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及研究意义
为中国的电影观众所熟知的印度电影,除了20多年前的《大篷车》和《流浪者》以外,就要数近期的《三傻大闹宝莱坞》和《贫民窟的百万富翁》了,印度电影在中国观众的视野中已经消失了很多年。学者对印度电影的关注更是少之又少,对印度电影史的研究专著除了20世纪80年代初翻译的菲罗兹·伦贡瓦拉所著《印度电影史》和2011年世纪出版集团也即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由印度阿希什·拉贾德雅克萨编的《你不属于:印度电影的过去和未来》以外,就很少见了。相对于印度宝莱坞电影的高产,我国研究者出版的专著和论文就微乎其微了。
印度被誉为当今世界的“电影王国”。据统计,数十年来印度宝莱坞每年的影片产量都保持在900~1000部左右,在印度各项文化产业中牢牢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在世界民族电影中,印度电影的地位极为突出。据调查,印度电影业在2003年的总收入约为450亿卢比,并且以每年18%的速度加速增长,甚至好莱坞著名影星皮特也甘愿在宝莱坞充当伴舞的群众演员。印度电影产业的迅猛发展也奠定了它在世界影坛的重要地位。印度电影曾在国际影坛多次获奖,获得的主要奖项有:在威尼斯电影节上5次获奖,其中包括1937年获最佳影片奖,1957年获金狮奖和娱乐电影一等奖;戛纳电影节上6次获奖,其中包括1947年和1956年分别两次获金棕榈奖;柏林电影节上10次获奖,其中包括1次金熊奖和5次银熊奖;卡罗维法利(捷克)电影节上13次获奖;莫斯科电影节上7次获奖。而这些获奖的影片在国内研究的文章只有零星几篇,有的甚至一篇也没有。
例如创造了宝莱坞神话的《勇夺芳心》,自1995年上映以来,连续上映800周,如今在孟买还在上映,继续创造奇迹。《有时快乐有时悲伤》即《花无百日红》获得当年印度奥斯卡年度最佳影片、最佳男女主演、最佳导演等大奖,代表印度电影第一次打入美国周票房榜前十,还成为2001年圣诞节期间英国公开放映的十大影片之一,并获得观众的认可,连续上映几个星期,票房收入名列第三。《我的名字叫可汗》是第一部真正意义上映全球发行的印度影片,获得印度奥斯卡最佳男女主演、最佳导演三项大奖,海外大卖,上映国家达到五十多个,创造印度电影海外票房纪录。但我国关于《勇夺芳心》和《有时快乐有时悲伤》的研究文章没有一篇,《我的名字叫可汗》也就只有零星的两三篇文章。
究其原因,就是我们对美国和日韩文化的重视程度明显高于印度。美国好莱坞作为世界电影工业的中心,无论是它的产业体系、叙事类型,还是镜语形态,都堪称是电影界的典范。如今美国又以其文化强国的身份,推行文化输出政策,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迫使中国形成了“美国电影中心化”的局面。加之,英语是45个国家的官方语言,有三分之一世界人口在讲英语,75%的电视节目是英语,四分之三的邮件是用英语书写,电脑键盘是英语键盘,国际会议的工作语言一定要用英语。我国的学者掌握的基本上也是英语,我们理所当然会把它作为研究的重点。日韩影视剧在中国的盛行,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在于韩国、日本和中国共同生活在一个具有相似文化特质的文化圈内,即东亚文化圈内。有相似的语言特点、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几千年来的交流与融合,造就了日韩两国与中国极为相似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准则。
但与研究界的遇冷相对的却是大众对印度电影的认可,印度电影论坛和印度论坛网站对传播印度电影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浏览量很高,同时各大视频网站的印度电影几乎都是印度电影论坛引进和翻译的,对印度电影的关注越来越高,印度电影的热潮正悄然兴起,此时,研究者应该更多关注印度电影研究。
第二节 主要内容、基本思路和研究方法
后殖民理论形成于20世纪初,由赛义德、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多位学者提出的理论自成一套体系,这些理论被广泛应用各个领域,作为分析作品的有力工具,由此形成了“后殖民语境”。自后殖民理论被引进到中国的近十年来,在中国的影视评论、文学评论和文化研究领域,出现了大量的篇幅讨论“后殖民理论”,并将其作为理论工具分析东西方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赛义德认为在西方对东方殖民的过程中,知识与权利密切结合,学术服务于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共同承担着殖民的重任,东方人在无意识状况下在西方文学、影、艺术等影响下逐渐认同和趋向于西方道德观和价值观,在军队武器殖民结束后产生一种隐形的文化殖民,批判了西方主流学术界及西方媒体对“东方”的具有霸权式的错误呈现,一经发表在西方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电影技术引进到印度仅仅在欧洲诞生一年,在美国公演三个月,法国的代理商就把移动电影放映机带到了印度港口城市孟买。印度电影诞生就是伴随着殖民文化, 1912年印度的第一部故事片《Pundalik》诞生。次年,印度电影之父顿迪拉吉·高文德·巴尔吉又拍摄了故事片《哈里什昌德拉国王》,这部故事片在印度电影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印度帝国影片公司的阿德希尔·伊兰尼分别于1931年和1936年摄制了印度第一部有声电影故事片《阿拉姆·阿拉》和印度第一部彩色故事片《吉珊·卡尼亚》。自此,印度电影开始进入了兴盛时期。
20世纪50年代是印度电影的黄金时代。这一时期,印度出现了一批像《大篷车》、《流浪者》、《两亩地》那样深刻揭露现实、艺术性较强的影片。其中印度著名电影人拉兹·卡布尔自导自演的电影《流浪者》在各方面都显示出新的艺术风格和高超的技术水平,它标志着印度电影摆脱殖民主义影响,开始走上现实主义创作的新历程。1952年初,在尼赫鲁总理倡导下,印度举办了第一届国际电影节。国际电影节的举办开阔了印度电影从业者和观众的眼界。印度电影的出口量比较大,在世界上仅次于美国排第二位。然而其电影的国外市场范围较小,主要是出口到受印度文化影响较深的东南亚国家和有着大量印度打工者的西亚北非地区国家以及北美和英国等印裔较多的地区。为扩大印度电影的国际影响,振兴印度电影产业,印度政府采取了很多的优惠政策以帮助实现电影发展。直至现在,印度宝莱坞电影的产量已经稳居第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印度电影近年来在全世界的影响力日益扩大,与以往经典的《大篷车》、《流浪者》相比,印度电影在题材上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表现东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冲突的影片日益增多,诸如1999年上映的《舞动深情》、2001年获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的《印度往事》、2001年出品并获金狮奖的《季风婚宴》以及隐喻深刻的《时尚》等,这些印度歌舞片将叙事的主线围绕着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进行,所以从后殖民文化的角度评析更能深刻理解印度电影。
印度作为一个民族国家在政治上获得了独立,但在文化上、观念上,“被殖民化”的痕迹远远没有抹去。这种政治上独立,文化、观念上的“西化”构成了很难解决的矛盾。这正是印度知识分子极为关切,正在热烈讨论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很难的。主宰印度的统治层大多由西化的知识分子组成。在印度,以能否流畅地讲英语作为身份和教养的标志。虽然知识分子也意识到确立民族意识的重要性,但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双重意识”的支配下。即,作为印度人,他根深蒂固地具有民族本位心理,但生活在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他又不得不以西方发达国家的文化观念为思考基础。这种精神上的“悖论”令印度知识分子处境尴尬。所以,有时不得不以调侃的办法向第一世界的文化挑战。印度有几十种“印度化”的英语,不少印度知识分子就用这种英语世界听不太懂的语言,写作和说话,以此向第一世界施加具有反抗心态的强力。既要摆脱西方中心论的影响,又要与现代西方沟通。
所以,在研究印度电影时,剧中人物对话很多都是英语,为理解印度电影提供了方便,但同时也有印度语,借助于电影的翻译有时就存在“隔”的问题。此外,印度电影的产量每年高达上千部,这样在研究过程中就要甄别,基本上选取影片的原则是印度国内外的票房排行榜,还有在中国网上能够查阅到的印度影片。虽然达不到全面,但取其精华,进行印度电影的原生态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