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师范大学 沈志华
最近几年，随着俄国档案的解密，苏美两国空军曾在朝鲜战争中对阵厮杀、拼死相搏的问题，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1]在半个多世纪的冷战历史中，这是美苏之间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面对面的战争行为，尽管双方都心照不宣地把这一事实隐瞒了40多年。[2]那么，一向处事谨慎的斯大林是在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决定把苏联空军投入战争的？苏联空军是在什么时候以及如何参战的？这些问题一直是各国学者试图解开的历史之谜。
虽然在十几年前人们已经对这些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但那时档案文献的缺乏给人造成了一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感觉。笔者和其他许多研究者一样，当时能够看到的主要是各方面的回忆录和访谈录，而相关的档案文献只是零星出现的。所以，就历史过程的链条来看，断裂的地方颇多，研究者只能根据自己所掌握的史料进行推断。例如，关于周恩来赴苏的日期，中苏领导人会谈前中国是否告知已经做出的决定，黑海会谈的具体时间和最终结果，斯大林对中国到底做出了什么承诺，等等。[3]至于苏联在华空军的部队建制、作战部署及参战过程，在以往的研究中更是语焉不详、含糊不清。最近几年，中俄两国有关朝鲜战争的档案文献进一步披露出来，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防部档案的大量出现，使得研究者可以对上述一系列问题给出比较明确的答案，可以对这段历史过程进行比较完整的描述了。[4]
苏联空军参战的过程是同中国出兵问题紧密相连的，这个过程与其说反映了苏联对美国的政策和立场，不如说体现了中苏同盟之间的微妙关系。因此，在了解苏联空军参与朝鲜战争具体过程的同时，人们对于中苏之间、中朝之间乃至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同盟关系也会有一个更加细致、更为深刻的观察。
斯大林承诺将调用苏联空军
还在朝鲜战争爆发前，苏联空军就已经进驻中国。1949年底蒋介石败退台湾以后，凭借其空军优势，不断派遣飞机对大陆进行轰炸和袭扰，最严重的是1950年2月6日对上海的轰炸。据苏联领事馆给莫斯科的报告：由17架重型轰炸机进行的这次袭击，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供水中断，所有企业停产；上海当局和居民情绪十分低落，人人提心吊胆，甚至做出了将工业企业迁往内地的决定。蒋介石则为此欢欣鼓舞，并在高级军事会议上要求扩大轰炸，批准将袭击目标扩展到北京、天津、汉口、南京、青岛、广州以及其他一些城市。为协助这个行动，美国人决定帮助国民党尽快修复舟山群岛上的台山机场。[5]此时毛泽东正在莫斯科谈判中苏同盟条约，接到报告后，便请求斯大林给予空军援助。[6]于是，苏联派遣由巴基茨基中将率一个防空集团军开赴徐州和上海，其中包括第106歼击航空师、第52高射炮兵师、近卫高射探照灯团，还有一个独立无线电技术营，共127架飞机，计有喷气式歼击机40架、活塞式歼击机41架、强击机26架、轰炸机10架、运输机10架。不到一个月，即3月7日，第一支苏联空军部队（第351歼击航空团）便进驻了徐州机场，并担负起警戒和巡逻任务。在随后的空战中，苏联空军占有明显的优势，从3月8日到8月1日共出动230架次，进行了7次空战，击落6架敌机，而自己没有任何损失。第106歼击航空师出色完成了保卫上海及其附近地区的战斗任务，击落了所有试图侵入这些地区上空的敌机，而没有让一枚炸弹落在其防御区，以至地面高炮部队完全“失业”了。[7]
朝鲜战争爆发后，令斯大林和金日成感到意外的是，美国立即采取了干涉政策，并首先投入了空军和海军部队。[8]美国参战后立即给朝鲜人民军造成了重大损失，首当其冲的就是空军和海军。据苏军总参作战管理总局报告，开战仅仅几天，到7月3日，朝鲜已有36架飞机和5艘舰艇被击毁。[9]这时斯大林便意识到，战事的发展很可能是不会顺利的，他需要考虑如何对朝鲜增加直接军事援助的问题，只是这种援助不能来自莫斯科。
战前苏联的援助主要在于训练朝鲜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制订作战计划，而斯大林绝对禁止苏联军人越过三八线、直接介入战争。例如，战争爆发前5天，苏联驻朝大使什特科夫报告说，因进攻和登陆需要，金日成要求为已经抵达朝鲜的两艘舰艇提供10名苏联驾驶员和顾问。莫斯科立即答复：拒绝这些要求，以免为美国进行干涉提供借口。[10]在进攻开始时，斯大林还下令召回了在朝鲜人民军前线部队中的所有苏联顾问。当时赫鲁晓夫询问其中的原委，斯大林回答说：“我们不想留下证据被人家指控我们参与了这件事。”[11]正是由于缺乏苏联顾问的指导，继续南进的朝鲜军队完全处于混乱之中，以至什特科夫不得不请求斯大林批准给人民军每个军团派两名苏联顾问，并希望军事总顾问瓦西里耶夫带军官组与前线司令部一起赴汉城，并常驻司令部。[12]对于派遣苏联顾问的请求斯大林根本不予理睬，只答复说瓦西里耶夫“住在平壤更为适宜”。[13]尽管后来在金日成的直接请求下，斯大林答应可以派一些苏联顾问进入朝鲜境内，但他一方面愤怒地指责苏联大使擅自答应朝鲜人的做法，要他个人对苏联政府负责，不能让苏联顾问成为俘虏；一方面明确指出，这些顾问只“派到前线司令部，而不是战斗部队”，而且他们是“作为《真理报》记者”而不是作为军人派去的。[14]斯大林脑子里想的是在必要时由中国军队提供援助。[15]当然，何时以及如何提供这种援助，还要看战局的发展。
美国参战也引起了中国领导人的关注。7月2日周恩来召见苏联大使罗申，要求向苏联政府通报中国领导人对朝鲜形势的判断，并指出，为了防止美军登陆，朝鲜人民军应当加速南进，攻占南方的港口，并在仁川等地建立起强大的守卫部队。周恩来强调，如果美国人越过三八线，那么中国军队将以志愿军的方式并穿着朝鲜人民军的制服与美军作战。为此，中国将在沈阳地区集中3个军，兵力12万人。最后，周恩来询问，苏联空军能否确保对这些部队的空中掩护。[16]实际上，中国的东北边防军是在几天后才正式决定组建的，并限令8月5日前完成集结。[17]周恩来在做出正式决定之前这样说，显然是有意让斯大林知道，中国领导人是愿意帮助朝鲜的[18]，但同时也要让斯大林明白，苏联出动空军是中国出兵的条件之一。
斯大林对此立即做出了回应。7月5日斯大林回电：“我们认为，立即集中9个中国师于中朝边境，以便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志愿军进入北朝鲜作战，这个作法是正确的。我们将尽力为这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19]由于没有接到中国的进一步消息，7月13日斯大林再次请罗申转告周恩来或毛泽东：“我们不清楚你们是否已决定在中朝边界部署9个中国师。如果你们已作出这样的决定，那么我们准备给你们派一个配备124架喷气式战斗机的航空师掩护这些部队。我们打算由我们的飞行员培训中国飞行员两到三个月，然后把全部装备转交给你们的飞行员。我们打算让在上海的航空师也这样做。”[20]这两个文件表明，为了催促中国下决心并尽快做好出兵朝鲜的准备，斯大林当时明确承诺，苏联除愿意帮助中国培训空军、向中国提供空军装备外，也将向“进入北朝鲜作战”的中国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也就是说，苏联空军将与中国陆军并肩作战。[21]不过，斯大林在这里预设了一个条件，即中国出兵（当然也是苏联空军出动）的时机是“在敌人越过三八线时”。
莫斯科并不急于让中国出兵
美国空军的轰炸使得平壤陷入一片紧张状态。7月7日金日成约见什特科夫，再次请求苏联军事顾问尽快进驻汉城，并参与各军团的军事指挥，否则人民军将面临“失败”和“崩溃”。金日成还说，他接到大量电话，讲的都是美军空袭所造成的严重破坏，包括铁路枢纽和多座桥梁被摧毁。据什特科夫观察，金日成自战争爆发以来，第一次显得“心绪烦乱，且带有些许沮丧”。[22]斯大林再次把注意力引向了中国，他在7月8日的电报中指示罗申：“请告知毛泽东，朝鲜人抱怨说，在朝鲜没有中国的代表。应当尽快派出代表，以便于联系和迅速解决问题，当然，如果毛泽东认为有必要与朝鲜联系的话。”[23]
实际上，中国此时正在进行积极的准备。在部队大规模向东北集结的同时，中国领导人也在加紧作战的筹划。7月12（或13）日，周恩来委托中国驻朝鲜代办告诉金日成，中国不会容忍美国对朝鲜的干涉，中国政府准备在这场战争中尽可能地向朝鲜提供所需要的一切帮助，为了能及时满足朝鲜方面的需要，请金日成在提出帮助的要求时不要客气；同时，希望向中国“提供比例尺分别为1比10万、1比20万、1比50万的朝鲜地图各500张，并通报朝鲜前线战况”，还要求“尽快送来朝鲜人民军军服的样品”。金日成及时地向苏联大使报告了这个情况，在会谈中，金日成心情沉重地谈到，美军的参战，尤其是美国空军的袭击，“导致朝鲜大量城市和工业企业被毁，军队不断遭到轰炸，人民军的推进受到阻碍”。金日成还提出，“既然美国等国家已站在李承晚一边参加了战争，那么，民主国家如捷克斯洛伐克、中国等也就可以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什特科夫有意回避了这个问题，只是说：你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内部力量，加强军队，巩固解放区，确保和增强自己在朝鲜人民中的影响力。[24]
7月19日金日成又报告了他在北京的代表与毛泽东会谈的情况：毛泽东认为美国将长期参战，并会在朝鲜投入更多的兵力。毛泽东建议金日成“命令部队停止向敌人进攻，以便保存自己的主力”，还“答应给朝鲜30000支步枪，2000挺手提机枪，200挺重机枪，300门81毫米迫击炮和1000匹骡子。所有这些物资将于7月25日起运”。金日成还通报，为了解朝鲜战局情况，毛泽东本想派周恩来前往朝鲜，但由于乘飞机很困难，只好请金日成派军事代表去中国。此外，毛泽东还说，如果朝鲜需要援助，中国“可以派自己的军队去朝鲜。中国方面已为此准备了4个军，共32万人”，并希望金日成于8月10日以前通报自己的意见。当金日成询问莫斯科对这个问题的意见时，什特科夫答复：对此一无所知。金日成又说，他原以为毛泽东可能已同斯大林协商过此事，没有想到这只是毛泽东自己的想法。什特科夫再次表示，对此毫不知情。最后，苏联大使在电报中要求莫斯科尽快提出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看法，以便日后答复金日成。[25]斯大林对此一直没有回答。看来，斯大林比金日成和什特科夫沉得住气。不到危急时刻，莫斯科并不想让中国军队介入战争，而经过几次试探后，金日成也明白了斯大林的这种考虑。
7月18日莫斯科收到苏联使馆关于朝鲜局势的长篇综合报告，其中心意思是朝鲜领导人和居民已经摆脱了最初的恐慌情绪，并恢复了胜利的信心。报告说，在刚遭到美国空军的袭击时，朝鲜人担心没有苏联和中国的武装援助，就无法战胜美国武装干涉者。不过，随着人民军向南推进，特别是7月5日和11日与美国部队交战并给对方以重创、俘虏大批美国士兵后，“人民的战斗精神又重新振作起来”。积极要求上前线的人数急剧增长，几天内就组建了74.5万人的志愿兵部队。被解放的城市，尤其是汉城，很快就恢复了正常生活，建立了人民政权机构，动员了地方资源来帮助前线。人民军队的胜利还促使南方游击队运动再次活跃起来。报告的结论是，朝鲜人恢复了迅速取得最终胜利的信心。[26]8月，驻朝使馆再次向莫斯科提交了同样结论的报告，只是附带提到，朝鲜的干部和群众对于苏联未能及时派遣空军阻止美国飞机的轰炸流露出不满情绪。[27]对于战局发展的乐观估计，大概就是斯大林不急于解决对朝鲜提供直接军事援助问题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毛泽东表现出来的出兵朝鲜的急切心情，很可能也引起了斯大林的疑虑——中国出兵的一种后果就是扩大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而从长远的观点看，这对苏联是不利的。[28]
毛泽东确实在认真考虑出兵的问题，特别是在得到苏联提供空军援助的许诺之后。7月22日，毛泽东答复斯大林7月13日电说：“对于你们用以掩护我军的一个喷气式飞机师，我们拟将其配置在沈阳地区，其中两个团配置在鞍山，一个团配置在辽阳，这将有助于在我驻安东地区混成航空兵旅各歼击机航空团的配合下完成对我军及沈阳、安东、抚顺工业区进行掩护的任务。”同时，毛泽东还谈到了对于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工作安排，计划到1951年3～4月间完成接收苏联两个航空师全部武器装备及改装训练的工作。对此，苏联表示完全同意。[29]其实，在此前一天，即7月21日，苏联部长会议已经做出相关决议。根据这个决议，7月22日，苏联军事部长华西列夫斯基指示在华军事总顾问克拉索夫斯基和巴季茨基，将驻防上海地区的巴季茨基机群的全部飞机交给中国。8月1日，在上海的防空集团军建制取消，装备全部转交集中在上海—徐州地区等待改装训练的中国混成航空兵旅。8月10日，苏联第151歼击航空师便已最后完成在沈阳、辽阳、鞍山等地的集结任务。[30]
或许是因为中国出兵的建议迟迟没有得到朝鲜的答复，毛泽东决定通过另一条渠道向莫斯科提出这一设想。8月19日和28日，毛泽东两次与在北京协助编辑《毛泽东选集》的苏联哲学家尤金院士谈到朝鲜战事。毛泽东讲到了事情发展的两种可能性：如果美国人在朝鲜只使用目前的兵力，那么他们不久就可能被赶出半岛而再也不会回来。但是，如果美国决心要在朝鲜取得胜利，那么他们需要增兵30～40个师。在这种情况下，仅靠北朝鲜人就无法对付了，他们需要中国的直接援助。如果进行这种援助，就可以消灭美国的这30～40个师。而这个方案如能实现，将会推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对苏联和中国都有利。[31]毛泽东这番话当然是说给莫斯科听的。[32]然而，斯大林却不为所动，尽管金日成继续表达了这方面的请求。
金日成期待来自国际的空军援助
8月中旬以后，人民军的进攻在洛东江一线受阻，金日成再次表现出焦急和失望情绪。8月19日，金日成的私人秘书、苏籍朝鲜人文日受其委托去见什特科夫。文日说，卧病在床的金日成对于前线部队因遭受美国飞机不间断的集群式轰炸而被迫放弃进攻一事“忧心如焚”，情绪极为沮丧。“金日成请求派遣国际空军来为朝鲜人民军部队提供空中掩护，否则部队战斗的条件就太困难了”。由于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只能继续采取回避的态度，并建议朝鲜人民军“迅速补充部队兵力，把后备部队投入战斗，以便尽快向前推进”。什特科夫还报告，“近期金日成情绪有些压抑”，对人民军“能否在前线坚持下来有些担心”。[33]由于朝鲜空军损失严重，无法对敌作战[34]，金日成只能期待来自苏联的空军援助。
8月26日，金日成通过电话向苏联大使通报，根据他所掌握的情报，美国人打算在仁川和水原地区实施登陆。朝方拟采取必要措施来加强上述地区的防务。考虑到不便再次当面向苏联人提出他们一直回避的问题，当晚，金日成再次借文日之口对什特科夫说，他“仍然想提出请中国同志派军队援助朝鲜的想法，因为人民军目前的前线状况太困难了”，但他想知道莫斯科对此的意见，并几次想到要给斯大林写信。金日成还想把这一问题提交劳动党政治局讨论。看到什特科夫无意谈论这个话题，文日连忙改口说，上述问题都是他自作主张说的，金日成并没有请他谈这些问题。什特科夫报告说，最近一个时期，金日成越来越对凭借自身力量赢得战争胜利没有信心，因而多次试图征得苏联使馆的同意，以便请求中国军队来帮助朝鲜。但这次通过文日刺探口风后，金日成再未提起过这一问题。[35]金日成在这里所说的美国打算在仁川登陆的情报，显然是中国人提供的。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致斯大林电中曾写道：“还在今年4月间，金日成同志到北京的时候，我们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7月中旬，7月下旬和9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36]毛泽东这样做无非是根据经验提醒金日成，若要取得胜利，此时必须要靠中国军队的援助。9月初，在毛泽东的一再催促下，东北边防军的兵力计划增加到70万人，另有补充兵员20万人，同时加强了武器装备。[37]中国这样做无疑是为了防备美国可能采取的行动，而金日成也是以此为由向莫斯科提出请中国出兵的问题的。
斯大林无法再置之不理了，但他否决了金日成要求提供国际援助的要求。在8月28日的电报中，斯大林首先告诉金日成，“联共（布）中央毫不怀疑，外国干涉者将很快地被赶出朝鲜”。接着，斯大林又安慰说，“不要因为在与外国干涉者的斗争中没有取得连续的胜利而不安，胜利有时也会伴随着一些挫折，甚至局部的失利。在这样的战争中是没有连续胜利的。”“俄国人在1919年英、法、美武装干涉时期的处境，比现在朝鲜同志的处境要困难得多。”斯大林最后答应金日成，“如果需要，我们可以再向朝鲜空军提供强击机和歼击机。”[38]直接听到斯大林的明确意见后，金日成“感到非常高兴，多次表示感谢”，并一再强调这封信非常重要，应该向政治局委员传达。显然是为了解脱自己，金日成解释说，“有些政治局委员情绪不对头，了解这封信的内容对他们有好处”。[39]8月31日，金日成向斯大林呈上了一封充满激情的信：“敬爱的导师，我们感谢您的谆谆教导。在朝鲜人民斗争的关键时刻我们得到您的巨大支援。”[40]完全领会了斯大林的主张后，金日成便不再考虑请求中国出兵的问题，而把所有希望都寄托在莫斯科了。[41]
然而，斯大林此时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仅没有及时向朝鲜提供空军援助，就连原来已经确定的为中国军队提供掩护的任务也停止执行了。8月28日，华西列夫斯基报告，鉴于8月27日美国飞机对中国东北的居民点和火车站实施了空袭和扫射，军事部请求允许让已经集结在那里的第151歼击航空师承担起为东北边防军（第13兵团）提供空中掩护的战斗任务。报告要求批准给师长别洛夫下达的命令草案。命令说：“一、在完成对中国飞行员进行再培训任务的同时，自今年9月1日起第151歼击航空师在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配合下将为部署在通化、铁岭、辽阳和安东等地区的人民解放军第13兵团部队提供空中掩护。二、在执行掩护任务过程中，第151歼击航空师的飞机不得飞越朝鲜人民民主共和国国境线。三、与第13兵团司令部（位于安东）一起制定同人民解放军地面防空高炮部队的协作计划。该师空中掩护行动计划必须通过（苏联驻）沈阳总领事馆以最便捷的外交邮件渠道呈交苏军总参谋部（审阅）。四、涉及空战方面的活动报告必须在每天20时以前立即通过热线电话用密码暗语向苏军总参谋长汇报。”第二天，部长会议副主席布尔加宁在该文件上批示：“退还А.М.华西列夫斯基”，便没有下文了。[42]8月31日，华西列夫斯基再次提交报告，询问“是否有必要命令第151歼击机师在培训中国飞行员的同时，还能够为该地区的人民解放军提供空中掩护”，并说明这项任务是根据（苏联）政府的决定提出的。这一次，布尔加宁干脆在报告上直接用笔勾掉了所询问的几句话。[43]布尔加宁这样做，显然是经过斯大林允许，甚至很可能就是斯大林授意的。
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决定抽调部署在沈阳地区的空军兵力而加强旅顺海军基地的力量。根据9月13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议，军事部命令，第151歼击航空师于1951年2月1日结束在沈阳地区对中国飞行员的再培训工作后，将其两个团及指挥机关调至旅顺基地，与10月6日从符拉迪沃斯托克调来的第303航空师第177团和一个航空机械营，共同组建一个新的米格-15歼击航空师。[44]在华苏联空军的这次调动命令，显然与9月4日美国飞机围攻并击落旅顺基地正在空中训练的轰炸机事件有关。[45]这充分表明斯大林对旅顺港地位的重视[46]，而对于将要出国作战的中国军队的掩护，这时已经不在苏联空军的任务日程表中了。不过，急剧变化的朝鲜战局打乱了斯大林的这一部署。
毛泽东急于出兵援助朝鲜
从9月14日到18日，斯大林不断接到战报：美国军队在仁川登陆，朝鲜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根据苏联总参谋部的报告，9月13日美军便开始在仁川地区进行小规模侦察性登陆作战，但前线战局尚未发生重大变化。9月15日，美军集中了约150艘舰船，在舰载炮火和飞机的掩护下开始在仁川地区实施登陆，主力是美国第10军。人民军只有一个海军陆战团和两个边防营进行防守，由于道路和通讯中断，零星调往仁川和汉城地区的部队情况不明。美军登陆成功后，一路向汉城进击，人民军的防线已被突破。与此同时，南部战线的美韩联军开始猛烈反击，并取得成功。9月17日，美军登陆部队已强渡汉江，汉城郊区正在激战。由于美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从中国边境至前线的所有铁路和桥梁均受到攻击，交通已经陷入瘫痪。[47]
对于朝鲜局势的突然变化，中国领导人立即做出了反应。9月18日，周恩来召见了罗申和军事顾问科托夫、孔诺夫。周恩来不满地指出，朝鲜很少在军事问题上向中国提供情报，中国曾尝试派一些军事技术干部去朝鲜观察战场形势，可是至今没有收到平壤的任何答复。中国人根本不知道朝鲜人民军的作战计划，也不了解战场的真实情况。根据官方公布的消息，周恩来建议，如果朝鲜缺少足够的预备队（10万人），就应该将主力北撤，以建立起突击集团，等待决战时使用。周恩来还以毛泽东的名义请求苏联政府提供更为准确的情报。最后，周恩来不无用意地指出，由于没有做长时间、大规模战争的准备，现在西方国家非常担心苏联和中国可能参与朝鲜的军事冲突。“应当利用这种恐惧心理采取能证明我们意图的步骤。从这方面讲，中国军队由南方向东北调动，足以使英美政府感到不安。”周恩来请求把这些意见尽快通知苏联政府并给予答复。[48]20日莫斯科答复，朝鲜没有及时提供军事情报是不对的，但原因在于他们年轻，没有经验。至于中国对朝鲜作战的建议，苏联同意立即将人民军主力北撤，建立起汉城防线。但是，对于周恩来提出的中国出兵的问题，斯大林没有任何回应。[49]周恩来只好建议金日成集中兵力确保三八线，“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50]9月21日，刘少奇再次向罗申表示，中国领导人认为，“中国革命还没有结束”，如果美国在朝鲜占了上风，“中国有义务帮助朝鲜同志”。[51]
在向莫斯科提出援朝问题的同时，周恩来也询问了朝鲜的意见。9月19日，周恩来召见朝鲜驻华大使李周渊，向他讲述了前一天与罗申谈话的同样内容，并进一步问，在美国仁川登陆以后，“朝鲜政府下一步对中国政府有什么要求”。李周渊当天便电告了金日成的原话：“朝鲜人民准备长期战斗”。此外就没有任何来自朝鲜的消息。[52]20日金日成向苏联大使汇报了周恩来谈话的内容，并解释说，中朝之间有过一个约定，即如果敌人在后方登陆，中国人将用自己的军队来帮助朝鲜。接着金日成问什特科夫，应如何答复中国人。在苏联大使一句“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后，金日成立即说，中国军队很优秀，有作战经验，但在大量美国飞机不间断地狂轰滥炸的环境下，他们将会有何表现也很难说。在场的朝鲜人都随声附和说，“如果让中国军队到朝鲜参战，而没有空军为其提供空中掩护，那么，战斗依然会相当艰难”。朝鲜外务相朴宪永则明确表示“希望能让中国参与在朝鲜的战争”。因为没有得到莫斯科的指示，什特科夫“对这一问题避而未答”。[53]
9月21日，朝鲜劳动党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如何答复周恩来的提议。朴宪永、金癊奉（最高人民议会议长）和朴一禹（内务相）都认为，朝鲜明显无法凭借自身的力量打败美国人，因而必须请求中国政府派军队进入朝鲜。但金日成发言说：“我们曾经认为，我们人多，完全可以用自己的力量作好所有的事情。我们所要求的武器，苏联都给我们了，我们凭什么去向中国人求助呢？”他相信，“苏联和中国是不会允许美国人完全占领朝鲜的”。最后，金日成建议“暂且不要通过关于请求中国政府提供援助的决议，而是先给斯大林同志写封信，就是否请求中国军队援助的问题咨询一下他的意见”。金日成强调，“如果不请示苏联就擅自请求中国军队帮助，苏联就可能抱怨说，难道我们用顾问和武器来援助朝鲜还不够吗？”他还说，如果朝鲜加速组建一支新部队，就不必求助中国人了。会议讨论的结果是没有通过任何决议。[54]金日成现在完全是看斯大林的脸色行事，而斯大林这时实际上已经考虑到中国出兵的问题。[55]只是不到最后关头，即敌军没有突破三八线，斯大林是尽量不让中国参战的。9月26日斯大林派往朝鲜的军事代表请示，运到朝鲜的3400辆汽车没有足够的司机，为了解决运输问题，“可否建议金日成请求中国朋友向朝鲜派遣1500名以上的司机？”4天以后斯大林才答复：“你们可以这样向金日成建议，只是不要说：这是莫斯科的意思。”[56]事情真的到了最危急的关头。
在仁川登陆后不久，斯大林本来产生过出动苏联空军保护平壤的念头。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华西列夫斯基于9月21日报告说，可以派遣第147航空师第84团的40架雅克9型飞机前往保护平壤，航空团两天便可抵达，但全面做好战斗准备需要8～10天。[57]两天后，华西列夫斯基又报告，决定改派第32歼击机航空师第304团前往，“10月3日该团可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但是，华西列夫斯基最后报告说：“第一次空战后，我国飞行员保卫平壤的战斗就会被美国人发现，因为空战的一切指挥将用俄语通过无线电话进行。”[58]或许是军事部长的这番话提醒了斯大林，或许是急剧变化的朝鲜局势迫使斯大林重新考虑了对策，总之，到了危急关头，苏联战斗机并没有出现在平壤上空。
9月30日，莫斯科收到什特科夫的报告：汉城可能已经陷落，人民军主力部队北撤的道路也被切断，并失去了联系。金日成担心敌军会越过三八线，而朝鲜已无法组建新的部队进行有效抵抗了。政治局讨论并通过了给斯大林的信，要求苏联提供空军援助，同时也起草了给毛泽东的信，信中有求援的暗示。他们现在感到恐慌和缺乏信心，不知如何是好。[59]同日夜晚，金日成来了求援信，恳求斯大林给予“直接军事援助”，如果不行，就“请帮助我们在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立国际志愿部队”。[60]面对如此紧急的情况，莫斯科终于为中国军队开放了绿灯。10月1日斯大林致电毛泽东：“我正在远离莫斯科的地方休假，对朝鲜局势不甚了解。但是，从今天莫斯科给我的报告中，我得知朝鲜同志陷入了困境。”在通报了朝鲜的危险局势，即朝鲜已经没有任何抵抗部队、通往三八线的道路没有任何设防后，斯大林要求中国军队以志愿军的方式入朝参战，在三八线以北地区组织防御。或许是考虑到此前莫斯科对中国出兵问题的种种反应，斯大林最后故作亲近地说：“我没有向朝鲜同志谈过这件事，而且也不打算谈。但我并不怀疑，当他们得知此事后将会很高兴。”[61]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迫不及待地在第二天凌晨便起草了同意出兵的回电。但是，这一主张在中共领导人的会议上受到质疑，毛泽东不得不答复莫斯科：中国暂不出兵，有关问题将再行讨论。在毛泽东和彭德怀的极力主张下，10月5日下午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做出了派兵入朝作战的决议。随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成立，部队进入了战前的最后准备阶段。[62]尽管出兵的决定已经做出，但中国领导人的犹豫和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关于出兵的时机，如果说在仁川登陆前中国军队可以协助防守后方，从而保障人民军主力在前线取胜；仁川登陆后中国军队可以在三八线建立一道防御线，从而阻止敌军继续北进的话，那么到10月初人民军主力丧失殆尽、三八线已被突破的时候，中国军队入朝作战的良机已不复存在。难怪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信誓旦旦地向杜鲁门保证，此时中国绝不会出兵朝鲜，否则，“对他们来说，那将是一次最大的屠杀”。不过，麦克阿瑟也指出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中国投入地面部队，苏联出动空军，“进行联合作战”。[63]这恰恰就是当时毛泽东和中国领导人所期待的。
从作战角度讲，与美军相比，中国军队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武器装备落后和没有空军支援，而毛泽东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并告知了斯大林。毛泽东在10月2日起草的电报中不仅开列了包括坦克、重炮和几千辆汽车在内的大量武器装备清单，而且提到“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1951年2月才有300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故要求苏联在中国军队出动时给予空军支援。[64]如果说因这封电报没有发出而斯大林不知其内容的话，那么从其他渠道传递的信息应是十分明确的。10月7日，斯大林派驻朝鲜的私人代表马特维耶夫报告：朴一禹已于10月5日从北京返回，他在北京期间受到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人两次接见，谈话持续时间长达10个小时。毛泽东说，我可以尽力帮助朝鲜，但就是不能派出军队。原因在于，第一，中国出兵势必把苏联也拖入战争，而这将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二，中国军队虽然人数众多，但没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空军和海军。[65]毛泽东对苏联人的谈话就更直接了。10月6日毛泽东与罗申谈话时说，他对斯大林提出中苏两国共同打击美国的说法感到十分欣慰，并强调，如果要打，就应该立即动手，他在刚刚结束的政治局会议上也是这么说的。说到中国出兵的问题，毛泽东强调，中国军队的技术装备非常落后，“完全指望苏联的援助”。谈话中，毛泽东“特别关注的是空军问题”，他指出，中国出兵“必须要有空军部队”，其任务在于：掩护派到朝鲜的中国地面部队；参加前线的作战行动；掩护中国重大的工业中心——上海、天津、北京、沈阳（鞍山和抚顺）。毛泽东最后说，为了汇报中国的有关情况和全部想法，他必须立即派周恩来和林彪前往苏联。[66]由此可以断定，周恩来赴苏谈判之前，斯大林对其目的和要求是一清二楚的。
10月8日，毛泽东分别正式通知金日成和斯大林，中国已决定组成志愿军援助朝鲜，部队大约在10月15日开始入朝。随之，莫斯科与平壤之间又互通了消息。中国终于决定出兵了，大家都松了一口气，金日成高兴得有些忘乎所以，甚至对中国军队在朝鲜集结的时间、地点和方式都做了安排。[67]但这一切来得似乎已经晚了，此时的斯大林有一种不祥之感，他在不安地等待着已经进入苏联国境的周恩来和林彪。
斯大林拒绝为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10月11日，周恩来等人经莫斯科飞抵高加索黑海边斯大林的休养地，并于当天下午与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尚未披露，人们能够看到的只是一些当事人的回忆或谈话。所幸不久前俄国公布了作为会谈结果斯大林和周恩来给毛泽东的电报，再加上会后的中、苏、朝之间几件往来电报，目前关于黑海会谈的情况已经大体清楚了：周恩来介绍了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朝鲜局势和出兵援朝问题的情况，说明中国出兵将面临巨大的实际困难，强调需要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军支援。斯大林指出：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抗美援朝所需要的飞机、坦克、大炮等军事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须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才能出动。反复讨论以后，双方认为，既然大家都未做好准备，只好放弃朝鲜，及早通知金日成安排撤退。会后，斯大林、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指出：如在一个月内不用相当数量、装备精良的部队提供直接援助，那么由于三八线以北的朝鲜军队无力支撑，朝鲜将被美国人侵占。因执行掩护任务的空军至少两个月后才能到位，装备和培训中国部队至少需要六个月，而那时援助朝鲜已无意义，故决定中国不再出兵。电报最后说，等待毛泽东做出决定。[68]
周恩来之所以接受中国不出兵的意见，显然是因为苏联没有完全满足中国的出兵条件，而这一点应该是毛泽东已经答应彭德怀并事先与周恩来商定的。彭德怀10月9日在沈阳召集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说明当前形势及中央意图。虽“各项准备不很充分，但为争取时间”，仍决定先派两个军于10月15日开始出动，集结在熙川、德川一线。但讨论中也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特别讲到空军问题，以至于会议尚未结束，彭德怀和高岗便向毛泽东发急电询问：“我军出国作战时，军委能派出多少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何时能出动并由何人负责指挥？”在会后发出的电报中还提到：“陆空联络尚未规定，据说须经军委规定，请即速办理，否则（会）发生误会遭受损失。”志愿军总部很多领导人都认为，在没有空军配合的情况下出兵，弊多利少，因此建议“三两月内新的装备确有保证（尤其是空军能够出动），则可按原计划进行。否则，推迟出动时间的意见是很值得考虑的”。[69]这足以表明，中国军队出动前是得到过有空军掩护的许诺的，只是具体方式和时间尚不清楚。现在周恩来没有从斯大林那里得到任何确实的保证，自然便同意放弃朝鲜的意见了。而斯大林此时做出的推迟出动空军的决定，则有着更加缜密的思考。
斯大林说苏联空军没有做好准备明显是一种托辞，因为如上所述，不仅集结在沈阳地区的别洛夫航空师早已整装待命，而且就在十几天前华西列夫斯基还向斯大林报告，准备从滨海边疆区调往平壤的第32歼击航空师第304团和两个高炮营及其他辅助部队，只要5～6天便可以到位，并于10月3日“开始执行保卫平壤的战斗任务”。[70]斯大林在10月11日明确表示苏联空军不能与中国陆军同时出动的真正原因，分析起来大概有三点：
第一，斯大林一向严禁苏联军队在前线与美军发生直接冲突，尽管可以在后方提供空中掩护。10月2日晨斯大林得到报告：南朝鲜先头部队已经越过三八线。[71]这就是说，朝鲜北部即将成为战区。斯大林由此变得更加谨慎了，他不愿显示出任何苏联将与美国直接和公开对抗的迹象。莫斯科对美机空袭苏联边境机场的反应充分说明了这一点。10月8日，两架美国战斗机侵入苏联滨海地区领空作低空飞行，并对距边境100公里的一个军用机场进行机枪扫射，造成7架飞机被毁。对此，苏联不仅没有任何军事方面的反应，甚至在外交抗议被退回时，莫斯科竟采取了默不作声的态度。[72]可以想见，当北朝鲜正在变为前线的关键时刻，周恩来跑来要求苏联明确表态出动空军入朝作战，斯大林自然会采取推脱的态度。
第二，斯大林对于中国出兵作战的决心及取得胜利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在美国参战后，斯大林希望中国做好出兵的准备，并表示愿意出动空军给以协助，但并不急于要中国出兵；在战局陷入危急后，斯大林极力鼓动中国出兵，以便稳定朝鲜战局，但是当美军已经越过三八线继续向北推进，而中国在出兵问题上显得犹豫不决时，斯大林又失去了信心。正如毛泽东后来所说：“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气了，说算了吧！”[73]斯大林表示苏联空军晚两个月出动，就是要看先行的中国军队是否能在朝鲜站住脚，从而在时间和空间上给莫斯科留下一个回旋余地。
第三，斯大林还寄希望于通过秘密外交渠道和平解决问题。在三八线将被突破的危急时刻，9月27日正在纽约的苏联外长维辛斯基电告，一位亲苏的美国企业家兰开斯特向苏联驻联合国代表表示，他可以安排与美国国务卿的助手或驻联合国大使会晤，讨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方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当天便召集会议并做出决议，同意与美方接触，听取他们的意见。[74]随着局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又采取了一个行动。10月4日，联合国秘书处的苏联工作人员瓦西里·卡萨涅夫邀请挪威驻联合国代表汉斯·恩根共进午餐，希望他作为中间人向美国政府传话：如果麦克阿瑟同意在三八线止步，苏联将劝说北朝鲜人放下武器，并允许联合国委员会进入北朝鲜主持大选。[75]显然，如果这些秘密外交取得成果，即使中国出兵不利或不出兵，危机也会过去，而苏联就没有必要再冒险与美国开战了。
接到黑海来电后，毛泽东陷入了极度思考之中。10月12日下午3时30分刚看到斯大林和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的第一反应是：“同意你们的决定”。晚10时22分，毛泽东再电告知，中国军队尚未出发，已下令“停止执行进入朝鲜的计划”。斯大林接着便致电平壤，将黑海会谈的结果通知金日成，并要他立即组织撤退。[76]其实，毛泽东的态度并不像他电报中说得那样坚决，他给彭德怀等人的指示实际是：“10月9日命令暂不实行”，部队“暂不出动”，还要彭、高二人来京一谈。[77]毛泽东之所以没有把真实想法全部告诉斯大林，也许是对在如此条件下继续坚持出兵的主张能否再次被中国领导人接受没有把握。但是，经过13日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后，毛泽东可以向斯大林表示中国的决心了。
会议刚刚结束，10月13日21时毛泽东即刻召见罗申，并宣布：中共中央经过再次讨论决定，“我们应当帮助朝鲜人”。[78]此前金日成已经接到斯大林关于撤退的通知，虽然感到意外，但也只得表示遵照执行。[79]莫斯科得到报告说，平壤的政府机关和外交使团从8日已经开始撤离，但组织混乱，情绪低落，并对苏联未能及时给予帮助颇有怨言。[80]于是，斯大林紧急电告金日成：“鉴于中国同志作出了这个新的决定，请把昨日发给您的电报中提出的对北朝鲜进行疏散以及朝鲜军队向北撤退的时间先往后拖一拖。”[81]14日凌晨收到罗申关于中国出兵的补充报告后，斯大林再次告诉金日成：“此前通知您的关于中苏领导同志会谈时提出的建议应予撤销。”[82]不过，罗申的补充报告特别指出了空军问题。毛泽东说：“我们的同志以前下不了决心，是因为他们对国际局势问题、苏联的军事援助问题、空中掩护问题还不清楚。现在，所有这些问题都已经清楚了。”“主要的问题是我们需要能够掩护我们的空军。我们希望空军能够尽快到达，无论如何不迟于两个月。”毛泽东还提到，希望能以贷款的方式得到苏联援助的武器装备。周恩来必须与斯大林重新讨论这些问题。[83]
毛泽东在13日22时给周恩来的电报中，把中国再次决定出兵的安排和要求讲得更清楚：第一，中国军队入朝后，“可以专打伪军”，建立根据地，以振奋士气，待苏联志愿空军和武器装备到达后，再打击美军；第二，争取用租借办法解决苏联提供的武器装备问题；第三，务必要求苏联在两个或两个半月内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并掩护京、津、沈、沪、宁、青等地。[84]14日3时，毛泽东再次发电叮嘱周恩来：主要问题在于两个月内苏联是否确实能派出前线的志愿空军及后方各大城市的掩护空军；武器装备是否可以用租借办法解决。[85]14日21时，毛泽东电告周恩来，已决定10月19日出动12个步兵师、3个炮兵师共26万人入朝，并要他立即通知斯大林。[86]鉴于平壤告急，10月15日凌晨毛泽东又决定志愿军提前出动，即17日和18日分别出动一个军，10天左右全军渡江完毕。[87]毛泽东最后的决心已下定，并一再指出，这里的核心问题仍然是苏联空军的出动。中国人的立场和要求迫使斯大林不得不明确表态了。
此时周恩来已返回莫斯科，并于14日致函斯大林，转告了毛泽东的意见，还特别提到了“苏联志愿空军”与中国志愿军在作战时的指挥关系问题。[88]莫洛托夫大概是没有弄清斯大林的实际意图，便笼统地答应苏联可以先出动16个团的喷气式歼击机掩护中国军队。当周恩来进一步提出“可否继续出动轰炸机至朝鲜配合中国军队作战”、除参加朝鲜作战外“可否加派掩护空军驻扎于中国近海各大城市”以及苏联空军与中国志愿军的“指挥关系应如何解决”等问题时，斯大林却明确表示，苏联空军即使出动也只能到鸭绿江边，不能配合志愿军入朝作战。[89]这不啻往中国领导人头上浇了一盆冷水，毛泽东17日急电彭德怀、高岗进京议事，并将出兵日期推迟。经过18日会议的讨论，中国决定，仍于19日出兵朝鲜。[90]毛泽东最终决断说：现在敌人已围攻平壤，再过几天就进到鸭绿江了。我们不论有天大的困难，志愿军渡江援朝不能再变，时间也不能再推迟，仍按原计划渡江。就算打不过美国也要打，他总是欠我们一笔账，我们什么时候想打，就可以再打。[91]
苏联空军飞越鸭绿江投入战斗
其实，莫斯科并没有袖手旁观，斯大林在任何时候都做好了两手准备。就在中国决心孤军奋战的时候，苏联空军也在紧张地整编和集结。按照军事部的命令，自10月14日起苏联空军相继组建了第144、第17、第328和第20歼击航空师，准备前往中国。[92]10月19日，即中国出兵的当天，华西列夫斯基报告了将派往中国的空军和坦克兵的准备情况和具体时间：11月3日前，已经部署在东北的第151歼击航空师将扩编为两个师；11月28日前，新组建的4个歼击航空师完成在沈阳集结并于12月15日前进入战备状态；11月30日前，从各军区调集的10个坦克团到达沈阳；12月1日前，新组建的3个强击航空团在沈阳完成集结。苏军总参谋部负责此次组建和集结活动。[93]10月24日，即志愿军入朝后的第一次战役打响的前一天，各空军师和坦克团的组建工作结束，并陆续开始按计划发运中国。[94]
尽管做了充分准备，但苏联空军部队并没有接到作战命令。驻华军事顾问科拉特科夫后来接受采访时的说法是可信的：斯大林对毛泽东还是不放心，他一直拖延给空军部队下达作战命令，就是要等到中国军队真正开始战斗。[95]直到10月25日志愿军与联合国军的遭遇战开始后，斯大林才相信，中国共产党不是民族主义者，不是“亲美分子”。[96]于是，10月29日，苏联顾问通知周恩来，莫斯科已同意苏联空军“在安东担任防空”，并可飞越中朝边境，还答应10天后将基地从沈阳移至安东。[97]11月1日，苏联空军第一次在鸭绿江上空投入了战斗。这一天，别洛夫航空师的米格-15飞机从沈阳和鞍山两个机场各起飞8个架次，在安东—新义州上空击落了2架美国F-82飞机，高射炮还击中了2架。苏方在空战中没有损失。[98]在11月1～12日的最初几次战斗中，苏联空军共击落美国飞机21架，其中包括2架B-29战略轰炸机。[99]
11月2日，总参谋长什捷缅科向斯大林详细报告了志愿军各部队不断发起进攻并取得胜利以及第二梯队（第9兵团）3个军将陆续调往东北的情况，11月6日的报告进一步说明了联合国军损失惨重而志愿军顺利进展的情况。[100]这更增强了斯大林的信心，他于11月15日通知中国，苏联准备向别洛夫师增派120架米格-15歼击机，并由此成立军一级的指挥机构（第64歼击航空军）。11月20日，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向中国境内派遣第二批空军部队。[101]按照计划安排，除已在中国的第151歼击师和在鞍山新组建的第19歼击师外，从11月到次年初，将有12个歼击机师、2个强击机师、2个轰炸机师陆续进入中国，分别部署在东北及北京、上海、青岛、广州等中心城市周围。[102]
11月30日苏军总参谋部报告：军指挥机构人员已经全部抵达沈阳，各航空师已陆续到达或在调运途中。此外，计划供应中国的火炮、弹药、汽车及其他装备也陆续开始启运，有些已经运抵目的地。[103]据空军总参谋部报告，至12月4日前，派往中国的空军部队已有11个歼击机师（第17、20、28、50、65、144、151、297、309、324、328师），2个轰炸机师（第162、186师），以及第64歼击航空军指挥机关、第6飞行技术学校的部分人员，共计将军5人，军官5058人，部队官兵总数达17950人。与此同时，为组建中国空军，已移交给中国各种飞机1653架，其中歼击机900架（350架米格-15、372架米格-9、40架拉-11、130架拉-9），强击机117架（伊尔-10），轰炸机132架（图2），教练机412架，运输机44架，通讯机56架。此外，还有各种车辆1871部。[104]
1951年1月9日第64歼击机航空军的报告全面反映了苏联空军最初两个月投入战斗的情况。执行作战任务的部队有8月11日进驻沈阳、鞍山和辽阳机场的第151师，11月1日进驻辽阳机场的第28师，11月20日从上海移师鞍山的第50师，共6个歼击机团，每团各有30架米格-15飞机。11月27日，这三个师合并为第64歼击机航空军。为了接近战斗地区，12月3日和25日，第50师的两个团分别调入安东机场。从9月3日起，各部队开始实行每日战斗值勤。苏联空军最初的任务只是防止美国空军对中国境内目标的空袭和侦察，特别是保护鸭绿江大桥和安东电站的安全，因此规定，所有歼击机不得越过鸭绿江。考虑到这条禁令对实际作战十分不利，且难以执行，部队于11月6日接到新命令，作战时可以进入朝鲜领空。12月3日，以安东为基地的第50师进一步领受了新的任务——“保护北朝鲜中国志愿军的后方”，特别是从鸭绿江到清川江的交通线。此外，这些部队以及后续各师还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帮助组建和培训中国空军。在苏军的帮助下，中国空军第一支歼击机部队（第4师）于12月12日完成组建，并立即在苏联飞行员的带领下投入了实战训练。在两个月的战斗中，苏联空军3个师共出动飞机1079架次，击落敌机68架，其中B-29战略轰炸机12架，苏方仅损失飞机9架、牺牲飞行员7人。自苏联飞机腾空以后的整个作战时期，敌机再无一架接近中国境内被保护的目标及安东渡口和电站。不过，由于当时在中朝边境只有一个机场，苏联驻军兵力有限，以及雷达和通讯设备缺少等原因，朝鲜境内志愿军后方交通线未能得到有效保护。[105]
1951年春天中国空军参战后，朝鲜后方及志愿军的补给线得到了进一步保障，而6月初庙沟机场投入使用后，苏联空军在安东地区部署的兵力增至两个师，“极大地提高了歼击机的作战机动性，并迫使敌空军减少了在安州以北地区的活动”。[106]此后便形成了后来人们常说的鸭绿江至清川江上空的“米格走廊”。[107]然而，斯大林规定的苏联军人不得进入前线作战的禁令始终没有破除。在空战中，莫斯科为第64航空军限定了作战范围，即向南不得超越平壤—元山一线，东西两侧不得超越海岸线。按照别洛夫的说法，这是“我们的战斗指导原则，必须严格遵守”，虽然这种限制性规定导致米格飞机不能充分发挥其良好性能。[108]斯大林给在华苏联军事总顾问的指示更明白：“绝对必要”的是，“中国人在前线只能靠自己的空军”。[109]
在整个朝鲜战争期间，苏联空军通过换防，先后派出10个航空师和4个高炮师参战。航空师共实施战斗起飞64300架次，飞机滞空时间长达49449小时，空战1872次，击毁敌机1106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0人、飞机335架。高炮师击毁敌机153架，自身阵亡68人，损失高炮6门、探照灯1台。中朝联合空军投入作战的有10个航空师（中国7个、朝鲜3个），共实施战斗起飞22300架次，空战366次，击毁敌机271架，自身损失飞行员126人、飞机231架。[110]
至此，可以对斯大林在苏联出动空军问题上的思考和决策做一个总结了。早在战争之前苏联空军就已经来到中国，这是为了履行中苏条约所规定的盟国责任；美国参战迫使中苏两国领导人都想到了中国出兵的问题。为此，斯大林承诺苏联出动空军掩护中国地面部队，但没有说明出动的时间和方式；毛泽东想及早派兵参战以便尽快结束战争，但斯大林并不急于使用中国军队，因为这涉及苏联出动空军及其在朝鲜的地位和影响；在三八线被突破的危急时刻，毛泽东希望立即出兵援朝，而斯大林担心苏联与美国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也怀疑毛泽东出兵的诚意和效果，故拒绝出动空军；中国志愿军毅然出动并与美韩军队作战后，苏联空军也随即投入了战斗，不仅保护中国领空，而且越过鸭绿江为志愿军后方提供掩护；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斯大林坚持不变的原则是：无论是否越过鸭绿江，苏联空军只在后方活动而绝不进入前线配合中国地面部队作战。至于中、苏、朝之间的同盟关系，可以明显地看出，在中国出兵之前，莫斯科对北京一直怀有戒心，而金日成对斯大林则是言听计从；中国出兵以后，这种情况有了很大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