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件事情，如果采取不同的叙述方式，所产生的效果或者说人们对这件事情的反映，是不会相同的。有的人，像讲故事一样，娓娓道来，并且能够时刻抓住听众的心；有的人，则平铺直叙，枯燥无味，就像是催眠曲，直叫人打瞌睡。《左传》以叙事见长，不知道作者用了什么样的神奇妙法，能把这些事件讲述得井然真切，并且还能够随事写人，把人物刻画得同样精彩。
能够完整地叙述一个事件，这是很多人都能够做到的，也是使叙述生动感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左传》的叙事也同样具备这个特征。大家一定还记得第一章讲到的“郑伯克段于鄢”的故事，围绕郑伯与姜氏、共叔段这一主要矛盾，作者有目的地选择和组织材料，把事件的起因、发展、高潮和结局，完整曲折地作了描述，生动再现了统治者家庭内部为争夺权力和财产而骨肉相残的斗争。情节曲折、故事性强，有完整谨严的结构和布局。像这样生动明了而又深具匠心的文章，在《左传》中俯拾皆是。
下面再具体看一个例子。鲁宣公二年（前607），晋灵公被赵穿所杀。《春秋》仅用“晋赵盾弑其君夷皋”一句话来叙述此事，虽然简洁，但不明了，很容易让人认为是赵盾杀害了国君。但国君确实不是赵盾杀的，至于事情的来龙去脉，《左传》就作了详细的交代。文中先叙述了晋灵公的种种暴行，接着叙述赵盾的直谏，这样就有了矛盾冲突，导致晋灵公想除掉赵盾。于是他派□踶去行刺，□踶被赵盾的恭敬所感动，自己触槐而死。后来，晋灵公又想在酒宴上杀他，被赵盾的卫士提弥明发觉，于是提弥明舍身为主，救下了赵盾。就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作者掉转笔锋，插入了赵盾在桑翳救灵辄的往事，然后写灵辄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保护赵盾脱身，接着又叙述赵穿杀害灵公，赵盾受连累而逃走，但却被史官记录为“弑君”，作者还引用孔子的话，对此表示惋惜。文中有曲折的情节，有惊险的场面，波澜层出而又脉络分明，虽是编年叙事中的一段，却完全可以独立成篇。作者在记述历史事件时，总要具体地交代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这恰恰是《左传》作为编年史的特点所在，书中出现的引人入胜的情节、生动逼真的细节和场面，大大增强了历史事件的故事性。
上面的例子运用了插叙的手法，涵盖了更多的史实，使得故事又丰富了许多。看来，作者在叙事时，并不是按部就班地平铺直叙，而是灵活运用了多种叙述手法，顺叙、倒叙、插叙、补叙等手法交叉运用，把有关的事件巧妙地安排在一起，从而弥补了按照顺序写作的不足，形成完整而严谨的篇章。倒叙就是在叙事过程中回顾事件的起因，或交代与事件有关的背景等。如宣公三年（前606）先记载了郑穆公兰的死，然后再回顾他的出生和命名，是因为他的母亲梦见天使送她兰花后怀孕而生的穆公，所以取名兰。《左传》中还有插叙和补叙，作用与倒叙相似。这些叙述方式出现时，作者通常都用一个“初”字，来引领下文。另外，预先写出将要发生的事情，或事先预见事件的结果，也是《左传》中常用的。如秦晋崤之战，秦国军队将要出发攻打郑国时，蹇叔已预知了结果：“吾见师之出而不见其入也。”（僖公三十二年）秦师经过周都洛阳北门，王孙满又预言：“秦师轻而无礼，必败。”（僖公三十三年）就这样，作者不仅巧妙地告知了战争的结果，还深刻地揭示了战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把事件的发展过程和因果关系一一讲述，章法井然。文章用第三人称，以旁观者的立场，叙述事件，发表评论，视角广阔，写作起来几乎不受什么限制。
既然《左传》在很多时候是预知事件的结果，很显然就有预知结果的办法。“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左传》作者在叙事过程中，对事件因果关系的叙述，也深受这种观念的影响。不管是占卜、梦境、天象，还是智者的预言，只要是符合礼义要求的，常常是吉兆，而有悖于礼义的，就常有凶兆。如僖公十五年（前645），秦晋韩之战，在僖公十年（前650）时就有已故晋太子“敝于韩”的预言；僖公十四年（前646）又有晋卜偃“期年将有大咎，几亡国”的预言，战前还有秦卜徒父释卦的征兆，最后还说明晋惠公不听信占卜预言的必然失败。作者借助这样的方法，在谴责晋惠公的违礼、失义和背信之举的同时，也使得事件的叙述掺入了神秘的元素。加入这种神秘化的传说故事，是当时时代的特色，当然也使得枯燥乏味的历史事件变得扑朔迷离，更加能够吸引读者的目光。
在《春秋》记事的基础上，《左传》增加了大量的历史事实和传说，把《春秋》中的简短记事，发展成为完整的叙事散文；把“一字之褒贬”的春秋笔法，发展为让事件自己说话，在对事件过程的生动叙述和人物言行举止的展开描写中，来体现其道德评价。另外，在叙事中或叙事结束后，作者直接引入议论，以“君子曰”、“君子是以知”、“孔子曰”等来对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伦理评价。这种形式，更鲜明地表现出作者的立场和感情，增强了叙事的感情色彩。
在作者饱含感情的生动叙述中，我们感觉不像是在读一部历史著作，而像是在听一个故事大王讲故事，那些生动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形象、事件叙述的戏剧化，都让我们不能自持。不仅如此，《左传》中有些叙事，明显是主观的臆测或虚构，而不是对历史事实的真实记录。如僖公二十四年（前636）记载的介子推母子间的对话，不可能有第三者在旁听见或作记录，应当是作者根据传闻再加上合理的虚构和揣摩而成。成公十年（前581）记晋景公之死，情节曲折怪诞，用三个梦构成了互为关联的情节。写晋侯所梦大厉，画鬼生动得令人毛骨悚然；病入膏肓的描写也极为生动有趣；桑田巫释梦之语，小臣之梦的印证，更是充满神秘色彩，好像是后世的志怪小说。文中虚拟的人物对话，大量的梦境和异趣传闻，都给叙事增添了无穷无尽的趣味。这样看来，有的读者可能会发问了，有了这些臆测和虚构，《左传》的史料价值是不是就降低了呢？表面看来是这样，其实不然，作者并不是凭空信口开河，也不是脱离实际的妄想癔症，而是完全依附于历史，为了更好地表现历史。这可以说是后世小说、戏剧因素的萌芽状态，《左传》就像一个孕育宝宝的母亲，为文学因素的发育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生长环境。它的这一特点，直接影响了《战国策》、《史记》的写作，使得文史结合的传统发扬光大，至临顶峰。
《左传》的叙事成就更突出体现在战争描写方面。书中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很多著名战争都写得曲折完整，精彩动人。文章简洁明了，叙次井然，既有真切的描写，更寄寓了深刻的战争经验。笔者将在后面专门讲述。
如果想要把故事讲得绘声绘色、引人入胜，光有事件是不够的，还得需要人物的默契配合。人物的行动、语言等是《左传》精彩叙事的主要手段，通过人物在重大历史事件中的言行，人物性格得以展现，形象得以完成，情节得以展开，整个事件才能记述完整。如鲁成公二年（前589）的齐晋鞌之战，整个战争过程，都是在人物的言语和行动的描述中得以展开的。另外，通过对事件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通过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来叙述情节，也是《左传》的精彩之处。如宣公四年（前605），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对于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者写了公子宋食指大动，郑灵公食大夫鼋不与公子宋，公子宋怒而染指于鼎等细节，整个事变由食无鼋这件小事引起，而公子宋的贪馋好怒，公子归生的迟疑懦弱、郑灵公的昏庸可笑都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中表现了出来。作者把主人公放到尖锐的矛盾冲突中，通过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场面和对话，展现不同人物的性情和心理。文章笔墨俭省，故事性强，人物之间互相映衬烘托，在动态中凸现了各自的个性特征。对一些次要人物，作者在情节推进中仅用寥寥几笔，写出一两个富于特征的细节，便收到形神毕肖、声情并现的效果。例如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写晋襄公应文嬴之请，放走了俘获的三名秦帅，大臣先轸为此勃然大怒：
先轸朝，问秦囚。公曰：“夫人请之，吾舍之矣。”先轸怒曰：“武夫力而拘诸原，妇人暂而免诸国，堕军实而长寇仇，亡无日矣。”不顾而唾。
几声斥责，一个动作，就将他怒气冲天的情态真切地描摹了出来。这样的细节，对于刻画人物来说，真正是画龙点睛啊。
在将事件前后贯穿的过程中，事件的主人公也得到了比较完整的表现，一批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展现在大家面前。晋文公重耳（图5-5），经过十九年的流浪漂泊之后，从一个贪图享受的贵公子，逐步成长为一个胸怀大志、坚定沉着、深谋远虑的国君，写出了人物性格的复杂性，颇有立体感。楚灵王是《左传》中被否定的国君形象（襄公二十六年至昭公十三年，前547—前529），他即位前的争强好胜、野心勃勃、弑王自立，即位后的残暴、骄奢狂妄等，都显示出他确实是个昏君。但同时，作者又表现了他宽容纳谏、知过能改、不记前怨、风趣等性格特点，并写了他最后悔恨自己的残暴，刻画出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形象。很明显，《左传》随事写人，通过事件的发展变化，或者通过不同的史实，展现人物性格的不同特征。还有很多国君、霸主、政治家、军事家和士人的形象，作者通过他们的语言和行动，写出他们不同的性格面貌。如郑庄公的深沉毒辣，子产的雍容大度，骊姬的阴险奸诈，烛之武的善于辞令，等等。
《左传》中描写了各种人物，但《左传》的写人还不像纪传体历史著作在一个专章中叙述一个人物的生平事迹，也没有像后世小说那样塑造人物形象。由于它是编年史，人物的言行事迹大多分散记录在事件发生的各个年代，很少对某一人物集中描写，只有把同一人物在不同年代的事迹联系起来，才能得到一个完整的人物形象。如郑国子产（图5-6）是书中着力描写的一个主要人物，作者通过一系列典型事件，写他早年便开创出卓著功绩，刻画了一个开明有为、受人爱戴的政治家形象。如果把有关子产的描写放在一起，就很像一篇人物传记。《左传》中许多重要政治人物如郑庄公、晋文公、楚灵王、郑子产、齐晏婴等，都是通过数年行迹的积累来表现的。《左传》中还有一些人物，并不是反复出现而形成的一个完整形象，而是仅在某一时、某一事中出现，表现的仅仅是其一生中的某一片断，反映的是其性格中的某一方面。如齐晋鞌之战中代替齐顷公被俘虏的逢丑父等，这些形象往往非常生动传神，能给读者留下极深刻的印象。
虽然《左传》没有自觉地描写人物，但毕竟涉及了形形色色的历史人物。在叙事中作者注重描写有关的各类人物的活动，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又往往着眼于政治的兴衰，努力表现他们与之相关的思想、品质和性格。书中出现的有姓名的人物近三千，而且相当一部分人物个性突出，形象鲜明。
《左传》虽不是文学名著，但无论怎么看，它都是中国第一部大规模的叙事性作品。比较以前任何一种著作，它的叙事能力都有惊人的发展。许多头绪纷杂、变化多端的历史大事件，都能处理得有条不紊，繁而不乱，而且作者创造性地运用了不少出色的艺术手法，通过文学性剪裁，把历史事件情节化、故事化，把头绪纷繁的人物、事件构成情节生动、结构完整的故事情节，堪称先秦散文的“叙事之最”（刘知几《史通》），标志着我国叙事散文的成熟，影响和带动了后世史传文学的发展和繁荣。
4.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
如果谈到《左传》中波澜壮阔的战争画卷（图5-7），简直没有比仔细分析一场战争再能说明问题的了，下面我们就先看看齐晋鞌之战，那生动逼真的场面只能让你拍手叫绝。
鲁成公二年（前589），齐侯伐鲁，卫军侵齐。鲁、卫军败，向晋求救。晋出师救鲁、卫而伐齐。于是，齐、晋在鞌地爆发了这场战争。在交战的前一天，齐国高固单车闯入晋军挑战，“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余勇！’”可见其士气高昂，勇不可当。战斗开始前，齐侯又狂妄地宣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他竟然说先把晋军消灭了再吃早饭，而且不给自己的战马披甲就带头驾车冲锋，好像消灭晋军不过是举手之劳。晋军奋力迎战，郤克被箭射伤，血流至足，仍击鼓不停，但终因伤势过重，大叫：“余病矣！”张侯手臂中箭，鲜血染红车轮，他斩断箭杆，继续驾车，在这关键时刻，他一面与郑丘缓一齐鼓励郤克，一面又用左手执辔，腾出右手帮助击鼓，战马狂奔不止，晋军紧紧跟随。于是“齐师败绩，逐之，三周华不注”。我们仿佛能够看到齐顷公的傲慢和骄狂，也能够清晰地看见晋军的勇敢和顽强，战斗的紧张激烈令人如临其境，就连战马荡起的灰尘都几乎堵住了我们的呼吸，我们就像站在远处的观战者，战争的每一个细节都让我们揪心。这么精彩传神惊心动魄的战争描写，在以往的作品中还没有出现过。
这场战斗一开始，齐军就占尽了优势。而晋军主帅郤克和御者张侯受重伤，驾车的战马受惊，失去控制。但郤克继续擂鼓指挥作战，张侯折断射中自己的箭继续驾车。在这样的危急关头，部下张侯和郑丘缓鼓励主帅郤克要挺住。当郤克支持不住时，张侯在手掌和手肘被射穿的情况下，一手抓住四根缰绳驾车，一手接过鼓槌擂鼓指挥进攻。在追击齐侯的过程中，綦毋张的战车被毁，要求上韩厥的战车继续战斗。他站到左边、右边，韩厥都用手肘撞他，让他站在自己的身后。这是因为韩厥头天晚上梦见自己的父亲叮嘱他交战的时候不要站左边，也不要站右边，而在追击的过程中齐侯也刚好把他左右的人都射倒了。韩厥是为了保护綦毋张才那么做的。这种同僚之间的关爱，也说明晋军上下团结一心。难怪在郤克的指挥车失去控制、往前冲去的时候，晋军能一鼓作气冲上前去，从而打败齐军。从这里可以看出，作者没有把战争作为孤立的事件去对待，不是把战争看成单纯的军事行动，而是把参与战争各方的政治、外交、民心向背等因素结合起来，透析了战争胜负的原因。
鞌之战让我们领略了《左传》战争描写的摄人心魄，而书中记录的大小规模的战争，并不是千篇一律的，它们各具特色，各有侧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