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表停了吗？没有。可是指针似乎纹丝不动。不能去看。想想别的事情吧，随便什么：回想这一整天，与往常一样平静，只有等待让人坐立不安。
早上温馨的起床时间。安德雷蜷缩在床上，戴着眼罩，一只手撑着墙，非常孩子气，就好像他在睡梦中需要测试这世界是否结实可靠似的。我在床沿坐下，把手放在他的肩膀上。他这才拿掉了眼罩，受惊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
“八点了。”
我把早餐放在书房里，然后拿起昨天刚刚收到、但已经翻了一半的新书。还是说沟通的问题，尽是陈词滥调！如果大家都努力沟通，一定会有效果。当然不是去和所有人沟通，两三个就可以了。我常常不让安德雷发脾气、发牢骚，也不让他埋怨自己，他肯定也有些话并不想跟我说，但总体上讲我们相互之间是非常了解的。我把滚烫的、沏得浓浓的中国茶倒进杯子里。我们一边喝茶一边看刚收到的信件，七月的阳光毫无阻拦地照进来。有多少次，我们这样面对面，坐在书房的小圆桌旁，桌上放着滚烫的浓茶？明天还会这样，明年，十年以后……这个时刻就像回忆一样甜蜜，就像许诺一样快乐。我们是三十岁？还是六十岁？安德雷的头发很早就变白了：开始，头顶的白霜衬托着他年轻的轮廓，给他添了一些潇洒。这种潇洒今天还在。他的皮肤粗了，有皱纹了，但他嘴边和眼角的笑意依旧和过去一样迷人。即便影集里的老照片保留了他年轻的风采，可我还是喜欢他现在的脸，我眼里的他是没有年龄的。多年来的生活中，有欢笑，有眼泪，有愤怒，有约束，有倾诉，有沉默，有冲动，有的时候我感觉时间并没有流逝。未来还远无尽头。他站起来：
“你好好工作吧，”他对我说。
“好，你也好好工作吧。”
他什么也没说。在他的这种研究工作中，有些时候就是没有进展，可他现在有点不太接受这样的现实。
我打开窗户。巴黎城似乎已经被炎炎的夏日摧垮了，街上有一股沥青的味道。我目送安德雷离开。也许就是在目送他远去的时刻，他的存在对于我来说才是最真实的；他高大的身影逐渐变小了，而每一步走出的都是回家的路；他的身影消失了，街道像是空了，但实际上这正是一个动力场，会把他重新推向我，他的自然归属；想到这里我总是由衷地感动，比他在家的时候更觉得幸福。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我住在七层，能够看到巴黎的很多地方。鸽子在深灰色的楼顶上飞来飞去，花盆式的烟囱。还有高吊车的车臂，红的，黄的——五个，九个，十个，我数了十个——它们似乎在阻挡天空；向右看，我的视野被一堵巨大的墙挡住了，墙上像是有无数小孔：那是一座新建筑；我还看到不少新建的摩天大楼。埃德加·基内大街的空地什么时候变成了停车场？我眼前的风景总是在更新，而我的脑子里却并没有过去的任何印象。我倒很想把新旧的两道风景比一比，好好看看其中的不同。毫无可能。世界就是在我眼前不断地创造出来的，我总是很快地适应它的新面孔，而感觉不到它的变化。
我的桌子上有不少书稿和白纸在等着我，可是我脑子里的词句却在旋转，让我静不下心来。“菲利普今晚过来。”他差不多一个月没有露面了。我走进他的房间，看见他的书、纸还都乱放着，灰色的旧毛衣、紫色的睡衣搭在椅背上。我还不知道是不是该把这个房间翻新一下，现在我没有时间，也没有钱，我也不想就此承认菲利普今后不再属于我了。我回到书房，一大束新鲜玫瑰的芳香在这里弥漫着。我奇怪我竟然从来没有觉得家里空荡荡的。我们什么都不缺。我的目光掠过沙发上那些色调柔和的靠垫，几个波兰布娃娃和斯洛伐克大盗，还有葡萄牙公鸡，一切都各据其位。“菲利普就要来了……”我呆呆地坐着。伤心，想掉泪。但也很欢喜，难以抑制的欢喜。
我决定出去感受感受夏日的气息。一个高大的黑人在漫不经心地扫地，他穿着深蓝色雨衣，头戴一顶灰色的毡帽。以前在这里扫地的是个古铜面色的阿尔及利亚人。埃德加·基内大街上到处是女人。因为这几年我从不在上午出门，我对这里的露天市场非常陌生（摊位这么多，货物如此丰富）。一个小老太太一手紧紧握着她的空篮子，一瘸一拐地从一个摊子挪到另一个摊子。过去我从来不注意这些老年人，我把他们当成会走路的死人，现在我看到他们了，其实都是只比我大几岁的男人和女人。这个老太太是我那天在肉店注意到的，她向老板要了一点零碎肉给她的猫吃。“给猫吃！”肉店老板等她走出去后，笑着对我说，“她根本没有猫。她回去自己炖着吃！”过一会儿她肯定会趁清洁工还没打扫的时候，在摊子底下捡一点菜叶、剩余水果之类的。每个月靠一百八十法郎艰难度日，如今法国这样的人超过一百万，还有另外三百万人的境况也好不了多少。
我买了水果、鲜花，在街上闲逛了一会儿。“退休”这个词我以前很不喜欢，听上去给人感觉像是被社会抛弃了。我一直觉得整天闲着没事非常可怕。我想错了。退休后时间确实很多，但我可以安排。没有限制、没有任务的日子真是惬意！不过时不时地，我也有点恐慌。我想起我刚工作的年代，我的第一批学生，还有在外省度过的秋天。正式退休的那一天似乎也一样久远了，但却像死亡，虚幻而不真实。其实这只是一年前的事。人生的分界线经历了很多，而退休这一道是最严格的，像铁壁铜墙。
我回到家，坐到我的书桌前：如果没有手边的工作，我一定难以体会刚才闲逛的乐趣。快一点钟的时候，我停下工作，去厨房布置餐桌。我的厨房完全是旧式的，和童年时祖母家的厨房一样：农家大餐桌，长凳，铜制厨具，天花板上有外露的房梁；只是煤气灶比以前的先进了，还多了冰箱。（冰箱是什么时候在法国出现的？我家的冰箱是十年前买的，但当时已经很普及了。那究竟是什么时候？二战前？二战结束后？这又是一个我想不起来的事情。）
安德雷很晚才到家，他事先告诉过我，离开实验室后要去参加一个关于打击力量的会议。我问他：
“会开得怎么样？”
“我们起草了一份新宣言。不过我也不抱什么幻想，这个宣言不会比前几个影响大。法国人根本不会关心。不关心打击力量，不关心原子弹，什么都不关心。有时候我真想卷铺盖走人，去古巴，或者去马里。真的，我做梦都想走。到那些地方咱们可能还有点用。”
“那你就没法工作了。”
“那也不是什么太大的遗憾。”
我把生菜、火腿、干酪和水果全摆在桌子上。
“你这么泄气呀？你们原地踏步这也不是第一次嘛。”
“不是。”
“那怎么回事儿？”
“你反正不想明白。”
他经常跟我说，现在所有的新点子都来自别的同事，说他自己年纪太大，不可能再有新发现了。我不相信。
“噢！我知道你的意思，”我对他说。“我就是不相信。”
“那你就错了。我上一个点子，是十五年前的事儿。”
十五年了。他这个低谷确实持续了很长时间。可是，他需要时间去寻找新的灵感。我想到瓦莱里的两句诗：
每一个沉默的原子
都是结成硕果的契机。
漫长的孕育之后，常常会有意想不到的成果。这个阶段还没有结束。我了解这个过程：疑虑，失败，停滞不前，然后是一缕光明，一片希望，一条被认可的思路；再经过几个星期或是几个月的急切等待，就会有成功的喜悦和沉醉。我不懂安德雷的课题，但我的顽固信心过去一直能鼓励他。现在我仍旧信心十足，可是为什么没办法传递给他呢？我真不愿意相信今后再也看不到他眼中闪烁那种有新发现的快乐。
我说：
“没有什么能证明你不会有第二次灵感了。”
“一定不会了。到我这个年纪，人的头脑总是按照习惯性的路子运转，所以不利于发明创造。我也一年比一年无知了。”
“咱们过十年再说。没准你在七十岁的时候会有最大的发现呢。”
“这就是你的乐观主义，但我肯定，这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你的悲观主义！”
我们俩都笑了。但是确实没什么可笑的。安德雷的失败主义毫无根据。不错，弗洛伊德是在他的书信中说过，人到了一定年龄就不能再发明创造，说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不过他说这话的时候比安德雷现在的年纪大得多。话说回来，我虽然有信心，却仍旧为他感到痛心。安德雷不能振作起来的原因，是他在整体上处于危机之中。他至今还没有真正承认自己的年龄，对此我很不理解。我今天照旧对很多事情感兴趣，他却不是。过去他什么都喜欢，但现在想要拉他去看个电影、画展，或是去朋友家吃饭，都是非常困难的事。
“你现在不喜欢出去玩，这多可惜，”我对他说。“这个季节天气这么好！我刚才还想到应该再去枫丹白露森林转转，到我外祖母家那边看看。”
“你真好玩，”他笑着说。“你全欧洲都走遍了，现在又想再看看巴黎的周边啦！”
“这有什么不好？难道说因为我去过雅典的卫城，尚波[1]的大教堂就变得俗不可耐了！”
“你说得对。实验室再有四五天就放假了，然后咱们就开车去转一圈。”
其实我们要在巴黎待到八月初才走，所以完全有时间多转几个地方。可他想去吗？我问他：
“明天星期天。你没空吗？”
“没有！你忘了，明天晚上有个新闻发布会，有关种族隔离问题的。他们给了我一大堆资料，我还没有看呢。”
西班牙政治犯，葡萄牙的被囚禁者，伊朗的受迫害者，刚果、安哥拉、喀麦隆的造反派，委内瑞拉、秘鲁、哥伦比亚的游击队，等等，他总是尽全力想援助他们。会议，宣言，集会，传单，谈判，他都随叫随到。
“你做得太多了。”
“怎么太多了？不做这个我做什么？”
当世界不再精彩的时候，我们该做什么？只有去杀时间了。我也有过一段难熬的时期，在十年前。我的身材使我灰心丧气，菲利普成了大人，我写的那本关于卢梭的书获得广泛赞誉后，我有点无所适从。年龄的增长让我恐惧。后来我开始了对孟德斯鸠的研究，我还帮助菲利普通过了教师资格考试，指导他选择了博士论文的课题。索邦大学请我去授课，我讲的内容比我们学校的课更有意思。我接受了自己身材的变化。于是我好像再生了。现在，要不是安德雷这样整天跟他的年龄作对，我完全能够忘记我的年龄。
他又出去了，我则又在阳台上站了好一会儿。高吊车的红色车臂在蓝天中舞动。一只黑色的飞虫在蓝天的背景下划出一道长线。我发现这世界永远是年轻的。我过去喜欢的很多东西都不存在了，而又出现了不少其他东西。昨天晚上我从拉斯帕伊大街经过的时候，天空的颜色是深红的；我感觉像是走在一个陌生的星球上，那里的草是紫色的，地是蓝色的：其实不过是几棵大树遮挡了一家店铺的霓虹灯招牌。安徒生六十岁的时候，对二十四小时能够穿越瑞典感到无比兴奋，因为这段路途在他年轻时需要一个星期才能完成。我也有过同样的体验：莫斯科如今距巴黎只有三个半小时的路程。
我坐出租车到了蒙苏里公园，我和玛蒂娜约好了在这里见面。公园里的草坪刚刚被剪过，新鲜的草香让我心醉：我想起我和安德雷背着旅行包在田野上踏青的日子，这似乎也是我儿时在上面玩耍过的草地的味道。无数的遐想和回忆，让我觉得，经历漫长的人生旅途其实也是非常美好的事。这人生旅途上的故事，我没有时间给自己讲述，但它们常常在不经意的时候清晰地展现在我的眼前。过去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各种计划、各类约定；而今天，使我为之所动的都是对逝去日子的回想。
“您好！”
在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中间，玛蒂娜正喝着一杯柠檬汁。她有一头浓密的黑发，蓝眼睛，穿着一件短式连衣裙，橙色和黄色相间条纹的，似乎也带一点紫色。真是个漂亮的年轻女人。四十岁的女人。我三十岁的时候，听到安德雷的父亲说一个四十岁的女人是“漂亮的年轻女人”，曾经不屑地发笑，今天我形容玛蒂娜用的完全是同样的词。现在我觉得所有人都很年轻。她微笑着对我说：
“您把您的书带来了吗？”
“当然。”
她看了我给她写的赠言，激动地说：
“谢谢您。我真是迫不及待地想读了。可是这段时间是期末，事情特别多。我得等到七月中旬再看。”
“我回头很想听听你的看法。”
我知道她会喜欢的，因为她和我总是意见一致。尽管她自己也是老师，而且结了婚有了孩子，但她对我还保留了一点那种学生对老师的敬畏态度，不然的话我是完全可以把她当成平等朋友的。
“现在教文学真是很难。要是没有您写的这些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她又有点儿羞怯地问：
“您对这本书满意吗？”
我笑了，说：
“实话说，挺满意的。”
她目光里还有个问号，但她没敢提出问题。我就先说了，她的沉默似乎催促我把有些话赶紧说出来：
“你是知道我写书的意图的：我从研究战后出现的各种文学批评入手，想推出一套新思路，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理解一个作家的作品。但愿我这个目的达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