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家的二哥打来电话，说县志办公室的人找他，了解我们家族的情况，打算给我们家族写一本书。我一听就觉得可笑。过去，我们家族既没有出过值得树碑立传的开国元勋，也没有出过有统战价值的反派名人；如今，既没有出过明星大腕儿，也没有出过亿万富豪，有什么资格写进历史呢？如果硬要写，也只能把某些人强行拔高，或强行贬抑。我知道，有些人甘愿为别人代笔出书，只不过想挣点钱或出点所谓的成果而已。我便对二哥说：“现在出书得给作者稿费，得到出版社买书号，还得付制版印刷费，如果再加上审稿费，采访费，各种各样的招待费，出一本书你知道得花多少万吗？这钱谁出呀？”
二哥不做声了。但这事却引发了我对我们家族人和事的一些回忆。说实话，我们家族的人物，不管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大多是普通人物，甚至是小人物。在他们身上，有着太多复杂的历史的阶级的文化的性格的积淀，很难用革命或反动，进步或落后，好人或坏人来概括。
我突然觉得，如果把他们写进小说，说不定比写进史书，更能全面真实地反映人物和历史的本质。
一
在广袤的豫东平原上，有一个叫睢州的古城。在城北三十里处，傍着一条向东南蜿蜒流淌的沙河，有一个叫吕庄的村子。这里就是曾经印满我足迹的故乡。
我们吕庄的吕姓人，几百年前就断了家谱。由于没有家谱可查，我对老吕家的了解，最远也只是我老爷那辈儿以后的事，而且大多没有亲历过，只是听说，也许会有猜测的成分。
一百年前的一个黎明，鸡刚叫过两遍，东方的启明星还熠熠闪亮，地平线上刚泛起一缕淡淡的晨曦，老爷就开始起床了。老奶奶心疼地说：“天天都起这么早啊？”
“唉！”老爷叹了一声，一边摸索着找衣服，一边说，“这时地里庄稼都熟了，小偷小摸多，不多操点心，抛撒不起啊。”
“你可小心点，真要碰见偷庄稼的，千万别太较真儿。”
“我知道。再说偷人家到底是不地道的事，他们也心虚着哩。”
老爷穿好衣服，从门后头掂了一根白腊杆子，出门叫了声“大黑”，那只看家狗便机灵地从狗窝里窜出来，跟在老爷身后。他们出了头门，把门反闩上，便向村外走去。
地里的早秋已经收割完毕，只剩下红薯豆子一类的晚秋。秋风瑟瑟吹来，寒意透过夹袄，老爷不禁打了一个冷颤。庄稼棵或草叶上的白露，打湿了老爷的半截裤腿。他顾不了这些，只要庄稼成熟的季节，老爷几乎天天都在地里转悠，特别是天黑以后和天亮以前的时刻。
乡下穷人多，他们被生活所迫，有时就来到田头地脑，瞅准周围没人，赶紧掰几棒玉米，扒几块红薯，藏到草篮子底下。偷庄稼的人，大多是到富人的地里偷。穷人的庄稼本来就少，他们一般不忍心偷穷人的。
再说穷人的那点庄稼都是养家糊口，甚至是救命的，真被人家逮着，人家会跟你拼命的。偷富人的就好一点，对富人来说，被偷只是被拔点毛，不是被割肉。要是发现了，一般都是喊几声，把小偷撵走，也就完了。正如老话说的：地头地脑不算贼。再说都是乡里乡亲的，谁也不想把事情做得太绝。真要弄出仇来，毕竟光脚的不怕穿鞋的。
老爷虽然不是富户大家，更比不上黄岗集的四大财主，但在我们吕庄，还算比较富裕。老爷是独子，从祖上那里，他继承了一顷地。地虽然有点薄，但除了吃喝花销，年年还能有点结余。又因为老爷是独子，势单力孤，这多少也使他性格有点儿软弱。那些小偷小摸，就好到他地里去偷，即使被发现了，老爷也能留点儿情面。
天渐渐有点发白。老爷转了几块地，地里都空荡荡的。当他走到最远的那块红薯地时，朦胧中看到地头有个人影晃动。老爷知道，又有人偷红薯了。老爷又心疼又气愤，恨不能一步上前把那贼生擒活拿了。
可他还是强压怒火，心想，能饶人时且饶人，把那贼吓跑算了。于是老爷就放开嗓子，唱起几句戏来：“西门外放罢了三声炮，伍云召我上了马鞍桥……”
老爷实际上是暗示小偷，有人来了，人家给你面子，你知趣点儿，赶快跑吧。谁知那小偷听到老爷的声音，不仅没有跑，反而蹲在那儿，勾着头，一动也不动了。
出现这种情况是老爷始料不及的，真是给脸不要脸，当小偷还当得硬气了？一时老爷血往头上涌，恶从胆边生，大步向前冲了过去，大黑也汪汪汪地叫起来。在离那人不远处，老爷扎下马步，握紧白腊杆子，厉声断喝：“谁？耍啥横？有种的横到底！”
“富斗兄弟，是我。”
富斗是老爷的小名。老爷虽然还没看清那人，一听就知道是他的堂哥箩头，老爷的愤怒只好变成了不满和无奈：“唉，我说咋就撵不跑呢？又是你呀！”
“富斗兄弟，要不是俺家又断顿儿了，你几个侄儿都饿得叽哇哇在家等着，谁想干这事儿呀？”
“唉，碰上你这号人，真叫我没法子。”
“富斗兄弟，看在咱一个爷的分上，你就松松手，从指头缝里漏出点儿吧。算是借的也中，我啥时候也忘不了兄弟的恩德。”
老爷半是不满半是讥讽地说：“啥借不借的？谁还指望你还呀？
谁家的东西也不是天上掉的，我也不容易。救急不救穷，总这样也不是常事儿，以后你总得想点法子呀！”
箩头难为情地说：“人有脸，树有皮，谁愿意当穷人？可我有啥法儿？黄岗集黄天龙是大户，我想去他那儿租块地种，扛个年作也中。可黄岗集穷人那么多，哪能轮到我呀！”
“好了，啥也别说了，赶快回家，给孩子把红薯煮上吧。”老爷说着，走到箩头跟前仔细一看，篮子里的红薯还没有装多少，就夺过箩头手里的铁叉，又刨了几棵，把篮子装满。见箩头呆呆地站着，又撂出一句，“还等啥呀？嫌少呀？”
“不少，不少。”箩头说着，急忙背上篮子走了。
夭渐渐亮起来，老爷看着箩头的背影，轻轻叹了一声。
箩头的爹跟老爷的爹是亲兄弟，两人分家时，各分了一顷地，日子都算不错。可是箩头的爹人丁太兴旺，一共生了五个儿子。虽然五个儿子长得五大三粗，人称五虎将，可五兄弟分家时，一人只分到二十亩地。这样就只够吃喝，不够花销了。特别是箩头家，箩头媳妇得过一场大病，箩头倾家荡产给媳妇看病，结果一下子就成了穷光蛋。乡下人认多子多福的老理儿，明明知道人多了能吃穷，还是宁愿多子受穷，不愿人少孤独，更怕绝后。人由富变穷容易，生一场病，分一回家，遭一次绑，或吸上大烟，都能变穷。可穷后要想变富，除非绊倒拾个金元宝，简直比上天还难。
其实，老爷也差一点没变成穷光蛋。几年前，老爷遭过一次绑，那个绑匪竟是老爷的一个表亲。然而绑匪六亲不认，还是要勒索一顷地的赎金。老爷冒着被撕票的危险，在绑匪的地窖里，他把胳膊肘儿磨得血糊淋淋，终于磨断勒进肉里的绳子，逃了出来，硬是保住了一顷地的家产。
日头渐渐升高，放眼地里，能看到零零星星干早活的人。通往北边黄岗集的路上，有稀稀拉拉赶集回来的人。乡下人走路无聊，喜欢放开嗓子唱几句路戏，有的一唱就唱几里地，再远的路也不嫌远了。这时有一个人就突然唱起“我正在城头观山景，忽听得城外闹纷纷……”那嗓音粗犷豪放，韵味悠长，引得老爷和地里很多干活的人都驻足听起来。
老爷回到家，老奶奶已经做好早饭。老爷家的饭在庄里是最好的。
一收下早秋，穷人就断了白面，吃的全是杂面窝头。可老爷家吃的，至少掺了一半白面。老爷放下白腊杆子，洗了一把脸，老奶奶就催着说：
“趁热快吃吧，先喝口米汤暖暖。”
老爷坐在饭桌前，他嫌背后的大辫子碍事儿，就三下两下挽到头上。这样一挽，老爷显得更利索英俊了。老爷的英俊在庄里是有名的。
我们这儿的男人，罗锅儿很多。穷人的孩子十几岁就干重活，扛二斗半的粮食桩子，早早就把脊梁骨压弯了。老爷不用那么早就干重活，个子便长得又高又直。老奶奶不仅喜欢老爷的英俊，更佩服老爷的能力。
有时老爷不知为什么心情不顺，朝老奶奶发个脾气，老奶奶总是一笑就忍了过去，叫老爷的脾气再也发不出来。
老爷一边吃着饭，一边说：“他娘，你猜今儿个我逮住谁了？”
“谁呀？”
“咱箩头哥。他到咱红薯地里刨红薯去了。”
“又是他呀？你没把他怎么着吧？”
“嘿，我能把他怎么着？看着他那样子，倒真有点替他发愁。”
老奶奶说：“这穷和富的，谁也替不了谁。再说他也不是咱亲哥，就是亲哥，老话讲也得亲兄弟明算账呀。”
“这倒是。”老爷沉思了一下，又说，“看见他，我在想，多少年后，咱的儿孙会不会也混到他这个地步。”
“不会吧？”老奶奶怀疑地说。
“咋不会？你看咱大爷跟咱爹，原来不是都一样？可只过了一辈儿，他们就穷了。咱家的孩子早晚也得分家，就咱这顷把地，还够他们分的？”
“那咋办呀？咱又不是黄岗的黄天龙，挂了千顷牌儿，分多少辈儿家也分不穷。”
“趁咱多少有点底儿，得赶快挣扒点儿。咱不打算撵上黄家，起码咱活着时不能看着孩子变穷啊！”
“你要真有这志气能耐，那我嫁你也算嫁值了。”老奶奶喜滋滋地说。
老爷得到夸奖，也喜滋滋地说：“你就等着瞧吧。”
快到中午的时候，一阵风吹进老爷的堂屋，老爷耸了耸鼻子，突然说：“呃，提子来了！”
老奶奶便问：“你咋知道他来了？”
“你闻闻，我都闻到香味儿了。”
提子是老奶奶的娘家侄儿，不一会儿，提子果真掂了一罐香油来了。老爷笑嘻嘻地说：“我说嘛，老远我都闻到香味儿了！”
老奶奶的娘家是开油坊的，住在北边三十多里黄河故道的故道湾。
他家的香油号称十里香，方圆十里的人家，都吃他们的香油。只是那儿人口稀少，吃油也少，油坊的规模始终不大。他们尽管过得还算殷实，可始终算不上富户大家。
这些年来，老爷家吃的香油，都是提子每隔几个月就送来一罐。老爷一直赞叹岳父家的油香，却不知为什么那么香。过去，有个半仙儿曾给老爷说过，光从你那一顷地里刨不了多少食儿，要想富，得另开路。
老爷便想：自己是不是也能开个大油坊呢？他早就知道卖香油的赚头，那赚头世世代代是铁定的，二斤半芝麻换一斤香油。一斤油除了赚一斤多油渣子，还能赚二三两油。赚头虽说不大，但能反复周转，一年三百六十天，天天有活儿干。不像种地，一年就干那几个月，其余时间没事儿就得闲着。老爷算过，用十块银元买地种庄稼，种十年也捞不回本儿。可花十个银元开油坊，一年就能赚回本儿。老爷是个会算账的人，开油坊太合算了，只要油好，不愁打不响牌子。
老爷便对提子说：“提子，过来，我有个事儿问问你。”
“姑夫，啥事儿？”
“你们家的香油为啥这么香？”
提子一听夸他们的香油，咧开嘴笑了，说：“我们磨油有窍门儿呀！”
“啥窍门儿？能跟姑夫说吗？”
“那有啥不能说？听了也没用，得实际干才能学会。关键是炒芝麻的火候。”
“炒到啥火候才最好？”
“炒八分太老，炒七分又太嫩，多把火少把火都不中。卖油不能贪利，有人为了多出半两油，芝麻炒得嫩一点，磨出的油就没那么香了。”
“哦，原来这样。那你现在能掌握住火候吗？”
提子自信地说：“俺爹早就把炒芝麻的活儿交给我了。”
“就是说，你爹不在跟前，你也能磨出这么好的香油了？”
“这没啥含糊。”
老爷沉思一下，心里已经有了主意。他决定开个大油坊，把油坊开到睢州。那里人多，光睢州东关那条十里长街，说不定就有一两万人，抵上几十个村庄。老爷兴奋起来，他又看看提子，笑着间：“提子，你去过睢州没有？”
“没有，睢州离俺那儿更远。”
“想不想到睢州看看？”
“想呀！姑夫，啥时你带我去玩玩儿吧。”
“那不难。提子，有人给你提媒了吗？”
提子不好意思地脸红了，说：“还没有。”
“想不想到睢州找个媳妇？”
提子只是羞涩地笑笑，没吭声。
“别不好意思，姑夫不是逗你玩儿。姑夫想到睢州开油坊，让你扛大梁，怎么样？”
提子高兴极了，特别是到城里找媳妇太诱人了。乡下人腿短，除了走十里八里赶集赶会，很少有人到过睢州。别说在那儿常住，就是去一趟，开一下眼，也是一个梦想。
“提子，跟姑夫好好干，姑夫不会亏待你。我要叫你们故道湾的香油，香到睢州去。”
老奶奶在一边听着，疑虑地问：“他爹，你真要干呀？”
“咋啦？怕我干不成？我不仅要干，还能干好，你信不信？”
老奶奶眉梢上挂着笑，信服地说，“你要做的事，我哪有不信的呢？”
二
两个月后，在睢州东关最繁华的地段，一座气派的门面房檐下赫然挂上一个金字招牌，上写“吕家油坊”。在一串震耳的鞭炮声中，老爷的油坊隆重开业了。
老爷上下打扮一新，在人群中忙来忙去。别看老爷是乡下人，没念过几年书，也没有家产万贯，可礼帽一戴，马褂一穿，一根粗黑的辫子在背后悠来晃去，俨然一个绅士。那气质，那派头，一点儿不比城里人差。
门面房的后边，有一个院子，那里是磨油坊。提子成了总领工的，专门负责香油的质量。过去他在老家磨油时，只有一口炒芝麻的大锅，他得亲自操家伙炒芝麻。现在一溜垒了几口炒芝麻的大锅，每口锅前都配一个人。他只要时刻监督着，一丝不苟地把握着火候就行了。他叫谁大火谁就大火，叫谁小火谁就小火，叫谁停火谁就停火。芝麻磨成麻酱后，要往麻酱里兑水，充分搅拌后，再轻轻晃悠盛麻酱的锅沿儿，一会儿，油就慢慢从酱中析出来了。为了保证油的质量，提子总要亲自兑水，不敢有丝毫马虎。一锅麻酱该出二十斤油，他决不让多出一两。
当第一锅香油出锅时，一缕浓香飘散开来，飘满整个睢州城。油坊开张的鞭炮并没有吸引多少人，但这浓香却吸引了很多人。人们走出大街小巷，蜂拥到吕家油坊。当他们知道是新开张了一家油坊时，有的立刻掂来油罐子灌油。虽说油香得能把人熏倒，但还是千年老价，一文钱也不多收。
真是开市大吉。
生意如此兴隆，老爷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意料之中。老爷并不满足只供城里人用油，他又安排几个人，挑着油挑子，分头几个方向到城外去卖油。那些人都是挑着满满一桶油出去，回来就挑一布袋芝麻，乡下人大多是用芝麻换油。用换来的芝麻再磨油，周转起来更省事儿了。
过去睢州城里有三大名牌：衙门口的烧饼，孬孙的店铺，于庄的烧酒。
衙门口的烧饼是睢州一绝，烧饼店就在县衙旁边。那里的烧饼个大，佐料香，芝麻多，烤得外酥里嫩，咬一口满嘴酥香。想吃烧饼的人，常常跑几里路，舍近求远地到衙门口去买。别的烧饼摊儿只有一个烤炉，衙门口烧饼店一溜几个烤炉，就那人多时还要排几十步长队。
孬孙的店铺是一家姓孙的人开的，掌柜很会做生意，来自有名的商贾之乡山西。人们本应叫他老孙，却故意叫成孬孙。其实孬孙不孬，时间长了，孬孙倒成了他的金字招牌。别说城里人，就是几十里外的乡下人，进城也专找孬孙的店铺。一次一人来到孬孙店铺前，对柜台里的老孙问：“喂，孬孙家的店在哪儿？不是孬孙家的店我可不进。”老孙听了，和气地笑笑，说：“进来吧，错不了。”
于庄在城北的古城墙外，至于于庄的烧酒，主要是味儿辣，劲儿大。
那时人们喝酒，不讲香味绵长，品质纯正，只讲劲儿大。喝于庄的酒，三盅下肚，没酒量的人能醉倒，有酒量的人也热血上涌。传说唐朝末年，李溯雪夜入蔡州，捉拿叛将吴元济时，就从于庄运了几车烧酒。一路夜行军，将士有烈酒在肚子里燃烧，就不怕风雪严寒，终于攻上蔡州城墙，活捉了吴元济。
自从老爷的油坊在东关开张后，睢州的三大名牌变成了四大名牌，那就是“老吕家香油”。因为衙门口的烧饼虽然能吸引三五里的吃客，但十里八里外的人，就划不着跑那么远买两个烧饼了。于庄的酒虽好，毕竟穷人多，有的穷人一年也喝不上三盅酒，因而销量也有限。后来睢州真正的名牌只有“孬孙家店铺”和“老吕家香油”了。
老爷在睢州开起油坊，在吕庄也引起不小震动。过去吕庄人虽然也有做小买卖的，那只是擓个篮子，装点花生，或到店铺里批发点洋糖，洋烟，洋火之类，游乡叫卖。像老爷这样，把生意做到睢州，在吕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老爷油坊的开张，也使吕庄的穷人有了活儿干。老爷的几个堂兄弟，还有他们的孩子，有七八个人都被招到油坊帮工。虽然油坊赚的大头归老爷，他们只拿一点仅能养家糊口的小工钱，但总比在家闲着挨饿，或去当小偷小摸，或到外地逃荒要饭好得多。
一天，在油坊帮工的箩头把帮工钱送回家用。庄里人看见他，都围上来，好奇地问这问那。
“箩头哥，富斗哥在睢州的生意做得咋样呀？”
“箩头哥，你在那儿干得咋样呀？”
“箩头叔，睢州啥样？有啥好玩好看的？”
箩头很兴奋，似乎有一种因见过世面而被尊重的自豪。他兴致勃勃地说：“嘿，富斗兄弟真能啊，他的油坊一开张，就在睢州一炮打响了。那个生意兴旺劲儿呀，就别提了！门面房的门槛子都快被踩坏了。
有一回，富斗兄弟派人到衙门口买了一篮子烧饼，那个香呀，也别提了！
刚咬到嘴里，还没嚼两下就咽下去了。对，听说过于庄的酒没有？这回于庄的酒，俺也喝了，味道那个辣呀，更别提了！我只喝了一盅，就呛出泪来了。你们听说过孬孙的店铺吧，这回我也进去了。人家孬孙店铺里那个货的齐全，就别提了，要啥有啥！”
箩头滔滔不绝地说着，听的人大睁着俩眼，都听呆了。
一个小孩子在一边急了，说：“箩头叔，我问你睢州啥样，你还没说呀！”
箩头看了那个孩子一眼，说：“石礅儿，你别急呀，我这就给你说。
睢州那个大呀，咱一百个吕庄也没它大。光东关那条大街就有十里，有人说开封都没有那么长的街。一街两行店铺那个多呀，就别提了！一个挨着一个！对，睢州有个老北关，那才有看头呢！老北关，实际上是北城墙外方圆五六里的一片大水。水那个多呀，就别提了，真是一眼看不到头！我还见到船了，在老北关的水里飘来飘去打鱼。打的鱼那个大呀，就别提了，一条足有好几斤哩！对，老北关的水里，还有两个大土堆，圆圆的，高高的，人们说那是一对凤凰蛋。听说它们都在水里泡两千年了，人们都稀罕得慌，它又不是石头的，两堆土在水里咋就冲不塌呢？连城里的老举人都觉得奇怪。”
一个叫尾巴的人突然问：“睢州的女人长得啥样？跟咱乡下女人一样吗？”
大家都笑起来，箩头便嘻嘻笑着说：“你还别说，人家城里女人长得就是比咱乡下女人又白又水灵。”
“是不是把你眼都看花了？”
“嘿嘿，咱哪敢呀？顶多偷偷瞅人家一眼。”
听了箩头的话，尾巴又说：“赶明儿说啥也要到睢州去看看，耽误一天干活儿也情愿。”
“是不是去看看睢州的女人呀？”
“哪里呀？我要看看那两个凤凰蛋到底啥样，看看老北关那片大水，尝尝衙门口的烧饼，走一趟东关大街。”
箩头又补充说：“最后再到富斗兄弟的油坊看看，看看人家那个生意。要是赶上饭时，说不定富斗兄弟还能管你一顿饭哩。”
“箩头哥，你这次回来，啥时走呀？”
“那里可忙了，不能在家多呆，我明儿个就得回去。”
“你回去问问富斗哥那儿还要不要人，我也想去。”
“好吧，我回去替你问问。这时好像不缺人，往后要是生意再做大了，就不好说了。
第二天天不亮，箩头就匆匆起床往睢州赶。他走得快，走十里路日头还没出来。回到油坊时，人们才刚刚吃完早饭。他一进门面房的大厅，看见两个人正和老爷纠缠什么，气氛有点不对头。他走到老爷跟前，问：“富斗兄弟，这是咋回事？”
老爷把箩头推开，说：“你先干活儿吧，这里有我就中了。”
箩头并没有走开，而是站在一边，他要看个究竟。他想：要是真有什么麻烦事，我可不能不管。他的个子比老爷还高一些，也显得更壮实，往那儿一站，像一座塔。他发现那俩人果真来者不善，便灵机一动，抢着对老爷说：“刚才有个灌油不给钱的愣头青，我一急，一拳打掉了他的两个门牙。我对他说，别以为油坊没人，俺好歹也练过几年功夫。
快把你那狗牙拾起来，回去撤泡尿照镜子再安上吧。”
老爷急忙说：“可不能随便动手，你那手像铁鎯头一样，打下去谁能受得了？和气生财嘛。”
箩头又说：“这也得看他和气不和气，啥人啥对付呗。”
那两个人听了箩头和老爷的对话，气势一下弱了。老爷从衣袋里掏出一把铜钱，塞给那两个人，说：“兄弟，我正忙着，先到衙门口买几个烧饼吃吧。县衙里我还有朋友，改天有空儿，咱和朋友一起下馆子，打二斤于庄的烧酒，喝个痛快。”
那两人不知是因为看见箩头的高大威武，还是听说老爷县衙里有朋友，还是因为钱已到手，见好就收，便对老爷说：“好吧，看得出你也是讲交情的人，记住别把路走绝了，咱们后会有期。”说完，抱一下拳，扭身走出了大厅。
箩头走到老爷跟前，说：“富斗兄弟，那俩人我看着像无赖呀。”
“唉，看来干啥都少不了麻烦事儿呀。他们也是开油坊的，我这油坊一开，他们就干不下去了。他们心里不顺，就来找麻烦。”
“那也不能怨咱呀，他把油也做得香点，还能干不下去？大路朝天，各走一边嘛！往后再来了，给他点硬的，别这样惯他们。”
“理儿是这个理儿，为了少麻烦，该忍还是得忍点儿。多少年的老话，破财免灾嘛。这下我可知道啥叫同行是冤家了。”
“以后再碰到这种事儿，你唱红脸儿，我就唱黑脸儿。”
老爷忽然笑着说：“箩头哥，刚才你说你练过几年功夫，我咋不知道呀？”
箩头也笑了：“那不是唬人吗？呃，富斗兄弟，衙门里你也真有朋友？过去咋没听说过呢？”
“哪有呀，跟你一样，也是唬唬他们。衙门里要真有人，我还怕他们吗？”
三
尽管老爷在睢州的生意很红火，可遇到的麻烦也越来越多。今天有个地痞流氓讹一罐油，明天就会有一个地方恶霸勒索两块银元。更可恨的是那些官吏，他们借着执行公差的名义，想怎么讹诈都能找到借口。老爷就像一块肥肉，凡是有点权势的，都想过来啃一口。好在老爷很能想得开，只要能平安地把生意做下去，该打发的他都打发。毕竟除了“跑冒滴漏”，还是赚的多。
这一天，门面房的大厅里又来了两个官差，说是什么税局的。老爷知道这是更惹不起的茬儿，急忙迎进客厅，让座倒茶。
官差看了老爷一眼，问：“你就是油坊的掌柜？”
“是，是，长官有啥事，请说。”
“生意做得不错啊，发大财了吧？”
“还中，还中。俺货真价实，客人还买账。”
“别光想着发财，忘了补税啊。”
“啥？补税？俺的税都是按时交足，一文钱也没少过呀？”
“你交那税才有多少？你的生意做大了，税理应也得多交，这你能不懂？”
老爷听了，觉得他们说得也许有道理，就问：“那得补多少啊？”
两个官差互相看了看，其中一个伸出三个手指，在老爷眼前比划一下：“就这个数吧。”
老爷问：“三块大洋？”
“想得美，你干脆说全免得了，是三十块！”
“我的天，你把我杀了算了，这生意你还叫我做不做了？”
“怎么？不想做了？那好呀，今儿个就给你封了。你知道吗？对抗皇税是啥罪？”
“长官，咱就不能再商量商量？”
“好商量呀，就看你是不是明白人了。”
两个官差其实并不是真的来按律收税，也不会轻易把油坊封了。
像老爷这么大的生意，说啥他们也舍不得封了。真给封了，他们上哪儿去捞油水？指望那些小商小贩，能指望得住？毕竟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富人身上拔根汗毛，也比穷人的大腿粗呀。
老爷来到柜台前，拉开抽屉。他犹豫了一下，拿出四块银元，一手拿着两块，分别塞到两个官差的衣袋里，说：“长官，看在咱私交份儿上，以后请多关照。”
两个官差脸上立刻堆满了笑，连声说：“好说，好说，掌柜果真是明白人，兄弟不打扰了，恭喜发财。”说完，美滋滋地走了。
老爷望着他们的背影，狠狠地吐了一口：“呸！啥玩意儿！”
因为同是生意人，干的却不是同行，算不上冤家，老爷便结识了衙门口烧饼店的掌柜，还有孬孙店铺的老孙。原来他们都有同样的苦衷。
衙门口烧饼店还好点，他的生意小，平常只是有人白吃白拿一些烧饼。
孬孙店铺的损失就大了，一块苏杭的绸缎，一套精美的景德瓷，只要某些人看上了，你就得脸上赔笑，心里流血地送上去。
不过老孙不愧是商贾之乡的人，他开导老爷说：“吕掌柜，想开点。
他们拿咱那么多，咱不是还赚钱吗？世世代代都一样，生意人财大气不粗，没权没势的，钱再多，也算不上显赫。除非官府里有自己人，给你撑腰。话又说回来，官府里要有人，要啥有啥，谁还做生意呢？”
“孙掌柜，你以后有啥打算啊？”老爷问。
“我们山西人，经商的遍布全国各地。他们赚了钱，大多是回到老家，盖房置地，像平遥的王家大院，多气派。有了房有了地，才算真正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当然，家里要是出了读书人，考个举人进士，捞个一官半职，院子里立一对旗杆，就更气派了。好了，这些都是远话了。我想等以后攒够了钱，也回老家。”
听了老孙的话，老爷想，尽管做生意有时叫人憋气，可还是得做下去。他细算过，油坊的赚头非常可观，一年下来的进项，除了比不上黄岗集挂了千顷牌儿的黄天龙，完全能跟黄岗集另三家财主相比。另外三家的地，都是上了十顷的呀。
老爷又想，赚来的钱，必须置成地，不能窝在家里。把钱置成地，就成了永久的基业。地里又能无休无止地生钱，钱就能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老爷想，在自己有生之年，使家业赶上黄岗的另外三家财主，不是没有可能。
老爷雄心勃勃，但他更希望自己的儿子能走读书求仕的道路。老爷有三个儿子，我爷叫吕进业，二爷叫吕保业，三爷叫吕守业。老爷不仅寄希望他们能创造雄厚的家业，而且要世世代代保住守住。
然而，我爷和二爷实在令老爷失望。我爷念书倒也勤奋，就是长进不大。念了几年书，虽然也能背一些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甚至还能背不少论语，孟子，但不能用到实处。叫他写一篇文章，他就写不出来，叫他写四句诗，写得也干干巴巴，没有一点意境。老爷断定我爷在念书上不会有大出息，别说中进士举人，中个秀才也难。再说中个秀才又能怎样呢，算不上什么功名，充其量能开个私塾，当个教书先生。那样的话，还不如回老家当个财主。
二爷在念书上更是个混混。他的心始终沉不到书里。先生教他念书，他不仅心思飞到了九霄云外，连目光也落不到书本上。虽然也能背几句三字经或百家姓，但把那里的字单个拿出来叫他认，他就不认识了。二爷虽说念书认字不行，倒也学了一手绝活，打算盘。他不仅能熟练地打“三遍九”，就是打起“狮子滚绣球”，“凤凰单展翅”，“凤凰双展翅”来，也是劈里叭啦响，叫人看得眼花缭乱。老爷看透二爷不是念书的料，与其让他在学堂花钱买罪受，不如干脆叫他下了学。老爷看二爷算盘打得好，曾想叫他到油坊管账。可他连人的姓名都写不来，光算盘打得好看也没用。最后只好让二爷回到吕庄，照管老家的地去了。
老爷把唯一的希望全寄托在三爷身上了。三爷比二爷小好几岁，天资极聪明。老爷让三爷念书很早，才四五岁，三爷就能背一百多首唐诗。六岁那年，他竟写了一首诗：
一片汪洋在北关，
莫非天池落人间？
云在水中戏绿波，
船在天上扬白帆。
老爷念书不多，并不懂这首诗的意义。但教书先生说：“这小公子不得了，是个神童，这首诗是写咱睢州老北关的，简直能跟唐朝骆宾王六岁写的《咏鹅》相比了。恭喜吕掌柜，你这公子长大至少能中进士，说不定能被皇上钦点为状元呢！”
老爷高兴极了。三爷终于让老爷看到了希望。唉，我们吕家，自从先人勾头老吕以后，多少辈儿都没出过达官贵人了，莫非小三儿真的能使吕家重新显赫起来？
勾头老吕是我们吕氏公认的值得荣耀的先人。他到底是哪个朝代的，谁也说不清。他曾做过御史，能驾驭朝里的风云。后来勾头老吕被奸臣陷害，砍了头。再后来，皇帝辨明勾头老吕是个忠臣，又给他平了反，昭了雪。重新厚葬他时，还给他铸了一个金头。他的后人却哭着说：“铸金头，铸银头，换不来俺爹的肉头。”是啊，人死毕竟不能再复生了。
在老爷心里，真的以为三爷就是再世的勾头老吕了。
一天夜里，老爷做了一个梦。梦中我们老吕家的院子三进三出，富丽堂皇，比黄岗黄天龙的大院还气派。院子中央还立起一对高高的，象征功名地位的旗杆。突然，一阵敲锣打鼓声传来，一队人马浩浩荡荡地进了吕家大院。原来是皇上派的钦差大臣到了。钦差大臣向老爷和三爷宣读了皇上的圣旨，宣新科状元吕守业赴京就任。三爷接了圣旨，又向吕家祖先的牌位和老爷磕了三个头，然后骑着高头大马，披红挂彩地离开吕庄，进京接任吏部尚书的职务去了……
四
就在三爷六岁写诗的第二年，世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宣统小皇帝被赶下了台，中国结束了几千年的帝制，进入中华民国的历史阶段。
光阴在苒，时光又过了十几个春秋。
进入知天命之年的老爷，还在支撑着睢州的油坊，但明显地看出他有些年老力衰了。进入而立之年的我爷和将近而立之年的二爷，都被打发到吕庄，经营着老家的土地。十几年中，老爷把做生意赚的钱，全置成了地。吕家从原来的一顷地已经增加到五顷多，增长速度之快，不仅让我们老吕家振奋，就是黄岗集的四大财主，也都不得不瞠目。
本来三爷是老爷心中的希望之星，但随着小皇帝的下台，科举制度的废除，老爷多年的美梦，也随之破灭了。然而已到弱冠之年的三爷血气方刚，时代似乎赋予他更大的机会，使他更有了积极进取精神。他是睢州唯一进入上海上大学的学生。受五四思潮的影响，他思想激进，指点江山，大有改天换地的雄心抱负。他嫌自己原来的名字封建色彩太浓，又给自己起了个号叫鹏飞。
此时的老爷，却天天数星星数月亮地算计着日子，盼着三爷早日学成回乡，支撑吕家门户。因为在吕庄，他遇到了更大的麻烦。
原来黄岗集的黄天龙，容忍不了我们吕家的崛起，常常向吕家发起挑衅。
黄岗集离吕庄只有三里，黄天龙在黄岗是一霸。他家是挂了“千顷牌”的，这样的家产，在整个睢县也仅此一户。他家养了很多打手，进出都有贴身跟班儿簇拥，甚是威风。有些穷人虽然常在富人的地头地脑偷些东西，但绝不敢到黄家的地里去偷。那样，即使他不动手，打手也会把人打个半死。有时遇到歉年，他也会多少拿出一点粮食施舍穷人。但他并不是对穷人同情怜悯，而是想得到穷人向他磕头求助时，或口口声声喊他“黄二爷”时产生的快感。一次他让人做了一大锅舍饭，很多穷人拿了碗来盛饭。他不许穷人把饭端回家，必须当场喝下去。他就在一边看着穷人狼吞虎咽的吃相，哈哈大笑，他实际上是变着花样拿穷人开心。那些穷人得到他的施舍，也并不感激他，因为那些施舍是用屈辱换来的。有些不肯受辱的人，宁愿远走他乡逃荒要饭也不跪求在他的门前。
过去，黄天龙从没把我们吕家放在眼里。一顷地的小财主，比穷人强不到哪里。可现在吕家五顷地了，他最不愿意看到别人也能进入大财主的行列。他常常站在大街上，对着穷人说：“你们的粮食不是不够吃嘛？现成的有嘛，吕庄卖油郎家的庄稼，就是给你们种的。”
这话表现了他对我们吕家的蔑视。他把老爷当成卖油郎，就是把老爷看成下九流。千百年来，生意人都是不入流的。就是一般的穷人，也是大生意做不来，小生意又不愿做。让他们提篮叫卖，游乡串巷，他们都觉得丢人，张不开口。另外，黄天龙的话，也是公开纵恿黄岗的穷人偷抢我们的庄稼。有他在后边撑腰，那些穷人还怕啥呢？
小满过后的乡村，是一年中最美妙的季节。夏风吹走了最后一缕春寒，让那些缺少衣服的人再也不怕寒冷。遍地小麦渐渐由绿变黄，让那些缺少粮食的人终于看到了希望。村头的杏树枝上，一颗颗杏子渐渐由青变黄，让人看了嘴里直淌酸水。一棵棵桑树上，密密麻麻的桑葚已经红得发紫，早就吸引了很多孩子爬上去摘吃。黄鹂的叫声像唱歌一样婉转悦耳。布谷鸟的叫声比公鸡的叫声还早，催促人们赶快准备夏收夏种。此时的乡村到处都能看到一幅幅图画，听到一曲曲牧歌。
这时候，我爷也像当年的老爷一样，做着一年中最繁忙的夏收准备。抢麦的铲子要不要新添，挑麦的桑杈能不能再用，搂麦的耙子要不要修理。这些收割的用具，样样都要检查，稍有忽疏，到时就会影响打仗一样紧张的麦收。
也许因为有我爷扛着大梁，二爷总是做个甩手掌柜。闲时，他喜欢把个鹌鹑，玩个斗鸡，喷个大话。却在春夏两季，独好种瓜。从三月起，他就蹲在瓜地里点种，盘瓜，压瓜，施肥，除草。直到瓜熟时，就搭个瓜庵，住在瓜地里。图的就是品尝自己种的瓜到底比别人种的瓜甜到哪里。这时他常常来到别人的瓜地，尝尝别人种的瓜，对别人的瓜褒贬一番，再请人到他的瓜地里尝尝他种的瓜。别人能夸一声他种的瓜甜，他就满足极了。种瓜是他的一个瘾，他年年如此，乐此不疲。所以，到了小满，当我爷忙得团团转时，他却泡在瓜地里，一心侍弄着他的小瓜苗儿。
到了芒种前几天，地里的小麦一块接一块地熟了。蚕老一时，麦熟一晌。麦子一旦熟了，必须马上收割。这时，爱睡懒觉的我爷也得早早起来，带着年作短工抢收麦子。从来不下地干活儿的奶奶，二奶奶，还有刚过门儿的三奶奶也不能闲着。她们要在家里烧茶水送到地里。这时天很热，干着重活儿，是不能缺水喝的。她们还要在家炸些老鸹头，蒸些白面馍，下些凉面条。收麦是累死人的活儿，但只要肚子里有好吃的，从早干到晚也能撑下来。
我们这儿收麦，一般不用镰割，都是用铲子抢。先把铲子磨得锋利无比，安在一根长长的抢子杆上。抢麦的人握紧抢子杆，把铲子对准麦垄，胳膊一推一推往前走着，麦子就嚓嚓倒地了。
抢麦是重活儿，一般都是男人干。麦子抢倒后，女人就手持一把三股桑杈，把抢倒的麦子挑到一起，堆成一个个像坟头一样大的麦堆。当拉麦的大车赶到地里时，再把这一堆堆麦子装上大车拉走。
装车的时候，又换成男人手拿桑杈，把那三股叉子狠狠地叉进麦堆里，再猛地翻过来，杈把朝下，麦堆就被举上了天空。男人高举着杈把，把麦子送到大车前。这时，车上还有一个“踩车”的人，也拿一把桑杈，指挥着车下的人，把麦装到合适的地方。车上的人用桑杈也把举上去的麦子叉住，固定在一个地方，下边的人把桑杈猛一下抽出来，麦子就装上车了。这样车上车下配合，麦车就能装得不歪不斜，越装越高，像一座小山。装车的同时，车后有两个手持大耙子的女人，把地里撒下的凌乱麦子搂到一起，也装在车上。麦车装满后，人们用绠绳把大车紧紧地缠上几圈，用力刹紧，防止麦子从车上掉下来。最后，这座活动的麦山就慢悠悠地拉到了打麦场上。
乡下自古就有拾麦的习俗。那些拾麦的人，把目光投向辽阔橙黄的原野，看到哪块地里有拉麦的大车，他们就蜂拥着赶到那里，跟在搂麦人的后边，把漏掉的麦子争着拾起来。有的拾麦人离搂麦人很近，故意用脚踩住一缕麦子，让搂麦人搂不走，他们就赶快把踩住的麦子拾到手里。这时候，搂麦的人便喊着“往后点，往后点！”那些拾麦人就知趣地往后退一点。还有的人爱拾“路麦”。就是跟在拉麦大车的后边。
因为麦车装得很高，在晃晃悠悠拉往打麦场的路上，难免会掉下一点麦子，拾路麦的人就把它拾起来。有时，庞大的麦车会蹭上路边的树枝，就能蹭掉一大缕麦子，拾麦的人就大捞了一把。
这一天，我们家拉麦的大车刚到地里，突然从黄岗涌过来很多拾麦的人。过去拉麦时，搂麦人的后边一般只跟着几个，十几个拾麦的人。
可今天，一会儿就涌过来五六十人。他们开始拾麦时，只是离搂麦的人很近。过了一会儿，他们就试探着越过千百年约定俗成的界限，进入还没有搂过的区域。这时，几个搂麦和装车的人就喊起来：“往后点儿！
往后点儿！太不像话了！”
可是，那些拾麦的人根本不听，他们甚至到了装麦的大车跟前。装麦的人和拾麦的人纠缠在一起。
这时，我爷正在另一块地里。他远远看到拉麦的地里一片黑压压的人，又听到乱嚷嚷的声音，急忙跑过来大声喊叫：“你们干啥？简直明抢了！五更，给我用杈挡住！”
五更是老爷堂哥箩头的儿子，我应该叫他五更爷。五更爷拿着桑杈，挥舞着去撵人。过去，拾麦的人太过分时，装车的人只要黑着脸，舞着桑杈喊一声，他们就不敢再向前了。可这回不灵了，有一个人甚至抓住五更爷的杈把，跟五更爷支把起来。
局面已经无法控制，几十个拾麦的人已经变成抢麦的人。他们仗着人多，根本不听我爷和装车人的喊叫声。有人甚至大声喊：“快抢呀！不抢白不抢！有黄二爷撑着，怕啥呀！”
我爷看着这些几乎发疯的人，已经无可奈何，只好任他们抢了。我爷叫五更爷和其他装车的人都让开。我爷怕把事闹大了，打得头破血流，甚至出了人命，后果更不堪设想。
那些抢麦的人，看到我们放弃了抵挡，一下子散开跑满地。有的用胳膊狠狠地抱了一搂麦子，有的装了满满一篮子麦子，最厉害的是用绳子捆了一大捆。各有所获后，便一溜烟向黄岗跑去。
我爷瘫坐在地上，看着满地麦子被抢得一片狼藉，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我家麦子遭抢的事传到睢州，老爷第二天急忙从睢州赶回来。刚走到庄口，又目睹了第二次遭抢的情形。
老爷明白，这是黄天龙和我家公然过不去了，可我们家是斗不过黄天龙的。老爷一股气憋在心里，终于病倒了。
老爷越来越感到力气不支。他想到睢州的油坊，这油坊已经开了二十年，虽然赚了不少钱，可其中的酸甜苦辣，又有谁能理解？老吕家香油虽然成了睢州的四大名牌之一，可不是照样被人欺负？被人瞧不起？特别是有个戏班儿，唱了一出《卖油郎独占花魁》，有人竟把老爷和那个卖油郎附会到一起。按说，戏里的花魁娘子不选达官显贵，浪荡公子，却偏偏选中了卖油郎，这正是卖油郎的光荣。可是人们不这样附会，偏偏附会到花魁娘子是个娼妓，好像所有卖油的都和娼妓有关。人们可以花钱嫖娼，但若娶娼妓为妻则是奇耻大辱。老爷忍受不了这种屈辱，又看出我爷二爷都不是经商的料，便有了关掉油坊的想法儿。过去，老爷曾担心地少，家底薄，怕儿孙受穷。现在发家了，没想到又受到更大财主的欺负。穷人有穷人的难处，富人也有富人的难处。
老爷强撑着病歪歪的身体回到睢州，妥善地给油坊收了尾。提子对油坊有很大功劳，他给了提子一些钱，让他带着家小回老家故道湾，自己开油坊去了。凡吕庄的帮工，都让他们回到吕庄，给老爷种地。其他的帮工，也分别给了他们一点钱，让他们另谋出路。就这样，曾经红红火火的老吕家油坊，在冷清凄凉中关门了。
老爷离开油坊的时候，流下两串浑浊的老泪。
老吕家油坊，在睢州四大名牌中，崛起得最晚，却消失得最早。多少年后，人们提起老吕家香油，还无限留恋。都说从那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老吕家那样的香油了。
至于睢州的其他三大品牌，也都相继消失在解放以后。衙门口烧饼，是在统购统销后，买不到白面，只好停了炉。孬孙家店铺，是老孙赚了一笔钱后，回了老家山西。他的儿子继续留下经营着店铺，1956年搞公私合营，孬孙家店铺便改名为东关供销合作社。于庄烧酒是在1960年，人们连野菜都吃不上的时候，终于停了火。
老爷回到吕庄后，身体越来越不行了。请了不少大夫看过，都说不出是什么病。也许是心病，是睢州油坊的关闭，或者是黄天龙的欺负，都是使老爷一病不起的原因。
老爷觉得自己的日子不多了，便把我爷和二爷叫到跟前，嘱咐说：
“老大，老二，我死后，你们要管好咱的家，别走邪路，别沽嫖赌，别吸大烟，我挣这个家业不容易，千万不能败在你们手里。”
我爷和二爷流着泪，连声答应。老爷又说：“你们给小三儿写封信，叫他从上海回来一趟吧。他要回来晚了，我就见不到他了。我要先走了，你们就对他说，叫他学成了一定回老家，咱家就他最有出息，往后咱老吕家的门户，得靠他支撑。”
老爷怀着满腹的心事走了。老爷死时才五十出头，他被安葬在庄东的吕家坟地里。多少年来，风雨沧桑，他一直静静地躺在那儿，看着他的后代过着怎样的日子。我们后辈儿人，每当去祖坟扫墓时，虽然很多人连见过他都没有，却忘不了到他的坟前，给他的坟头添几锨土，烧几张纸。
五
在一个爽朗的秋天，三爷西装革履，掂着一个皮箱，里边装着复旦大学的毕业文凭和一大沓子名流的推荐信，回到吕庄。
老奶奶见了三爷，又流下眼泪。她抓住三爷的手说：“小三儿呀，你爹临死就盼着能看你一眼，可盼到死也没见到你。他就给你留下一句话，叫你撑起咱老吕家的门户。”
三爷也很伤感，眼睛红红的，他安慰老奶奶说：“娘，你放心，我一定为咱吕家争气。”
第二天，我爷带着三爷，到坟上祭奠了老爷。之后，三爷就匆匆去了睢州。三奶奶很想留三爷在家多住几天，可三爷只想早奔前程，没有心思和三奶奶缠绵。
三爷在上海的几年，可谓大开了眼界。作为五四以后的青年，他如饥似渴地接受一切新鲜的思潮和事物。其中有巴枯宁，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欧文，傅立叶的空想共产主义；马克思的科学共产主义；杜威的实用主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等。三爷还酷爱新文学，拜访过文坛前辈鲁迅和诗界名流汪静之，徐志摩等，在一些报刊上发表过一些文章和诗歌。三爷曾打算在上海发展，那是一个人才荟萃的地方，能有广泛的结识。后来他考虑到老爷的遗愿，又想到家乡虽然落后，却是个未开发的处女地，在这里耕耘播种，也许更有作为。于是三爷最后踌躇满志地选择了回乡。
到了睢州，三爷先后去了县党部和文教局，并一股脑儿展示了自己的有关证书，各类推荐信和发表的作品。三爷有极好的口才，他讲起话来滔滔不绝，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流露出自信。在这个古老的小城，突然出现这样一个知识渊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简直就是出现了一颗耀眼的明星。三爷一下子就把那些政要们征服了。
几天后，三爷接到了任命，他当上了睢州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并担任睢州中学的校长。
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受到如此器重，已经很难得了，然而三爷似乎并不满足，他还想在政界进一步发展。在三爷周围，很快吸引了一批激进的少壮派人物。他们常常聚在一起，高谈阔论，抨击现实，揭露时弊。
在一次聚会上，大家又议论起官场的黑暗腐败。
三爷说：“听说有一次冯玉祥去见蒋委员长时，挑了一只灯笼。蒋委员长问他为什么大白天挑灯笼。冯玉祥说，不挑灯笼看不清路呀。
蒋委员长生气地说，老冯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其实，冯玉样大白天挑灯笼，是讽刺社会的黑暗呀！”
三爷一开头，大家七嘴八舌都议论开了。
“提起官场的黑暗，真是一言难尽。行贿受贿泛滥，徇私舞弊成风。”
“现在哪个官员身上是干净的？要是把他们先抓起来判刑，再收集罪证，十个有八个不冤枉。”
“这样下去，咱们的国家还有啥希望？国民党也要完蛋。”
大家越说越慷慨激昂。三爷又说：“我看，咱们的胡占魁县长身上就不干净。”
三爷一语既出，四座皆惊。原先大家的议论的毕竟是泛指，没涉及具体个人，也便没有多少忌讳，没想到三爷竟把县长撂了出来，一时竟没有一人再接话茬儿。
三爷环视大家一下，停一会儿说：“怎么了众位同仁？怕了吗？怕什么！我们为了国家，为了民众，天不怕，地不怕，更不怕什么县长局长。有些当官的为什么敢胡作非为？原因之一就是知道大家敢怒不敢言。只要我们同心一致揭露他，不信把他扳不倒。”
三爷的话鼓舞了大家，大家放弃了顾虑，情绪又激昂起来，纷纷揭露胡占魁的恶迹和腐败。一旦打开了话语的闸门，多少鲜为人知的事都暴露出来了。
三爷激动地说：“我建议，我们再继续搜集胡占魁的罪状，写成一篇檄文，把他告到专署里去。为了国家，为了民众，我们一定告倒这个祸国殃民的贪官。”
几天后，一篇义正词严，证据确凿的揭露胡占魁罪状的檄文写好了，执笔人当然是三爷。三爷又鼓动很多人签了名，他便和另一位县党部委员作代表，送到专署去了。
又过了不久，胡占魁的县长职务果然被免了，而且还判了刑。那一天，胡占魁被绑上囚车，在睢州城里和东关的大街上游街示众，然后押解到归德府的监狱里去了。
三爷告倒县长的事在整个睢州传开了。传说专署里的官员都被三爷的胆魄和慷慨激昂的陈辞所折服。人们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简直把三爷说成了三头六臂的传奇人物。
三爷不仅在睢州有了名，甚至在整个豫东地区也成了新闻人物。
不久，三爷又接到一份任命。在担任睢州中学校长的同时，又兼任了睢州第二区的区长。第二区管辖着城北七八十里的区域，我们吕庄和黄岗集，就在二区的管辖范围之内。这样，即使挂了千顷牌儿财大气粗的黄天龙，对我们吕家也不能不另眼相看了。
从此，黄岗集的人，再也不敢抢我们的庄稼了。黄天龙知道我们吕家和他积怨甚深，也很想把过去的积怨化解。
黄天龙家已经富了几代，只是他家只有财运，没有读书运。早在晚清，几代人中不仅没有出一个举人，连个秀才也没出过。没有功名，财产再多也只能算土财主。后来他花了重金，买了一个拔贡。他以为有了功名，便要在深宅大院里立一对旗杆。他家院子的气派在方圆百里是独一无二的。几进几出，从大门一直能看到院子深处的第六道门，被称为“六门照”。院子虽然气派，可立旗杆时，就是立不起来。据说立旗杆的人家，要达到一定的功名，他家别说是买来的拔贡，就是名符其实的拔贡，也不够资格。旗杆没立起来，反倒成了人们的笑柄。他有时很懊丧，自家虽然挂了千顷牌，还不如黄岗集只有十来顷地的赵家更显得荣耀。
赵家有个叫赵兴邦的人，担任着山东财税厅厅长。在乡下人眼里，出这样一个高官，简直跟出个宰相差不多。赵兴邦人缘极好，一次他回到黄岗，对众人说：“以后，别说是咱黄岗的乡亲，就是整个河南的乡亲，到了山东，我都好吃好喝好招待，还送回乡的盘缠。”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虚空的许诺。河南人多了，除了黄岗人，有多少河南人知道远在山东有一个做高官的老乡呢？即使是黄岗人，他们大多连睢州都没去过，又有几个能跑到山东找他？但人们听了他的话，对他还是很敬重，觉得他很豪爽，比黄天龙强多了。他们家出了这样一个高官，也比黄天龙荣耀多了。
至于三爷，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小小的区长自然不能跟厅长比。但人们似乎更看到三爷的前途无量，而且他的权势就在眼前，不像赵兴邦的权势，太遥远，太虚幻。特别是黄天龙，挂了千顷牌的人家更不能跟“现管”过不去。人们都说，挂了千顷牌，就免交公粮了。其实不是免交，而是根据年景和具体状况，上边让你交多少你就得交多少。
他不敢得罪三爷这样的“现管”，不然的话，三爷张口让他多交三五十石粮食，他是干瞪眼没办法的。
三爷很忙，睢州中学的事他要管，每周还兼着几节国语课。区里的事他更得管，偶尔还得到县党部开会。他做事雷厉风行，常常骑着一辆自行车，颠簸在崎岖不平的乡间小道。偶尔，在吕庄，在黄岗，也能看到三爷骑车的影子。
当时骑自行车的人很少，人们把自行车叫洋车子。如果见到一个骑洋车子的人，会像看稀罕物一样吸引很多人。有人编过这样一个谜语：远看像条龙，近看铁条拧。晴天龙驼鳖，雨天鳖驼龙。由此可以看出人们对骑洋车子人羡慕而又眼红的复杂心理。
一天，三爷骑着洋车子来到黄岗的街上，很多孩子都追着看。黄天龙正手把鹌鹑，在街上悠闲地散步，看见三爷过来，急忙把鹌鹑递给贴身跟班儿，满脸堆笑，对三爷拱手打礼说：“嗬，吕区长，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呀！”
三爷看到黄天龙一脸媚态，投去一丝不易察觉的鄙夷的目光。他想起当初黄天龙对老吕家的欺负，心里涌上一股愤怒。三爷本来不想理睬黄天龙，又觉得那样有失风度，便下了车。毕竟黄天龙是睢州最大的财主，别说区长，平时就连县长也不慢待他呀。
“黄先生，幸会呀！”三爷虽然这样说，但声调显得很冷淡。
“吕区长，请到我家客厅一坐。我家厨师刚学一手，请品尝品尝他做的燕鲍翅，看看手艺怎样。”
“我公事缠身，没这个口福，还是黄先生留下自己品尝吧。”三爷推着车子，脚步没停，说着就蹭地又骑上车，扬长而去。
黄天龙弄个大闪脸，他看着三爷的背影，心里恨恨地说：“这小子，看来真的能摆谱。”
黄天龙不甘心，过年的时候，又派人到我家送了一纸请柬，请三爷务必到黄府赴宴。
三爷还是找个托词，始终没给黄天龙一个面子。
正月初三是上坟烧纸的日子。老奶奶和全家人来到老爷墓前，摆上各种供品，大家给老爷磕完头，老奶奶流着泪在坟前念叨说：“他爹，咱家小三儿当官了，撑起咱吕家门户了，咱再也不受黄天龙的欺负了，你在那边放心吧。”
六
从此以后，我们老吕家就过着平稳舒心的日子。
三爷的事业轰轰烈烈，如日中天。因为三爷忙，不常回家，老奶奶就把三奶奶和三奶奶的儿子，送到睢州三爷那儿。
我爷在家把几顷地分别租给了五更爷几家穷人。地租出去，租地人的责任心强了，多收了他们就能多分，我爷不用多操心，等着粮食收下来，双方按比例分就是了。我爷轻松了，平常没多少事，就爱看个《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和《红楼梦》。冬闲的时候，庄里人嫌屋里阴冷，喜欢坐在向阳背风的墙根儿晒暖儿。晒暖儿的人就会缠着我爷，叫他讲故事。我爷就讲《孙悟空三打白骨精》，讲《武松醉打蒋门神》。我爷讲得云天雾地，讲得高兴了，添油加醋地多说一点儿，或讲着讲着忘了，少说一点，人们也不知道，反正我爷讲什么就是什么。乡亲们最爱听孙悟空的故事。每当我爷讲完一段，听的人就连声赞叹：
“嘿，孙悟空就是能。唐僧上西天取经，不管过哪个坎儿，离了孙悟空都过不去。”因为我爷能讲故事，乡亲都说我爷有学问。
二爷这么大年纪了还是一个混混。他除了喜欢把鹌鹑，喜欢斗鸡，喜欢种瓜，另外喜欢喷大话的天性又有发展。他有两个外号，一个叫“二喷子”，一个叫“二烧包”。他常常向人们炫耀吃过什么好东西，见过什么好东西，并且极其夸张，说得人们羡慕而又眼红。
吕庄还有一个经常走南闯北会吹糖人儿的江湖人，叫李老牛。他说话结结巴巴的，也好喷大话，外号“吹死牛”。他经常推着糖人儿车子到处游荡，走到哪儿就住在哪儿的小店里，和天南地北三教九流的人打过交道。他能说出三教是哪三教，九流还分什么上九流，中九流和下九流。还会唱四好听，四难听，四松，四紧，四软，四硬等。据说他还会唱十八摸，很多人缠着他让他唱，他就是不唱，怕人笑话他老不正经。
他越是不唱，人们越对十八摸好奇，越想知道是怎么摸和摸的啥地方。
如果二爷和李老牛碰到一起，两个人比着喷起来，那就热闹了，会像唱戏一样吸引很多人。
一次，二爷和李老牛又喷到了一起。二爷说：“要买年货，还是上东关。东关腊月二十三的祭灶会上，光赶会的人不下五万。”
李老牛结巴着说：“五，五万？不，不止吧！我看十，十万也多。”
“会上，有一个卖小囤子的场地，那囤子摆得一个挨一个，至少占地十亩。”
“十，十亩？不，不止吧！我看二，二十亩也多。”
“有一回，名旦狗妞去睢州唱戏，那个人多，光戏院子外边没进去的人，至少有几千。”
“几，几千？不，不止吧！我看几，几万也有。”
看来，二爷是喷不过李老牛。李老牛高兴了，又问二爷：“你去过太，太康吗？你去过拓，拓城吗？你去过项，项城吗？你去过宁，宁陵吗？”李老牛说的这几个地方，都是睢州周围的几个县城。
二爷真的没去过这些地方，但二爷不服输，又问李老牛：“你坐过火车吗？你去过开封吗？你见过龙亭吗？你上过铁塔吗？你进过相国寺吗？你走过马道街鼓楼街吗？”
一连串的问话，李老牛又答不上来了。不过李老牛毕竟跑过多年江湖，江湖道行很深，没影的事儿他也能喷个天花乱坠。他眨巴眨巴眼，问二爷：“你，你不是到，到过开封吗？你说说，开封包，包子有多少个褶儿？”
这一下又把二爷问住了：“吃包子谁还数数有多少褶子呀？”
李老牛说：“我，我就知道，开封包，包子有四，四十八个摺”
大家听了，都感到很吃惊。二爷却抓住了把柄：“你连开封都没去过，你咋知道这些？你说的这些，全是没影儿的话！”
“呵呵，管，管它有影儿没影儿，你，你不是能喷吗？看谁能喷，喷过谁？”
从此以后，大家都知道李老牛说的话，大多都没影儿。而且有人要是也说句没影儿的话，别人就会说：你这是李老牛的话，没影儿！
我们老吕家平稳舒心的日子没过多久，突然睢州传来信儿，三爷要和三奶奶离婚。
三奶奶抱着小儿子回到吕庄，在老奶奶面前哭得死去活来：“娘啊，你得给我做主。我啥错都没呀，我孝顺老人，安守妇道。可你儿子硬是薄情薄义，在外边又找个相好的呀！”
老奶奶也很气愤，安慰三奶奶说：“罗大姐，你放心，我一定给你做主。小三儿这个没良心的，我跟他算账。”
我们这儿长辈对过门媳妇的称呼，都是按媳妇在娘家姐妹中的排行。排行老大叫大姐，排行老二叫二姐，以此类推。三奶奶在娘家排行老大，娘家姓罗，老奶奶就叫她罗大姐。
三奶奶又说：“男人念书越多，官儿越大，花花肠子越多。你儿子找的那个狐狸精，听说是他的学生。”
老奶奶吃惊地说：“学生？唉，师徒如父子，这女学生算啥？是父女呀！简直是伤天害理呀！”
全家人听了，也都很震惊。老奶奶对我爷说：“石头，明儿个你去睢州，把小三儿给我叫回来。”
第二天，我爷真的去了睢州，但并没把三爷叫回来。
我爷对老奶奶说：“看来老三是铁了心了，他说他和罗大姐是封建包办婚姻，没有感情，没有共同语言，离婚是离定了。”
“啥是共同语言？”老奶奶不懂，问我爷。
“唉，这不好说，就是两口子在一起说不到一块吧。”
“简直胡扯八道，这也是休媳妇的理由？”老奶奶对三奶奶说，“罗大姐，你放心，在咱家，我只认你这个媳妇，不认儿子。”
其实三爷在外边恋上别的女人，也有一定的必然。三爷像老爷一样高大，英俊，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一颗耀眼的明星，吸引众多女性的目光。在睢州中学，三爷担任着一门国语课。课堂上，三爷渊博的知识，潇洒的风度，滔滔如悬河般的口才，征服了所有的学生，尤其是女生。他讲的每一句，都像一把琴弓，拨动女生心里的琴弦；像一块巨石，溅起女生心海的浪花。多少女生倾慕他，心仪他，幻想和他朝夕相处，哪怕能贴近他，闻一闻他那浑身散发的气息，也会心驰神迷。
不过三爷还算是有定力的男人，他不会像那些花花公子一样，轻易地倒在女人的石榴裙下。他甚至对很多女人，都不屑一顾。但有一个女生，她那美丽多情极具魅力的目光，终于穿透三爷的心扉，动摇了三爷的定力。
那个女生叫林雪莲，她既有名门闺秀的高雅气质，又有五四以后追求个性解放的勇气。她出身城西的一户名门，祖上辈辈都有读书的风气，虽说没中过举人进士，但父亲也是个黉门秀才。她没有兄弟，承袭了书香家风的父亲便让几个女儿都上了学。父亲虽然在女儿读书问题上非常开明，在婚姻问题上却很传统，很早就给林雪莲订了娃娃亲，那是她父亲一个朋友的儿子。林雪莲曾见过那个男人，长相很一般，名贵的衣饰掩盖不了骨子里的俗气。她读了书，开阔了眼界，喜欢冰心和丁玲的作品，也羡慕她们的人生。读了《莎菲女士的日记》，她更渴望自由的爱情，并感觉到自己的娃娃亲，简直是一个牢笼，一座坟墓。自从她第一次见到三爷，她就被三爷深深吸引。三爷讲课时，她不仅专注地听着每一个字，每一个词，而且更专注地盯着每一个动作，每一个神态。
在她眼里，三爷哪怕一个眉梢的耸动，一个嘴唇的张合，都是那么潇洒，那么迷人，具有难以抗拒的魅力。
一次，三爷讲白居易的《长恨歌》，其中两句写唐玄宗杨贵妃在长生殿的密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林雪莲一下受到深深的感动。当三爷讲完，组织学生讨论《长恨歌》的主题时，林雪莲第一个发言，而且一发就控制不住，基本跑了题。
“按传统观念评判，李杨的爱情是违背人伦道德的。但他们为了爱，敢于冲破世俗观念的勇气，值得佩服。我们已经到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经过五四思潮洗礼的一代年轻人。可是在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多少封建观念啊。现实中，不仅有很多《红楼梦》中的爱情悲剧，也有巴金《家》中的爱情悲剧。我们是应该做觉慧那样封建阶级的叛逆者，还是做觉新那样封建阶级的殉葬品？难道我们不应该向鲁迅和许广平那样，对着封建势力来一声呐喊，与封建观念彻底决裂吗……”
林雪莲的慷慨陈词，像一块巨石落在三爷心海，溅起滔天大浪，引起强烈共鸣。三爷注视着林雪莲的神态表情，她的脸渐渐由粉白变成粉红，眼里像含了一半海水又一半火焰。这样的发言已经超出讨论的范畴，它不仅是对自己不幸命运的倾诉，对封建礼教的抗议，也是内心感情火山的喷发。三爷这是第一次注意到林雪莲，但这第一次的印象却是那样深刻，深刻得在心中再也无法抹去。
三爷回到办公室，心还久久不能平静。三爷想到三奶奶。三奶奶端庄温顺，她和许多女人一样，没有念过书，却裹了一双小脚。他们的婚姻，是老爷在世时一手包办的。三爷即使在洞房花烛夜的时刻，也没有一般新郎的那种激奋。后来三爷去上海念书，夫妻的漫长分离，也没使三爷产生过铭心刻骨的思念。甚至三爷从上海回乡的第二天，就匆匆去了睢州，对三奶奶一点也不留恋。他们的婚姻实际上是一个半死不活的婚姻。只是三爷知道，三奶奶是没有错的，他无论是思想上还是行动上的出轨，都是对三奶奶的伤害。所以当三爷心海的堤坝被林雪莲的洪水冲得发生动摇的时候，他一时竟不知是应该放开闸门，还是修补堤坝。
三爷陷入矛盾之中，他下意识地拿起笔，在纸上默默写下几行诗：
莫道心海是死海，
一团烈焰胸中埋。
唯恐喷发成海啸，
澎湃狂潮化为灾。
突然有人敲门，三爷说声请进，进来的竟是林雪莲，三爷心头一颤。
三爷的办公室平常很少有人进，更没有学生进过。此时林雪莲的到来，似乎有着不同寻常的意味。三爷显得有点拘谨，他指了指旁边的椅子，说：“请坐。”
林雪莲不客气地坐下，说：“吕校长，课堂上的讨论没能进行下去，现在我们能不能接着讨论？”
当时林雪莲发言时，三爷觉得已经超出课堂讨论的范围，而且林雪莲的目光也使三爷乱了方寸，赶快说：“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以后再讨论吧。”就这样，三爷把林雪莲的问题应付过去。
没想到，林雪莲真的来了。林雪莲突然看到桌子上三爷写的诗，她仔细看了两遍，又抬起眼来看着三爷。她的目光似乎有穿透性，穿透三爷的外表，看到三爷的心底。林雪莲笑着说：“吕校长真是才华横溢，你写的诗真好，非常准确含蓄地表达了你此时此刻的心理矛盾。”
“不，不，我只是随手涂写几句。”三爷急忙掩饰。
林雪莲却大胆地表白说：“吕校长，我毫不掩饰，我是向你表露心迹来了。我认为，任何人都有追求爱情的权力。但在世俗观念面前，追求真正的爱情，会有很多阻力。有人认为师生恋是大逆不道的，难道师生之间就没有真正的爱情？鲁迅和许广平就做出了榜样。有人认为，男人和妻子离异是薄情薄义，如果他们本来就没有情义，难道还要把他们捆绑在一起，让两人都受一辈子精神煎熬？你也许不知道，父亲从小就给我订了娃娃亲。可我终生的幸福，难道就押在父亲一句不负责任的许诺？我要抗争，今天我向你表白，就是心底的烈火燃烧得实在太猛烈，再也浇不灭了。可是我宁愿被爱情的烈火烧成灰烬，也不愿在坟墓般的婚姻中煎熬一生。吕校长，你难道没有同感吗？”
林雪莲的大胆表白，深深感染了三爷。他觉得眼前这个女孩子浑身迸发着一股青春朝气和不可抗拒的魅力。这种魅力，像强大的电子束，猛烈地射向三爷的全身，三爷的心狂跳起来。林雪莲也已控制不住自己，她呼吸急促，胸脯一上一下起伏，脸上涌满潮红。两人心海的堤坝已经崩溃，澎湃的巨浪已经成为海啸，把他们完全淹没。他们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两个嘴唇紧紧贴在一起。他们任感情的潮水冲击，久久沉醉在一种从未体验过的甜蜜的眩晕之中……三爷和林雪莲的恋情公开了。他们品尝到真正爱情的甜蜜，就再也不能放弃，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正如后来三爷在诗中写的：
明知昆仑峭岩险，
明知天山高风寒，
为采雪莲慰知己，
粉身碎骨也心甘。
以后，便出现了三奶奶被赶回吕庄的事。后来，三爷回过一次吕庄，了断和三奶奶的事。老奶奶看三爷坚决，就妥协一步，同意三爷娶林雪莲为二房。可是具有新思潮观念的三爷怎能做出这种事？三爷就非常干脆地撂下话说：“我离婚是离定了，谁也别再说了。”
老奶奶说：“你要离婚，就再也别回这个家，这个家是罗大姐的，没有你的份儿。”
“那好，我宁愿不要这个家，也不能不要林雪莲！”三爷说完，义无反顾地走了。
三爷回到睢州，为了给林雪莲一个名分，避免人们说三道四，就按当时知识分子时髦的一种做法，在报上刊登一则声明。这样，林雪莲就正式成了我的三奶奶。
三爷的声明，虽然使林雪莲有了正式名分，但也使更多的人知道了这件事。他们不管声明不声明，还是认为三爷娶了个二房。
至于在我们吕家，既成的事实使我们晚辈人把两个女人都叫三奶奶。只是为了表述的方便，以后姑且分别把她们叫做大三奶奶和小三奶奶吧。
七
以后几年，我们老吕家发生很多不幸的事。不仅年迈的老奶奶去世了，连刚过不惑之年的我奶奶也去世了。一种悲凉的气氛笼罩着我们老吕家。
1937年，卢沟桥上的炮声响了。此时我爸正在开封上学，爱国学生抗日的浪潮感染了他，他也加入了呼吁民国政府抗日的请愿卧轨活动。我爷就我爸一个儿子，他既担心我爸加入抗日部队，又担心开封沦陷后我爸给日本人干了事，就急忙果断地让我爸停止了学业，回到吕庄。
我爷对我爸说：“不是爹不想叫你上学，也不是不叫你打日本。按说国难当头，匹夫有责，爹也懂这个理。可你娘刚死不久，爹不能没有你。再说你也成家了，眼看就有孩子。你要不在家，冯大姐和以后的孩子咋办？”
我爷说的冯大姐，是我妈。我爸听了我爷的话，没有吭声。我爷又说：“不过咱有做人的底线，死了也不能当汉好。只要日本人还在中国，日本人的啥事咱都不能干。等日本人被赶走了，你想出去干啥就干啥。”
此时的三爷，已经是专署的专员。国难当头之际，又一次显示了他的胆魄，他又积极投入到抗日斗争中去了。
三爷本来就忙，现在更忙了。由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三爷不仅担任着国民党的职务，还经常和共产党，新四军打交道。三爷仍兼任着睢州中学的校长，他在学生中一鼓动，几乎一呼百应，很多学生都投入了抗日的洪流。
1938年，睢州终于沦陷，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有的转移，有的转入地下。沦陷后的睢州日本人并不多，他们就建立了“皇协军”，这是一支汉奸武装，日本人主要利用汉奸对付抗日武装。
三爷经常奔走在睢州，杞县，太康一带，成为这一带抗日阵线的主要领导之一。
一天，突然传来消息，三爷被汉奸杀害了。这简直是晴天霹雳，把我们老吕家人都震昏了。据送信的人说，三爷遇害那天，他去和新四军接洽，路过长岗时，遭遇了皇协军头子张子豪的埋伏。也怨三爷疏忽，那天他没带警卫，当他走进汉奸的埋伏圈，汉奸突然开枪。三爷急忙掏出手枪还击，打倒了两个汉奸后，自己就中弹了。据说以后的情况更惨，也更令人愤慨，汉奸打死了三爷还不罢休，又残忍地把三爷大解八块，才匆匆离去。
送信的人安慰我们说：“吕专员牺牲得很壮烈，部队长官发誓，一定用汉奸的头，为烈士祭灵。”
就在这时，国民党某兵团的人马，已经包围了长岗。共产党的抗日武装也赶来，两股武装联合起来，向长岗发起猛烈进攻。汉奸头子张子豪亲自指挥皇协军顽抗。寨墙外不时向寨里喊话，要他们赶快投降，交出张子豪。汉奸便死守寨门，企图顽抗到底。
就这样，寨外寨里对峙到第三天，寨里枪声稀疏下来，寨外便发起更猛烈的进攻，终于攻破寨门。战士们高呼着“为吕专员报仇”，潮水般涌进张子豪的宅院。只见院子里堆起一堆小山一样高的新土，使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张子豪竟挖了一条直通寨外的地道，他从地道逃走了。
国民党团长气得暴跳如雷，他对天开了三枪，怒吼着：“张子豪，你个狗汉奸，你跑了初一，跑不了十五，老子早晚要了你的命！”
国民党为三爷举行了追悼仪式，对三爷给予高度评价，挽联上写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沽襟”。然后由一队士兵，把三爷的灵柩护送到吕庄。
我们老吕家全都悲痛欲绝，就连老天似乎也为三爷哀悼，乌云低低的，下起点点小雨。三爷的墓坑挖在离老爷的坟头不远的地方，墓坑周围，挤了几十层吕庄和邻庄的庄民。我爷痛哭流涕地扶着三爷的灵柩说：“老三呀，你死得好惨呀！咱爹最喜欢你，说你最有出息，你咋这么早就走了啊，以后咱老吕家还指望谁呀！”
三爷的灵柩被十几个人抬进了墓坑，十几个人拿着十几把铁锨，把一锨锨新土雨点般撒向墓坑，落在灵柩上。这意味着是生者和死者的最后告别，霎时，我们老吕家的人又齐声痛哭起来，连围观的人也忍不住掉下了眼泪。
一会儿，一座新坟出现了，坟旁的一根招魂幡已经被雨淋湿，无力地在凄风中摇摆着。
为三爷打幡摔盆儿的是大三奶奶才七八岁的儿子。他还不十分懂事，一切仪式都是由管事人扶着他进行的。
三爷的遇害，受打击最大的还是小三奶奶。她本想来送三爷入土的，只是她还怀着几个月的身孕，又哭昏过几次，人们怕发生意外，便强行劝阻了她。
关于三爷被害的原因，还有另一种说法，就是由于个人的情仇。那个汉奸张子豪，就是小三奶奶小时的对象。当初小三奶奶追求三爷，毅然解除了原来的婚约，不仅让她父亲感到脸上无光，更得罪了张子豪。
没想到几年之后，张子豪竟投靠日本，利用汉奸武装，要了三爷的命。
三爷死后，小三奶奶的处境很悲惨。前几年，三爷和小三奶奶在睢州安了家。小三奶奶有文化，即使生了孩子，也不愿沦为家庭妇女。他们便顾了一个佣人管家，小三奶奶就到睢州小学当了一名教师。过去三爷和小三奶奶都拿着薪水，根本不指望老家的家业过日子。三爷死了，小三奶奶要照管两个儿子，只得辞了职。如今，她只能靠以前的积蓄，在睢州的家里艰难地维持着日子。
自从老爷去世后，一直是我爷管家。二爷游手好闲，家里的大事从来不管，只要有他吃的花的就行。有时他手头紧了，就从家里偷点粮食卖了。好在我家的囤大，偷少点也看不出来，即使看出来，我爷也睁只眼闭只眼。作为家里的老大，我爷尽管能力不大，还是比较正派。
三爷活着时，由于老奶奶说过只认大三奶奶，不认儿子，加上大小两个三奶奶特殊的关系，两个三奶奶从没见过面。现在情况变了，小三奶奶毕竟也是老吕家人，她的两个儿子也是老吕家的骨血。我爷知道了小三奶奶的处境，很是放心不下，就跟全家商量，决定把小三奶奶接回吕庄。
这一天，鸡刚叫过头遍，我爷就叫五更爷套上一辆大车，到睢州去接小三奶奶。
我爷又找到大三奶奶，嘱咐她说：“罗大姐，等林二姐和孩子们来了，你一定对他们亲热点。咱们都是一家人，往后谁也不能不认谁。”
大三奶奶说：“大哥，你放心，别管心里咋别扭，我该做的还是会做的。”
天快黑时，五更爷赶的大车终于回来了，全家人都去迎接小三奶奶。小三奶奶和孩子下了车，我爷就对小三奶奶一一介绍家里的人。
当介绍到大三奶奶时，两个女人四目相对，各自想到自己的苦命，心里苦水翻涌。两人终于放弃前嫌，抱头痛哭起来。全家人又陪着流了一阵眼泪。
我爷来到小三奶奶的两个孩子跟前，说：“这是小骏小骅吧，都长这么高了。”我爷把他们扯到大三奶奶的儿子跟前，说：“这是你们驹哥，以后你们就在一块玩儿了。”
就这样，小三奶奶终于和我们老吕家融为一家了。
三个月后，小三奶奶生下一个女儿。至此，我叔父辈儿的人全团聚在吕庄了，那就是我爸爸家栋，二爷的儿子家梁叔，大三奶奶的儿子家驹叔，小三奶奶的儿子家骏叔和家骅叔，最后就是小三奶奶的女儿，我们的这个小姑。按照三爷生前和小三奶奶商量的，如果小三奶奶生的第三个孩子是女孩儿，就起名叫家瑶。
按照传统习俗，父母去世后，兄弟就该分家了。自从老奶奶去世后，我们老吕家又维持了几年，已经很不容易。我爷共兄弟三个，称为“老三门儿”。二爷觉得他家人最少，在一起过日子有点吃亏，就最先提出了分家。正好我爷也懒得管这个家了，在我爷的主持下，就把这个家给分了。
按千百年惯例，分家都是按“门儿”分，有几门儿，就把家业分成几份儿。不管每门儿人多人少，都是一门儿一份儿。
就这样，老爷奋斗一生置下的五顷地家业，一分三份儿给分开了。
我爷一份儿，二爷一份儿，大小两个三奶奶共一份儿。
分完家那天，全家来到老爷和老奶奶的坟前烧纸，我爷跪在坟前说：“爹，娘，俺把您置的家业分了。俺分得很平和，没有出一点不高兴的事儿。俺一定走正道，不会让老吕家败家，您二老在那边放心吧。”
给老爷老奶奶烧完纸，大家又来到三爷坟前烧了纸。我爷说：“老三，你也放心吧。罗大姐林二姐都很好，只要我们老吕家不垮，我们不会叫她俩为难。”
从坟上回来，大家又吃了一顿“分家饭”，每人心里都有一股说不出的悲酸。
多少年来，分家都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甚至是人生的一个转折。
有的因分家而分穷，也有的因分家而得到机会，开始发家。至于我们老吕家各门儿分到的近180亩地，既没有等到继续分家而分穷，也没来得及进一步发家，却对我们有着比分穷或发家更深刻的影响，这是后话。
八
日本人占领的那几年，我们这儿天灾不断，人祸更多。离吕庄不远的官路上，日本人不断开着卡车，来来往往，耀武扬威，车上的机关枪大炮张着黑口，好像随时都能向人射击。乡下土匪横行，无法无天，经常有富户被土匪“抬”走，勒索钱财，甚至丢了性命。
不管世道如何混乱，二爷的瓜还是照种不误。分家后，他把一顷多地都租了出去，却留下三亩最适合种瓜的青沙地，自己专门儿种瓜。吸大烟的有烟瘾，喝酒的有酒瘾，赌博的有赌瘾，二爷种瓜有瓜瘾。二奶奶反对二爷再种瓜，她对二爷说：“世道这么乱，你还种个啥瓜？瓜熟时你得住到瓜园里看瓜，你要叫土匪抬走了，丢钱丢命的，你值不值呀？”
“我不住到瓜园不就得了？”
“不住瓜园里看瓜，那瓜还不叫人偷光了？”
“偷光就偷光，那有啥呀？”
“偷光了，你忙几个月图的啥？”
“图的就是过一过种瓜的瘾。”
二奶奶平时说话很算话，可在种瓜这件事上，她到底别不过二爷。
这一年，又是一个大旱。芒种以后，一个多月没下一滴雨，庄稼叶子都晒焦了，人们都为收成焦虑，二爷却很高兴。因为天越旱，瓜就越甜。他甚至不在乎他那一顷多地的庄稼能少收多少粮食，却在乎他那三亩瓜长得甜不甜。就因为他的这种态度，得罪了不少庄稼人。
瓜熟的那些天，是二爷最开心的日子。他种的那些甜瓜，因为天旱长得都不大，却一个个甜得像蜜罐罐，吃一口，不小心能甜得呛死人。
瓜开园后，二爷白天在瓜园里，一到晚上，二奶奶说啥也不叫他到瓜园去了。二爷就请个人替他看瓜，看到天亮，就叫人家摘一篮子瓜回家。人家是穷人，不怕土匪，巴不得有这样的好事。
瓜熟开园的时候，满地瓜乱滚，别说二爷家几个人吃不完，就是加上我家，大小三奶奶家都吃也吃不完。二爷就叫庄里几个半大孩子，一人背一篮子瓜，到黄岗或周围几个庄里去卖。卖完后，二爷随便收点钱，剩下的都给了孩子，孩子们高兴极了。他们卖瓜时，只要一说是吕庄吕老二种的瓜，人们就争着来买，一篮子瓜不用一会儿就被抢光了。
二爷忙活了几个月，其实并没有得到几个钱。但他觉得这一年没有白过。
二爷虽然过足了瓜瘾，但这一年的歉年已成定局。虽然我家富裕，即使绝收也不至于挨饿，我爷还是忧心忡忡。他并不是完全为自己忧心，也为庄里的穷人。他也不是高尚得总想着穷人，而是担心穷人没法过时，会给自己带来麻烦。据说前年有个地方的穷人没法过了，就把一家富户给抢了。
自从富户被抢的事发生后，乡下人都不敢露富了，谁家要是吃顿好饭也怕让人知道。
一次，吕庄一个小孩儿和另一个小孩玩，他说：“你猜俺今儿个吃的啥饭？”
“吃的啥？”
“俺不说，俺娘不叫俺说。俺吃的是花卷子，可好吃了！”
“俺也吃过花卷子，俺娘也不让俺说。”
还有一次，吕庄的八斤儿到黄岗集去粜粮食，他怕被人看见，就起得很早。粜完回来时，他把空布袋搭在肩上，遇见庄里的尾巴。尾巴问：“八斤儿哥，你拿个布袋干啥去了？”
八斤儿故意叹了一口气说：“唉，家里没粮食了，本来打算上集籴点儿粮食，去晚啦，也没籴着，只好空着手回来了。”
二爷现在是庄里的首富，按说他应该最怕露富，可他“烧包”“喷大话”的天性始终不改。在别人都为吃饭发愁的时候，他还照样猛喷儿。
我们这儿的庄民，有吃饭聚堆儿的习惯。特别是吃早饭时，很多男人就端着各自的饭菜，来到一片空地上，这儿就叫饭场。大家吃着饭时，一边展示各家的饭菜，一边说话。今年收成不好，各家的饭菜也不好。二爷一般不来饭场吃饭，但他吃完饭，好来这儿转转，和大家喷一会儿。
这天，二爷又来到饭场，他习惯地看看这个人的饭，又看看那个人的饭，就开始说话了：“老虎弟，今儿个你的饭中呀，看菜汤里漂的油星子就知道了。”
“哪是油星子呀，是醋星子。”
二爷笑了：“哈哈，我是三岁小孩儿？你哄我？醋哪有星子呀？”
二爷又走到巴斗跟前，说：“巴斗哥，你这米汤太稀了。”
巴斗顶了二爷一句：“我也知道稠米汤好喝，你给我米吗？”
二爷没在意，接着说：“喝米汤，最好下点儿红枣，要是下点儿莲籽儿就更好了，我就好下莲籽儿，东关就有卖的。”
巴斗又顶二爷一句：“你是谁呀？啥没吃过？山珍海味都吃过，俺能跟你比？”
二爷没有听出是顶他，还以为是恭维他呢，更高兴了，说：“那是，我吃的好东西真不少，只要东关有的，我都吃过。今年八月十五是不上东关了，到年下买年货时，还得上东关。”
“你再喷，小心老抬把你抬走了。”
二爷有时喷的话很有趣儿，人们喜欢听。但这时喷的话，人家都很反感。
我爷对二爷的喷，也很不满。一次，我爷对二爷说：“老二，你那个嘴能不能把点门儿？眼下都啥时了，家家都快揭不开锅了，你还在人家跟前烧包儿，叫人家烦不烦？”
“我说我的，碍他们啥事？”
“咋不碍事？你说得人家急眼了，抢了你的粮食囤，你得干瞪眼！”
冬天到了，很多家的粮食已经很少了，有的甚至要外出逃荒。越是这时，土匪越多。有时三两个人，弄一个本地打的撅把子枪，就是一小股土匪。比较大的集镇，都有高高的寨墙，结实的寨门，土匪不容易进去。小村庄一般没有寨墙，但在这不太平的年头，有的小村庄也修起寨墙了。
我爷也打算给吕庄修一圈儿寨墙，他先找到二爷，说：“老二，咱庄也修个寨墙吧，世道这么乱，万一遭了土匪，就遭殃了。”
二爷反问：“咋个修法？花销谁出？”
“当然咱出了，修寨墙也是为了咱，人家穷人图个啥？咱只要拿出粮食，谁来干活管谁饭就中了。趁着歉年，家家都缺粮，要是好年景，人家还不愿意干哩。”
“那修一圈儿寨墙可得不少粮食呀！”
“这你得想得开，费点粮食，总比遭土匪强。你要真被土匪抬走了，你可没有当年咱爹从土匪窝里逃出来的那个胆儿。他们讹你一顷地的钱，你说你是要地？还是要命？”
二爷思索了一会，说：“好吧，你觉得咋好就咋办吧。”
“我想，粮食咱俩一人兑一份，罗大姐林二姐她们家人多，就少兑点。你要愿意的话，我再跟她们说说。”
吕庄的修寨墙工程开始了。因为管饭，凡是能干活的人都来了。
在庄里的场地上，支了一口二十印过年杀猪时才用的大锅。几个人做饭，剩下的人都去修寨墙。人们手拿铁锨，按划好的线挖沟，挖出的土撂到沟的里侧。外边的沟挖得越深，里边的土堆得越高，这样慢慢就修成了高高的寨墙。
人们一边挖土，一边兴奋地说：“快干呀，谁干得多叫谁吃头碗饭！”
“这要是干上个把月，我家还能省不少粮食哩。”
“砖头，你鼻子尖，你闻闻场上的饭做熟没有？闻闻菜里有没有肉？”
“想得美，还想吃肉？家常饭能管个饱就不错了。”
日头正南时，场上来了人，大声喊着：“吃饭了，各人回家拿各人的碗，到场里去吃。”
一会儿，场上就聚满了人，一人一碗菜，发面馍随便吃。大家大口小口地吃着，有的吃得太急，噎得不停地打隔儿。
我爷笑眯眯在场上转悠着，看看这个人，再看看那个人，不停地叮嘱着话。“活儿累，多吃点，别怕不够吃，锅里多着哩。”
听到我爷的话，有人说：“还是石头叔说话好听，叫人干着活儿也有劲儿。”
另一个人也接着说：“可不是？听说黄天龙盖房，帮工的人吃饭时，黄天龙嫌喝面条喝得吱溜吱溜响，就大骂人家是饿死鬼托生的，不准再喝出声。你说这喝面条哪有不出声的？”
因为管饭，干活儿的人多，修寨墙的进度也很快。邻庄的人见干活儿有饭吃，很眼馋，也想来干。可是吕庄的庄民不想叫别人来抢这碗饭，不用我爷说话，光吕庄人就硬是不答应。
寨墙越修越高，寨沟越挖越深。一个多月过去了，高高的寨墙就修好了。寨墙修好后，又在四面安了结结实实的四个寨门，整个吕庄一下显得威武多了。
完工那天，杀了一只羊，煮了香喷喷一锅羊汤。我爷说：“老少爷们儿，这些天你们挨累了。今儿个咱庄有了这道寨墙，赶明儿再置杆枪，弄几个手榴弹，小股土匪来了，就能挡一阵子了。”
后来，我爷果真弄了一杆枪和几个手榴弹，还组织了一个看家队。
在通往黄岗的寨门边，盖了一间草房，让看家人在那儿住。草房里支了一口锅，看家人看到半夜，就自己动手做点饭。谁来看家都是自愿，因为有饭吃，很多人都愿意来。
以后，每到天黑，就有三两个人，拿着一副梆子，一边围着寨墙巡逻，一边敲着梆子。庄里人听到梆子响，就知道平安无事。他们巡逻一圈儿，就到看家房里坐一会儿，这样一直到深夜。
从此，庄里人，特别是我们家的人，每晚都能睡个安稳觉了。
九
有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几乎每晚都去看家队看家。他是吕姓老五门儿中箩头的孙子，五更爷的儿子，叫铁礅儿。我们还没出五服，我该叫他礅儿叔。箩头那一辈儿弟兄五个，五更爷弟兄三个，五更爷又有五个儿子。三辈儿人中出了两辈儿“五虎上将”，人丁这么旺，日子过得可想而知。礅儿叔总去看家，主要为了夜里吃顿饱饭。
别看礅儿叔家穷，长得却五大三粗，聪明机灵。他很喜欢摆弄看家用的那杆枪，枪法极准。五十步内打树上的麻雀，几乎百发百中。我爷很喜欢礅儿叔，决定让礅儿叔当贴身跟班儿。世道不太平，带个背枪的跟班儿，无论走到哪里，都多一份安全。
一天，我爷去离吕庄十几里的逻岗办事，他叫礅儿叔套了一辆车，把长枪藏在车里，礅儿叔就赶着车出发了。
去逻岗要经过吕庄东边的一条大沙河。这条沙河，是几百年前黄河决堤后留下的。大沙河只在最低洼处形成一条平缓的河床，雨季来时，才有潺潺河水向东南流去。河床东侧，是数里宽的沙滩。天长日久，沙滩上长满茅草，还有很多灌木乔木，夏天一来，也是满眼葱郁，像一片原始植物园。按说，这里是一片极有特色的景观，可在这个年头，却是土匪经常出没的地方。有时，两人要是有仇，摆出决斗的架势时，常常说：“你要有种，咱就去大沙河！”那意思是去了那儿，就别打算活了。
礅儿叔赶着车，过了那条已经干涸的河床，慢慢进入沙滩深处。树木越来越稠密，不时传来不知名的鸟叫声，令人有点毛骨悚然。礅儿叔“吁吁喔喔”地赶着牲口，当大车穿过最稠密的一片树林时，突然从车后窜出一个彪形大汉。那大汉掂了一个手榴弹，不远不近地跟在大车后边，我爷和礅儿叔立刻警惕起来。那大汉瞅瞅我爷和礅儿叔，又举起手来，把手榴弹晃晃，他是在试探。
礅儿叔马上抽出车里的长枪，熟练地拉开枪栓，把子弹推上膛。他举起枪来，对着天空内行地瞄了瞄，然后看看那个大汉，向大汉冷冷一笑。那大汉也尴尬地笑笑。彼此都这样心照不宣地笑了笑，那大汉知道很难得逞，走得渐渐慢了，离大车越来越远。当走到一个岔路口时，他就拐了弯儿，向另一个方向走去。
我爷对礅儿叔说：“这回真险，要不是咱有枪，那人肯定下手。”
礅儿叔说：“他知道碰上了硬茬儿，就不敢硬碰硬了。”
在逻岗办完事，我爷带着礅儿叔进了一家饭馆儿，要了几盘儿肉。
俩人吃到最后，还剩下点儿，我爷说：“铁礅儿，你松松裤腰带，都吃净吧。”
歉年的日子过得慢，好不容易熬过荒冬荒春，总算又到了小满。地里的麦子渐渐黄了，再穷的人，只要熬到小满，就饿不死了。这一年，到地里掐麦穗，磨“碾转”的人家特别多。把长到半熟的麦穗掐下来，揉出麦粒，簸出麦芒，再放到石磨上，磨出细细的一嘟噜一嘟噜的东西，这就是碾转。碾转无论是生拌着吃，还是炒着吃，都很有风味，好吃极了。
一般年景，穷人都舍不得吃碾转，因为这时的麦子正在灌浆，吃一斤碾转，等于吃二斤麦子，太糟蹋粮食了。
芒种前几天，麦子又熟了。一到收麦季节，我爷就发愁。三爷活着时，黄岗人不敢抢我家的麦了，三爷死后这几年，又有人来抢了。对抢麦的人，来硬的怕出大事，来软的他们更上脸。
收麦第一天，我爷找到礅儿叔，说：“铁礅儿呀，今年收麦，恐怕黄岗人还会来抢咱的麦。”
礅儿叔说：“他们要再抢，咱不能太软了，得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我家的地，大部分都租给礅儿叔家了。收打到场的粮食，一家一半平分。麦子要被抢了，损失是两家的，所以礅儿叔对抢麦的事比我爷更在意。
果然不出所料，我家拉麦的大车刚进麦地，从黄岗那边就涌过来几十个拾麦的人。他们拾着拾着，就开始抢了。眼看势态越来越严重。
突然，墩儿叔拿着一杆枪跑过来，一边跑一边喊：“赶快把麦子放下，要不我开枪了！”
我爷急忙跑过来，对礅儿叔说：“铁礅儿，可不敢乱来呀！”
抢麦的人看到这种情况，有的跑了，有的还在抢。
礅儿叔看没有制止住，就对天开了一枪。枪声划破天空，震得人心发抖。
大多数人放下麦子，赶快跑了。有个中年女人，不仅没有跑，还在继续用绳子捆麦。礅儿叔恼了，大步跑过去，一把抓住了那个女人。
被抓的女人，究竟怎么处置，我爷为难了。把麦子留下，把她放了？
对抢麦的人这么软，明天说不定还有人来抢。不放她，又能把她怎样？
难道真要把事情闹大？真是捉虎容易放虎难呀！
礅儿叔对我爷说：“石头大爷，咱不能饶了她，先把她押到庄里再说。”
我爷想了想，觉得也只好这样。
第二天一早，我爷就把那个女人放了，临走还送了她一捆麦子。
那女人回到黄岗，很多人像看死里逃生的人，把她团团围住：“啊？
他们怎么把你放回来了？”
“不知道呀，那个吕家当家的说：你回去吧。我就回来了。”
“他们没有打你吗？”
“没有呀，你们看，我不是好好的吗？”
人们围着她左看右看，果然没有受伤的痕迹，便又问：“他们为啥还叫你背回来一捆麦子？”
“不知道呀，我回来时，吕家当家的说：这捆麦你还背走吧，往后别再抢就是了。”
“夜里他们怎么你了吗？”
“没有呀，晚上还管我一顿饭哩。”
“你住哪里啦？”
“我跟他们家女佣人住到一块了。”
人们看到这种情况，都觉得很不正常。有人甚至认为，肯定是我爷占了那个女人的便宜。
人们越往这方面想，越觉得有道理。他们又知道我爷已经独身好几年了，抓了一个女人，还能轻易放过？哪有猫儿不沽腥的？
有时人的想法就是这样奇怪。如果把那个女人打得鼻青眼肿，让她狼狈地回去，黄岗人可能觉得正常。这样体面地回去，就很反常。哪有被人抓走，又管饭，临走又送东西的便宜事呢？
不管那晚发生没发生什么事，人们似乎都当成发生了，这不仅成了那个女人的耻辱，也成了整个黄岗的耻辱。多少年后，黄岗人还忌讳这回事，成为他们心中一个永远的伤疤。有时外庄人见了黄岗人，就和他们打哈哈说：“你们黄岗的日子好混呀，实在混不下去，就叫女人到吕庄拾麦呀！”黄岗人听了这话，又气又恼，认为是揭他们的疤。也有更小的小孩儿，不知道这回事儿，就问：到吕庄拾麦是啥意思呀？说的人就意味深长地一笑，问的人就更想追根究底了。
从那以后，也许黄天龙年纪大了，不想再和我们吕家争斗，也许觉得吕家已经对他构不成威胁了，便不再为黄岗的穷人撑腰。那些穷人，也许被礅儿叔那声枪响吓住了，担心再被抓住，以后，除了个别小偷小摸，对我们成群的抢劫基本没有了。
倒是我爷到底占没占那个女人的便宜，也成了吕庄人长期琢磨的话题。
“人家抢了麦，不罚就不错了，咋还送她东西呢？要是石头叔真没动她，石头叔还真是个好人。”
“石头嫂子没有好几年了，石头哥真的不想女人？凭他的日子，啥样的女人不能再娶一个？”
“倒是真没见过他和女人勾搭过，连小白鞋那儿也没见他去过。”
小白鞋是邻庄的一个娼妓，她长着一双三寸金莲，常常穿一双干净的小白鞋，人们便都这样称呼她。
我们这一带对男女之间的那种事，往往对女人严厉，对男人宽容。
如果女人做了那种事，不仅无脸见人，还会被自己家族的人打个半死。
所以，男人勾引普通女人并不容易。但男人可以嫖娼，嫖娼对男人似乎不是太大的罪过，大不了挨老婆一顿臭骂也就完了。
有一次，吕庄一个叫金生的小伙子和邻村的刘三儿一块去找小白鞋。虽然小白鞋徐娘半老，但风韵犹存。她见来了两个人，先是有点为难，让谁先做呢？她想了想，说：“要想好，大让小，就让这个小兄弟先到里屋来吧。”金生跟着小白鞋先进到里屋，刘三儿只好在外边焦急地等着。听着里屋床上吱吱的响动，他有点不能自持。等了半天，金生浑身轻松地出来了。刘三儿迫不及待地进去，只一会儿，刘三儿又出来了，骂骂咧咧地说：“啥玩艺儿，下边粘糊糊的，叫人咋干？”
这些事，都是后来金生向别人炫耀他的凤流韵事时说的。很多人围着他，听得兴奋不已。
嫖妓造成的最直接后果是染上梅毒。这儿把梅毒叫做孬疮，得了孬疮，最明显的症状是烂鼻子。那时，黄岗就有两个塌鼻子人，人们看见他们，总要回头瞅瞅，并说，那是得孬疮留下的。要不是怕得孬疮，嫖娼的人会更多。得了孬疮，最好的治法儿是打德国606，或抹法国914。
有时见了嫖娼的人，别人就会半警告半开玩笑地说：“小心点，要不又该给你打德国606了！”
我爷毕竟是读过四书五经，遵奉孔孟之道的人，也有一定身份。为了保持自己的君子形象，从来没见他到小白鞋那里，是能理解的。至于他没有续弦，说不定另有隐情。
这时我大姐大哥已经出生，家里一大摊子事，我妈一人操持不完，就顾了一个女佣人。女佣人不知是姓尹还是叫尹，我姐我哥都叫她尹姑奶奶。尹姑奶奶没儿没女，给我们管家非常尽心，就像照管自己的家。一次我家来了个算卦的，正好尹姑奶奶扯着我姐我哥从外边回来，有人就对算卦的说：“你看这个老太太多有福，孙子孙女跟她多亲。”
算卦的只瞅了一眼，就说：“她是丫环拿钥匙，管家不当家。孩子跟她再亲，也不是亲的。”
尹姑奶奶在我家啥活儿都干，啥事都管。有时为了给我家省点东西，也敢顶撞我爸我妈。她对我爷很好，我爷对她也好。我爷对全家人说过：“谁要把老尹当外人，我可不答应。”所以我爷和尹姑奶奶，一个孤男，一个寡女，朝夕相处，到底他们之间有没有暖昧关系，就是一个谜了。
尹姑奶奶在我家很多年，直到解放前夕，才离开我家。
十
在睢州以北方圆百十里内，活跃着一支共产党的抗日武装——新四军四师某独立团，政委唐振中是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率领这支武装，和日本人，汉奸队打过几十仗。有人说他有个护身符，几年来出人枪林弹雨，竟然毛发未损。他多次身陷绝境，仍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也有人说因为他是读书人，曾熟读兵法，每次打仗，总能布下神兵，出奇制胜。
唐政委虽然手下有一个团，但为了活动方便，经常化整为零，到处游击。这一天，他带了几个人，来到吕庄，提出要见吕进业。
我爷一听，有点紧张。我爷没有私通过日本汉奸，唐政委找来干什么呢？对这样有来头的人，我爷不敢怠慢，赶快出去迎接。唐政委看上去二十多岁，高大的个子，显得很威武。唐政委见了我爷，和颜悦色地说：“您就是进业大伯吧？我早就知道您。可能您还不知道，我是吕校长的学生。”
听了这话，我爷的心才放了下来，连忙说：“啊，你原来还是我家老三的学生，欢迎，欢迎。”
“大伯不用客气，我在您面前还是晚辈人。当年吕校长给我们作抗日动员报告，我是听了他的话，才走上抗日道路的。”
“唐政委为了抗日，出生入死，战功赫赫，人们都敬佩呀。”
我爷说完就带着唐政委一帮人走进客厅，让尹姑奶奶倒上茶后，又让尹姑奶奶去做饭。
唐政委又说：“大伯，我们想在您这儿住一两天，中不中呀？”
“中，中，哪有不中的？”我爷答应得很干脆。我爷尽管知道共产党仇恨富人，但对共产党更不能得罪，与其得罪他们，不如结交他们。再说，我爷也敬佩抗日的人，就凭唐政委是抗日的，又是三爷的学生，也应该为他们做些事情。
“那我得谢谢大伯了，您这也是对抗日作贡献了。”唐政委说。
“这算啥呀！谁也不想当亡国奴呀，你们能早一天把日本人撵走，全中国人都得谢你们。”
忽然，唐政委又问：“大伯，我师娘一家现在怎样呀？”
唐政委说的师娘，是指小三奶奶一家。我爷说：“过得还算行吧。
她一个人带着孩子，做了不少难。好在我们家地多，他们倒没有缺吃少穿。”
唐政委又说：“现在我们打日本，顾不上关照她。等以后胜利了，我们会好好关照她的。”
我爷却想：你们和老三虽说都是打日本，可老三毕竟是国民党的人，要关照，也该国民党关照呀。我爷这样想着，但没说出来。
一会儿做好了饭，我爷陪着唐政委他们吃了饭，还烫了两壶酒。饭后，他们又闲聊起来。
唐政委给我爷讲起打日本的事。突然，我爷想起一件事，就问唐政委：“听说有一次你化装进睢州，在城门口骂了日本人，日本人还很高兴是不是？”
一提起这事，唐政委更兴奋了，说：“不假，真有这事。那回我进城时，日本人检查完我的良民证，挥手让我进去，我就骂了一句：你个乌龟王八蛋！那个日本人不懂，就问旁边的翻译。翻译不敢隐瞒，如实翻译出来。日本人听了，却哈哈大笑，伸出大拇指说：你的，真正的良民，要细要细。我又回了一句：你的，乌龟王八蛋的！当时很多人都为我捏一把汗，谁都没想到结果这样。”
我爷笑着说：“这件事，在乡下都传成神话了，说日本人见了你，脑子就迷糊了。”
唐政委笑笑说：“其实，骂日本人这句话，是有学问的。咱中国说乌龟王八，那是骂人的。可在日本，他们认为乌龟王八是长寿动物，当然就高兴。我知道这些，所以骂了他们也没事儿。这主要是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的差异。”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读书人带兵就是行啊。”
唐政委又对我爷说：“现在抗日形势很好，日本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
“听说咱这西边官路上，每隔几天就有满卡车的日本兵经过，他们是不是增兵呀？”
唐政委又笑了：“哪里呀？都是骗人的。咱们睢州，杞县，太康一带，日本兵总共也就那两卡车。他们经常从睢州到杞县，从杞县到太康，再从太康到睢州来回转圈儿，让人觉得他们的兵很多似的，其实还是那么几个。”
唐政委离开我家时，我爷和他俨然成了老朋友。临别我爷说：“以后路过这里，一定到家来啊。”
以后，唐政委果真又来过几次。
我们庄有个十几岁的小伙子叫刘元儿，他小时候父母逃荒来到吕庄，是老爷活着时收留了他们，给他们搭了一间地窨子住下。虽然地窨子简陋，可他们已经感激不尽了。后来刘元儿的父母都得病死了，他便成了孤儿。乡下人厚道，可怜刘元儿，就让他今天吃东家一顿饭，明天吃西家一顿饭。他从小没有爹娘管教，养成了调皮捣蛋的野性子。杏子黄时，到东家的杏树行子里打下几个杏。枣子红时，到西家枣树下晃掉一片枣。有时爬到树上，蹲在树杈上拉屎洒尿。时间长了，大家都烦他了。随着他年龄渐渐长大，有人就跟我爷商量：“干脆叫他上你家干活去吧，别管干多干少，你家管他吃就中。”
我爷本来也不喜欢刘元儿，可是没办法，他毕竟是吕庄的孩子，好像收留他成了义不容辞的事。
我家还有几个年作，刘元儿就跟他们一块儿吃，一块儿住，一块儿干活儿。热天下地干活儿时，人们往往掂一罐子水，到地里渴了喝。刘元儿一到地里，常常先把一罐子水抢着喝光，喝得肚子发胀，别人喝时，却没有了。可是哪天要是不太热，罐子里的水剩下了，哪怕他真的很渴，也别住劲儿一口都不喝。别人说：你要不喝就倒了。他说，倒就倒了吧。别人只好把剩下的水倒掉。
有一次，刘元儿下地割草，回来时，割的草刚盖住篮子底儿。我爷问：“刘元儿，你咋割恁少呀？”
刘元儿振振有词地说：“少？少是少点，可这草好呀，你看多嫩。”
我爷听了，哭笑不得。心想，这小子跟我玩心眼儿，不干活还有理。
我要真想治你，还没法儿？
第二天，我爷对刘元儿说：“刘元儿，今儿个好好干，回来吃白面面条。”
刘元儿想着能吃白面面条，很高兴，割草割得也下劲。回来时，尹姑奶奶给他端上一碗面条。面条很稀，里边只漂了几根儿面条。刘元儿便问：“咋这么少呀？”
我爷笑着说：“少？少是少点，可这面条好呀，你看多白？”
刘元儿知道我爷是报复他，就说：“石头大爷，上回割草，我不该割那么少。”
我爷听了，又教训他几句：“小孩子，做人得实在点儿。别总以为别人都是该你的。我根本没指望你干多少活儿，你干那点儿活儿，根本不够你吃的。”
我爷说完，这才让尹姑奶奶端上稠稠的面条让刘元儿吃。
后来，刘元儿经常说要去当兵，当了兵就不愁吃了，也不给吕庄人添麻烦了。
我爷便问他：“你真想当兵？你愿不愿意跟着唐政委干？”
刘元儿想了想，说：“听说共产党可穷，唐政委的兵吃的不咋的。”
“你当兵还挑吃的好坏呀。唐政委很有本事，你跟着他千，说不定能有出息。”
除了个别有远见抱负的读书人或富人去当兵外，当兵的大多是穷人。共产党的兵穷人很多，国民党的兵也是穷人很多。唐政委收兵的条件是只要能吃能跑有胆就行。谁要找他当兵，他就先看能吃几碗饭，再让到垡子地里跑三圈儿，看看跑下来跑不下来。试胆儿时，就等到夜里，看敢不敢到一片阴森森的坟地里走一趟。所以唐政委的兵，打起仗来敢拼，撤退时不掉队，都是一个顶俩。
后来，唐政委又来到吕庄。我爷就对刘元儿说：“你是真想当兵还是假想当兵，你要真想当，我就带你叫唐政委看看。”
刘元儿说：“看就看看呗。”
唐政委左右打量打量刘元儿，说：“年龄也不小了，按说能当兵了，先吃几碗饭吧。”
刘元儿吃了三碗饭，唐政委有点不太满意，他的兵，大多能吃四五碗。
唐政委又把刘元儿领到一片垡子地里让他跑。他跑不到三圈儿，就气喘吁吁了。
唐政委没有等到天黑再试刘元儿的胆，说：“就这样吧，好在到了部队还能锻炼。”
刘元儿这回真的跟唐政委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吕庄。
后来，有人说：“刘元儿那小子混得不错，在唐政委手下当班长了。”
还有人说：“刘元儿那小子叫日本人收买，当汉奸了。”
也有人说：“刘元儿那小子人了国民党的交警队。”
众说纷纭，都不过是猜测而已，但哪种猜测都有可能。
多少年后，人们偶尔还能提起刘元儿。提起的事儿，都是他小时在树上拉屎洒尿，或割的草少，却狡辩草好的事。
十一
一天，我爸到东关办事，下午早早就回来了。他一进院子，就兴奋地大声喊：“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
听到爸爸的喊叫，全家人都跑出来。我爷问：“真的？你听谁说的？”
“东关都闹翻天了，敲锣打鼓庆祝抗日胜利。嘿，总算熬到这一天了！”
我爷笑着对我爸说：“这回，你想干点啥就干吧。”
“是，憋闷八年了。现在要再不干点啥事，就真对不起念的那十来年书了。”
我爷问我爸：“你想干啥？是想当官，还是想教书？”
我妈在一边插话了：“叫他当官？他可没俺三叔那本事，还是当个教书先生吧。能把书教好，就不亏材料了。”
我妈还真看透了我爸，后来，我爸果真在睢州谋了个小学教师的差事。
平静的日子没过多久，国共两党又打起了内战。我们家是富户，自然害怕“共产”，整日提心吊胆，不知以后的命运到底如何。
这时，我爷便对全家，包括二爷，大小三奶奶说：“你们别管形势咋变，千万别耽误孩子上学。以后就是真的共产了，孩子们只要有学问，到哪个地步也不怕。”
我妈很看重孩子的学习，她把大姐大哥都送到睢州，让他们跟着我爸上学去了。
别看二爷读书读得一塌糊涂，家梁叔却很聪明。二爷家的话可能都叫二爷喷完了，所以家梁叔话极少，是个内秀。他上学时，不用下多少工夫就能学好。他的手很灵巧，他扎的蝈蝈笼子，玲珑漂亮，简直像个宫廷艺术品。有人夸家梁叔说，等他长大了，飞机火车都能造出来。
二爷家有一杆秤，那杆秤很不灵敏，称东西时，多加一二斤，都难把秤杆压得翘起来。乡下人称东西时，必须叫秤杆翘起来一点才行。多加一二斤秤杆才翘起来，家梁叔又觉得太吃亏。他便把原来提秤杆的粗绳子换成细铁丝，又把秤钩和秤杆接触的地方进行一番改造，秤马上变灵敏了，再称东西时，哪怕只多加一二两，就能让秤杆翘起来。对家梁叔的这个改造，人人都佩服不已。
小三奶奶对孩子上学抓得也紧。家骏叔简直像三爷一样聪明，他一边上学一边调皮捣蛋，就能拿全班第一。他常常笑家骅叔学习太用功，其实课本知识对家骅叔也不费力，他的用功主要在课外书上。他看书几乎看到入迷的地步，常常先在里屋看书，里屋的光线暗了，就把椅子搬到门口。门口的光线也暗了，就把椅子搬到院里。院里的光线也暗了，就再回到屋里，点上灯继续看书。
只有大三奶奶反对孩子上学。大三奶奶对读书人有着特殊的偏见甚至仇恨，她认为三爷之所以把她抛弃，主要是三爷念的书太多了。她坚决不让家驹叔念书，她说家里有地，不指望儿子念书升官发财，只要念一两年，能认自己的名儿和洋码数字就行了。
国共两党战争的形势，是共产党节节胜利，国民党节节败退。解放军已经到了黄河北岸，只要打过黄河，我们这儿就是共产党的天下了。
我们家现在倒不在乎共产不共产了，最怕的是拉“望蒋杆儿”。听说在黄河北沿，抓住大户人家，就绑住往一根杆子上拉，一边拉一边问：看见蒋介石没有？要是说没有，就再往上拉。啥时说看见了，就猛地松下绳子，把人从高处摔下来，直到摔死。我们家是大户，自然害怕这个。
国民党越是失败的时候，越是大肆宣传共产的可怕，鼓动青年学生跟随他们到江南去。一时一股下江南风涌起，当然，下江南的学生，大多是富家子弟。小三奶奶的儿子还小，最大的家骏叔才十四五岁，下不了江南。大三奶奶的儿子虽然已经十七八岁，但他不是学生。二爷的儿子家梁叔正上高中，经过多日的犹豫，他决定跟随国民党南下。
家梁叔走前，二爷二奶奶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卖了，换了一包袱金圆券，他们要给家梁叔带上足够的盘缠。自从老吕家分家后，二爷家人最少，所以他家也最富。二奶奶红着眼嘱咐家梁叔说：“小梁呀，这回你走了，也不知啥时能回来。娘不在你身边，你要自己照顾好自己。”
家梁叔说：“娘，你放心。又不是我一个人去，我们是有组织的，公家会照顾好我们。”
家梁叔背着一包袱钱走了。他和同学要在火车站集合，然后搭火车先到徐州，再往南去。
家梁叔走后不久，我们这儿就解放了。拉望蒋杆儿的事在这儿并没出现。有的说拉望蒋杆儿是谣传，根本没那回事儿。有的说拉望蒋杆儿是个别地方的土政策。还有人说，解放军过黄河时，忽然风起浪涌，眼看就要翻船，一个高级将领就说：过了黄河，就废止拉望蒋杆儿。
于是马上风平浪静，部队顺利过了黄河。不管传说是真是假，反正解放军过了黄河，就再也没有拉望蒋杆儿的了。
不久，家梁叔突然从南方回来了。他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脸好像几天都没洗了，沾满了煤灰。家梁叔的回来，大家都感到意外又吃惊。
二奶奶带着哭腔说：“小梁呀，你咋成这个样了呀？”
家梁叔止不住流出了眼泪：“别提了，国民党全是骗人的。走前说多好听，说你们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精英，到了南方会有锦绣前程。
屁！我们一到南方，国民党就兵败如山倒，他们只顾自己逃命，哪还顾得管我们？带那么多金圆券，说不值钱，一会儿就变得不如擦腚纸了。
我们是要着饭，扒煤车回来的。”
二奶奶说：“只要平平安安回来就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往后咱就听天由命了。”
家梁叔那一批南下的学生，大部分都回来了。在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追随国民党的行为，都或多或少成为一个政治污点。
我们这儿下江南的，也有一批穷人。他们是国民党撤退时抓夫抓走的，后来被迫当了国民党的兵。他们大多都没回来，不是死在战场上，就是去了台湾，成为连媳妇都娶不上的可怜的老兵。
当时下江南的，也有一批最幸运的。他们是地方上的共产党武装和干部，他们响应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纷纷加入解放军的洪流，进军江南。这些人，解放后大部分留在了南方，当了大官。所以便出现了中央的大官南方人多，南方的大官北方人多的现象。
在众多南下干部中，却没有曾经屡建奇功，威名赫赫的唐政委的名字。他本来也要南下的，后来他爹拉了他的后腿儿。
一次，唐政委的爹病了，唐政委回到家。他爹躺在床上，流着泪说：
“孩子呀，从打日本到打老蒋，这些年，你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爹没拉过你的后腿呀。汉奸队绑过你爹，国民党也绑过你爹，他们都想逼你投降，爹宁死没有给你丢过脸呀。如今爹老了，爹求你，别再往南打了。
别以为你打过那么多仗，没伤着一根头发，是枪子儿长眼，不敢往你身上飞。一千个枪子儿长眼，一万个枪子儿长眼，最后要有一个不长眼，你就完了。”
唐政委犹豫再三，这回终于没听党的话，听了他爹的话。
传说后来唐政委受了批评，说他不能将革命进行到底。这也影响了他以后的政治生涯，多少像他那样资历的南下干部，有的当了师长，有的当了司令员。转到地方的，大多也是地市级甚至省级干部。可他转到地方，当了几年县长后，才提升为专员。
正当我们这儿开展土改运动，我们吕家老三门儿都划为地主的时候，一辆吉普车开进了吕庄。吕庄人一下子围上来。车上下来一个军人，打听林雪莲。很多人都不知道林雪莲是谁，后来家骏叔挤过来，说：
“我知道，跟我走吧。”
这样，人们才知道林雪莲就是我小三奶奶。
原来，三爷遇害前已经秘密加入了共产党，这事大家一直不知道，就连小三奶奶也不清楚。他当年的共产党战友如今当了省长。省长和三爷私交很深，便派人来接小三奶奶，到省城安排工作。
这件事在吕庄形成不小的轰动，有人说：“真没想到，守业哥原来是共产党，看来他真有远见，共产党真的坐江山了。”
“过去，咱们姓吕的，除了勾头老吕，就数守业叔当的官儿最大了。”
“可惜他死得太早了，本事没有使出来。他要活着，也能当个省长，说不定还能混到中央哩。”
我们家里，也议论纷纷。我妈对我爸说：“咱三叔当年在国民党里多吃香呀，他咋是共产党呢？”
我爸说：“咱三叔是有胆有识的人，他那样的人，加入共产党也不奇怪。当初他对国民党就不满，不是还告倒过国民党的县长吗？现在人们都说，睢州中学是革命的摇篮，他就是校长，他的学生参加的大多是共产党的武装呀。”
三爷成了烈士，烈士的家属自然受到照顾。但省长只认小三奶奶一家，不认大三奶奶一家，连大三奶奶的儿子也不认。大三奶奶一家，还在吕庄当他们的地主。
小三奶奶一家四口离开吕庄，去了省城。走前，他们来到三爷的坟前烧纸。小三奶奶在三爷坟前唠叨说：“鹏飞，我们娘儿几个总算熬出头了，你的血总算没白流。”
他们这一走，竟是半个多世纪。很多人认为，他们不会再回来了。
十二
我是解放后出生的，以后的事都是我亲历的了。几十年风雨沧桑，我们老吕家的后人，如今已是遍布五湖四海，甚至海外了。长辈人中，别说爷爷辈儿的早已离我们而去，就连叔父辈儿的人中，也只剩下三爷的几个子女还健在了。
谁也没有想到，在小三奶奶一家离开吕庄五十多年后，在三爷一百岁诞辰之际，已经退休的家骅叔和家瑶姑从北京回乡，给三爷扫墓来了。也许是他们到了老年，寻根问祖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了。
他们先到了省城，我和大三奶奶的孙子第一次见到了从未见面的叔姑。大三奶奶的孙子开着大奔，带着家骅叔和家瑶姑，我也陪着，一起赶回故乡。汽车上了高速公路，风驰电掣，像驶入时间隧道，一瞬间仿佛跨越了半个多世纪。
在家骅叔和家瑶姑眼里，故乡已经面目全非。就是在我眼里，故乡也是今非昔比了。
年逾古稀的家驹叔早把家收拾好，准备迎接同父异母的弟弟妹妹。
当大奔停在门口，家骅叔和家瑶姑走出汽车时，家驹叔迎了上去。虽然离别几十年，他们还是一下就认出来，情不自禁地拥抱在一起。毕竟他们身上延续的都是三爷的血脉，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一瞬间，都被哗哗的泪水冲走。
家驹叔擦了擦泪，埋怨说：“你们咋才回来呢？早就该回来看看了。”
“哥，我们这不是回来了吗？咱家里都好吧？”
“好，现在咱家可好了，比过去当地主时吃的住的都好。”
家驹叔把家骅叔家瑶姑领进家，只见一溜十来间瓦房，屋里彩电冰箱空调，一样不比城里少。
家骅叔和家瑶姑连声夸赞：“就是不错，比城里住得好呀。”
是的，像家骅叔这样五十年代的研究生，省长的乘龙快婿，退休前的博导，在北京，不也只是住了三室一厅的房子吗？像家瑶姑这样高干的儿媳，退休后不是也只有一千多块钱的退休金吗？
他们叙起别后之情，家驹叔不由自主又流露出一些怨气：“你们多好啊，解放前，咱爷置的地养活着你们，你们当着少爷小姐。解放后，政府养活着你们，你们又当了红色贵族。不管咋着，你们也算沾着咱爹的光了。可我呢，从小就算没爹，长大后又背着个地主的包袱，从没享受过烈属的待遇。要不是邓小平，哪有我的今天！”
“哥，有些事，都不是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在你不是很好吗？”
家驹叔说：“是啊，能熬到今天就好。要是你家骏哥也回来就更好了，咱一家就算真正团聚了。”
“他离那么远，不容易回来了。”
如今，家骏叔远在美国。二十多年前，当了研究员的家骏叔一月也不过一百多块钱。一次去美国考察的机会，他竟然放弃了党籍国籍，留在了那里。现在他也年过古稀，已经在美国退休了。
家骅叔又说：“我哥现在也后悔了，怨他没远见，没想到国内变化这么快。按他的资历能力，要是在国内，早就是院士了。”
如今还在老家的人，除了家驹叔，还有我二哥。所以有人说，他们俩是老吕家最倒霉的。二哥初中毕业时，由于家庭成分的原因，他失去了继续上学的机会。等到考学不再受成分影响时，二哥已经三十多岁，一切都晚了。
其实二哥现在过得也不错。他家分的责任田很多，因为儿子打工，已经在外地落户。但儿子孙子的责任田几十年不变，就留给了二哥。
二哥种不完，还把一部分租给了别人。
家骅叔笑着对二哥说：“你不错呀，又当上二地主了。”
“现在都这样，别人外出打工，家里的地没人种，也都租了出去。
这不算剥削了，这是有偿转让。”
这天，我们老吕家的人拿着供品，来到吕家老坟。几十年来，老坟里的坟头又增加几个。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一股辛酸悲凉，眼泪止不住流了出来。
我们先来到老爷的坟前。老爷躺在这里快八十年了。如果不是后人经常往坟上添些土，他的坟头可能早就变成一片荒地。他是老吕家令我最佩服的人之一，他曾创造过“老吕家香油”的辉煌，也为老吕家创下了既使老吕家得益，又使老吕家遭难的家业。使他万没想到的是，七八十年后，他的重孙，家驹叔的儿子又挂起了“老吕家香油”的牌子。
家驹叔的儿子和我一样，当了近三十年地主崽子，直到文革后才有机会考上大学。但他秉承了老爷那种开拓的精神，在十年前果断辞了职，办起了“老吕家香油公司”。他坚持做生意不贪利的原则，硬是把老吕家香油摆上全国各地超市的货架。他已经拥有上千万资产，使几百个下岗工人实现了再就业，成了给国家上交利税的大户。老爷无论如何想不到，八十年以后的“卖油郎”，竟成了为国家排忧解难，受到国家嘉奖的优秀企业家。
我们又来到我爷坟前。刚解放时，我们这儿虽然不再拉望蒋杆，但剿匪反霸运动也使我爷很害怕。当时只要有人揭发某某是恶霸，经工作队一研究，就有可能拉出去枪毙。几十年中，谁能保证不会得罪一两个人呢？比如我爷曾抓过黄岗拾麦的人，虽然没怎么着她，还送给了她一些麦子，但只要有人一歪嘴，硬说是恶迹，你就没办法。考虑到这种情况，我爷便逃跑了。
我爷当时就躲在开封附近，他有时扮成做小买卖的人，挣点钱糊口。风声紧时，他就到小三奶奶那儿躲几天。小三奶奶住在省委院里。
真是小隐隐于野，大隐隐于市，在小三奶奶那儿是最安全的。虽然大门口有士兵站岗，但只要大摇大摆地进，他们也不问。有一次，省长去看望小三奶奶，还见到了我爷。小三奶奶说是亲戚，省长还和我爷打了招呼呢。
几次暴风骤雨的运动过后，我爷就回到吕庄。毕竟他没恶迹，回来后并没受到盘查和批斗。
我爷死在1960年。那几年，全国饥荒蔓延，有几千万人非正常死亡。我爷到底是病死的，还是饿死的，很难说清。也许不是有病，他不会死，但也许不是饥饿，他也不会有病。
大家给我爷烧纸时，礅儿叔来了。礅儿叔已经八十出头，是吕姓中年龄最大的人了。解放前他给我爷当过贴身跟班儿，解放后就入了党。
他蹲在我爷坟前，说：“石头大爷，我给你烧纸来了。我忘不了，那时我跟着你，不管到哪儿，咱吃的都一样，你从没把我当下人看啊。”
礅儿叔唠叨着时，我忽然想起五十年代的一段快板儿：月亮走，我也走，我给地主赶牲口。一走走到刘家寨，地主上店去喝酒。又是酒，又是肉，地主把我关到门后头，我从怀里掏出一个窝窝头……我说不清，此时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些。
我们又来到二奶奶的坟前。她是孤零零一个人埋在这里的。二爷晚年去了家梁叔工作的地方，死后就葬在了那里。解放后，我们老吕家最幸运的除了小三奶奶一家，就是家梁叔了。解放前，老吕家的家业养活他上到高中，解放后，他考上一所工科大学，国家又养活他到毕业，然后分配到东北的一个工业名城。过去都说家梁叔手巧，将来能造飞机火车，他虽然没造出飞机火车，但新中国的第一辆汽车，却有他的心血。
他作为一个地主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又有南下的经历，能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没摔过大跟斗，主要得益他的嘴严，不随便说话，只埋头工作。
过去有的右派，就因为说过不该说的话而倒霉，他们甚至后悔得咬断自己的舌头，发誓一辈子不再说一句话。
二爷却始终没改掉好喷大话的毛病。不过，二爷年轻时的特长在后来也派上过用场。记得我小时，生产队里统计工分，当时的会计水平较低，就让几个村里会打算盘的地主帮忙，其中就有二爷。统计结束，数二爷出的错最少。再就是那时搞阶级斗争，不许地富分子当瓜匠，园匠，饲养员等，但二爷种的瓜确实好，队里还是年年让他种瓜。瓜匠有特权，可以放开肚子吃队里的瓜。
我亲耳听见二爷喷大话是在我刚懂事时，他在庄里人面前说：“我那小梁，可不简单，会造汽车。他那地方可远了，出了山海关，还有一两千里。家骏那孩子更有出息，留洋去了，在苏联莫斯科哩。家骅那孩子更能着呢，在北京哩，咱省的省长都成他老丈人了……”
二爷是老吕家唯一的老寿星，八十年代初，二爷快九十岁了。当时我也正在家梁叔的那座城市念书，一次，我上学去，顺便把二爷带到家梁叔那里。在火车站，就我去买车票的一会儿工夫，二爷就和素昧平生的旅客喷起来了，等我买票回来，他已经说到他家过去是地主，现在是到儿子那里去，儿子是工程师等，亮了一大堆实底儿。一上车，他又和身边的乘客喷起来。二爷毕竟年龄大了，精力有限，喷着喷着，就斜躺在座位上呼呼睡着了。
现在想起来，二爷也怪可怜，快九十的人了，要在车上颠簸两天两夜，连个卧铺票也没买。
后来二爷就死在那里了，连同家梁叔，都永远留在那片黑土地里了。
在老吕家坟地里，只有三爷的坟前立了一块碑，那是家驹叔的儿子出了十万元，以乡政府的名义立的烈士纪念碑。本来家驹叔不想拿钱，他对三爷一直耿耿于怀，说反正我们也没当过烈属。家驹叔的儿子说：
“算了，他毕竟是我爷，这个荣誉别人花钱也买不来。钱还是我拿吧，这个数，搁谁身上都不是小数，就我拿还算不疼不痒。”
当年三爷的学生，也就是战争年代立过赫赫战功的唐政委还健在，他已经八十多岁，是我们那儿最有声望的老革命。解放后他换了很多职务，可家乡人一直称呼他唐政委。他听说给三爷立纪念碑，专程从省城回来为三爷题了碑文。像唐政委这样，知道并念念不忘三爷的人，已经没几个了。
虽然三爷生前就登报和大三奶奶离了婚，但和三爷永久同穴的，还是大三奶奶。在老观念中，大三奶奶仍是三爷的头房。世事就这样怪，小三奶奶过去和三爷最恩爱，后来得三爷的好处也最多，但小三奶奶死后，却一个人孤零零地葬在异地，没有入祖坟。
给三爷烧纸时，我突然产生一个怪异的想法，如果当年三爷没死，他的命运会如何呢？说实话，凭他的能力，解放后混个省长省委书记很有可能。那么以后呢？在诡谲多变的政治风云中，他不可能处身局外，他甚至是驾驭风云的人物。如果五十年代他执行了极“左”路线，在他手下可能会产生很多冤假错案，以后的大饥荒和全省饿死的数百万人，他也要承担一定责任。如果他比较正直，敢于直言为民请命，那他可能成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让自己倒霉。到了文化大革命，他十有八九是“走资派”，说不定再扣上一个“阶级异己分子”的帽子。这样的结局一点不奇怪。
最后来到我爸我妈坟前，他们离开我们也已经多年。说实话，在老吕家其他先人坟前时，我只是有一种淡淡的悲伤和感慨，但来到爸爸妈妈的坟前，我心里却涌起一股巨大的悲痛，甚至想放声大哭。我对他们的怀念不以时间的流逝而减弱，平时我只能强行控制自己，让自己忘记，忘记。
解放后，我们家并没因为划为地主而对共产党有什么怨恨。相反，为从此能做一个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对新社会非常热爱。在艰苦的岁月中，我们对未来充满美好的憧憬。那时，爸爸一直是优秀教师，大姐十五岁也当了教师，十八岁就出席了全省优秀教师表彰会。我们相信，再过十几年，我们也会像小三奶奶一家那样都有出息。然而，1957年，爸爸被打成了右派，回到吕庄，直到22年后才平反。这期间，因为地主成分的包袱，也把我们兄弟姐妹压得喘不过气，不仅不能上大学，连上中学的权利也被剥夺。今天我们过得都很好，可是爸爸妈妈永远看不到我们的今天了。
在我们老吕家人中，我固然佩服老爷的能干，三爷的胆识，几个堂叔的聪明，但我更敬佩我妈的平凡善良。我妈是个普通妇女，解放前，她不需要做沉重的劳动，但她心灵手巧，会做一手好针线活儿。她只要见过一种衣服样式，就能自己裁缝。这样，人们做衣服时，都拿了布料，让我妈给剪。解放前如此，解放后更是如此。不仅我们庄的人几乎都穿过她剪的衣服，就是邻庄的人，也穿过她剪的衣服。她给人家无偿剪了一辈子衣服，直到临死前两个月，她病得躺在床上，看到人家拿来布料，还强挺着起来，给人家剪完，再躺到床上去。记得伟人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我妈就做了一辈子好事，虽然这些好事很平凡。我们家无论在土改时，还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没有挨过批斗，和我妈做好事人缘好有很大关系。
祭祀结束了，大家默默地离开坟地。我不由自主地又回头看看，我感觉那些坟墓，那些人，离我那么接近，又那么遥远。一百年的风云变幻，一百年的沧桑沉浮，在我眼前涌现，又在我眼前散去。在这每一个坟墓里，都埋着多少酸甜苦辣的故事，但大多被时光淹没，如今又有几人能知道呢？
再过多少年后，分散在五湖四海的老吕家的后人，还能回到这里吗？还能记得这一片厚厚的沉沉的土地吗？
原发于《中国作家》2007年第7期，署名：李旭雨 方洪莲
原责任编辑：张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