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的汽车开到西边桥上的时候，对面明晃晃的灯光对射了过来，伴随着汽车的鸣笛声。大省跑过去，告诉司机前面的路窄，不能会车。说着，对面的车已经驶到桥的另一边，车上下来几个提着枪的民兵，走过来喊着让红色解放车后退。
对面的汽车驶过桥，村子的人才看到车厢里放着一具棺材，边上站着一位穿着丧服的女人和小孩。村子的人哗啦围了上去，趴在驾驶室问：“咋咧？”
坐在驾驶员边上的人用普通话说：“周来川同志牺牲了！”
汽车缓缓过了桥。琅琅飞跑着回到堡子，有力敲着麻娃的门。麻娃披着夹袄，慢慢走出来，将门开了个缝，问：“啥事？”
琅琅拉开门，呼啦趴在麻娃身上痛哭起来。麻娃虎着脸说：“啥事？哭个！天又没塌下来！”
琅琅抹着眼泪，吞吞吐吐地说：“伯，我来川哥没了！”
麻娃身子晃了一下，定了下神问：“现在在哪里？”
琅琅指着西边说：“媳妇和娃护着棺木回来了！”
麻娃踢了琅琅一脚，斩钉截铁地说：“走，甭叫人笑话，也甭让人可怜！”
周定邦和老五关系很好，他们都是村上解放初期的贫协委员。原来大队有什么事情，都会征求贫协委员的意见，“文革”开始后，贫协委员的作用慢慢萎缩了。他正蹲在四队饲养室后面的厕所方便，看到汽车灯晃来晃去，嘈杂的声音中夹杂着哭喊，他捡起一块黄土疙瘩，擦了屁股，站起来勒着裤带，看着村子的人向桥头涌去。他快步走出茅房，向北边的场房跑去。汽车已经慢慢驶到四队北边的场房，他的二儿子站在车头的护板上，不断拍打着车头上的铁皮。他看见汽车侧边上写着一行字，他就认识里面的“周”字，看见来川的媳妇和娃穿着孝服，他明白了。
兰州汽车走了。老五忙活了一天，正靠在麦囤上吃饭，地上摆着一盘蒜泥猪血和一盘鸡蛋，他夹着腌萝卜，间或挑一筷头鸡蛋。觉民用筷子敲了下盘子，说：“大，猪血好吃！”
老五还是不去夹猪血，他有个习惯，凡是自家养的家畜或经过自己手的猪羊，他都不会吃。下午赶着收购的猪群，回到饲养室，看着顺发腰里插着烟锅，挥着手指挥着社员，粪堆前堆着一堆猪毛，架子上挂着一溜剁成两半的猪肉，老槐树上挂着一串猪头，马九将开水锅里罩着的猪血盆盆取出来，排成一排。老五阴着脸，心里嘀咕着这些猪，昨天还在猪圈里哼哼着，现在已经分离成几个部分，想到这些猪都是经他手买回来的，他有点恓惶。他将买回来的猪赶回猪圈，关上圈门，弯着腰背着手回家。栓和正洗猪肠子，抬起头叫了声五伯，他装作没有听到，走开了。他刚要推开头门，一只猪尿脬飞了过来，砸在门墩上。他抬起头，看见孙蛋跑过来，嬉笑着。他瞪着眼，将尿泡踢开了。
吃完饭，老五靠在麦囤上，感到眼皮不停腾腾地跳着。他想起收回来的猪，是不是老天在警告自己。他眯着眼，看着昏黄的灯泡，觉得灯泡四周都是一圈圈光晕。他扯着手里的草秸，缓缓地说：“我咋觉得眼皮跳得厉害，是不是又有啥事了！”
觉民知道父亲养猪爱羊的毛病，便端起猪血盘子，呼啦地将猪血碎渣和辣子蒜水刨完了，过瘾地哈着气，嘴巴不停地吧嗒着。看着父亲说：“这猪和羊就是人的菜，就像麦子是大家的主食一样！”
孙蛋跑进家门，高喊着爷爷。老五从孙子的腔调中感到了惊慌，他赶紧站起身，走到厨房门外，站在屋檐下的窗户前面。孙蛋上气不接下气跑过来，站在老五面前，指着门外说：“爷，四队的来川死了，汽车将棺木运回来了！”
老五愣了一下，扬起罗圈腿，弯着腰将胳膊摔在脊背后面，快步向四队走去。
周定邦是麻娃的叔伯弟弟，麻娃大名叫周定国，因为麻娃更有知名度，他的大名就被人慢慢地淡忘了。定邦走到场房，送葬的领导戴着眼镜，穿着洗得发白的蓝色中山装，胳膊上戴着黑纱。四队的队长赶紧介绍说，这位就是来川同志的叔父。送葬的领导掏出金丝猴香烟，抽出一根递给定邦，定邦有力地挡了回去。他将定邦叫到边上，低声说了几句。定邦抽出烟锅，捻上一锅旱烟，眼睛望着天上的星星，蹲在边上的土堆上，吧嗒抽着烟，人群的喧闹似乎与他无关，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老二站在车上，看见哥哥跟着伯伯走了过来，他跳下汽车，对定邦喊道：“大，我伯来了！”
定邦缓过神来，他磕掉烟灰，缓缓站起身来，叹了口气，走了过去。人群自然让出一条路，没有喧嚣，没有嬉闹，社员们神色凝重地看着麻娃走了过来。
麻娃国字形的方脸下垂着，褶子里布满了麻点，肿胀的三角眼皮垂着，脚步还是那么稳健。送葬的领导健步迎上前去，抓着麻娃的手不定地摇着，孙子革命跑过来，麻娃摸着他的头。送葬领导和随行几个人将麻娃叫到场房里，劝慰了一会儿。
孙书记和金尚武骑着自行车来了，他们交代四队的队长和社员，赶快在场房前面搭灵堂，挂遗像，刷白色的挽联。他们走过去，拉着麻娃的手，希望他保重。定邦走过来，眼睛吧嗒吧嗒地扑闪着，他摸着革命的头，站在哥哥身后。
桥的西边又亮起了车灯。伴随着一阵鸣笛，一辆北京吉普来到了。白刷刷的车灯照过来，好多人扭过身子，用手掩住了眼睛。金尚武戴着军帽，他眼睛很亮，咣咣来了几个正步，走到吉普车前。看见领导下车，他又来了个标准的军礼，直到领导和他握手，才放下手。他洪亮地喊道：“报告首长，基干民兵连长金尚武向您报到！”
公社杨主任走上前，介绍说：“这是县革委会的朱主任。”
金尚武赶紧搭上另一只手，激动地握手摇着。孙书记带着朱主任来到场房前，指着麻娃说：“这位就是周来川同志的父亲周定国。”
朱主任快步上前，抓住麻娃的手，激动地说：“大伯，我是来川的战友。‘文革’开始那几年，我们经常在一起战斗。来川同志不幸走了，我心里十分悲痛。来的路上，我一直都在回忆和来川同志一起战斗的岁月，请您节哀！”
孙书记在边上补充道：“这是县革委会的朱主任，是来看望您的！”
麻娃表情怪异地咧着嘴，他轻轻点了下头，颤着手说：“朱主任，前些年来川回来时，也常提说起你。”
朱主任抬起手腕看了下时间，对杨主任说：“你赶快召集公社大队和生产队队长，五分钟后开个会，研究一下来川同志的葬礼。”
队上的人拿来一把椅子，放在场房前，麻娃坐在上面，怀里揽着革命，边上站着定邦和老五。干部召集好了，朱主任看了一遍，表情沉重地说：“让来川同志的父亲参加吧！得听听老人家的意见。”
朱主任端起茶缸，喝了一口水，清了下嗓子。金尚武递上一根烟，给他点上。他深深地抽了一口，咬着牙，看着门外车上的棺木，扑闪着眼睛，动情地说：“周来川同志是市秦腔团的台柱子，也是文化大革命锤炼出来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将自己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热情，融汇到舞台角色的塑造之中。他在全省文艺汇演中，为了表现郭建光的英雄气概，在空翻的时候，不幸摔在台下，经抢救无效牺牲了。我们大家的心情都十分难过！”
看着大家叹着气、低头忧伤的样子，朱主任继续说：“来川同志的葬礼，县上十分重视。明天一大早，大队抽调劳力打墓，争取明天晚上完成。后天上午十点举行追悼会，然后下葬。”
定邦蹲在门外抽着旱烟，他站起来，走了进来，对朱主任说：“我们塬上人打墓和下葬都要找阴阳先生看日子，我看不能那么急！”
朱主任愣愣地看着他。孙书记赶忙站起来说：“这位是来川同志的叔父，也是贫协委员。”
朱主任喝了口茶，看着地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看着杨主任说：“现在国家的政策是火化，不准将尸体拉回来！来川能回故里，我们做了不少工作。”
金尚武呼地坐起来，瞪了定邦一眼。朱主任严肃地说：“文化大革命就是要打破那些封建社会的条条框框，我们共产党人从来就不信那些东西。来川同志要是活着，他也会同意我们的意见！”
灵堂搭好了，朱主任脱下外衣，挽起袖子，对大家说：“大家让开，有劲的上来，我们一起将来川同志抬下来。”
三个堡子的劳力，扔掉手里的烟头，拥上前来，伸出的手就像蜈蚣一样，将棺木慢慢地抬下来。妇女找来孝服，给革命穿上。革命看着白色的衫子和包着脑袋的头巾，哇地大声哭了起来，扑到妈妈怀里。朱主任走过去，握着麻娃的手，说：“大伯，多保重！我会常过来看你。来川走了，我就是您的儿子！”
看着麻娃脸上呆滞的肌肉不停地抽搐着，瞧着边上站着的定邦和老五，朱主任对孙书记说：“这样，下葬的所有花费都记好账，到时县上解决。老人难过，我也理解，让那几位社员陪陪老伯。”
孙书记应着。金尚武跑过去，拉开吉普车的门，临上车时，朱主任握着杨主任的手说：“来川同志是你们公社的光荣，县上事情多，你要将葬礼的事情办好！”
朱主任上了车，金尚武砰地关上门，敬了个军礼。
杨主任和孙书记走后，麻娃让族里的媳妇将儿媳妇和革命带回去睡觉。场房前的老槐树上挂了几盏电灯，昏黄的灯光随着哗啦啦作响的树枝晃动着，大家纷纷离去了。他让大家走出灵堂，说自己要和来川待一会儿。老五和定邦走出来，蹲在槐树下，琅琅和户族的几个人坐在队里的麦草垛子前。老五看着天上的星星，叹着气对定邦说：“你看你哥，也算神勇一世，临老又遇上这样的事，唉……”
麻娃走出灵堂，挥着手喊道：“琅琅，你们几个过来，揭开棺木，让伯再看看你哥一眼！”
几个人进到灵堂，将棺木的盖子抬起。麻娃让琅琅和几个小伙子抬着小头，让定邦出去，自己和老五抬着大头，移动了一下。他挥着手，让琅琅他们出去了。老五搬来椅子，麻娃坐在棺木顶头，看着躺在里面的来川，他慢慢地揭开了脸上盖着的白纱布。来川的脖子没了，下巴埋在肩腔里，头顶已经开裂，裹着厚厚的纱布，纱布浸渍着已经结痂的血斑。来川大半个脸还扮着戏装，麻娃对老五说：“舅，你去叫琅琅拿一盆温水和毛巾来，我要给娃把脸上的油彩擦掉。”
老五将毛巾浸在水里，提起来拧得干湿适中，递给麻娃。他走过来，摁着来川的头，看着麻娃用毛巾擦拭着。麻娃十分平静，对老五说：“舅，我伯死的时候，我还不记事。我妈死的时候，我才八岁刚刚懂事。娃生下来后，我从来就没有管过，动不动就是耳光。我这一辈子也从来没有给死人净过身，今天给娃擦把脸，算是我的歉疚了。”
来川生来就是英雄的脸，老五回思着麻娃这一辈子的作为，不知如何安慰他。他接过擦完脸的毛巾，放在脸盆，端出了灵堂。他默默地回来，坐在麻娃对面，看着他抽着烟。烟雾在来川的脸上盘旋着，久久没有散去。停了半晌，他看着麻娃，轻缓地说：“娃已经这样了，你就别作践自己了。你也不容易！”
麻娃吐了一口烟，转过头说：“舅，你先回去吧。叫定邦也回去，我要和来川说说话。”
老五走出来，将麻娃的意思对定邦说了。定邦对琅琅说：“你留在这儿，多操心你伯！”
说着定邦和老五及户族一般人向四队的饲养室走去。他推开饲养室虚掩的门，月光映在饲养室的炕上。饲养员懒懒地从被窝爬起来，揉着眼睛，喊道：“谁？”
定邦说：“开灯，你定邦叔。”
饲养员骨碌爬起身，摸索着墙角的开关绳子。定邦推开炕上的被子，坐在炕沿上，老五蹲在牲口的槽头，耷么着眼睛的高觉牲口不时地喷气，将槽上的草屑扬在老五的头上。定邦抽着旱烟，看着精料柜子上贴着的毛主席像和一张李玉和手提红灯的剧照，他沉默了半晌，叹着气说：“五叔，来川这事安排得这么紧，定国总不能拿着一张纸就把娃埋了吧？有些事情得有个说法！”
老五眯着眼，看着昏黄的灯光，点着头应道：“来川也是为了工作走的，按理说国家对定国和革命得有个交代。”
定邦对琅琅和四队的一伙年轻人说：“明天下午来川单位的领导来了，我去和他们单位及县上谈。你们要见机行事，后天下葬后，如果还没有结果，你们就拦着汽车，不要让他们走！”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杨主任和孙书记骑着车来到灵堂。四个队精壮的劳力集中在场房前的老槐树下，杨主任对大省说：“先从你们那里调一点猪肉过来，你们那边的事停一停，你负责蒸馍做饭！”他又回过身，交代四队的队长，“组织劳力，务必在日落前将墓打好！”
天明时，定邦眯了一会儿，早上起来擦把脸就跑了过来，后面跟着琅琅。看着麻娃依旧坐在棺木前，他交代琅琅将他劝回家里休息一下。他走过去将杨主任叫到边上，喀喀了几下说：“得给来川叫上花灯和乐人。”
杨主任一时没了主意，他将孙书记叫过来商量。孙书记说：“按说这些都是应该的，定邦的要求比较合理。”
杨主任挠着头，吐了口烟，为难地说：“现在‘破四旧’，这些都是旧社会的讲究，万一朱主任看到不高兴，那可咋办？”
孙书记说：“朱主任和县上的人都是明天来开追悼会的，咱今天晚上挂挂灯，吹吹唢呐，开会的时候就收起来，这样也不会让领导脸上挂不住，又合了咱们这里的风俗。”
太阳刚露头，老五就过来了。定邦刚谈定花灯和乐人的事，有点兴奋。看到老五过来，他招了下手，和老五一起走到渠岸边上的玉米秆垛子前，面向西靠在那里。地上的潮气和玉米秆上的露水，弄湿了他们的裤子，定邦问：“五叔，咱们合计一下，定国和革命的事该咋讲？”
老五看着对岸太阳照耀下雾气腾腾的田野，挎着手里的玉米秸子，思谋了一会儿说：“你哥都这把年纪了，革命才几岁，生活上要有个安排，这不难讲！关键是革命，得与来川媳妇和你哥讲好了，到底由谁来抚养成人？来川媳妇吃国家粮，咱不必担心。”
定邦抽着烟锅，思量了一会儿，用手揉着烟袋子，点着头。老五又说：“你哥和媳妇谁来养革命的事情，得赶快说定了。中午吃饭的时候，咱们一起和公社及大队谈，估计他们可能没有什么意见。明天领导来了，咱叫上大队及公社干部一起和他们谈，这样好弄些！”
定邦回到家里。来川媳妇坐在炕上，头靠在被子上，眼睛看着窗外，愁苦地凝望着。老婆正在给她宽心。定邦喀喀了几声，停了一会儿，老婆解开门帘，看见定邦，扭头向屋里头说道：“你爸看你来了。”
定邦进屋，来川媳妇忽闪着屁股，刚要下炕，被他挡住了。定邦蹲在地上，靠着门扇，安慰了来川媳妇一通。看着来川媳妇还算平静，便道：“你还年轻，身边拖着个娃，以后要找一个中意的人也难。如果革命跟着你，你知冷知热，我们心里很稳当。娃到了十八岁，就要回来，继承我哥这边的血脉，这也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来川媳妇擦了面颊上的泪痕，抽泣着说：“革命是我的儿子，也是我大的孙子，这事我听我大的。”
定邦原来估计这件事情比较棘手，没想到来川媳妇这么通情达理，他磕掉烟锅里的烟灰，手在大腿上拍了下，动情地说：“来川娶了这么好的媳妇，他该知足了！”
来川媳妇哭丧着脸，呆愣地看着窗外，抽泣着说：“爸，来川走了，我心里堵得恓惶。再让革命和我待上半年，今年春节我把娃送回来。”
定邦挥着烟锅，应道：“我跟你大说说，应该可以。你把娃给你大养着，你自己有工资，养着革命，我们就很难再向组织上提条件了。”
队上的妇女擀了几案子面，蒸了几笼馍，打墓的人轮着回来吃饭。杨主任和孙书记端着一老碗汤面，蹲在麦草垛子前，用筷子捞着面片，放在嘴里嚼着。面片吃完了，他们揭起碗，呼啦啦喝掉面汤，嘴唇上沾满了红红的辣子。杨主任对定邦说：“给户族的人说一声，今天晚上按照乡俗办。明天早上领导来了，除了直系的亲戚，大家将白衫子和头上的孝帽脱掉。追悼会的时候，最好戴上黑纱，唢呐就不要吹了。领导走后，该咋办就咋办！”
太阳落山的时候，杨主任和孙书记骑着自行车来到墓地，蹲在刚刚起出来的湿土堆上，掏出一盒金丝猴香烟，给每个打墓的社员发了一根。
定邦虽然日子过得清苦，却善于动脑筋。六三年粮食稍稍宽裕，公社开贫协代表会议，槐树寨去了老五和定邦。外面下着雪，天气阴沉沉的。公社书记坐在桌子前，正在激情飞扬地讲话。那时槐树寨还没有通电，屋子中间悬着一盏昏黄的电灯，刚好在定邦头顶上。定邦从腰带中抽出长长的烟锅，松开烟袋的绳口，操起烟锅在烟袋里捻着，装好一锅烟，摸索着裤兜找不见火柴，他举起长长的烟锅，对着头顶上的电灯使劲地吸着。公社书记看着笑了，其他贫协代表也跟着笑了，他回过头，莫名其妙地看着大家，站起来拿着灯泡，不断地吹气。公社书记顿时感到定邦就是贫协代表中的代表，是党和政府值得信赖的基层力量。他走上前去，掏出火柴，扶着长长的烟杆，亲自给定邦点上烟。
过了几天，大队通知说公社书记要来看望定邦。定邦扛着锄头，从田里回到家，将炕上的被子和席子撤掉，从茅房的猪圈上拿来几年前烧炕时烧了一个大洞的褐色发焦的席子，铺在炕上，又将自己夏天给生产队看西瓜的补了又补，开了好多洞，露出重重老棉花的被子放在席子上。看到屋子角上放着一个新的洋瓷盆盆，他操起来，放在后院的柴草里，拿起喂鸡的绛红色的瓦盆放在屋子里。老婆知道他的毛病，并不作声，放任他折腾。临走的时候，定邦觉得不够味，他走到屋子的檐头下，操起磨地的耙，举起来在屋里抖动了几下。看着满屋的灰尘，老婆站在门口骂了几句，他扛着锄头，头也不回地下地了。
到了田间，锄了一会儿地，定邦朝村口望了几眼，心里合计着该有人叫自己了，却始终不见动静。中午回家吃饭，他走在后面，看着社员进了村，他溜到麦草垛子后面，晒着太阳，抽着旱烟。他知道公社的领导家访，如果自己蹲在屋里，端着老碗吃饭，领导的第一印象就是懒而穷。如果自己扛着锄头从田里回去，领导就会感到自己勤劳而贫穷。
定邦一直没有听到有人叫他。社员下午下地的时候，他又跟在后面去锄地。他的肚子开始咕咕叫唤，嘴唇干裂，他不停地蹲下来，对着村口瞭望。后来，他觉得麦地里不断冒着玻璃球，眼睛前面一块一块的看不清，好像隔了一层纸。他赶紧蹲下来，感到舒服了一些。看着社员们已经将自己撂了一段距离，他站起来，刚挥了两下锄头，便觉得眼前发黑。
琅琅骑着车子来到地里，喊着父亲，说公社书记看望他来了。他将父亲扶在车子上，带回村子。定邦到了家里，喝了几口水，感到舒服了好多。他走出门口，看见书记从饲养室过来，他伸出手来，激动地握着，不舍地摇着，心里想你再不来我就要晕过去了。他弯着腰，硬撑着将书记迎进屋子。书记给他发了根烟，他珍惜地拿在手里，不停地在鼻子上闻闻。书记给他点火，他说不抽留着。书记吐了一口烟，在屋子里来回看着，走到炕前，定邦抖了几下被单，灰尘和气味顿时扬腾起来。他对书记说：“坐！快坐！！”
定邦又开始犯晕，焦黄着脸勉强地支撑着，他不想多说一句话，更没有站起来比画的力气，他呆呆地看着书记，间或露出褐色的牙齿，心里想该看的都看了，祈祷书记快走。书记看着积了一层尘土的被子，犹豫了一下，坐了上去，感慨地说：“没有想到还有日子过得这么艰辛的群众，我们心里不安呀！应该检讨。”
公社书记对身边的孙书记说：“你们了解一下，全大队还有多少像定邦这样情况的家庭，尽快报上来！”他又转过身，拉着定邦的手，询问他家庭的情况，问还有什么困难。定邦说：“两个小孩都像枪杆一样，小时候没有条件读书，文化程度不高，看能不能给娃个当兵的机会。”
书记拍着他的手，说回去研究一下。他感到腰上和背上不断有东西跳跃，手伸进去摸了一下，站起身和定邦握手告别了。
一个星期后，公社给定邦的救济到了。五十块钱，一百斤小麦和五斤棉花。三个堡子的人虽然觉得定邦不厚道，却眼馋定邦得到的救济。从此，定邦家成了公社知名的困难户，上面各种救济补助都会有他们家的。
老五有空就在自留地里忙活。定邦是四队的饲养员，四队的饲养室在涝池的西北边。有空的时候，他会蹲在饲养室边上的土堆上，和自留地里干活的老五聊上两句。看着老五的旱烟一天天长高，他摸着自己的烟袋，筹划着对接老五的新旱烟。
前几年，公社命令不准种经济作物。定邦带着四队队长来到二队饲养室，和老五商量是不是可以偷种些瓜，提高一下社员的工分。老五说：“越是不让大家种，今年瓜的行情肯定会好。”
大省问定邦：“你肯动脑袋，有啥办法说出来听听！”
定邦向槽头吐了口痰，缓缓地说：“你看这黄瓜种子和甜瓜种子看起来一样，甜瓜是经济作物，黄瓜则是蔬菜。咱就说队上种黄瓜，叫社员到镇上买种子。社员不懂，就稀里糊涂种下了，长大了才知道不对，又舍不得铲掉。”
老五嘿嘿笑了起来，转过头说：“定邦就是脑子好，我看蒙混过关有把握。”
大省忐忑地问：“到底说种子是谁买的，到时大队肯定会核实！”
定邦吐了一口烟，挥着烟杆，摇着头应道：“这我早都想好了。我穷得叮当响，就说你们委托我去买的，后面的戏我来演，不用你们操心！”
甜瓜苗出土了，社员们都知道是黄瓜。随着瓜秧不断长大，也没有人细看，大家没有发现。瓜秧开花的时候，公社驻队干部骑着自行车经过，忽然尿急，走到田垄，看见周围没有人，他点着一根烟抽着，抖着臀部方便着。温热的尿流，好似瀑布一样冒着热气，分成几股挥洒着，到中间的时候，又合成了一股，嗒嗒喷在瓜叶上。黄色的瓜花被冲袭得摔倒在地上，驻队干部扔掉烟头，抖搂着裤子，看见地上的花瓣，越看越觉得不对劲。他走到了田头，看到远处田里有社员，他骑车过去，找来了大省。大省笑着走过来，挠着头问：“咋咧？”
驻队干部严肃地说：“你知道你们种的是什么吗？”
大省干脆地说：“黄瓜！”
驻队干部知道那不是黄瓜，到底是什么瓜自己也不清楚。他瞪着大省，抖动着手，指着瓜花，激动地问：“到底是什么？是黄瓜吗！你别把我当白痴了！”
大省晃着头，肯定地说：“不是黄瓜！开玩笑，那绝对不可能！不是说不准种经济作物吗？我们这点觉悟还是有的。”
大省揣着明白装糊涂，就是不承认。驻队干部发现这样也说不明白，骑上车，气呼呼地走了。
过了几天，驻队干部带着孙书记和公社的农技员，来到二队的田头，后面跟着垂头丧气的四队队长。大省扛着锄头走过来，驻队干部对农技员说：“看看是什么东西，让他们心服口服！”
农技员站在田头看了一眼，干脆地说：“这是甜瓜！”
驻队干部说：“他的话你们该信了吧！说说咋办吧？”
大省惊愕地看着，撂下了锄把，摘下一朵花，递给农技员问：“再看看，会不会搞错了！我们种的可是黄瓜。”
孙书记问农技员，农技员肯定地点着头，他看着两个队长，挥着手，抽着脸斥责道：“咋回事？说说！”
大省低着头，一脸茫然地说：“四队的定邦去买黄瓜种子，我让他给队上捎一点。回来后种下去，就长成这个样子。我平时将精力放在庄稼上面，很少过来看，自己也不懂，一直以为是黄瓜。”
孙书记盯着四队队长问：“种子是定邦买的？”
四队队长挠着头，迟疑地点了下头。孙书记无意中哧眯笑了一下，摇着头说：“回去和定邦核实一下！”
一行人来到四队饲养室。定邦正在垫圈，看到他们进门，他心里明白咋回事，依旧忙着手里的活。感到他们走到了身后，他停下了手中的锨，转过头，用袖子擦着汗，笑着问：“啥事？”
孙书记喊到：“定邦，你过来一下，有事问你！”
定邦扬起一锨土，灰尘从牲口肚子底下扑了过来，驻队干部赶紧跑开，捏着自己的鼻子。
孙书记问：“定邦，二队和四队的黄瓜种子是不是你去买的？”
定邦爽快地点着头。孙书记又问：“你知不知道那是甜瓜种子？”
定邦摇着头，晃着手里的锨把，愕然地说：“书记，那不可能！你可千万不能让我违反政策。我买种子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一定要是黄瓜种子，该操的心我都操到了！”
驻队干部歪着头，一直盯着定邦。他快步走过来，指着定邦的鼻子，斥责道：“现在发现地里种的就是甜瓜，你说咋办？”
定邦一口咬定说不可能。农技员说就是甜瓜。定邦扔掉锨把，哎呀呀地跺了下脚，蹲在槽头，不停地拍着自己的大腿，又哗地站起身，大声说：“书记，我明天去找塬下卖种子的老头，问个清楚，我们都让他给骗了！”
驻队干部一副懊恼的样子，不停地看着孙书记。定邦走过来说：“不对呀！这甜瓜种子比黄瓜种子贵好多，那人不会将贵的东西冒充贱的东西偷偷卖给咱，那就是他自己贴钱，有意让咱们违反政策！”
这一通说道，把驻队干部弄得云里雾里。他跺了下脚，说要向公社反映，就骑车走了。
孙书记走后，定邦对两个队长说：“有空闲聊的时候，给社员们放放风，就说队上种错了品种。现在快要结瓜了，驻队干部要提掉瓜秧。”
又过了几天，驻队干部带着张副主任来到槐树寨，在两片瓜地看了一遍。张副主任站在二队的瓜地边，捻着一颗小小的瓜粒，笑着问驻队干部：“你说咋办？”
驻队干部走前两步，脚踹着瓜蒂，爽快地说：“拔了瓜秧！不然明年他们还要乱来。”
孙书记蹲在田坎上，哼地笑了一声，瞥了驻队干部一眼。两个队长听了这话，瞪着牛一样的眼，倔强地瞅着田头的白杨树。张副主任嘿嘿笑着说：“两个队违反规定，擅自种植经济作物，应当检讨。但是事出有因，也有被蒙蔽的因素，而且已经开花结果，这个时候拔掉瓜秧，可能不是太好。还是由两个队长写份检讨，交给大队，这件事就算了，但是下不为例！”
孙书记瞅着两个队长，挥着手叮嘱道：“以后买种子，你们要带上公社的农技员，别再搞错了！”
这件事情以后，驻队干部到了二队和四队，社员们不再和他打招呼了，有时会愣愣地看着他，弄得他浑身上下不舒服。一次，他骑着自行车经过田头，二队社员正在麦田拔草，栓和甚至指桑骂槐挑衅他。甜瓜的行情很好，西安一个单位收购了二队的瓜。摘瓜的那天，老五和马九安排好饲养室的活，来到瓜地。社员们开心地采摘着甜瓜，摘下来在甜瓜屁股上闻闻，一股清甜伴着醇香从瓜蒂中泛了出来。收购的人拿起几个青色泛白的甜瓜，用拳头击破，里面黄黄的瓜子和粘连在一起的瓜瓤喷了出来。他仰起头，呼啦吸掉瓜瓤，嚼着甜脆的瓜肉。驻队干部骑着自行车过来了，栓和站起来，对着马路嬉闹着。老五走过去对大省说：“把驻队干部叫下来，让人家吃几个瓜，再带几个回去，人家的气就顺了！”
大省和志发走到马路上，拦住了驻队干部的自行车，连拉带扯地将他弄到地里，挑了几个瓜让他吃。驻队干部不好意思动手，志发敲破了一个甜瓜，掰开递给他一块。临走的时候，又给他带了几个瓜。
老五坐在槐树下，回忆着定邦经典的几件事，他对定邦做通来川媳妇的工作充满信心。看到定邦回来，他站起来，走过去问：“咋样？”
定邦将情况说了一遍，夸赞来川媳妇懂事会做人，拉着老五一起去找定国。老五推开麻娃家的房门，麻娃靠在被子上，看着窗户外面的阳光发呆。看着老五和定邦进来，他回过神来，拿起柜子上的雪茄，抽出一根递给定邦，说：“这是来川春节回家时带给我的，我一直舍不得抽。现在娃走了，也就不留了，定邦你也抽一根。”
定邦抽出一根雪茄，放在鼻子上嗅了嗅，划着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闭着眼睛憋了一会儿，慢慢地吐了出来，缓缓说：“哥，从昨天晚上起，我和五叔一直合计着你也这把年纪了，来川就这样走了，得有个说法。你看革命是跟着你呢？还是让媳妇养着？”
麻娃抖动着身子，颤抖着头，目光炯炯地盯着定邦，突然抓着他的手，坚定而又有点哀求地说：“革命是来川的血脉，不能跟着媳妇，我一定要自己带着！”
定邦看了一眼老五，会心地点着头。老五问：“你现在都要人伺候，还能带孙子？”
定邦看着哥哥眼睛里露出无奈的神色，站起来说：“我和五叔商量过，你得以自己带孙子为由，让县上对你生活有个安排。这件事我出面讲，如果县上不答应，咱就不让汽车走。”
麻娃颤抖着手，晃动着头，看着定邦，坚定地说：“汽车不紧要，没有说法咱就不埋人。”
灵堂上点着两根上粗下细的白蜡烛，边上摆着不断转动的花灯，附近大队的人成群结队过来。灵堂前放着一个瓦盆，前来拜祭的人先上香，平辈的作揖，晚辈的要跪在灵堂前叩头，烧几张纸。革命穿着一身孝服，坐在草垫上，嘴里咬着手指，两只大眼睛好奇地扑闪着。边上四个乐人举着唢呐，吹着哀婉苍劲悲凉撩人的乐曲，看着边上的老人和孤儿寡母，好多上了年纪的妇女低头垂泪。
吉普车闪着雪白的灯光，咯吱停在场房边上。杨主任忙活了一天，正蹲在玉米秆堆里打盹，看见吉普车来了，他赶紧跑过去，挥手让唢呐停了。朱主任下车，走到灵堂前，拿起一撮香点着，看见乐人停了，喊道：“吹吧！”
在唢呐声中，朱主任扑腾跪倒在灵堂前，看着蜡烛火焰里穿着军装的来川，湿着眼眶叩了三个头，侠义之气充盈脸盘。他拿来一个小板凳，坐在麻娃前面，接过杨主任递过来的茶缸，放在地上。他一把揽过革命，摸着他红扑扑的小脸。定邦走过去，对革命说：“叫你伯！”
革命闪着眼睛，害羞地低着头。朱主任拉着麻娃的手，伤心地说：“大伯，昨天晚上我整夜没有睡好，一闭上眼，就想到和来川一起战斗的日子。晚上吃过晚饭，开了个会，我就风急火燎地跑过来了，我要为来川同志守灵呀！”
来川从小就喜好拳脚，麻娃也不断鞭策，他练就了一身硬功夫。县剧团在学校物色小演员，他凭借自己的身手被招进了。虽然他的扮相仪态和台上的武功十分突出，道白和唱腔却没有什么长进，他一直在剧团炮龙套。看着一起入团的人都成了台柱子，来川心里憋着一肚子气，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
县城里喜好拳脚的小伙子，没事的时候总凑在一起，切磋一下，来川慢慢地就成了这个圈子的首领。来川的老婆原来是团里的旦角，是县城人心目中的美女。唱戏的时候，她与团里的小生眉目传情，慢慢来了电。来川一直暗恋着旦角，又不敢表白，戏里又没有他和旦角的情戏，看着小生和旦角在台子上打情骂俏，他就气不打一处来。后来他的兄弟们听说了，不断警告和滋扰那位小生，弄得小生私下里缩手缩脚，只能借着演戏，将自己对旦角的情表露出来。小生的戏演得越来越好了，特别是《周仁回府》，唱得声泪俱下，好像来川就是戏里的严年，将有情人分隔两界。
朱主任原来是师范学校的学生首领，理论水平高，也善于筹划和谋略。“文革”一开始，他就是县上的学生领袖，他喜欢文攻，鄙视武略。随着运动的深入，朱主任慢慢不行了，强悍的工人造反派逐步占据了优势。他思考了好长时间，决定要有自己的武斗力量。“文革”开始后，老的剧目不许演出了，小生的影响力衰弱了，来川成了剧团的造反头目，跟着外面的各个派系，不断变换着自己的角色，成了当地不可忽视的武斗力量。朱主任托人找到了来川，想和剧团的造反派组成联盟，并口口声声叫来川为大哥。来川从戏里知道自古武将要成大事，身边都会有文人辅佐，合作了一段时间，他觉得朱主任是不可多得的谋士。后来全国都在排练革命样板戏，唱老戏的演员没有英雄人物的做派和气势，来川最后挑选了《沙家浜》作为自己的主攻剧目。他将郭建光演得栩栩如生，特别是台上打斗的气势，得到了市里和省上领导的肯定。
联盟中的谋士慢慢变成了主角，来川将主要精力投放在戏曲上。小生靠边站了，中场休息的时候，小生赶快端来茶水，恭敬地递给来川。旦角心里还有小生，无奈再也没有表白的舞台了，小生看见旦角就避开，已经将自己封闭起来，退出了隐性的角力和竞争。县革委会成立的时候，朱主任被结合进了班子，成了县上响当当的人物。他曾经想挽留来川，当文教组的副组长，来川还是喜欢演戏，拒绝了当官。由于舞台造型突出，来川被调进了地区剧团，随调的还有旦角，旦角最后成了来川的媳妇。
当拜祭的人慢慢散去的时候，一轮圆月挂在天边，沉寂的原野黑魆魆的，只有四队的场房前灯火通明。悲戚的唢呐就像乍暖还寒的夜空一样，在慰藉中透着伤感。定邦看着朱主任连续打了几个哈欠，他怕杨主任招呼朱主任回公社睡觉，便壮着胆子走过去，拍着朱主任的肩膀，把他叫到场房。杨主任也跟了进来，老五靠在门扇上。定邦说：“主任，从昨天晚上，我一直陪着我哥，做他的思想工作，没有想到他很固执，坚持要自己抚养革命。你看这一老一小，也不知往后的日子该咋过哩！来川为了工作走了，县上得给我哥和孩子一个交代！”
朱主任抽着烟，沉默了一会儿，抬起头说：“你将来川单位送葬的领导叫进来！”
剧团的领导扯了扯胳膊上的黑纱，走了进来。朱主任问：“来川走了，你们单位对老人和孩子有什么安置打算！”
送葬的领导支支吾吾，难堪地应道：“明天早上，团里一把手过来，得问问他。听说要给公署报情况，剧团根本决定不了。”
朱主任站起来，来回踱着步，停下来，转过身对定邦说：“你告诉老伯，就说组织上知道了这些情况，会尽力协调解决的，让他放心！”
定邦抬起眼皮，瞥了一眼朱主任，走过去在朱主任耳边上轻声说：“我哥很倔强，他说这件事没有明确的结果，他就不让来川下葬，我担心到时候难堪。”
朱主任拍了下定邦的胳膊，走出场房，来到麻娃身边，亲切地说：“老伯，你的心思我们知道了！你也得给我一点时间，你要相信来川的事就是我的事！”
来川下葬的那天，单位来了好几个人。朱主任将团长拉到边上，两个人站在渠边上聊了好长时间。来川单位的领导致悼词，朱主任讲了一段话，后面就是告别仪式。一群精壮的劳力抬起棺木上车的时候，麻娃从椅子上站起来，颤巍巍地举起手，喊道：“来川呀！”
同族的媳妇赶紧扶住他，不让他跟着灵车走。送葬的队伍刚出了村口，县上的通讯员跑过来，在朱主任耳边说了几句，朱主任和杨主任说了一声，就匆匆离开了。
社员们吃完晚饭，围聚在门前，聊着来川的事。大队的喇叭尖厉地叫了几声，孙书记高声喊道：“社员同志们，接到公社通知，请大家认真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
智亮眨着眼睛，望着天边的星星，看见一颗流星划过西边的夜空。他摸着脖子，叹着气自语道：“国家又有大事了！”
广播开始播放北京市市长吴德的讲话，呼吁天安门广场的学生赶快散去，后面就是一篇社论。塬上的人在睡觉以前，知道了北京天安门广场有学生摆放花圈，趁着清明节吊唁已故的周总理。
老七虽然擅长吆牛犁地，也十分关心政治，总会对政治运动和事件做出自己的判断。他和三个儿子下地回来，蹲在厨房，围着腌萝卜，喝着稀饭，讨论着政治话题。几个儿子并不认同他的意见，父子几个常常争得面红耳赤，甚至乱了长幼秩序。在这种互不服气、长期争论的环境中长大，三个儿子继承了老七善辩的特长，常常会将语滞的社员说得憋红着脸，无言以对。老七站起身来，回家的时候，咧着嘴说：“咱农村人有坟头，到了清明，给先人烧个纸，人在坟头下，灰在坟头前，一目了然，没有其他人说道的。城里人死了都烧成灰了，将骨灰也撒了，大家烧纸找不到地方，就将花圈堆在一起，别的人还以为你在好事，又在折腾什么名堂！”
来川走了一个多月后，定邦到县上找了朱主任两次，麻娃的事终于有了着落。国家给革命每月补助十八块钱，养活到十八岁安排工作；麻娃每月领三十块钱的补助。过了一段时间，麻娃开始牵着孙子，穿着军装上衣，手里攥着黑棒棒，出现在人群中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