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杨绛先生去世的消息传出，朋友圈里变得风云诡异，先是各种热烈赞美深切怀念，“最贤的妻最才的女”等等。等这一波潮流到了顶，反转开始，各种翻旧账的文章从四面八方冒出来，又有很多人，冷笑着，要揭穿钱氏夫妇的“画皮”。
诚实说，我对杨绛一向不大感冒，原因就不细说了，只说即便在这个前提下，看到那些反转文章还是目瞪口呆。梳理各种罪名，无非是她和钱锺书颇善明哲保身之道，虽然不曾害人，但也做过某高官身边的点缀。
这有什么问题吗？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傅雷夫妇那样刚烈如撞笼之鸟。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不同，只要没有害人之心，设法自保有何不可？
至于接近高官，凑巧我在王蒙先生的文章里，看到这位高官的另一面，他品位不错，也有他的人情味。在经历了“文革”的各种恐惧之后——钱氏夫妇也还是受了点磨难的，详见《干校六记》，若能在他的庇护下存身，担任个无须花费太多精力的职务，做点自己的事儿，并不违背良心。
还有一些文章，甚至借助某小说，攻击这二人相处方式，又援引私下谈话，说他们不够进步。窃以为私下谈话，当然无须时刻政治正确，倒是把这话传出去的人太没底线，其他的人身攻击之论，不驳也罢。
看完这种种，很有一种荒谬感，他们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如此之高，不但要你戴着镣铐跳舞，还要你跳得妙曼，若你做不到，甚至笨拙猥琐，便大肆攻讦，对于镣铐本身，却是不质疑的。
这是钱氏夫妇的遭遇，也是另一位没有他们名气大，但经历了更多波澜起伏的学者舒芜的命运。
第一次听说舒芜这名字，是在1995年前后，那时我在复旦读作家班，在我的老乡、作家戴厚英的介绍下，去拜访老教授贾植芳先生。他听说我是安徽人，便呵呵地笑，说：“你们安徽人有才啊，有个桐城派，舒芜就是桐城人。”听他那口气，似乎对这位舒芜君颇友善，深入谈下去，才知道，正是拜这位舒芜君“告密”所赐，他在20世纪50年代被打成“胡风分子”而锒铛入狱。当时受牵连者达两千多人，正式定为胡风集团分子的七十八人，其中给予撤销职务、劳动教养、下放劳动处理的六十一人（数据出自1982年6月《党史研究资料》总59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冤假错案平反概述》）。
贾先生被判十二年，妻子任敏也受到牵连，这算得上是深仇大恨了吧，但在我面前，他们夫妇谈起舒芜只是笑。我那时就感觉他们的笑容，并不是对于一个人的原谅，而是居高临下看着那股荒谬的潮流，已经顾不上去追究个人。所以，贾先生只跟我说，这个人，很有才。
我当时听了也就算了，始读舒芜的文章，是在将近十年之后，偶然读到他写于1996年的《伟大诗人不伟大的一面》。文中对于白居易那句“三嫌老丑换蛾眉”，愤怒之极：“这是什么话！说得这样得意，这样自夸，贱视女人到什么程度，恬不知耻到什么程度！”
正是这个白居易，写出过像《上阳白发人》《井底引银瓶》这样对女性不无同情的杰作，同一个人，为何有这样的两面？舒芜先生这样分析：“人当少壮之年，观人论事，往往比较能衡以公心，明是非，别善恶，有同情，有理解。及至暮年，精力日衰，私欲日深，既得利益日多，而来日无多，这就往往丢掉是非善恶，只顾自己，不复关心他人的苦乐……特别是在两性问题上，在男权制度下男子对女性的看法和态度上，最容易表现出来。此时，妇女观的老化朽化腐化恶化，实乃整个人生观趋于老朽腐恶之表征。知堂尝谓，读中国男子所为文，欲知其见识高下，有一捷法，即看其对女人如何说法，即已了然无遁形矣。可惜老年的白居易，在这个测试面前，也远远没有及格。”
恕我大段引用，当时看了这段话非常震动，著此文时，舒芜已经七十四岁，却是如此感性、激愤，有这样的女性观，着实难得。
后来又看到他在另外一篇文章里写道，他从小跟叔伯辈打交道，最知道男人私下里是怎样贱视女人的。这话也让我震动，他能注意到这一点，说明他一直都知道，他们是错的。一个出生于1922年受过正宗的旧式教育的人，能有这种敏感，也是个异数。
买了他的《哀妇人》和《红楼说梦》，渐渐成为他的粉丝。他这样一个老作家，居然笔下没有那种不咸不淡的话，有才情有态度，虽然不能像香菱形容好文字，如舌尖上一个千斤重的橄榄，却自有一种柔韧绵长。
贾植芳先生说得没错，舒芜有才。那么，他是否可以归纳到文人无行那一类里面去呢？像明末的阮大铖，才华横溢，却不耻于出卖。可是，与阮氏文字华丽跌宕不同，舒芜文章的好处，却正是三观极正，若他唯著文时如此，文章也就不可取了。
这是一个让我困惑的人，因为困惑，所以好奇。2007年，我的新书《她们谋生亦谋爱》出版，出版公司想做一个发布会，需要请个嘉宾，问我想请谁，我说舒芜，心中暗自认为我们的女性观比较一致。编辑老师虽然惊诧，依旧很用心地去找，反馈回来的意见是，舒芜先生年事已高，连楼都下不了，不可能出席发布会，但可以见上一面。
于是那年7月，我在编辑老师的陪同下，来到社科院宿舍舒芜先生的家中，一进门，他女儿就告诉我，老先生把我的书都看了，很喜欢。虽有这个前提，我们交流起来仍然非常困难，舒芜先生耳朵已背，我必须扯着嗓子才能让他听见，我告诉他，我有篇文章的灵感来自于他的《红楼说梦》的某个细节，这么大着嗓子一喊，更像马屁了，我渐渐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匆匆然结束了那次会面，后来我收到过他发来的电子邮件，好像没说什么要紧的话，我都不大记得了。2009年8月底，我收到来自于他的电子信箱的邮件，是他女儿发来的，说他已病逝。
我并没有觉得太难过，以他的高龄，仙逝是正常的，何况他于我，原本就是个活在文字里的人。只是他都已经去世了，我还没能了解他，这未免太说不过去。
开始认真读跟他有关的书。舒芜平生最为人诟病之处，是1955年的那场出卖，流行的说法是，他把一组胡风写给他的信件上交组织，出卖了这个相交多年的兄长般的挚友，令困境中的胡风雪上加霜，酿成一场浩大灾难。
听上去确实很卑鄙，然而当时经手这组信件的《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提供了不同的说法。她说当时她奉上级之命，要组一篇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的文章，她就去找舒芜。
这一方面是因为她与舒芜的妻子陈沅芷是老同学，另一方面，三年前，舒芜就曾在报纸上发表过《致路翎同志的一封信》，确认存在着一个以胡风为核心的文艺小集团。“我们必然地要形成一个文艺上的小集团，与广大群众完全脱离，与进步文艺队伍完全脱离，打击一切，排斥一切，互相标榜，自吹自擂，‘文章总是咱们的好’，‘你算是什么东西’。这样地发展着极其恶劣的宗派主义。”
这段话很生动，自大里带着点酒意，也是文人常态，用现在的话，就是小圈子现象。但1952年，舒芜将它上线上纲为“宗派主义”，我们不能说他是卖友求荣，当时并没有什么预兆，显示出他出卖朋友能得到好处，反而他因此失去朋友，得到了敌人，假如说他有所企图，也太冒险了一点。
理解这件事，只能放在时代的大背景下，那是一个个人的是非观很容易被组织观念冲垮的时代，而舒芜可能比其他人，更容易接受那些暗示。
舒芜成名极早。1943年，二十一岁的他，还只是重庆中央政校的一个老师，就在郭沫若编辑的《中原》等杂志上发表了《论存在》等三篇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文章。他当时野心勃勃，认为自己这三篇文章足以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向前发展。知名文化人胡风对他极其看好，顾颉刚与他时常通信，周恩来的秘书陈家康主动给他写信，与他见面后相谈甚欢。
在胡风的鼓励下，他创作出《论主观》，引起更多的注意，1945年1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在重庆市召开谈话会，茅盾、叶以群、蔡仪、冯雪峰等人出席，有人在会上向《论主观》开炮。这篇文章还引起了周恩来的注意。
五十年之后他才知道，当这篇文章被批判时，胡风表态，他刊发《论主观》，就是想引起批判：“《论主观》里面只有一个观点我能够同意。”舒芜说，他看到这个说法，难以置信：“《论主观》明明是在胡风的鼓励支持下写成的，是他看过提过意见的。”
我们不能因此而说胡风虚伪，只能说，革命没那么文质彬彬，跟随组织的思路，可能比维持友谊的小船更重要，好在当时的舒芜并不知情，这些批判对他的生活没有太多影响，只是你能看出，当时二十三岁的他，挺牛逼。
这时候的舒芜，多么像昆德拉的小说《生活在别处》里的雅罗米尔，后者坐标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捷克，他们一样才情高，悟性好，对于革命有一种诗意的热情，在很年轻的时候爆得大名，即使遭到批判，也是组织上给他们的回馈，他们尝到了那甜头，没有感觉自己已身临险境。
回到1952年，身在南宁的舒芜受当时的风潮所感，反省自己和自己的朋友们，写了《致路翎的公开信》等文章，给路翎以及胡风带来很多麻烦，胡风给路翎的信里称他“无耻”，也说他有书生气。也许，正是这书生气害了舒芜，就像《生活在别处》里所言：“年轻人都是这样热烈的一元论者，绝对的使者。成人世界清楚地知道，‘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那种批判在1952年因为频繁而正常，真正的考验出现在三年后，胡风因以“三十万言”致书高层，反而惹得高层大怒，对他的批判一时间如火如荼。王元化发表《胡风的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彭柏山发表《论胡风创作思想的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绿原发表《我对胡风错误思想的几点认识》……就在这个时候，《人民日报》的编辑叶遥来到舒芜家中约稿。
舒芜答应了，谈到某观点时，提到他在1945年曾和胡风有一些通信。叶遥想看看，舒芜说那些信也许存放在安徽老家了，就算带来了也还没整理。就在这时，舒芜的妈妈动作麻利地拖出一只小皮箱，说：“信都在里面呢。”
像是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完全失控，叶遥看完信后，又给她的上司袁水拍和林淡秋看，他们看完后还给了舒芜。当舒芜把批判胡风的文章写完后，袁水拍再次提出，要借那些信件核对原文。这次，这些信件和文章，被送到了中宣部林默涵的手中。胡风是性情中人，信件里有些字句令人吃惊，信件最终送呈到毛泽东处，而他老人家，本来就对胡风非常不满。
仿佛是舒芜给了致命一击。写批判文章问题不大，大家政见不合嘛，但把信交出去，就是出卖，何况，接下来，舒芜并没有对他的行为造成的后果忏悔，相反，他按照上面的指示，把那些信摘录、分类、注释。最高层对于这批信件给予高度关注。胡风与他的朋友们成了反革命，舒芜在《回归五四》一书的序言里描写那惨状：“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的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付的一份责任。”
这算是道了歉，但有人嫌他轻描淡写，叶遥的文章证明，他最初并无意于把信交给高层，可是信中既然有那么多让叶遥与她的领导感到震惊的字句，就意味着凶险，舒芜怎能安然地将一组凶险四伏的信，随便交出？
学者周筱赟替他辩护，说之前胡风在《三十万言书》里也引用了舒芜的信，揭露他恶毒攻击人民解放军，攻击毛泽东思想，是打进党的内奸，是叛党分子。
看上去每个人都居心叵测，但是在那个年代里，这也许是一种过度的纯粹，无论是“出卖”胡风的舒芜，还是“揭发”舒芜的胡风，他们的出手，都让我想起《生活在别处》里，雅罗米尔是怎样激情洋溢地把女友送进监狱的。
雅罗米尔的女友跟另外一个男人约会，使得她没能准时到达和雅罗米尔的约会现场。雅罗米尔最恨自己被忽视，为了让这迟到变得合理，女友编了个的确不能准时到达的理由，说是自己的弟弟准备叛逃，离开“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她需要花很多时间劝他留下。
雅罗米尔去国安局告发了她。离开时他感到自己浑身充满了活力：“他首先想径直回家，坐在他的桌前写诗……他觉得在过去的那一小时内，他的容颜已变得坚强起来，步伐更加坚定，声音更加果敢。他喜欢让人看到他新的化身。”
“他的感觉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好。他的头脑里充满了诗歌，他在桌前坐下。不，爱情和责任不是两个对立的概念，他对自己说。那是用一种曲解的、旧的方式来看待这个问题。要么爱情要么责任，要么爱情要么革命——不，不，没有这样的两难处境。他并不是因为爱情对他无足轻重才使他的女友面临危险——恰恰相反，他想实现一个人们会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
实现一个人们比以前更加相爱的世界。多么美好的憧憬，简直让人热泪盈眶。原来还可以把出卖描述得如此动人，如果把“爱情”两个字改成“友谊”，是不是也可以表达舒芜当时的心情。
我必须把小说里的这段也一并摘抄：“雅罗米尔使他的情人安全遭受危险，正是因为他爱她胜过其他男人爱他们的女人；正是因为他知道，爱情和洋溢着纯洁感情的光明新世界是怎么一回事。”
如此光明纯粹言之成理的感情，也许，舒芜也可以这么说。他后来说：“当时全国都在搞知识分子的改造，我把自己放在改造者的地位，又把政权看作自己的，所以对思想改造没有一点逆反心理。从内心真诚地认为，确实需要改造，不改造不行。”不是他一个人，老舍也曾写过《毛主席给了我新的文艺生命》，很多文人表达过类似的赤诚。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相信舒芜的话，他真的就没有私心，没有投机的想法？我从最坏的角度推测，他也许是有的。但即便他怀有私心与恶意，也都是有限的，若不遇到那种扭曲的时代，就不会应运而生。
且让我来个批私斗私一闪念，我曾经在买火车票时巧妙地插过队，为家人看病挂号等事开过后门，在同等条件甚至对方比我条件更好的情况下，若是我被选择，我也会窃喜而不是拱手相让，许多时候，我也没那么耿直无私。我努力克服这些但也理解这一切，这是人性弱点，我拥有的是一个比较普通的人性的版本，好在这个社会也时刻制约着我们，比如你加塞就会被人责骂，医院的电脑喊号杜绝了开后门，这些不光彩事儿，自然就能刹住。
如果社会怂恿并且奖励人性里最鄙陋的那一部分呢？那种奖励不是让你升官发财，而是赋予你更加正义更加接近真理的表象，你如何去控制潜意识里那些不可告人的自私？更何况，社会的洪流太过强大，就算你想控制，它也有办法让你失控。
1955年，舒芜三十三岁，这个刚过而立之年的年轻人，被他的命运所操纵。他后来一再试图辩解，说当时都这样，说后来被打成胡风集团倒了霉的那些人见面还跟他打招呼，直到他自己也遭殃之后，那些人才开始控诉他的罪状。他似乎想说明，那些受害人起初并不怪他，后来对他的怨恨也非反射弧太长，而是，没有对错，只有强弱，在他们的命运里，他们每一个人，都是不由自主的。
你也许觉得这是狡辩，我倒觉得有点道理。假如舒芜不被卷入政治洪流，不为强有力者的翻云覆雨手所操控，他能犯下的错误，也许只是插个队，机缘凑巧的情况下走个后门。看他一生行事，迂腐被动，即使他的“人生污点”，也是歪打正着，并不像有些人，是主动作恶，超出底线地作恶。像他这样的人，本可以平静地度过一生。
是那样一股荒谬的潮流，将一个人内心的黑暗诱发了出来，又赋予它格外光明的名义。它的力量太强大，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在命运走向发生转变的关头力挽狂澜，洞察那些貌似有序进行的事件的真相？如果你扪心自问，你也不是那种志士豪杰，那么，你就应该诅咒那浪潮，多过诅咒被浪潮卷入其中的弱小者。
杜甫有诗云：“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舒芜的际遇倒是没这么悲催，他后来亦与聂绀弩等人成为好友至交，但我依旧怜惜他被埋没的才情，怜惜他寂寞的百口莫辩的一生。他和胡风案里的那些人一样，都是受害者，只是，人们的勇气，只够追究他的“恶行”，消费完廉价的愤怒，杀死那个替罪羊，似乎就可以将这个问题结束。
舒芜到底还有过错，钱氏夫妇更为无辜，追究他们所谓的“历史污点”，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胆怯者故作勇猛，污秽者装作有精神洁癖，在各种义正词严滔滔不绝中，真问题被隐藏，也许，是永远隐藏。
后来舒芜反思自己的人生，说，他母亲对他说，你吃亏就吃在没有一个好父亲。舒芜暗自惊奇，想，我闯的祸，与我父亲何干？想到最后，却觉得母亲的话有道理，若不是父亲始终在他的人生里缺席，要是有一个过来人，能在那些“绝对”“极端”的理念之外，告诉他一些人情世故、基本常识，他也许，就不会犯下那样的错。
雅罗米尔的不幸，也在于此吧，他父亲没能给他更多。他们都没有从传统中蹚过的父亲，他们孤身一人勇往直前，凭着直觉，凭着欲望，凭着天真愚蠢的热情，拥抱他们的际遇。当他们遇到他们所遇到的，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