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年以前，我觉得我是悲观的。不是为赋新辞强要说愁，不是玩酷，而是几乎与生俱来的、骨子里头的悲和凉。那种莫名其妙的、不由人的心往下沉，太阳要落了你不高兴，太阳要升了你还不高兴。在别人的高兴之中和高兴之后，我看到的大多也是空，是无意义和不可能。后来意识到这感觉虽真诚，但依然可笑，我才见过几个高兴？我又进入过多少个高兴？想要走出这种“悲壮的不高兴”之前，有一种强烈的冲动突如其来地贯穿了我，就是出走。我同样不清楚这连绵不绝的冲动从哪里来。十八岁时写过一个小东西叫《出走》，二十岁左右写《走在路上》，二十三岁写《沿铁路向前走》，然后年既长，写《跑步穿过中关村》《长途》和这个《夜火车》，分别是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以及刚出版的散文集《到世界去》。这仅仅是从题目里就能看见“出走”的，还有躲在题目后面的更多的“出走”。有人问，为什么你的人物总在出走？我说可能是我想出走。事实上我在各种学校里一直待到二十七岁，没有意外，没有旁逸斜出，大概就因为长期规规矩矩地憋着，我才让人物一个个代我焦虑，替我跑。这两年我突然喜欢把“理想主义”这个词挂在嘴上，几乎认为它是一个人最美好的品质。我知道既为“理想”，就意味着实现不了，但于我现在来说，我看重的是那个一条道走到黑、一根筋、不见黄河不死心、对理想敬业的过程，我希望人人有所信、有所执，然后真诚执着地往想去的地方跑。如此说似乎与悲观相悖，一点都不，这“理想主义”是凉的，是压低了声音降下了重心的出走，是悲壮的一去不回头，是无望之望，是向死而生。现在，它们都在《夜火车》里。
2011.12.22 知春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