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与众不同是由它的独特理念及发展过程造成的。从诞生起，它不仅受过英国的攻击，而且受过西班牙等老牌国家的打压。尤其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到了德国、日本等国的打击与轰炸。但这些不仅没有阻挡住美国的发展，而且促使其发展更快。特别是二战以后，在同苏联的对抗中，美国越做越大。
回想起当年尼克松到北京来与毛泽东握手的举动，如果站在战略的高度，就不难看出美国肯定会胜过苏联的。从历史来看，中美和好固然是毛泽东先发起的，但尼克松也是明白步的。至少他看到了，美国只要与中国和好，世界格局就会对美国有利。所以，从战略上说，尼克松还是理解毛泽东的。
等到了克林顿执政时期，不仅政治家们，而且连稍微聪明一点的老百姓基本上都看明白了，只要同中国合作，美国就会越来越强。这就是为什么身为民主党总统的克林顿，与当时主掌国会的共和党联合一致帮助中国加入世贸的社会心理原因。因此，美国的做大并不是只有尼克松、克林顿几个人明白世界的战略格局，而是几批人、多个阶层的人，甚至包括普通的选民都有一定的战略意识。否则，尼克松、克林顿就是被各自的党派精英集团看中，也不会被老百姓选上来。从领袖与群众、政治家与公民的相互作用关系来看，美国做大的关键是怎样奠定和培养了这种战略的社会基础及其意识走向的。
从内部来看，战略的社会基础及其意识包括对立国观念、兴国基础、治国原则、强国核心的理解。美国发展到今天的200多年，可分为强健自身与行走世界两步。第一步的强健自身就是对上述观念、基础、原则、核心的理解整合。从时间上看是从1776年到1900年前后。在这100多年的时间里，美国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确立政体、拓展经济、整合观念、强进工业。美国就是通过这四个阶段逐渐地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农业小殖民地成长为一个工、农、商、科、军等行业齐全完善强大的国家。
（一）美国的立国观念是什么
美国诞生的这片土地，虽然早就有印第安人生活着，但在欧洲人进入以前，基本上处于不发达的原始农业状态。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这块新大陆、欧洲人来之后，尤其是英国人在1607年建立了第一个殖民地后才发展起来。17世纪初的英国在重商主义的支配下，处于蓬勃发展时期。英国政府不仅支持它的臣民到北美来定居，而且对殖民地的人们的需要和利益给予了满足和保护。到17世纪中叶，英国人布满了北美各殖民地。然而，这种王权之下的重商主义，推崇的是国家控管经济活动，要求个人小利益服从国家大利益，殖民地的利益服从大英政府的利益。为了获得更大的国家利益，英国政府开始遏制殖民地的自由，不断地对殖民地人民的经济活动进行打压控制。
1.美国人为什么要闹独立
1660年英国政府制定了“航海条例”，要求同殖民地做贸易的船只只能是殖民地或英国建造并为他们所有的。对殖民地的棉花、木料和烟草等原料只准运往英国或英属地。1733年通过了“糖蜜条例”，规定如果殖民地不从英属印度群岛而是从法属印度群岛进口糖蜜，每加仑处以6便士的兑税。1765年推行了“印花税法”和“驻军条例”。“印花税法”就是规定各种法律文件、报纸和年历等都要征税；“驻军条例”规定凡是驻有英军的殖民地，都要为部队提供营房、被褥、燃料和盐及各种酒类等。违者将由英王任命的法官审判，没有陪审团参加。特别是1774年实施的“波士顿海港条例”、“司法权条例”等更加不合理。“波士顿海港条例”强硬规定封闭波士顿海港，直到波士顿市民赔偿茶叶的损失为止。这些茶叶是英国一个特权公司即东印度公司向殖民地倾销来的，被波士顿人民扔到了海里。这就是著名的“波士顿毁茶事件”。“司法权条例”则无理地规定任何被控谋杀罪的政府或海关官员不受当地陪审团的控制，可以回英国受审。这意味着法庭公正权力的终结，意味着人民政治权利的丧失。这些法令被北美殖民地人民称为“不可容忍的法令”，激起了他们从心理上的反感转到了行动上的反抗。
1774年9月，殖民地人民在费城召开了第一届抗英的大陆会议。来自12个殖民地的55名代表不仅要求取消那些“不可容忍的法令”，而且第一次明确否认英国议会对殖民地的最高权威。但为了和平相处，代表们还是同意遵守英国议会关于贸易的各项法令。这应该是个调和的契机，但英国政府不仅没有采取平和措施，反而认为必须狠狠痛击殖民地，才能阻止其反抗。于是，1775年4月19日，英国派兵去莱克星顿镇压，结果遭到了当地人民的强烈还击。这就是历史上所称的“美国人民的第一枪”，从此揭开了美国独立战争的序幕。
北美殖民地人民从反感走向反抗，固然有外在的经济和政治原因，但更为根本的是在内心上觉得自己受到了污辱，做人的权利受到了剥夺。本来他们不想独立，只要求英国政府能平等地对待他们。他们怀着善良的期望，等来的却是无情的枪炮。他们不得不拿起战刀，割断同大英政府的一切联系。1776年7月4日通过的《独立宣言》就是当时13个州人民的共同呼声。这篇宣言不长，翻译成中文也就2000多字，但却从根本上说明了为什么要同英国王朝决断而独立的原因：这就是“人人生而平等，创造主赋予了他们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就是为了保护这些做人的权利，殖民地的人民才起来抗争的。
那么，13个州的人民为什么这样看重做人的权利呢？
这些人虽然来自英国，但他们与英国人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是一些激进的新教徒。新教是16世纪兴起的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带来的。路德改革是对天主教的抗议，直接向僧侣阶层和教会权威提出挑战。他甚至提出不要僧侣阶层，人可以靠自己的信仰面对上帝，通过读《圣经》而得救。这场改革导致了铁板一块的西欧教会分裂为罗马天主教和新教两大派。在英国由于受到国王亨利八世及他女儿伊丽莎白的支持，新教运动得到空前的发展，后又形成了清教主义运动。新教运动促进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一些敢于冒险的英国人看好了现今叫切萨皮克湾以南的海岸，并命名为弗吉尼亚。1607年5月，英国100个男人和4个男孩作为移民到达这里，建立了第一个北美殖民地，并制定了相应的新教自由平等法律。另一些英国清教徒们，特别是那些受加尔文主义影响的激进分子不满政府的控制，先是逃到荷兰，后于1620年11月又来到北美。这批移民共102人，乘坐的“五月花号”本来是驶向弗吉尼亚的，但最后停在了现今波士顿以南的普利茅斯港。在上岸前，他们中的41位成年男子签署了一个“自愿”与“自治”的协议，这就是著名的《五月花公约》：
以上帝的名义，阿门。为了上帝的荣耀，为了增强基督教信仰，我们在上帝面前共立誓约，自愿结为自治团体。为了使上述目的能得到更好的实施、维护和发展，将来不时依此而制定颁布的被认为是对这个殖民地全体人民都最适合、最方便的法律、法规、条令、宪章和公职，我们都保证遵守和服从。
这段文字有三层含义：第一，对上帝的信仰是这批激进新教徒人性的最高体现；第二，国家权力及其法律不仅建立在这种人性之上，而且服务于这种人性的民众；第三，所以以誓约及自治的形式组建政府，就是要保证全体人民做人的权利。
《五月花公约》提出的“誓言上帝”实际上是保护人的自然性；“自组政府”实际上是不要王权，主张民权；“自治章法”更是维护人权。在这里可以看到加尔文主义清教徒们为美国奠定了做人的观念。加尔文相信上帝是万能而仁慈的，人是邪恶和无能的。他倡导以《圣经》为指南，要求废除从罗马教会沿袭来的不符合《圣经》的陈规陋习，诸如下跪祈祷、使用弥撒祭服和祭坛等，甚至要求废除主教和宗教法庭。正是由于这一点，德国的兰克以及美国的史学之父班克罗夫特都认为，加尔文才是美国真正的国父。法国政治学家托克维尔更认为，加尔文的清教主义不仅是一种宗教理论，更是一种政治理论，其中具实质性的是通过新教传统中的约法观念体现了做人的平等观念。
由此可见，美国人的自由平等观念有两方面的源头，弗吉尼亚殖民点与普利茅斯定居点，这也是后来美国政治和文化的两大来源。
弗吉尼亚的移民也实行代议制议会，自己制定法律，主张平等相处。尤其是一位叫史密斯的男子被印第安少女波卡洪塔斯救助，后来这位少女又被英国移民娶为妻子的浪漫故事，体现了新教文化与印第安人文化的融合。但是，这些人在思想上还是相对保守的。他们所叫的“弗吉尼亚”原意为处女的意思，就是用来表示对“处女女王”伊丽莎白的忠诚和敬意。他们来到这里的主旨是发财致富，更多地注重经济利益，开发的是个人的自由能力。光靠这些人，不会发生后来同英国王朝抗争的独立战争。
而根据《五月花公约》建立的清教徒定居点显然不同于弗吉尼亚殖民点。他们实行“自由人”即没有成为契约佣工的成年男子的选举，不让牧师参加政府，不要主教、宗教法庭和教阶组织。这种自由追求信奉的生活方式，吸引了一批批清教徒前来。到了1630年以后，清教徒移民运动几乎席卷了整个普利茅斯定居地。1636年创办了教育公平的哈佛学院。1649年订立了平等的《马里兰信仰自由法令》。这个法令明确规定，不论是新教徒，还是相信“三位一体”的天主教徒，都有信仰自由，都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信奉。由于给人以平等，特别是给个人极大的信仰的自由，这里的经济、政治及教育都得到了相当的发展。清教徒的居住地也不断扩大，从普利茅斯、马萨诸塞遍布到了南边的罗得艾兰、康涅狄格、纽约、新泽西等地，这就是当时所称的整个“新英格兰”地区。美国最早的十所大学有八所是由他们建立的。他们实行的代议制与弗吉尼亚的不同，他们选出的代表必须代表选民，而不是政府。代表的职责就是把选民的要求和最易承受的税额及征税方法告知政府。政府的存在只是为选民服务，向人民负责。所以新英格兰地区的人认为，代表应该首先顾及选民的利益，其次才是殖民地的利益，更不用说英国政府的利益了。
这种清教观念的变革也带来了宗教的迅速发展，因为在他们看来，不了解《圣经》或理解不好的人，不可能真正把握人生真理。到了1700年左右，殖民地形成了很多教派，如公理会、长老会、浸礼会、贵格派、路德派、门诺派等。这种发展给新英格兰殖民地人民的心理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没有哪一派能成为老大，凌驾于其他派别之上，大家都要求和愿意维护一种新的平等；二是在废除正统宗教的陋习中，教徒们也否定了牧师的正统权力，要求牧师为他们服务而不是统治他们。
就是这两个变化促进了殖民地人民更加重视对宗教的自我体验，更加强调认罪和皈依都是上帝的圣灵对人心的冲击。从而直接导致了1735年由爱德华兹开始的信仰复兴运动，这就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大觉醒运动”。所谓“觉醒”就是人们重新认识到，认罪和皈依并不是牧师或传教士的作用，而是完全依赖上帝对个体心灵的冲击和自己在感情上的自我体验。这种冲击和体验是人类躯体难以承受的，所以有的人有时会狂喊大叫、跌倒乱舞。这种觉醒显然只是感情上的冲动，狂热的欢叫声使宗教再次发生分裂，出现了肯定的“新光派”与否定的“旧光派”。然而，“大觉醒运动”的意义，在于它一方面说明了人们在感情上要蒙恩得救是必然的；另一方面告诉了人们光有感情体验而无理性感受的上帝是无法满足殖民地人民心理需求的。他们面对北美的粗野环境，需要一个新的更加理性的上帝。只有这样的上帝才能承认人在得救和皈依过程中的真正作用，才能激励人们敢作敢为，鼓舞人们主动地并且科学地观察和探索新世界、新事物，开拓新的生活。在这种新的理性上帝要求下，不管新光派还是旧光派最后都在欧洲启蒙运动哲学家洛克那儿找到了根据。
在洛克看来，上帝的万能不仅在于它创造了世界，而且在于它使人类世界又与自然世界有所不同。对于人类世界，它只是提供了像自然界一样发展的必然性，至于如何执行这些必然规则却留给了人类。所以，洛克认为人类的头脑并非生下来就由上帝把知识和思想放好了，相反，人脑是一块白板。它里面的知识和思想是由人们的意识和理性，依靠与它相连的感官经验才逐步形成的。人要有知识，不仅靠读书、思考，而且要靠感官观察、试验。人类就是靠这些活动不仅建立了知识科学，而且也建立了社会政府，从而摆脱了天然的原始状态。如果说科学能让人们更有效地改造自然，在于它理解了自然界的必然法则，那么，政府能让人们更好地生活，则是因为它按照相互的协议契约来执行人类世界中的自然法则。这些法则主要包括谁也不许剥夺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因为这些权利都是上帝赋予人间的。反之，如果政府不按照这种自然法则办事，不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那它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应该予以推翻。这就是洛克的著名的“天赋人权论”。
洛克的哲学不仅合理地说明了从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到牛顿的科学发展的必然性，而且也合理地解释了社会政府存在的必然性。如果说牛顿等人的科学让人们在认识自然中增加了创造的信心，那么，洛克的哲学则让人们在理解人类社会中坚定了做人的信念。因此，当这种理性观念流入北美殖民地时，立即为人们所接受。不仅牧师们从洛克那儿得到启发，能更好地解释上帝造物的意图和宗旨，而且政客们不断地引证洛克的话通过谴责君主专制、国家专制来为自己和选民辩护；绅士们组成俱乐部来讨论洛克的人权理念，引导和提倡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乃至贸易自由等；老师和学生们在学习牛顿等人的自然科学的同时，也学习洛克的哲学。到了1770年间，这种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观念横扫整个北美殖民地，不仅为北边的新英格兰地区所欢迎，而且也被南边的弗吉尼亚等殖民地人民所接受。从根本上看，就是由于这种“天赋人权”观念在北美13个州的人民心里扎了根，喊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口号，所以，他们为了争这口自由平等之气，才要不顾一切地站起来反抗，同大英政府开战闹独立。
如果从莱克星顿打响第一枪的1775年算起，到1783年9月3日《巴黎和约》的签订，美国也同中国一样打了8年抗战。经过这8年浴血奋战的磨炼，美国人绝不会要一个君主专制了，而要一个属于自己的国家。
2.美国人建了个啥样的国家
独立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制国家已无可争议。但怎样才算真正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共和制呢？美国人在这一点上达到共识并付诸实施也经历了一番争斗。与独立战争不同的是这场斗争没有硝烟，不动刀枪罢了。
（1）美国宪法是调和的产物
1776年宣告独立后，美国各州都感到需要有一个真正的中央政府。对内需要统一他们的行动、原则、思想和信念；对外需要表明他们是一个独立的统一国家，不是一个凑在一起的联盟。1777年制定了《邦联条例》，要求成立一个与大陆会议相似的国会，规定每州各有一票表决权，其代表由各州决定。国会有权决定战争、任命军队要员、签订条约、负责邮政、钱币发行等事宜，但人员和费用要由各州提供。《邦联条例》起到了历史的作用，主要是让各州很好地联合起来，统一步伐打败了英国敌人。但是，在1783年真正独立以后，随着国家的发展，它愈来愈显得软弱，甚至使这个新生的国家变得危机重重。
从对内方面看，邦联政府没有权力强制各州。邦联政府可以做出决定，但它却无权强制执行；邦联政府可以制定法律，但它却没有法院，无法执行惩治。尤其是在1783年打败敌人后，各州更加无视邦联政府的决议，拒绝缴纳国会征收的费用；常常派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出席会议，有时干脆不派代表；有些地方发行自己的货币，各州甚至互征进口税；州议会也拒绝支付他们在独立战争中承担的债务，许多州制定通过能使债务人不用还债的法律；每个州都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都依各州利益处理事务。有些地区发生了骚乱，甚至是叛乱，最糟糕的是，有些人甚至开始积极策划战争。1786年马萨诸塞州西部就发生了由军官谢斯领导的数以万计的农民反抗州政府的骚乱。对于这些问题，邦联政府只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从对外方面看，邦联政府也无法面对和抗衡欧洲老牌国家。英国从未完全撤离过，在西北地区保留着军事和贸易据点，以图东山再起。西班牙禁止美国人在密西西比河上航行，鼓动该地区居民变成西班牙公民。1785年公开强迫美国正式承认西班牙对密西西比河的独立权。其他各殖民地国家也企图瓦解美国，把西部疆界挤压到阿巴拉契亚山脉以东。更重要的是，这个新国家的经济遭遇到了麻烦。首先，邦联政府无力保护国际贸易运送渠道正常运行。以前，他们的船只挂英国国旗，没人敢惹。1776年改成美国国旗，时常受到攻击。装卸货物的港口也多半受到英国人的控制而被禁止。其次，邦联政府对各州的国际贸易欠账和引起的矛盾也无力解决。美国人从国外赊销来大量的货物，积压在仓库卖不出去。当外国人要账时，美国无力支付。虽然一些州通过退让的办法缓解了困难，但这经常伤害了其他州。就全国范围看，不仅萧条丛生，而且有可能在政治上获得的独立，又在经济上被抵押出去了。因为一个国家的外部关系不是一个州或一些州的某些调整就能处理得好的，必须是全国性的通盘考虑，必须是各行各业的长久性的规划，必须以独立的体系、整体的实力为基础，才能恰如其分地解决。
对美国当时面临的这种邦联体系，华盛顿称之为“一条由沙子拧成的绳子”。历史学家们把这个时期叫做“危机时期”。于是，1787年5月25日在费城开起了研究国家向何处去的大会。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美国制宪会议”。共有55人参加，包括华盛顿、富兰克林、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人。会上争论十分激烈，互不相让，一直到9月17日持续了100多天才落幕。
他们主要争论三个问题。
第一，中央政府与州政府的制约问题。他们都认为，应该建立一个在国内外都受到尊敬的中央政府，这样才能保护好美国人民的利益。但是，他们又担心这样的中央政府一旦有了权力后，可能就会搜刮更多的权力，最后还会落入少数有钱有能力人的手中，这些人肯定会以权谋私，做出不利于普通百姓的事。争论分为两派，即强调中央集权的“联邦主义”与坚持州权为主的“州主权主义”。双方都不放弃自己的原则，调和的结果是一方面必须对中央政府实行立法、执法、司法三权分开，加以相互制衡和监督；另一方面必须让联邦政府保证各州的州府权力，尤其是各州实行的“共和政体”，以州权对联邦进行限制。
第二，各州之间的平衡关系问题。美国是先有州而后有国家，各州对自己的利益非常注重，都唯恐中央政府有所偏向某一个或某些州。人口多的大州认为自己在中央政府中的影响应该与其人数相称，议员代表名额应按人口比例来分配；人口少的小州则认为各州应是平等的，无论大小都要有相同的表决权。南方州靠奴隶来生产农作物，要求照顾奴隶和农业种植方面；北方州则是自由劳动力的规模耕作和商业占优势，主张自由人和商业方面的优惠政策。当然新州和旧州也有冲突。最后，他们推出了一个妥协方案即“康乃狄克特妥协案”。他们达成的妥协是设参众两院，众议院名额按人口分配，规定五个奴隶等于三个自由人，所有征税款项的议案都由众议院首先提出；参议院名额以州为单位都一样，参议院有权审查、修改众议院的所有议案。新州的问题由国会决定。
第三，政府集权同个人权利的关系问题。虽然对联邦的权力进行了制衡和限制，虽然规定众议院以民众、参议院以州为基础，但仍不足以防止中央政府对人民的危害，对个人权利的剥夺，蜕变而回到君主暴政专制。特别是以马萨诸塞州的格里和弗吉尼亚洲的梅森等人为代表，坚决要求加进保证个人权利诸如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的法案。最后的调和是一方面先制定一些对政府的禁令，如禁止政府制定剥夺公权或追溯既往效力的法律，禁止政府以宗教性宣誓作为取得公职的资格，禁止政府授予或接受各种贵族爵位，不得停止陪审团和人生保护令的执行；另一方面规定了继续修正和补充的办法。这样才诞生了美国的《宪法》。
这部宪法共包括序言和七项条款。
序言是说明宪法的目的。宪法的开篇就明确，本宪法就是作为美国人民的“我们”，为了自己以及后代的正义、安全、自由和幸福而制定。这实际上是规定了美国的“人民当家做主”的国体性质。
第一条是关于立法权的规定。全部立法权都属于国会。国会由众、参两院组成。众议员代表人民，参议员代表各州。这实际上是从个人与政府、州与联邦的双重关系上制约着中央政府的立法。
第二条是关于执法权的规定。执法权属于总统。总统的产生不仅经过选举，而且要按各州派出的选举团人数来计算选举票数。这个选举团人数就是各州在国会里的众参两院议员的总数。这实际上是平衡了大小州及不同利益人群的关系。
第三条是关于司法权的规定。司法权属于法院。法院由最高法院和下级法院构成。法官由总统提名、参院批准，可继续任职到终身。这实际上保证了司法的独立性。
第四条是关于关系权的规定，即联邦与州、州与州的关系规定。在联邦与州之间，一方面联邦必须尊重各州的共和主权，无州府要求，不得随意侵入各州，保护各州的利益；另一方面各州必须执行联邦的法律，维护其统一。在州与州之间，一方面要平等相待，另一方面要相互合作。这实际上规定了美国联邦制的政体性质。
第五条是关于宪法的发展性即如何修正的规定。国会三分之二的议员或三分之二的州议会都可以提出修正案，并经过四分之三的州同意即可。这实际上展示了宪法的不完善性，需要发展。
第六条是关于宪法的适应范围和至上性的规定。规定宪法就是美国的国家第一大法。这实际上规定了美国各级政府、各类团体、各族人种生活的根本政治准则。
第七条是关于宪法的准效性及实施的规定。必须经过当时13州中9个州的批准才能生效。这实际上体现了宪法的人民根基性。
（2）人权法案为什么会诞生
应该说，美国这部1787年《宪法》的诞生开创了人类历史上一种前所未有的共和体制，使美国从松散的邦联制过渡到了统一的联邦制，为美国后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由于它没有对个人权利方面做出明确的保护规定，所以它在送交各州讨论批准时遇到了强烈的反对，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年的时间。为此，麦迪逊、汉密尔顿和杰伊等人发表了一系列宣传《宪法》的文章，辑为《联邦主义者文集》。有些州以微弱多数勉强通过；有些州如马萨诸塞州即使通过也同时追加了一个人权法案。此后有另外5个州也提出在《宪法》中加入人权修正案。当时多数美国人认为缺乏人权宣言的宪法就不是完整的宪法。弗吉尼亚洲的梅森是最早也是最著名的美国人权法案起草人，而且《弗吉尼亚人权法案》也于1776年通过。假若不接受梅森等人对修正案的要求，他们就可能会阻止弗吉尼亚洲批准《宪法》。由此可见，当时美国人对个人权利是多么执著。他们把个人权利看得一点不比国家利益差，甚至不顾《宪法》能否通过及国家的安危，也要保证个人权利。美国人的这种固执劲儿，在我们看来也许有失偏颇，不值得，甚至有些颠倒，个人的权利怎么能和国家利益相比呢？美国当年也有不少人这样想，但其中一个人后来发生了转变，并且转变得非常大，亲自起草了人权修正案。这个人就是当时的众议院首领麦迪逊。
麦迪逊最初并不同意什么人权法案，但他经历了宪法批准过程中的争论，尤其是总统就职典礼前后的情况后，便清楚地认识到了美国人民为什么强烈要求个人权利保护法案。宪法实施后，华盛顿被选为第一任总统。在他从老家佛农山庄到当时首都纽约就职时，沿途一个接一个的凯旋门，路上撒满了鲜花。当他巡游时，他胯下的马要配上镶金边儿的豹皮鞍座，乘坐的车要有六匹马拉的最精致的四轮大马车。给他租下的是纽约一座最豪华的宅邸，门前站着脸上抹粉的侍从。为他举行的招待会是按照欧洲君主的方式。特别是在1789年4月30日他就职典礼后，国会里的一些人建议称他为“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兼护权公殿下”，并声称美国需要这类头衔来表明总统的显赫地位，以昭示外国人，让他们看到总统是美国的化身。麦迪逊对此有相当的保留，坚持取消了那些总统的炫耀头衔。
麦迪逊这样做并不是个人的原因。实际上他与华盛顿总统的关系相当友好。不仅总统就职演说的大部分是他执笔写的，而且这个新政府最初几个月的制定立法、组织行政和权力授予等工作都是他一手操作的，总统和国会对他无不言听计从。可越是这样，麦迪逊越觉得自己有责任维护新政府的形象和美国人民的自由权利。再加上杰弗逊等人奔走呼吁，要求在宪法中增加包括信仰自由、出版自由、陪审制度等人权条款。在总统就任不到两个月，他就向国会提出了必须制定保护个人权利的建议。正是他的这些建议产生了宪法的前十条修正案。他当时提议十五条修正案，国会接受了其中十二条。四分之三州的州议会于1791年12月15日批准了其中的十条。这十条修正案就是我们所知的《人权法案》。至于未批准的两条修正案，一是有关众议院的大小问题，想从原先的每3万人产生一个代表变为每5万人产生一个代表；二是有关议员薪水问题，即在新一届议员选出之前，任何有关改变议员薪水的法律，均不得生效。这一条在201年后即1992年成为第二十七条修正案。在《人权法案》的形成中，麦迪逊的作用是显著的，他不仅被称为“宪法之父”，而且也被称为“人权法案之父”。
这十条修正案包括：
第一条： 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第二条：民兵是保障自由州的安全所必需的，人民持有和携带武器的权利不可侵犯。
第三条：未经房主同意，士兵平时不得驻扎在任何住宅；除依法律规定的方式，战时也不得驻扎。
第四条： 人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搜查和扣押的权利，不得侵犯。除依据可能成立的理由，以宣誓或代誓宣言保证，并详细说明搜查地点和扣押的人或物，不得发出搜查和扣押状。
第五条：除非根据大陪审团的报告或起诉书，任何人不受死罪或其他重罪的审判，但发生在陆、海军中或发生在战时或出现公共危险时服役的民兵中的案件除外；任何人不得因同一犯罪行为而两次遭受生命或身体的危害；不得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被迫自证其罪；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被剥夺生命、自由或财产。不给予公平赔偿，私有财产不得充作公用。
第六条：在一切刑事诉讼中，被告有权由犯罪行为发生地的州和地区的公正陪审团予以迅速和公开的审判，该地区应事先已由法律确定；得知控告的性质和理由；同原告证人对质；以强制程序取得对其有利的证人；并取得律师帮助为其辩护。
第七条：在普通法的诉讼中，其争执价额超过20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受到保护。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合众国的任何法院除非按照习惯法规则，不得重新审查。
第八条：禁止过度罚金与酷刑。
第九条：本宪法对某些权利的列举，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轻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
第十条：一切未经立法的权利属于各州或人民。
这十条修正案所以被称为《人权法案》，就在于它们从不同方面规定了个人权利的不可侵犯性。如果说宪法的正文是对政府权力的界定和授予，那么，这十条修正案就是对人民权利的信奉和归还。政府的权力不仅要保证和服务于人民的权利，而且它也来源于人民的权利。任何政府的权力都是人民授予的，而人民的权利却是天生不可剥夺的。未授予美国政府或未禁止各州行使之权限，皆保留于各州或其人民。这是对《独立宣言》中“政府的正当权力是经过被治理者的同意才产生的”的另一种表述。它不仅提醒中央政府切记“立了法”的权力要为人民服务，而且也告诉各州和人民拥有更大、更多的立法权。政府的法权不仅需要人民的同意认可，而且人民有权改变乃至废除它。这就从根本上揭示了政府权力的本质。这一点对美国人及其社会发展的影响最为重要，是他们理解政府、法、自由和公民责任及义务的基石。只有这种共识才能保证《独立宣言》中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之权利的实现。所以，这十条中的第一、四、五、六、九、十等条特别重要。
（3）美国的法是可以改变的
作为美国立国的大法，《宪法》实际上包含着正文和修正案即《人权法案》两部分，缺一不可。随着美国社会的发展，修正案不断增加，迄今共有二十七条。后来的十七条中第十三、十四条比较重要，其他基本上是对原来《宪法》的补充和明确化，没有什么大的修改。
第十三条修正案是关于解放奴隶的，于1865年1月31日提案，于1865年12月6日通过。这是继林肯总统于1863年颁布奴隶解放令后，进一步规定美国境内或美国管辖区域内不准有奴隶制度存在。
第十四条修正案是再次强化人民的权利，于1866年6月13日提案，于1868年7月9日通过。这是对第四、五条的进一步确认，主要是针对黑人解放后仍受不公对待的现象。此案规定：“凡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合众国并受其管辖者，均为合众国及所居住之州的公民。任何州不得制定或执行任何剥夺合众国公民特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任何州，如未经适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对任何在其管辖下的人，拒绝给予平等的法律保护。”此修正案明确了何谓公民及权利。由于各州自愿成为联邦的一员，所以居住在一州的美国公民也会成为该州的公民。所有归化美国的人都可称为美国公民，并且只要是在美国出生的人，不论他的父母是何种国籍他都是美国公民，当然包括黑人。再次提出“正当法律程序原则”，就是为了进一步强调和禁止各州违反人权法案的大部分权利以避免以政府的名义剥夺人权。规定无论何州，不得否定管辖区内任何人法律上平等保护的权利，这也是日后最高法院裁决公民权的基础原则。
美国《宪法》所以能保持不断的持续力，在于它含有了民主社会的基本原则。
一是它的共和宪政的原则。宪法为人民制定，政府为百姓存在。政府的一切权力由人民所授予。美国《宪法》从开篇到十条修正案都贯穿了人民是主体的观念，并且参众两院的设立以及总统议员的选举规定强调了对小州、少数人权利的多元保护。
二是它的分权制衡原则。国家权力分为三部分：立法权、执法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完全平等，并且互相制衡。每种权力都有限制另外两种权力滥用的职能。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其思想在法国著名思想家孟德斯鸠的著作《论法的精神》中有详尽的论述。
三是它的联邦制原则。美国《宪法》规定美国采用联邦制的国体。联邦政府只拥有在宪法中列举的有限权利，而其余未列明的权利都属于各州或者人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宪法》第十条修正案专门作了规定。
四是它的至高无上原则。美国《宪法》的效力高于其他一切法律、行政法令和规定。特别是从后来1803年著名的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之后，美国联邦法院系统拥有了违宪审查权或司法复审权。这意味着联邦各级法院可以审查立法机关通过的法律是否与宪法相抵触，并且可以宣布违反宪法的法律无效。同时，法院还可以审查包括美国总统在内的各级政府颁布的法令的合宪性。
五是它的个权平等原则。美国《宪法》不仅保护着人民的权利，而且还特别规定了对每个个人权利的平等保护。《人权法案》就是对每一个人的权利的保护，就是说人人都有平等地获得法律保护的权利。从个体的平等到由个体组成的集体的平等在法权上是必然的。这就是美国《宪法》为什么明确规定各州之间也保持平等地位，任何州都不能获得联邦政府的特殊对待。根据《宪法》的规定，各州要互相尊重和承认彼此的法律。州政府和联邦政府要在形式上保持共和体制。
这五条原则是美国立国观念的核心。在此后的发展中，美国人能经受住压力、挫折、危机、苦难，不断前进，从国家的角度看，就是坚持并实施了这种核心观念。
3.政府应该依靠谁
从观念到现实还是有距离的，有时这段距离还挺难走。美国联邦政府虽然有了国会、总统和法院，但要想运作有力，就必须有些依靠。可依靠谁、依靠什么？是依靠那些少数人持有的金钱股本，还是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支持，这是当年宪法实施后美国国父们的又一大争斗。著名的代表是亚当斯、杰弗逊、麦迪逊和汉密尔顿等人。
他们几位都是华盛顿的好友和助手，亚当斯是副总统，杰弗逊是国务卿，麦迪逊是众议院议长，汉密尔顿是财政部长。他们都支持华盛顿总统，在建设新国家为百姓服务上是一致的。但对如何建设、怎样运作新政府则发生了分歧。这种分歧发展到后来，连华盛顿总统也无法调和，形成了两股对立的政治势力。
新政府建立后，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恢复国家的信誉。新政府不仅需要支付本身的开支，而且还要偿还旧政府欠下的债。当时美国的债务包括利息在内达5400万美元之多。要恢复国家信誉，必须按票面的原价加上利息一并偿还。对此没有异议，但对于这钱应该偿还给谁，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汉密尔顿等人主张债款应付给那些持有证券的人，不管他们是谁；麦迪逊等人则认为对那些至今仍保留证券的原持有者应付全额，而对后来的购买者应按市面最高价付半额，余出的差价应付给那些曾经支持革命、后来由于政府不能守信被迫以底价卖掉所持证券的士兵和公民。
双方都有理由。汉密尔顿认为，要尽快恢复国家的信誉，就必须不考虑债权人的动机和是非曲直，因为政府需要钱是第一位的，这就非得依靠投机商不可，非得先买到他们的信任不可，他们是有钱可借的人；麦迪逊则认为，这样做不仅会损害原债权人的利益，而且会让投机商们肆意地借国家名义来进行背后的不合理交易，从而会打击正常投资的积极性。
双方看得都挺远。汉密尔顿说，美国的前途依赖于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资本，国家必须采取允许投机商能够坐收利润牟取暴利的措施，才能吸引投资人；麦迪逊则说，国家的命运依赖于生产实业，政府如果不依靠富有的债权人、商人的联盟，而是依靠从事生产的阶层，特别是构成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的支持，那它就将拥有所需要的一切力量。
为此，双方又提出了各自的政府经营方法。汉密尔顿提出应建立由政府出大部分本金的国家银行。他认为，由于国家提供了大部分资本，承担了大部分风险，银行就会吸引投资人，并且投资人在认购银行的股票中可以用四分之三的政府债券来支付，这样不仅会让银行的纸币依赖于国债，而且会使私人资本与政府的联系更加紧密。他还要求制定保护性关税和补助金办法来吸引投资人。他这样做，一方面是想发展一个强有力的经济体系，以减少对外国的依赖；另一方面企图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让各州紧密地聚拢在中央政府的周围。因为靠联邦政府发了财的资本家，仅仅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也会极力维护联邦政府的，而政府也就会由此日益壮大。麦迪逊则认为这样的国家银行只是有利于商业和投资人，不利于农业和生产者。这样的银行早晚会损害大多数人的积极性，会遏制社会经济发展的活力。至于保护性关税和补助金办法会使农业生产遭受外国的报复。他提出，要强力发展农业及其实业生产，要以自由竞争的方式来调节贸易。
汉密尔顿得到亚当斯等人的支持；麦迪逊则得到杰弗逊等人的支持。但由于投机商中包括许多国会议员，他们到处搜刮证券，并攻击麦迪逊等人企图使政府逃避债务。最后汉密尔顿等人关于偿债筹资、建立国民银行等主张在政府中占了上风被采纳，而关于保护性关税和补助金方案被拒绝。
双方的分歧虽然很明显，但在华盛顿的调和下，再加上国家创建之初，他们还能联合起来。然而，在华盛顿的第二届任期中，这种分歧日趋扩大，由内政问题扩展到外交事务，以至华盛顿也无能为力，双方不得不走向公开分裂。
经济上的争论表面上是内政问题，但实质上是如何运作政府的问题，这必然影响到外交关系。当时美国外交事务主要是以英法西为核心。如何处理同这三国的关系，汉密尔顿等人同杰弗逊等人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汉密尔顿等人认为，美国不能冒犯英国，因为联邦政府的筹资还款等经济计划都和征收英商关税分不开，并且英国还有强大的海军，而对西班牙和法国则可不必在乎。所以，在1790年英国同西班牙关系紧张时，汉密尔顿等人就曾向英国秘密保证美国决不会支持西班牙，不制定对英国的报复性政策。特别是对法国发生的摧毁君主制和贵族政治的大革命，他们不仅不支持，反而痛斥反对。在1793年英法两国爆发战争时，汉密尔顿等人公开要求利用此机会废除同法国的联盟条约，并拒绝接受新的法兰西共和国派来的公使。
杰弗逊等人则认为，美国应该平衡同英西的关系，不应向英国许诺而该向其施压，迫使英国开放所属的西印度群岛港口。而对法国，尤其是对法国人民的大革命以及建立的新共和国，杰弗逊等人则主张给以积极的支持，不能废除美法联盟条约。
面对这势不两立的局面，华盛顿作了调和，在处理同英国的关系上接受了汉密尔顿等人的意见；而在处理同法国的关系上则认可了杰弗逊等人的主张。但这种调和实质上是对英国的软弱与对法国的冷淡，其结果不仅是西班牙接受了英国的通牒没有发生战争，使美国失去了同英国讨价还价的资本，而且使美国在英法战争中及战后两年放弃了关于中立国船只的权利。杰弗逊气愤不过，便辞去了国务卿。
杰弗逊的离去并不是个人原因，既不是针对华盛顿总统本人，也不是针对汉密尔顿个人，而是如何看待和运行政府的观念不同所致。杰弗逊坚持美国政府必须保障和维护人民的自由平等权利，特别是对那些占人口大多数无权无势的劳动阶层。他相信他的思想一定会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因为他的根是扎在广大劳动人民之中。所以，他的离去并不是放弃，只不过换了另一种政治形式罢了。经过七八年的努力，他不仅创建了“共和党”，而且自己当选总统，开始了一场新的革命，这就是“1800年革命”。
4.民主政权该怎样转换
杰弗逊等人，特别是麦迪逊并不认为政党是个好东西，也没预料到会形成什么党。只是在同汉密尔顿等人的抗衡中，他们吸引和集聚了一批有共识的人，在1792年才形成了共和党。汉密尔顿等人强调联邦政府的权力，主张建立国家银行，发行长期国债，依靠商人和英国等，被称为“联邦党人”。这个称呼是沿用了1787年拥护宪法者所用过的名称。由于杰弗逊等人常为劳动阶层辩护，认为联邦政府的“共和”权力应根植于广大农民之中，所以被称为“民主共和党”，简称为“共和党”。麦迪逊在宣传批准宪法时，同汉密尔顿等人站在一起，曾是“联邦党人”；但在真正实施宪法后，他便成为了“共和党人”。
1797年，在华盛顿和汉密尔顿的支持下亚当斯上台当了总统。此时，两党的矛盾便公开化了。一公开，有权的一方便大开惩戒。亚当斯不仅指责共和党人，而且把他们看成危害国家的阴谋集团。在他的主政下，1798年不仅通过了限制有共和党倾向的移民的“客籍法”或“敌侨法”，而且制定了针对共和党本身的惩治叛乱法。这些法案规定对“反对合众国政府任何法令和政策的人”，或者书写、印刷、言表“反对美国政府或总统的任何文章、著作或加以轻蔑的人”进行罚金或监禁。这就是美国有史以来针对政治活动的最具镇压性的法案。杰弗逊虽然当时为副总统，但被排挤在权力圈之外。麦迪逊在亚当斯当选后也退出了国会。然而，杰弗逊和麦迪逊认为联邦党人虽然处于上风，有华盛顿的支持，但他们扭转了联邦政府权力的性质，背离了《独立宣言》的精神和《宪法》的原则，势必会走向各州和人民的对立面。所以，他们转向了各州政府。杰弗逊在1798年11月为肯塔基州拟订了一批决议，宣布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等“无效和没有约束力”。麦迪逊则在1798年12月帮助弗吉尼亚洲通过了宣布客籍法和惩治叛乱法违反宪法的决议。
由于共和党人按照杰弗逊和麦迪逊的观点重视地方政府的作用，广大人民越来越倾向共和党的政策。亚当斯在大选前虽然也看到了这一点，极力摆脱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但为时已晚。杰弗逊在1800年大选中获胜，结束了联邦党人的执政局面。杰弗逊把自己的当选称为“1800年的革命”。因为这标志着在宪法的范围内，行政权力第一次从一个党和平地转移到了另一个党。
民主政权的转换需要两方面，一是尊重宪法，不管是执政派还是在野派，都必须尊重大家制定出的宪法，而这就需要一定成熟的政治理念。应该说，华盛顿、亚当斯、汉密尔顿一派虽然输给了对手，但仍能平和地下台接受，仍不失为美国的国父。二是要保证对立派的权利，特别是下了台一派的权利。当选后，杰弗逊多次向联邦党人解释道，尽管这是一次革命，但绝不会产生雅各宾时的那种恐怖现象。他真诚地邀请联邦党人一道“为公共利益共同努力”，也明确告诫共和党人必须保护好少数人的平等权利。对于两党的分歧，他说，“我们尽管名称不同，但都是拥护同一原则的兄弟。我们都是共和主义者，我们都是联邦主义者”。
从理念上看，杰弗逊和麦迪逊等人所以能在州政府这个地方权力层面中活动成功，就在于他们抓住了美国立国观念中的共和宪政和联邦制原则，即宪法为人民制定，政府为百姓存在，联邦政府只拥有在宪法中列举的有限权力，而其余未列明的权力都属于各州或者人民。在杰弗逊和麦迪逊等人看来，“共和”就是指政府的最高权力属于人民，由人民所授权；“联邦”就是指中央政府必须尊重地方州权，未明确列举给联邦的其他一切权力属于州。所以，共和党的核心党规有两条，一是谋求人民自由的权利；二是要求尊重各州的主权。共和党注重宪法中的“人权法案”，注重让每个人自立，让人民自给自足，让各州自己管理自己。这就是小政府大人民，优先农业、大地盘和注重生产制造业观念的源头。杰弗逊在八年的任期内干了三件大事都是这种“共和”理念的驱使：一是清廉政府；二是支持西进运动，买下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三是派自己的秘书刘易斯带队去西部远征探察，一直越过落基山脉到达西部太平洋岸边儿。这些都为当时联邦党人所反对，但今天回头去看，这正是美国生存的基础，应该说这种共和理念有点儿战略的意识。
从《独立宣言》到《宪法》正文，再到《人权法案》，这是美国政体在观念上的确立；而从联邦党人执政转到共和党人执政，则是它在实践上的确立。从华盛顿的不连三任到杰弗逊1808年拒绝再次参选，确立了事实上总统一般只连任两届的传统。到1809年麦迪逊获胜上台，美国的政体基本上得以确定。这种政体不仅是分权的，而且首先是共和的，根本上是联邦的。没有共和与联邦的性质，不要说三权，就是两权也分不开。
（二）美国的兴国基础是什么
社会生存的基础是人们要有吃、有喝、有住，满足人们这些需要就得有一定的自然地理条件，人们对这些自然条件的改造和占有就形成了经济。美国的政体确立之后就是经济拓展，而经济拓展就是从土地的扩张开始的。
1.西进扩地图的是啥
共和党的自治理念就是联邦要依靠州，州要依靠老百姓，老百姓要依靠自己劳动，要自给自足。而当时的美国遍地是农民，想让他们能自给自足地生活，首先就必须为他们“提供余裕的养生之地”。为此，杰弗逊鼓励人民向西部开发。从1800年通过的“宅地法”开始，到1803年购买路易斯安那地区，以及1804年派出西部远征探险队，便掀起了一场相当规模的西扩运动。这场运动被历史学家们称为“西进运动”。
1800年的新土地法规定划分320英亩一块出售土地，分期付款，头期只需25%，四年还清。1804年又修改为160英亩一块，买主头款只需80美元就可拥有一个农场。这种半卖半送的优惠政策激起了美国人向西挺进的热潮。1803年4月，美国又以1500万美元从法国人手里买下了整个路易斯安那地区，面积约为215万平方公里。这里的河流水域、肥沃耕地蕴藏着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1803—1806年连续三次派出了以杰弗逊的私人秘书刘易斯以及克拉克、派克等人带领的远征探险队。他们探察了密西西比河的源头，穿过科罗拉多河和落基山脉，收集了俄勒冈地区的大量自然资料和印第安人的情况，并建造了一座克拉特索兹堡。这个堡垒的建成宣告了新生的美国在西岸有了第一个哨卡，是它在西岸的地标。虽然杰弗逊本人曾向西班牙公使保证，这些探索只是为了地理研究之用，别无他意，但后来的发展却证明了这是美国人要求西部主权的基础。当探险队带回大量的丰硕成果时，美国政府的目光已不仅仅放在新进来的肯塔基、田纳西、俄亥俄等州上，而是有更远的西部。此后在1830年杰克逊总统签订《印第安人移民法》，致使得克萨斯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并入，以及1863年林肯总统签署的《宅地法》，规定“只需交纳10美金登记费便可领取160亩的土地”，更是鼓励人们西扩。
这种空间上的向西扩展不仅仅是个地盘问题，重要的是奠定了美国社会发展的基础。西进运动给美国社会带来了至少三大变化。
首先是造就了农业体系的形成及其较快的发展。西进运动吸引了大批农业人口，促使农业资本诸如牲畜、农具、房屋、农作物品种和农田面积的增加，从而使越来越多的农民摆脱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形成了专门或专业性的种植生产。从小麦、玉米等粮食到土豆、黄瓜等蔬菜，从烟草、棉花到肉畜和酿酒等生产都形成了配套的规模。再加上农具技术的革新、耕作方法的改进和运输费用的降低，美国农业生产率显著提高。从西进运动开始，美国此后近40年里农业生产总值都是以平均每年3%以上的速度增长。
其次是带来了运输业的革命。西扩给美国人的生活带来了空间上的扩大，距离上的遥远。人们要交流，货物要交换。运输业的变革有三个方面。一是从小路到大车道的形成。如著名的巴尔的摩大车道，一直通往伊利诺伊州；开斯特大车道能到达匹兹堡；沿莫霍克和杰纳西大车道能到达伊利湖等。二是蒸汽船的出现。从1811年以蒸汽为动力的“新奥尔良号”在匹兹堡下水开始，到1840年已有500多条船在西部水域运行。运送的货物量每十年就增加一倍。三是伊利运河的开凿。这项工程始于1817年，完成于1825年。全长350多英里，从伊利湖畔的布法罗通到哈德逊河畔的奥尔巴尼。伊利运河的开通为美国形成了从大西洋的纽约市到墨西哥湾的新奥尔良市的完备水路。运输的便捷和费用的降低，促进的不只是农业的进步，还有人们生活的改善及道德和心理的发展。
第三是造成了“社会流动性”，使美国人及其社会形成了新的性格。美国人的祖先，不管是来自哪个国度，都是世世代代扎根在同一个乡村中、一块土地上。死守、安分和固执己见是他们的生活惯性。西进这种大规模的迁徙运动，让美国人在获得大片的土地和财富时，也经历了心理上的剧烈冲击。他们不仅摆脱了祖先遗留下来的死守习性，而且打破了祖先遵照多年的等级规矩，从而形成了自愿改变、敢于创新、开放融合等特征。托克维尔曾对此作过描述：“一个美国人在盖房子，可是，没等盖上房盖儿，他就把它卖了。他刚在一个地方落户，一会儿又离开去别处了。美国人的脑子里已没有他们祖先的半点影子，也许没把他们放在心里。”
无边无际的土地空间、自由发展的交流梦想都为美国民族注入了美好信心和乐观精神。从东部阿巴拉契亚一直到西部落基山脉的辽阔景象，让美国人无不野心勃勃，相信靠他们的努力肯定会比他们的祖先过得更富足、更美好。
2.为啥再打英国人
美国人心理上的进步促使他们的外交也强硬起来。1809年，新总统麦迪逊虽然在治国观念上同杰弗逊一样，但在外交上却更强硬。他上台后恢复了同除英法两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贸易，并规定只要这两个国家不改变其可恶政策，就不同它们贸易。麦迪逊的这种强硬态度促使英国软下来签订了令美国满意的协议。但这个协议在送交伦敦后被否决，麦迪逊对此非常气愤，于1811年2月再次宣布与英国停止通商，召回了大使。这实际上是中断了两国的外交关系。
麦迪逊所以这样做，有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看，英国的对美政策不仅打击了美国的商业，而且更重要的是打击了美国的农业。英国在欧洲关闭的美国市场主要是农产品的销售市场。它威胁着美国广大农民及种植园主和牧场主的生存和发展。从政治上看，随着克莱当选为众议院议长，一批年轻的共和党人脱颖而出。他们愤欧强硬，疾呼雄辩，批评自己的前辈杰弗逊的中立和平政策，施压于麦迪逊。联邦党人把这些第二代共和党人称为“鹰派”。鹰派主张必须强硬，在外交失败后，只有战争才能解决问题，才能维护美国的尊严。
当然，这些年轻好战的鹰派不是我们今天头脑简单的“傻愤青”。他们的主战有更深的原因。在西进运动中，土地投机商和一些农民遇到了印第安人的麻烦。按杰弗逊的要求，对于印第安人的地盘，“未经他们本人的同意，决不可从他们手中拿走一英尺土地”。但在实际操作中，美国人强迫和诱骗印第安人，特别是1811年夏天发动了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在鹰派看来，印第安人所以敢于抵抗，是因为在加拿大的英国人在背后支持和怂恿。鹰派主张必须把英国人赶走，让他们永远不再有机会同印第安人勾结。这样对美国人来说，不仅会获得加拿大南部的肥沃领土，而且还会获得东、西佛罗里达的大片土地。说到底，鹰派是为了更多的土地扩张和经济利益。在这种压力下，麦迪逊于1812年6月1日提出对英宣战的要求，国会两院分别于6月4日、6月18日通过。
这次美英之战的时间不长，在1814年12月24日就停火签约。虽然美国没占什么大便宜或者说在军事上根本没有取胜，但这场战争的结果却让美国受益匪浅。一是让英国人看到了美国人强硬的一面，不仅在和约上签字，而且此后逐步撤销了对美贸易的大部分限制。从历史的角度看，英国人对美国人慢慢服气就是从这场战争以后开始的。二是向一些在北美有殖民地的老牌国家显示了美国的军威。特别是杰克逊指挥的新奥尔良战役，打死了英军司令官和两千多士兵，而自己只牺牲了十几人。所以，1818年当杰克逊率领军队进入东、西佛罗里达时无人敢挡。他不仅占领了一些城市，而且废黜了西班牙总督，致使西班牙在1819年不得不把东、西佛罗里达让与美国。三是瓦解和摧毁了印第安人联盟及军事力量，保证了土地的占有和迅速扩张。仅从1816年到1821年间就有印第安纳、密西西比、伊利诺伊、亚拉巴马和密苏里等州先后加入美国。更为重要的是，促进了经济特别是制造业的发展。战时，由于工业品的缺乏，美国制造业迅速崛起，造就了一大批工厂以及相关的生产行业。战后，南部种植园主重新占领了欧洲市场，西部农民也将自己的产品运往海外。土地和资源的占有，农业生产和工业制造的配套，诱惑着无数的男男女女来到美国，涌入西部。这不仅保证了美国政治上的独立，而且保证了美国经济上的独立。共和党人把土地及其农业作为国家发展的基础，把照顾广大的生产阶层当做经济的根基，实乃是老谋深算，迄今还左右着美国的政策走向。
3.为什么会产生“美国体系”与“门罗主义”
经济上的发展必然造成美国社会多方面的变化。首先，美国人在感情上更加统一了自己的民族情结。早年独立革命时，13个殖民地的人民为了自由奋战也拧成了一股绳，具有勇敢、坚强和自立的特征，但现在他们更具有紧密团结起来的共同看得见、摸得着的目标，更具有美利坚人的特色，更具有不同于欧洲那帮兄弟的自由、融合和敢闯的心理。其次，美国社会在结构上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制造业的兴起和商业的大力发展，不仅带来了工厂和公司，而且带来了一批批工人、资本家以及工业集团、商业集团。面对这些美国人心理上和社会结构上的变化，麦迪逊引导共和党人特别是年轻的鹰派不仅要考虑到农民和种植园主、牧场主等的利益，而且要照顾到工人与制造商、贸易商和其他城市集团等的利益。1815年12月5日在给国会的咨文中，麦迪逊提出了一系列促进美国更加紧密团结的原则。这些原则被新一代共和党人的首领克莱取名为“美国体系”。
麦迪逊的原则大致包括：1. 加强国防建设，扩建海军和西点军校，整编民兵；2. 稳定货币和信贷，建立国民银行；3. 保护国内工业，征收联邦贸易关税；4. 加强对国内项目的支持力度，为国内改进工程提供资金。美国体系在制定时基本上着眼于美国国内的情况。随着1820年西班牙和葡萄牙爆发革命，它们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克莱又把支持殖民地独立、泛美贸易等纳入美国体系中。
美国体系的扩展实际促成了美国新外交政策的产生。新政策的核心就是保护新兴独立的民族，防止欧洲列强再在拉美从事殖民活动。正是这一点，使得原来的朋友法国同美国分开了，而原来的敌人英国却和美国走近了。
当美国承认殖民地独立时，英国不吱声，不与这些新的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但在俄国、普鲁士、奥地利和法国等组成反动联盟、压制独立运动时，英国人似乎明白了这个联盟不仅压制自由民主，而且要用殖民主义重新瓜分世界。法国入侵西班牙，觊觎着古巴；奥地利入侵意大利，注视着邻国；俄国正在从太平洋东岸向南扩展。英国如果不与美国联手，那它失去的不仅仅是有利可图的世界市场。1823年，英国外交大臣坎宁正式向美国提出了合作的要求。总统门罗在党内元老杰弗逊和麦迪逊的支持下，接受了英国的建议。于1823年12月2日在国会咨文中，门罗总统正式阐明了美国关于美洲大陆与欧洲列强的关系，强调了新世界与旧世界的不同格局，指出这两个世界是分开的。门罗的主要主张包括：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以及它们之间的战争，不干涉欧洲列强在拉丁美洲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但欧洲列强也不得再在美洲开拓殖民地，任何控制或压迫美洲国家的企图都将被视为对美国的敌对行为，提出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的口号。实际上，这是宣布了美洲属于美国的势力范围。门罗主义在客观上起到了防止已独立的拉美国家再沦为欧洲列强殖民地的作用。
门罗的主张最初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美国慢慢走强，他的思想被冠以“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是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第一个旗帜鲜明的美国主义。它的主旨就是向世界宣布，不能再把西半球视为欧洲征服或殖民的目标。这不仅奠定了美国处理与欧洲各国关系的外交政策的基础，而且也提供了美国解决与美洲各国及它们相互冲突的基本原则。此后的美国执政者们都不断地强化门罗主义。1845年12月2日，波克总统对国会宣布，门罗主义须严格实行。1852年，美国政治家们引述门罗主义以论说将西班牙人强行逐出古巴。1864年至1867年间，拿破仑三世入侵墨西哥并建立傀儡政权，美国宣称此举违反门罗主义。这是门罗主义首次被公开称为“主义”。1870年，格兰特总统广义解释门罗主义，宣称美国不能容忍欧洲各国相互转让其位于美洲的殖民地。1895年，美国国务卿欧恩尼再度广义解释门罗主义，以使美国有权调解发生在南美洲的边界纠纷。1902年12月9日，阿根廷外长发布德拉苟主义，作为门罗主义之扩充，即欧洲列强不可为索债而对美洲国家动武。1904年，罗斯福总统把“罗斯福推论”补充进门罗主义中，确保美国有权介入拉丁美洲。这是对门罗主义最大范围的扩充。肯尼迪总统在1962年8月29日的一次记者会中说道：“自门罗总统发布门罗主义起，其本意即指我们反对外国势力将其势力延伸至西半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现今发生于古巴之事，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断贸易往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成立美洲国家组织，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努力并专注于此。”在今天，门罗主义虽然经常被抨击为“孤立主义”或“霸权主义”，但它已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基准，逐步为其他国家所接受。
“美国体系”与“门罗主义”都是为了保护美国自身产生的。美国体系是着重国内的建设，而门罗主义则是着重国际事务。
4.为什么会产生多党
1819年，美国经济开始走向了危机。首先是美国对欧洲出口的农产品，特别是小麦、棉花和面粉的出口量急剧下降，接着是纺织品市场的缩小。物价惨跌，棉花每磅低于10美分。农场主眼看着自己的土地被拍卖；工厂主无力还贷而破产。仅东部就有50万人失业。美国人第一次经历这种萧条，感到既恐惧又神秘。开始，许多人都向上帝求救，认为这是神在惩罚他们，惩罚他们那些奢侈、投机和贪婪的罪恶。但是，后来他们慢慢地明白了这并不是超自然的现象，而是人为的结果，是那些“没有灵魂”的人、公司和政客们带来的恶果，是那些不合理的政策被坏人利用了的结果。所以，作为受害严重的小业主、农民、工人等普通人开始关注政治问题，特别是关注国内改进、银行调控以及进出口关税等政策制定等，并自愿在各种观点中进行比较，从而对单一的政党观念发生动摇，承认政党对立和政治冲突是必要合理的。
然而，新的多党派形成的直接原因是由于1824年总统选举时共和党发生的分裂。当时的政坛是共和党独霸，参选的四位候选人都是共和党人，只是观点相左罢了。亚当斯是国家主义者，克莱是“美国体系”拥护者，克劳福德是南部种植园主、州权派的代表，杰克逊则反对联邦集权，代表新开发的西部。初选结果没有人获得半数以上票，只得由众议院来选择。由于克莱在众议院有较深的影响力，他支持亚当斯，致使初选中票最多的杰克逊败北。杰克逊立即声称这是一桩营私舞弊事件。此后，他和克劳福德一起指责亚当斯政府背叛了人民，严厉地批评亚当斯政府的执政纲领。亚当斯任命克莱为国务卿，两人都主张联邦集权，认为宪法赋予联邦政府充分的权力来领导公共事业，包括调拨联邦资金资助国内改进工程项目，把出售土地的收入用于修筑道路和开凿运河，建立公立大学等。这在克劳福德看来是“违宪的理论”，在杰克逊看来是在建立“寡头政治”。后来，克劳福德的大部分支持者转向了杰克逊。杰克逊把南部和西部的种植园主、农场主、小业主、农民和工人都争取过来了。他把1828年的选举说成“普通人政治”与“寡头政治”的争夺。作为回击，亚当斯和克莱则把杰克逊说成是毫无经验、蛊惑人心的政治骗子。这种相互对立和攻击让共和党四分五裂，从而造就了多党平分天下的局面。
以杰克逊和范布伦为代表的民主党主要是受种植园主、农场主、小业主、农民和工人支持，集中在南部和西部。他们主张联邦政府权力有限论，增强州权，要求自由贸易政策，维护奴隶制。以克莱和韦伯斯特为代表的国民共和党主要受工商业资本阶层、企业主和城市资产阶层支持，集中在东部和北部。他们主张大联邦政府论，削弱州权，要求保护关税，反对奴隶制。这两党的对峙实际上是早年以杰弗逊为代表的共和党与以汉密尔顿为代表的联邦党的再现。在这两党对立的中间又出现了第三党即反共济会党。该党集中在东部沿岸的乡村，尤其是新英格兰地区的农村。反共济会党的起因是共济会一名成员的失踪。1826年，一位叫摩根的工人不见了，大家都认为是被共济会给暗杀了，原因是他要泄漏共济会的秘密。更加激起民愤的是共济会的大佬们极力阻挡对此事的调查。最后形成了一场反对大佬们担任政府公职的运动，该党由此诞生。反共济会党的特点是主张民主，反对特权阶层。1831年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提名沃特为总统候选人。
新政党的对立格局带来了新变化。各党都极力使自己的政治纲领符合普通百姓的要求，明显的表现是对选举制度的改革。首先，取消了对选举权的财产限制，给予所有成年男子选举权。其次，总统候选人的选择要经过全国代表大会。1824年以前，无论是联邦党还是共和党都是在党团秘密会议上确认候选人。改成全国大会提名就是让普通人有了发言权。相应地，各州也把由立法机构确认选举团成员改为由选民选举。再次，把过去专挑有素质的文官制度改为普通人谋职的民主制度。正是在这种新的民主气氛下，参选的人数不断增加。到1828年杰克逊当选时，56%成年白人男子参选，是1824年的两倍多。更重要的是，由于秘密提名的废止，越来越多的人在投票时更加独立，更加看重自己的选择而不是别人的影响。不管是政客们的宣传，还是达官显贵的表白，平民百姓要自己说了算。杰克逊所以能当选，就在于他符合了普通人的心理要求。他本人就是没有受过正规教育、家庭贫寒的普通人。他的竞选口号就是反对政府腐败和特权，要把特权阶层赶下台。杰克逊的当选不仅证明了普通人的升迁，而且证明了多党制才能开辟从小农村木屋到首都白宫的通道。
杰克逊是第一位“普通人”总统。由于这一点，他在1832年的选举中连任成功。反对他的人团结一起成立了辉格党。辉格党本是17世纪由英国的一批议员组成的，当年以反对詹姆斯公爵继承王位及君主专制著称。美国的辉格党反对总统专断，主张国会立法权高于总统执法权，认为只有国会而非总统才能代表美国人民，才能反映人民的意愿。他们强调联邦政府的主导作用，主张保护关税促进工业化，通过银行、工厂、企业和兴建铁路等来发展经济。但由于没完全把握普通人的要求，所以在1836年的大选中仍败给了杰克逊的好友范布伦。但范布伦的政治运气不佳，上台后的1837年就赶上了美国第二次大萧条。虽然他和民主党极力调整，出现了短期的复苏，但到1839年还是导致了经济危机。农产品价格暴跌，工厂关闭，失业人数猛增。辉格党抓住普通百姓的心理，就此下手，一方面攻击范布伦及民主党不顾普通百姓的死活，只保护自己少数人的政策；另一方面把自己说成是普通百姓的代表，特意把该党候选人哈里森打扮成一位简朴的老农民。甚至当民主党攻击哈里森只满足一间小木屋和一桶苹果酒时，辉格党立即把小木屋和苹果酒桶作为他们党的象征，并自豪他们都是从这种背景中长大的，一定能代表普通百姓的利益。1840年，辉格党大胜，平稳地取代了执政12年的民主党。
历史学家们常把1840年的大选当成美国政党制度形成的标志，因为不仅选民和候选人都能对政府权力作出自己的判断和平衡，而且每个州都有了各党的政治组织。
如果说土地的扩展和注重农业是当年美国经济兴起的基础，那么，多党政治制度的形成就是美国政治发展的基础。经济和政治的进展一定会引起观念上的变革，如何溶解和整合这些不同的观念则是美国此后发展的关键。
（三）美国的治国原则是什么
在辉格党执政后，68岁的哈里森刚就职总统一个月就去世了。对辉格党来说更为不幸的是，继任的泰勒是一位同情南部种植园主、支持奴隶制的弗吉尼亚的贵族。奴隶制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政治和文化上的观念问题。美国人感到不仅领导人、政党需要更换，而且他们自己的观念也需要更换。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美国人看到了自己的生活受上帝保护，诞生了自由的教会、文明的公益机构和公正政府的阳光一面。但经过战乱和内斗倾轧，他们也看到了尔虞我诈、贪污腐败的阴暗一面。特别是在这个道义上信奉个人自由和生而平等的国家里却存在着不平等的奴隶制。越来越多的人，包括一些奴隶主都为这种明显自相矛盾的怪象而苦恼：既然奴隶制不平等，可它为什么还继续存在呢？
1.奴隶制的实质是什么
奴隶制是殖民地的产物。但在美国独立后不久，北部各州就废除了奴隶制。华盛顿和杰弗逊等南部领导人也批评过奴隶制，但在1831年8月特纳领导的奴隶暴动失败后，批评奴隶制的南部人士不是被迫沉默，就是被放逐。
南部所以会这么固守奴隶制，主要原因在于四点：一是经济上的原因。奴隶的存在给南方带来丰厚的利润。南方主要从事种植业，需要大量的农业劳动力。奴隶主就是种植园主，采用压榨奴隶的手段来牟取暴利。二是心理上的原因。在南方白人看来，黑人天生好吃懒做，不可教化。奴隶制是控制黑人，防止暴乱，维持白人纯洁和安全的必要手段。对于拥有奴隶的白人来说，这是一种社会地位的象征；对于没有奴隶的白人来说，这是他们优越于黑人的保证。当时一位南方贫民解释说：“如果黑人都自由了，那他们就会认为同我一样了。”三是南方的人种学和医学家们找到了黑人机体上的根据，认为黑人“大脑中的兽性部分超过了理性部分”。四是宗教上的理由。认为黑人是迦南的后裔，迦南在《圣经》中是被诅咒的最卑贱的奴仆。
奴隶制的存在虽然始于经济利益，但在北方及一些开明人士的强大压力下不仅不走弱，反而变本加厉，这显然涉及美国政治和文化观念问题了，涉及重新对《独立宣言》、《宪法》的理解，涉及对什么是人、国家及政府的重新理解。这就是为什么南方不允许讨论奴隶制，南方奴隶主对道德上的谴责极为恼火。为此问题不仅南北方的政党发生分裂，而且南北方的教会也发生分裂。卫斯里教派于1844年分裂，浸礼会于1845年分裂。在奴隶制问题上美国人经历的分裂，是他们开启融合心理的第一次磨炼。假如没有关于奴隶制的争斗，也许今天的美国就和欧洲一样不会包容各个种族。
2.废奴争论为什么会转成自治之争
随着1845年民主党的波尔克上台，南北方在废奴问题上的对抗尖锐起来。波尔克出生于北卡罗来纳，后移居田纳西。作为种植园主，他是典型的南部人。他曾警告北方人：“如果废奴，合众国定会瓦解。”但他也知道要增强南方的实力，除了制定低关税政策、限制联邦权力外，必须通过地理上的扩展来增加蓄奴州。在他的操作下，1846年美墨战争打响。不久，北方人看明白了，特别是马萨诸塞州议会1847年宣布，这个仗是“根据总统的命令不合宪法地”打起来的，其目的是“扩展奴隶制”。由此在新获得的土地上要不要禁止奴隶制就成为当时的一个争论焦点。以宾夕法尼亚人威尔英特为代表的北方人，提出不得在新州土地上存有奴隶制的议案，并由众议院通过。而南方人则宣称，新领地是所有各州的共同财产，国会无权剥夺任何州的公民带着自己的财产，包括奴隶在内西迁的权利。新领地必须向奴隶制开放，否则，南部有正当的理由脱离联邦。在这种对峙中，出现了调和的理论即人民主权论。它主张让领地内实际居住的人民自己决定奴隶制问题。这种观点既可让南部人看到奴隶制的出路，也可让北部人觉得建成自由州的希望。1849年11月，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人制定了禁止奴隶制的州宪法。这时，南部人反过劲儿来开始翻脸，谴责支持自治的总统泰勒是背叛分子。南北双方都召开州议会和群众大会，纷纷发表决议和声明，分裂的气氛增强。
面对这种分裂的危机，1850年1月，“美国体系”的拥护者克莱提出了一个妥协案，即接受加利福尼亚为自由州，而新墨西哥州则不对奴隶制限制，国会无权干预州际奴隶交易等。这个议案摆平了南北政治家们的争斗，在泰勒的继任者菲尔莫尔的协调下于1850年9月通过。菲尔莫尔总统在12月向国会宣称，“它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其实，这都是政治家们暂时的利益安慰，人们在心理和观念上的冲突远没解决。妥协案通过不到两年，斯托发表了《汤姆叔叔的小屋》。它代表奴隶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呼吁。在1852年3月出版单行本后，不到一年就卖掉30万册。后又被改编成各种舞台剧本。人们对奴隶制的反感与忍让的矛盾仍然威胁着国家的和平统一。林肯在南北战争之前写给南方人斯蒂芬斯的信里说得很明白，“你认为奴隶制是对的，应该扩展，我们却认为它是错的，应该限制。我想这就是矛盾的关键所在”。之所以有对错之分，是因为在人们的心里存在着不同的标准，脑袋里有不同的观念。
3.争的还是立国观念
从杰克逊总统开始的“普通人政治”时期，到南北战争爆发时的30多年间，美国移民大量增加，其人口从1286万上升到3144万。在一些大城市如芝加哥、纽约、圣路易斯等外来移民都超过了本土出生的美国人。大部分移民都来自欧洲。他们的到来不仅增加了劳动力的数量，而且带来了自己的不同文化。由此产生了本土主义对外来文化的反抗运动。
本土主义的反抗有其经济、政治和文化等社会原因。
首先，有人担心外来的人会带来血统上的“杂种”，特别是担心来自爱尔兰南部的凯尔特人，会污染原来的以盎格鲁—撒克逊人为主的美国民族血统。他们批评爱尔兰和德意志移民的氏族观念和旧有的风俗习惯，指责欧洲各国政府有意输出“不良分子”。
其次，有人担心外来的人会成为经济上的竞争者，使工资降低，特别是新来的爱尔兰人愿意接受较低的工资，很快取代了原来一直在工厂工作的本土人。
再次，有人担心外来的人会形成新的政治力量。在许多州都允许这些外来的人在归化之前就可以参加投票。这些移民有自己的要求，政客们也会利用他们。
最重要的动因还是反天主教的情结。美国本土人，特别是那些新教徒反天主教的情结根深蒂固。他们认为天主教是欧洲暴政的主使，是自由和民主的敌人。他们担心天主教会侵占世俗权力，把外来的人看做是教皇派来的消灭新教的代理人。
本土主义的排外情绪在19世纪50年代中期达到高峰。他们组成了全国性的组织，号称“星条旗团”。由于其成员誓死不向外人泄密，又被称为“一无所知派”。这个组织没有党派界限，许多辉格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废奴主义者也加入其中。他们掌握了一些州议会，选出了许多州长。特别是1856年他们组成了新的“美国党”，提出了自己的总统候选人。
但是，这种只保护自己新教、反对外来天主教的排外做法很快遭到了反对。特别是当该党的北部领袖，要求该党坚持反对奴隶制扩展的立场时，美国党自身就分裂了，很快就失去了号召力。本土主义运动在关于奴隶制的争论中消散了。
本土主义的排外情绪为什么会被熔化呢？当然有外来移民的自身努力，也有美国党的分裂。但是，更重要的，这种排外情绪本身就是对他们自己追求的观念的否定。本土主义者们忘记了自己为什么要建立这样的国家，为什么形成这样的民族，什么是美国不同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地方。如果美国不保护人人平等和信仰自由，那它和它所反对的那个大英帝国还有区别吗？如果美国只保护新教、压制天主教，那它同欧洲的教会还有什么差别吗？如果美国人连自家兄弟都不能接受，那他们同欧洲的各民族还有什么不同呢？
本土主义的排外运动以及美国党的分裂，对于美国人重新思考自己追求的观念是极好的契机。如果真想坚持《独立宣言》中的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观念，那当然不管早来的还是新来的，不论信新教的还是信天主教的，都要平等对待。可这种平等发展下去必然会涉及黑白种族的平等问题，必然涉及奴隶制问题。奴隶制问题不是一个简单的肤色之争，而是反映着如何看待美国立足的“人”的根本点。正是这个根本点才让奴隶制问题再一次引起争论，以至升级到白热化状态，从而导致南北的内战。
在纠正本土主义的排外情绪中，美国人明白了，作为一个新民族，自己的优点正是这种不同种族的混合性。北方人由于较开放的平等观念，接纳和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移民，特别是天主教徒。北方不仅在人口数量上超过了南方，而且在经济发展上也占据了优势。主要的工业、商业、国贸和金融及铁路业等都集中在北方。尤其是制造业和钢铁冶炼业都集中在北方的新英格兰、大西洋中部和五大湖等地区。这时，南方的一些政客鼓动说，南方的种植农业经济已被北方人，特别是为主宰华盛顿和纽约等工业城市的政客、企业主、商人和银行家们所操纵。北方人随意压低价格，左右金融市场，不断地把南方的财富套取到自己的腰包。许多南方人，尤其是农场主和种植园主都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看到南方的棉花是用北方的轧棉机轧的，南方开垦土地的机械是北方造的，南方人铺的地毯是北方人制的，连他们的妻子用的镜子也是北方生产的。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破坏了南北双方相互信赖的关系，再加上加利福尼亚洲作为自由州被接纳，破坏了参议院内南北之间的平衡。南北之间的危机日益加重，最后在如何组建“内布拉斯加领地”问题上公开分裂。
1854年1月，面对如何把密苏里、衣阿华和明尼苏达等州以西的地区组建为“内布拉斯加领地”问题，参议员道格拉斯提出了由人民自决的方式来解决奴隶制问题的方案。民主党人皮尔斯总统为了保持联邦以及自己党的统一，于1854年5月签署了这个法案，即著名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个法案是一种调和，一签署就遭到了南北双方的激烈反对。南方人重新坚持奴隶制是符合宪法的，因为根据宪法，各州仍保留各自的主权。如果必要，各州可以脱离出去。北方人则认为，不仅奴隶制不应存在和扩展，而且各州不能因为取消奴隶制脱离联邦。北方人不分党派示威游行，其中最激进的就是民主党人。民主党在众议院中以南北画线，形成了分裂局面。如果说此前由于奴隶制的争论已使辉格党分裂，那么这次争斗又给执政的民主党带来了分化。
1856年，布坎南趁机采取调和妥协手段当选总统。他是一位性情温和的宾夕法尼亚人。他看到了奴隶制问题的不可调和性，所以他经常采取回避的态度。但是，光靠掩盖是不行的。他尚未卸任，南卡罗来纳州就提出退出联邦。一个月后，有6个州退出。由此导致了全体内阁成员的集体辞职。布坎南已无能为力，民主党同辉格党、美国党的下场一样，注定败落，因为反对奴隶制的人已开始重新组成了一个更强大的党。
4.南北方对抗的结果
早在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之前，反对此案的部分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在威斯康辛州就组成了一个新的联合党。在皮尔斯总统签署该案后的两个星期，这个新党的地方组织在杰克逊市召开会议，明确提出“共和党”的名称。他们之所以采用“共和党”这个称呼，就是要坚持1776年《独立宣言》的理念，强调自由的劳动权利，自由的雇佣制度，反对贵族政治及腐败。他们的口号就是“自由土地，自由劳动，自由做人”。共和党兴起的动机就是决心把奴隶制遏制在已存州内，不让其扩展。参加的人既有辉格党员，也有民主党员，还有一些其他组织如“一无所知派”和自由土地党人等。他们虽然政见不一，但都共同反对奴隶制。在这些人中，有一位早在1837年就向伊利诺伊州议会提出奴隶制既不正义也不合理的辉格党人，叫林肯。他在1858年伊利诺伊州参议员竞选中明确提出，“奴隶制必须予以制止，否则，必然导致国家分裂”。他的对手是民主党人道格拉斯，主张奴隶制问题应由领地内的人来决定。林肯揭露了对手的这种观点“掩盖了想扩张奴隶制的热情，强化了自由原则的敌人，致使许多我们中间善良的人们怀疑和批评《独立宣言》的自由原则”。林肯同时也表明了为了联邦的统一，为了国家的整体经济发展，在已存奴隶制的州内，其制度不应受到干扰的观点。这就是著名的林肯与道格拉斯辩论。
林肯的观点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形成了共和党的基本原则。他以压倒性的票数于1859年当选为总统。但是，南方人早已料到这种结果。在选举结果一揭晓，南卡罗来纳州于12月20日就一致通过了脱离联邦的决议案。到2月底，南方就有7个州宣布脱离联邦，并在亚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召开代表大会，组成了新政府，成立美利坚联众国。
在林肯来到华盛顿就职时，南方已举办完了他们的总统戴维斯的就职仪式。针对南方的分离行为，林肯明确宣布，分离决议及公告“在法律上是无效的”，是“无政府主义的”。面对这种分离局面，林肯极力协调和劝说南方人不要破坏联邦的统一。他明确表示，只要不脱离联邦，奴隶制问题可以再协商和妥协。但是，南方分离主义者心情急切，于1860年4月12日凌晨在南卡罗来纳的帕尔梅托向联邦军发动进攻，炮击40多小时，重创没有准备的联邦军队，由此开始了南北战争。
5.整合的战略
战争开始时，双方都认为自己会迅速取得胜利。北方人认为自己的优势较多。一是人口众多且素质高，南方人主要是农业人口。二是经济实力雄厚，北方集中了全国4/5的制造业、2/3的铁路业、3/4的财富，并拥有制造战争武器的工厂。三是正义在手，是为维护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而战，而南方的分裂不得人心。所以，南方人坚持不了多久就会战败。南方人认为，虽然人口少，但他们有较多的优秀军事将领；虽然经济总量不如北方，但他们握有产品之王即棉花，能影响美国经济和世界经济，能获得英、法等国的国际支持；虽然分离是他们先提出的，但这并未违反人民的意愿，而正是为早期独立革命的民族自决权和自由权的奋斗。应该说，在战争初期南方的优势是明显的。但南方人忘记了，在民族自决权和自由权中是不应该保有奴隶制的。所以，不管他们奋斗的信念有多么神圣，终究会失去越来越多心灵的支持。正是依据对这种社会心理的把握，北方在林肯总统的领导下击败了南方。美国不仅避免了国家的分裂，而且整合了关于国家政府及其权力的本质观念。
这个整合过程大体上经过了五步。
第一步宣明联邦的基础是统一。在南方军炮击联邦军之后，林肯及一些政治家们为了避免相互残杀，做了许多的妥协努力。甚至为了保持联邦的统一，林肯退让到了可以保留奴隶制的程度。因为在林肯看来，国父们创立的这个联邦政体只有是统一的，才能担负和实现它的使命。所以，林肯明确宣告，南方少数派的分离不仅在法律上无效，而且是无政府、无联邦的行为，是对国父们建立的国家的背叛。维护联邦统一的观念和口号虽然不能让南方人放下武器，但却让他们发生自身分裂，在心理上引起难以平复的冲突。著名的南方司令李将军曾对人说，“我不能举起手来反对我的家乡、我的孩子，但站在反对我的北部或说我的国家一边，又意味着对我的合众国军队是忘恩负义”。
第二步宣告真正的统一必须解放黑人。作为总统，林肯早已看到要立即实行黑白平等，不仅会让对立面的民主党人抓住把柄，而且会让留在联邦内的蓄奴州认为他们是被出卖了。林肯正是基于这一点才对奴隶制做了妥协，为了联邦的统一可以保有奴隶制。但是，开战以后，联邦就遇到了如何对待奴隶逃亡的问题。如果战争的目的不是解放黑人，那么就应该把逃过来的奴隶送回去。可这样做，与共和党反奴隶制的理念是相悖的。另一方面，如果真把奴隶送回南方，一定会增强南方的力量。当时有很多北方将领建议林肯，这些黑奴是潜在的同盟者，应招募他们加入联邦军队。但要招收黑人士兵，就得先解决黑人的身份问题，黑人不能以奴隶的身份在联邦军队中服役。坚定的废奴主义者极力劝说林肯，奴隶制已经引起了战争，如果不彻底消灭它，即使南方战败，他们还是要分离，还是要为奴隶制重新开战的。要真正地维护联邦的统一，必须彻底解放黑人。1862年9月23日林肯发表了《解放宣言》。他避开烦琐的司法程序，直接向报界宣明，“自1863年1月1日起，凡届时尚在反叛的各州境内的所有奴隶将一律获得解放”。
《解放宣言》改变了战争的意义。联邦军不仅是维护统一的军队，也成了黑人自由的解放军。内战将会变成一场关于人的解放的深刻社会革命。黑人的解放带来了对北方有利的变化。其一是联邦军有了新的兵源。1863年，马萨诸塞州带头招募黑人，组建了著名的第五十四、五十五两个军团。到战争结束时，服过役的黑人达19万人之多。其二是让英国人不能支持南方阻拦北方人的反击。当时南方已派人同英国人接触。英国也想获得南方的棉花，同南方直接自由贸易，夺得北方人的发货和贸易权。但是，对黑人的解放让大多数英国人觉得北方人的战争目的比较高尚，致使英国政府不敢公开支持南方。
第三步实行经济国家主义，调动群众积极性。南方发起内战对于联邦来说是措手不及的。林肯知道要想取胜，联邦政府必须依靠人民。为了号召人民支持政府，林肯提出了许多办法。一是赠地予民。在1862年5月20日批准颁布了《宅地法》，鼓励凡已成年未反叛联邦的合法公民，从1863年1月1日起只需交纳10美元登记费便可领取160英亩的国有土地。如在此地上耕种5年后便可拥有该地的所有权。此法极大地调动了北部、西部，甚至是南部人民的积极性，获得了人民对联邦的支持。二是实行战时征税、举债和发行纸币政策。征税就是加大税收力度和广度，规定800美元以上的收入征所得税，这是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此税。举债就是发行公债，当时有名的是“五年二十年公债”运动。发行货币就是以政府名义发行纸币作为偿还的法定货币。1862年通过的允许发行“绿背钞票”货币法，1863年通过的国民银行法，都是把资本投资同联邦债券连在一起的经济国家主义的做法。这种做法固然带来了诸多的投机心理，但奠定了北方胜利的物质基础。
第四步调动一切社会力量，特别是充分发挥妇女的作用。战争无疑是双方的力量比拼，但这力量不仅是军事力量，在僵持中往往是社会的力量更重要。在战争初期，虽然南方占有优势，但北方充分调动全社会力量，不仅仅是解放了黑人，而且欢迎新移民，其人数超过了战前的数量。尤其是妇女不仅担负了那些上战场的男人的工作，而且第一次走进政府工作。当时光财政部就雇用了470多名妇女。在军队医院和兵营里到处可以见到妇女的身影。林肯总统非常关心妇女的工作，亲自过问并解决裁缝女工的待遇问题。可以说，没有全社会、特别是妇女的努力，联邦是很难取胜的。
第五步重申立国原则，揭示政府的本质在于“民”。正是在扭转南北双方力量对比的过程中，林肯看到了联邦增长的优势同国父们建国的原则分不开，要靠这个原则，才能解放黑人，把人民紧密地连在一起。1863年11月，在葛底斯堡烈士公墓落成典礼时，林肯发表了著名的讲话，明确地指出，“八十七年前，我们的先父们在这块土地上建立了一个新国家，它坚持奉行生而自由、人人平等的观念。……我们要使这些死者不能白白牺牲，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福佑下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这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永远不会从地球上消失”。
林肯的这个讲话之所以著名，就在于它触及了美国政府的存在根本。美国的力量来源于人民的自由和平等，联邦政府的本质就是“民”。正如历史学家威尔所说：“林肯在人们的心中注入了新的观念。他们走了，走在一片新天之下，从山坡上蜿蜒的公墓中，走进了一个新的美国。林肯革新了这场革命的概念，他在人们的心中树立的那个全新的历史概念将永远改变他们的未来。”这个讲话真的像穿透乌云的阳光，照亮了全国人民的心。从这儿以后，北方士气高涨，联邦军节节胜利。在南部，1863年12月谢尔曼将军率领部队在夺取了亚特兰大后进入海滨城市萨凡纳。在中西部，格兰特将军一路高歌，占据了密西西比一带的重要城镇。1864年4月，格兰特和谢尔曼在里士满会师。1865年4月，南方被迫投降。至此，历时四年的内战宣告结束。
6.融解的原则
战争结束了奴隶制和政治分裂的局面，但是，整个国家不仅在经济上处于分离状态，而且在精神上和心理上也处于分裂状态。要恢复南北的真正统一，联邦政府采取了宽容扶持的原则。
首先，坚持对战败者宽容的原则。所谓宽容就是不计较过去，着眼现在，注重表现，悔过从宽。林肯宣布，对于支持南方的人，只要他们宣誓忠于联邦政府，就一律宽恕。早在战争结束前，林肯的宽恕原则就已实行了。1863年12月，他以总统公告的形式提出了重新接纳南方各州的方案。1864年，田纳西、路易斯安那和阿肯色等州据此重新组建。在林肯死后，继任者约翰逊奉行了这一原则，于1864年5月又发布了总统公告，只要南方人宣誓忠于宪法和联邦法律，都一律大赦，并可以领回除了奴隶和被没收的财产以外其余一切财产。
其次，实行以南方为重点的重振经济政策。由于战场大都在南方，战后南方农村一片焦土，工业一片瘫痪，城市一片废墟，生活一片凄凉。为了消除这种混乱状况，联邦政府于1865年3月成立了难民、自由民和无主土地局。该局不仅负责给南方黑人、而且还负责给南方贫穷白人送去了医药、种子和口粮，帮助人们获得土地。1865年12月成立了重建委员会，为南方经济的快速恢复制定和实行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再次，强化政治上平权的原则。黑人虽然获得了自由，可以拥有财产，合法结婚，但在政治上仍被另眼相看。特别是南方一些州制定了《黑人法典》，规定黑人不能与白人结婚、不能与白人平等生活等。为了消除这种对黑人的歧视，国会于1866年2月通过了对黑人作为自由民的保护法；4月又通过了对自由民的公民权的全面保护法。由于该法案给黑人同白人一样的公民权利和保护，所以被称为著名的《民权法案》。为了让这个法案不受最高法院复审的否定，能成为联邦法律，国会特意对《宪法》进行了修正。1866年6月19日，国会通过了一项专门保障自由民公民权利的宪法修正案，“凡在合众国生长或归化而受其管辖之人，皆为合众国及其居住州的公民。任何一州不得制定或实行限制公民的特权或豁免权的任何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紧接着不到三年，国会又通过了修正案，明确规定了“合众国公民的选举权，不得因种族、肤色或以前是奴隶而被合众国或任何一州加以拒绝或限制”。这就是著名的专门保护黑人权利的第十四、十五条宪法修正案。
法律上承认黑人的公民权及选举权，表明美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在其整体观念上超越了欧洲白人、亚洲黄人和非洲黑人的单一种族。只有当他们能把不同于自己肤色的人看做平等的兄弟时，美利坚民族及其精神才真正诞生。所以，美国的治国原则，一方面是“民有、民治、民享”；另一方面作为这个“民”的白人、黄人、黑人必须一律平等。因为这才体现了《独立宣言》中的生而自由、人人平等的真正意义。正是在这种精神的指导下，南方各州的法律才比以前有较大进步。例如，规定州承担社会服务事业、建立公立学校、设立穷人和残疾人的福利机构、扩大妇女权利等。在这一系列的观念整合和变化之后，美国不仅顺利地实现了战后重建计划，而且开创了工业大发展时期，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的转变。这就是著名的“工业强进时期”。
（四）美国的强国核心是什么
作为一个国家，要使自身强壮起来，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南北战争前，美国基本上处于农业社会状态，即使北方的工业已开始扎根，但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农业和乡村。内战过程中的观念整合，不仅仅是政治观念的变化，带来了黑人的解放，而且也是经济观念的转变，形成了以经济工业化为核心、带动社会城市化的强国观念。这个强进工业的过程大约是从内战后一直到19世纪末，经常被历史学家们称为“镀金时代”。
1.美国人为什么崇拜“铁马”
共和党人执政的政府，早在战时就通过了关税保护法，削弱了外国工业的竞争力，建立了支持本土工业的全国性银行系统。战后为了重建，约翰逊政府更是下大力气支持企业家、工厂主和资本家抓住时机发展本土工业。特别是在格兰特执政期间，为发展国内经济和兴起工业，1872年，国会废除了战时所得税，使关税率大幅上升，保护和促进了美国本土工业的强进发展。
工业强进的基础是铁路，联邦政府特别地支持了铁路业的发展。对铁路业的修建，联邦政府不仅提供贷款补助，而且赠予土地。政府规定，在平地每铺设1英里轨道可得贷款16000美元，在高地可得32000美元，在山区则可得48000美元。除此之外，每修建1英里铁路，可免费获地6400英亩。在这些极为优惠的政策鼓励下，当时出现了两条横贯东西的大铁路竞相争建的局面。一条是从加州向东的中央太平洋铁路，另一条是向西横穿平原的联合太平洋铁路。中央太平洋铁路铺设了689英里，联合太平洋铁路铺设了1089英里。这两条大动脉在犹他州奥格登的西北的隆起点会合，于1869年5月通车。至此，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只需一个星期。从1865年至1875年的十年间，美国铺设了40000多英里的铁路。铁路的发展开辟了边远西部、西南部的农业、牧业和运输业等发展的新局面，奠定了工业强进的基础，特别是刺激了冶炼钢铁等重工业的发展。美国人当年把这铁路叫“铁马”，这个名字就是美国那个健强年代的象征。
要促进自己工业的发展，必须根据自己的特殊条件把生产与消费、原料加工与市场开发结合起来。与欧洲不同，美国的工厂、资源与市场三者相互联系并不紧密，为此需要强有力的交通运输业的首先发展。在美国强进工业的过程中，铁路业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主宰着美国人当年的幻想，决定着他们的政治、经济和生活的希望。当时有位叫伦纳德的诗人写了部名为《火车头——上帝》的作品，可见美国人那时对这匹“铁马”是多么崇拜。
2.整体格局为什么重要
整体格局就是必须注重南北方的共同发展。在1872年的大选中，本来民主党候选人占有优势，最后却是共和党人海斯当选，其主要原因是海斯提出了新南部的兴建政策、可以与南部妥协和允许他们地方自治等，获得了支持。
地方自治在当时不仅意味着联邦军要撤走，而且重要的是要支持一系列南方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建立新工业的举措。这些发展措施包括修筑密西西比河大堤，控制洪水泛滥，疏通港口河流，修建桥梁、铁路和公共设施等。海斯不仅让南方得到了诸多拨款，而且支持在南方修建一条通往太平洋的铁路。1881年上台的加菲尔德总统及继任者阿瑟都继续了共和党的新南方政策。1884年虽然是民主党人克里夫兰上台，但他进一步调整了有利于南方的税收政策，要求把南方的一些产品诸如木材、铁、亚麻等列为免税品。这些优惠政策都极大地促进了南方经济的发展。
新南方的梦想就是要建设一个像北方一样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社会。但要改变旧南方的社会风俗和经济现状，并非易事。为此，除了联邦政府的支持外，州政府也下大力气，从基础资源和能源方面给予政策上的优惠和指导。首先，他们以赠予和低价的方式引资到土地上。南方各州都不同程度地制定了工业用地的优惠政策，让工业资本家、金融投机商和商业经营者相当容易地获得了面积庞大的土地和资源。佛罗里达州拿出的土地面积比公共领地还多上百万英亩；得克萨斯州给出的土地面积大于印第安纳州。1877年，南方五州还废除了关于保留自耕农宅地的法律。此后十年，南方共献出了600多万英亩的土地。其次，加强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建设。南方不仅加大公路的铺筑，而且加大了铁路的建设。在1880—1890年间，铁路里程数从16000多英里增加到39000多英里，比同期全国铁路里程数增加率高50%。再次，大力开发工业基础资源。运输渠道的畅通，使得南方的矿藏资源得以开发，尤其是田纳西、弗吉尼亚和亚拉巴马三州铁矿资源开发较快。在1876—1901年间，南方生铁增加了16倍，比全国同期高9倍。亚拉巴马州有丰富的铁、煤和石灰石等矿产，且彼此毗邻，便于冶炼。到1898年，它的最大城市伯明翰已是全国最大的生铁输出地，居世界第三位。其他如木材、煤炭、石油等燃料产品和硫、矾土、磷酸盐石、锰等矿产品的产量也惊人地猛增。
新南方兴于新工业，新工业造就了南方的新时代。北卡人杜克本是一位普通人，1865年他只有两头骡子和一驮烟草。但到了1889年，他的公司生产着全国半数的纸烟。当然，新南方的真正象征还是棉织厂。棉纺工业的创建者们掀起了一场“棉织厂运动”。从1880年到1900年，南方棉织厂的投资金额增加了6倍。南方工业的兴起，平衡了与北方经济发展的关系。南方工业的大部分产品是棉纱、蔗糖、稻米、烟酒、肥料、松脂、木材等半成品，它们都是在原料产地附近进行粗加工的，既节省人工成本，又节省运输费用，给南方带来了较大的利润；尔后在北方进行的成品加工，又给北方带来巨大的利润。这样，初步形成了南北方的原料与加工、生产与消费、流通与市场以及农业与工业整体格局的循环系统。
试想一下，如果没有南北方的统一，如果没有南方在整体格局上的发展，美国就不会形成统一的经济循环系统，那么，北方的工业品、北方的工业设备卖给谁呢？美国会有真正的工业强进吗？如果没有强进的工业，美国会走向世界吗？
3.为什么要与印第安人和解
除了南方的调整外，强进工业中的美国还重点强化了西部。如果说南方遇到了黑白人问题，那么西部则遇到了印第安人与白人问题。在1865年，美国还有30多万印第安人，其中2/3居住在西部平原上。他们反对白人入侵，认为自己是平原的主人。此前，联邦政府采取的是集中政策，劝说酋长们把部落成员限制在白人保证不侵犯的地区。但是，白人食言了。不仅如此，联邦政府的政客们偏袒白人一方，要求把印第安人撵走，以便腾出地方供交通运输和开采开拓之用。联邦政府于1865年计划修筑一条横贯东西的铁路，这样会破坏印第安人最喜欢的狩猎场地。所以，印第安人起来反抗，爆发了著名的苏人战争。1866年12月，苏人武士在卡尼要塞附近伏击歼灭了费尔曼上尉率领的一支82人的队伍，这迫使联邦政府重新考虑对印第安人的政策。1867年秋，派出由四名文官和三名将领组成的和平委员会去谈判，用“保留地”取代过去的“集中地”政策。达科他领地的黑山地区将拨给北部诸部落，俄克拉何马的西部土地将分给西南部的平原印第安人。但是，联邦政府再一次失信，1875年允许数以万计的淘金者涌入黑山地区。当地的印第安人又起来反抗，1876年6月25日歼灭了卡斯特军官指挥的另一支265人的部队。在联邦军队的追剿下，1881年，印第安人被迫求和。1887年，道斯法令授权解散保留地，将其划成小块分给个人。凡接受分地的印第安人，按规定可成为美国公民。
联邦政府对印第安人的政策虽有许多安抚内容，但也剥夺了他们一些公民的权利。留在保留地的印第安人受到监视，经常被以不良的部落习惯和风俗而扣发应得的物品。在精神上他们也常受到迫害，他们喜爱的“太阳舞”被当做异端行为被禁止。同黑人问题相比，印第安人的问题不是解放，只是一种权宜的和解。为了巩固这种和解的局面，迅速开发西部，联邦政府加快了西部农业产业化的步伐。
1862年通过了免费宅地政策；1873年通过了《育林法》，规定宅地获得者只要四年内在40英亩土地上植林，便可再分到160英亩土地；1877年通过了《沙荒地法》，规定凡能在三年内灌溉土地并能支付现金者，可以每亩25美分的价格获得640英亩土地；1878年通过了《木材石料法》，规定任何公民和提出申请入籍的侨民都可按每亩2.5美元的价格购买160亩用于木材石料的土地。1889年开放了俄克拉何马的200万英亩土地；1893年又开放了切罗基出口处的600万英亩土地。这些土地政策，直接导致了美国农场数从1860年的200万个上升到1900年的573万个。
获得土地是西部新农场发展的基础，但新农场之新在于它的工业化。1877年，印第安人奥里佛设计了新式的冷硬铸铁犁和光面犁壁，使得耕地翻土的效率得到极大的提高。在一些大农场中，一台拖拉机可拖三张犁，一天作业面积可达50英亩。1880年采用了机械化的绕捆机，提高了收割的效率。1884年研制出了吹送机，用以推垛麦草。此后，又造出了昆士粉碎机。西部最典型的机械化表现在小麦的生产上。从耕种、收割、加工到储藏和搬运都实现了机械化。过去一个农民用旧方法只能种7.5亩地，而机械化后他能耕种135亩地。西部的工业化还表现在种子培育和栽培等方面。1880年前后，许多农场都注重实地良种培育和栽培技术的提高，同时也引进了国外的优秀品种和技术。
西部的工业化不仅把人从单调乏味的苦力中解放出来，而且为人们开辟了更加广阔的田园般的生活前景。这就是后来许多作家们笔下的“农业乐园”。在这一望无边的乐园里，广袤的土地与诚实的劳动带来了美国人的美好生活，所以当时就有人说，西部是国家复兴的真正源泉，是实现民主和平等的理想乐土。
4.强进工业就是强进大企业
南方和西部的工业化奠定了美国整体工业经济的基础，南方是加工业、原料业，西部是农业、林业和畜牧业等，缺一不可。但如果工业化仅仅是原料加工化和农业产业化，美国自身还不能强健起来。美国强进工业的关键是在平衡经济链的同时，大力促进大企业的发展，强进工业就是促进工业核心企业的发展。
内战结束后，美国工业虽有些发展，但就其整体而言，还落后于英国、法国和德国。1865年，美国是第二流的工业国。可30年后，美国就跃居首位，其制造品产值几乎等于以上三国产值的总和。美国产值增长如此之快，应归功于大企业的领头。
首先是铁路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战后美国共有铁路5.3万英里，到19世纪90年代末已接近20万英里，超过了整个欧洲的总里程。在这其间，美国人又统一了轨距，改造了机车，真正使铁路业成为拉动整个经济的铁马。
美国铁路的兴建虽然主要靠私人兴办，但从联邦到州及县的各级政府都大力支持。国家共调拨了1.75亿英亩公共土地给铁路，各州还提供了490万英亩土地，其中许多是免费赠送的。铁路公司不仅从出售赠地中获得现金，而且为自己发行债券提供了信用和保证。联邦政府先后给六家铁路公司发放了6500万美元贷款。各州政府也纷纷给铁路公司提供信用和资助。各城镇及乡村还通过购买债权的赞助方式来支持铁路的发展。
铁路业发展的最大成就是促进了自身作为大企业的形成。起初，铁路公司遍地都是，平均每家公司经营40英里左右。仅在南方就有400多家。但随着全国铁路网的形成，许多公司都被兼并了。1890年，由73家公司合并成了宾夕法尼亚铁路公司。到1906年，全国2/3的铁路仅属于7家公司。这些公司的任何一家，就其管理的人数、掌握的资金及设置的机构都超过了政府的一些部门，包括邮政部等。
铁路大企业的发展给美国经济至少带来了三方面的改变。一是促进了交通业及通信业的发展。铁路网的形成把东西两大洋、南端墨西哥湾和北方五大湖区连接起来。货物的不断周转促进了公路和水路的发展。铁路网还提供了更加便捷的邮政网络，提供了电报、电话业的协助。到1900年，铁路大企业几乎操纵了国内运输航线，火车站通常也成了城市的新枢纽。二是带动了其他企业的发展。铁路的铁轨、机车和所需动力等消费都极大地促进了冶炼、钢铁、煤炭和燃油等企业的发展。不仅如此，铁轨转为钢轨，铁路实行技术设施现代化，双轨及阻塞信号、自动挂钩、空气制动器等安全措施标准化，甚至包括1883年美国铁路协会把大陆划分为四个时区，1886年统一轨距等，都促进了其他企业技术的提高。三是变革了经营管理的观念。传统的商业公司一般是在一个区域内专营单一的项目，并由业主或家庭成员进行管理。但铁路大企业出现后，公司业务如此复杂，规模如此庞大，资本如此巨多，不论是业主及家庭成员，还是投资银行家均无法单独管理。铁路公司公开招聘专业管理人员、专职经理来管理。录用的依据不是家庭出身和财富，而是才能和经验。管理权同所有权分开了，经理们成了有影响的决策者，企业有了真正鲜活的管理机制。正是这种两权分开式的管理模式，形成了美国经营管理上最强有力的组织制度。
其次是钢铁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美国钢铁业的形成与发展虽然借助了不少欧洲的经验和技术，但主要还是靠自己的努力。早在1844年，美国人就发现密执安州马科特山脉蕴藏着纯铁矿。1866年，美国支持了肯塔基州凯利炼钢法的专利权。1867年，美国第一批商用钢轨轧制成功，当年生产了1643吨钢锭。1868年发现了明尼苏达州佛米利恩复矿山脉，此后开发了美诺米尼、戈吉比克和美萨比三个矿山。到1897年，美国能生产钢锭715.6万吨左右。30年间，美国钢铁业的发展达到惊人的程度。
在美国钢铁业的发展中最有影响力的是卡耐基和摩根两人。
卡耐基是移民，1835年出生在苏格兰贫穷家庭，13岁时来美国，1859年任宾夕法尼亚铁路匹兹堡管理局局长。内战开始后，他参加了保卫北方铁路和桥梁的一系列行动，极大地帮助了林肯总统。正是在这样的经历中，他悟出了钢铁的重要性。1872年，他在孟农加希拉河畔建造了钢厂。1875年，轧制出第一根钢轨。1881年，成立卡耐基兄弟公司，生产的钢铁量占全美总量的1/7。后又收购了霍姆斯特德工厂和狄克仙钢铁公司，改名为卡耐基钢铁公司。1898年，美西战争爆发，钢铁的需求量猛增，这引起了华尔街大亨摩根的极大兴趣。
摩根，1837年出生在美国康涅狄格州首府哈特福德一个富有的商人家庭。1892年，他撮合了爱迪生通用电力公司与汤姆森·休斯顿电力公司合并成为通用电气公司。在出资成立了联邦钢铁公司后，他想要统一美国的钢铁业。他用近5亿美元买下卡耐基钢铁公司，终于在1901年把各大钢铁公司组成一个大企业，这就是著名的美国钢铁公司。新公司的资本总额达15亿美元，生意总额占全国的3/5。公司规模之大，令当时人们咋舌。幽默作家邓思对此作了描述：摩根召来一名工作人员，对他说“从现金机里取些零钱，去替我把欧洲买下。再打电话给沙皇、教皇、苏丹和威廉皇帝，告知他们，过了下星期就不用他们为我们干事了，照付给他们一年的工资”。企业之大，简直是富可敌国。
再次是石油大企业的形成和发展。1859年，德洛克在宾夕法尼亚洲打出了第一口油井，不仅开启了美国石油工业的大门，也标志着现代石油工业的开始。到19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的石油公司已达16500家。无序的生产和供给很快就远远超过了需求。由于技术条件的限制，加上高昂的铁路运输成本和石油售价的大幅波动，到1870年，石油消费占美国能源构成不足百分之一。把石油业拯救出来的是洛克菲勒。他在美国石油业开创中的作用，如同卡耐基在钢铁业发展中的作用一样。不同的是，洛克菲勒不善言语，是一个虔诚的浸礼会教徒。这种信仰决定了他在经营中注重改进产品质量，反对浪费。他所注意的浪费状况：一是供过于求的乱开采；二是相互残杀的价格战。1870年1月，洛克菲勒与另外四位股东联手成立了当时美国最大的炼油公司即标准石油公司。之所以取名为“标准”，是因为洛克菲勒认为，当时炼制的煤油质量差别太大，要满足市场的需求，必须使煤油质量标准化。标准石油公司的理念非常清晰，“要想在混乱的竞争中崛起，唯一的方法就是与竞争者协作，或者同竞争者兼并。如果一味地互相残杀，那都将在残酷的竞争中消亡”。19世纪70年代末，洛克菲勒又创立了“卡特尔同盟”，由40家主要炼油厂组成。1881年，该同盟进一步扩大，控制了美国90%的炼油厂以及石油运输业，美国的石油价格已经完全由标准石油公司决定。
石油大企业的另一大贡献是改变了企业的管理方式。1882年，洛克菲勒创建了世界第一家托拉斯即标准石油托拉斯，以高度集中联合的形式组成一个综合性企业集团，并把总管理处迁到纽约。1888年，公司开始进入上游生产，收购油田，从而实现了统一购买原油、统一提炼、统一销售、统一输送等纵向一体化。到1890年，标准石油公司成为美国最大的原油生产商，垄断了美国95%的炼油能力、90%的输油能力、25%的原油产量。
石油托拉斯的形成使得激烈动荡的油价相对稳定了下来，稳定的石油价格使美国石油工业获得了稳定的增长，内外市场都得到了巩固，从而也使石油工业从一个冒险家的行业转变成了有系统组织的产业。石油托拉斯出现后，“托拉斯现象”在工业企业界开始流行。尤其是一些提炼业和农产品生产行业都效仿成立托拉斯，出现了许多一体化的企业，支配着各自的工业部门达数十年之久。
第四是以电技术为核心的新型大企业的诞生。美国工业大企业的发展不仅仅靠的是产品改造、市场改善、经营方式改变等手段，更为关键的是靠新技术的发明。授予发明人的专利权，在19世纪50年代每年不足2000项，而到70年代每年超过13000项，八九十年代则每年超过21000项。在这其中，有两项技术发明构成了美国新工业企业的核心要素。
一是电话的发明。电话的发明要归功于贝尔。贝尔原是苏格兰人，生于1847年，24岁时移居美国。1876年3月10日，贝尔通过送话机传递了第一句清晰的句子。1877年，第一份用电话发出的新闻电讯稿被发送到波士顿《世界报》，标志着电话为公众所采用。1878年，贝尔电话公司正式成立。1885年，在贝尔的领导下，改名为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到1900年，该公司已成为操纵整个电话电报系统的控股公司，拥有35家子公司，资本达2.5亿美元。
二是电力的发明。虽然1752年富兰克林做了著名的费城实验，他用风筝将“天电”引了下来，但用电发光、发力则出现在美国强进工业的过程中。1876年，爱迪生在新泽西创建了发明工厂；1877年他发明了留声机；1879年，他制造出了白炽电灯，并在摩根的支持下，建立了爱迪生照明公司；1892年，爱迪生公司和汤姆森·休斯顿电气公司合并，创立通用电气公司。但是，爱迪生使用的是直流电。为了把电流转化为机械动力，必须研制出交流电发动机。1888年，来自于前南斯拉夫克罗地亚的移民尼古拉·特斯拉发明了这种交流电发电机。随即这项发明权被西屋电气公司购买。1890年，西屋电气公司建立了第一条交流输电线路；1895年，在尼亚加拉瀑布安装了第一台水轮发电机，使得该发电站至今仍是世界著名水电站之一；1900年，该公司又制造出第一台汽轮发电机。
除此之外，特斯拉还于1897年使马可尼的“无线传讯”理论成为现实。1898年，他又发明无线电遥控技术并取得专利。1899年，他发明了X光摄影技术。此外，他还发明了收音机、雷达、传真机、真空管、霓虹光管等。这些电技术的发现和发明，以及由此形成和发展出的电气电力大企业，不仅为当时仍以蒸汽和水力作为主要动力的美国工厂带来了新的活力，而且预示了美国在20世纪的世界地位。
5.怎样保证廉政服务
美国的工业强进速度所以如此之快，除了良好的政策指导和技术发明引导外，还在于廉政服务的保证。美国人能明白这一点，是因为他们在这方面曾经吃过苦头，付出了代价的。
借助内战胜利的余威和工业的兴起，共和党在1868年大选中连胜。新总统格兰特军人出身，本应快刀斩乱麻清除腐败。但他缺少政治经验，致使腐败现象猖獗，且把他也拉下了水。
1869年，格兰特的朋友菲斯克和古尔德与他的小舅子考宾勾结，企图操控纽约证券市场上的黄金生意。他们知道格兰特不会抛售政府的黄金，遂使黄金价格高得离奇。由于许多交易必须以黄金交割，股市及商界陷入一片恐慌之中。最后，形势逼迫格兰特不得不决定，政府抛售价值400万美元的黄金来打破垄断的阴谋，致使黄金的市场价格一落千丈，于9月24日黄金市场崩溃，许多投资商宣告破产。但主犯菲斯克和古尔德与考宾早已脱身，没有受到应有的处罚。这就是著名的“黑色星期五”。
执法的犯法，立法的也犯法。1872年秋，新闻媒体揭露了一些国会议员接受铁路公司的贿赂股票。国会拨给了这家铁路公司大约2300万美元。这个案子后来涉及了副总统。
在州政府里腐败现象也很严重。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帮助黑人的土地委员会，最后竟成了把州的资金转到掌权人私人账户的机构。佛罗里达州仅仅印刷费一项在1869年就超过了该州政府在1860年的全部行政开支。路易斯安那州更为嚣张，气得当时的州长沃莫斯都说，“这里人人道德败坏，贪污腐败成风”。
到格兰特1873年再度连任时，腐败现象日益加重。他的内阁成员中就有五名被揭露出来。最声名狼藉的是陆军部长贝尔纳普，他曾在印第安领地哨所接受过商人的贿赂。格兰特的私人秘书巴布克尔也卷进了腐败案中。
腐败破坏了经济的平等竞争，带来了工业的困境。最先受“黑色星期五”影响的是纽约金融业。1873年9月，许多银行和投资公司关闭。接着是企业倒闭。最后导致农产品的价格跌入低谷。社会的一片萧条景象折腾得格兰特总统也焦头烂额。面对这种困境，政客们和广大民众达成共识，光靠总统个人及其指令无法遏制腐败，必须改革现行的文官制度。
文官制度就是如何选拔文职官员即现今叫做公务员的制度。在1828年以前，总统任命官员都比较自觉，注重个人品行和能力。从客观上看，政府的权力和规模比较小，也轻易不会出现腐败。但是，1828年杰克逊上台后提倡“政党分位制”，即获胜总统把政府的职位分给自己所属的党派及其亲信。这种制度随着政府的扩大早已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腐败，尤其是随着政府加大对工业支持的力度，其弊端日益显露。
1867年，议员詹克斯提出改革议案，采用考试录用制。1871年，成立了第一个文官制度改革委员会，作为政府的独立机构。1872年，该委员会制定了文官录用的基本规则。1877年，共和党人海斯上台后积极支持文官制度的改革，不仅派人到英国考察学习文官制度，而且任命伊顿主持文官制度的改革。伊顿同舒尔茨、谢尔曼等人在内政部和财政部首开考试录用公务员的先例。1881年，共和党继续执政，加菲尔德总统加大此项改革的力度。以柯蒂斯为首的改革家们成立了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加菲尔德总统遇刺后，他的继任者阿瑟更加坚定。阿瑟曾对国会说，“文官制度的改革运动不应该再推迟”。在他的努力下，1883年，国会通过了《调整与改革文官制度的方案》，这就是著名的“彭德尔顿法”。法案包括文官即公务员必须公开考试竞选，择优录取；成立三人的文官委员会，其中一人不得与总统同党；文官不得参与党派活动，也不得因党派关系被免职；统一文官体系，实行职业保险等。这个法案的通过，极大地遏制了政府的腐败之风。此举应是阿瑟政府的最重要的成就。由此开创的廉政服务，保证了经济发展免受外部行政的干扰和侵害。
6.怎样培养社会理性与良心
工业大企业的强势带来了美国经济的极大发展，但那些联合、控股及托拉斯等竞争行为又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首先是道德信用的败落。相互欺骗，尔虞我诈，在当时的商业竞争中相当普遍，尤其在铁路行业中更突出。1885年，有位经理甚至在参院作证时公开说：“铁路公司经理们进行诈骗和舞弊不足为奇。为了争取到大宗的托运订单，不惜给托运人巨额的回扣，而在没有竞争对手的线路上又猛宰顾客。”钢铁和石油公司以及电气公司的合并也无处不渗透着欺诈。卡耐基被摩根挤出钢铁业，威斯汀豪斯脱离西屋电气公司等，都说明诚信这个商业繁荣的第一要素在受到破坏。为了获得经济上的最大利益，经营者们不在乎出卖自己的诚实和信义。
其次是垄断盘剥的兴起。托拉斯这种垄断形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公众的猜疑。托拉斯的英文是“Trust”，本是托管之意。但在美国大企业吞并中，则指由董事会对所有公司资本股票进行管理的企业垄断形式，原始股东只有分利权而无管理权。托拉斯以规模庞大、资本雄厚的优势，轻易吞吃小公司和企业，不仅损害了小企业主、小资本家和商人的利益，而且也损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标准石油公司不仅通过控股托拉斯左右着那些小公司的生产、运输和销售，而且垄断了市场，从中赚取超额利润。
第三是分配不公的扩大。内战前美国百万富翁寥寥无几，但在1892年的调查中已出现了4047名百万富翁。其中有84人经营农业和牧业，其余的都是以工业、石油、贸易和铁路业为经营对象的非农业资本家，都是从剥削工人的活劳动上获利的。更为可气的是，这个新兴阶层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仅无视社会不平等的分化现象，而且叫喊贫民窟和道德败落等现象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他们涉足立法，勾结官员，左右政党，反对政府出面调解和解决不公平现象。他们大力鼓吹民主就是股票所有，自由就是财产的私有使用，把平等作为牟利的机会，把进步和文明等同于经济的增长和资本的增多。
这些社会问题表明，强进工业固然推动了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消极的东西，牺牲了人性，把人当成了动物，把社会变成了自然丛林。为此，美国社会各界作出了认真的反省和纠正。
首先，建制理性法律，加强行政监督。为了有效地制止欺诈行为，联邦和州政府成立了专门委员会进行监管，并令其私人资产必须接受公众的监控。1869年，马萨诸塞州设立了专门监督铁路公司的委员会，以调查人们对它们的抱怨。此后许多州都仿效马州。中西部的一些州更坚决，对公司、尤其是大公司的不良行为及违法者直接提出法律诉讼。最高法院在1877年裁决芒恩与伊利诺伊州案时，明确指出“私人资产必须接受公众的监控”。1884年的共和党竞选纲领也明确宣称，“政府整顿公司的做法是明智和有益的”。民主党人克里夫兰上台后，坚决推行廉政文官制度，反对官商勾结。随后，国会又以绝对多数通过了州际商务法，1887年2月4日经克里夫兰总统签字生效。该法严厉禁止商业欺诈行为，特别是禁止铁路公司为了收取高运费而联营，命令它们必须公布运费，要求价格必须“公平合理”。
其次，反对大托拉斯，打破行业垄断。大企业固然是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但凭借大来吃小，它就必然会把经济发展中的阳光遮蔽住而使其越来越黑。站起来反抗的不只是小企业主、小商人和小资本家，还有广大的工人、农民及消费者。这种情绪的普遍化使得1888年的总统竞选，所有参选政党都把反托拉斯作为竞选政纲内容之一。同年，俄亥俄州参议员谢尔曼提出了反垄断法案。共和党人哈里森1889年上台后积极支持该法案，1890年7月2日该案正式成为法律。这就是著名的《谢尔曼反垄断法》。它规定“一切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组成的联合企业，其目的在于限制州之间或对外商业贸易活动者，均属违法”。该法还明确指出了任何人、任何与他人的联合独占或企图独占的做法都属犯罪，并规定了相应处罚。1892年，俄亥俄州法院责令标准石油公司废除1882年签订的托拉斯协议。1898年、1899年最高法院先后详解了联合的违反性，“凡属为了规定价格或分配市场而组成的企业间的联合均属违反谢尔曼法”。至此，为企业的联合划定了一条红线。
第三，建立劳工组织，掀起工人运动。为了追逐更大的利润，资本家会毫不吝啬地把大笔钱投放到机器设备上，但对工人这个活劳动却能挤就挤、能榨则榨。工人不仅工作条件恶劣，而且每天工作都在十小时以上。资本家还绞尽脑汁，用一些新移民和新手以低廉的工资来挤对在岗工人，破坏工人的团结，以便更多地盘剥这个活劳动力。为了维护自身利益，工人们联合起来，建立了自己的组织。其中，有三个影响比较大的工会。一是1866年成立的全国劳工联盟。它把工人组织起来，坚决要求实行8小时工作制。联邦政府于1869年通过了有关8小时工作制的法律。1871年，该联盟组成了全国劳工改革党，并参加了1872年的选举。二是1869年成立的劳动骑士团。它的特点是团结所有劳工，不分肤色、种族、籍贯、行业等，只禁止赌徒、律师、医生、酒贩等少数人参加。它不仅要求缩短工时，还要求男女同工同酬，反对童工与囚劳制度。最高峰时会员达70万人。三是1871年成立的美国劳工联合会。它是按行业组织工人。各行业工会有很大的自主权，包括自己管理工会事务和自行决定罢工等。与前两个组织不同，劳联提倡和鼓励工人罢工，并把罢工作为同资方谈判的合理手段。劳联的会员达百万之多。在组织工人抗争运动中最高潮的一年是1886年。这年5月1日以芝加哥为中心，劳联发动了罢工，全美共有30多万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工人的权利，改善劳动条件，实行8小时工作制。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镇压，开枪打死二人，事态扩大。5月4日，工人再次抗议。由于有人投炸弹，导致警察再次开枪，共有4位工人、7位警察死亡。此事影响到国际上，这就是“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
第四，建立农业协会，维护农民权益。为了强进工业，美国采取了保护关税政策，但这却使农民生活和农业每况愈下。农民的苦楚在于，一方面不得不在一个受保护的工业市场上购买昂贵的农业机械等工业品，另一方面又被迫在一个不受保护的国际市场上出售自己的农产品。他们没有免受其害的措施，又不能控制产量，只能眼瞅着自己的产品价格不断下降。1870年至1873年间，棉花每磅只售15美分，此后又不断下降，最低跌至5.8美分。堪萨斯州的玉米跌至10美分，根本不够成本，气得农民把玉米当做燃料烧掉。农民的状况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1867年，明尼苏达州农民出身、华盛顿政府雇员凯利深感对农民不公，创立了农民协进会。它的主旨就是要帮助农民讨回不公，提出反对抵押贷款制度、反对垄断资本的暴政等口号，要求公平的立法，保护农民免受高利贷者、银行和铁路公司的盘剥，制定客货运输合理的最高收费额。随后，该会在中西部开展了一系列政治活动，迫使伊利诺伊、威斯康星和衣阿华3个州政府制定了对铁路和谷物堆栈的管制法令。农协创办了购销合作社、加工储藏合作社、银行信用社和制造合作社等。到1875年，协会已遍布全国，会员达150多万人。
农协掀起的是一场运动。它之后农民组织相继诞生。1877年，得克萨斯州的农民成立了全国农民联盟。后来该联盟在马库内的带领下迅速壮大，在全国建立了数以百计的商店、仓库、加工厂和销售部等。农盟还要求建立一种政府仓库，即农民可储存农作物作为贷款担保，待到最佳时机上市出售。这就是著名的“马库内国库制”。1890年，农盟又提出废除国民银行、征收政府公务员所得税、降低关税、直选参议员等。除此之外，还成立了全国有色人种农民联盟、劳动骑士团等组织。农民组织遍布全国，前所未有。在南部，农民协会选出了四名州长，控制了八个州议会；在西部，农民组织了第三党，仅在堪萨斯州就选出了五名众议员、一名参议员。这些农民原来都是支持共和党的，1890年上台的共和党人哈里森也明白农民的重要性，所以他不仅促使反垄断法通过，而且在麦金利关税法中对农民予以照顾，特别是对美国糖类等作物的种植给予补贴，以保护农民生活和农业发展。
农民维权运动表明了一种国家理性、单一的自由市场经济不能很好地解决工业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必须负起社会调整和平衡的责任。这就是为什么民主党人克里夫兰不仅在1884年大选中获胜、结束了共和党长达25年的执政历史，而且又在1892年大选中再次获胜的原因。
第五，展开社会批评，培养公正心理。贫富分化及工人、农民的悲惨状况必然激起社会有识之士的批评。他们反驳了那种适者生存、致富必然牺牲人性、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论证了社会良心道德和公正心理在经济发展中的价值根据，呼吁政府和社会各界采取扶贫措施帮助穷人。主要代表人物有沃德、乔治、贝拉米、詹姆士等人。
沃德于1883年撰写了长达1400页的《动态社会学》，批评和揭露了斯宾塞的社会生物学观点。斯宾塞是英国哲学和社会学家，他把达尔文的自然淘汰观点用于社会生活，认为生存竞争是天经地义的，“适者生存”是人类进步的原则，反对社会福利和国家计划。他声称国家政府如果为贫穷者而干预经济运行，势必阻碍社会的发展。从1851年他出版《社会静力学》到1903年逝世，斯宾塞的著作在美国已销售了几十万册。不仅腰缠万贯的新富阶层给自己的巨大财富找到了理论根据，对其大力宣扬，就是靠工资收入的教授、牧师及其他知识分子也为斯宾塞的思想所吸引。在这帮“吃着白食”的学人们看来，新贵阶层的出现和贫富两极的分化都是平等竞争的自然产物，自然淘汰就是要从人群中挑出有能力的精英。这些精英的工资优厚，生活富裕，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连一向主持公正的最高法院也改变了观点，认为斯宾塞的理论符合美国的道德标准，甚至把《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中的“正当法律程序”条款解释为对企业法人利益的保护，宣称政府采取干预措施是违宪的。
就是在这样理论跑偏的情况下，沃德站出来，对斯宾塞及精英们的“丛林规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还原了人的本性。首先，他指出人与动物是不同的。熊有利爪，而人有智慧。达尔文的定律只支配着前者，不适合后者，因为人用智慧改造了经济环境。人所以为人，因为人是用智慧来挑选自然而不是靠自然来选择。其次，他指出正因为人可以挑选，社会才能够减少自然竞争的浪费和破坏，才能高于动物界，而这就需要政府的干预和管理。再次，他提出政府干预和管理的重要方面就是发展教育和社会福利，以加强对人的培养和关照，从而真正发展人的社会。由此，沃德成为美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
乔治于1879年写了《进步与贫困》，对土地投机、垄断与贫困进行了揭露，“财富都是劳动在土地上创造出来的，资本不过是劳动成本的剩余价值”。在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所以会造成贫富的巨大差别，既是分配不均也是投机行为所致。他预见“只要现代进步所带来的财富只是为个人积累巨大财产，增加奢侈，使富裕之家和贫困之家的差距更加悬殊，那么进步就不是真正的进步，它也难以持久”。他明确要求，政府必须对这种不平等现象进行干预和管理，否则的话，“把理论上人人平等的政治制度建筑在非常显著的社会不平等状况之上，等于把金字塔倒立起来”。乔治也因此成为美国最有创见的经济学家之一。
贝拉米于1888年出版了《回顾》。此书所以名为“回顾”，是在于作者用倒叙的手法，从公元前2000年的集体化社会回顾到19世纪80年代蒙昧时期。他揭露了美国社会的不平等现象，即劳动者担负社会全部的担子，还得忍饥挨饿，而富有的阶级游手好闲却过着奢侈铺张的生活，个个肠肥脑满，珠光宝气。贝拉米指出19世纪纯粹是竞争、自私和“适者生存”的年代。这些本能的表现必然被20世纪的国有化、联合化所取代，美国会变成一个合作式联邦，一切按劳分配，个人富裕取代了社会贫困，每个人都有职业，尽可能照顾到个人的选择和才能。贝拉米的设想虽然涂上了不少理想的色彩，但终归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良心要求。贝拉米也成为美国著名的政治文学家。
詹姆士于1880年发表了《心理学原理》、1897年发表了《信仰意志》，此后又发表了《对人类本性的研究》等著作，分析和解释了人与动物不同的内心世界和冲突，从而揭示了人的精神生活是不能等同于生物活动、不能用生物学来解答的。他还特别指出了人所以同动物不一样，根本上是人有宗教信仰的“超越性价值”。人的这种巨大潜能尚待开发，只有很少一部分为人所利用。这个超信仰的东西会帮人们变得更丰富和美好。詹姆士也成为美国著名的哲学和心理学家。
沃德是从社会学，乔治是从经济学，贝拉米是从政治文学，詹姆士是从哲学和心理学角度进行了分析，他们共同揭露了“丛林规则”的片面性、非人性。理论上的批评唤醒了知识分子、尤其是文学艺术家们的社会良心。1886年，美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马克·吐温发表长篇小说《哈克贝里·费恩历险记》，通过白人小孩哈克跟逃亡黑奴吉姆结伴在密西西比河流浪的故事，不仅批判了封建家庭的野蛮，揭露私刑的残酷性，而且讽刺了宗教的虚伪愚昧，主张不分种族人人都享有自由的权利。1893年，他又发表《傻瓜威尔逊》，以深沉、辛辣的笔调讽刺和揭露了投机、拜金狂热的社会现实与惨无人道的种族歧视。1890年，里斯发表了揭露贫民窟的《其他一半人怎样生活》，轰动全国。同年，麦卡里斯特发表了《我所发现的社会》，对纽约社会名流的奢侈生活作了揭露，其中提到一场舞会竟耗费36万多美元。1896年，著名的现实主义小说家豪厄尔斯对贫民窟作了形象的描述，“一旦身临其境，臭气扑鼻而来，历历在目的是疲尽的母亲，肮脏的婴儿，丑巫的老妇，颓塌的姑娘”。1881年，亨利·詹姆士发表了《贵妇人的画像》，1903年又发表了《大使们》，都揭露了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困扰和奸诈。1900年，西奥多·德莱塞发表了《嘉莉妹妹》。它通过描写一位农村姑娘进城谋生，被迫沦为酒店老板的情妇，以及后来又成为走红的名演员的悲惨遭遇和心灵痛苦情形，更加深刻地揭露了社会的非人性现象。
第六，唤醒社会良知，康复平民社会。同一片蓝天，同样的人群，同样的兄弟姐妹，竟然生活在如此不同的世界里。这种社会的不平等激起了整个社会的良心反省。通俗地说，良心就是人确认自己高于动物的那种优质心性。所谓优质，就是指这种心性不是由本能欲望支配，也不是迫于外力包括法律的惩处，而是受制于自己内心里对做人原则及其理解如何。社会良心就是社会心理对社会高于动物界的那种人类性质的认知弘扬。人是什么、人的社会与动物界究竟有什么不同、人怎样在现实贫富分化中做一个真正的人等，都是当时力求从世人的良知上提出的探寻。这种探寻的主要表现是教会良心的复兴和妇女运动的兴起。
在19世纪70年代之前，宗教界也认为贫民窟、两极分化、萧条和失业是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受苦受难是人类的命运。社会的不良不公现象与宗教和灵魂无关，宗教灵魂的得救是通过个人与罪恶和良心进行搏斗实现的，而不是通过社会福利和社会改进取得的。这种对普通百姓苦难生活缺乏同情的宗教及其教会，显然泯灭了它对人的良知。19世纪70年代后，宗教界开始反思自身，掀起了教会复兴运动。1875年，德怀特·慕迪与作曲人兼唱诗者艾拉·桑基开始在美国带领复兴运动。他们关注贫穷人的生活，编辑了数本广受欢迎的福音赞美诗。慕迪将复兴讲演和赞美诗集所得的许多收入用于慈善事业。在1879年和1881年，他分别开办了北田女子神学院和黑门山男子学校。他于1889年创建的芝加哥圣经学院，后来改名为慕迪圣经学院。教会复兴还创建了许多关心贫民、号召社会改革的新教派。19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初出现的五旬节派、千禧年派、基督精神疗法派、救世军派、基督教青年会等，都非常关心劳苦大众，深入贫民区，向穷人传福音，分发救济品，兴建低廉的旅馆公寓，组建底层人的文化娱乐中心。
天主教也发生了改变。美国天主教改变了欧洲教会脱离普通群众的做法，特别是在1880年后更成了贫穷工人和新移民等普通人的教会。美国天主教会关心穷人的社会问题，甚至在1887年说服正在罗马准备就任主教的詹姆斯·基本斯在罗马教廷前捍卫美国劳工事业。1891年5月，教皇通喻《新事物》就是对天主教会及教徒新社会观念的认可。在1880年至1900年的20年内，美国的天主教徒从600万猛增至1000多万。
更重要的是唤醒一批新教教士开始对自己信奉的教义重新加以解释，予以新意。这些教士被人们称为“社会福音派”。起初，他们只是对社会惨状作些道德上的批评，对劳工斗争作些精神支持。后来，他们则转到教义本身的现实意义上，号召教友们在变革、斗争和改良中善行。1885年，斯特朗牧师发表了《我们的国家》，被称为社会福音运动中的《汤姆叔叔的小屋》。1886年，格拉琴牧师发表了《应用基督教》，提倡关注世俗，关心普通百姓的疾苦。到19世纪末，整个美国新教都受到了社会福音派的影响，以至对20世纪美国社会的平权运动、新经济政策等都产生了久远的影响。
人类自身本性及其观念的觉醒，带来了对妇女处境的反省。如果说对黑人的不平等只是在他们的肤色上，而对妇女的歧视则是处处可见。从政治上的无选举权，到经济上的被剥削、文化上的受虐待，广大妇女生活在男权压迫之下。随着社会良心被唤醒，社会各界逐渐打破男性中心的种种规矩和限制。1882年，创立了女校友联合会。1890年，正式成立了美国妇女选举权全国协会。这个协会由斯坦顿与安东尼于1869年建立的全国妇女选举权协会，与斯通后来创立的美国妇女选举权协会合并而成。此后，妇女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正式开展起来。到1900年，美国已有一些州给予了妇女选举权。1898年，吉尔曼出版了《妇女与经济》，这本著作被美国女权主义者视为女权运动的“圣经”。它披露了美国女性如何依赖男性而生存的事实，指出要想作为一个人来生活，女性必须摆脱极其低下的地位。19世纪末，美国兴起的妇女运动及其新观念，预示了20世纪第二波、第三波妇女解放运动的出现。
由于有了这些社会良心与公正群体心理的觉醒，社会上兴起了公益事业，贫民区社会福利机构相继建立。1886年，纽约率先建立了专门负责穷人事务的福利机构，此后各大城市相继建立了一系列帮助穷人的福利机构。这些机构包括托儿所、幼儿园、活动室、图书馆和讲习班。尤其是1889年亚当斯在芝加哥建立的赫尔会馆，宗旨就是“与穷人同甘共苦”。
伴随着公共福利工作的开展，各城市政府也开始了市政改革。1880年之后，改革市政的团体如好城市俱乐部、改革委员会等不断涌现。比较著名的有1881年成立的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提倡对所雇人员进行考核。此后又相继建立了改进市政的专门委员会。还有1894年成立的全国城市联盟，它在两年内发展了200多个分部会员。著名的代表是底特律市长平格里、特莱多市长琼斯、克里夫兰市长约翰逊等，他们都大力倡导保护工人利益、公共事业城市所有化、失业救济、8小时工作制和最低工资额等。这些举措和做法都平衡了当时的社会矛盾，缩小了贫富两极的差距。
当然，贫富两极分化有外在的原因，也有内在的原因，即存在着内在的个人素质的差别。要缩小这种差别，必须要普及知识，让人人都能受到教育。美国当时消除不平等的社会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实行免费的义务教育。1870年后，政府和社会各界对公立教育呼声甚高。1870年，美国用于公共教育的经费只有6900万美元，而1900年则是2.5亿美元。1870年，美国共有公立中学160所，而1900年达到6000所。从1870年到1900年，美国大专院校增加了150多所。特别是从1882年到1895年之间建立了10所州立大学，并实行男女同校。私人捐赠建立大学也相当流行，范德比尔大学、霍普金斯大学、图莱恩大学、斯坦福大学、克拉克大学和芝加哥大学都是这一时期以私人捐赠为基础建成的。公共图书馆也发展惊人。1870年后，不仅各级政府拨款建造图书馆，当时最出色的是1895年建成的纽约、波士顿两大公共图书馆，而且大批私人捐款不断，最有代表性的捐赠者是卡耐基，他于1881年就开始在匹兹堡建造公益图书馆。1897年，美国国会图书馆建成。到1900年，美国已有9000多座公共图书馆，藏书达4500多万册。
在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努力调整下，美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不公平状态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修复。但是，经济同政治是不同的，资本经济有其自己的发展规律。1893年，美国经济又发生了危机。1894年，更加严重，五个工人中就有一人失业，失业的百姓认为克里夫兰政府不关心他们的生活。在平民党人考克西的带领下，他们高喊着“我们步行到华盛顿去请愿游行”。结果遭到联邦政府的暴力镇压。此时的老百姓在心理上已今非昔比，克里夫兰总统当然成了仇人。本来民主党比较关注百姓的疾苦，但由于他们虎头蛇尾的政策，1896年，共和党人麦金利靠拯救经济和金本制的口号而成为新一任总统。
工业的强进无疑是美国经济发展的核心与主导，但工业的发展、尤其是大企业的竞争，无情地破坏了农业经济中人与人之间的那种朴实的良好关系。如何在有效利用价值规律、展示自由的市场竞争活力的同时，充分注意到和调整好工业资本经济中的两极分化，能主动地从内心里来关心贫穷百姓的生活，兴办社会公共福利事业，这是美国社会健全自身理性及其群体公正心理的关键。从大工业企业、新技术的兴起到反腐败、反托拉斯，特别是社会良心的唤起，美国到1900年基本上走过了这一步。所以，1900年的美国已真正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树立在世界之林中，它有资格同欧洲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相并列，因为它完成了从政体确立、经济转型到文化更新的整体社会的基本过程，健全了自身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特有素质，奠定了行走世界格局的社会战略基础。从内在的活力看，即使没有后来的两次世界大战，美国也会成为世界强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