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师范大学 柳植
按照苏联共产党的传统，新的最高领导人的思想和路线得到党代表大会的认可，才算最后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1955年4月7日，赫鲁晓夫向苏共中央主席团提出召开苏共二十大的报告。报告说：“自从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已经过去了两年半的时间。党章规定：例行代表大会至少每四年召开一次。因此，下一次党代表大会召开的时间即将临近。”“我认为举行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最合适的时间是1956年2月份。”[111]报告拟出6项议程：苏共中央工作报告；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指示；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纲领；关于修改苏联共产党章程；选举党的中央机关。4月8日，主席团通过了赫鲁晓夫关于召开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建议，决定大会在1956年2月14日召开，确定议程为：苏共中央工作报告——报告人尼·谢·赫鲁晓夫；苏共中央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报告人莫斯卡托夫；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对1956～1960年苏联国民经济发展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工作指示——报告人布尔加宁；选举党的中央机关。[112]主席团决定大会代表在各州、边疆区党的代表会议上和加盟共和国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后来，赫鲁晓夫还把这项决议提交7月中央全会通过。
经过半年多的准备，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1956年2月14日在克里姆林宫如期召开。134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和81名有发言权的代表出席了大会。55个兄弟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团应邀参加。这是斯大林之后，在苏共新领导人赫鲁晓夫主持下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会议大厅里竖立着一尊列宁发表演说的塑像，斯大林的肖像却被有意拿掉。赫鲁晓夫是大会的中心人物，他致大会开幕词，在提议为苏共十九次代表大会和二十次代表大会之间失去的共产主义运动最杰出的活动家默哀时，有意把斯大林同哥特瓦尔德、德田秋一相提并论。他代表上届中央委员会做工作总结报告，在大会的最后一天，也就是2月25日，他又在没有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上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
由于赫鲁晓夫在党中央总结报告中提出了“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和“关于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特别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大镇压材料以及反法西斯战争等方面的种种错误，这次大会无论在苏联国内还是在国际上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几年以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这些问题以及对这次大会的评价，发生了一场政治大争论。从此，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开始走向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出现了不同的中心。因此，苏共二十大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和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苏共二十大距今已过去了半个多世纪，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十几年前也告一段落，大会的档案已经解密，它早已成为一个历史问题。作为历史问题，就应该用历史学家的眼光和历史研究的方法，摈弃旧的意识形态偏见和某些政治情结，把这次大会放在整个苏联社会主义的实践史中、放在俄国现代化进程和20世纪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趋势中给以批判的总结。对于那次大会，迄今不仅仍有一些观念和认识上的误区，而且有一些事实也需要进一步澄清。本文将比较详细地分析和评论赫鲁晓夫在总结报告中阐释的路线，追述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准备和出笼的过程及其主要内容，还将涉及大会在国内外引起的强烈反响以及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的发表，尽力介绍这次大会的全过程。
赫鲁晓夫路线在二十大的阐释与确立
按照宣布的议程开会11天，主要是听取和讨论赫鲁晓夫的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和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党中央的总结报告是在赫鲁晓夫主持下的一个班子集体起草的，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动员了党中央、科研院所和许多其他机构的大批力量。[113]报告总结了十九次代表大会以来中央委员会的工作，提出和阐释了未来几年党的工作的方针和路线，是赫鲁晓夫思想的集中和概括，系公开会议的主题内容。布尔加宁的报告是根据赫鲁晓夫提出的思想和路线对第六个五年计划的基本方针做的一些原则性的说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包括“苏联的国际形势”、“苏联的国内状况”和党的工作三大部分。
报告对国际形势的估计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主要特点，就是社会主义已经越出一个国家的范围而变成世界体系。资本主义想阻挡这一世界历史进程是无能为力的。按照不同的规律、朝着相反方向发展的两个对立的世界经济体系——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和社会主义的经济体系——的同时存在，已经成为确定不移的事实。”社会主义体系正在胜利地向前发展，没有危机，也没有震荡。资本主义的总危机在加深，各种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帝国主义拼凑侵略集团和煽动“冷战”，苏联和各国人民在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报告对“二战”后蓬勃发展的民族解放运动，做了这样的评价：“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是战后时期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事件。”[114]这些分析和概括仍然体现了苏联传统的意识形态和战后斯大林的基本思想理念，没有多少新意。而在“现代国际局势发展中的几个原则问题”题目下则阐释了以下三个问题。
关于两个体系的和平共处问题。报告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这个原则“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国外交政策的总路线”。它不是出于策略考虑，权宜考虑，“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115]赫鲁晓夫说，社会主义国家不应有侵略和发动战争的动机，也不想用“输出革命”的办法去推翻其他国家的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在两个体系的和平竞赛中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吸引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关于现代防止战争的可能性问题。报告说：“全世界千百万人都在问：另一次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吗？难道经历过两次流血的世界大战的人类还要经历第三次大战吗？”赫鲁晓夫解释说，过去马克思列宁主义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这个原理是基于当时帝国主义是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对战争不感兴趣的社会和政治力量是软弱的，组织得不好，不能迫使帝国主义者放弃战争。战争不仅仅是经济和政治力量的对比，人民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亦起着很大的作用。现在，有了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还有一大批拥有数亿人口的其他国家正在积极地反对战争。代表垄断资本主义的反动势力依然企图发动战争，“但是，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报告认为：“各国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越积极，防止战争的保证就越大。”[116]
关于不同的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问题。报告首先引用了列宁“一切民族都将走到社会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走法并不一样”的语录，又以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苏维埃和人民民主的不同政权形式，在社会主义建设上，中国和平改造工商业，南斯拉夫的经济管理和国家机构的特殊形式，说明迄今的社会主义就有不同特点，然后提出：“完全可以设想，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形式将会越来越多样化。”而且，“这些形式的实现，不一定在任何情况下都将要同内战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在若干资本主义国家，用暴力来推翻资产阶级专政，以及与此有关的阶级斗争的急剧尖锐化，是不可避免的。不过，社会革命的形式有各种各样。”“把暴力和内战看成社会改造的唯一途径，这是不符合事实的。”[117]因此便提出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也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报告说了下面一段曾引起激烈争论的话：
在现在的条件下，在某些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人阶级已有了现实的可能，把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自己领导下并使基本生产资料转入人民手中。右翼资产阶级政党和他们所组成的政府，正越来越遭到破产。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只要把农民、知识分子和一切爱国力量团结到自己周围，并且给那些不能放弃同资本家和地主妥协的政策的机会主义分子以坚决回击，就可能击败反动的反人民的势力，取得议会中的稳定多数，并且使议会从资产阶级民主的机构变成真正代表人民意志的工具。在这种情况下，许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传统机构，也就可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民主即劳动人民民主的机关。[118]
应当指出，赫鲁晓夫的这些阐释并非都是新观点、新理论。报告也指出，和平共处是列宁提出的原则。中国和印度两国总理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目前条件下不同社会制度国家间相互关系的最好形式，已得到1955年参加万隆会议的许多国家的承认。实际上，斯大林1952年12月21日在答《纽约时报》外交记者詹姆斯·赖斯顿提问时也说过：“不能认为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两国今后也能够和平相处。”[119]1951年英国共产党在斯大林指导下制定的新纲领《大不列颠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就主张在英国通过议会道路和平实现社会主义。而且，铁托及其同志们在此前也提出了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可以通过不同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尤其是和平道路。
需要研究的是，赫鲁晓夫为什么要在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把这三个问题集中在一起加以论证和阐释？这同苏共新领导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和如何对待斯大林的遗产密切相关。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指出，苏共新领导面临着“包含着巨大危险的国际紧张局势”。所谓“巨大危险”就是，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了苏联一国范围，形成了一个社会主义的阵营，但是，站在苏联和这个阵营对面的则是更为强大的美国和资本主义阵营。在美、苏之间剑拔弩张的冷战中，由于斯大林的强硬对策，在封锁西柏林特别是朝鲜战争时期，几乎酿成一场世界大战。而斯大林对世界大战与革命的关系又做了这样一个概括：世界大战总是以革命而告终。他甚至认为：如果帝国主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就是世界资本主义的全面崩溃，是社会主义的全面胜利。斯大林去世后，由于美、苏两国的热核武器都有了新的发展，美国已把联邦德国纳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联盟，并在苏联周围建立了一些军事基地，战争的危险性依然存在，而且新的世界大战将对人类的威胁更加严重。面对这样的背景，如何认识和处理战争、革命与和平这三大问题，就成为赫鲁晓夫等必须认真思考和严肃对待的迫切问题。赫鲁晓夫等曾亲身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争给苏联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的损失和灾难，记忆犹新。他们不愿意再经历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所以就反复思考“战争能不能避免？”最后得出“战争并不是注定不可避免的”结论。赫鲁晓夫并没有否定列宁“帝国主义是战争根源”的论断，只是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力量的发展与壮大，全世界反对战争的人越来越多，有了能够制止战争的力量。同时，苏联的国内建设也需要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明确地说：“我们正在我国建设共产主义，所以我们坚决反对发动战争。”[120]
因此，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乃是赫鲁晓夫这些阐释的核心，其他两个原则都是围绕这一核心展开的。重提“和平共处”原则，而且把“不同制度国家间的和平共处”扩大为“两个体系之间的和平共处”，就为这一原则赋予了新的意义。赫鲁晓夫在报告中说：“在目前的形势下”，“只有两条道路：或者是和平共处，或者是发动历史上最具有毁灭性的战争。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这就是说，在赫鲁晓夫看来，只有两个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处，进行和平竞赛，才能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至于重提列宁的“革命和平发展”、设想“通过议会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所谓“和平过渡”，也包含着防止新战争的思考，赫鲁晓夫担心个别国家暴力革命和内战弄不好就会导致世界范围的战争。抓住了赫鲁晓夫阐述的几个原则的这一要害，也就厘清了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同斯大林国际战略的区别所在。斯大林战后外交路线总思考是：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准备热战。而赫鲁晓夫则把它改为：在两个阵营对立的情况下进行冷战，避免热战。
直到现在，我国国内的一些学者仍沿用中苏两党论战时的观点，把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报告中阐述的这几个原则概括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和平过渡”的所谓“三和路线”。这样的概括实际上曲解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原意。不错，“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确实是赫鲁晓夫报告中使用的词语，“和平过渡”也是作为不同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种设想形式，但是，正如我们的引证和分析，在报告阐述和论证的几个原则中，并没有把这几个词语简单地直接平列为自己的外交路线。“和平竞赛”是作为同资本主义国家和平共处的条件下进行斗争的一种方法和手段，并不是一条原则。“和平共处”也不是不讲原则，不讲斗争，一味妥协甚或投降。赫鲁晓夫曾一再强调，和平共处是国际阶级斗争的政策。他也没有放弃无产阶级世界革命思想和战略。赫鲁晓夫曾有一句被资产阶级国家抓住不放的名言：“我们要埋葬你们！”赫鲁晓夫在论述“和平过渡”的可能性时也没有否定暴力革命，“在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斗争激烈的程度，使用或不使用暴力，这与其说取决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取决于剥削阶级抵抗的程度，取决于剥削阶级自己是否使用暴力。”[121]在资产阶级使用暴力的情况下，无产阶级便不能拒绝暴力。在历史情况有了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才可以争取上面引出的那段文字所指出的道路。他实际上也主张暴力革命与“和平过渡”的两手策略。
经过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检验，应该说，赫鲁晓夫这一国际政策给人类带来的是幸运而不是灾难。我们知道，在人类历史上曾发生过无数次的战争，只有在20世纪上半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了巨大的灾难，仅人的生命就牺牲了8000多万。引起两次世界大战的根本原因在于列强的帝国主义政策，在于它们之间贪得无厌的争夺：争夺殖民地，争夺势力范围，争夺统治世界的霸权。一旦形成两个对峙的国际性的军事集团，战争的危险性就一触即发。在这种形势下，领导国家的某些战争狂人便把人类推向灾难的深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及其领导下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阵营的对峙和冷战局面，使世界一直弥漫在新的大战阴影下。赫鲁晓夫这一避免和防止新的世界大战的策略，对保证世界和平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虽然，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出于不同的政治目的，互不信任，继续进行以热核武器为中心的军备竞赛，曾经几次造成十分危险的局面，但是终究没有酿成新的世界战争。这不能不是人类的幸运。
说到这里，就自然提出了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赫鲁晓夫在自己党的代表大会上提出新的外交路线怎么就会引起共产党国家之间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的激烈争论呢？从共产国际时期起，苏联共产党就一直处于对各国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地位。社会主义阵营形成后，苏联自然也就成为这个阵营的头。列宁、斯大林被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不仅要确立自己作为苏联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地位，而且也要继承在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袖地位。因此，他在自己报告中阐释的这部分内容不仅涉及两个阵营之间外交政策的原则，也涉及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问题。为了取得各国共产党人的认可与支持，赫鲁晓夫在自己的报告中尽量讲到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有关经验，特别突出了中国的地位，对中国革命的意义、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成绩给予很高的评价，总是把中国放在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首位。他希望首先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的认可和支持。所以，不论从赫鲁晓夫报告阐述的原则还是从报告引起争论来说，实际上都包含着确立苏共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领导权的企图。
赫鲁晓夫报告的第二个方面是对自己提出的国内建设路线的概括和阐述。这一建设路线就是前两年同马林科夫争论中提出的：在继续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方针的同时，急剧增加农业产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尽管优先发展重工业是斯大林提出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赫鲁晓夫却有意回避这一人所共知的事实，在报告中说：“苏联共产党遵循着伟大列宁的遗训，一直关心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因为重工业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部门、加强我们祖国国防、增进人民福利的基础。”他并且强调：“这是我们党的总路线”，“要十分坚定地贯彻这条总路线”。报告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要进一步发展钢铁和有色金属工业、燃料和化学工业，日益加快电站的建设和迅速发展机器制造业，使工业水平在1960年比1955年大约增长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增长70％。尽管赫鲁晓夫提到必须扩大消费品生产，但那是要在继续保持重工业高速度发展的前提下，所以，生产资料生产的增长仍然要超过消费品生产的增长速度，在五年中消费品生产增长60％。[122]
赫鲁晓夫说，必须解决工业工作中若干根本性的问题。他提出，要加快工业技术进步，要能制造出生产力最大、最经济、最可靠的机器，广泛发展生产过程的电气化、全盘机械化和自动化，充分应用在和平利用原子能方面的科学技术成就。他指出，苏联的钢铁工业发展很快，但对最需要的钢材和新型金属的生产则不甚理想，要大力增加有色金属、稀有金属、不锈钢、耐热钢合金的产量。到这个时候，苏联的铁路运输主要使用的还是蒸汽机车，赫鲁晓夫提出，要改用电力牵引机车和内燃机车，同时要发展公路运输和海运。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中，要合理配置生产力，把电力和燃料开采向资源丰富而开采成本低的东部转移，使西伯利亚成为苏联煤和电力的最大基地，成为制铝、制镁、制钛以及电冶业、焦炭化学和电化学的基地，要在西伯利亚建立起全国第三大钢铁工业。赫鲁晓夫的这一路线实际上是要继续发展斯大林建立起来的军工综合体经济体系。
同斯大林的路线相区别的地方是，赫鲁晓夫维持斯大林之后马林科夫关于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承诺，而与马林科夫不同的地方是，赫鲁晓夫提出：“我们的任务是依靠优先发展重工业来大大提高农业，更迅速地推动轻工业和食品工业发展。”他说：“党面临着一个迫切的全民任务：急剧地增加农产品的产量”，提高畜牧业产品产量。谷物每年的总产量在第六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增加到110亿普特。用什么办法达到这一生产水平呢？一方面，仍然要依靠斯大林的农业体制，即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农业机器拖拉机站这三大支柱。他要求加强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建设。另一方面，则要依靠他所发动的开垦荒地和扩大玉米播种面积两大措施。他说，1955年，全国开垦荒地达到3300万公顷。赫鲁晓夫在报告中提出，“有人问：在干旱地区垦荒是否正确？”随后回答说：“党的开垦荒地的方针是正确的”，“即使今后五年，只有两年丰收，一年普通收成，两年歉收，也合算”。他认为，这是用最少的人力和物力，迅速增加谷物的办法。他又说：“有人会问，也许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把适于南方种植的玉米推广到全国，犯了错误吧？这不是错误。全国各个地区玉米都能够有很高的产量，没有其他作物比得上玉米。”[123]
在谈到提高人民的物质与文化需要的时候，赫鲁晓夫承认：“我们的消费品还不十分充足，房屋还不够住，而许多有关提高劳动人民物质福利的重要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有些城市和居民点的肉类、牛奶、油类和水果等物品的供应，至今仍感不足；有时连马铃薯和蔬菜的供应都中断。”他希望通过他提出的农业政策和加快住房建设来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他也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中把工人和职员的实际月工资提高30％，把集体农庄庄员的收入至少提高40％，特别要提高工资低的那部分工人的工资。要整顿劳动报酬制度，要实行使工作人员从个人的物质利益出发去关心生产的原则。他还提出，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对所有工人和职员都实行7小时工作制。要改善抚恤金制度。[124]
应该指出的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提出的一些主要目标和口号在这个报告中几乎都出现了。例如，他已经把按人口计算的产量方面赶上并超过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作为苏联的主要经济任务提出。不过这个时候，他还说：“我们需要作不少的努力，才能完成我们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关于共产主义建设的口号已喊得很响亮了，他在报告中说：“在第六个五年计划期间，我们国家在为共产主义社会建立强大的物质生产基础方面，将再向前迈出一大步。”他自己则十分乐观地说：“如果用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我们已经登上了这样的山巅，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这里已经清楚地看到走向最终目标——共产主义社会的道路的广阔远景。”[125]
如果说赫鲁晓夫报告的一、二部分主要是阐述自己的外交和内政路线，那么在第三部分，则是要从党的思想和组织路线上确立自己的领袖地位。在“共产党队伍的巩固，党在苏维埃国家中领导作用加强”的标题下，他指出：“在报告所谈到的这个时期中，我们的党在国家建设中，在国家整个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更加提高了。”在论述这段工作时，赫鲁晓夫特别强调是以列宁的建党学说为指南的。他处处引用列宁的语录和原则。而对于斯大林，在整个报告中，只是在这一部分说到这样一段话：“在党的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以后不久，我们队伍失去了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社会主义的敌人曾经希望我们党的队伍会发生混乱，在他的领导机构中会发生纠纷，在执行对内对外政策时会发生动摇。但是他们的希望落空了。党更紧密地团结在它的中央委员会周围，并且更高地举起了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126]莫洛托夫在1957年6月全会上的发言中说，在赫鲁晓夫交给主席团讨论的总结报告的初稿中，这段话的“约瑟夫”之前还有“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在“斯大林”之后还有“30年来，党在他的领导下履行了列宁的遗训”，而“这些话却从党的二十大上宣读的报告中消失了”。[127]莫洛托夫这一揭示很重要，这一改动，不只是去掉了对斯大林的肯定语，而且使这段话完全变成对斯大林之后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活动的颂扬。它显示了赫鲁晓夫在本次大会上“非斯大林”化，从而确定自己地位的心计。接着，赫鲁晓夫列举说：中央委员会坚决制止了贝利亚及其同谋者的阴谋活动，恢复了由列宁制定的，而且过去常常被破坏的党的生活准则，纠正了工、农业生产中的错误，“中央委员会每逢发现党的领导者在工作中犯了错误的时候，就一直采取必要的步骤来纠正这些错误”。然后他又说了这样一段话：党“坚决反对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不相容的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把这个或那个活动家变成创造奇迹的英雄，而同时缩小了党和群众的作用，降低他们的创造积极性。个人崇拜流行的结果就是降低了党的集体领导作用，有时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严重的损失。”[128]虽然，赫鲁晓夫在这里没有把“个人崇拜”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起来，但是，把他的这些列举以及对上面那段话的修改联系在一起，听众就不难体会到赫鲁晓夫的用意了。赫鲁晓夫实际上在这里为自己下一个报告埋下了伏笔。
赫鲁晓夫指出：“我们共产党是一个执政党。任何一件重大工作的成功，都取决于党的领导”，“今后要尽力提高党的作用”。怎样提高党的领导作用？他在谈到“党的组织工作”时强调：党的工作要同经济工作联结在一起。“现在当我们的社会正在为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解决苏联的基本经济任务而奋斗的时候，提到首位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济方面，是具体经济的各种问题。”关于工业、农业、建筑、运输和贸易等具体经济问题，共产主义建设的经济学问题，又必须成为我们宣传的中心。他“号召党的干部和全体党员要彻底转变过来，对经济建设进行具体领导”。“要求党的干部加强研究工业企业、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的技术和经济，获得丰富的知识以便领导他们的工作”。[129]赫鲁晓夫特别关注对农业生产的领导。为了加强党对集体农庄、机器拖拉机站的领导，赫鲁晓夫在有拖拉机站的地区建立了以区委书记为首的指导小组，管理机器拖拉机站和集体农庄。在报告中，他同时还要求党的区委第一书记不能因此而放松对农业的领导。我们已经说到，马林科夫继承了斯大林晚年的一项重要改变，使政府成为权力的中心。而赫鲁晓夫则利用他掌握的党中央书记处，特别是在他做了党中央第一书记之后逐渐又使党的机关成为权力中心。当然，不管是斯大林还是马林科夫注重政府的权力，仍然是通过行政命令管理经济。不过，马林科夫是技术官僚的代表，他是要发挥技术人员的作用。而赫鲁晓夫则是党内权贵的代表，由党的机关和干部直接领导经济工作，就是由党内权贵领导和管理经济。这一改变必将更体现权力意志。这一点在赫鲁晓夫当政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
报告在“思想工作问题”的标题下，赫鲁晓夫提出要“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他批评“目前思想工作的主要缺点是，它在颇大程度上脱离了共产主义建设的实际”。因此，他所说的“创造性地发展革命理论”，就是要结合苏联的建设，特别是要研究和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为了阐述他的这些思想，在这里，他又一次批判了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关于前者，他说：“个别工作人员在言论中竟错误地认为，似乎我们直到现在仅仅奠定了社会主义的基础。”“断定说我们只奠定了社会主义基础，就会使党员和苏联全体人民，在关于我国的发展前景这样紧要的问题上迷失方向。”关于后者，他说：“居然有一些聪明人把轻工业同重工业对立起来，硬说优先发展重工业只有在苏联经济发展的初期是必要的，现在我们只要加速发展轻工业就行了。”“党对这种想贬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成就的企图给予了应有的打击”。赫鲁晓夫还批评个别工作人员企图把和平共处应用到思想意识方面。“我们主张同资本主义和平共处和进行经济竞赛，但绝对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我们可以放松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和人们思想意识中的资本主义残余的斗争。”[130]
总之，赫鲁晓夫在报告的这一部分，把死去的斯大林从党的领袖地位一笔勾销，又批判了斯大林之后的新领导人马林科夫和作为三朝元老的莫洛托夫，不言而喻，只有赫鲁晓夫自己才是列宁事业的“真正继承人”。
在讨论赫鲁晓夫报告时，有95人报名要求发言。大会的发言稿事先经过审查，绝大多数发言者都回避了斯大林的名字。大部分发言者都是对报告表示肯定和赞颂，最多联系本人所在的部门或地区的情况进行一些必要的补充和说明，没有争论，没有不同意见。只有文学家肖洛霍夫别出心裁，批评了苏联作家协会，特别是它的领导人法捷耶夫。最引人注意的是米高扬的发言，不仅时间长，而且涉及了赫鲁晓夫报告的方方面面，几乎等于一个副报告。他对赫鲁晓夫的报告作了高度评价，说报告“研究了人类历史当前时期的情况和事件，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阐明了这些新的情况和事件”，“大大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科学做出了宝贵的贡献”。米高扬赞扬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近3年来的工作说：“我们党内的集体领导经过长期的间断之后又建立起来了”，这个“领导集体遵循着列宁的思想、列宁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原则，在短期内自上而下地恢复了列宁党的生活准则”。“大约二十年内我们没有集体领导”。他先用这样一些比较含混的语言把批评矛头指向斯大林，后来就公开点了斯大林的名。他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美国、英国和法国的时候说，在世界市场瓦解以后，这些国家的生产将要萎缩，未必正确。他批评党的宣传工作不能令人满意，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是，“我们照例仅仅根据《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以下简称《简明教程》）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他说：《简明教程》“是包括不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财富的”，《简明教程》及一些被作为范本的历史书歪曲事实，有些人被推崇备至，而对另一些人则干脆不提。次要的事情被提到不应有的高度，其他一些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受到重视。他提议，找一些档案和历史文件，从列宁主义立场来阐明《简明教程》中所叙述的许多事实和事件。米高扬还要求哲学家、法学家也要创造新东西，而不是重弹老调。[131]米高扬的发言实际上是在会上公开放出的一个试探性的气球。马林科夫在发言中谈到了苏联电力和电站的发展计划，同时不得不承认：“共产党遵循着我们的领袖和导师列宁的指示，始终不渝地执行着把苏联变成先进的、更加强大的工业国的政策。我们获得的成就的确是巨大的。我们应当把这些成就归功于我们党和党中央委员会对尽力发展重工业的经常关心，而重工业乃是发展国民经济一切部门和进一步提高苏联人民物质和文化福利的基础的基础。优先发展重工业的路线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总路线。”[132]莫洛托夫在发言中也承认：“执行开垦生荒地和熟荒地的大胆计划，有着特别重大意义。”[133]同时他也检讨说：“还在战争时期，我国人民就基本上建成了社会主义社会，而现在正在实现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逐渐过渡。”许多外国代表团的成员对这种情况感到十分诧异，摸不透大会组织者的用意。据来自的里亚斯特的共产党代表维·维达利《苏共二十大日记》记载，外国代表的发言稿同样事先受到审查，所以，绝大多数的发言也没有出现斯大林的名字，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团长朱德在宣读毛泽东主席的贺信中说道：“苏联共产党愈益巩固，苏联在各方面的胜利愈益辉煌，就愈益证明列宁所缔造的、斯大林及其亲密战友所共同培育的苏联共产党是坚强而无坚不摧的。”另一个是法共领导人多列士，在发言中几乎以挑战的姿态提到斯大林的名字。[134]
到了2月20日，大会主席苏斯洛夫宣布，对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讨论已有51人发言，主席团收到建议，主张停止讨论。赫鲁晓夫不再作结束性的发言，因为全体发言人都完全同意报告的观点和结论。在科兹洛夫等的建议下，代表大会当即通过了《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关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的决议》：“完全赞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政治路线和实际活动。”而苏斯洛夫又说，有代表提议成立一个委员会起草决议草案，接着大会又选举了一个起草委员会。在2月24日的大会上又通过了一项同名决议。这项24页长的新决议，除了重复前一决议的那句结论，又一次概括和重述了赫鲁晓夫报告的基本内容。在《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文件集》中就收集了两个同名决议。
从2月21日到24日，大会听取并讨论了布尔加宁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的指示报告。公开大会的最后一个程序就是进行新的中央委员的选举。赫鲁晓夫在自己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发扬党内民主，而这次大会的选举进程则是赫鲁晓夫党内民主的一个很典型的例证。根据大会的速记记录记载，在选举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的大会上，先由苏斯洛夫宣读了赫鲁晓夫交给他的大会主席团确定的候选人名单：133名中央委员和122名中央候补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以及63名中央监察委员无差额候选人名单。作为主持人的赫鲁晓夫问大会代表：“同志们有异议吗？谁有异议？”大厅里高喊：“没有！”（鼓掌）赫鲁晓夫总结：“没有人对哪一个候选人有异议。”他又问：“有没有对候选人补充提名？”大厅里发出喊声：“没有。”赫鲁晓夫再问一次：“有没有提名其他候选人？”大厅里重新高喊：“没有。”（暴风雨般持续不断的掌声）赫鲁晓夫总结说：“这就是说大家接受了选举中央委员会组成的候选人。”然后选出由33人组成的计票委员会，休会两小时后进行了投票。经过计票委员会的清点和统计，共发出1341张选票全部投入票箱，并且有效。其中有11张选票勾掉了其中某位候选人，得到反对票的是：赫鲁晓夫、阿里斯托夫、福尔采娃、拉普捷夫、科涅夫和马利诺夫斯基各1张，朱可夫2张，马林科夫3张。选举出来的中央委员1/3是新人，候补中央委员一半是新人。1952年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各有1/3无影无踪地消逝了。
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准备过程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是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另一项重要内容。由于报告是在没有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的秘密会议上做的，因而被称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报告文本当时没有公开发表，外界长时间得不到真实的文本，也不知道报告的准备过程。后来，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散布了这样的说法：“大会快要结束了。要通过决议。这一切都是表面上的东西。以后怎么办？我们还要对数十万受到处决的人们，包括十七大选出的三分之二的中央委员负责。幸免于难者寥寥无几，几乎党的全部骨干均受到了处决或者迫害。走运者、幸存下来的人是凤毛麟角。现在该怎么办呢？”“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在一次会间休息，主席团房间里只有中央主席团委员在场时，提出了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的报告怎么办？过去处决、逮捕的事情可怎么办？大会要闭幕了，我们没做交待代表就要分赴全国各地了，我们可是已经知道遭到清洗的人清白无辜，他们并不是‘人民公敌’，他们都是好人，忠于党，忠于革命，忠于列宁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人们要从流放地返回。我们现在不会再关押他们了。要考虑一下如何遣送他们回去。”赫鲁晓夫说，他的话音未落，大家就群起而攻之。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最后才同意由赫鲁晓夫在会上做这个报告。[135]这一说法曾使许多历史学家对秘密报告出笼的过程做了不准确的记述。已公布的苏共二十大档案证明，赫鲁晓夫说的确定做报告的时间不对头，对主席团内的辩论情况的介绍也有很大的随意性。
苏共新领导对斯大林的批判经历了一个较长时间的过程。斯大林逝世以后，马林科夫就提出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贝利亚很快重新审查和平反了斯大林时期的一些案件。贝利亚被逮捕后，马林科夫在中央7月全会的报告中，继续批评个人崇拜。7月会议之后，苏共中央在向东欧国家共产党通报会议的情况时，莫洛托夫在宣读全会文件后进行的解释性发言中也提到个人崇拜问题。他告诫，为了避免重犯个人崇拜的错误，应该坚持集体领导。1954年，赫鲁晓夫重新审查了列宁格勒等案件，并对其他一些案件也进行了平反。但是，直到这次大会之前不久，在媒体和领导人的讲话中并没有把个人崇拜、非法镇压同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在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掌握的舆论工具还一直宣传和颂扬斯大林。在1954年斯大林逝世一周年之际，《真理报》发表的纪念性文章，实际上就是他生前出版的《斯大林传略》的缩写本。同年12月，为斯大林诞辰75周年举行了广泛的庆祝活动，《真理报》开辟了专栏，刊登纪念逝世领袖的文章，列宁图书馆举办了纪念性的展览，有的地方举行了群众集会，还颁发了“争取各国人民之间的和平”的斯大林国际和平奖。在1953年7月会议以后，赫鲁晓夫及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把大镇压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在1955年6月准备苏联领导人访问南斯拉夫的文件时，赫鲁晓夫和米高扬还坚持把苏南关系破裂的责任推到贝利亚和阿巴库莫夫身上。为此他们同莫洛托夫之间还发生过争论。
看来，只是在准备苏共二十次代表大会的过程中，经赫鲁晓夫、米高扬以及中央书记处成员的思考和讨论，才把“非斯大林化”列为大会的主旨。根据档案：在1955年11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讨论关于12月21日，即斯大林诞辰纪念日，赫鲁晓夫提出，只在报纸上刊登这个日期，不举行集会。卡冈诺维奇认为，应该在工厂里集会。伏罗希洛夫也说，如果不举行集会，人们将会反感。布尔加宁和米高扬不主张集会，理由是“要显示同以前的区别”，“不用束缚自己”。米高扬还提出：我们“有斯大林奖金，而列宁却没有。应该认真想一下，为什么没有人提出这个问题？”卡冈诺维奇针对赫鲁晓夫反驳说：“从这一立场攻击我没有理由。我支持中央反对个人崇拜的路线。我同你，赫鲁晓夫，没有差别。但有一些微小差异。没有反对你的斗争意图。我建议形成决议——怎样纪念斯大林的生日？”萨布罗夫说：“赫鲁晓夫提出的问题正确。”[136]根据会议记录，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没有出席这次会议。莫洛托夫这时正在日内瓦参加四国外长会议，马林科夫缺席的原因不详。这是代表大会之前在主席团内围绕斯大林问题发生的第一次争论。
大约就在这前后，赫鲁晓夫和米高扬开始找一些恢复了名誉的知情人交谈大镇压与斯大林的关系问题。据现有资料可知：赫鲁晓夫找过A.B.斯涅戈夫，他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早年在乌克兰作过赫鲁晓夫的领导，30年代初，曾担任过联共（布）外高加索边疆区党的组织部长和政治局委员，同贝利亚共过事，也认识米高扬。1937年、1939年两度被捕，被监禁15年。1953年审判贝利亚时把他从监禁地提出来作证。1954年被召回莫斯科，得到平反并恢复党籍，被派到内务部作政委。米高扬同О.Г.沙图诺夫斯卡娅谈过话，她是1916年入党的老党员，曾在莫斯科做组织工作，赫鲁晓夫认识她，后来遭流放，1953年被释放，恢复了党籍，分配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工作。
这期间，米高扬曾单独向赫鲁晓夫报告过根据后者的指示由Л.С.邵武勉准备的联共（布）十七次代表大会大部分代表以及由他们选出的大部分中央委员被镇压情况的调查资料。米高扬告诉赫鲁晓夫，将向主席团提出建议：建立有威望的委员会研究内务部、监察机关、最高法院全部文件以及仔细准备向代表大会报告关于镇压的全部案件。鉴于问题的重要，委员会应当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成员组成（赫鲁晓夫、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米高扬及其他人）。赫鲁晓夫同意，但提出了一些修正：第一，我们的负担很重，实际上仔细研究所有问题对我们来说很困难。第二，这个委员会应由有威望的同志组成，但不应该包括同斯大林工作上很接近的政治局委员。他提出组织以苏共中央委员会书记 П.Н.波斯佩洛夫作为负责人的委员会的建议。尽管米高扬说，全部委托他不可能，因为他过去和现在都保留有很深的斯大林的情结，但仍同意赫鲁晓夫的意见。米高扬后来回忆说，赫鲁晓夫“想把这个问题作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的想法，提在中央主席团会上讨论。”[137]
在1955年12月31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讨论“与平反有关的问题”时，根据赫鲁晓夫的建议，成立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其成员包括阿里斯托夫、什维尔尼克、科马罗夫，“委托他们翻阅所有资料。”[138]据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在后来的报告中说：主席团成立委员会的“宗旨是调查关于对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举出来的联共（布）中央绝大多数委员和候补委员进行大规模的镇压行动是如何完成的问题”。委员会还吸收了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书记处书记多布罗霍夫、国家安全委员会档案统计处负责人普列特涅夫、国家安全委员会特别机关负责人卡里斯托夫和苏联检察机关的副军事总检察长捷列霍夫。[139]
会前，米高扬收到沙图诺夫斯卡娅给他的一封信。沙图诺夫斯卡娅在信中说，这封信是根据米高扬的请求，“再次阐述一下，有一次我曾经对您说过的事情”。她说，她从阿尔曼水产工业企业监狱医院医生基尔恰科夫、护士杜霞·特鲁尼娜那里得知，原列宁格勒国家政治保安局局长梅德韦季曾告诉他们，基洛夫被杀害以后，斯大林到列宁格勒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尼古拉耶夫当场交待，是国家政治保安局迫使他干的。尼古拉耶夫刚说完这些话，立即有几支纳甘手枪击打他的头部，他被拖了出去。[140]赫鲁晓夫十分重视沙图诺夫斯卡娅提供的材料，决定在这次主席团会上宣读。布尔加宁还没有读完信，伏罗希洛夫就大喊起来——“撒谎！”，接着表达自己的看法：这说明契卡分子（基洛夫的警卫人员）参与了谋杀的事实。莫洛托夫说：“事情牵连到老契卡人员”。但他订正说：“三个人一起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斯大林是当着我们的面同尼古拉耶夫谈话的。没有打他。”米高扬则说：“当事件发生时，斯大林被激怒了。契卡人员插手了这件事。”赫鲁晓夫说：“如果追查下去，将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应该找来医生、司机和库普利亚诺夫。对司机进行审查。”别尔乌辛、萨布罗夫、基里琴科、马林科夫提议：审查雅戈达、叶若夫以及内务部列宁格勒管理局长梅德韦季审判的案件。[141]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成立后就对委托他们的事情全力以赴，不只审阅内务部、监察机关和最高法院的档案，而且由委员会成员、中央书记阿里斯托夫指示地区安全部门向委员会报告1937～1938年地方的逮捕情况。地方上的镇压情况十分惊人，仅在切列亚宾斯克州这两年内就逮捕了2.5万人，其中1.3万多人受到最高惩处。这些逮捕有多少证据？在重新审查的1943个被控审判案件的侦讯档案中，当时只有两个人承认对他们指控的罪行是真实的。[142]委员会不断向赫鲁晓夫报告对案件审阅的情况。
1月份，赫鲁晓夫一方面主持主席团会议讨论了总结报告的修改稿和第六个五年计划中的一些发展指标，另一方面认真思考和筹划对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提供的材料如何处理。1月20日，他收到А.В.斯涅戈夫的来信说：“从党的第十次代表大会起到十七次代表大会，我参加了所有的代表大会，由于你所知道的原因，我没有参加第十八和十九次代表大会。我请求发给我通用来宾票，使我能够出席二十次代表大会。”当天，赫鲁晓夫就把这封信分发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以及中央书记。[143]之后，在会上出现了“邀请恢复了名誉的老布尔什维克出席大会”的抄件及包括沙图诺夫斯卡娅、斯涅戈夫和米尔恰科夫在内的12人名单。后来又增加一个人——第13个——首都一个区的前书记也是赫鲁晓夫以前的助手。赫鲁晓夫邀请这些人参加代表大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有助于对斯大林问题的讨论。1月30日，主席团根据赫鲁晓夫建议，做出了《关于被判刑人员和在监狱里服刑人员》的决议，成立了苏共中央的专门委员会，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全权代表的名义，前往各地的监狱，审理那些因政治性质和职务犯罪而被判刑的人员的案件，以便就地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144]
2月1日，赫鲁晓夫采取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行动，把原苏联内务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别案件调查局副局长罗多斯叫到主席团会议上进行审问。赫鲁晓夫要求他：“讲一下波斯蒂舍夫、柯秀尔的情况，你们为什么宣布他们是敌人？”罗多斯回答说：“这是上面的错误。对轻微刑事犯罪的人们，都是按照这种类型的案件追究责任的。斯大林有过错。”主席团会议的讨论由此转到大镇压同斯大林的关系问题上。阿里斯托夫问：“我们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说出真相呢？”赫鲁晓夫冒出了一句话：“大概叶若夫也没有罪，一个老实人。”米高扬提起了1934年12月1日与恐怖活动作斗争的法令。波斯佩洛夫说：“还规定了被逮捕人员的指标。”谢罗夫说：“有这样的规定。”赫鲁晓夫提出，“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责成谢罗夫、鲁坚科和委员会调查图哈切夫斯基案件以及贝奈斯在1936～1937年关于图哈切夫斯基（亚基尔）集团给斯大林写的信。”这时，莫洛托夫提出：“应该承认斯大林是伟大的领导人。”米高扬立即反击莫洛托夫说：“而你，莫洛托夫，曾支持他。”卡冈诺维奇说：“在这种情况下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许多事情可以重新考虑，但是，斯大林终究还是当了30年的领袖。”莫洛托夫接着又说：“在报告里不能不说，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伟大继承者。我坚持这一点。”米高扬则说：“就历史问题来说，简直令人发疯。”萨布罗夫也说：“如果事实是准确的，难道这是共产主义？这是不应该得到宽恕的。”马林科夫没有像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那样表示反对，他说：“应该正确地看待事实。正确地提出问题。应该向党说明。”布尔加宁明确表示：“应该向党说明全部真相，说明斯大林是什么样的人，应该采取这样的路线，不能再糊涂下去了。我不同意莫洛托夫的意见，不同意伟大继承者的说法。”苏斯洛夫也说：“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已经知道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不能以任何理由宽恕这一点。不能再吹嘘了，个人崇拜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在这样的形势下，伏罗希洛夫表示：“党应该了解真相，但是，应该根据现实情况的要求来报告。应该考虑周全，不能不分青红皂白。”莫洛托夫又说：“我同意伏罗希洛夫的观点。”“真相就是在斯大林领导下社会主义取得了胜利。对不正确的事情应该进行衡量，可耻的事情也是事实。在代表大会之前我们未必能搞清楚。”赫鲁晓夫最后总结说：“大家表述的意见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了党的利益应该做出决定。斯大林忠诚于社会主义事业，但是，使用了残酷野蛮的手段。他毁灭了党。他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他泯灭了人所具有的一切神圣的东西，而让所有的人都屈从于他个人的意志。”但是，他又宣布，“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应该制定一个方针——把斯大林放在应有的位置上。只宣传马克思和列宁。加强对个人崇拜的批判。”[145]历史学家对赫鲁晓夫在波斯佩洛夫发言后所说的“也可能对报告要进行一些补充”，有不同理解，有人认为这里所说的“报告”是指中央委员会的总结报告，因为“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这时还没有提出来。这个理解有道理。那么，又怎么解释赫鲁晓夫在最后所说的“在代表大会上不谈关于恐怖问题”的话呢？笔者认为，这前后两句话反映了赫鲁晓夫思想的变化。说前一句话时赫鲁晓夫还想在总结报告中作一些补充，而说后面一句话时，他已开始考虑应该另作一个报告，专门谈镇压等问题，所以在总结报告中就不谈恐怖问题了。
这一天，赫鲁晓夫向主席团散发了A.B.斯涅戈夫在苏共二十大的演说草稿。这时距大会开幕还有近半个月时间，斯涅戈夫怎么就把自己的大会发言稿寄给了赫鲁晓夫？而后者为什么要把这篇发言稿发给主席团委员？斯涅戈夫在寄发言稿时附了一封给赫鲁晓夫的短信，其中说：“正如您认为需要的那样，我把自己即将在党的代表大会上演说的草稿转呈给您，请您审阅。”原来这一演说稿是作者根据赫鲁晓夫的要求写的，内容主要是论述赫鲁晓夫领导下的党中央委员会在斯大林之后所采取的方针的正确性和所取得的成就。发言稿引用了列宁的多段语录论述：“在每一次重要的政治转折时期，列宁式政治活动家的责任在于：能勇敢的思考昨天，以及昨天的缺点和错误。”“不怕正视现实，在党面前展示过去的错误和失败，并果断地、坚定的和顽强的着手改正它们。”“有人认为，分析和揭露错误和失败，可能会被我们的国内外敌人所利用。这是不正确的。”“最可怕的就是顽固地坚持错误、虚伪的羞于承认和改正错误。”“应该与抓住昨天不放的那些人进行坚决的斗争。”[146]显然，赫鲁晓夫是要利用这一演说稿来对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等施加压力，为在代表大会上揭露斯大林的种种问题做思想准备。
从2月3日开始，斯大林的名字被从官方文件中取掉。这一天最高苏维埃授予伏罗希洛夫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在其贺信中称伏罗希洛夫为“伟大列宁忠诚的学生、共产党和苏联国家杰出的活动家之一”，没有依照惯例提到斯大林。
2月9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向主席团提交了长达70页的《苏共中央关于30年代大规模镇压行动的报告》。这份报告限于国家在1935～1940年间进行镇压的情况，没有涉及20年代到30年代初对“社会异己分子”的镇压以及1940～1950年的镇压。报告说，在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的共有1920635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8503人。而1937～1938年两年被逮捕的就有1548366人，其中被处决的有681962人。这两年镇压浪潮波及党务机关、苏维埃机关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以及军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指挥人员。绝大多数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党和苏维埃机构的领导人几乎全部遭到了逮捕，被逮捕的还有数量众多的城市和地区组织的领导干部。有的机关2/3领导干部遭到逮捕。十七大选举的139名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有98人被逮捕和枪决。1966名代表被逮捕1108人，其中848人被枪决。报告用了以下7个题目说明这期间的大镇压对苏联法律的粗暴践踏及其手段的残暴：①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关于开展大规模镇压行动的命令。报告指出：1937年年中，叶若夫下达了镇压带有民族特征，或以前在国外居住过，与外国有联系的没有任何罪行的人的命令；1937年7月25日，叶若夫签署在5天内逮捕所有德国公民，包括在军队和工厂工作的人；1937年7月30日签署命令，从8月5日起，镇压共和国、边疆区和州的原富农分子、反苏维埃分子和犯罪分子。命令成立三人小组，被逮捕人员划分两类，一类立即枪决，二类监禁8～10年。简化逮捕和审讯的方法，内务部机关首长在没有任何材料的情况下只按名单逮捕。被逮捕者包括：波兰人和波兰共产党的领导人连斯基-列辛斯基、温什利赫特、奥尔斯基、普鲁赫尼亚克、贝斯特科夫斯基等；从中东路返回的所有苏联公民；朝鲜人和拉脱维亚人；住在苏联的外国职业革命家和兄弟党的领导人。到1938年9月10日，审理各民族和外国人227986人，枪决172830人，其他惩罚46912人，返回补充调查的只有5124人。1937年8月15日叶若夫命令逮捕叛国者的妻子，以及15岁以上的子女，剥夺自由5～8年。②人为制造的反苏维埃组织、集团和各种中心。报告说，除了要求揭露哥萨克暴动组织、间谍分子和破坏分子集团以及波兰军事组织外，还制造了右倾托洛茨基分子、间谍恐怖分子、颠覆破坏分子和各种组织和中心。在西伯利亚揭露了33个反苏维埃组织。凡揭露的这些组织都以当地党政领导为中心。基辅州揭露了87个暴动组织，365个破坏小组。内务部虚构了列宁格勒恐怖中心，列宁格勒州内务局局长扎科夫斯基要求被捕的老干部罗森布吕姆按照他的要求交待中心机构。该中心有4～5名领导人丘多夫、乌加洛夫、斯莫罗金、波泽金，每个分支机构2～3人。③关于在审判过程中对法治的粗暴践踏。报告揭露的践踏手法有，肉体惩罚和严刑拷打，极其消耗体力的连续数小时的审讯、恐吓和诱供。强逼出来的供词不进行调查。三人小组在完全没有材料的情况下做出判决。审讯记录是被告不在场的情况下制造的。在这部分列举了波斯特舍夫、柯秀尔、艾赫、鲁祖塔克、邱巴尔、叶夫多基莫夫、拉夫连季耶夫（卡尔特韦利什维利）、温施利希特、布柳赫尔、科马罗夫等10个重要领导人的冤案。④关于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里的“阴谋”。报告说，由于内务部机关人员不够，就调来其他部门的党员，这些人对非法行为感到气愤，结果遭逮捕，叶若夫承认，逮捕了1.4万名契卡人员。内务部管理局长绝大多数遭逮捕，边疆区和州的管理局干部2/3遭逮捕。绝大多数被指责参加右倾托洛茨基集团和内务部内部的阴谋活动。⑤在监督内务人民委员部审讯工作方面检察机关对苏维埃法制的破坏。报告指出，检察机关纵容并直接参与破坏法制。检察院只在审讯材料上盖章，确认起诉书和向法院寄发卷宗材料。苏联副检察长罗金斯基在被告没有按刑法典58-8条提出指控的情况下也把这条罪状写进起诉书。检察长维辛斯基和叶若夫在一天之内就制造出几百份死亡判决书。⑥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的司法专横。报告说，内务人民委员部把案件交给军事法庭时提前规定了惩罚措施。叶若夫1937～1938年给斯大林提交了383份名单，共涉及44465名党、苏维埃、共青团、军事和经济组织的领导干部，其中绝大部分被枪毙。军事法庭根本不审理，开庭只用15～29分钟就判决了。对军事人民委员会副主席梅日劳克、国防工业人民委员鲁希莫维奇、教育人民委员布勃诺夫、乌克兰中央书记波波夫、苏共中央副部长斯捷茨基等许多人都在20分钟内宣判。⑦关于非司法机关审理的案件。报告揭露，1938年11月之前绝大多数囚犯由内务部管理局三人小组判罪。后来便由叶若夫和维辛斯基组成的两人小组判罪，1937年12月29日一天他们两人就审理1000名囚犯名单，判处992名死刑。1938年1月10日两人审理了1667人的名单，1月14日1569人，1月15日1884人，1月16日1286人，1月21日2164人。内务部一个原负责人沙皮罗交待说，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名单都是由采萨尔斯基和米纳耶夫准备的。一个晚上审理200～300份材料，实际上只盖章而已。内务部领导人叶若夫或弗里诺夫斯基、检察院领导人维辛斯基或罗金斯基对这些文件不作任何核查，就在上面签字。
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认为，以下两个文件对大规模镇压起了决定作用：基洛夫被暗杀后，1934年12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决议，为普遍破坏苏维埃法制的行为开辟了可能性；1936年9月25日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从索契给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和其他政治局委员的电报，直接推动了内务人民委员部进行普遍逮捕和枪决的行动。同时，斯大林在1937年2、3月会议上提出的与“两面派分子”斗争的口号和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的论断为普遍镇压行动提供了理论依据。1937年被枪决的人数与1936年相比，几乎扩大了3倍。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已在1935～1936年和1937年上半年镇压。1937年大规模镇压的是党和苏维埃干部。报告说：“病态怀疑的心态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在党组织中撒下了相互不信任的种子。”对囚犯采取肉体惩罚是以斯大林的名义批准的。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首先是因为中央委员会，作为集体机关，实际上已经丧失了对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的影响力。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仅仅是为了讨好一个人。这就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反列宁主义的“个人崇拜”所造成的恶果。[147]
主席团当天讨论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赫鲁晓夫说：“揭露的情况表明，斯大林已经无法再作为一名领袖了。如果所有的人他都想消灭的话，他还算什么领袖呢？应该有勇气说明真相。意见是：一定要向党的代表大会说明，需要考虑的是应该怎样说明，由谁说明？如果不说的话，那就是我们对党的代表大会不诚实了。也可能，委托波斯佩洛夫起草报告说明一切。理由是：个人崇拜，权力集中在一个人手中，集中在不诚实的人手中。在什么地方说？在代表大会闭幕会上？”对于赫鲁晓夫的建议，莫洛托夫表示：“应该在代表大会上说。同时不仅仅说这些内容。在民族问题上斯大林是列宁事业的继承者。30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斯大林领导下，我们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在斯大林之后我们成了一个伟大的政党。个人崇拜是存在的，但是，我们也是这样谈论列宁，谈论马克思的。”卡冈诺维奇说：“历史是无法欺骗的，事实是无法抹杀的。赫鲁晓夫的建议是正确的，报告是要听取的。”但他又说：“我赞成莫洛托夫的意见，要冷静行事。报告最好从政治角度去起草，不能使30年代历史含糊不清。”伏罗希洛夫认为，“应该做更充分的准备”，“任何闪失都将招致不好的后果”。他们三位虽同意在代表大会上说明情况，但是要求全面评价斯大林。而其他人则持不同的态度。布尔加宁认为，赫鲁晓夫的意见正确。“党员们已经看到，我们对斯大林的态度起了变化。如果不向代表大会说明的话，人们将会说我们胆怯。应该把斯大林的作用分为两个阶段，在第二个阶段斯大林不再是马克思主义者了。在个人崇拜的基础上，说明斯大林与党的关系。”米高扬说：“我们不能不向代表大会说明。在1934年以前，表现坚决果断，而在1934年以后，暴露了许多可怕的东西。篡夺了政权，把一切权力掌握在一个人手中。”别尔乌辛说：“在报告里，不要求谈正面的东西。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有害。篡夺了政权，取缔了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枪毙干部使我们在重工业方面已经丧失了速度。”马林科夫同意向代表大会说明情况，但他显然从另一个角度出发，“我们将体验到一种欣慰——我们替同志们辩护了。不说明斯大林的作用，就不能为同志辩护。”阿里斯托夫表示不赞成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伏罗希洛夫谈话里出现的“不应该说”。他说：“那是恐怖的年代，欺骗人民的年代。人们想把他变成神，最后却得到了一个魔鬼。所有人热衷的是讨好斯大林。党的威信已经丧失殆尽。”[148]
赫鲁晓夫最后作结论说：“关于在代表大会上应该进行说明，这一点已经没有了分歧。存在细微的差别，需要考虑。我们大家都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然而这不应该束缚我们。不应该无所作为，也不应该犹豫不决。应该彻底的揭露所谓的个人作用。在代表大会上应该作报告。”“在代表大会上另做一个说明斯大林时期大镇压情况的报告，将由谁来做报告——应该思考。”会议最后做出两项决定：① 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中央全会，讨论与召开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有关的问题。②向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委员、苏共中央主席团全体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全体书记分发未发表的列宁《致代表大会的信》以及《关于民族或“自治化”问题》的文件，并向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介绍这些文件。[149]
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议上作“关于个人崇拜”报告的决定是在2月13日主席团会上做出的。这已是代表大会开幕的前一天，会上讨论了大会的一系列组织问题。在会议记录中“关于（个人崇拜）”报告人问题的议题下，列了米高扬、苏斯洛夫、别尔乌辛、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赫鲁晓夫、布尔加宁、伏罗希洛夫、基里琴科、莫洛托夫、波诺马连科和波斯佩洛夫的名字，没有发言内容，接着就是“通过由赫鲁晓夫作报告”。[150]关于报告人的确定，赫鲁晓夫在其回忆录中说：“应当由谁来作报告？我建议由波斯佩洛夫来做。理由是他研究过这个问题，他是委员会主任，我们大家正用着的报告就是他起草的。因此他无需准备：他可以把这份报告改成大会报告，在大会上一念就行了。其他人纷纷表示反对，建议报告由我来作。我感到难为情：我在总结报告中对此只字未提，接着再作第二个报告？我推辞了。然而他们反驳我说：‘要是现在不由你来做，让也是中央书记之一的波斯佩洛夫同志来做，那问题就来了：为什么这个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字未提，波斯佩洛夫却在发言中谈到这么重要的问题。赫鲁晓夫不会不知道或者说不会不正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是说，也许领导层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分歧？波斯佩洛夫讲的是他个人的意见？’这个论据占了上风，于是我就同意了。决定由我来就此作报告。”[151]赫鲁晓夫所说的也许是这次会上的讨论情况，但无记录可查。不过，还有一种说法：上次主席团会议已决定中央全会（十九大选出的中央委员会）2月13日下午3点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厅召开，在主席团讨论这个问题时，中央委员们已经集合在会议厅里等候，所以没有怎么讨论就做出了决定。[152]
2月13日做出了由赫鲁晓夫在代表大会的秘密会上作“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在接下来召开的中央全会上，赫鲁晓夫也报告了这一决定。他告诉与会者：“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不止一次地对斯大林死后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对一些材料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感到并认为有必要在非公开会议上作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并提交代表大会讨论。主席团决定由我、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作这个报告。”他还问与会者：“有没有反对意见？”与会者高喊：“没有！”[153]但是，直到这时还没有报告的文本。由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题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稿直到2月18日才写完。这个报告稿以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为基础，增加了以马克思主义观点谴责个人崇拜、用列宁的“政治遗嘱”批评斯大林的内容。报告稿指出：“约·维·斯大林的怀疑心到了病态地步”，“导致出现大灾难，导致在1937～1938年对许多无辜的人进行大规模镇压，导致贝利亚—阿巴库莫夫犯罪团伙制造‘列宁格勒案’，导致产生屈辱的‘医生谋杀案’”。这份报告稿详细讲述了联共（布）十七大代表的命运，列举了30年代对一系列党和国务活动家进行镇压的给人以深刻印象的事实。但是报告稿小心翼翼地回避斯大林周围的一些人所应该承担的个人责任，把所有罪责推到斯大林和“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工作人员摆脱了党的监督”。此外，报告稿没有涉及1940年的镇压，没有对40年代到50年代发生的事件提出看法和评论。[154]
赫鲁晓夫看了这个报告稿感到不满意，2月19日把一名女速记员叫到他那里去，亲自口授了他自己的报告稿方案。赫鲁晓夫强调了一些方面，改变了按先后顺序叙述的方式和构思框架。他首先回答了一个必然会提出的问题：为什么党的领导人对斯大林的专横听之任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一点也听不进别人的意见，他不是通过说服和做细致的工作……而是采用压服、强加于人和要求别人采纳他的意见的方式，如果谁表示反对或者试图证明自己是正确的，谁就可能被清除出领导集体，并随后被立即消灭。”赫鲁晓夫援引了波斯佩洛夫起草的报告稿和《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话指出：“我党进行的与托洛茨基分子、季诺维也夫分子和右派分子的残酷而有益的斗争是必要的和可以理解的，斯大林在这场斗争中起到值得肯定的作用。”但是，赫鲁晓夫对党内斗争方法的合理性表示怀疑，他回忆说，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对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提出过尖锐批评，但是十月革命后仍然让他们当了政治领导人。赫鲁晓夫说：“以托洛茨基分子为例……要知道，在托洛茨基周围也有不是资产阶级和地主出身的人……他们中许多人积极参加过革命和巩固革命成果，为什么非要把他们消灭？我相信，如果列宁还活着就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赫鲁晓夫补充了战后的列宁格勒案、医生谋杀案、米格列尔案，同样把这些案件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说：“医生谋杀案，这可能吗？这不是医生谋杀案，而是斯大林制造的案件，因为根本就没有医生谋杀案。”赫鲁晓夫认为，评价斯大林在战争和战后事件中的作用同样十分重要。他给战争年代的斯大林画了一幅丑恶的肖像画。他认为，战争初期，斯大林看来毫无领导军队和国家的能力，整整一年没有签署命令。赫鲁晓夫问道：“这一段时间总司令在何处呢？他胆怯了，害怕了。我们国家当时的处境多么艰难，这是斯大林领导无力的结果。”赫鲁晓夫强调说：“老实说，我和其他同志从战争一开始到战争结束都是负责任的，我们承担了战争的重负，我们当然知道斯大林在战争中起了什么作用。这不是斯大林的作用，而是我们党发挥了作用，是党培养的人发挥了作用。”他把战争毫无准备的责任推到了斯大林身上。说到哈尔科夫战役，赫鲁晓夫回忆说：“我把电话打到斯大林的别墅，但是接电话的不是斯大林，而是马林科夫。我对马林科夫说，我想向斯大林本人报告，斯大林让马林科夫告诉我，让我对马林科夫讲。我再次请求说，我想给斯大林报告严重局势……斯大林居然不移大驾接电话……还是让我同马林科夫讲。”这样，赫鲁晓夫实际上把部分责任也推到马林科夫身上。赫鲁晓夫在口授中列举一些事实时常常即兴发挥，流露出对不久前的过去惶恐不安，对斯大林诚惶诚恐，对斯大林生命最后几年苏联领导人相互角逐的局面心有余悸。赫鲁晓夫往往一个问题还没有说完又说起另一个问题，常常不按先后顺序讲述。但是赫鲁晓夫有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尽量把往昔所有不好的东西的责任推到斯大林和贝利亚身上，从而恢复共产党的威信，恢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誉。[155]赫鲁晓夫的口授稿和波斯佩洛夫和阿里斯托夫起草的报告稿成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基础。至于这两份稿子是怎样变成赫鲁晓夫正式报告稿的，没有找到直接证明。有一种说法：在宣读“秘密报告”的前两天，赫鲁晓夫曾经和谢皮洛夫一起对他的口述报告稿进行了加工。[156]
按照党章规定，党代表大会开会期间，上届中央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和书记处就失去全权，这个时间发生的所有问题应当或者由大会解决，或者由大会主席团解决。但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一规则，2月22日又召开了一次中央主席团会议。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召开来莫斯科参加苏共二十大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问题，同时审查了宣读“秘密报告”的一些问题，决定报告的宣读在选举之后的秘密会议上进行。可能赫鲁晓夫当时做了一个让步，保证不翻腾1936～1938年公开审判的案件。当时还通过了一个决定：莫洛托夫在1957年的中央全会上回忆说，在二十大，我们中央主席团委员们决定不就这个问题讲话。[157]
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
2月25日上午，苏共二十大召开了最后一次大会。代表们只能凭特别请柬与会。没有邀请外国兄弟党代表参加，却邀请了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布尔加宁宣布由赫鲁晓夫作《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从形式上看，这项内容似乎是追加的，实际上是经过了精心的安排。用俄罗斯史学家皮霍亚的话说，就“非斯大林化”的宗旨而言，秘密报告是“最高潮”。
这个报告曾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引起了不同看法和评论。中国共产党在后来与苏共展开大论战时，将这个秘密报告的性质概括为：“全盘否定斯大林，丑化了无产阶级专政，丑化了社会主义制度，丑化了伟大的苏联共产党，丑化了伟大的苏联，也丑化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158]直到现在，在一些学者的著作中仍然重复着这些看法，甚至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看作导致苏联垮台的重要起因。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已成为一份历史资料，要比较客观地、历史地评论这一报告，首先应该知道赫鲁晓夫到底讲了些什么。
赫鲁晓夫在报告一开始就明确指出：“斯大林去世后，党的中央委员会严格地、一贯地执行这样的方针：绝不容许那种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精神格格不入的对个人的吹捧，绝不容许把他变成像神灵一样的具有超自然品质的某种超人，这个人俨然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无所不能，替所有人思考，他的一举一动永远正确。”[159]报告点明，许多年来，关于斯大林就灌输这种概念。接着，赫鲁晓夫声明：“这篇报告的任务，并不是要对斯大林的生平与活动做出全面的评价。有关斯大林的功绩，早在他生前即有人撰写了相当数量的书籍、小册子和著作。斯大林在准备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国内战争、争取在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已经尽人皆知。人人都清楚。现在要说的是对于党的今天和明天都有着巨大意义的问题，即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怎样逐步形成的，这种个人崇拜在一定阶段成了对于党的原则、党内民主、革命法制的许多极其严重的巨大的歪曲的根源。”“鉴于并非人人都清楚个人崇拜在实际生活中曾引起了怎样的后果……已造成多么巨大的损失，党的中央委员会认为必须向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汇报有关这个问题的材料。”在阐明了报告的宗旨和任务后，报告人引用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两段语录以及列宁关于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作用、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的论述，说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是严厉谴责个人崇拜的表现的”。报告特别引出列宁1922年12月给下次党代表大会的信中评论斯大林的两段话，以及克鲁普斯卡娅因斯大林对她粗暴无礼给加米涅夫的信和列宁就此事给斯大林最后通牒式的信，说明列宁生前就对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等缺点十分“担心”，并希望把他调离这个岗位。赫鲁晓夫说：“斯大林身上的缺点在列宁生前尚处于萌芽状态，近年来即发展成为斯大林严重的滥用权力行为，这给我们党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这些说法表明，赫鲁晓夫的报告并不是全面评价斯大林的功过，而是集中论述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造成的严重后果，而且对斯大林的批判是根据马克思和列宁的语录，是以他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损失为依据。
赫鲁晓夫指出，列宁历来强调党在社会主义国家中的领导作用和意义，指出布尔什维克作为执政党的重大责任，号召严格遵守党内的一切生活准则，实行集体领导。他说，革命后，在十分严峻和困难的条件下列宁一直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党的中央委员会，一切重大问题都在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上讨论解决，从不搞独断专行。在列宁刚去世的那几年，斯大林还按时召开党的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后来就愈来愈滥用权力，这些原则就受到粗暴的违反。从十八大到十九大13年不召开党代会，“中央全会几乎没有开过”。“对党、对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专横态度，在1934年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以后更是暴露无遗”。赫鲁晓夫还强调，列宁在对人的处理、进行干部工作中的“英明”，对人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善于通过整个集体从坚持思想原则立场出发对人施加影响，而不是通过强制的办法率领人们前进，即使对犯了错误的人也主张宽容和有耐心。他说：“斯大林则同列宁这些特点格格不入”，“抛弃了列宁的说服教育方法，从思想斗争的立场转而走向行政压制的道路、大规模镇压的道路、恐怖的道路”。对于斯大林的功绩，除了在说明主题时作的明确表述外，他还特别肯定了斯大林在20年代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派、资产阶民族主义者斗争中的“积极的作用”。他说：这是“党同自己队伍中那些反对列宁主义的原理的人、同敌视党和社会主义事业的政治路线进行的重大政治斗争。这是一场顽强、艰苦却必不可少的斗争，因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集团和布哈林分子的政治路线实质上是要导致资本主义复辟，导致向国际资产阶级投降”。他说，如果没有这场斗争，“我们不会有强大的重工业，不会有集体农庄，我们就会在资本主义的包围面前解除武装，束手无策。”这就清楚地表明，赫鲁晓夫既不否定苏联共产党领导下的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否定斯大林在20年代进行的党内斗争和斯大林的“资本主义包围下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也不否定斯大林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道路和路线。
在《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中，赫鲁晓夫确实揭露了斯大林时期大量鲜为人知的、使人触目惊心的错误事实，甚至可以称为“罪行”。报告的第二部分主要揭露1934年以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镇压情况，说明“个人崇拜给党的利益造成多么大的损失”。不过，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镇压情况的揭露作了严格限制：时间限于1934年以后，范围只涉及对党内的干部的迫害和镇压。他指责说，当时“社会主义已在我国基本胜利，剥削阶级已经基本消灭，苏联社会的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敌对的党派、政治派别和团体的社会基础大大削弱，党在思想上的敌人已从政治上被彻底粉碎”，斯大林却提出一个“人民敌人”的概念，对那些没有犯下反党反苏罪行的人进行镇压，使“许多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党的杰出活动家和普通工作人员成了斯大林专横的受害者。”赫鲁晓夫甚至批评了斯大林对党内反对派的镇压。报告说：“中央委员会掌握了许多足以证明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粗暴的恣意妄为的事实，成立中央主席团下设的党的专案组”，“查阅了内务人民委员部档案中的大量材料和文件，确认了许许多多对共产党员制造假案、提供伪证、触目惊心的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因而导致无辜者死于非命的事实。现已查明，1937～1938年间被宣布为敌人的许多党的、苏维埃的和经济部门的工作者，实际上从来就不是敌人、间谍、破坏分子等等，他们其实始终是正直的共产党员，然而却横遭诬陷，有的因经不住野蛮拷打，自己给自己加上无奇不有的严重的不可思议的罪名。”报告引用了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中关于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超过一半的代表和大会选举产生的中央委员70％被镇压的数字后说：“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是以胜利者的大会载入史册的”，完全不可思议“会选举产生一个大多数为敌人的中央委员会”。“当选大会代表的都是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积极的建设者，其中许多人曾在革命前的地下活动中和内战前线为党的事业进行忘我的斗争，他们勇敢地同敌人搏斗，不止一次的视死如归，面不改色。怎么能够相信这样一些人竟然在季诺维也夫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和右派分子已经被粉碎、社会主义也已取得伟大胜利的时期，充当起两面派，投入社会主义敌人阵营呢？”报告说：“这是斯大林滥用权力的结果，他开始对党的干部搞大规模的恐怖。”赫鲁晓夫解释，为什么在党的十七大之后，针对积极分子的大规模镇压变本加厉了呢？“因为斯大林当时已经凌驾于党和人民之上，他已经根本不把中央委员会和党放在眼里了。”斯大林认为自己可以决定一切，其他人只能起统计员的作用。赫鲁晓夫重述了波斯佩洛夫报告中指出的发动大规模镇压的三个文件，证明大规模镇压应由斯大林负责。
赫鲁晓夫特别提出对谋杀基洛夫的案件的怀疑。他说，“应当说，同基洛夫同志遇刺有关的情况中，至今仍有许多令人费解和莫名其妙的地方，需要进行最仔细的调查。有理由认为，杀害基洛夫的凶手尼古拉耶夫曾经受到负责保护基洛夫安全的人员中什么人的帮助。在刺杀的一个半月以前，尼古拉耶夫曾因为可疑而被捕，但是放掉了，甚至没有对他进行搜查。最令人生疑的是，1934年12月2日基洛夫的贴身警卫被带去审问时，却因‘车祸’死亡，而陪同人员无一人受伤。基洛夫遇刺后，列宁格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领导人均被撤职和受到很轻的处罚，却在1937年被处决了。不妨认为，处决他们是为了销毁策划刺杀基洛夫的罪证。”赫鲁晓夫还举出了原政治局候补委员埃赫在遭诬陷和残酷折磨中给斯大林的申诉信，原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鲁祖塔克在军事法庭上的无罪申述，以及罗森布吕姆在法庭上揭露内务部审判官员用严刑拷打迫使他炮制列宁格勒暗害总部等案件的过程，指责斯大林不仅不同他们谈话，也不改变这些案子。报告揭露，当时形成了一种恶劣的做法，由内务人民委员部拟定其案件由军事法庭审理的人员名单，事先就定好了这些人判刑轻重。报告说，1937～1938年斯大林收到383份名单，涉及成千上万人，全都得到他的批准。赫鲁晓夫说，大规模镇压对党的政治与道德状况产生了消极影响，助长了病态的疑神疑鬼心理蔓延，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根本不顾忌什么党纪和苏维埃法律的准则。使用肉刑，通过拷打，让犯人失去知觉，丧失理智，丧失尊严，提供假供词。许多滥用权力行为都是根据斯大林的指示。一切都任凭一个人恣意妄为。
报告的第三部分揭露“斯大林的独断专行导致了卫国战争过程中特别严重的后果”。赫鲁晓夫批评许多小说和学术著作把斯大林描写为“料事如神”，说“苏军几乎是按照斯大林事先拟定的战略计划使用了所谓的‘积极防御’策略”，“把德军放进来直到莫斯科和斯大林格勒城下”，“才转入进攻并打败敌人”，从而把苏联军队和人民取得的这一“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胜利，全都归功于斯大林的统帅天才”。报告批驳了苏联在战争初期的悲惨遭遇是所谓德国对苏联袭击的“突然性”结果的论点，指出斯大林不相信、不理睬战争爆发前丘吉尔、苏联外交官和军方提出的有关德国准备进攻苏联的许多警告，“并未采取足够的措施来使全国做好防御准备并排除突然袭击的因素”。他说，战争初期就暴露出军队装备很差，缺少反击敌军所需要的足够数量的火炮、坦克和飞机。敌人入侵苏联领土时，无论换下来的旧武器还是打算采用的新武器都不够，高射炮的情况很糟，没有安排打坦克的穿甲弹的生产。许多筑垒区旧武器换下来了，新武器还没有装上，连应召服现役的军人使用的步枪都不够。赫鲁晓夫说：“说到这里，不能不提起下面这件事。希特勒军队入侵苏联之前不久，当时任基辅特别军区司令员基尔波诺斯写信给斯大林说，德军已向布格河畔开进，正加紧进攻准备。他建议在边境构筑牢固防御阵地，迁出30万居民，建立几个强大的筑垒带，挖反坦克壕沟、修战士的掩体等等。莫斯科回答说：这是挑衅，不必给德国人提供向我们开始军事行动的口实。”赫鲁晓夫说，甚至法西斯军队已经开始进攻以后，莫斯科还下令不要还击。“这种粗心大意，这种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的置若罔闻”，导致“战争爆发的头几个小时和头几天，敌军在我国边境地区摧毁了大量飞机、火炮和其他军事装备，消灭了大量我军干部，打乱了军队的指挥系统，使我们无法阻止敌军进入我国腹地”。报告还批评斯大林1937～1941年根据诬陷材料，除掉了为数众多的军队指挥干部和政工人员，致使战争初期缺少合格的指挥官。赫鲁晓夫说：“我国在战争初期面临可怕的危险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斯大林对国家和党的错误领导方法造成的。”不然，“我们在这场艰苦的战争中的伤亡就会少得多。”报告还批评：“斯大林在干预军事作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过敏和歇斯底里，也使我军损失惨重。”赫鲁晓夫重述了口授报告稿中1942年红军在哈尔科夫地区遭受失败损失几十万军队的情况，说“这是斯大林坚持错误作战计划造成的。”赫鲁晓夫甚至指责斯大林“按地球仪指挥战争”。报告还批评说，从1941年底开始，斯大林就不再采取从敌人两翼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大规模机动作战的战术，而是要求不断地正面进攻，以夺取一个又一个村庄。我们因此伤亡很大。报告还指责，斯大林有意贬低甚至诬蔑朱可夫等著名指挥人员。赫鲁晓夫批评电影《攻克柏林》，说里面只有斯大林一人活动，“斯大林顶了所有的人”。报告下结论说：“保证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不是斯大林，而是整个党，苏联政府，是我们英雄的军队，我军天才的统帅和勇敢的士兵，是全体苏联人民。”
报告的第四部分是讲斯大林粗暴地践踏列宁民族政策，战后制造列宁格勒等案件，以及在与南斯拉夫关系上的错误行为。报告说，当卫国战争在各条战线上都出现有利于苏联的转折时，斯大林却强迫一些民族大规模迁离自己的家园。1943年末，将全体卡拉恰耶夫人从居住地强制迁出。12月末，卡尔梅克自治共和国的全体居民也遭此厄运。1944年3月，全体车臣人和印古什人被强制迁离家园，车臣—印古什共和国不复存在。1944年4月，全体巴尔卡尔人被从卡巴尔达—巴尔卡尔自治共和国强制迁往遥远的地方。赫鲁晓夫说：“乌克兰人免遭这场厄运，是因为他们人数太多，无处可迁。否则斯大林连他们也要强制迁出的。”他说：“怎么能够把个别人或者个别集团的敌对行为的责任推到整个民族身上，连妇女、儿童、老人、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都不放过，使他们遭受大规模的迫害、困苦和磨难呢？”接着，赫鲁晓夫讲到使沃兹涅先斯基、库兹涅佐夫、罗季昂诺夫、波普科夫等遇害的所谓的“列宁格勒案件”，“现已查明，这是一起假案”。他说，战后“斯大林变得更加任性、更爱发火、更加粗暴了，他的猜疑心变得尤其严重，迫害狂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列宁格勒案件是斯大林对党的干部恣意妄为的结果”。赫鲁晓夫解释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贝利亚加以巧妙利用”，“大多数政治局委员都不了解全部情况”。赫鲁晓夫还讲了米格列尔民族主义案件。他说：“格鲁吉亚不曾有过任何民族主义组织，数以千计清白无辜的苏联人成了牺牲品。”报告人又转到“医生谋杀案”说：“其实什么案件也谈不上”，斯大林仅凭季马舒克的一封信，“就得出苏联有从事暗害活动的医生的结论，下令逮捕医学界一批著名的专家”。他说：斯大林亲自指示怎样进行审查，怎样审问犯人，给犯人戴上镣铐，进行拷打。他还揭露，斯大林对原国家安全部长伊格纳季耶夫说：“你如果弄不到医生的口供，就要你脑袋。”赫鲁晓夫认为，在策划五花八门的肮脏可耻的案件中，贝利亚起了卑劣的作用。他说，早在1937年，卫生部长卡明斯基就揭露贝利亚曾替木沙瓦特间谍机构卖过命。因为斯大林相信贝利亚，卡明斯基因而丧命。赫鲁晓夫又举出斯涅戈夫给党中央关于贝利亚迫害外高加索党委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的信，说在1931年斯大林要让贝利亚担任外高加索第二书记，卡尔特韦利什维利不同意，后者因此而受到迫害，并说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可以证明。他还讲了贝利亚迫害凯德罗夫的过程，尽管军事法庭根据凯德罗夫的申诉已宣告其无罪，贝利亚还是枪决了他。赫鲁晓夫还揭露，贝利亚曾迫害奥尔忠尼启则兄弟。赫鲁晓夫说：斯大林的恣意妄为不仅表现在对国家内部发生的问题解决上面，而且在苏联的国际关系领域也有所表现。在“南斯拉夫事件”中，“斯大林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赫鲁晓夫说：“有一次，我从基辅到莫斯科”，斯大林就南斯拉夫问题对我说：“我只要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会完蛋，他就会消失。”
报告的第五部分揭露说：“个人崇拜能够有如此骇人听闻的规模，主要是斯大林千方百计的鼓励和支持对他的个人颂扬。”赫鲁晓夫举出了斯大林亲手写进《斯大林传略》一书中的7段自我吹嘘的文字。比如，对列宁之后自己的活动自我评价说：“在这场同不坚定分子和投降主义者、托洛茨基分子和季诺维也夫分子，同布哈林一伙和加米涅夫一伙进行的斗争中最终形成了列宁去世后我党的领导核心……它捍卫了列宁的伟大旗帜，使党团结在列宁遗训的周围并带领苏联人民走上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康庄大道。这个核心的领导者以及党和国家的领导力量就是斯大林。”在这本书的样本中原有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今日的列宁”，斯大林觉得这句话不够有力，便亲自改成：“斯大林是列宁事业当之无愧的继承人，或者照我们党内的说法，斯大林是今天的列宁。”斯大林在书中特别加上了论述自己军事天才的文字：“斯大林进一步发展了苏联的先进军事科学，斯大林同志阐明了关于决定战争命运的经常起作用的因素，关于积极防御和反攻与进攻的规律、关于现代条件下各兵种和武器协同作战、关于坦克集群和空军在现代战争中的作用、关于作为最强有力的兵种的炮兵等原理。在战争的各个阶段，天才的斯大林都能做出完全估计到形势特点的正确决定。”“无论在防御还是在进攻中都表现出斯大林的作战艺术。斯大林同志以天才的洞察力识破了敌人的计划，并予以反击。在斯大林同志指挥苏军的战役中，无不体现了军事作战艺术的光辉典范。”报告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党中央的一个特设委员会编写的，《斯大林传略》的原稿中写道：“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在斯大林同志的领导下，在他亲自直接参与下编写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斯大林觉得不满意，在出版时就改成：“1938年出版了《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一书，该书由斯大林同志执笔并得到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的赞同。”赫鲁晓夫说，这本书把党的一切活动与斯大林的名字联系在一起。报告人问道：“难道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可以这样来写自己，可以把对自己个人崇拜搞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吗？”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列宁不尊重，把一切都说成是斯大林起了主要作用。赫鲁晓夫还批评，斯大林亲自批准以自己的名字为大企业和城市命名，特别指出，斯大林于1951年7月2日亲自签署了苏联部长会议关于在伏尔加—顿河上建造斯大林纪念塑像的决定。
报告的第六部分指责：“个人崇拜助长了党的建设和经济工作中错误方法的泛滥，导致了对党内民主和苏维埃民主的粗暴践踏，导致了单纯行政命令、各种畸形现象、对缺点的掩盖和对现实的粉饰。我国出现了大量的阿谀奉承者、好吹捧者和骗子手。”赫鲁晓夫说，斯大林几十年如一日，从不外出，只有1928年1月去西伯利亚了解粮食收购的情况。凡是稍微关心国内情况的人都看到了农业的严峻形势，斯大林却毫无觉察。“他仅仅从电影上去研究国内和农业情况。”他特别指责，斯大林1953年建议向集体农庄庄员加征400亿卢布税款。赫鲁晓夫说：1952年集体农庄和农庄庄员向国家交售的全部产品才得到262.8亿卢布。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第七部分说：“我们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要归功于党及其为数众多的地方组织的组织工作，归功于我国伟大人民的忘我劳动。”“决非如个人崇拜盛行时期所试图描绘的那样是斯大林个人领导的结果。”他说：“斯大林晚年所形成的领导实践已成为苏联发展道路上的一个严重障碍。”接下来他又转变话题说：“有些同志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政治局委员当初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他们没有及时站出来反对个人崇拜，直到最近才这样做？”赫鲁晓夫解释说：“首先应该考虑到，政治局委员对这个问题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看法，最初他们许多人积极支持斯大林，因为斯大林是最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之一……可是后来，斯大林愈来愈滥用权力，开始迫害著名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用恐怖手段来对付正直的苏联人。”那时“试图站出来反对毫无根据的怀疑和指控的做法，只会使反对者惨遭迫害”。为了说明当时的政治气氛，赫鲁晓夫举出布尔加宁一次在汽车里对他说的话：“有时候去见斯大林，他把你当成朋友叫去，你在斯大林那里坐着，却不知道过后会把你送到哪里去：是回你家还是进监狱。”赫鲁晓夫辩解说：“这种气氛使任何一名政治局委员都陷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他又说，斯大林晚年用各种小组代替政治局，许多事情不经政治局讨论。斯大林荒唐地怀疑伏罗希洛夫是英国奸细，多年来伏罗希洛夫事实上被剥夺了参加政治局工作的权利。安德烈耶夫也被排除在政治局之外。斯大林有一套整治老政治局委员的计划。十九大以后成立了由25名委员组成的主席团，目的就是要搞掉老政治局委员。在十九大以后的第一次中央委员会上，斯大林在讲话中就给莫洛托夫、米高扬作了鉴定，加上莫须有的罪名。赫鲁晓夫断言：“不排除这种可能：假如斯大林在领导岗位上多待几个月，那么本次代表大会就不会有莫洛托夫和米高扬的发言了。”
在报告的第八部分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的几项措施：第一，从思想理论上根除同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第二，坚持列宁主义的集体领导原则，遵守党的生活准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第三，恢复苏联宪法中体现的苏联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告诉与会者：“我们应当十分严肃地对待个人崇拜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不能泄露到党外，更不能上报纸。”
赫鲁晓夫滔滔不绝地讲了将近5个小时。一位与会者回忆道：“大厅里鸦雀无声，没有坐椅的嘎吱声，没有咳嗽声，更没有窃窃私语声。大家谁也不看谁，谁也不吭声——或许是因为意外，或许是出于惊慌和恐惧。所有人都深感震惊。”[160]报告结束后没有热烈的掌声，克里姆林宫的报告大厅里只有寥寥的掌声响起。赫鲁晓夫讲完以后，主持会的布尔加宁建议不要对报告进行讨论，也不要提问题。接着，根据布尔加宁的提议通过了如下决议：“听取了尼·谢·赫鲁晓夫同志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赞成中央委员会报告的论点，并委托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继续采取措施，确保完全克服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格格不入的个人崇拜，消除其在党务、国务和思想工作的一切领域里所造成的后果，严格执行党的生活准则和由伟大列宁制定的党的集体领导的原则。”最后，布尔加宁强调：“目前还不能公布尼·谢·赫鲁晓夫同志的报告以及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些材料将寄发给各级党组织。”[161]
应当怎样看待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怎样看待他对斯大林问题的揭露与批判呢？
赫鲁晓夫曾是斯大林的亲信，是斯大林领导圈子的人，对于斯大林执政时期的真实情况比较了解，深知问题的严重性，如果对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问题不向大会代表做出说明和交待，作为后继者就得不到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信任，就站不住脚。只有以斯大林为戒，避免重蹈覆辙，才能提高自己的威信，维护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在中国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一般都是后一个朝代编修前一个朝代的历史，这样做的目的在于汲取前朝衰落的经验和教训，表明新王朝代替旧王朝的理由，从而树立新王朝的权威。在实行领袖政治的苏联，却存在着另一种情况：列宁和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袖都是在激烈的争夺和斗争中产生。列宁领导党和国家的时间比较短，苏联的社会主义处于开创阶段，他去世后，斯大林、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等竞相发表演说和论著来阐释列宁的理论和策略，以表示自己对列宁事业的忠贞。最后，斯大林以他的“一国社会主义”理论与路线战胜了其他领导人，确立了自己的领袖地位。斯大林领导党和国家达30年，国家的建设事业和国防力量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也积累了大量的严重问题。斯大林之后，他的继承者则竞相批判斯大林，清理斯大林时期的各种案件，以表示他们与斯大林之不同。赫鲁晓夫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策略，先搞掉着手清理斯大林政治案件的贝利亚，接着又解除了最先提出反对个人崇拜的马林科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然后才把反对个人崇拜的口号同斯大林时期的大镇压等问题统一在一个题目下，做了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虽然上面说到的这两种情况在性质和表现方法上不一样，但目的却有相似之处。赫鲁晓夫采取这一惊世骇俗的行动首先是出于维护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地位、确立和巩固自己的领袖地位的需要。
要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做出客观公允的评论，就要对报告中揭露的事实和材料进行仔细的分析和核实。从上面的引述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的事实和材料大体上来自几个方面：波斯佩洛夫委员会的报告及其他有关人员的报告；一些知情者提供的事实和材料；赫鲁晓夫及其亲近者的亲身感受。报告中确实有未经核实的事实，如关于对基洛夫谋杀案的怀疑与推测；也有明显带着主观情绪的地方，如说斯大林按照地球仪指挥战争、依靠电影指导农业等；也有为自己进行辩解的说词，如关于哈尔科夫战役失利原因的解释等。不过，经过苏联共产党对有关案件的复查，包括二十大以后继续审理各种案件，戈尔巴乔夫时期对大镇压的复查，以及学者对斯大林时代历史的研究（包括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填补历史空白点），直到苏联解体以后根据档案进行核对，证明赫鲁晓夫的报告揭出的事实大部分有根据，完全没有根据的很少。而且，赫鲁晓夫报告所揭露出的事实只是斯大林时期实际存在的一部分。大镇压是赫鲁晓夫揭露的头一个问题。波斯佩洛夫委员会已报告了1935～1940年以反苏活动遭到逮捕和处决的总人数、1937～1938两年被逮捕和被处决的人数，赫鲁晓夫报告并没有引用这些数字，只讲了1934年以后对党的干部的镇压，举出十七大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遭到镇压的数字。十七大一半代表和十七大选出的中央委员70％遭到镇压，这个数字确实惊人，但同1935～1940年镇压总人数比较，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根据戈尔巴乔夫时期对30～40年代及50年代初镇压材料的复查证明，实际镇压的人数要比波斯佩洛夫委员会报告的数字更大。苏共中央政治局1988年12月25日的《大镇压事件复查委员会的简要报告》说：“现已重新审查了涉及1586104人的1002617件具有镇压性质的刑事案件。根据这些案件1354902人获得平反，其中包括非执法机关案件的1182825人。”“研究国家安全机关文献资料确定，1930～1953年间根据由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卫总局、内务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国家安全部等机关起诉的刑事案件有3778234人受到镇压，其中被判极刑（枪决）的786098人。在被镇压的人中间由执法机关判处的1299828人（其中枪决129550人），非执法机关判处的2478406人（其中枪决656548人）。”“尚未重新审理的有1575958件，涉及2192130人，其中非执法机关受理的738866件，判处1097293人（其中枪决395125人）。”报告说：“所有非法院判决的受害者将自动恢复名誉。”[162]这个报告既说明了斯大林时期镇压的巨大规模，也说明镇压严重的非法性。赫鲁晓夫报告没有涉及大镇压总人数，也没谈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以工业党、劳动农民党等名义对科技知识分子的镇压，也没谈到农业集体化运动中对广大农民的残酷镇压。据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核实，1929～1933年国家政治保卫总局逮捕了被划为富农的51.9万人，追究刑事责任；1930～1931年间将356500农户、总人数168万人从苏联欧洲部分强制迁往北部地区和西伯利亚。[163]事实表明，对斯大林时期的大恐怖、大镇压决不能用“肃反扩大化”给以简单化的概括。关于斯大林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种种错误，是按照赫鲁晓夫自己的思路加进去的，是赫鲁晓夫揭露的第二个大问题。而就在这一部分讲到战前斯大林对军队干部的镇压时只是笼统一提，并没有涉及镇压的具体情况。实际上那次镇压对苏联红军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具有摧毁性，30年代的5位元帅3人被枪杀，16名集团军司令、副司令15人被枪杀，67名军长中60人被枪杀，199名师长中136人被枪杀，4名海军高级将领全被枪杀，6名海军上将全被枪杀，15名海军中将9名被枪杀。全部17名集团军政委、副政委及29名军级政委中的25名牺牲。这一镇压与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有直接关系。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赫鲁晓夫也只是说，如果没有那些错误苏联在战争中的牺牲会少得多，并没有指明苏联损失了多少人。在赫鲁晓夫时期，已经知道反法西斯战争中苏联共牺牲了2100万人（斯大林时期宣布苏联战争中死亡700万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这个数字增加到2700万。相比之下，德国在那次战争中总共死亡600万人，胜利者比战败者牺牲的人数要多好几倍。这就涉及关于评价战争胜否的标准问题，从消灭敌人、保护自己的战争基本原则来说，斯大林领导的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付出的代价不是太惨重了么？！关于战争后期强迫迁徙少数民族问题，赫鲁晓夫在报告中只提到5个民族，而实际上全体被迫迁徙的有13个民族，如果包括部分迁徙的在内，则涉及23个民族。所以，斯大林的错误确实是相当严重的，他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的损失是无法比拟的。如果不深入研究事实，不顾错误所造成的后果，仅仅以“功大于过”、“成绩是第一位的，缺点和错误是第二位的”、“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等概念进行评论，难免曲解问题的本质。
赫鲁晓夫的这一行动并不违背共产党提倡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自律原则和不断总结历史经验与教训的要求。斯大林的错误及其对苏联社会主义实践造成的严重影响是客观存在的。如果赫鲁晓夫不站出来进行揭露，以后还会有其他人起来揭露。作为历史学家，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如果把苏联解体的原因还往赫鲁晓夫身上推，就太缺乏历史意识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这一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潜在的积极的启迪意义。在苏联共产党的历史上，甚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赫鲁晓夫第一次以批判的态度对待苏联共产党的执政史，特别是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予以揭露与批判，这就为总结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与教训、重新认识社会主义，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我们知道，在此之前，苏联官方的舆论工具一直给人民灌输这样的观念：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苏联共产党为之奋斗的事业代表着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先进最美好的社会制度。同时还宣传，党的领袖代表和体现着党的意志，是真理的化身。在斯大林时代，斯大林被尊崇为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尤其是通过《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学习和宣传，把斯大林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论说成唯一正确的理论，把斯大林在特殊的条件下为苏联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提出的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说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道路。是斯大林领导苏联人民战胜一切敌人，取得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个又一个胜利的。不仅斯大林成了人们心目中的神，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成为人们心目中的“天堂”。经赫鲁晓夫对苏联实际存在的严重负面现象这么一揭露，不仅破除了人们对斯大林的个人迷信，而且也使人们对苏联，对社会主义制度有了比较实际的认识。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的功过、如何看待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社会主义要不要改革、如何改革等重大问题展开了广泛的讨论，这些讨论推动各社会主义国家进一步探索符合本国情况的道路。这就是赫鲁晓夫报告不可否定的启迪意义。
不可否认，赫鲁晓夫的报告存在着严重的缺点和问题。他把斯大林的错误概括为“滥用权力”、“专横暴虐”、“恣意妄为”，“践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苏维埃法制”，把它归结为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赫鲁晓夫并没有认真分析产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社会和历史根源，仅仅把造成问题的原因简单地归之于斯大林的“粗暴、任性、不容人”的个性和“病态的疑神疑鬼”、“迫害狂”心理以及“自大狂”、“不容异见”、“贪权”、“残暴”等不良品质。而且他说：“斯大林极重的猜疑心被卑鄙的奸细、可恶的敌人贝利亚加以巧妙地利用。”人的性格、品德、心理状态对人的行为会产生一定的影响，特别会影响大人物做出的决策和选择。但是，有这些缺点和毛病的斯大林怎么就做了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为什么就接受他并容忍他的执政达30年？这里当然既有社会和历史的原因，也有制度上的原因。在俄国历史上不只产生一个斯大林这样的人物。俄罗斯人崇拜皇权，追求大俄罗斯的强国主义，他们迷信超凡脱俗的个人，缺乏个体的主体意识，缺乏民主的素养。这乃是产生斯大林现象的历史和文化根源。从社会制度上说，布尔什维克在建党初期就放弃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民主原则，确立了民主集中制，实际上就是集中主义的原则，党的领袖就是党的意志和权威的体现。斯大林执掌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以后，党和国家制度进一步极权化，斯大林成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对他的个人崇拜就是在这样基础上形成的。
赫鲁晓夫在口授报告稿和做秘密报告的时候，极力想解释清楚：政治局委员们为什么没有阻止斯大林错误的发生？但是，他解释得很蹩脚、很费力，因为在他的头脑中有一个迈不过去的门槛，那就是既要批判斯大林，又不能触动党和国家的制度，还要为政治局委员、为他自己开脱和辩护，所以只能千方百计地把一切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推到贝利亚身上。这样做的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欲盖弥彰。有句名言说得好：德国皇帝的不好，要在德国臣民身上找原因。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被崇拜者有责任，崇拜者也有责任。斯大林时代发生的这一切严重错误和罪行，斯大林要负主要责任，但领导集团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当年他们唯斯大林之命是从，不仅积极拥护，而且竭力颂扬，他们实际上都是斯大林政策的积极推行者。在上面提到的戈尔巴乔夫时期关于大镇压复查报告中就罗列了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贝利亚、伏罗希洛夫、日丹诺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赫鲁晓夫、布尔加宁、安德烈耶夫、柯秀尔、苏斯洛夫等12人参与大镇压的具体活动及其罪行。这些人中，不仅有现在对揭露大镇压持反对和怀疑态度的，也有对揭露持积极态度的，也有被斯大林镇压或者被排挤的。作为斯大林当年的亲信，现在有所觉悟站出来对他进行揭露和批评，也应该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把一切错误都推给斯大林，把一切功劳都记在自己身上，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负责任的政治家。正因为赫鲁晓夫采取这样的不正确态度，他也就不能正确总结经验，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后来又重蹈覆辙，犯唯意志论错误，搞对自己的个人崇拜。
赫鲁晓夫在报告的最后还讲了这样一段话：“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上面讲到的一切都是斯大林生前、在他的领导下、经他同意搞起来的，而且他深信这是为捍卫劳动人民的利益、使之免遭敌人的暗算和免遭帝国主义阵营的攻击。他是从捍卫工人阶级利益、劳动人民利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胜利的立场出发看待一切的。不能说这是刚愎自用者的行为。他认为，为了党的利益、劳动人民的利益，为了捍卫革命成果，需要这样，这才是真正的悲剧！”这段话充分表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评论的基本态度，他没有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对斯大林的批判留有余地，预示着在未来的反复。
国内外的强烈反响与苏共中央的收缩
关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有人回忆说，他是照本宣读的，有人则说，他登上讲台后便抛开讲稿“自由发挥”。据俄罗斯国家档案馆的说法，这次报告没有录音也没有速记记录，因此，无法辨析这些相互矛盾的说法。在苏共中央档案中有一份《可以得到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外国共产党领导人名单》，列入名单的有参加二十大的11个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党和法、意两国共产党代表团的团长朱德、陶里亚蒂等。文件说：“应在1956年2月27日将文件交给中央对外联络部切尔诺夫，并由其转交给上述名单中指定的同志们。”文件指明：“文本在他们离开莫斯科之前收回。”文件注明：“打印30份”。[164]这表明，名单上的这13个人是最先看到秘密报告的外国人；从时间上推测，他们看到的可能是按赫鲁晓夫在大会上宣读的原稿打印的。赫鲁晓夫3月1日向主席团委员、候补委员分送了拟下发各级党组织的报告文本。这个文本在文字上做了润色和加工修改：注明摘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和其他著作语录的出处以及某些文件通过日期，加入了报告人离开报告稿的插话，并指出代表们对报告某些论点的反应。1989年《苏共中央通报》第3期公布的就是这个修订本。[165]
3月5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向下传达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决定：①建议各州党委、边疆区党委和加盟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让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及工人、职员和集体农庄庄员中无党派积极分子，了解尼·谢·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②向各级党组织分发的报告文本加上“非刊登用”，同时取消“绝密”标志。[166]
就在决定向下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当天，格鲁吉亚共和国首都第比利斯首先产生反响。3月5日，正是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纪念日，一批学生举着斯大林的画像和花圈，号召人们为斯大林致哀，沿中央大道到列宁广场，向斯大林纪念碑献花圈。第二天，群众性的纪念活动继续出现。格鲁吉亚共产党的领导人面临十分尴尬而难措手足的局面：既要按中央要求传达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又要面对悼念斯大林的群众活动。3月6日下午4时，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开会，第一书记姆扎瓦纳泽在简短的讲话中号召与会人员贯彻二十大决议，然后由中央书记姆切得利什维利传达“关于个人崇拜”的文件。3月7日，国立大学学生开始停课，其他学院的学生也表示支持，部分中学生也参加进来。学生们的游行队伍仍然沿中央大道向列宁广场前进，高呼“光荣属于斯大林”等口号，中途在市苏维埃大楼附近停留，朗诵了关于斯大林的诗歌，高唱颂扬斯大林的歌曲。3月8日，游行队伍的数量进一步增加，出现了满载人的卡车。斯大林纪念碑前摆满了花圈，广场上开始有人发表演说。示威者要求市苏维埃门前重新挂出不久前撤去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画像，也要求高加索军区司令部大楼挂出列宁、斯大林画像。广场上安装了麦克风和扩音器，一些人上台轮流发表演说，邀请诗人朗诵颂扬斯大林的诗歌。群众运动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情绪，实际上把反对的矛头指向赫鲁晓夫。据赫鲁晓夫1956年7月10日同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会谈时说：第三天，人群中喊出了“为斯大林和贝利亚平反”、“打倒赫鲁晓夫、米高扬和布尔加宁”、“组成莫洛托夫政府”等口号。[167]3月9日，参加活动的不仅是青年，也有成年人，一些工人也停工参加进来。大街上的一些大楼门前挂上了列宁、斯大林画像，还出现了降半旗的做法。共和国报纸《共产党人》和《东方曙光》都发表了纪念斯大林逝世三周年的社论，刊登了斯大林和列宁的照片。各企业、机关、学校召开了纪念大会。其他城市哥里、库塔伊西也召开了大会。中午1时，姆扎瓦纳泽在列宁广场发表了讲话，宣布人们的“请愿”会给予研究并得到答复。与此同时，根据莫斯科的指示，党政方面发出了《格鲁吉亚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共青团中央的告居民书》，用大功率的扩音器在全市播放。告居民书说：这几天是第比利斯劳动人民缅怀和哀悼斯大林的日子，“劳动者们前往广场斯大林纪念碑前寄托哀思，这种感情是完全自然的和可以理解的”。但是，竟出现了一些破坏分子和挑唆者企图利用格鲁吉亚人民的儿女的哀伤之情，胡作非为，破坏社会秩序，破坏正常生活。号召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所有爱国和珍惜社会主义事业的人立即恢复秩序，制止破坏分子的破坏和挑唆活动。就在这天晚上11时，发生了军队同部分活动参加者之间的冲突，后来当局用坦克驱散列宁广场上的人群。部队包围了公园，并动用了武力，有人被打死。10日早晨，第比利斯市贴出了《第比利斯市卫戍司令部的命令》：“近日来第比利斯市内有人破坏公共秩序，破坏企业学校的正常工作和第比利斯市的城市生活”。为此，“特命令第比利斯市警备长马库舍夫中校自1956年3月9日24时起实行军队巡逻。”[168]
在其他地方传达赫鲁晓夫报告的时候也出现了知识分子的抵触情绪。1956年3月23日，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召开非公开的党员大会，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一些科技知识分子在讨论中指出，秘密报告是一个对党、二十大、中央委员及其领导人进行诬蔑诽谤的报告。也有发言者根据秘密报告尖锐地指责苏联的制度。初级研究员Р.Г.阿瓦洛夫说：“人民的力量太弱，所以一小撮人得以建立起自己的专政……只有人民拿起武器，才是消除我们生活中的这些有害现象的根本措施。”技术员 Г.И.谢德林说：“我们总是说党的力量和人民的权力，过去没有过，现在也没有。我们跟着斯大林一起走向法西斯主义……我们现在还在重复个人崇拜，吹捧赫鲁晓夫。代表大会上没有讨论他的关于‘合理崇拜’的报告……赫鲁晓夫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事实强加于我们，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没有把这一切搞清楚。”初级研究员斯莫利亚金说：“真是让人困惑莫解，为什么在代表大会上不讨论关于个人崇拜问题。也许我说得不对，不少党员丧失了独立性和党性……对于许多人来说，党票是得到生活中好位置的手段。”初级研究员 Ю.Ф.奥尔洛夫的发言成了这次党员大会讨论的中心议题。他说：“我国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但又是一个没有民主的国家。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可能是不正确的，但是为什么不能同奴隶社会进行比较呢？……我们这里出现了这种情况，所有制属于人民，而政权却属于一小撮坏蛋。……我们的党奴才性十足，大部分党员看风使舵，二十大就是这样。……最高苏维埃会议给人的印象是可怜巴巴的。代表大会没有讨论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让人觉得好笑。我们党还是那老样子：阿谀奉承，拍马屁，我们的国家和党的机关中这样的人比比皆是。办报刊的是一些骗子和看风使舵的人，国家安全机关培养了一些打手。”许多与会者发言，对奥尔洛夫的发言表示支持。主持会议的人试图扭转话题没有成功。会议参加者的发言被立即报送中央委员会。奥尔洛夫被叫到热工学研究所政治处，他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并且说他在1946年就有这些想法。会议的情况引起了苏共中央主席团的注意，为此专门通过了《关于苏联科学院热工学研究所某些人在讨论二十大总结报告的党员大会上进行恶意攻击的决定》，Р.Г.阿瓦洛夫、Ю.Ф.奥尔洛夫、В.Е.涅斯捷洛夫、Г.И.谢德林被指控“鼓吹虚假的资产阶级自由”，攻击党和苏维埃机关，犯了自由主义。他们被开除党籍、责令该研究所的所有党员必须重新登记，研究所政治处主任被撤职。这只不过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契卡洛夫、基辅、萨哈林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实际上全国都有类似的“自由主义”议论。[169]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在2月底或3月初就在国外开始传播。据南斯拉夫伏克曼诺维奇·泰波回忆：“将近2月底的一天夜晚，铁托临时召集了执行委员会书记处的成员，向我们宣读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3月10日，美国驻苏大使查理·波伦第一次听说有这份报告，传闻来自英国共产党《工人日报》的通讯记者。第二天，一位美国教授也证实了这一传闻。他刚去探望过他的苏联父亲，他父亲曾给苏共中央一名成员治过病。几天后，在外国新闻记者和外交官那里工作的苏联人员开始谈论他们在党的积极分子会上听到的消息。在西方报纸上，第一篇关于秘密报告的报道出现在3月16日的《纽约时报》上，由该报驻莫斯科的通讯记者写的，有好些材料还不准确。第二天，一篇由路透社发出的波恩快讯则更准确的勾勒出报告的粗线条。[170]3月14日，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意共的一个文艺性刊物《新主题》上就苏共二十大发表了长篇谈话。他反驳了那些指望苏共二十大所开辟的民主发展进程将是西方的民主制度在苏联东山再起的谬论。同时，他就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评论说，对今天受到谴责的那些错误不仅仅是个人事情，而且和苏联生活的现实有密切的关系，把斯大林的缺点当作所有问题的根子加以抨击，而且局限于“个人崇拜”，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看问题。陶里亚蒂把个人崇拜现象的存在看作苏联制度的某种“蜕化”。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共产党要求做出解释：在苏联制度下为什么会产生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斯大林犯错误时现在揭发他的领导人干了些什么？3月18日，《真理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为什么个人崇拜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文章。这篇公开宣传苏共二十大精神的文章，实际上等于承认了秘密报告的存在。4月15日，中国的《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讨论而撰写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看来赫鲁晓夫等事先并没有预料到秘密报告会引起国内外如此强烈的反响，也没有作好应对的准备。开始，赫鲁晓夫对国内出现的突出问题进行了一下处理，在大的方向上仍然按照大会的决议，采取继续克服个人崇拜后果的措施。3月19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了《关于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人员的案件》的决议。决议说：“在监禁地至今仍然关押着大量的人员，他们是被毫无根据地指控犯有反革命罪行和依据虚构的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还有一部分被关押的人员，把他们与社会隔离开并不是因为国家和社会安全的利益，尽管他们犯了政治性质的罪行，以及职务和经济罪行。”决议认为，以普通的方式，通过司法机关审理上述人员的案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为了从监禁地尽快释放上述人员，苏共中央委员会决定成立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专门委员会，其任务是：与犯人进行私下接触，审查各监禁地现有的案卷和其他能够证明罪犯在被逮捕前和在监狱中行为表现的材料，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索取并审理调查和诉讼案卷。委员会可以当场做出释放那些被错误判罪，以及没有必要继续关押的人员的最终决定；做出关于缩减那些被判不相称的处罚的监禁期限的决定，或者在由罪犯的亲属个人和社会组织担保的情况下做出释放他们的决定。苏共中央委员会还委托上述委员会审理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所有未成年人案卷，在必要的情况下决定关于释放他们，或者把那些没有必要继续关押在劳动教养院里的未成年人交给其父母或者亲友托管。该委员会审理案卷是一次性措施，应该在1956年10月1日前结束这项工作。允许委员会吸收各地方内务部机关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参加提交委员会审理的材料的准备工作。责成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委员会、苏联共产党边疆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确保为那些从监禁地释放出来的人员及时地安排工作，并为他们创造生产、日常生活和居住条件。决议规定：祖国的叛徒、从事恐怖行动的人员、破坏分子、从事间谍活动和敌对活动的人员、反革命的民族主义地下组织的组织者和积极参加者以及因在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杀害和残酷折磨苏联公民而被判有罪的讨伐队员，不属于被释放人员之列。不属于被释放之列的还有如下人员：因土匪活动和蓄意谋杀被判有罪的人员、抢掠犯、惯贼、凶恶的流氓分子、社会主义财产的重大盗窃分子以及因捏造虚假的刑事案件被判有罪的人员和其他特别危险的罪犯。为了贯彻执行这一决议，决定由А.Б.阿里斯托夫（委员会主席）、Н.М.别戈夫、Р.А.鲁坚科、Н.П.杜多罗夫、И.А.谢罗夫、К.П.戈尔舍宁、В.В.佐洛图欣和З.А.博尔德列夫组成苏共中央的委员会，对审理因政治、职务和经济犯罪服刑的人员案件的工作实行监督，并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会提供帮助。[171]
在4月5日的主席团会议上决定：将在6月4日召开中央全会，由谢皮洛夫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改善思想工作的任务》的报告。从报告的题目可以看出，这次中央全会是要清除贯彻二十大决议的思想障碍。[172]40年后，人们在苏共中央档案中发现一份朱可夫元帅题为《军事思想工作的形势和任务》的发言稿，签注的日期是1956年5月19日。朱可夫在给赫鲁晓夫的短信中说：“现向您呈送我在即将举行的苏共中央全会上的发言稿，请审阅并提出自己的意见。”[173]显然发言稿是根据赫鲁晓夫的布置准备的。发言稿的开头就说：“在某些同志中有关于不宜继续和深入重提与个人崇拜有关问题的意见，因为按他们的意见，深入批评与个人崇拜有联系的问题会给党的事业、给我们的武装力量带来危害，会降低苏联人民的威望，等等。”“我认为，类似的情绪是不同意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这段话表明，在领导集团内对继续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存在着不同意见。朱可夫在发言稿中说：“个人崇拜的广泛蔓延是在与卫国战争有联系的许多问题上开始的。”“直到最近，我们国家的军事思想工作依然是个人崇拜盛行”。朱可夫是卫国战争中最著名的将领之一，卫国战争前夕和初期任红军总参谋长，后来担任方面军司令员、副最高统帅，组织和指挥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攻克柏林等重大战役，对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有卓绝功勋。赫鲁晓夫让他在中央全会上就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作一次系统发言，这将比赫鲁晓夫自己在这方面的讲话更具权威性，显然要进一步推动对个人崇拜的揭露与批判。
朱可夫的发言稿对斯大林在战争前夕和战争中的作用以及他的军事理论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评论。虽然这个发言稿是应当时的政治斗争需要准备的，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未得到发言机会，但它对研究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思路变化是一份重要资料，而且发言稿对研究苏联卫国战争史也有重要价值，不妨作如下引证。
朱可夫说：“在对斯大林的功绩、毅力和组织工作给予应有的评价的同时，我应该说，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解释战争方面导致的结果是：我国人民的作用、党和政府的作用、我们武装力量的作用都被降低了，斯大林的作用被过分夸大了。”“为了赞扬斯大林，粗暴的歪曲一系列历史事实，隐瞒失败、错误、缺点及其原因”。朱可夫首先从战争初期遭受的重大失败和巨大损失及其原因说起。他说，战前一直宣传“我们的国家始终不渝地准备给任何侵略者以毁灭性的回击”。“但是我国的国防准备的实际情况距离这些夸耀却相差甚远”。战争前夕，部队的组织和装备都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组建机械化军为时过晚；空军的质量比德国低得多，缺乏机场，飞机极其密集地停放在容易遭受攻击的边界地区；炮兵和高射炮缺少牵引力，致使军队退却时抛弃了很多火炮；“总参谋部没有最终的和经政府批准的作战及动员计划”。他也谈到，斯大林对军事干部的怀疑态度给武装力量带来巨大的危害。“在苏芬战争和远东事件过程中暴露出来的我国和我军的战备薄弱方面，不仅没有克服，而且更为严重”。“斯大林轻视法西斯德国对苏联进攻的明显威胁”。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通报的资料外，朱可夫举出了总参谋部向政府提供的德国军队在边界附近集结情况的报告。他有意地特别引用了总参谋长给政府首脑莫洛托夫的一份报告，他说：“政府没有对这一报告采取任何切实可行的措施”。朱可夫还批评了战争爆发前一周，也就是6月14日塔斯社公告中所宣布的：“根据苏联资料，德国如同苏联一样始终不渝的遵守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关于德国企图撕毁条约和准备进攻苏联的传闻纯属无稽之谈”，把苏联人民、党和军队引入迷途。朱可夫甚至提供了这样的事实：6月22日3点15分，德国人在全线开始了军事行动，3点25分，朱可夫向斯大林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并和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请求批准向军队发出实施相应抵抗行动的命令，斯大林竟以“这是德国军人的挑衅”，不许开火，到6点30分还不允许采取反击行动，结果使敌人“把主动权牢固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们的部队在战略方向上遭到失败、退却和在许多地区被包围”。朱可夫指责：“从战争发生第一分钟起，以斯大林为代表的国家最高领导人表现了对国土防御指挥的完全张皇失措。”他批驳所谓的“积极防御战略”说，“斯大林实际上没有这样的决定。”“积极防御理论”是为掩盖战争开始阶段失败的真正原因而提出的。接着，在“斯大林对待我们武装力量人员的态度”的标题下，朱可夫批评斯大林竭力把战争初期的失利的所有罪过推到武装力量人员身上。他认为，组织对西方方面军指挥人员的审判，枪毙方面军司令员帕夫洛夫、参谋长克里莫夫斯基、通信兵主任格里戈里耶夫和其他一些将领，以及毫无根据的指控集团军司令员卡恰洛夫向敌人投降，其目的就是为了洗刷自己的罪过和转移人民对没有做好国土防御准备、错误指挥而遭受的失败的不满情绪。朱可夫指出，在战争初期，尽管军队处于独立作战的境地，士兵和军官总的来说，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给敌人以重大打击。他认为，战争的第一阶段不应称作“苏联武装力量的积极防御时期”，应该正确地叫做“退却和破坏法西斯‘闪击战’计划的时期”。
接下来，朱可夫发言稿批评了所谓“斯大林战役”和“斯大林的军事科学”的不实宣传。他指出，由各兵种在辽阔的国土上进行的现代化方面军战役或方面军群战役，不是一个人能够考虑、盘算、计划和实施的，而后来却把许多战役都命名为“斯大林战役”。朱可夫不否认斯大林曾设计并坚持了一些战役，但“这些战役都造成严重后果”。除了赫鲁晓夫报告中说到的，朱可夫举了几个实例：一个是损失严重的波罗的海沿岸利耶帕亚地区的战役，由于战役失败，斯大林撤换了3个方面军司令员；一个是华沙北部战役，由于盲目进攻造成成千上万人员死亡。他还举出在敌人向莫斯科扑来的严重时刻，斯大林硬是命令正在担任指挥任务的朱可夫和布尔加宁分别去夺回杰多沃村和红波利亚纳两个小据点，结果造成敌人从另外地区突破、向莫斯科猛攻的危险局面。朱可夫批评“为了迎合个人崇拜，我们这里根深蒂固的风行一种认识，认为苏联军事科学是斯大林重新制定的。”在《军事科学百科词典》中，把前人的格言和人所共知论点说成斯大林的天才发现。另外，把战争初期证明是错误的“反攻”奉为神明确立为未来进行战争的可能方法。朱可夫指出，苏联的军事科学是由党和国家领导人、军事活动家、军事科学工作者集体创建的。“迄今在军事工作的许多方面，特别是在军事理论和军事历史方面都打上了个人崇拜烙印”，战争已经过去11年，还没有一部能历史地、真实地总结卫国战争的书。个人崇拜实际上束缚了军事干部创造性的思想，应当使我们的军事科学首先面向现代化和远景发展的任务。他提出，应当重新出版伏龙芝和其他军事理论家的著作，还要重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外国的军事思想、军事技术的研究。
朱可夫发言稿的最后一个标题是“关于消除对从法西斯俘虏营返回祖国的前战俘的不正确态度”。朱可夫第一次提出斯大林时代这一重大问题。战争初期由于上面提到的情况，相当数量的苏联军人陷入包围，违心的当了俘虏。斯大林既不考虑被俘时的情况和当俘虏时的表现，也不考虑从俘虏营中逃出来的事实，不分青红皂白，未经法庭审判，把这些人一律送往惩戒营。战后返回祖国的绝大多数被俘人员都受到从流放到特殊居住地到处以极刑的各种惩罚。这样的做法当然是很不人道的。
朱可夫的发言稿送上去了，而中央全会的日期却一改再改。在5月7日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决定，鉴于在1956年5～6月计划召开最高苏维埃会议、经互会会议和社会主义国家兄弟共产党领导人会议，委托苏共中央书记处重新确定苏共中央全体会议召开的日期。6月1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做出决定：将苏共中央全会推迟到秋季举行，认为必须以苏共中央委员会名义起草一封总结党组织对苏共二十大决议讨论情况的信函，发给党的全体基层组织。信函委托中央书记勃列日涅夫牵头起草。由于中央全会没有如期召开，朱可夫也就没有得到发言的机会，发言稿便在党中央的档案库中搁置了40年。
发生这一变化的原因，除了上面说到的具体情况，主要是国内外对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反应越来越强烈。6月4日，美国国务院发表了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同一天，《纽约时报》刊登了这份秘密报告的全文。苏联当局调查发现，是华沙一名记者从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那里拿到这个小册子。赫鲁晓夫怀疑是波兰共产党中央书记罗曼·萨姆布罗夫斯基泄露出去的。这名记者意识到，这是一份轰动性材料。他用了几个小时，将小册子复印，然后将复印材料寄给了住在以色列的亲戚。随后报告又从那里转到美国记者的手里。秘密报告立即引起了全世界各国媒体的转载和评论。共产主义营垒出现极大的疑惑与混乱。在斯大林统治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报刊透露的有关苏联的内部消息或负面材料，苏联官方一般都会予以批驳，称作“诬蔑”或“谣言”。各国共产党也都会跟着苏联的调子为其辩护。现在，竟从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的口中说出了大量鲜为人知的事实。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学者便把这些事实同苏联的社会制度联系起来分析，指出其社会制度的固有缺陷。国际共产主义营垒中的一些大党，如中国共产党、意大利共产党、法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或机关报先后发表重要的评论，对苏共的做法和斯大林问题做出自己的解释。有些党还派出代表团同苏联共产党进行谈判。一些国内力量比较弱的党，由于一直跟着苏联的舆论走，现在感到很尴尬，遭到很大压力，要求苏共做出解释。在苏共中央的档案中保存着各驻外使馆关于社会主义兄弟国家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反应报告。各社会主义国家和各国共产党发表了大量的评论和决议。苏联国内也出现了不同意见的争论，而且意见日趋尖锐。在这种情况下，苏共中央主席团改变了方针，由“放”转到“收”，由继续批判斯大林转变到全面评价斯大林和纠正国内出现的一些危险倾向。为此采取了两项新举措，一项是通过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另一项是发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
《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于6月30日通过，7月2日在《真理报》公布。[174]这是一份主要对外宣传的文件，充分体现了赫鲁晓夫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思想和文风，竭尽自我宣扬和自我辩解。决议首先对苏共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夸张的宣扬，说：二十大“标志着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新阶段”，“为一切工人阶级政党共同努力防止新战争威胁、维护劳动人民的利益开辟了新的远景”；决议“得到全党、全体苏联人民、各兄弟党和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劳动人民、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国家的千百万人的完全拥护和热烈支持”，“引起了蓬勃的热情、新的旺盛的创造性主动性和革命毅力”；“苏联人民在执行二十大的决议中，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各方面取得了新的卓越的成绩”。党的二十大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创议，大胆公开的说明个人崇拜的严重后果和斯大林生平后期所犯的严重错误，进行自我批评，再一次表明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力量的巩固性。“资本主义国家的任何一个执政党决不敢这样做”。文件说，大会的决议引起了帝国主义营垒“惊慌失措”。美国帝国主义集团围绕着苏联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而大肆叫嚣，广泛进行诬蔑性的反苏宣传，企图把水搅浑，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制造混乱。决议强调，不管有多么痛心，引起暂时困难，相信将会有巨大的良好的结果。
决议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以及现在的领导人为什么当年没有公开反对斯大林、没有解除他的领导职务两个问题。关于前一个问题，文件的作者显然费了很大心思，企图说出一些能够说服人的道理来。决议认为“应该既考虑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所处的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也考虑到同斯大林个人品质有关的某些主观因素”。决议强调，苏联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25年时间里处于资本主义包围之下，曾经有东西方敌人的武装干涉、十字军讨伐、法西斯的战争威胁，苏维埃国家必须竭尽全力加强国防，同敌对的资本主义的阴谋进行斗争；而在国内进行着长期残酷的阶级斗争和解决“谁战胜谁”的问题，斯大林领导党进行了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斗争，采取了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文化革命的方针。“在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需要有铁的纪律，需要不懈的提高警惕性，需要有极其严格的集中领导，不得不对民主做一些限制”。决议承认，斯大林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理论家和大组织家，在这些政治和思想斗争中，斯大林获得了绝大的威信和声望。“但是，我们一切伟大的胜利从此被不正确地同他的名字联系起来，党和国家所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斯大林的颂扬，使他冲昏了头脑。在这样的情况下，逐渐形成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决议说，斯大林的一些个人品质在很大程度上助长了个人崇拜的发展。列宁就曾批评过他，后来，“斯大林过分的高估了自己的功绩，相信自己不会犯错误”，他把特殊情况下对民主的限制变成党内和国内的生活的准则，粗暴的践踏列宁的领导原则。决议指出，斯大林关于苏联愈向社会主义前进，阶级斗争就愈尖锐的错误公式，也起了很坏的作用。在严酷的斗争条件下形成了国家保安机关变为由斯大林个人监督，在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窃取了保安机关的领导职务后，苏维埃法制遭到破坏，发生了大规模的镇压，许多正直的共产党员和非党苏联人无辜受难。关于后一个问题的回答，作者同样处于十分为难的境地，一方面强调，“不能说没有反对过那些与个人崇拜有关的、阻碍社会向前发展的不良现象”。比如，在战争期间，斯大林的独断独行曾经受到大大的限制，违法和专横等等不良现象曾经大大地减弱。另一方面又辩解说，斯大林在苏联人民心目中是一个始终保护苏联、反对敌人的阴谋、始终为社会主义事业奋斗的人，反对斯大林就会被看作反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行为。这一切也使反对当时发生违法现象的斗争得不到人民的支持的危险行动。
决议的第三部分集中反驳了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的观点。决议说：“如果从过去存在个人崇拜的事实做出苏联的社会制度有了什么改变的结论，或者从苏联社会制度的本质中寻找这种崇拜的根源，那将是严重的错误。”尽管决议不得不一再承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给党的事业和苏维埃社会造成严重损失”，“给党和人民造成很大祸害”，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积极创造性，但还是硬着头皮声明，它“不能改变而且也没有改变我们社会制度的本质。任何个人崇拜都不能改变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决议不仅反驳了那些认为个人崇拜是由于这一制度不民主的议论，把这种说法统统归诸敌对言论，而且也批评了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陶里亚蒂提出苏联社会是否已经走向某种“蜕化”形式的疑问，说他没有事实根据。决议提出的最主要的论据就是，社会生产方式决定社会本质。苏联的生产资料属于人民，政权掌握在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手中。认为个别人物，包括像斯大林这样的大人物在内，能够改变我国的社会制度，那就是完全违反事实、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违反真理，陷入唯心主义境地。决议坚决否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是由于苏联不民主。
应该说，这个决议比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要站得高些，对斯大林的评价也比较全面，对于个人崇拜产生的原因，不只指出斯大林个性和个人品质方面的原因，也分析了客观的历史背景和条件。但是，由于决议的作者既要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及其严重后果同苏联共产党、同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分割开来，既要批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又不能损害党、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形象，既要指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产生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又不能否定苏联在他领导下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既说个人崇拜限制了苏联的民主，破坏了法制，又要为苏联的民主与法制制度进行辩护，因而便导致了逻辑上的一系列混乱，矛盾百出，往往不能自圆其说。
决议发表后，虽然得到一些兄弟党的赞扬与支持，但是，许多党却围绕对斯大林的评价和对苏联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特别是苏共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突然揭露”，提出了一系列疑问。7月10日，赫鲁晓夫同到访的意大利共产党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意共中央书记贾恩卡洛·巴耶塔谈到，意共对揭露个人崇拜“没有准备”，“经历了一个混乱时期”，在工作中引起“休克”。赫鲁晓夫辩解说：“做出这个问题的决定不是在筹备代表大会时，而是在大会进行过程中，因此我们就没有机会与兄弟党协商，并在对待斯大林的态度上使肯定和否定的两个方面保持足够的平衡。”[175]原来，赫鲁晓夫把做出《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报告决定的时间有意推迟到代表大会召开以后是为了对付各国共产党对这件事的指责。为了保持对外宣传的口径，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也就继续采用这一说法。
苏共中央主席团7月6日通过了勃列日涅夫起草的《关于苏联共产党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讨论情况和对代表大会决议执行进程》的致全体党组织的信函。[176]如果说6月30日的“决议”主要是对外宣传的，那么，这封发给全国各级党组织的信函则主要是对内的，针对二十大决议讨论中出现的一些激烈意见，要求各级党组织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同一切怀疑和反对二十大精神的思想行动进行斗争。和“决议”一样，信函首先对二十大的意义进行了一番自我宣扬，指出其“伟大历史意义”和“巨大的影响力”：“就连我们的敌人也无法否定这一点”，然后才说，“与此同时，不应该避而不谈在一系列党组织会议上出现的反党演说，在这些演说中打着谴责个人崇拜的幌子，把党的政策和第二十次代表大会决议的正确性置于怀疑的境地，对党的苏维埃社会制度进行诽谤和中伤，不加区分地贬责和破坏党和国家机关。”信函点出了东方学研究所和莫斯科故事影片厂党组织以及其他党组织里某些共产党员在自己的演说中建议对整个党和国家机关进行清洗；在某个单位党组织的会议上，出现了旨在破坏苏联各民族友谊的充满民族主义性质的发言，并发表了蛊惑性的声明，提出了具有挑衅性质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把党员的注意力从讨论党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提出的根本的原则性的问题上转移开，在党员群众中播撒对领导干部不信任的种子；在作家和艺术家的一些党组织会议上，出现了反对党关于思想问题的决议的言论。决议说，所有这一切都证明：存在着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他们不明白或者不愿意明白，不应该把个人崇拜视为苏联社会一种固有的现象，为此所传播的一切缺点和错误，没有改变也不可能改变苏维埃制度的社会主义性质，不可能改变党的总路线以及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不可动摇的忠诚。
信函说，发表这样演说的都是一些肆无忌惮的单干者，绝大多数人是平庸的知识分子，在苏维埃部分人的意识中还没有完全消灭资本主义残余的时候，偶然混入党内和钻进党的队伍里的异己分子。信函提出，对于那些因不成熟和没有经历过足够思想锻炼而发表了错误言论的共产党员们，应该耐心地说明他们的错误。那些心怀恶意的批评者，他们为了修正党的政策基础，千方百计地利用党内民主和实事求是地讨论党内生活问题的自由，对于这样的人不可能有两种意见：党不需要这样的“共产党员”。信函发出了明确的信号，要对党内的一些不同意见者进行打击和处罚。
历史研究，首先要弄清事实，然后才能进行评论。笔者想通过对苏共二十大的基本内容和整个进程的追述来揭示这次大会性质及其在苏联社会主义实践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在本文的开头，我们就指出，苏联实行的是领袖政治。每一个新上台的最高领导人都要根据自己对国际国内形势的分析和估计，确立自己的思想路线，因此，每个时代都会形成鲜明的历史特点。苏共二十大是赫鲁晓夫时代的里程碑。赫鲁晓夫在《大会的总结报告》中提出的以避免世界大战为目的的和平外交路线和在“秘密报告”中对斯大林错误的揭露与批判，这两大主要内容无疑同斯大林的政治遗产拉开了距离。此后，虽然苏联仍然同美国继续进行冷战，但是热战的危险大为降低；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揭露斯大林对党的干部的大规模镇压，缓和了国内紧张的政治气氛，从此完全进入了赫鲁晓夫的“解冻”与开始改革的时代。这个时代同斯大林时代比较起来不能说不是一个大的变化和进步。但是，无论赫鲁晓夫的总结报告还是《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都表现出赫鲁晓夫及其时代的局限性。赫鲁晓夫所继承的基本上仍然是斯大林的思想理论，他批判斯大林并不否定斯大林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理论，并不否定斯大林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他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否定斯大林对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布哈林及其所谓“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斗争，继续维护斯大林的国有化、工业化、农业集体化的路线。因此，他所进行的改革仍然是在斯大林的思想理论框架下，既没有意识到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没有意识到体制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正是由于赫鲁晓夫思想路线上的种种局限性，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不久，在国内外强烈反响的压力下，他很快又改变自己的路线。实际上，在赫鲁晓夫执政的整个时代，他的“非斯大林化”，他的改革一直处于反复与曲折之中。这也是赫鲁晓夫时代的一个明显的特点。在党的领导方面，虽然恢复了按时召开代表大会和中央全会的制度，强调集体领导原则，但赫鲁晓夫却坚持由党具体领导一切经济部门，而且他自己仍以领袖自居，听不进不同意见，甚至排斥异己。所以，苏共二十大及其以后的改革并没有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开创出崭新的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