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口号：“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
1948年，在全国的城市乡村，更不用说在两军鏖兵的战场上，正像当时一本著名小册子的题目：“方生未死之间”，是决斗，是挣扎，是所向披靡，是四面楚歌。而在我却是相对平静的一年。
从头年暑假转来育英，这所学校相对封闭，不像在汇文，只要其他大中学校一有什么动静，都及时作出呼应。首先，育英就没有汇文校园安德堂前的壁报栏，除了课堂教学以外，校方认可和支持的课外活动，似乎只剩下球赛和田径赛。大多数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同学，一放学就回家了。
育英四院即高中部，有一个历史悠久的图书馆，我去巡礼一番，发现主要还是40年代以前的藏书，可供翻阅的当下报刊数量有限，我就没办阅览证，同学们去的也很少。我曾经向一位同桌试探，向他介绍沙滩北大红楼的孑民图书室，说那里有不少精彩的新书，但没引起那位同学多大的兴趣。
一个民联盟员，有责任在同学中发生影响。我离开汇文的时候，还能把两位要好的同学，作为可靠的积极分子，推荐给地下党的周世贤，他们在后来的自治会竞选、反对特务暴行等活动中都起了作用。而我在育英的一年里，就没找到政治上可有共同语言的知己。我结识了毕业班的张德修，功课很好，厚道持重，我常到他的宿舍去谈天说地，但我们的关系没能密切到坦言政治，当然更谈不到发展组织。倒是他看重我有可用，拉我参与1948届年刊的工作，编辑其中的文艺栏。为年刊征稿，最大的收获，是接到一篇对果戈里剧本《钦差大臣》的评论，鞭辟入里，文笔不错，署名原勃。我们见面，也一拍即合，谈过几次，我就向组织汇报，建议吸收他入盟，一段时间没有下文，后来张万起告诉我，此事不用提了。我意会他已加入民联组织。1949年后我才知道，他当时已是中共地下党员，组织关系在师大。
原勃本名唐飞虎。地下组织不准打通横的关系，我跟他本来不同班级，此后见面就只打个招呼。直到这年暑假，我的数学不及格，又想转校并趁机跳班，忘记是怎样一个机缘跟他谈起。他给我介绍汇文一同学，我到那被一把火烧残的西楼宿舍找到要找的人，替我填制了一份营口第一中学高二的成绩通知单，我持此证明，以同等学力报考大学。因为营口当时已是解放区，交通断绝，没人会拆穿我这个“东北流亡学生”的冒牌。事实上暑假后到中法大学，连我自己都很快就忘记了这个身份。
文化大革命中，唐飞虎所在单位《中国青年报》的专案组找我来“外调”，调查的竟是育英中学年刊上的那篇文学评论是怎样刊出的，调查者也承认那一篇评论的进步倾向，症结在于他们认为育英校方政治上反动，怎么可能容忍有革命色彩的言论发表，显然别有用心，我听出他们的潜台词，便是怀疑作者类乎“红旗特务”，并与反动校方合谋，借以惑人耳目。这样的设想和提问，都是不了解过去的情况所致：他们不知道旧时学校的年刊不同于中共各级组织的机关报，更没有中共报刊内部层层负责的逐级审稿制度，我说年刊文艺栏稿件由我审定发稿就算数了，连毕业班同学为主的编委会都不再过目增删，而当时我只是个十五岁的孩子。生长在严密组织秩序中的年轻人，带着一副将信将疑的表情走了。
在1947年“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以后，因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杀害引发的学潮，“于子三运动”，是国民党垮台前最后一次全国规模的学生运动，但完全没有波及到育英中学，运动动态我是从北大民主广场的壁报了解的。
1948年5月4日开始的“反美扶日运动”（反美与扶日并列不确，这个造句有语病，反对的是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再起），育英也未波及。
我想，这都是当时中共地下组织的部署，出于策略的考虑，如果力量不足轻举妄动，不能取胜反暴露了自己。后来在国民党军警枪杀请愿的东北流亡学生的“七五”惨案以后，因情报表明当局准备继续采取镇压措施，北平地下党便及时撤销了原拟在“七九”组织全市抗议大游行的决定，这才见出“有领导有计划有步骤”的运动的特色，非自发而导致蛮干的盲动可比了。
1948年中共中央公布的“五一”口号，及时传达给我们。这是学习苏共中央每逢十月革命节公布口号的模式，后来中共中央每逢“五一”“十一”一年两度公布口号，把最迫切的政治任务提炼为简洁明了通俗的口号，这样持续了好多年。
1948年“五一”口号中最中心最显豁最响亮的是一句：“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
中共中央这时向流亡香港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致意，邀请他们到解放区来“共商国是”。当时估计大局底定只须再用两三年时间。在延安失守后转战陕北的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已东渡黄河，长途跋涉，到河北平山西柏坡与先期来华北的刘少奇、朱德会合，团结一致，准备在全国范围取国民党而代之。
1947年10月26日，毛泽东在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必须将革命战争进行到底反对刘航琛一类反动计划的指示》中加写了一段话，指出：
我们在政治上要孤立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中的右翼）和在经济上保护他们，二者似乎矛盾其实并不矛盾。在蒋介石打倒以后，因为自由资产阶级特别是其右翼的政治倾向是反对我们的，所以我们必须在政治上打击他们，使他们从群众中孤立起来，即是使群众从自由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但这并不是把他们当作地主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一样立即打倒他们，那时，他们还将有他们的代表参加政府以便使群众从经验中认识他们特别是其右翼的反动性，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在经济上，则将在长时间内容许他们存在，并使他们的经济在政府法令许可下有一个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利经济之恢复与发展。……
其实，在文件中已经明确“等到蒋介石及其反动集团一经打倒，我们的基本打击方向，即应转到使自由资产阶级首先是其中的右翼孤立起来”，毛泽东只是更加强调，并且指出了让这些人参加政府并暴露其反动性，从而一步一步地抛弃他们的前景。如此的深谋远虑，的确符合了人们所歌颂的“高瞻远瞩”，让人不能不佩服了。
此件我是世纪之交才读到的。先是读了朱正写浦熙修的文章，说浦的妹妹、彭德怀夫人浦安修极力反对二姐熙修跟罗隆基保持交好的关系，就是因为彭德怀已经预见到某些民主人士未来的命运，其源就在这段党内指示中。一般人当时是读不到的。1948年从主要是香港以及国内外其他地方欣然“来归”的民主人士们，大约也都不知道有过这样一个文件，它与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致斯大林电报是姊妹篇。此时“五一”口号向民主人士们伸出手来，当是在斯大林否决了毛泽东的建议（“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之后了。
我在“五一”口号鼓舞下写了短诗《红霞》和《长江上》。
红霞扯开了半壁天空……/南征！南征！/霞光和人民解放军啊，/看谁的旗帜更红！
江水唱得如此嘹亮……/渡江！渡江！/江水和光荣的解放军啊，/看谁的歌声更响！
1948年5月1日
好像长白山的森林/一例被天雷劈倒，/带着狂啸的风，/不尽的长江，从天边/滚滚而来了呀！
好像长白山森林里的白鸟/复活在长江上，/一队风帆/驭着滚滚长江水，从天边/展翅飞来了……
1948年5月8日
那时，我还没有读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没有人更没有哪一个党组织要求我为党的某一政策某一行动某一中心工作服务，我自发地抒发我的想象和向往，也不是为了向群众宣传，因为这首诗在平津沪都不可能有发表的机会，我的原稿里还只能把“解放军”写作“十字军”，以防万一被人追究，便拿“咏史”来搪塞——这自然也是一种掩耳盗铃的幼稚想法罢了。
如果说，在1947年的习作里，我还只是遥望西山红叶，期待着解放军的步伍：
从原野那头走来的队伍呵
步伐整齐而又响亮。
我们从草的起伏听出了风的走向，
你们可从我们的歌，听见了我们
燃烧的想望？
《遥远的敬礼》，1947年10月
到了1948年，我就把自己设定为这支人民革命军队中的一员。3月间写了一首《春天，生命在跳跃》，以一个解放军指挥员的口吻来抒情，可能是受鲁藜抗战时期诗作的影响，但他是实在的八路军战士，我这里却是虚拟。
我看到了香港出版的《大众文艺丛刊》，主编邵荃麟，许多年后我得知这是中共中央南方局文委主办的，丛刊传达了党的声音。其中有解放战争随军记者写军民关系的小通讯，如《西瓜兄弟》一新耳目，比冗长的论文更加吸引了我。我于是凭想象写了不止一首小叙事诗，歌颂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不吃群众一桃一杏的战士，他们的自觉纪律，他们的憨厚可爱，他们与普通农民亲如一家的感情。
1948年7月写的散文式小说或小说式散文《沙果林记》，就有这样军民情深的情节，当然年代是模糊的。此文经吴小如之手，居然刊发在《华北日报》的“文学”版了（他当时代理这一版主编沈从文的编务）。
在组织生活中接受党的政策方针和斗争哲学的教育
加入组织，就有了“组织生活”。
原先是散兵游勇，我行我素，我在学校里的事，家里从不管，除了缴学费。在家里的起居，一切照常规，家里也不管，除了管饭。现在知道，要革命必须组织起来，组织起来才有力量——不是听过一根筷子易折，一捆筷子就折不断吗？有组织必有领导，够三个人就组成一小组，其中一人是组长；只有两个人，也要明确领导、被领导的关系。这样，作为一个组织的整体，才能指挥得动——统一指挥，统一行动。三人小组里的组员，要服从组长的指挥；三人小组里的组长，还要听从上一级领导的指挥，依此类推。
我在民联只是一个普通成员。因与上级组织是单线联系，我们只须认识这一单线联系人，至于上面的组织结构，不知道也不问了。和我编在一个小组的另外两人，一个同班而不熟悉，一个同年级却不相识，不记得谁是小组长，也可能就是联系人张万起兼任了。
整个高一的两个学期，我们没在校内公开发起什么活动，第二个学期调班以后，我们一个民联小组三个人连同张万起分属不同的班级，除了过“组织生活”就没有见面交流的机会，彼此所知甚少。我只模糊知道吴铭泉的父亲是个失业者，好像也参加了为“我们”的工作，后来许多年里，我总认为他应该属于地下党平（民工作）委（员会）的系统，不知道为什么也由张万起联系。我还模糊地知道，张万起好像同时在做同学中一些国民党高官子弟的工作，我当然更不打听了。这是在“组织生活”会前会后有限的闲谈中，比如说起哪条胡同住着什么同学，我到过哪个同学家里时涉及的。
我们的“组织生活”很单纯，班级内、校内“西线无战事”，我们便从小小油印刊物（记得叫过《参考消息》和《向导》），了解大形势和小动态。其间最大的一件事，是讨论欧洲共产党与工人党情报局对南斯拉夫共产党及其领袖铁托革除教门的处分。
我在这以前读书是兴趣主义的，而且是纯感性的，无论文史，重在具象。乍看“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的概念表述，连缀许多附加成分的“欧化”长句，感到陌生而艰深。加上对国际共运的历史几乎一无所知，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为什么而建立，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应该是怎样的关系实际上又是怎样的关系，全都茫然，说起为什么铁托属于大逆不道这些道理，虽经灌输，也没有咀嚼消化，就囫囵地吞咽下去。在对铁托的批判同时，助长了对斯大林权威的盲目推崇。
三十三年后，铁托去世的次年，我到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参观了铁托生前办公的总统府，他的陵墓就在那里。我在《约瑟普·布罗兹·铁托》一诗里这样写道：
假如我在一九四八年/来到这里/我也一定会挺身而出/义愤填膺/高唱五次党代会的歌曲/分担你的巨大的忧虑
可你不知道，当时/我正在秘密小组会上/随声谴责你/我相信/你会原谅/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孟浪得可怕/幼稚得可欺
你更不会知道/我今天来/还背负着那曾因同情铁托/和赞许南共纲领而获罪者的/沉重的致意/有人幸存/有人死去
我依稀记得在议论铁托这个“异己分子”时，曾经谈到《大众文艺丛刊》对胡风的批判，当时给胡风定性为“宗派主义”。我们一向把胡风这位诗人和文学理论家看作是左派，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属于革命的阵营。在革命阵营里的“宗派主义”，是不是也离“异己分子”不远了？
那时“五一”口号公布不久，眼前头等的任务是“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但铁托事件也给我们心上投下一个暗影，即在“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以后，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是不是也还会有矛盾，有分裂，有“革除教门”的不愉快事情。
自然，使我们精神上受到冲击的主要是铁托事件。我们并没有把胡风与铁托并提，但当时在中国，除了对胡风的批判以外，我们没看到也不知道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阵营内部还存在别的矛盾和裂痕，这样，胡风就显得突出了。
许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对胡风的批判其来有自，撇开30年代的旧案不说，在40年代也还涉及当时活跃在重庆的所谓“才子集团”，不同于胡风，这个集团包括共产党人乔冠华、胡绳、陈家康，他们与胡风曾有某些过从，他们早在抗战后期即“整风”时就为此作过检讨了。
说到底，铁托是挑战了斯大林的权威，而胡风在文艺问题上冒犯了毛泽东的权威。这两位分属不同量级的人物，犯了同样性质的渎神的错误。
另外一期《大众文艺丛刊》上有一篇文章也引起过我的注意，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列举了红、黄、蓝、白、黑五种文艺，点了名的代表人物是沈从文和萧乾。这只在爱好文学、熟悉文学家名字的人们当中引起议论。但那份丛刊的火药味很强，大约同一期还有其他不止一篇批判文章，我读过臧克家诗集《泥土的歌》，印象不错，私下里也把它归入为劳动者歌唱一类，但（林）默涵的文章批判诗人只写出了农民安贫认命的一面即消极面，而没有写出农民反抗斗争的一面即积极面，我读后心说臧克家在山东家乡大约没看到农民的起义和暴动，看来除了解放区作家诗人写的跟着共产党闹革命的农民以外，中国乡村里一般被压迫的农民是没有资格进入文学的了。《吕梁英雄传》《王贵与李香香》在这方面确实走在了前头，尽管王贵也主要是让我们看到和同情他被迫害的遭遇，至于斗争什么的，不过是与李香香大团圆结局的过渡和铺垫罢了。我曾因《罪恶的黑手》和《运河》长诗而十分倾心的臧克家，从此在我心中就沦为一个落在革命后面紧跟可老也跟不上的有几分可怜的形象。
文学作品比起一般的宣传更富直观性，好的文学作品，有感染人的力量，一些浪漫主义作品更足以煽情。我周围的同学，除了还沉湎于武侠小说和言情小说的以外，都或多或少是文学爱好者。而五四新文学作品和苏俄文学作品的爱读者，往往受这些书本的影响而走向革命。鲁迅对现存社会秩序的决绝的揭露，“掀翻这人肉的筵席”的呐喊，固然从阴冷的历史深处指点着人们只有走出一条新路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巴金的《家》则让你看到深潭、陷阱、坟墓就在你身边，青春的生命必须突破精神性和物质性的桎梏，摆脱有形无形的锁链，才能望见光明。他们并不是定向地指引读者投奔共产党，但至迟在30年代，特别是抗日战争开始后，众多的青年知识分子还有少量青年工人和店员，怀着鲁迅式的忧愤和巴金式的憧憬，走上寻找共产党的不归之路。
到40年代后期，例如我所在的学校里，中共地下党吸引团结同学的一个有效的组织形式，就是读书小组、读书会，以文学读物为主作为启蒙的教材。这样聚集来的首先是爱好读书、乐于求知的同学。
民联的组织生活中，阅读和讨论的自然是时事政治性的文件。我记得也曾布置阅读两本小说，《过渡》和《雏莺》，均为丁易著，写的是抗日战争前期的学生生活和校园里的斗争，有让我们从中借鉴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之意。但毕竟时间地点不同，隔着一层，从急功近利来看收效不大，我匆匆看过，印象也不深了。50年代初期，在书店看到丁易著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立即购读，得知丁易原名叶鼎彝，在北京师范大学执教。又过不久，听说他在苏联讲学时猝然逝世。他的文学史著作可能重印过，但长篇小说却一直没有再版。人民文学出版社只印过一本写“一二·九”学生运动题材的小说，齐同的《新生代》，却也只是作为文学史资料保存罢了。我现在回想，丁易的小说，由于时代的局限等等，不可能公然并充分地表现共产党对学生运动的组织领导，这是个不可避免的先天性缺陷，注定不能和中共执政下写出的《青春之歌》同日而语了。
1948年的上半年，北京大学、师范大学，还有远在珞珈山下的武汉大学，先后发生过国民党特务暴徒闯入学校突然袭击的事件。北大、师大在北京，我都是事后听说，曾到沙滩民主广场观看，除了教授和同学们的抗议书写成大字壁报以外，风平浪静，事态没有扩大。我们中学生更无从置喙和插手。读到有关事件的片断报道，知道打手自然是花钱收买的，随同起哄的零散游行队伍也是卡车接送，发给面包。我们只能止于气愤，组织上没有任何布置，采取克制态度，我们有劲也使不上。但总觉得这种东一下西一下的骚扰，是当局策划镇压的先兆，果然，镇压在暑假中到来了。
中国的灾难通常都以日期命名
中国现代史上若干重大事件，都是以日期冠名的。1948年如说有什么特殊的日子，则一是7月5日的“七·五”惨案，一是8月19日的“八·一九”大逮捕。这两件事都发生在暑假里面。
在1948年暑假以前，我差不多过了一年以阅读和写作为主的生活——当然指课外生活，照例上学听课还是每天不落的。
头一年的暑假，正值轰轰烈烈的“五·二〇”运动之后。那次运动的尾声，原定6月2日为全国“反内战日”，我当时在汇文中学，6月1日晚上开始连夜赶排王松声编剧的反内战活报剧《凯旋》，由我反串饰演农村姑娘小凤。拂晓时分，发现国民党军警包围学校封锁校门，这种态势大约不仅我校为然。后来知道地下党组织盱衡全局，为了避免撄其锋，酿成流血事件，临时改变计划，改以发表宣言等书面形式代替群众性集会。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就此“有理，有利，有节”地适时收场。在那个暑假里，我活动了转学跳班的事，其余时间多用在写一个“故事新编”式的中篇。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一批从实际政治出局的知识分子，有共产党员也有非共产党员，如所谓“破落户的漂零子弟”，转向文场，集中在上海等地，写作为业，卖文为生。这可能形成一个规律，每到革命运动进入低潮，便有人从“务实”转而“务虚”，或因形势使然。
我在一间暑热如蒸的小屋西晒板墙下，津津有味地写一篇战国故事：冯谖（）投奔孟尝君，怀才不遇，弹铗而唱食无鱼，出无车，无以为家，最后下乡焚券“市义”，为主子立了一功云云。心目中影射胡适沦为蒋政权的臣仆。
胡适是我从小闻名的“胡博士”。三年级课本上有他的诗《上山》，五年级课本上有他的诗《鸽子》，六年级时我读到中学课本上他的《文学改良刍义》，又从《尝试集》中读到他《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这四烈士是分别以炸弹行刺袁世凯（未遂）、良弼（如愿）而牺牲的。随后我读过他的《四十自述》和《胡适文存》中个别篇章。胡适在我心目中是遥遥在望的一位新文化前驱，已是历史人物。但毕竟年纪太小，浏览而已，理解有限，战后一旦接触了不同的声音，这声音发自我自觉归属的革命阵营，我也便“幡然”改变了看法。那主要是指责胡适与蒋介石国民党若即若离以至进谏支持的关系。历史上如瞿秋白写的《王道诗话》，当时收入鲁迅集中，我自然无条件地信服；现实中胡适写的“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一诗，我也相信时人指为效忠蒋介石以明志的解释。这样，在构思冯谖为孟尝君效犬马之劳的故事时，暗指胡适，也是顺理成章的事。这篇三万来字的稿子，曾应征《新生报》的连载小说征文，寄给主其事的（姚）青苗，未获发表。
这篇东西粗糙窳陋，不值一提，但这次写作，早于中共执政后1955年发动胡适批判近8年，当时无人授意，但可见在国民党统治区左翼舆论入人之深，对于像我这样可谓“全心全意”无保留地信服和追随中共的青年来说，也可谓言听计从，亦步亦趋，放弃了独立思考——当时政治上早已“一边倒”，就不可能有“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的客观、兼听，力求按照事物本来面目调整自己的认识了。
郭沫若在50年代一次讲话里，为了说明知识分子特别是老知识分子（即文革中重点所指“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亦即受“资产阶级教育”因而赋有“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知识分子）需要改造，以他自己为例，说他的头脑就像一个长途旅行者的箱包，上面贴满了各个码头的标签，也就是说通过读书等途径接受过各种思潮各种学术观点的影响。他是把这当作弱点和缺点来看的。
如果郭的观点成立，那么，像我这样的人，总的说来，知识结构单纯或简单，基本上清一色来自马克思主义体系的本本（也许更确切地说是列宁斯大林主义的教条），来自共产党的教材，头脑应该是感光最纯正的相纸了。
不过，追溯到青少年时期，还是不行。就拿1947至1948年的阅读和写作来说，固然有党的宣传的直接影响或间接渗透，而且在我并未接触《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前，就已无师自通地自发“为政治服务”了。但我当时毕竟还有自由阅读的权利，在文学领域更没有自设阅读的禁区，中国的和外国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作品，总比“无产阶级”的文学作品为多，我的阅读饥渴使我不能拒绝19世纪以来和五四运动以来的经典，任我的灵魂到其中游荡和飞翔。
在民联，我自觉地认真遵守所有有关政治活动的组织纪律。我的文学阅读和写作，在当时没有被组织上看作一项政治活动，而更多带有私人性质，可以说不加过问。不像近10年后，在反右派斗争中，党支部书记何光指责我，业余文学写作和业余参与文学活动，从来不向支部汇报，这是以作家身份自视特殊，凌驾于党组织之上！
不过，也正因此，我当时还读了大量“前”解放区和“外”解放区的文学作品。仿佛一只皮箱，也贴上了不同地点的标签；一张白纸，也涂上了乱七八糟的颜色。后来不得不刮骨疗毒般地清算自己所受“封资修”（这是文化大革命时江青之流创造的用语，在此以前是说地主资本家等剥削阶级）文学的影响。在提到参加组织后仍然肆无忌惮地阅读“毒草”作品时，则归咎于似乎是托洛茨基主张的政治和艺术“二元论”，毛泽东在延安点名批判过的。
那时，政治上拥护共产党“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的主张，按照我的“思想和幻想”来描摹想象中的新中国。燃烧的激情和澎湃的向往，发自一个阅世不深的少年，少的是现实主义，多的是浪漫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我是生活在对“美好未来”的诗意幻想之中。整个的革命，在我想象中幻化为“好的故事”“好的梦”。
在地下的油印刊物上看到东北解放区的哈尔滨市“烟囱林立”的报道，我情不自禁地写下长诗《烟囱之歌》，就像后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盼望有朝一日眼前“烟囱林立”一样，我把工厂恢复生产后烟囱冒出的浓烟比作“祥云”。我不想以缺少环境保护的常识自责，我当时深信只有在后方恢复和发展生产，才能使市场繁荣，工人和市民都过上温饱的生活：
这里没有混账的卑鄙的官老爷
把破铜烂铁都装进荷包以后，
摇着秃脑袋，凭一纸便条
把熔铁炉的炉门封闭，
使你烟囱断绝了呼吸；
这里没有失巢的鸟
绕着冰冷的烟囱飞，飞，
颤抖着翅膀搭一个窝，
从那儿俯视着老工人
被债台压佝偻的脊背；
这里没有可怜的妻子
服侍着病倒的失业的丈夫，
粮食缸已断了粮食，
家里的烟囱也不冒烟，
冒出的是孩子的哭声……
不，这里的工厂是工人自己的，
工人是机器的主人。
即使在最寒冷的冬天，
工人也吃到热和的饭。
烟囱，你也是温暖的
尽管夹着雪花的朔风回旋……
在写这首诗前后，我在题为《金菩萨》的一首长诗里，以破庙里“南面而坐”的“金菩萨”终于在一场夜雨中坍毁，来诅咒蒋介石国民党，歌颂摧枯拉朽的革命力量，其中有点睛之笔：
我们有颠覆阴谋者的阴谋，
我们有绞死绞刑者的绞刑。
天津《大公报·文艺》在发表此诗时删去这两句，北平《国民新报·文艺》则保留了这两句。也许，这就像李贺诗“见买若耶溪水剑，明朝归去事猿公”似的，会被鲁迅讥为要打折扣的豪语（见《豪语的折扣》一文），但这却是我心中的革命：以血还血，以死还死，以阴谋对阴谋，这是无权者对有权者、被压迫者对压迫者的不共戴天的复仇。那时候对革命的认识是情绪化的，远没有达到用一种新的先进的生产方式取代旧的落后的生产方式，用一种新的先进的社会制度取代旧的落后的制度的理性高度。
在另一首《蜕》里，写了一只蝉的蜕变过程，比喻“躺在绿树底摇篮里/挑起细嗓子唱歌”的知识分子，要通过痛苦的蜕变，使自己的灵魂粗糙起来，以适应粗犷的时代：
在寒冷的风雨中/我底孱弱的心灵/开始被忏悔的激情所抽动
我望见了/许许多多只有力的脚踝/插在那几乎拔不起来的泥泞里/我望见了/许许多多只车轮/冒了折辕断轴的危险与痛苦/而艰辛地碾过/轧下深深的辙迹
而诗中有一警句：
或者和我们同行
或者
死！
写这几句诗的时候，我显然并不知道共产国际关于中间力量是最危险的敌人的论断，也没有接受任何关门主义即宗派主义的指示；细检在民联内部组织生活中，虽然有时“排队”把某些同学列为“中间”和“落后”，却还是只把矛头对准反动者，此外一概要“团结”和“启发”的。
我想，这或者与我当时读到的俄罗斯民意党人和无政府主义的书籍有关。至少到我们这一代投身革命的青年学生，没有不多少接受一些这方面影响的。那时我们分不清沙皇暴政下的革命者是什么阶级属性、什么思想派别、什么政治纲领的。从十二月党人到妃格念尔、索菲亚，无不以其英勇的自我牺牲，成为我们崇拜的英雄偶像，正如唐柯举起他燃烧的心照亮了我们前进的路。
也许不像张承志笔下的哲合忍耶教派那样渴望以鲜血证明自己，但我也写过：
反叛的血
也是永远逆流的！
这表明我随时准备献出我年轻的鲜血和生命的决心。以革命者自诩，这是我为自己设计的社会角色，人生角色。我带着青春的躁动、好奇、冒险和梦想，企图一步步“进入角色”，首先进入了自己笔下的诗篇。
1948年“八·一九”大逮捕前，汇文的谢钟栩到我家来，说有急用，我手头正好有些稿费，就交给他。从他匆匆离去的行色，我知道他是要去解放区了，但不能打通横的关系，彼此没有说破。
后来汇文高班的王明安到我家来，说要离校，把一件手提箱寄存我处。我祝他一路平安。当然也是互相意会，尽在不言中。
我也渴望着到解放区去。仿佛不是封锁线那边的乡村城镇，而是如20世纪中叶自由诗中流行的意象——太阳、原野、春天、歌声，以及自由、平等、友谊和爱情聚合在一起的充满耀眼光明的如画的彼岸，是我们可望又可即的乌托邦。
我用这样的诗句劝慰自己仍然滞留在此岸：
我是犀利的匕首
插在敌人的胸上
我将使敌人流血而死
除非我被拔掉
这里，对自己在“两个中国之命运”斗争全局中的作用，显然夸张了。这就是所谓革命浪漫主义吧？
当我沉没在革命的想象中，有时候真的忘记是与屠格涅夫笔下《前夜》《罗亭》中的知识分子们为伍，还是在现实的1948年的中国。在这个暑假，我凭想象写过从北平到解放区去的行程，想写成《猎人日记》的样子，未终篇。
多事之秋，快到了短兵相接的时候
南京国民党政府在1947年7月4日发布了《戡平共匪叛乱总动员令》，于是全国进入“戡乱时期”，这个“戡乱时期”好像直到90年代李登辉在台湾当政时才宣告结束。
大逮捕是在1948年8月19日这一天实施的。我所在的育英中学无人被捕，育英有一地下党员同学韩玉珠（后改名韩嘉），我们一起在公理会教堂花玻璃窗里面开过秘密会，后来他离校到塘沽一带工厂去，却用发动学运的组织和活动方式发动工人，过于暴露，被捕。
我从报上看到各校拟捕学生名单，辅仁大学有一位女同学孙树，是去年在“学生公社”里见过的。也不知她被捕了，还是逃掉了。
对于国民党这次大逮捕，中共地下党事前已从内线了解，安排上了黑名单的一些同学先期离校或撤退到解放区。各校仍然有来不及撤退的同学被捕，关在草岚子胡同监狱。这个草岚子监狱在30年代就多关押政治犯，薄一波等61名被捕关押的中共党员在中共中央授意下履行一定手续出狱，在30年后文革中一度被打成叛徒集团，其目的在坐实刘少奇的叛徒、内奸罪名。文革结束后，他们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得到平反。其中有一位王玉堂，被捕时还是二十刚出头的文艺青年，50年代在全国作协工作，我读过他署名冈夫的旧作诗歌结集（写早年的共青团活动等等），同他有所接触，觉得他对我们年轻人很亲切，但显然已不当权。很快下放原籍山西。80年代还曾在作协开会时见过面，相与存问，不免沧桑之情。而在当时草岚子监狱中拒绝妥协出狱、坚持坐牢到抗日战争开始后出狱的共产党员刘格平，建国后曾任国务院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山西省副省长，他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7年初，成为宁夏造反一派干部群众的为首人物，一度任自治区革（命）委（员）会主任（自从一度与毛泽东并称“两个主席”的刘少奇获咎以后，全国各级大小主席全都改称主任了），革命委员会是“新生政权”，自然属于受“无产阶级司令部”支持的。但刘格平不久就在上层翻覆间出局，后遂不知所终。人们常叹，人心叵测，人事无常，这还是在常态的社会生活中；到了时局动荡的年代，卷入政治漩涡中，个人的命运这才真是不可逆料的了。
我只从当时日报的报道了解大逮捕后的动态。国民党成立了特种刑事法庭，简称特刑庭，而被捕的所谓职业学生或匪谍，自然都是近两三年反内战、争民主的学运骨干，无论是地下党员、盟员，或个别非党群众，在特刑庭上都表现得大义凛然。各种报纸，有纯粹的国民党党报，有政治上不那么紧跟国民党主流派的，或更多带些民间色彩的，报道详略容有不同，参照看来，可知法庭上问答的实况。也许为了威慑平民，特刑庭允许有关校方和记者旁听，不是完全的秘密审判，虽说处理“特种刑事案件”，也还遵循一定的法律程序。被捕的同学们在庭上高唱《跌倒算什么》：
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
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天快亮，更黑暗；路难行，跌倒是常事情，常事情！
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爬起来，再前进！
比起半年多以前在组织生活中，我们以学习、讨论的方式接受气节教育，特刑庭上这些同学不屈的歌声，才更是荡气回肠、激励气节的一课。为了“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我们这些人虽然没有武装，但也是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呀。
我在8月10日参加中法大学入学考试，8月17日从《平明日报》上看到发榜消息，我被录取为法文系一年级新生。我所以报考法国文学系，是因为这个大学没有中国文学系，只有一个文史系，我当时“激进”到认为读史就是钻故纸堆，乃进步青年所不屑为，这说明我的“激进”充其量是情绪性的，并无真正“激进”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因为依照权威的诠释，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就是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是从人类历史中抽绎出自己有关规律性的论断的。
其实，我也没有真的要学习法国文学，只是觉得法国文学即使从18、19世纪读起也比从春秋战国时的《诗经》《楚辞》读起离我近得多了。而我的文学志趣，并不在述史，而在写作。
中法大学是早期留法人士李石曾和蔡元培、吴敬恒于1920年创办，与里昂大学是姊妹校。中共十大元帅之一的陈毅在1925年从中法毕业，他1923年在校内加入中共。这些自然都是80年代以后读到或听到的，我也只记得大概。而在文革以前，除了毛泽东的光荣经历见诸文字以外，其他中共领导人包括将帅元勋们，他们的个人履历几乎都是保密的，好像有什么不成文的规定。只有死后上了《烈士传》或“红旗飘飘”丛书的，我们可看到他们的历史足迹，但也都是有选择的“正面宣传”，一不涉及他们走过的弯路，犯过的错误，二不涉及他们在党内军内受过的委屈挨过的整，清一色是让后人学习的标本了。为了纪念建军节编辑出版的“星火燎原”丛书，按各个时期各个根据地各个方面军各个军兵种的军史轮廓编写了若干战例，比较具体生动，有些篇章亦可歌可泣，在歌颂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和英明领导同时，也注意绝不突出其他个人。这些都是由编写组访问有关官兵以后集体撰稿，没有个人署名。大约也是遵守不成文规定，党员干部都不写个人回忆录，更不写自传，有之，则吴玉章老人写过《辛亥革命回忆录》，篇幅不长，且不及其余。还有一位老人李六如以小说形式写《六十年的变迁》，书中人名季交恕，应该说是自传体，从19世纪末写起，这本书（也许还有续编）50年代出版，没有遭禁。但我没读过，到60年代后，作者老去，听说这本书最终没给他带来什么愉快。60年代大灾荒时期，为了以艰苦奋斗精神教育读者，三联书店出版了苏联老布尔什维克德拉伯金娜的回忆录《黑面包干》，写十月革命后口粮不足，还要运粮食去支援德国的起义工人。中国青年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中国老红军的回忆文章，作者姓邓，书名似是《第二次风暴》，写他在30年代内战中的遭遇。我只记得一个细节，他负伤后孤身隐藏在深山草莽间，挨饿忍痛，这时仰望天空，眼光所及，盯在一朵云上，便觉得这云非常非常像大胡子马克思的脸——也不知是联想还是幻觉——但这给了他坚持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这样的作品，编辑出版者或有配合时事，帮助大家共度灾年的动机，在读者方面有无相应的效果呢？最需要有粮食哪怕是糠菜填饱肚子的农民，怕是也享受不到这些精神食粮的。……党的干部除了在审干运动中写给组织看的自传以外，不作公开自己经历之想，这种自律，到文革以后，终于打破。先是不幸去世者的亲属和战友写了许多回忆文章，寄托哀思，澄清功过，用历史事实推倒不实之词；接着，有些生者也不能己于言，以回忆录的形式记录自己的亲历和见闻了。以中共高级干部为主写的这些回忆录或自传，自然不能同民间纪事相比，但毕竟也提供了官方正史所忽略的某些个人视角和细节。例如文革以后出版了《陈毅诗词选》，关于陈毅生平特别是南方三年游击战争较详尽的记述，这在文革前都是很难想象的。陈毅曾经以自己的诗作向毛泽东请教，毛的回信后来发表了，这封信很耐细读。元帅本色是诗人，但此举显得过于天真，远远不如周恩来的明智——周恩来早年新旧体诗俱臻佳境，但他终其一生，在毛泽东面前绝不言诗，我们能读到周恩来的诗，不仅在他逝世以后，更是在毛泽东逝世以后了。
周恩来、邓颖超青年时代在天津和法国同学的女友张若名，后来留法研读文学，以关于纪德的论文获博士衔，也深为纪德所信赖和称道，她和她的丈夫、民族和民俗学者杨堃，抗战前和胜利后都曾在中法大学执教，不过我入学前他们已在1948年春应云南大学之聘去昆明了。他们的儿子杨再道是我育英的同学，高材生，学建筑，1957年在石家庄一个建筑部门划为右派，他的母亲在1958年所谓交心运动中受到同事和所属民主同盟支部成员的围攻后，投水自尽。张若名关于纪德的博士论文中译本80年代在国内出版，时隔六七十年，仍然显示着它的学术价值。
中法大学在东皇城根，离沙滩北大咫尺之遥。它规模较小，院系不多，不如北大、燕京、清华、师大那样名师如云。但就我接触过的，如许宝骙、沈宝基，还有郭麟阁等教授都是本专业的饱学之士。教大一国文的萧雷南是西南联大出身，游国恩的学生，据说就是他评阅入学试卷时给我的作文判了高分，才使我得以录取；我至今记得他在讲“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时的潇洒风姿。教中国通史的单士元，带我们去游故宫深院，在蔚蓝的天空和朱门玉砌之间为我们指点历史陈迹。还有年轻的法语教师叶汝琏，我早在天津《益世报》上读过他的诗和译笔了。
我们在这里还能听到外校教授的讲座。印象极深的是顾随讲鲁迅，阐扬了鲁迅辛辣犀利的风格，他淋漓酣畅的点评使我听得如痴如醉。那是在一年前纪念鲁迅逝世的时候，我还没有考入中法大学呢。
在中法礼堂，除了讲座，还放映过苏联影片《列宁在十月》，展示过学生自治会竞选的热烈场面。
中法大学师生总共不足千人，当时已有中共地下党员、民联盟员数以百计。组织生活自然还是地下状态，而校内合法社团林立，完全可以公开地集会活动。我入校不久就参加了新诗社，新诗社的成员绝大部分都是自己的“同志”，这是可以感觉到的，只是心照不宣罢了。
当时地下党控制下的半公开书刊，从书名到题记都是严肃、沉重、悲壮的。“饥饿”，“牢狱篇”，“大江流日夜，中国人民的血日夜在流……”中国确实处在大变动中，而经过剧烈的阵痛之后，将迎来一片什么样的天地？
国民党当局在“八·一九”大逮捕的同一天，实行币制改革，每300万元法币折兑1元金圆券，同时限期收兑人民手中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币，逾期不许任何人持有。如果说大逮捕还只是牵涉到卷入学潮的中共地下党员和他们影响下的青年学生，那么发行金圆券和以强制手段管制经济，以挽救通货膨胀等经济危势的最后措施，却直接冲击着每个家庭。法币贬值，蒋介石、国民党和他们的国民政府的信用更加贬值，几乎与此同时，蒋经国到上海“打虎”半途而废，又一次证明蒋家王朝的腐败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我每天经过王府井南口到东单一带灌木丛附近，见到人人手里掂着“袁大头”即铸有袁世凯头像的银元，叮叮当当，买进售出，人头攒动，人影晃动，人心浮动，怨声载道，一派末世光景了。
我的心思完全没放在功课上。1948年9月开学到进入第四季度，迎新，竞选，开展社团活动包括歌咏队唱革命歌曲，舞蹈社跳西藏、新疆舞，实际上一切都围绕着“团结同学”的政治任务转。
辽沈战役结束后，12月中旬，围城的炮打响了。护校并迎接解放的任务通过组织布置下来。在校外，我参加过街道地形地物踏访，各人分片负责；在校内，主要是联系同学。其间只发生了一件事，班内一个穿皮夹克的同学，公然在全班面前提议大家去参加华北剿匪总司令部傅作义系统在大中学校组织的一个青年什么队，属于他们的武装半武装应变组织。当时我站起来当面反对，说我们是学生，到学校来为的是读书，维护治安应该是军队和警察的责任，我们要坚持上课，不能去受军训！
至于我们的护校工作，我因走读没有参加。是否作了武装护校的准备，我不知道，也没问过。
在隆隆炮声中，我们迎接新年。各个班级、社团以至通过同乡会这样的组织，采取包饺子聚餐和歌舞晚会等多样的联欢形式，把尽可能多的同学团结在一起，只差打出“迎接胜利”“迎接解放”的旗帜，我们心心相印地迎接即将到来的翻天覆地的狂欢。
诗和文学不再是现实以外的栖居
1947、1948这两年，我写了不少分行和不分行的东西；在育英基本上没有合法活动的空间，课外相对空闲，可以读书也可以驰骋遐思。写作固然需要生活触发的激情，但也需要稍微从容的心境。从1947年暑假到1948年暑假，几乎把诗歌散文当作日记来写。1948年暑假后政治军事形势临近胜败定局，不说组织和同学，单是我这个十五岁少年，没经过什么大事，早早晚晚翘首企望沧桑巨变，极少闲定的心绪，加上小孩盼望过年似的那份新鲜劲儿，几乎顾不上坐下来摊纸执笔，因此反倒写得少了。其间写过一首《我等待着你们》，在民主广场上等待碰头的同志，时间到了，人不来，那份焦急！11月写了一篇诅咒金圆券的《币》，还赶上年末在上海《观察》刊出，12月写了一篇《走板政治》，已无处可以发表。
这两年间，南北铁路交通已断，在北平能看到的外地期刊，以时事政治性的为主，文学性的只有上海《文艺春秋》（范泉主编）、《文艺复兴》（郑振铎、李健吾主编），另有《中国新诗》《诗创造》。商务印书馆的《文学杂志》不是月刊，比前者更多学院气，从装帧到内文古朴典重，是1946年复刊。赓续抗战前的事业，由朱光潜主编，常风协助，其时朱光潜已被郭沫若作为“蓝色”反动文艺的代表加以指斥，是因为朱教授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身份。而刊物内容不具政治色彩。我记得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还在上面发表现代格律诗的实验作品，在每句的重音上加了着重点，如有这么一句我当时记住历久不忘：
是一件百家衣，矮窗上的纸。
所以记住，多半因为他写的这种打补丁的纸窗，我从小在这座古城里常见吧。
陆志韦在1949年后，即因他与司徒雷登长期共事的亲密关系受到怀疑；司徒雷登曾长期任燕京大学校长，1949年时任美驻华大使，毛泽东为表示与美决绝，写了《别了，司徒雷登》，一时成为名文。后来，陆不但校长当不成了，诗人也当不成了，安置在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死于文革期间。
在北平能看到的文学杂志，还有胡风主编的《希望》及相关系列，东安市场内丹桂商场的书摊上买不着，我最早在北大孑民图书室看到。现在回头看，这些我们——包括大中学校爱好文艺的党员、盟员们视为进步的刊物，跟当时以“北方丛书”为名出版的解放区文学作品《刘巧团圆》（韩起祥）、《潞安风物》（吴伯箫）、《滹沱河上》（晋驼，他是“小八路”女作家刘真的哥哥，早年加入中共，长期受到不公正待遇）一样，想来另有发行渠道。在80年代，胡风案件平反后出版的诗合集《白色花》中，我发现20位所谓“胡风分子”作者之一的朱谷怀，40年代后期就是北京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
应该说，胡风主编的《希望》，还有他抗战期间所编的“七月诗丛”诸集，不仅对校园写作，而且对学生运动都起过推动作用。我记得绿原的《你是谁？》在学生集会中朗诵的强烈反响。还有什么人一篇写街头口角的短篇，虽不能说有多么重大深刻的意义，却启示我要写作须随时随地观察生活。
中法新诗社，和北大、师大等校的诗社同属于华北诗联。现在想来，赵立生、黎风和朱谷怀及其他一些活跃的骨干分子，都是地下党员，但来自各校，或都是以个人身份参与，恐怕来不及在一个松散的联合组织里成立党组。这方面多年未见主要当事人的回忆。
在北大民主广场上，围绕文学问题见诸壁报的各种见解，是某一级地下党组织的决议，还是分处不同学校的党员个人的自发行动呢？
例如：把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特别是针对沈从文的章节转抄张贴。
又如：在壁报和印刷品上抨击诗人袁可嘉，据说他在《新路》上歌颂傅作义为“将军中的将军”，而斥之为“无耻之尤”。
《新路》是1948年3月前后在北平创办的一份期刊，因我周围的人们指为“第三条道路”的刊物，而在当时地下组织内一致认为主张“第三条道路”就是帮助国民党政权苟延残喘之计，尽管是一些名教授所主持，也是要坚决抵制的，我因此连找来看看的兴趣都没有了。但我对袁可嘉并无恶感，因为读过他的一些诗论，还是言之有物言之成理的，不知他为什么写诗歌颂傅作义干犯众怒；他作为西语系教师显然没有干谒军头达到个人具体目的的功利需要。80年代与袁可嘉略有过从，几次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不好意思，欲言又止。想起萧乾曾经答应执编《新路》文艺栏，后来实际辞谢，并未就任，而为这“一诺”不知写了多少检讨交代。一本自由知识分子办的期刊的作用，值得那么大惊小怪吗？这在我心里还是个谜，但精力所限，我不可能也不必要去图书馆查找旧刊，向知情人访问调查了，留给历史工作者去干吧。
按照当时通用区分左、中、右的惯例，我那些地下党同志所推许的作品，所发表的言论，所介绍的书刊，包括胡风主编的《希望》等等，是左派，当时的影响主要在若干左倾同学中间，也可能及于个别报纸的副刊。如我常读的《经世日报》副刊上，就有我认为是进步倾向的诗歌，不止柯原《雪夜的祝福》一例，至今我不知道那版的编者是谁。《国民新报》的副刊也是这样，编者孙复如不是地下党员，也必是党的同情者。天津《大公报·文艺》似是劳荣、刘北汜主编，至少应该算是中间偏左；天津《益世报·语林》是文艺性综合副刊，有些散文随笔小小说很好，其中有一位署名甲乙木的作者，就是地下党员、老报人吴云心。
当时平津有几个大报的文艺版面，大体上属于中间派。
天津《大公报》的“星期文艺”，冯至主编，天津《益世报》的“文学周刊”，沈从文主编，都是从1946年秋冬就开始了的。前者除了文艺作品，有时评介外国文学和美学著作，对纪德、萨洛扬、克罗齐等都发过专论。后者以作品为主，穆旦的诗，汪曾祺的小说，黄永玉的木刻都在这里崭露头角，还有些看来是北大中文系同学如王连平等课堂作业中的佳作。穆旦当年曾招致左派朋友抨击的《时感四首》就发表在这里。
北平的《平明日报》是傅作义办的，有个《星期艺文》，标明沈从文、周定一主编；北平的《经世日报》，李宗仁办的，有个《文艺周刊》，标明杨振声主编，实际有金隄、袁可嘉协助；北平的《华北日报》，是国民党党报，有个“文学”周刊，由沈从文委托吴小如主编，《文学》二字先后由沈从文和吴父吴玉如题签。这三处我都因投稿结下文字缘。
周定一当时在北大教大一国文。他在“星期艺文”上发表过黎先智写的屈原生卒年考，黎是北大同学，也写诗，署名宁可，后来成为历史学家，他的妻子刘淮原名刘宁，是周定一教的中文系学生，后来去解放区，作了播音员，是我在电台的同事。前些年她患绝症以至去世前，年近八十的周定一还一直关注她的病情。1948年我十五周岁，周先生比我大二十岁，长了一辈。他读了我的《窗花》，以为是我的自叙，见了我才觉得不像。我们的来往从那时断断续续达半个世纪，虽淡如水，也算是忘年之交了。
给《经世日报》的“文艺周刊”投稿，按稿约寄北大图书馆，后来收到稿费，并附言告我有部分稿件同时在《桂林日报》刊登了，信由金隄寄出，才知道这位诗人、翻译家负责具体编务。1948年初，连续三次以半版篇幅集中刊发我的《长短句》短诗数十首，使我深感知遇。使这种知遇之感加强的，是我紧接着读到署名编者的一封公开信《致不知姓名的先生》，原来有一封匿名信对我的诗作极表不满，甚至用了近于谩骂的口气，编者以宽容的口吻回答了指责，承认“这个作者”即指我（邵某）“确实还缺乏修炼，更重要的是往往不入深处，偶然还有近乎粗陋的地方”，但指出“他的短诗，枯是枯，还有生命成长，还有一点力（闻家驷先生说得不错）。我认为，他如果获得鼓励和练习，可能有些成就”。这对我不啻饱含期望的鞭策。我猜这封信的执笔者当即金隄燕祥2016年2月按：近读2015年版《杨振声年谱》，列入《致不知姓名的先生》为1948年初所作。乃知杨振声先生虽将日常编务委托门生，但并非不加过问，如现在某些名人之“挂名”然，他50年代院系调整后在天津河北师院执教，80年代后旅居美国，所译《尤利西斯》陆续在国内出版。文革以前不必说了，遗憾的是，文革以后至今缘悭一面。
《华北日报》的“文学”，始终保持4开张的一个整版。其特点是兼发古典文学的鉴赏评论，如俞平伯、林庚说诗长文，还有废名谈新诗，大概是讲义或据讲义记录稿整理的吧，读来时而曲径通幽，时而豁然开朗，十分有味，因为诗有诗味，“谁解其中味”，解人娓娓道来，味在其中。这应是属于高档的文学普及工作，我从中受益，有时读之，废寝忘食，也忘了自己当前首要的是投身革命，而非流连觞咏。不过这个版也有反映现实的力作。有一个介于散文与小说之间的短篇，写一个失去单腿的伤兵到照相馆去，要照一张全身坐像，但在空荡荡的那条裤筒底下放着一只鞋，希望照出来的效果，让人不觉其为残废。通篇白描，并很节制，不故意煽情，我读了，但只觉得于无声中听到痛哭，无言中听到质问，不由不心生悲悯。篇名和作者我都忘了，仅记一个梗概。我想，不会是因为当时眼界有限，尺度不高，才从心底里认定这是一篇诉诸人的良知的好作品吧。
1948年秋季，有一天吴小如骑车来访，就在我船板胡同家门口，他发现我只是个十五岁的少年，我发现这个写过许多老气横秋文章的“少若”，也才二十六岁还在北大就学，颇有些惺惺相惜之概。后来我们只作了一次长谈，彼此就建立了信任。他的新婚妻子在天津，要冒着战火回家，我把中共城市政策的宣传品给他；他临行还特意来我家，以他留在北平的姑母一家老小相托。幸亏北平采取和平解决方式，如发生巷战等惊扰，我真能不负所托么？
吴小如不忘在师友面前对我加以揄扬。他向沈从文引荐了我。我在某个冬日向晚持吴小如信到中老胡同，与大我近三十岁的沈从文作了一次平等的谈话。谈话是在设定北平即将彻底改变生活方式的氛围里，我天真地提起解放区文学，忘记了是否提到丁玲，却肯定说到了赵树理。沈从文很平和地听了我的宣传，只说了一句：他们都是“群”的，意即以集体为本位的。而他在谈到文学修养时，强调要好好读三曹的作品，这是他的体会，又是对我的期望吧，我当时没有听懂，后来也没认真照办，有负于教诲的深意。又过了三十多年，我已经比他接见我时的年纪还大了，因他去世，写了一首挽诗，开头说：“少年歆羡沈从文，长记灯前笑语温。”那时，无论如何想不到，这样一个从自称顽童经历了苦苦的漂泊苦读和苦写的大家，看得那么多，想得那么透，几个月后却一度试图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是太天真了，说得好听是单纯，说得不好听是简单化——把复杂的世事人情看得太简单，并简单地以为所有的人都会像我一样。
吴小如并不十分关心政治，但他在1948年8月日丹诺夫逝世后，在一篇杂文里用苏轼“事如春梦了无痕”一句，暗示了对其死因的质疑。
我从上海出版的《时代》杂志封面上，见过日丹诺夫那圆颅圆脸圆眼睛的标准像，知道他是斯大林倚重的苏联“领袖”之一。我还囫囵吞枣地读过苏共中央关于《列宁格勒》和《星》杂志的决议，日丹诺夫斥骂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的报告。当时也是天真地以为，这一切与我无关。阿赫玛托娃的诗，只读过《沫若译诗集》中的两首；左琴科的小说，也仅见于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那时我还不懂得阅读任何党的文件包括外国兄弟党的文件，外国兄弟党（更不用说实际上是“老子党”）领导人的讲话，尤其他们的批评，都应该“联系实际”。那时完全没有料到，40年代甚至30年代发生在苏联文艺界的许多惨烈的斗争，不久就会在中国重演，连我这样边缘的人也会卷入。
从那时起，很长一段时间，欣然翘望“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却不料这会是一句不祥的谶语。其实对苏联近于一无所知，印象无非是苏联画报中的新闻图片。再就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最早看到的不是梅益而是段洛夫的译本），《青年近卫军》（据以翻译的是初版本，还没按照斯大林的批评意见重新增补改写过），把小说当作历史来读了。记得戈宝权写过一本苏联文学讲座之类的小册子，就是把十月革命后苏俄的历史分成各个阶段和各个战线，介绍了各有哪些反映相应题材的作品，如内战时期有富曼诺夫写的《夏伯阳（恰帕耶夫）》，五年计划时期有革拉特柯夫写的《士敏土（水泥）》，农业集体化有萧洛霍夫写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我接受了通过苏联小说了解苏联的方式，这恐怕与苏联社会主义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思路、做法和效果是一致的。
在1948年秋天，读到苏联民间诗人杨卡·库巴拉的《芦笛集》（译者署名朱笄，即孙玮），为之着迷。那是一本来自伊甸园、来自流淌着奶蜜河的光明乐土的“福音书”，对比我从旧俄作家，从果戈里、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赫尔岑的书那里感受到的沉重、压抑、痛苦、呻吟根本不同了：在1936年“斯大林宪法”的颁布（斯大林文学奖金也是从那一年起颁发的），苏联各族人民享受到歌舞升平的幸福，这种幸福生活被德国法西斯匪徒打断，但又是斯大林领导伟大卫国战争取得胜利，重建了幸福生活。于是冬达尔伴奏起激越的歌唱：
最好的歌，唱给斯大林！
我不能抑制亦步亦趋的激情，在笔记本里写下模仿的诗句：“最好的歌，唱给毛泽东”，是的，毛泽东不就是中国的斯大林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