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题记
徐永光先生，1949年出生于浙江温州，希望工程创始人，曾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兼副理事长，现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理事长。
青基会，全称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英文为China Youth Development Foundation（缩写为CYDF），成立于1989年3月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其宗旨为：通过资助服务、利益表达和社会倡导，帮助青少年提高能力，改善青少年成长环境。希望工程是由青基会与团中央于1989年发起的以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儿童为目的的一项公益事业。其宗旨是资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重返校园，建设希望小学，改善农村办学条件。援建希望小学与资助贫困学生是希望工程实施的两大主要公益项目。希望工程的实施，改变了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改善了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促进了基础教育的发展，推动了以扶贫济困、助人为乐为核心的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
青基会和希望工程，作为中国公益事业的一面旗帜，曾经红极一时，经历了光荣与梦想，也曾备受争议。徐永光先生的口述史是在他离开青基会和希望工程、成功转型担任中国首批非公募基金会之一的南都公益基金会负责人之后进行的。百忙之中的永光先生欣然接受我们的访谈，并对访谈笔录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在此谨向永光先生致以深切的谢忱！
1.创办青基会的历史背景
问：徐老师您好，我们想就青基会对您做一个访谈，主要想请您谈谈创办青基会的背景、想法、经过，以及您致力于公益事业的感想和体会。
答：我做青基会，后来做希望工程，一直让大家觉得好奇。1988年5月共青团十二大召开之后（当时我是团中央常委、组织部长）我向团中央书记处提出，由我来创办一种共青团新的发展机构。之前，1987年时，我是团中央政治体制改革研究小组的组长，由我主笔起草了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经过中央书记处讨论，在共青团十二大通过。在基本设想中，有一项是创办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为青少年事业筹集资金的方案。另外，还计划创办共青团经济实体——当时党政机关办公司比较热。经书记处研究，同意成立团中央事业开发委员会，我任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我同时推动两项工作，一是筹办基金会，二是筹办中国华青公司。如果公司批下来，我就去办公司了，但正好国务院清理整顿，不允许办公司，于是就办了基金会。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于1989年3月正式注册，我做第一任秘书长。
做希望工程、基金会，有成功或失败的可能性，因为当时这类机构在中国完全是新生事物，谁也不知道怎么搞。因为没有先例，就赶紧恶补，了解国外机构的运行情况，借鉴国外经验。当时主要是了解苏联、东欧国家青少年机构通过基金会募集资金方面的情况，以及西方国家青少年领域非政府机构的投入模式。当时研究共青团体制改革，如何解决青少年事业发展经费不足，是一个重要课题。国家对于青少年的发展没有专门预算，只有各级共青团机关行政经费的预算，是与党政系统一样的。我们研究了财政部预算的所有条目，国家没有青少年事业方面投资，就考虑是否可以依靠新的筹资模式，依靠基金会向民间筹集资金。
1988年申请创办基金会时，国务院颁布了《基金会管理办法》。中国青基会就是依据这个办法成立的，后来做希望工程，做得比较成功，而且一直保持到今天，虽然受到过很多的打击，但到现在还没有衰退，有很多原因。
问：最初考虑把基金会定位在为农村贫困儿童服务，是否向宋庆龄基金会了解过一些情况？
答：我们与已经成立的宋庆龄基金会、儿童基金会、科技发展基金会，互相也有一些联系。但用希望工程的项目进行筹资，完全是自己想出来的，没有借鉴别人的做法。
基金会在国外通常是先有一笔巨额资金，然后来资助别人。我们是有一个基金会的牌子，但自己没有钱，有了这块牌子可以依法募捐。今天才明确了叫公募基金会。我们需要设计项目，靠项目募捐。青基会主管单位是团中央。
注册很简单，没有任何困难。因为是团中央要办基金会，那时规定，一个部委可以办一个基金会，当时还有一个业务主管部门是中国人民银行。
2.青基会及希望工程的创设
问：是什么使您决定放弃仕途，转做基金会的呢？
答：实际上，当时是我在体制里面发展最好的时候。我做这个决定最主要的原因也许是受一种地域文化的影响。我是温州人，温州人血液中流淌着注重实务、不尚虚名的商业文化的血液，那是受南宋永嘉学派事功学说的影响。[12]
商业文化和官场文化是两个系统。如果走仕途我就要适应官场文化，就要把个性收敛，不光务实，还要务虚。人事方面的经营，我是一窍不通。我到团中央以后就一直很想做事情，共青团十二大后，我认为我该做出未来道路的选择了。一条路是离开团中央，转业到其他党政部门，当时我40岁。我相信如果我安分守己，也会走好。因为我有太多自己的想法，走仕途并不适合。我很想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情。这是我辞掉团中央的职务来做基金会的原因。温州人是非常聪明的群体，特别有创意，特别不安于现状，不怕困难，富有挑战性。也正因为如此，温州人做大官的很少。我相信我决定离开团中央做基金会的背后，骨子里是温州商业文化传统对我的影响。
另外，也许有我自己生活经历的因素。我出生不久，还不会说话的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母亲带着5个孩子生活，日子过得非常艰难。母亲也没有正式工作，给别人补袜子，唯一的生产工具就是缝纫机。在团中央工作时，1986年3月到5月期间，我去了广西柳州地区三江侗族瑶族自治县调研，发现农村教育极度落后的状况，回来专门写了篇关于贫困地区教育文化发展的调查报告。1988年准备做基金会的时候，有四个人准备讨论下一步怎么做，这四个人是我、郗杰英、李宁和杨晓禹。当时我们讨论青基会成立以后做什么。青基会成立时只有10万元注册资金，我就不假思索地说：“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大家都说好。
我们几个人都做过基层工作，对贫困地区孩子受教育的困难比较了解。当时没有考虑团中央创办的基金会要优先考虑开展青少年政治思想教育的问题，资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是我们的首选。我们非常清楚基金会应该关注什么问题。选择救助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抓住了公益事业最容易得到社会关注和支持的几个点。在世界范围之内，儿童问题、教育问题、贫困问题都是公益慈善事业特别关注的，希望工程把这三个问题捆在了一起，所以该项目一宣布，马上就引起了社会的高度赞同和响应。慈善募捐在中国现在的条件下面最重要的不是从理性的层面进行引导，可能还是情感方面的激发。后来我发明了一个词，叫做“慈善募捐的眼泪指数”，希望工程在慈善募捐中是眼泪指数最高的一个项目，最能够打动人的感情。
问：您如果走仕途这条道路，可能也会走得很好。选择了放弃，有没有过后悔？
答：从内心讲，我很满足。我离开了仕途做希望工程，中国不过是少了一个可多可少的官员，但是多了一个希望工程。
3.青基会与希望工程的成功经验
问：青基会自创办以来，经历了艰辛，也获得了荣光，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些成功的经验？
答：做一个事情要成功确实很难。几乎可以说：一件事情，会有100个理由、100个原因让你失败，所有的原因和理由都要遏制住，所有这些让你失败的理由和原因都要变成成功的理由。
我概括，想要成功需要在三个层次上把握好：一是宏观把握。做事情与党中央政策、社会潮流、公众需求都要相符合，还要与世界潮流相符合。这样就保证了方向正确。二是中观策略。在运行过程中要注重所有的社会关系，注重社会发展中环境的营造。社会关系的处理，包括与主管部门的关系、青基会内部的关系、省级青基会的关系。中观策略要非常到位得体。三是微观操作，技术层面、项目设计、社会动员、管理监督、对客户的服务，这样的微观技术操作层面要到位。接收一笔捐款，到了孩子手里，反馈到捐款人，整个的流程有20多道程序，每一个程序都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微观过程。我们救助了将近300万孩子，如果乘以20，就是6000万道程序，如果有千分之一的6万个差错，每一个差错捐款人都可以向你讨说法。1994年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采用计算机结对，数据库中有几十万孩子的资料，捐款人也有几十万，承诺捐款人可以选择捐助的对象、地区、民族、性别，我们就难了。计算机24小时运行，把符合条件的结好。最后还有10万对结不上。1994年结对救助规模从54万跳到了110万，最后只好硬配对，这样问题就很大了。当时电话都打爆了，捐赠者说我们欺骗他们，承诺没有兑现。我们只能希望求得谅解。实在不行，就调换。我们在硬性结对之后都附了致歉信，主动表明我们给你安排的不是你原来希望结对的，有何原因。这样一来，绝大部分的捐赠者接受了这个结果，但还有一些不接受，那么就按照他们的意愿重新改正。这样的细节一定要把握好，否则会给机构带来麻烦。
希望工程的设计一开始就很到位，1992年开始，我们推出了希望工程百万爱心行动。因为听取了捐款人的建议，我们的运作方式由过去不结对转为结对。1992年以前，受制于结对做法技术上的要求很多，很难。但这么做的好处，一是捐款人直接参与救助的过程，有成就感；捐款人与孩子保持联系，给孩子带去信息，对成长有益。二是捐款人直接参与监督，走过全过程，保证了希望工程的每一笔钱背后有一双盯着我们的监督的眼睛。这样的制度设计确保希望工程做了十几年没有砸牌子。不能说希望工程不出问题，面铺得很广，环节很多，出问题是必然的，但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出了问题马上就会被发现。当时我经常讲：公众监督是希望工程最好的保护神。
此外，还有一个成功的经验是：我们非常注重希望工程品牌的保护。品牌的保护在于四个律：自律、他律、互律和法律。首先是法律保护，我一直考虑希望工程怎么不被做烂。法律上、管理上都应有严格的规则，不能被任何人搞走样，出问题要受到制裁。我们比较早想到了商标保护的力度，1995年希望工程获得了国家商标局服务商标的注册，是国内第一个公益商标。所有的省青基会进行希望工程募捐，都需要经过中国青基会的商标使用授权，每年一次。1994年我们推出的“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省市县都可以以此活动开展募捐，建立地县基金，希望工程急速推动发展，成果显赫，但我们意识到背后的巨大风险，于是把1995年定为希望工程管理年。可以说，几百、上千个地县希望工程基金都是火药桶，定时炸弹，只要有一个出问题，那就了不得。中国青基会断然决定撤销所有地县基金，当时的阻力之大是可以想象的，但为了希望工程的长治久安，不能不这么做。我提的口号是：牺牲效率保平安。我们只把希望工程筹款权授予省级青基会，要求地县基金全部收归省青基会统一管理。事实上并没有完全收住，很多地方共青团组织还是在募捐。像我们这样一个并无行政控制权的基金会，对希望工程的保护只能依靠法律。那些继续用希望工程名义募捐的地方团组织，我们没有轻易动用法律干预的手段，靠省一级青基会对他们进行严格监管，并报请团中央、国家审计署联合发文，每年对希望工程捐款进行审计。这是一种妥协，也是一种策略。因为中国青基会手上握有希望工程的商标权，万一哪个地方共青团组织在管理上出了问题，就属于商标侵权行为，我们可以起诉它。这样就不至于整体上让希望工程品牌受损。当然，这对于希望工程的品牌保护是存在风险的，好在希望工程在管理上有一套全国统一的规则、规范，社会也在一起监督，还没有中国青基会就希望工程起诉地方共青团组织的案例发生。
其次是制度设计中要有他律，所有参与者参与监督。有了他律，希望工程让好人来做，会做得更好，一旦有坏人，也不敢有非分之想，不会有可乘之机。他律是成功的基本前提，自律[13]是不败的法宝（不一定是成功的保证），法律保护是成功的重要保证，互律是行业优胜劣汰、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基金会在中国主要受政府管理部门控制，官办色彩很浓，行业整体上有很多欠缺，会不断出问题和麻烦。要防止一人生病，大家吃药，甚至劣币驱逐良币。所以把行业互律（自律）联盟做起来，在一个共同规则下追求卓越，可以创造出马太效应，捐款就会流向优秀的机构。要形成健康发展的生态环境，我总结了八句话、三十二个字，“法律规范、政府监管、组织善治、行业自律、社会监督、公众选择、平等竞争、优胜劣汰”。
4.谈谈“青基会事件”[14]
问：您能不能谈谈工作中的一些失误、经验教训？比如“青基会事件”。
答：这些问题是需要谈的。实际上有一些事情还是造成了社会上的一些困惑。基金会在中国的发展前期，政策法律环境、条件不是很好，在社会的心理准备方面，对公益事业发展的一些基本规矩，诸如基金会需要管理成本、资金的投资增值属于基金会的常规合法行为，也不是太明白。了解这些需要一个过程。1988年的《基金会管理办法》规定，基金会人员工资管理费用，只能从基金的增值，包括利息、投资股权收益当中来支付。也就是说，基金会的运行管理成本不能从捐款中提取一分一厘，为“零成本”运作（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则规定，基金会管理成本只要不高于总支出的10％即为合法）。这就非常明确了，你要通过基金的投资增值，让钱生钱来支持你的运作。国家法规不允许你从捐款中提取管理费用，公众也是一种同样的心理。公众认为捐款是让你给救助的对象发放的，绝对不允许你拿着捐款发工资、发奖金的。
问：当时好像青基会的员工是国家发工资的？
答：有的基金会是，但中国青基会的人员费用完全自理。公众在观念上不能接受的还有用捐款来做投资，认为应该把所有的捐款都用到项目上去，拿去投资那不是“挪用”捐款吗！事实上，很多捐款并不是马上就用到项目上的，在捐款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比如一笔助学金，我们通常是一次性接受的，但要分若干年比如五年分期拨付给学生。这样就会有一部分资金存留在基金会手里。这笔钱，是可以用来保值增值的。按照当时1989年国务院颁布的《基金会管理办法》，基金会可以购买一定数量的股票，只是股权投资不得超过被投资公司股本的20％。
问：你觉得这个规定合理吗？
答：不合理。2004年颁布的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就没有这个限制，只规定基金会保值增值要符合合法、安全、有效的原则。在当时情况下，基金会为了生存发展必须去增值，法律也允许进行投资。但投资就会有风险，谁来决策？怎么控制投资的风险？这些在当时条件下都没有明确规定，也没有先例可循，我们只好摸着石头过河。回过头来看，从1992年开始，我们的确有一些项目在投资决策和管理上不够严谨，这些问题也是存在的。我们的困惑在于：我们必须投资，但又不是专业的投资机构。在中国这样一种市场经济不规范、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大背景下，你的投资又要交给别人去管，投资就更难控制，风险也更大。当然从总的情况来看，最大的问题还是投资环境不好，有关基金会投资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对我们参与管理也不利，同时我们又不是专业投资机构。投资项目有亏有盈，这是无法避免的，但从总的结果来看，我们是赚钱的，是盈利的，有几个投资项目已经上市或即将上市，有很高的回报。我们利用这个盈利维持了基金会十几年的运行。既然盈利亏本属正常现象，总体还是盈利的，那为什么还要挨骂呢？就是因为你不够透明。既然是基金会，就应该透明啊！无论是投资还是做别的任何事情，都应当向社会公开，应当成为公开透明的“玻璃口袋”。有一次央视搞时空连线，有几个专家就指责我们说你没做玻璃口袋嘛。主持人也讲：青基会希望工程好像盖着一层面纱。我想说的是：做玻璃口袋需要有做玻璃口袋的材料，你给我的材料是木头，又没有起码的条件和外部环境，你让我怎么能做成玻璃口袋呢？当时的情况的确是那样，搞正常的投资活动除了本身的风险，还有社会舆论不理解、误解的更大的风险。今天则不同了。现在我认为我们完全有条件做玻璃口袋了。2004年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基金会管理条例》，2005年财政部出台了《非营利组织会计制度》，有了这些基本的制度保障，基金会就完全有条件做成玻璃口袋了。反过来，你要是做不成玻璃口袋就有问题，为什么？《基金会管理条例》规定，行政经费10％可以在捐款里提取。青基会这十几年下来总共收到捐款一二十个亿，按照这个规定可以提一两个亿用于行政经费。除了10％行政经费外，作为公募基金会，还有筹款成本和服务成本，新的会计制度规定也可以从总的筹款额中提出一定的比例。有了这样的规定，青基会也许就没有冒险去搞投资增值活动的必要了。当时资金增值压力很大，政策和投资环境又不好，我把投资回报放在第一位考虑，没有控制住风险，导致了一部分项目失败。这是一个历史的过程。我个人觉得比较欣慰的是：我没有因为这些问题而倒下，还是挺过来了。媒体曝光，审计和纪检部门“挖地三尺”审计、调查，但我个人没有任何问题。我主持中国青基会和希望工程工作十多年，个人在财务上没有一分钱的毛病，这是我做公益慈善的一个基本信念——恪守“道德零风险”的结果。
5.希望工程的未来
问：希望工程“1+1助学行动”这么大规模的结对，管理起来的确还是挺困难的，这些问题怎么解决？
答：这么大规模的结对，事实上风险很大，后来我们要收，1997年我就提出希望工程要收，要结束，不能再做了，当时我觉得风险实在太大了。
问：在哪方面？
答：管理风险。希望工程做到了90多分，它的水平就是90分，我说再做的话，也加不了多少分，但是有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了零分。而且当时政府提出，要在2000年实现“普九”，即基本消除教育贫困。既然政府都提出来了，我们再做就被动了，将来政府也不会接受的。所以我当时提出不能再做下去了。……但是结果还是收不住。共青团系统，包括全国和地方的共青团系统都不答应，中央许多领导也都出来讲话，说希望工程不能停，要继续。我当时说希望工程要在2001年结束，要把希望工程送到历史博物馆供起来，它还是一个完美的东西。但是如果再做下去，可能搞不好，我们都会变成千古罪人。关于这个问题我讲了很多次话，事实上就是收不住。这件事情反过来说明了什么？一个真正好的东西，你想不做都不行，要不是一个好的东西，你想做也做不成。所以我觉得希望工程是头挑得好，我们是做了一个很好的策划和管理，希望工程真正是社会需要、全社会共同推动的事情。所以你想停都停不住。
6.南都基金会及新公民计划
问：您能不能谈一谈南都基金会的一些情况？
答：我认为公募基金会的优势是筹款能力很强，它能够用一些好的项目筹集到很多资金。如果能选择优秀的实施机构合作，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譬如说爱德基金会，它一年的支出有上亿人民币，机构只有几十个人，主要是与地方的公益组织合作来实施项目。在基金会是自己做项目还是资助草根组织做事情这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有的人认为目前草根组织能力还是比较弱，资助它们做事情不一定能取得好的结果。南都基金会成立以后，我们也碰到这样的困惑。现在新公民计划、特别是新公民学校项目招标比较困难，也就是说把钱花出去、花好还比较难。这个难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一是目前的公益组织普遍发展得还不够完善；二是现在社会中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机构还比较少。面对这样的问题，我的看法也还是比较坚定的。目前NGO的能力弱和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机构少，不能成为我们不资助的理由，反倒要求我们给予更多的资助。因为需要培育这类组织，通过我们的资金支持使一些组织成长起来，使那些优秀的项目得到更好的发展。其实这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对于南都基金会来讲，我们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支持和培育民间组织。这里面就谈到了非公募基金会的职能。非公募基金会应该更加坚定地选择资助型机构的定位。我认为从资金使用效益的角度来讲，做资助型机构，选人做事一定比养人做事更好一些。南都基金会目前正在做一种公益创投的模式，即公益的风险投资。
问：请您解释一下什么是公益创投的模式？
答：南都基金会资助建立新公民学校，这个资助过程就是在资助、创立一个新的非营利组织，它既是一个学校，又是一个新的教育NGO。我觉得一个新公民学校实际上就是一个小的教育基金会。我们把这笔钱（二百万）捐出去以后，就能够产生一所非营利的民办学校。按照国家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对教育捐款，企业是可以全额免税的。新公民学校接受捐款也是免税的。税收政策对于新公民学校整合社会资源是非常有利的。
我们研究过许多私募基金会的运行模式。基金会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资助型的。在国外，基本上私募基金会都是资助型的。南都基金会也是一个资助型的。就是说有一些项目不一定是公益创投的，而是直接资助公益项目或现在的公益组织。这是南都基金会一部分的支出。第二种是公益创投型的。国外的基金会有一部分是公益创投型的，同时还有一部分是做思想库的。在国内目前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所以我们南都基金会主要还是定位于资助型公益创投。公益创投是在做新公民学校这个项目中渐渐被提出并明朗化的。我觉得新公民学校是一个典型的公益创投。
目前我们还不会做思想库这样的定位，但我们还是要资助一些推动政策研究的项目。这些项目也是南都基金会资助范围之内的。也就是说，虽然我们是以推动项目为主的，但在政策推动方面我们也应该做一些事情。国外的私募基金会，主要有资助型、公益创投、思想库。我觉得南都最主要的定位就是资助型和公益创投。
问：思想库这块南都是不是也可以尝试？
答：是否要做思想库的尝试，要看机构本身是如何定位的。我们不做思想库，是因为我们的定位以及我们基金会的几位出资人都认为：第一，在中国做思想库的条件不够成熟；第二，（南都的）出资人都非常务实，包括周庆治在内，我们都认为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而且南都现在主要选定的资助对象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基金会支出的80％都用于农民工子女的教育，从需求看，基金会未来二三十年都将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
问：南都基金会是如何决定要关注农民工子弟教育的呢？能不能介绍一下新公民计划？
答：南都基金会的一个重要的方向，就是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现在的农民工子女14周岁以下的有8000万，这个数字是国家权威部门提供的。而这8000万的孩子，只有1000多万跟随父母进了城，有6000多万是留守儿童。留守是个很麻烦的问题。留守儿童多，最主要的障碍就是进城读书找不到学校，根源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因为户籍制度、教育经费是和户口联系的。北京一个公立小学的一个小学生一年的成本是1万1。对农民工子女来说，他的爸爸在北京打工一年的收入也不过1万1。你说一个农民工带着孩子进北京，他就能够平等进入公立学校吗？政府就能够敞开大门吗？这是不可能的。而且公立学校要注意的是：过去是农村免费，2008年国务院宣布城市也开始免费教育。这对农民工子女来讲不是福音是灾难，什么道理呢？过去是没有免费教育的，虽然中央也说不能收借读费、赞助费，但是还没有实施义务教育免费的国家大政策。所以进公立学校是偷偷收费的，叫自愿赞助，捐给教育基金会。免费教育来了，变相收费就要被曝光，要被追究。教育部门采取的策略是：对不起，我钱不收了，人也不要了。怎么办呢？提高门槛，原来要五个证，现在加到七个证，有的地方加到十个证，要独生子女证，要房产证，或者租房证，工作单位的证明，什么乱七八糟的证，父母没有犯罪记录的证明都要拿来。钱不能收了，人我也不收，办法理由很多。这是政府失灵！
所以现在的公立学校接收农民工子女进行教育的政策可能在倒退。再说说市场失灵。以北京为例，北京有300所打工子弟学校，其中240所是非法的。这些学校的特点是低投资，低收费，教师低薪酬（800块钱发10个月，暑假、寒假是不发钱的），教育低质量。
孔子讲：父母在不远游。他是有道理的。现在父母远游，子女留守。一个这么大的群体，现在农民工都已经第二代了，实际上是在牺牲这一代留守儿童。未来，社会是要承担这个后果的。地方政府政策开明的，还有一个洼地效应。如果一个地方政府说我的公立学校对你们敞开大门，那水全流过来了，那这个地方政府的压力也不堪承受。所以目前解决农民工子女的这个体制，政府很难办，市场也失灵。
我从2002年研究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2002年，我在政协会上提交了关于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的提案。一直到2007年基金会成立了，我就跟周庆治商量，把对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关注作为南都基金会的一个核心目标，这与周庆治关注城市化进程中重大社会问题的考虑目标完全一致。理事会通过了基金会的这个重要战略安排。我们除了资助一些关注农民工子女教育的公益项目以外，重点是探索一条农民工子女进城读书的第三条道路——公益学校。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只有公立学校不行，只有私立学校也不行，极端政府化加极端市场化想解决这个问题有困难。现在，中国的民办公益性学校基本上等于零。国外的私立学校大多是公益性、非营利的，我们没有非营利的学校，所以我们走的是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第三条道路。这个非营利学校的资源动员结构是，南都基金会作为公益创投，或者是种子基金，有一个受托管理机构——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管理所有新办的新公民学校。其他的资源主要应从社会和政府获取，当然作为民办学校，收一些学费也是合法的。这么说吧，如果是只有公立学校和私人办的民办学校，社会关心农民工子女教育的热情和资源的出口在哪里？给公立学校吗？没有必要。给私人办的学校也不合适。有了公益学校，社会资源，包括企业捐赠、个人助学都可以来。这样就可以动员社会资源，共同协助政府来解决农民工子女的教育问题。为了保护公益品牌，新公民学校、新公民计划在设计的时候，也注册了服务商标。
李学举部长到南都基金会调研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新公民计划的意义，不亚于希望工程，因为你们是探索一条全新的解决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新路子。”
访谈印象
我与永光的相识比较早。1998年10月我们在清华甲所举办非政府组织问题座谈会，永光是我邀请的会议嘉宾之一。会上，我提出开展NGO实证研究的设想，得到了包括永光在内的与会代表们的支持。也是在那次会上，NGO研究所宣告成立。可以说，我与永光的缘分是从研究所成立的第一天开始的。
对于中国的公益事业和公民社会，永光是一个不能不提的人物。以他个人而言，经历了先后两次转型；以中国公益事业及公民社会发展而言，他的两次转型是历史趋势在个人身上的折射。因此，请永光作为口述史研究的访谈对象是有意义的。
从仕途到公益，是永光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使他成了中国语境下的公益人。他所创立的希望工程影响深远。他和青基会都代表了那个时代。那次转型如他自己所说，是与他的个人经历和文化底蕴相关的。但同时也应注意到，他的背后是当时的“辞官下海”潮。他实际上有两个不同的选项。严格地说不是他选择了历史，而是历史选择了他。
永光是希望工程的开创者。这一公益项目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它改变了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儿童的命运，也引领和推动了中国的公益事业。希望工程能够成功，永光功不可没。在访谈中他也提到，要把握好三个层次。事实上，希望工程创立时其所处的时代相对于现在而言是一个特殊的时代，那时，能够多大程度地发动体制内资源是决定公益项目能走多远的关键之一。永光的特殊身份，使得他能顺利地借助原体制的各种资源为希望工程铺设发展壮大的道路。在此过程中，他付出了艰辛，也收获了荣光。但也正如他所意识到的，由于制度的不健全，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中国公益事业，机构的问责是靠领导人的良心来承载的。永光有一句名言：做公益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体制问题，为后来希望工程遭受挫折埋下了伏笔。后来出现的“青基会事件”不是一个青基会的问题，而是体制的问题。在当时体制下，所有的公募基金会都难以避免会出现问题。青基会不是个案，这类问题也不是任何个人能凭一己之力解决的。在访谈中，永光多次提到当时相关法律规定的不合理问题。后来出台了新的法规，比起当时合理了不少。但我们所应看到的是：青基会曾出现的问题并非有了健全的法规就能避免，除了法律的约束外，公益事业离不开自律、互律和他律。
永光在很早就意识到，希望工程的历史使命有一天会完成。这体现了他的思考和远见。希望工程创立之初的上世纪80年代末，政府的基础教育资源严重不足，急需一种更有效的社会资源动员方式来弥补，而希望工程正好能够很好地弥补这一不足。随着政府手中的财政资源充裕起来，基础教育转而成为公共服务的重心，希望工程的转型就在所难免。
永光离开青基会不久，出任南都公益基金会的秘书长，后来又担任理事长，实现了他的第二次转型，可以说是“从官办到民间”。这次转型与他此前在青基会的遭遇及认知不无关系，却使他迎来了第二次创业的机会。“新公民计划”被誉为第二个希望工程，它不仅为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打通了道路，也触及既有教育体制的软肋，在一定意义上成为推动教育改革的突破口。尤为可贵的是，南都基金会的这种创新探索出了一条资助型公益模式的新路，将基金会和众多的草根公益组织连接起来，成为撬动中国公益转型的一个重要杠杆。
与第一次转型一样，永光的第二次转型也踩在了历史的脉络上。新法规的颁布，非公募基金会的创设，富人公益的涌现，全民公益意识的提高与公信力问责的空前提升，以及管理体制的改革，等等。历史的发展为永光的第二次转型提供了可能，永光也用他在公益事业上的不懈追求书写着历史。
永光所走过的路和正在探索的实践，或许展示的是中国公益事业所经历的阵痛。中国的公益发端于公共服务严重不足的短缺时代，社会资源的广泛动员和募集成为弥补当时公共资源不足的一剂良药。然而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和财富的不断积累，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进而市场化（通过购买服务等）逐渐成为公共政策的主要目标，公益事业的转型就在所难免。青基会正在经历这个重大的转型，新生的南都基金会也是这个转型的产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