张国梁等人升迁较慢的情形中得到印证。冯子材从咸丰二年任六品千总，到咸丰九年任正二品总兵，升迁六级官阶用了七年时间，而与他起步相近的张国梁，则在三、四年间就完成了这一升迁过程。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冯子材对太平军作战还不够凶猛，战功不显的缘故。只不过是由于绿营将士在和太平军作战时中伤亡太大，所以才使战绩平平的冯子材得以脱颖而出，不十年间就逐渐升为方面大员。日后，当冯子材能够独当一面，自己决定部队的行动时，他的军事才能才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而像在前面指出的4次战败的情形就再没有发生过了。
不过，在这段时期，冯子材通过不断的军事实践，逐渐形成自己的一些带兵风格。首先就是能够跟上时代的进步，认识到新式热兵器在战争中的威力，而这是当时许多绿营将帅做不到的。《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在咸丰五年，还只官居都司的冯子材就已经体会到新式热兵器的威力了：“公思胜贼之策，无过枪炮，然所部常胜一营，多用火包，每苦枪炮不足，而当事又多疑忌，不肯多发。公于是将所积薪资，制造长枪，分给各勇操习，多能命中致远，是以常胜一营，最为出色。钦差总统诸军张，常因战不得手，用八百里排递檄公赴援，众皆吃惊。及常胜军至，果获全胜，江左各营实无比。”《冯子材传》也称：时长胜营习用火包取胜，忌功者靳发枪支，公苦积薪购制，久之枪械亦完备，江左各营无逾其劲者。过了四年，已官居甘肃西宁镇总兵的冯子材又强调大炮在作战中的作用。《冯宫保事绩纪实》记称：“公与总统张谋，上年钦差大臣向所铸七万余斤大炮，若改铸数千斤开花砖口等炮，可得十余位，以之击城，可期立破，不听；又请自往上海、香港仿制西洋人炮位，亦不许。公无奈，只得听之而已。”这里所提到的“钦差总统诸军张”就是张国梁。陈庆年所撰《镇江剿平粤匪记》关于张国梁作战情形的描述，也证实了张国梁不愿使用新式热兵器的情况：“遇敌不甚恃火器，贼轰击辄伏不动，且伏且前，度距贼近，觑炮发子过，逆浓烟翔入，所部从之，跳身荡决，迅若剃草。”在这样的上司的约束下，自然会限制冯子材发挥他的军事才能。
《清史稿.冯子材传》则记称冯子材在带兵时重视军饷的发放：“发饷躬自监视，偶稍短，即罪司军糈者。”而江南大营最终因将领贪污军饷而造成全军溃败的教训，更使他慎重此事，以致成为他督办镇江军务及以后军事生涯中十分注意的事情。黄浚《花随人圣庵摭忆》就谈到：“冯尤能廉俭自励，统领月薪八百两，不多取一分，向来统领在各营拨划三十名五十名额饷充亲兵用，冯从未扣发，故各营悦服。”
注释：
[1]《冯子材纪念文集》，第316页。
[2]罗尔纲著《绿营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22—22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