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心悦服
朱元璋虽出身贫农，却从不好勇斗狠，使用蛮劲儿，而是尽量运用智慧，四两拨千斤。朱元璋多方搜罗儒士，正是要给自己这只老虎装上硬翅膀，这样一来，天下哪里还有对手！单枪匹马干不成大事，早在攻略滁州之前，朱元璋就曾意识到了这一点，尤其是随着势力的扩大，自己的身边必须得有一大拨儿人来佐助自己，为自己出谋划策，充当顾问和谋士，因此，朱元璋很早就非常注意选人任人的标准。关于选用人才的标准，朱元璋有着自己的价值评判和独特的看法。元朝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使得汉族士子在以蒙古族为主的政权组织中没有立身的地方，当时在民间有许多大儒，由于得不到元朝统治者的赏识，终生不得入仕或难以为元政府效劳而郁郁寡欢。就算是那些在元朝谋得一官半职的人，也都是些地位非常低微的官员。纵使如此，那些蒙古高官们还常常奚落他们，疑心重重，经常借机打击、排斥。元朝统治者憎恨而又戒惧天下的汉人汉官，对于科举制度，当局持有强烈的排斥态度。因而相对来说，如果当时的红巾军将领都像朱元璋那样注重吸纳人才的话，是容易得到响应的。朱元璋在众多红巾军将领中应该是属于有眼光的、有才识、有魄力的优秀领导者。他一向是以汉高祖刘邦为榜样的，而且他在对待人才的态度上也比刘邦强许多，他没有刘邦那样待人傲慢的习气，也没有像刘邦那样轻视儒生，相反，朱元璋对于儒生倒是非常尊重。这其中很典型的例子就是自己的幕僚冯国用。定远人冯国用是定远地方“结寨自存”的一支地主武装的头领，是朱元璋当上小首领后最早遇到的人才。朱元璋在进攻滁州的行军途中，冯国用和他的弟弟冯国胜兄弟二人一起投奔了朱元璋。朱元璋没有因为自己的出身为农民，冯国用的出身为地主而排斥他。当朱元璋知道冯国用善于出谋划策的时候，就经常向冯国用问计，而冯国用也有感于朱元璋的平易近人，也愿意把自己的计策讲给朱元璋听，时间一长，朱元璋常常能从冯国用这里得到很多启发，而这些启发对于朱元璋实在是无价之宝。冯国用在起义前期最为重要的贡献就是给朱元璋提出了进军集庆的策略，虽然当时由于种种条件的限制，朱元璋并未采用，可到最终还是为他所采纳。可以说这个策略对于朱元璋，乃至中国历史来说都是极具决定意义的，它的实现奠定了朱元璋江南政权，也奠定了明朝政权霸业的基础。说到用人，就应当唯才是用，而判断一个人，就应当有一定的标准。用什么样的人，怎样用人，都需要仔细策划考虑。朱元璋用人不求全责备，而主张除去其糟粕取其精华；用人的勇敢，而不用他的暴怒；用人的仁德，而不用他的贪欲。用智用勇，用贪用愚，效果大为不同。聪明的人乐于立功，勇敢的人好行其志，贪婪的人取决于利，愚昧的人一味怕死，根据各自的特点而用，这是将领所要权衡的，把握得不好，就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搞不好就会鸡飞蛋打。
朱元璋知道冯国用弟兄出身于地主阶级，也知道自己的出身与之不同，虽然他小时候最恨地主并想方设法地报复地主，但这并不妨碍朱元璋把冯国用、冯国胜收为左右手。朱元璋明白，天下没有十全十美的人，正所谓人无完人，不管什么样的人，都有缺点、瑕疵。因此你要用人，就不能把人的缺点放到第一位来考虑，如果这样做势必会对人不放心，而这种思想的产生，会引起对人的怀疑，一旦生出疑心，就会使为自己办事的人心有不安，不能尽心尽力的把事办好，随之而来就会产生许多麻烦。至正十五年(1355年)朱元璋攻克太平，当地享有盛名的儒士陶安、李习等人，率领一批有影响的父老出来迎接朱元璋。陶安，字主敬，太平富户，早年中乡试，后两次赴京参加会试，不中，遂出任集庆明道书院山长。不久归太平故里。红巾军起义爆发后，陶安闲居在家，亲身感受到这场农民战争是元朝歧视汉人、南人的结果。出于他的阶级立场，陶安对农民起义完全抱敌视的态度，同时对元廷还怀有一丝希望。那时的脱脱为宰相，元廷为缓和民族矛盾，争取南方士人，下诏恢复忽必烈时的旧制，在中央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重要部门选用一些有才学的南人。这曾使陶安激动不已，但不久他发现元廷的这一举动只是粉饰一下门面，对汉人、尤其对南人歧视、防范、排斥的心理根本没有转变。随着脱脱因谗被贬，百万元军崩溃于高邮城下，陶安对元廷最后的一丝希想也破灭了。朱元璋所率领的红巾军的义举和军纪感动了陶安，他感慨不已，于是和另一位名士李习一起率领城中父老迎接朱元璋。陶安由此判定朱元璋说：“元帅龙姿凤质，非寻常人也，我辈总算有主了。”没过几天，太平城已完全恢复正常，百姓依旧安居乐业。此时，抽出空来的朱元璋将陶安、李习召去讨论时局，向他们征询平定天下的意见。陶安趁机向他进言：方今鼎沸，豪杰并争。攻城屠邑，互相雄长，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时，非有拨乱救民安天下之心。明公率众渡江，神武不杀，人心悦服，以此顺天应人而行吊伐，天下不足平也。“不杀人，不掳掠，不烧房屋”，似乎是指军风、军纪问题，实则不然。农民起义本身就是一种暴力行为的集中体现，是一场杀富济贫、替天行道的集体行为，有时杀人、掠人是必须的，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但随着队伍的扩大，成员的组成也逐渐复杂起来，军纪问题就会慢慢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没有严格的纪律约束，就会有人趁机作乱，使得无辜的百姓也会卷进这种被打击的对象之中。所以陶安奉劝朱元璋治军不杀、不掳、不烧，严肃农民军的军纪。更要求朱元璋要放弃农民起义的立场，以争取人心为己任，以图建立霸业。朱元璋听了这些议论，很自然地想起了与冯国用见面时所听到的话。他见陶安与冯国用所说的一样，觉得深有同感。对朱元璋来说，采纳陶安的意见，就意味着把依靠力量的基本点从穷苦的农民起义军转移到南方士人，即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身上。朱元璋为了加强行政管理，改太平路为太平府，设置了太平兴国翼元帅府，自任大元帅。任命李习为知府。李习字伯羽，太平人，年纪已经80多岁，经历与陶安大致相仿。李习在太平城德高望重，这一任命对于太平城民众来说是个大喜事。像他这样的人，只可能维护和加强地方上的封建统治秩序，而不会像农民起义那样去破坏这个秩序。同时，朱元璋还任命陶安为幕府参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潘庭坚为帅府教授。汪广洋字朝宗，高邮人，是知名学者余阙的学生，当时正寓居太平。潘庭坚字叔闻，太平人，家世业儒，本人曾做过私塾教师，又为富阳县学教谕。任用这些人，就如同竖起了一面面鲜明的旗帜，表明了朱元璋愿意与汉族地主阶级合作的态度。结果，更多的汉族地主士大夫纷纷投靠到朱元璋的麾下。
元帅府这一设置是承袭元朝的地方兵制，朱元璋作为太平兴国最高军事长官，任命李善长为帅府都事，汪广洋为帅府令史，陶安、宋思颜等为参幕府事，梁贞、潘庭坚为府学教授，共同处理帅府日常政务。李习、陶安、汪广洋、宋思颜、梁贞、潘庭坚都是当地的知名儒士，太平城的事由太平城人自己来管，这是一项既不劳民又不伤和气，而且还颇得人心的政治举措。太平城是朱元璋过江后攻下的第一个大城池，是他作为一方最高统帅占领的第一个重镇，也是朱元璋个人事业的一个新的转折点。到太平城之时，原有的从淮西和江北跟随而来的知识分子中除李善长、冯国用、范常之外，还有濠州的郭景祥、李梦庚，定远的毛骐，滁州的杨元杲、阮弘道，全椒的侯元善、樊景昭，舒城的汪河，以及王习古、范子权等，他们知识渊博不说，而且还各有所长。有的善于管理文案，有的善于出谋划策，还有的能充当咨询的顾问，真可谓有王佐之才者。有他们的佐助，朱元璋对必要的历史知识进行了一次恶补，他从古书中汲取了不少历史经验教训和成功经验。可以说这一时期的朱元璋明显深沉练达，逐渐成熟，与这些人的佐助大有关系。正因为朱元璋能够自觉地同读书人交往，一方面是在积极主动地补充各种文化知识，结合军事政治斗争的实践，了解先辈们积累的各种经验；另一方面也是在缓和与各地士大夫的矛盾，消融他们的敌意，团结他们一同做事。旧时代的读书人往往是一个宗族一个地域的核心人物。一名有影响的儒士，就是一方水土的一面旗帜，具有一种凝聚力、亲和力、号召力。用他们来管理当地百姓，的确是最合适的。当时儒者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几乎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这里有一则当时的记载：“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后之者，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儒也。”知识分子的地位竟然排在娼妓之下，可见所受屈辱之重，仅比乞丐高上一个等级，这种地位哪里还能谈得上重用！在这种地位低下的社会里，知识分子何以会有受人敬重的出头之日？有鉴于此，朱元璋对儒生的爱护和重用是多么可贵。难怪他们会对朱元璋一见倾服。长期战争实践中，朱元璋看重的正是知识分子识见远大，比庄稼汉出身的将领元帅看问题更全面、细致、透彻。他自己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他却时时希望能得其所学，以使自己更有识见，能做大事。而他这样做无疑能够争取到地主知识阶层的支持。朱元璋之所以具有王者之气，也在这方面有所体现，那就是无形之中，把反元战线扩大到了有知识、有素质的士大夫阶层。正如一些专家在研究朱元璋的传记中所谈到的：仕途的狭窄和社会心理上的压力，造成了知识分子对元政权的感情淡漠和离心倾向。有那么多读书的人像元末那样主动“投寇附贼”，涌进农民起义队伍这是历史上所没有过的。朱元璋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恰恰准确地把握了时代脉搏，尽可能地延揽了这股由士大夫构成的反元势力为己所用。从太平城的进攻筹划和用当代儒生行使管理权、广揽儒生这一系列政策和举措来看，朱元璋正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因而他的得人心是情理之中的事。
韬光养晦
至正十七年(1357年)，朱元璋为保卫集庆，派兵攻克长兴、常州、宁国、江阴等地。攻克常熟，活捉张士德，一举攻下池州、扬州等地。朱元璋马不停蹄地奔走大江南北，然而他最担心的还是大后方的稳固，如果没有稳固牢靠的后方补给线，那么前方的一片大好景象，也不过是一种虚假的繁荣，面对敌人时将会不堪一击。恰在此时，镇守徽州的部将、行枢密院判的邓愈报告朱元璋，说是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徽州名儒叫朱升的，是个大学问家，并说此人是安徽休宁人，幼年曾随名学者陈栎学习朱子之学，至正四年(1344年)登乡贡进士第二名，后出任池州学正，后来到徽州隐居，闭户著书。朱元璋早就听说朱升的名声，朱元璋以刘备亲顾诸葛亮茅庐为榜样，微服亲自登门拜访朱升，向他请教夺取天下的计谋。朱升被他的诚意所感动，为朱元璋提出九字要法，即“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意即巩固后方，牢固根基，发展生产，积蓄军粮，缩小目标，长远打算，韬光养晦，待时而动。朱升的建议与当初冯国用的据集庆以有势，倡仁义以有德，夺取集庆作为“四出征伐”的战争基地的基本战略并不矛盾，而且是互为表里，互相补充，完全一致的。因而朱元璋深以为然，决定立即采纳，用以指导根据地的建设。朱升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9个字对朱元璋的影响很大，朱元璋在后来争夺天下的角逐中基本上就是这么做的。纵观当时天下大局，全国各地的起义军都在与元朝的军队周旋着，而元朝大军根本无暇顾及朱元璋所在的地方，再加上此处还有另外几支义军掩护着朱的发展，因此朱元璋的集庆府暂时没有与北方元军进行直接对抗的可能。而战场的另一面，南方元军则是陷入了苦战的境地，由于在南方不但有陈友谅、张士诚的部队，还有方国珍的部队，再加上一些小股起义军部队，使得元军顾此失彼，无所适从。更让元军头痛的是往往今天刚刚扑灭了这个地方的起义，明天另一个地方的起义军又迅速崛起，而且义军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元军更是应接不暇。不仅如此，此时的元朝内部也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权夺势的较量。元朝内部的几个派别之间经常发生皇位以及派系的争斗，这种内耗不仅搞得朝廷内外一片乌烟瘴气，而且还耗费了大量的精力与财力。南方的元军被起义军搞得团团转，常常被动挨打，使得元朝政府不得不依靠南方当地的一些地主武装来维持地方政权。虽然汉人、南人在元朝中的地位仍旧很低下，但是由于面对着农民起义军越来越大的打击，元朝政府也不得不改变对汉族人的看法，认识到必须依靠汉人，尤其是南人中的地主武装势力来改变这种局势。由于红巾军的大多数组成人员都是由穷苦的农民组成的，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对地主阶级无比仇恨，恨不得把地主家里的一切财产都全部抢干掠净，所以元政府就利用地主阶级来牵制农民起义军的势力，元政府纷纷给他们封官许愿，使得这些人心甘情愿地被绑到了元朝的战车上。地主阶级也同样为了自己的安全，常常结兵自保，像投奔朱元璋的冯国用的那一支队伍就是其中的一例。当他们发现元政府只是想利用他们，并不想切实改变汉族人的地位时，反而拿起武器直接进攻元军的部队。然而这种开明、识大局的地主还是极少数的，大多数地主武装都是与元朝同命运的。朱元璋经过上述的一系列的分析，又与自己的智囊班子一起经过研究论证，得出的结论是：此时我军的实力并未强大到单独与元政府抗衡的程度，即使是比起南方的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人的势力，也没有什么优势可言。因此，我们必须迅速地使自己的力量强大起来，只有具备了强大的实力，才有可能谈及下一步称王称帝的事；只有有了牢固的根据地，才能拥有强大的实力；只有先从一方政权做起，羽翼渐丰、丰衣足食，兵强民富，才能牢牢地掌握住根据地，否则一切都只是纸上谈兵。朱升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正是在夺取集庆，据险自固，有了先决条件之后的一个审时度势的根本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