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知[7]
1941年冬，根据共产国际的决定，为了保存力量以利再战，抗联主力陆续转移到苏联远东边疆的野营，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同时挑选游击活动经验丰富的干部战士，先后派遣十多支小部队回国，坚持战斗，牵制敌人。暂时留苏的同志们紧张地学习中国革命史、党史等政治理论，学习军事指挥艺术、努力掌握新式武器，苦练杀敌本领以及滑雪、跳伞和无线电通信等，从各方面做好准备，迎接反攻的到来。使我们激动难眠的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了。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9日清晨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8月10日，中共东北委员会在野营召开了战斗动员大会，周保中同志做了题为《配合苏军作战，消灭日寇关东军，争取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动员报告。随后派遣伞兵队，与苏联伞兵部队一同飞向日军后方着陆；同时派遣抗联主力协同苏联红军进入同江、佳木斯等地作战。8月14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最后部分抗联干部、战士也立即分乘五架飞机，由伯力出发，飞往哈尔滨、长春和沈阳。我们在周保中同志率领下，飞到伪“满洲国”首都长春。
走下飞机，我们心中充满了胜利的喜悦，也深知环境的复杂和任务的重大。事先中共东北委员会就研究确定了我们在东北的任务和方针，主要是：（1）帮助苏联红军维持占领区的革命秩序，肃清敌伪残余和反革命分子；（2）利用参加苏联红军军事管制的合法地位进行建党、建政、建军，发动群众，建立主要交通线以外的军事根据地；（3）迎接党中央派来的领导同志，迎接八路军，在苏联红军和我国八路军之间起向导作用、桥梁作用。
我们来到长春的不过30余人，当时首先需要掌握公安局、银行、电信电话和报纸广播。我化名佟中尉，担任接管广播电台的军代表，协助我的是乔邦信同志。
伪满“中央放送局”几天前还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反动宣传中心，发射功率很大，有“国内”广播，也有“国际”广播。我们来到这里，通知编播和机务人员照常上班，实际报到的不过20多人。他们喜形于色欣幸光复，但思想情况十分复杂，有的敌视我们，有的徘徊观望，也有的对中国共产党和抗日联军的英勇战斗有所了解。
初见面，我向他们讲解形势，部署工作，宣布纪律。他们都以惊奇的目光观察我这个戎装的抗日联军女干部。我是依兰人，“九一八”前后逐渐接受党的熏陶，走上革命道路，由地下工作转入武装斗争。我了解东北人民所受的凌辱，也了解东北的实际情况，所以这些心情复杂然而盼望殷切的人，感觉我是热诚而亲切的。于是很快就有一些人靠近我们，向我们介绍内情，使我们心中有数，工作有据。
那时，长春处于动荡混乱状态，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国民党反动派和敌伪残余势力到处招摇，谣言四起，人民不安。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通过广播，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抗日联军的英雄事迹，宣传苏联红军的正义援助，号召人民遵守法令，安定秩序。
那时，事事仓促，我们无法抄收新华通讯社的电讯，也无法转播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的新闻，缺少消息来源。旧有人员只能播音和勉强维持机务，因此我和乔邦信，既要审阅他们临时编排的节目、从携带的文件报刊摘编广播稿、由苏联红军警备司令部和公安局收集一些消息，又要守着收音机监听。起初，我们两人换班稍事休息。一次夜间我去楼下播音室时，突然有人从门缝向我开枪。虽然没有击中，但不能不更加警惕。我和乔邦信只好不分昼夜一同工作，以便遇有意外有所援助和向领导报告。即使如此，以后又有人在灯光很暗的楼内走廊伺机向我们射击。
当时，我们就是在这种复杂危险的环境中，坚持“长春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对广播业务，我们很生疏，并不是内行。但是我们认为这是东北大地最早的通过电波传播的人民之声，因此我们不怕艰难，不惜牺牲，顽强战斗。10月下旬，国民党东北行营还派过一个接收专员，可是他畏畏缩缩，只向电台旧有人员讲讲话，在办公室坐一坐，再就无影无踪了。
当时是两种命运决战的关键时刻，长春是敌我斗争的焦点。除了广播工作，我还曾夜以继日地参加抢运武器，接待由关内来东北的负责干部，以及各方面的联络工作。在那紧张战斗的日子里，几乎没有安稳地睡过觉。由于环境复杂危险，也没有固定的食宿之处。但是，这是人民革命的需要，是历史发展的需要，所以非但不感疲倦，反而乐在其中。
从1945年8月到1945年12月初第一次撤出长春前，这一段时间很短，我们人员太少，经验不多，但我们切实掌握、充分利用了这一战斗武器，是吉林新闻事业史上需要记载的一页。
（徐秉洁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