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到八月份的“虫季”，中国有百万“蟋蟀收购大军”开始围绕“蟋蟀”流动。该群体一直没有进入社会学研究的视野，其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这一群体在蟋蟀收购时聚集在一起，收购完成，群体成员就会像蒸发了一样顷刻间消失在更大的人群中；二是当这一群体的成员再次相聚，他们每个人都成了进出全国各大小斗蟋“堂口”的斗蟋者。因为“堂口”要防止国家对斗蟋博彩的打击，所以往往只对“熟人”开放，这进一步增加了斗蟋人群的封闭性。同时，这一斗蟋群体在中国存在了千百年，其中的人员尽管分布在五湖四海，但他们分享着同样的宏观历史叙事；阅读着同样关于蟋蟀的“古谱”；信守并遵从着几乎相同的斗蟋原则和规则；以类似的方式言说和行动。他们靠传统文化的连接，俨然在现代的中国形成了一个不为人知的“隐遁社会”。
一个具有完全“地方性”，并且靠独特文化连接维系的社会，其“文化”呈现为一种什么样态，在现代社会它如何保持生存和运作，这一“社会”和“国家”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状态，这种关系状态对该社会的存续和发展有何影响，其内部成员如何按照特定的文化言说和行为，外部“国家”和“市场”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世界”，针对这些问题，笔者以完全参与的方式深入斗蟋群体存在的社会空间，在“国家－社会”的理论框架下，以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探究在独特文化驱动下这一“隐遁社会”的生存态势和运作逻辑。
本书在对“国家－社会”理论框架回顾的基础上在框架中加入了“文化”的变量，围绕“国家－社会”理论内含的理论问题——积极的行动者和结构（制度）之间的张力——展开理论梳理。通过梳理发现，随着“社会”观念的浮现，“国家”就一直是一个和它相对的在场者。该理论中结构性倾向对行动者意义世界的忽视早就得到了社会学开创者的重视。通过“生活世界”“实践”的引入，“社会”逐渐成为一个充满了行动的行动者意义的场域；通过“文化”理论的引入，不仅行动者的意义在制度结构中有了空间，而且在更加宏观的“国家”和“社会”之间也有了连通的渠道。中国文化在经受西方现代性冲击之前，对国家、个人和社会有其独特的办法，中国通过文化的连接让国家和社会、社会和个人，乃至国家和个人都“通了家”。斗蟋社会是一个个人、社会和国家在斗蟋嬉戏中“通家”的社会。
中国斗蟋社会的千百年继存得益于中国古代文化对社会结构的安排。中国传统社会是迥异于西方的生活样态结构的。中国官僚体系发达，但是这一发达的官僚体系对社会的治理不是以制度设置，而是以意识形态结合宏大历史叙事的方式展开的。中国的民间生活的实践尽管远离权力，但国家权力通过某些意识形态的叙事与民间社会权力发生着频繁的接触，这种接触又有由非常清晰的交集构成的界域，而斗蟋蟀——这一皇帝、宰相和民间普通百姓都喜欢并在其中嬉戏的场域——就是这一交集千百年“文化”面向的具体呈现。
“隐遁社会”中有其特有的“谈资”和谈论主题，它们揭示了该社会中人们在行动中遵循的主要关系原则：“平衡”、“利他”和“情谊”。这些原则具有明显传统社会的“文化”特征；从微观交往来看，斗蟋社会中的成员在进行微观交流的时候总是依靠一些“默会性知识”——这是文化的一种微观呈现形态。这些在长期交往和从传统习得的文化性语言和行为方式，构筑了斗蟋者独特的文化身份。他们通过这种只有内部人才可以辨识的“文化身份”区分“外人”和“自己人”。
斗蟋者主要嬉戏的场所是“堂子”，要了解斗蟋就必须实地考察他们真实的“赌博”过程。本书通过文化社会学视角对这一过程的重新审视发现，斗蟋者在“局外人”看来是纯粹出于利益考量的每一次斗蟋博彩实际上都是一次社会性嬉戏，即看似出于个人理性和判断的斗蟋实际上是有诸多他者介入的复杂社会性活动。甚至在斗蟋中每一次“喊花”、“押花”和“放扣”都蕴含着不被言明但约定俗成的规矩。生活于斗蟋社会中的成员对这些“约定俗成”和“不被言明的叙事”理解、掌握和应用得越透彻，其在“博彩”活动中的胜出率就越高。由此，斗蟋蟀不是简单的蟋蟀在斗栅内的拼杀，而主要是人与人在斗栅外的较量。他们较量的依据不是简单对斗蟋技术的掌握，而是对内含于斗蟋传统文化的谙熟。另外，面对国家的“爆堂子”，一个生活于斗蟋社会中的真正斗蟋者不是简单地抗拒和躲避，而是把“嬉戏”的逻辑运用其中。他们把国家也纳入进来，当作了斗蟋嬉戏的另外一个反面参与者。从而，斗蟋通过文化的介入，呈现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社会”关系样态。
斗蟋社会中人员的分类或阶层划分呈现明显的分化状态，而对它们的剖析是呈现斗蟋群体社会结构的必要分析手段。本书文化社会学的视角把文化引入了对斗蟋社会阶层的分析，发现阶层划分本身是现代语境下的产物，在传统斗蟋社会中，其成员大多没有阶层的概念，该社会是通过对文化掌握、理解和应用程度的标准把人进行分类的。文化对人的分类和现代科层制下对人的分层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涵。前者更关注人类文化的意义，把人类社会看成是一个由传统、习俗承载的意义之网。但随着科层体制和逻辑对斗蟋社会的侵入，斗蟋社会中蟋蟀的来源地——农村首先被侵袭，在抓蟋蟀的人中首先形成了某种具有科层性的组织，它们逐渐冲破文化之网，试图重新以经济和权力的原则来组织斗蟋社会的源头。现代性的这一逻辑在斗蟋社会那些“有钱人”中首先开始通行。
中国“斗蟋”由“赋魅”到“祛魅”的过程也承载、呈现了现代国家权力逻辑和市场逻辑对“斗蟋社会”的影响历程。这一过程所呈现的恰似卡尔·波兰尼所说的“巨变”及其后果在中国社会的真实上演。针对此，该社会的唯一可行的策略是用千百年流传的传统、习俗等文化基因来保卫社会，对抗市场和权力“脱嵌”所可能引起的现代性后果。
该书是笔者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修改而成。自己的博士学位攻读了十年。这十年中的近八年时间，笔者每到“虫季”就扮演成一个“职业斗蟋者”，以完全参与的方法进入到自己要收集资料的那一庞大而松散的人群所构成的独特社会中。从开始漫无目的且无效的张望、观察、记录到后来决定抛开调研者所应遵循的“科学”收集资料方式，完全以一个斗蟋者的身份和心态融入斗蟋社会——和几十年生活于这一社会的人喝酒、交谈；向他们学习辨识、收购、捕捉、饲养蟋蟀；与他们一起进出不同蟋蟀产地的玉米地；一起参与各种“堂子”的斗蟋；和他们一起“喊花”、“放扣”；甚至和他们一起面对“爆堂子”。这期间，不仅要面对巨大的体力和经济压力，还要面对亲人的“不解”给自己带来的心理压力。母亲以为我开始沉溺于斗蟋蟀，曾数次警告我适可而止，不要“走火入魔”，要以工作和学业为重；妻子看我因为蟋蟀收购、捕捉、饲养而通宵达旦变得黝黑消瘦，出于不解和不忍心，说要把我的蟋蟀和蟋蟀罐子全扔出去。她也认为我已经开始不务正业，但是每当我给蟋蟀喂食添水到凌晨，她都会以埋怨和催促我睡觉的“理由”起来帮我添水加食，第二天做好早餐催我起来吃的也总是她。
十年博士攻读不仅在亲人，在周围同学、同事、领导看来也都觉得太过漫长，漫长得不能理解。但我自己清楚，我要描述的那个群体以及其成员组成的社会是一个在中国不曾被关注的群体和社会。它们就那样一直在城市中存在着，甚至存在了千百年，但当你想要捕捉它们的时候却发现它们会遁于无形——散落到城市的各个角落。虽然是一个蹒跚并不是很自信地行走的一名学者，但我对一点还是非常笃定和有信心的，那就是做学术和研究，尤其是做社会学研究不在“功利”，也不能求“功利”，而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社会、群体及其成员。我们的任务就是剖析它们的结构，揭示它们的文化和行动逻辑——我把这一点看作我的博士导师李友梅老师给我的启自费孝通先生的师承。
求学所要求得的远不是一些只要努力就可以习得的概念、技术和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为学的精神。孩子刚6岁，李友梅老师就承载着费孝通先生和国家的叮嘱远渡重洋求学7年，回国后紧接着用其所学，为了国家的发展跟费老调研四年……为了国家、社会的发展和那种学人才具备的学术志业可以舍家。这是李老师以身教传承给我以及我的同门的一种精神和能触碰心灵的感动。而这足以成为让一个人不求功利为学的动力。
这样的记忆将永远伴随我的为学之路：在李友梅老师的带领下，针对某一个问题，我们的讨论从早上九点一直持续到晚上九点，她的脸色因为劳累而变得有些苍白；她把头靠到椅背上闭着眼睛，但是思维仍然清晰敏捷，我们每一个人的发言她都倾听、评论、纠正、指点；不经意间她抬起腿揉脚，结果手指一按，脚部因为劳累和睡眠不足导致的浮肿居然随着手指的按压深陷了下去。我想说，这一些，作为跟您学社会学的学生怎会观察留意不到？那天回去和舍友提及这事，三十四五岁的自己忍不住呜咽流泪。现在每次想到那一场景都会忍不住要涌出眼泪来。有这样的老师作为榜样和“理想类型”，除了努力学习她、承继她的那种志业精神之外，我自己找不到任何为功利而学习和进行研究的理由。
李友梅老师传承的这种志业精神是支撑自己调研持续下去的动力。我仍然清晰记得开题的时候面对诸多关于我研究的这一领域界定之质疑时老师肯定的评价：“（斗蟋社会）这不是社会是什么？这就是我们要找的社会。”李老师是在对我的选题进行肯定，也是在鼓励我继续下去。就是这样一句话激励着作为学生的我顶着巨大的压力坚持着完全参与式的调查。有传承自老师之学术精神的支持，自己几年来一直抱有这样的决心：即使因为时间问题博士学位攻读不下来，也要完成自己的调查，把那个“隐遁的社会”尽量完整真实地呈现出来！——博士学位攻读到了第五年、第六年、第七年……我知道老师在静静等我的结果，几乎每一年我都想和老师说：“老师，不是学生不努力，而是那个‘社会’不知为何在学生面前浮现的速度太慢，自己这么多年一直无法看清楚它的全貌。”
今天，我完成了论文的修改完善，并且在胡庆英编辑的帮助下将由中国最好的出版社之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但我并不认为我关于那个“隐遁社会”的研究已经终局，更不意味着我洞悉了那个社会的所有细节。它很多细小部分对我而言仍然是隐遁的，而这些细小的部分可能对认识这个社会很重要。我仍然有很多话要说，后来的研究者肯定也会从我这一抛砖引玉的研究领域中说出更多我没能说出的话。
我的博士论文是出于某种“害怕”而完成的，我害怕完成不了学业自己不能再喊带领自己踏入学术门槛，教会自己如何求知为学的老师一声“老师”！我害怕老师不会再认这样一个学生为“学生”。吾爱真理，吾更爱吾师！我害怕辜负母亲、妻子、姐弟以及所有那些爱我、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人的期望。这种“害怕”催促自己前行，有了这些“害怕”时刻伴随，请母亲和老师放心，我一定不会“误入歧途”，因为为学的路上功利与我无缘，而爱心和“廓然大公之心”总会与我相伴！
牟利成
2017年7月于泉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