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出现，特别是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宇宙间的一大奇迹。
按传统的说法，人类古老的文明有四种，都是沿着江河发源的。这就是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巴比伦文明、印度河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长江和黄河流域的中华文明。与其他三大古文明相比，中华文明的起源不能算是最早的，却是唯一从未中断过的文明。
在中国大地上，大约在1万年前出现了农业，这为中国社会的发展奠定了长远的基础。伴随着经济技术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也逐渐变化。到了公元前4000年前后，社会所有层面的变化和积累似乎达到了一个临界点。此后，原本简单、平均、平等的氏族社会开始了文明化的进程。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华文明史的正式开始。先夏大约2000多年的时间，显露出中华文明的曙光。这个阶段，大致相当于古史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考古学上，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晚段和铜石并用时代。
一、神话、传说和历史
中国人十分重视自己的历史的记述。早在春秋时代各诸侯国就有了系统的历史记载。在此之前尚有虞、夏、商、周之书。如果说商、周之书多是可靠的，那么所传虞、夏之书多为后人追述。再往前面追述便只有零散的传说，在可能包含有历史真实的传说时代以前的荒远年代，已经越出历史的记忆范围，在考古学发生以前，人们不可能获得任何真实的知识，只能构建一个可以任意驰骋想象的神话世界。而传说时代的许多人物和事件，也往往附丽以神话色彩。
关于开天辟地和创造人类的神话，有女娲和盘古的故事。女娲的故事出现较早，《山海经》中便有所谓“女娲之肠”。楚辞《天问》云：“女娲有体，孰制匠之？”是说女娲造了人类，谁又造了女娲呢？《太平御览》卷七八引《风俗通》讲得比较详细：“俗说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遐供，乃引绳于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者，人也。”一说女娲和伏羲均为华胥所生，人身蛇躯，兄妹结婚繁衍人类。在汉代的画像石和画像砖以及壁画墓中，多有伏羲、女娲人身蛇躯交尾的图像，说明这个故事在古代是流传很广的。女娲补天的事首见于《淮南子》，其《览冥训》云：“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苍天补，四极正，淫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她创造了人类，还给人类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生存环境，的确是一位值得纪念的天神。
盘古的故事较早见于三国徐整的《三五历记》：“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万八千岁。天地开辟，阳清为天，阴浊为地。盘古在其中，一日九变，神于天，圣于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盘古日长一丈。如此万八千岁，天数极高，地数极深，盘古极长。后乃有三皇。”《五运历年记》又说：“首生盘古，垂死化生：气为风云，声为雷霆，左眼为日，右眼为月，四肢五体为四极五岳，血液为江河，筋脉为地理，肌肉为田土，发髭为星辰，皮毛为草木，齿骨为金玉，精髓为珠玉，汗流为雨泽。身之诸虫，因风所感，化为黎氓。”这个故事可能产生于南方，而后在全国民间广为传播。创世神话中还有有巢氏、燧人氏钻燧取火、伏羲氏制作网罟、神农氏教民稼穑等等，多系后人对往昔历史的逻辑推测，把人类产生之后一些重大发明附丽于几位想象中的圣王身上。
进入传说时代，涉及的人物和事件较多，各家说法不一，真假难辨。《尚书》追溯至尧舜，《史记》则以《五帝本纪》作为开篇。于是人们常常把五帝所处的时代作为传说时代，五帝的历史便成为传说时代的主要内容。但在不同的著作中五帝的具体人物和排序多有不同。因为《史记》把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作为前后相继的五帝，所以影响较大。实际上传说中称帝的人物还有许多，反映当时大约是一种万国林立的局面，那些帝大约就是各个大大小小国家或部落的首领。各种五帝说的前三帝多有矛盾，但后两帝即尧、舜以及禹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在先秦的典籍中，舜继尧、禹继舜是没有不同说法的。
反映各民族关系的事件中，最有影响的有两件事，较早的是黄帝与蚩尤的战争，较晚的是尧、舜、禹连续征伐三苗的战争。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在考古学上还难以得到印证，那么征三苗的事则可以看到一些比较明确的迹象，证明这一类传说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包含有真实的历史成分。
传说时代的各项事件中，影响最大、并且几千年传诵不息的莫过于大禹治水的故事了。在先秦典籍中，讲到大禹治水最生动的是《孟子·滕文公上》中的一段话：“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逼人。兽蹄鸟迹之道交于中国。尧独忧之，举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禹疏九河，瀹[yuè]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当是时也，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其他典籍如《尚书》《诗经》《论语》《国语》《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也都有关于大禹治水的记载或赞美之词。传说中讲到洪水的地方有很多，治水的人物也有很多，如共工、大禹的父亲鲧等。可见大多数人相信中国远古时代曾经有过洪水成灾的时期，治水是件极为艰难的事情，而大禹治水获得成功，无怪乎人们对他那样崇敬了。
传说时代的创造发明，大致有伯余作衣裳，史皇作图，仓颉造字，鲧作城郭，尧作宫室，化益作井，祝融作市，仪狄作酒，夔作乐，昆吾作陶，等等，把所有发明都系于个人不一定正确，也不足凭信，但如果不拘泥于个人而把那些发明看做是传说时代的产物，可能更接近于真实。可见，在传说时代，涉及人们衣食住行、社会生活、文物典章制度等各个方面都已略具雏形，从而为文明社会的到来奠定了物质基础。
传说时代还有一件重要的事件就是专职巫师的出现。《国语·楚语下》记颛顼时设立了专职的巫师，专门负责沟通民神与天地。这是世界宗教史上的通例，是走向文明的重要步骤。
从以上情况来看，传说时代是一个社会发生深刻变化的时代。一方面生机勃勃，充满着创造发明；一方面剧烈动荡，冲突不断，英雄辈出。那是中国的英雄时代，文明的曙光开始从东方显露出来。
二、神州大地上的古代居民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人类居住，是考古学一直关注的问题。一些迹象表明，在地质上的更新世早期，在现代中国的大地上就已经有人类活动。安徽繁昌人字洞、河北阳原泥河湾地区的马圈沟等地都发现了当时人类使用石器，绝对年代都在200万年以上。云南元谋上那蚌更新世纪早期地层中也出土了石器和人类牙齿化石，据古地磁测定大约为175万年。此外在湖北、重庆等地也有发现早期直立人遗存。这些遗存尽管还比较零散不丰富，但是涉及的范围很大，年代之早已经离人类起源的时期不远。
中国晚期直立人的资料相当丰富。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陕西的蓝田人、北京的北京人、安徽的和县人、南京的汤山人和湖北的郧县人等。其中北京人化石出自北京西南周口店，从1927年起连续多年的发掘，获得属于40多个个体的标本。据裂变径迹、铀系、热释光和古地磁等多种方法测定，其绝对年代为距今46万—23万年。北京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直立人之一，资料十分丰富，长期以来成为研究直立人的典型标本。
中国早期智人的化石标本也很丰富，比较重要的有辽宁营口的金牛山人、陕西的大荔人、山西襄汾的丁村人、山西阳高的许家窑人、安徽的巢县人和广西曲江的马坝人等。中国的晚期智人化石已经有40多件，其中有比较完整的头骨的有北京的山顶洞人、广西的柳江人、四川的资阳人，陕西的黄龙人和贵州的穿洞人等。至于与晚期智人同时的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遗址更是遍及全国各地。
从上述各个时期的人骨化石中可以看出，他们的发展具有鲜明的承袭性与连续性。例如蒙古人种特有的铲形门齿，从最早的元谋人，经过北京人、金牛山人、丁村人到山顶洞人都是一脉相承的。一些重要的体质特征，如面部较平、鼻部较宽、鼻骨较直等，在各个阶段的化石中都可以看到。这些特征的承袭与连续，证明中国古人类的演化模式是以地区连续性进化为主，与周围地区的基因交流为辅。现在有一种颇为流行的理论，认为全世界的现代人都起源于非洲，它们扩展到世界各地取代了原先在那里生活的早期智人。中国古人类化石研究的结果与这种理论是相冲突的，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也是与这种理论不相符合的。
如果说种族主要是根据人类体质特征来划分，那么民族则主要是根据语言和文化等特征来划分的。中国现在是以汉民族为主体结合55个少数民族的统一多民族国家。汉族人口约占92%，少数民族人口不足8%。各少数民族有相对聚居的地方，也有和汉民族或别的民族杂居，相互通婚的情况也不少，形成非常密切的关系。费孝通曾经把这种关系形成的格局称之为“多元一体格局”。它是长期历史发展的结果，其始原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期。
公元前6000年或者更早至公元前2000年左右，为新石器时代，其中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为铜石并用时代。目前中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有六千多处，比较重要的有磁山文化，其绝对年代为公元前6000年至公元前5600年内；裴李岗文化，时代和磁山文化相仿；仰韶文化，是新石器时代中期文化的代表；龙山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后期文化的代表。到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区系更加明显，并且逐渐形成以中原地区为核心，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的若干文化区为主体，再联系周围许多个区域性文化的一种重瓣花朵式格局。从而为以后多元一体的民族格局奠定了基础。
三、文明胎动时期的经济
包括中华文明在内的世界几个最古老的人类文明，都发生在最早出现农业经济的地方，都是农业文明。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农业作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使人口增加成为可能。而人口增加，社会关系就变得复杂。又是由于农业提供的食物储备，一些社会成员才有可能脱离食物生产，转而从事其他行业乃至专门的社会管理，社会的经济、政治、艺术文化才会不断发展。总之，对于人类历史来说，农业的发明乃是划时代的事件。在叙述中华文明起源时，要从中国农业的起源开始。
在大多数中国神话传说中，农业是神农氏发明的。但是，神农氏是什么时候的人，古人就已经说不清楚了。根据考古发现，中国农业的萌芽是相当早的事情。
两万多年前，最后冰期越过最寒冷的峰值期，气候在一连串的剧烈波动中逐渐回暖。人们也从以狩猎为主的取食活动逐渐过渡为渔猎和植物性食物采集并举的广谱型采集经济。在这个过程中逐渐积累起来有关植物资源的了解，成为最终农业被发明的基础知识。
稻米是人类最主要的粮食之一。世界上的稻米分亚洲稻系和非洲稻系。非洲稻系原产于尼日利亚，亚洲稻系原产于中国。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道县玉蟾岩发现一处旧石器文化向新石器文化过渡的全新世早期遗址，距今约1万年。在该遗址的三个层次，先后发现了水稻谷壳。经专家鉴定，前一次发现的稻谷属于普通野生稻，但有人类初期干预的痕迹；后一期发现的稻谷，属于从野生稻向栽培稻进化的古栽培稻类型。在湖南澧县的彭头山遗址出土的红烧土块中，发现了夹杂其中的稻谷壳和稻草痕迹，在陶片中也发现了夹杂的稻谷壳碎屑，其中有4粒稻壳形状比较完整。专家测定，该稻作遗存距今9000—7500年之间，属于新石器时代早期。在距彭头山遗址25公里的地方，出土稻谷、稻壳多达1.5万粒，距今8000年。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城头山古城址的城墙下，发现一块面积多达100多平方米的水稻田，距今约6500年，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水稻田。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遗址，出土了大量古代稻谷。该文化遗址分早、晚两期，早期的年代距今约6900年。在第一次发掘的400多平方米的范围内，发现由稻谷、稻壳、芦苇茎叶等混杂而成的堆积层，专家估算，此处堆积的稻谷重量至少有120吨。说明河姆渡人的粮食不仅可以满足食用，而且已经有较多的剩余。在河姆渡文化之后，太湖流域的稻作业不断发展，目前至少已经在20多个良渚文化遗址中发现稻谷遗存，并出土了三角形铧犁等先进农具。还发现了4000多年前的水稻田，并有了水沟和储水坑等，说明当地出现了水稻田所必需的排灌设施，基本形成了以稻作农业为主的农业体系。在这一时期，长江流域的水稻种植已经非常普遍，表明我国南方的农业文明已经相当发达。
由于气候与地理环境的差异，黄河流域居民的粮食以粟为主。我国出土粟的新石器遗址很多，其中最突出的是距今约8000年的河北武安的磁山遗址。磁山的第一、二期文化遗址，共发现灰坑476个，其中88个坑内发现了已经腐朽的粮食遗存堆积，据专家推算，储存粮食约13.82万斤。可见磁山人的农业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规模。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的年代与磁山文化相当，已经发现50多处遗址。发掘情况表明，裴李岗居民已经过着定居生活，农业成为主要的经济部门，作物以粟为主。
这个时期，南方的稻作农业的农具多为木、骨质器具。河渡遗址上有很多发现。其中一种翻土用的骨耜，是利用牛等大型动物的肩胛骨修整制作而成的，在骨臼处着柄，形状和用法已经很接近现在的铁锹了。另外还有木铲、骨镰、木杵、石磨盘等粮食加工用具。北方土地干硬，翻土工具多为石锄、石铲、石镰和加工谷物的石磨盘、石磨棒等。从耕作器具的类别看，当时无论是南方还是北方，都处在农业发展史上称之为耜耕农业阶段。到了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木犁和石犁，开始向犁耕农业迈进。
除了南方的稻和北方的粟，大豆也是中国人最早培育成功的。中国还是世界三大果树原产地之一。世界上100多种常用的蔬菜，有一半原产于中国。
家畜饲养，是同农业经济起源相关的。首先被人们驯化的动物是猪，也还有狗。较晚一些时候，又陆续驯化了黄牛、水牛、山羊、绵羊、鸡等动物。中国古代的所谓“六畜”中，除了马的饲养晚到了商代之外，其余者的驯化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就已经基本完成了。这其中，猪是最重要的家畜，家猪饲养逐渐发展成为中国农业经济的一个重要方式。
中国还是最早驯化和饲养家蚕的国家。发达的农业文明不仅造就了我国新石器时期的灿烂文化，而且为夏商周三代青铜文化的登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为了满足农业生产需要和日益增长的生活需求，手工制造业也在不断发展之中。神话传说中，有不少关于远古时代人们的发明创造的记载。从确凿的考古发现可知，新石器时代的手工业称得上丰富多彩，主要门类有陶器、石器以及骨角牙蚌器、漆木器的制作等，稍晚一些时候还出现了铜器的制作。而一些出于材质原因很难保留下实物的行业，如纺织、编织、制革、缝纫以及酿酒、造醋、制盐等，也肯定是有的。在这之中，石器和陶器的制作，是关乎人们劳作和生活的非常重要的两项技术。
石器的制作是自人类诞生以来就开始了的最古老的手工行业。早期的石器都是一些所谓的打制石器，即将石料打击劈裂，把那些有锋利边缘的石片和石块当做工具，用来猎杀和肢解动物等。随着更新世晚期的到来，人们越来越多地从事植物性食物的采集乃至种植，便需要一些大型的砍伐工具和挖掘工具；又由于定居生活，也需要一些专门的木工工具来建造房屋居住。这些器具要求有较大的体形、整齐的刃口和适合特定用途的特定形状，于是，方便加工出规整形状的琢打、砥磨等技术就逐渐发明出来，其产品，叫做磨制石器。为了处理那些必须炊煮方可食用的植物籽粒，人们又发明了陶器。这两项发明，是人类历史上新石器时代的两个主要标志。
适合农业经济生活需要的手工制造业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已告成熟。其标志是这些制品都是根据不同需求或功能，成套制作出来的。例如石器，可分农具、木工工具和狩猎工具，陶器则按炊爨、饮食、盛储的不同要求，质地不同、形状各异，而且一应俱全、固定搭配。其他如骨角牙器的制作，也是如此。个别地方，还出现了玉石饰品。由于居住稳定和近邻之间的交往，一个地区内的制造业技术特点和产品风格也就逐渐趋同而有别于其他地区，于是这些制品还被赋予了人群的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等多方面的文化内涵。
手工业的重大进步，发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首先是传统制造业中出现了若干新技术。陶器制作普遍采用了可以轮转角度，以方便对器坯进行整修装饰作业的辅助装置——慢轮。陶器皆在挖筑的陶窑中烧成，一些地方的人们还掌握了烧制灰色和黑色陶器的闭窑和渗碳工艺。此外还有利用矿物质颜料装饰陶器、选择特殊陶土制作白陶的技术等等。这些技术进步使得产品的面貌焕然一新。北方地区装饰华丽的彩陶与南方造型复杂多变的陶器群交相辉映，成为时代之特征。稍晚一些时候，人们进一步发明了利用高速旋转的轮盘拉坯成型的技术。这种技术的产品外形规整美观，器胎薄厚均匀，更有胎厚不足一毫米、薄如蛋壳的精美制品。更为重要的是快轮制陶是一种可以较大批量生产的技术。它的发明，迟早要引起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革。这个时期的石器中，普遍采用了以砂、水为介质的石料切割法和钻孔技法。
其次，出现了一些新的手工制作的门类。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现过木胎漆器。较晚一些时候，也是在江浙一带的良渚文化的遗址中，出土过丝绸。玉器的制作虽然早已有之，但从新石器时代晚期以来，玉器在社会生活和宗教中的象征性功能越来越被人们，尤其是社会上层重视。为了烘托这种象征性，工匠们发展出各种专门工艺，制作出各种形状复杂的器物，并在表面雕刻出繁缛的纹饰，制玉也就逐渐从一般石器生产中脱离出来，变成了一个独立行业。另一项意义深远的事物是铜器的出现。我国目前所见年代最早的青铜器，是仰韶文化临潼姜寨出土的经铸造而成的一块黄铜片和一根黄铜的管状物，距今约6000多年。马家窑文化地层中出土过一把铜刀。距今5000年。到了公元前3000年以来，铜器在各地普遍有所发现，说明此时的铜器制作已经不是偶然的现象了。这些铜器一般是刀、凿、锥、钻之类的小型工具，也有铜泡、指环、耳环、手镯之类的饰物以及铜镜，除了少数系锻造外，多为铸造。
新石器晚期以来更重要的变化在手工业的生产方式领域。随着手工制造业的技术越来越复杂和高效，一些制造者也就开始某种程度的脱离农业，向专门化发展。例如此时的长江流域，出现了两个石器制作最发达的地区。一个在长江三峡及靠近出口的湖北西部，另一个在南京至巢湖一带。在这些地区的遗址上，不仅出土的成品石器制作精良，还往往发现大量石器半成品和石片碴等废料，有的还发现有制作石器的房屋建筑，甚至遗址本身就是一个专业的石器加工厂。这种规模的生产，自然不会是全部用来自己消费，而是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此时的制陶业也萌生了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至于铜器和玉器这类高技术产业，专门化程度更高。制造这些器具从开采原料到加工出成品，必须经过许多复杂的工艺环节，非一人可以胜任，也即在这些手工业门类的内部，出现了不同工艺环节上的专业分工。
至此，社会分工不但在农业和制造业之间，也在制造业内部发展起来了。这必定引起产品的交换和流通方式的复杂和多样化，促进私有观念的产生和私有经济活动的发展，最终带动整个社会不可逆转地复杂化起来。
最后，发生在制造业内部的一项特别值得注意的变化是，随着社会的贫富分化，开始出现了专门服务于社会上层贵族的手工业。公元前3000年以来，专门服务于贵族的手工制造行业已经颇具规模，包括玉器、丝绸、漆器、象牙器、高档陶器的制作。这些产品有的原料稀有难得，有的制造技术复杂，远非一般人可为。良渚文化玉器十分流行，常见的玉器有琮、璧、钺、柱形器、镯、环、璜、玦、三叉形器、梳柄、锥形器、管、珠、半月形牌饰、带钩等二十余种。最能代表其制作水平的是一件出自余杭反山12号墓的玉琮。该器物外方内圆，器高8.8厘米、射口直径17.1～17.6厘米，重达6.5公斤，堪称琮王。器物通体呈乳白色，四面直槽各有两个羽冠人面兽身的神人徽像，每个神徽大小仅3厘米，是用减地法将周围降低，把神徽外部轮廓浮现出来，再以阴线刻神徽的形体轮廓，并在轮廓内部充填细密的卷云纹，其刀法之细腻，在1毫米宽度内，竟并列雕刻线条三四根之多。与玉器同样珍贵的，也许是象牙器了。这一时期各地都发现过一些精雕细刻的象牙器，例如大汶口文化发现的镂空透雕象牙梳、仿玉琮造型的象牙雕筒，都是不可多得的珍品。良渚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流行造型典雅的黑色陶器。其中的精品，同样令人叹为观止。良渚文化的一些陶鼎、双鼻壶、宽把杯、豆等表面都被打磨得黑亮照人，进而用锐利的工具刻满流云、飞鸟、盘龙之类的纹饰，而宽把杯的把手，常常是用几十根细约1毫米的泥条编排而成的。龙山文化的陶器虽然不以纹饰见长，但其特有的细泥陶高柄杯，胎薄如蛋壳，即便用现代技术，也少有仿制成功者。这样的陶器制作起来，需要高超的技术和大量工时，数量自然不会很多。
这类华美的精品数量很少，不是一般人能够享用的。在夏、商、周三代，玉琮、玉璧是重要的宗教法器，钺则是军权王权的象征。这些物品往往集中出土在少数特别营建的大型墓葬中。这类大型墓葬不仅规格大，还有一般小型墓葬所没有的棺椁葬具，墓葬的主人显然是一些社会上层人物，而这些手工业也显然是专门服务于他们的。
建筑和建筑技术，是反映人们技术和创造力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新石器时代中期，黄河和长江中下游的农业村落里，房子多为面积不大、结构相对简单的窝棚式建筑。但不久，各地的建筑业就发展起自己的特色。气候比较寒冷干燥的黄河流域以及更北的地区，流行半地穴式房子。江淮地区湿润多雨，故多为平地起建的地面建筑。在河网密布的江南，人们发明了干栏式建筑。
当时的建筑水平，还体现在一个建筑群——村落的整体规划设计方面。典型的村落通常有一道人工开挖的圆形壕沟环绕保护起来，内部的房子或者成排、或者聚成若干小群分布，房子的附近散布着一些贮藏什物的窑穴，有的还有牲畜圈栏、陶窑等设施，整个安排井然有序，处处体现着氏族社会生活的原则。
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开始，建筑业出现了几项重要的技术进步，分别是新型建筑材料的开发、夯土技术和打井技术。
江南地区也许是因为多雨潮湿的原因，对耐久的建筑材料有更大要求，于是人们发明了烧制土砖。同时期的北方地区开始使用土坯建房子，烧制石灰涂抹室内地面和四壁。此外，还有更高级的地面处理方法。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房子F901的室内地面十分光洁平整，为一层厚15～20厘米的沙粒、小石子、人造陶制轻骨料和胶结的混凝土层，强度竟和现代100号水泥相仿。
打井和夯筑技术是更具社会意义的发明。有了水井，人们就可以在远离自然水源却有重要意义的地点——如交通和贸易物流枢纽、重要原料产地、军事防御要地等——定居或驻守下来。在夯筑技术普及的地区，人们彻底淘汰了原来的那种低矮潮湿的半地穴式房子，改为高爽的地面起建式住宅，很多这种房子还建造在夯打起来的台基之上。而这种台基式、多间隔的土木结构建筑，正是日后中国古代建筑的主要特点。更重要的是，夯筑技术使得修建更大规模的建筑物，如城墙、大型宫殿等成为可能。
总的说来，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后段是史前技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在农业技术进步的基础上，无论手工业还是建筑业，都以新技术的出现为标志，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为社会走向文明做好了物质的准备。
四、社会分层
由于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导致了所有制关系、交换关系和分配关系的发展，导致了社会的进步，促进了从村落到国家的演变历程。这种情况，从聚落形态的演变过程中可以比较明显地反映出来。新石器时代早期，由于农业的发展以及集约性采集经济的发展，人们普遍走向定居，出现了一些规模甚小的聚落；到新石器时代中期，主要是由于农业的发展，农业区的聚落明显扩大，一个聚落有几十座以至上百座房屋。聚落的布局往往是凝聚式的，房屋虽然略有大小但没有质的区别，反映一种自给自足的平等的有组织的社区生活。新石器时代晚期，聚落规模有所扩大，至少在农业区如此。聚落布局往往是凝聚式和内向式的，同时内部又是有区别的。从房屋、墓葬和一些生产设施的情况来看，当时的社区经济仍然是自给自足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基本是平等的、有组织和有相当凝聚力的。不过有些产品的交换还是经常发生的，例如长江三峡地区土地狭窄不宜耕作，但江边的砾石却是制作石器的好原料。那里的聚落便以制作石器为生，并且初步形成了一个石器交换网。类似的情况在别处也能看到一些。在一些农业最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个别的中心聚落，其中房屋和墓葬都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个别聚落甚至筑土城防护，预示着社会将有一个显著的变化。
到铜石并用时代，聚落内部和聚落之间都发生了分化，大经济文化区之间发展的不平衡也凸显出来。在一个考古学文化范围内，有时可以看出中心聚落、次中心聚落和普通聚落的金字塔式的结构。在中心聚落的内部，有时可以看到殿堂式的建筑、高等级房屋和普通房屋的区别，而这种差别在墓葬中表现更为明显，说明这时的社会已经分裂成不同的等级。从前武器和狩猎工具是不分的，现在则普遍出现了专门用作武器的石钺，军事指挥者则用玉钺。到处都有被杀死者的乱葬坑，说明战争已经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严重问题，为了有效地保护自己，一些中心聚落的贵族们便组织大量人力修筑城池。到目前为止，在全国发现的史前城址已达到50多处，其中有的只是军事城堡，有的则可能是古国的都城。例如陕西襄汾陶寺古城的城内面积就超过200万平方米，城内有多处夯土台基和高等级建筑的残迹；有估计超过一万座墓葬的公共墓地，有估计是王者的大贵族墓葬。说明城中聚集相当数量的人口，而且很可能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氏族——部落的局限。从这些情况来看，陶寺古城已基本具备了都城的性质，说明这时很可能产生了最初的国家，而且这样的国家大大小小还有许多，是一种小国林立的状态。与传说中的五帝时代的情况是基本上相符合的。
上述变化并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实现的，更不是沿着直线顺利发展的，其间还有不少跌宕起伏。在铜石并用早期，长江中下游、黄河流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文明化的势头都很旺，甚至有进入初级文明的许多证据。但是到铜石并用晚期，长江流域中下游和燕辽地区的发展明显走向低谷，而黄河流域中下游则继续发展，从而为夏商周的相继勃兴奠定了基础。
五、中华文明特质的出现
中国史前社会的文明化进程，不仅为夏商周三代文明做了准备，更重要的还为日后中华文明特征、性质、发展方向等方面奠定了重要基础。
安土重迁是农业经济生活最主要的特征之一。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农业文明起源地之一，农业经济所提供的比较可靠的食物来源，使得他们有可能比较长时间在一个地方定居。由于人们在开垦农田上不得不花费大量劳动，使得他们除非万不得已的原因，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田园。如果搬迁，他们会尽量选择与原来村落环境相似的地方。一个村落尚且如此，在一个大得多的自然环境里的人们的生活，应当是十分稳定的了。
生活安定，村落间关系融洽，久而久之，便有了共同的习俗、信仰和语言。如果没有大的变故，这些还会通过世代传承而形成传统。这种文化传承应当是非常有特色的。虽然说我们今天见到的石器、陶器以及房屋建筑等当时的物质遗存，只能体现出这些文化传统中有限的部分（最为要紧的部分如语言，是无法保存在物质遗存中的），考古学家还是可以凭借这有限的部分，把不同的文化传统识别出来，划分出几个文化区。反过来，一个这样的文化区，实际上就大致代表了一群有共同经济活动、相同的风俗习惯、审美情趣、精神信仰和心理认同乃至共同语言的人群。
这样的人群，也就大体上相当于现代概念上的民族共同体。尽管当时人们不这样叫，但它们各自是有名称的，例如“华”、“夏”、“夷”、“狄”、“苗”、“蛮”、“越”、“戎”、“羌”等等称谓，说明当时的人群彼此区别清楚。有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将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出几大集团或区域，如傅斯年认为主要有居于西方的华夏集团和居于东方的东夷集团，徐旭生在此基础上又将居于南方的诸族划并为苗蛮集团，苏秉琦划分出六个大的文化区，严文明划出大约十二个文化区。总之，无论文献记载还是考古发现都证明一个基本事实，即新石器时代的文化演变、社会的文明化进程及民族的发展，都是多元的。
史前中国既是多元的，又是一体的。说它是一体的，有两层意思。从宏观角度看，东亚的社会和文化自成一体。从其内部看，在整个新石器时代，各地文化、社会、民族之间的交流、融合有越来越强的动态。
人群之间的交流早已有之，否则不会在新石器中期就形成南方稻作和北方旱作两个地域颇为辽阔的农业经济文化区。与此同时，各地的考古学文化开始出现比较明显的地方色彩，因此有理由推测，古代民族这种共同体的出现，也大致在新石器时代中期。但由考古学文化反映的古代民族之间大规模高频度的交流，是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公元前4000年前后）开始的。这个时期，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庙底沟期的彩陶风格所及，几乎达至大半个中国。而具有浙江地区崧泽文化特点的陶器群，也广泛出现在北至山东、西抵洞庭湖东岸的广大地区。
进入公元前3000年以来，随着中原地区在调整重组后再度崛起以及社会文明化进程的加快，文化分布的格局也在发生变化，在内重结构的中央出现了一个核心。这个核心的出现，导致文化交流活动除了继续在各地之间进行之外，更开始出现一个围绕中原这个中心展开的趋势。
更为要紧的是，这个时期各地之间的交流，尤其是与中原地区的交流不再仅仅是文化风格的传播，而是在制度、思想等更高层次上开展全面交流。例如中原地区发现的与良渚文化颇为相似的玉璧、玉琮之类，意味着后者宗教思想的传播；从中原地区葬俗的转变和通过拥有随葬高端手工业制品等来显示墓主人身份地位的做法，看出东南地区社会风俗的影响以及等级制度的被吸收借鉴。反之，中原地区也以各种方式对外施加影响，乃至包括战争。传说中黄帝与蚩尤的战争、尧与南方三苗的战争，前者以对方为暴不仁、后者以拒不采纳中原礼仪为借口。但从某种意义上，都可以看做是中原制度或社会理念的直接输出。
以中原为中心全方位的交流，形成一股强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促进着民族间的理解和认同，推进着多元文化和社会一体化趋势的发展。夏商周三代历史继承了这个强有力的趋势，并最终促成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有着广泛文化、心理认同的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形成。
如果说，史前文化的多元格局和一体化运动趋势导致了中华文明的根本方向——多民族国家的形成，那么，史前中国社会的文明化演进方式，则导致了中国社会生活的若干基本特征，那就是牢固的氏族——宗族观念和严格的礼制。
早期农业的发展应当是以简单扩大再生产的方式进行的，需要尽可能多地投入劳动力，需要社会成员的合作。而农业提供了比较稳定的食物来源，反过来也为人口增加提供了可能。于是，原本适应流动性很强的采集狩猎经济的小规模血缘集体逐步扩大。进入新石器时代，农业聚落已经遍布各地而且规模也扩大了许多。这些村落的居民应当是以血缘关系的纽带联系在一起的，是出自一位共同祖先的血缘集体。这种血缘集体的规模有大有小。小的集体里，各个家庭的人们对自己的共同祖先尚有清晰的记忆。这种集体叫做家族。大型集体里支脉纵横、世代累积，以致人们虽然认可大家都出自遥远的过去的同一位祖先，但对这位祖先的记忆却已经模糊不清了，错以为是一条鱼、一只鸟、一只老虎等等。于是他们就以此为图腾崇拜。这样的集体，在人类学上叫做氏族。新石器中期以来，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氏族是最稳定的社会单位。主要社会财富归氏族公有，分配和继承在氏族内部解决，生产活动由氏族组织，对外通过通婚或其他利益关系与别的氏族结成部落联盟。
不过，这种组织形式是与较低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公元前4000年以来，随着技术发展，生产有了一定剩余，私有观念出现并逐渐严重，家族的独立性越来越强，氏族制度遂出现逐渐被瓦解的迹象。公元前3500年以来的聚落或墓地的考古记录中所反映出来的氏族内部分化的情况已经很明显，表明家族经济越来越有独立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氏族这种社会组织形式还被保留着但已经变为由若干在经济上有很大独立性的父系家族组成的联合体。由于各家族实行的是财产私有制，这就意味着氏族内部各家族之间首先在经济上出现了不平等，这在当时的考古记录中是有大量证据可寻的。于是，原本建立在平等和民主原则上的氏族生活逐渐失去了基础，通过选举、禅让来行使的氏族公共权力将注定迟早落入最具实力的家族手中，并被尽可能长久地把持和用以牟取私利。
当社会组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分化的同时，更明显的分化发生在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和以此为基础的社会地位方面。公元前4000年，这种分化情况首先发生在局部地区。但以此为起点，逐渐发生了社会行为规范、社会观念等全方位的变化。
当社会分层化刚开始的时候，人们凭借自己的经济实力，在墓葬中随葬一定数量和质量的随葬品，以纪念死者并祈福他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这是很自然的事情。随着贫富分化的发展，社会成员经济状况的差距加大，社会地位发生变化，社会上层不仅经济上富有，还越来越多地把持了公共权力，形成了一个贵族阶层。从各地考古记录中可以看到，聚落中原本用于公共议事的大型建筑，此时为宏伟的宫殿建筑群所代替，贵族墓葬所消耗的社会财富更是大得惊人。这个时期不同等级的墓葬中，不仅随葬品的数量和质量反映主人生前的经济状况，而且出现了表达其生前社会地位的内容，如良渚文化墓葬中出现玉琮、玉璧、玉钺这样的良渚玉器，前两者与宗教有关，后者则是军事权力的象征。这个时期，似乎开始有了对不同等级身份的人所享有物质财富内容和数量、质量的规定。墓葬规模与葬具及随葬品的数量、质量之间有比较固定的相关性。如一些礼乐仪仗之器和以整猪随葬等现象仅见于大型墓葬，其他墓葬没有。这种现象说明，在当时的丧葬行为中，已经出现了某种制度。尽管有关其他方面的考古资料不多，但依然可以据此推测当时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也有某种程度的规范化倾向。这应当就是所谓礼制的萌芽。
礼制是社会成员的行为规范。表面上，礼制是不同身份等级的人从穿着佩戴、出行车马仪仗、宅室尺度、宴饮声乐器具、祭祀规格到丧葬仪式的一系列严格规定，不得违反，更不得僭越，实质内容则是通过这一严格的行为规范，强调每个人时刻注意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以达到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目的。而这个社会秩序，就是社会分层化产生以来各阶层等级的人们之间新型的社会关系。显然，社会稳定对于任何统治阶层都至关重要，对于普通民众，安定的环境也未尝不是好事。因此，新石器时代以来的考古记录以及大量的先秦文献中都可以看到，最初出现于新石器时代的一种炫耀个人财富的心理和行为是如何被一步步加工成为一种政治制度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三代礼制的具体内容各有特点，但实质相同。
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小农业经济基础上的，开始是氏族、后来是宗族的血缘关系网构成的社会。因此，它的社会等级制度或礼制之中又调和进了这样一层内容：尤其强调对祖先的祭祀、崇拜和孝，从而带有了强烈的道德色彩。
在早期宗教体系中，祖先崇拜只是其中并不重要的一部分，祖先的神灵是众多被想象出来的自然神灵中的一个。但是，由于两个方面的原因，导致中国古代宗教的不发达。一个原因是，随着从公元前3500年以来社会生产的进步和私有观念的发展，原始氏族组织开始向父系家族公社转变，进而演变为宗族。由于财产及相关权益的世代传承是在家族或宗族内部完成的，因此，各家族或宗族对自己祖先的祭祀就越发显得重要起来。各地龙山文化墓葬中的隆重葬仪，就是这种祖先崇拜的一部分。另一个原因，缘自中原社会文明演进的特殊性，但由于三代社会主要是在继承中原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一个最初看起来是局部的历史事件，却演变成中国历史的普遍结果。据传说，史前中原社会内部曾经发生过一次宗教改革，即颛顼帝的“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其内容是禁止了一般巫觋沟通天地的职能而专为己有。如此，“社祭”虽然被保留了，但变得由最高统治者专擅。宗教如果不是完完全全，也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沦为统治者的政治工具。与此同时，本能的血缘亲情的祖先崇拜，也出于对财产继承的经济利益和稳定社会秩序为目的的双重考量而被进一步强调，其宗教的神秘色彩亦反而日渐淡薄，在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变得越来越像是一种道德观念了。这些导致了古代中国社会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一个显著特点，即宗教的不发达，却开启了从先秦儒家学派直至程朱理学的由“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理念所形成的牢固传统，并将之推进为中国人至高无上的道德观念。
同样地，这一缘自社会深层的原因，也导致了中国文化艺术发展史上的非宗教性特点。当“社祭”为帝王专擅后，从商人崇拜的“帝”，到周人祭祀的“天”，越来越失去人格，变成虚无缥缈、很难琢磨描绘的抽象概念；而祖先崇拜又是各出己门，没有为整个社会认同的基础。这使得历代艺术家们对这个主题越来越失去了探讨的兴趣。
但是，史前文化积淀却为历史留下了另外几项颇具东方特色的物质文化，它们是丝绸、漆器、玉器以及卜骨习俗。
丝绸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发明之一。汉代以来，丝绸以其轻薄柔软的质地和华美艳丽的图案色泽，与瓷器一道，征服了世界。所以“china”一词，有人解释为瓷器的译音，有人解释为丝的译音。传说是黄帝的妃子嫘祖发明了养蚕缫丝织作丝绸，并教会大众。在良渚文化许多高级墓葬中，都发现丝绸迹象，虽因腐朽不能得知全貌，但也可推测当时的丝绸制品的产量已经不小了。
目前最早的漆器出自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以后的良渚文化中，漆器的制作更为精美。目前，早期漆器的资料发现很少，原因和丝绸一样，纯为很难保存下来的缘故。
最早的玉器出现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当时人们开始寻找玉或一些色泽漂亮的美石制作一些小件的装饰品。大约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两个制玉技术发达、制品数量众多且十分精美的玉文化系统。一个是以红山文化为代表的东北玉文化系统，典型器物有玉猪龙、箍形器、联璧等等。浙江一带的崧泽——良渚文化是另一个玉器文化系统的代表，其典型制品有琮、璧、钺、三叉形器、柱形器、冠形器等等。这些玉制品中的相当部分，已不再仅仅是饰物，而具有了表示所有者身份、地位的属性，从而演变成最早的礼器。
最后还要谈到一种极具特色的行为，即以卜骨进行占卜。占卜是一种起源非常古老的宗教仪式，根据商代以降的甲骨实物和文献，其做法是把大型动物的肩胛骨或龟甲按照一定程式加工、烧灼后，观察龟裂的“兆”纹的形状以判断吉凶，决定行事与否。目前发现最早的卜骨见于分布在辽河上游的富河文化（其年代与红山文化相当），系鹿的肩胛骨。此后龙山文化时代，在整个黄河流域文化中普遍发现卜骨。由此可知占卜是流行于中国北方文化中的一种宗教习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