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诚的向往和虚构的歌颂
1947年的春天，仿佛因延安的失守而暗淡了。在校园里，有的壁报站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欢呼。《自由周刊》等不可能正面陈述自己的看法，就采取了文摘的形式，将各种报刊上比较客观公正的评论，包括国外的述评、剪报张贴出来。这项工作我没有参加，是自由读书会的几位骨干认真做的。
我并没有深究中共中央放弃延安，不计一时一地得失的战略考虑，简单地认为这是军事上寡不敌众的失利，我的同情更加贴近失利者这方面，但也只能无奈地接受这个最初几乎不敢相信的事实，同时自慰地相信将来一定会收复的。
我对延安，对陕北，本来除了小学地理课所讲以外，一无所知，那时候连范仲淹在那里戍边写下的《渔家傲》“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还不曾读过呢。
我对延安的印象，完全是从第二手的书面材料得来的。柳青的小说，鲁藜的诗，李季的拟民歌……还有斯诺的《西行漫记》。是的，还有艾青纪实的长诗《吴满有》，一个勤劳朴实的农民，韩启祥纪实的唱词《刘巧团圆》中的刘巧，一个为自由婚姻而奋斗的农村少女；他们加入到我所向往的知识分子何其芳、丁玲、吴伯箫吴伯箫早年的《灯笼》，抗战中的《一坛血》，都是我反复阅读的作品，那时还不知吴伯箫在整风中的可悲遭遇（在“审干”中被“抢救”，又在接待中外记者时亲自出面“辟谣”）。们的队伍，一起形成一幅延河边熙熙攘攘融融泄泄团结起来建设新生活的画卷。
那时候，我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1942年开始的整风、审干包括“抢救（失足者）”运动的情形，即使有人说起，我也不会相信，必定立即斥为造谣，就像1946年北平报摊上出现了模仿中共所办《解放》三日刊报头的毛泽东笔体，起名《解放区》的小报，专门揭露解放区的阴暗面，我们断定是国民党特务所为，十分义愤，嗤之以鼻，不但自己不看，还劝阻同学不要掏钱买。
毛泽东从1947年延安撤退，转战陕北，后来东渡黄河，落脚河北平山西柏坡，此后三十年再也没有回来。
我没有去过延安和陕北，这片现代历史上的“革命圣地”，于我是一个地理概念，又是一个政治符号，而这个符号不仅具有标志性象征性的意义，在它背后是由我的形象思维虚拟的热土。
我把一个少年所有的热情和希望，全部拼贴在上面了。
典型的一例是我在1947年10月17日写的《窗花》，写“我”和一个战友在抗日战争的岁月到××（就是延安）去，在抗日根据地黄土高原上的一个村庄，亲历了村干部带领大家打死一只老狼，抄了狼窝的事件。取材有所本，是标明香港出版的《陕北风光》一书中的一节报道：“一个村长打狼的故事”，刘白羽作。以这个情节为主干，我添枝加叶地加以铺叙。从打狼想到鲁迅《祝福》中祥林嫂的阿毛是被狼吃掉的，相信祥林嫂的悲惨命运在共产党领导下不会再重复了，而当地的老百姓不但在抗日民主政权“红艳艳的太阳”照耀下，过着完全不同于祥林嫂时代的幸福生活，而且已经成为文化上的翻身户，大娘大嫂们都能在笑谈中提到祥林嫂云云，可见解放区文化普及的程度。我在文中言之凿凿的，当然都出于自己的想象。这也许就叫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的结合吧。
这篇作品刊于1948年3月的北平《平明日报》。因这次投稿，我得以结识了帮助沈从文主编《星期艺文》这个副刊的周定一，他比我大二十岁，当时在北京大学教大一国文，后来数十年间我们成为忘年之交。
我还不以《窗花》在北平发表为满足，又抄了一份寄给上海《文艺春秋》，不久收到退稿，范泉在第一页边上写道：“迫于形势，无法刊出，乞谅。”
投身政治斗争：浪漫主义多于现实主义
1947年在中国的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是大转折的一年。这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音员孟启予以有力的女声发问：“我伟大祖国哪一天能由黑暗转入光明，我亲爱同胞哪一天能过人的生活，能按自己的愿望选择自己的政府？”听说这煽情的排比句出自陆定一之手。陆定一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他在为解放区出版的李季长诗《王贵与李香香》所写序言里，提到那时国民党统治区里有《马凡陀的山歌》（袁水拍作），同为革命诗歌的代表作。我是从这篇序言知有陆定一其人的。至于1966年文革开始，他作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的一员被首批打倒，当时怎么想象得到呢？
对我来说，1947年也是重要的一年。1945年的“一二·一”运动，只是在遥远昆明的一声绝叫，呼唤死难者“魂兮归来”，呼唤“光明快快地到来”。1946年末的抗（议美军）暴（行）运动，与我擦肩而过，随着美国海军上等兵皮尔逊的被审判，加上寒假到来，就告一段落；校内围绕伙食团问题展开的“反饥饿”斗争，主体是住校的同学，我没有参加进去。
这年五月，由南京引爆的“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遍及全国，是我正式投入并从头到尾参与的一次学潮。我具体担负了一部分刻印蜡版的工作，还在6月1日晚参加为准备6月2日“全国反内战日”活动而突击排练的活报剧《凯旋》，反串其中乡村女孩小凤一角，后来因为军警包围学校形势恶化，地下党组织决定取消6月2日的演出及其他示威活动。
我的不安分的灵魂，不甘停留于读书会里读书、歌咏队里唱歌，好像这些“启发觉悟”“联系群众”的活动不算实际斗争。希望能像成年人，至少像高年级的兄长一样参与政治性的活动。
在没有示威游行的日子里，像燕园里的篝火晚会，尽管是联谊性活动，但因是政治倾向相同的同学参加，也能燃烧起渴望燃烧的政治激情。在1947年春天，我不止一次乘清华校车到燕京大学参加一些群众活动。记得“五四”营火会后还为汇文校内壁报写了一篇报道，就以艾青长诗《火把》的一句为题：“给我一个火把！”
火，意味着温暖，意味着光明。在漫漫长夜，寒冷与黑暗中，火是人们的良伴。在人类的文学史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火成为光明和温暖的意象。即使是星星灯火，小小烛火，点点渔火，“何当共剪西窗烛”，是多么温存的语境。我在日本投降后第一次向报刊投稿却未发表的，就是题为《灯火篇》的散文，在那里我甚至歌颂了“灯蛾扑火”——直到1972年在干校写的诗里还说“飞蛾甘死光明愿”，从生物学说是对飞蛾的误读，从社会学说是对“光明”的误读吧：最终使追求光明者致死的光明，难道是真的光明么？
幼时只见过灯火、烛火，住在城市中，没有见识过松明火把，对于“野火烧不尽”“野烧明山郭”，也只从诗文中得之。于是因读艾青笔下的火把游行——那气势远超过所谓“提灯会”了——精神为之一旺。有一支《青春进行曲》是我最爱唱的：
我们的青春像烈火样的鲜红，
燃烧在战斗的原野；
我们的青春像海燕般的英勇，
飞翔在暴风雨的天空。
我们要在荆棘中烧出一条大路，
我们要在黑暗中向着黎明猛冲！
……
后来到了1949年初，《南下》一诗里我——我们就不再仅仅是歌唱，索性要化身为火：
我们望着黑暗的远方，
如一串熊熊野火向前烧！
当时的视野里，只有普罗米修斯，没有兵燹，没有秦火，没有火之可能带来灾难的属性。其实，早在1947年，汇文中学一场大火，本来应该使我得到一些启示的。那是暑假7月间一个傍晚，我在家里就听到门外的喧哗和骚动。我住在船板胡同西口，汇文中学在船板胡同东口，门前有不少人往东跑，是“看热闹”的人群，我听说汇文西楼着火，忙也跟着东去，想弄清有没有同学首先是相识的同学遭难。跑到接近丁香胡同路口，人群如堵，除了消防队员，已经无法通过。不记得有没有警察维持秩序，只有人们议论，说消防队正跟校方谈判，要先交多少多少钱才能灭火……在火舌吞噬着一座四层宿舍楼和楼中的床铺、桌椅，住宿生留下的书籍、本册、被褥、日常生活用品的时候，消防队竟乘人之危趁火打劫提出苛刻的条件来勒索！我在一整夜愤愤不平之后，第二天跑到灾后的现场，向留校同学询问了始末，又综合各报透露的内幕，写了一篇报道，投寄南京卜少夫主办的《新闻天地》，但如泥牛入海。这未必因为主编者有什么顾虑，因为这并不触及他所代言的集团的利益，也许多半是报道写得过于稚拙。
从1946年秋冬起，我就不满足于写些随笔小品，对古典诗词的意境含英咀华，而想把自己在阅读和实生活中的点滴感受写出，进而要发表自己的批判性意见。最着力的是写了一篇批判侦探小说的短论，立论的基点是认为侦探是为有产者服务的，是维护有产者的私有财产的工具和奴仆；具体针对了广播节目中播送的侦探故事。这篇东西投给了《新民报》北平版的“天桥”副刊（马彦祥主编），这个副刊主要围绕娱乐圈动态评介戏剧和电影，格调不俗。但此稿寄出也没有下文。
倒是《新民报》的“鼓楼”副刊刊出我的一封来信。这版是由《新民报》北平版总编辑方奈何主编的，专门发表读者来信，并每天有奈何署名的专栏“鼓吹”。我批评“鼓吹软化”，引出奈何一番应对：“兴之所至，写篇文章，是很快乐的。如果把这事情作为工作，已难感到兴趣；再限定某一范围，便要感到痛苦了。……我最怕写社论与短评，板起面孔说话，而在我国的政治环境下，轻了不是，重了也不是；我不愿说废话，同时又不愿平白地得罪人。”“其实‘鼓吹’云云，亦‘扯淡’而已。燕翔君以为本报创刊之初，‘鼓吹’来得相当‘硬’，这是过誉。《新民报》在后方曾被某种人批评为尖酸刻辣，我是安分守己的人，深知明哲保身之道，岂敢胡言乱语？至于觉得今日‘鼓吹软化’，我却极乐于接受的。”我阅世不深，直到许多年后才读懂了这位主笔的策略和立场。
我是在1946年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并接近了党的地下组织——尽管当时无从确认那几位大同学的政治身份，但我明确地知道他们是跟共产党有关系的；在这同时，我在1946年开始尝试文学性写作，并且从那时起持续地向报刊投稿发表习作。可以说，“干”革命和“干”文学，在我都是1946年起步的。
起步之始，革命倾向和文学写作并不同步。赵嗣良就友好地指出我弄的是“风花雪月”（他是从这四个字指的“诗情画意”的本义说的，并不是引申义的“风月”之事）；而地下党还要通过文艺阅读等等来作政治“启蒙”，如周世贤最初跟我见面，我们就谈《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谈艾青和田间。那时候党组织所关注的，首先是一个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同情者）的实际政治表现，实在还顾不上管他的课外阅读和写作。而我对这些高年级中的地下党员，也不是以党组织或领导者视之，而是当作兄长，我所心仪和信从的带路人。我要做一个革命者，这是政治的方向，同时要做一个文学写作者和自由投稿人，这是个人的志趣。因为没有“组织觉悟”，以为这是任何时候都可以并行不悖的。当时还没有读过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没有读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因此把个人写作看成是类似课外活动、业余活动一样的自由天地。后来若干年内，也还在潜意识中认定这是个人的兴趣、爱好、想象的领地，别人包括党组织管不了也管不着的，在学校时或到机关后，都无须就这方面的活动向组织汇报。这大概就是毛泽东批判过，并指为托洛茨基的政治和文艺的“二元化”观点了。
但随着政治思想和有限的政治实践的“革命化”，我的文学观点、审美趋向不可能不渐渐发生变化。不过，直到50年代初期服膺毛泽东“文艺服从于政治”，革命文艺是“革命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之前，我还是没有把自己的写作紧紧拴在战争时期政治斗争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上，而只是按照我从古典文论诗话与“五四”新文学创作和理论那里领会的，文学是个人言志、抒情、“抒愤懑”（语出屈原的《抽思》）的表现。1947年“五·二〇”运动前不久，我给《新民报》的“北海”副刊写的最后一篇稿子，是散文《向日葵礼赞》，从意象看，这已经绝非“鸟语”“听雨”“碧纱窗下”“绿杨深处”这些题材，属于另一路时代色彩，表现的是“向光明”“向太阳”的情结；然而它却不是听从谁的指令，为了什么统一的政治目的，如同后来文化大革命中在统一组织下“向”着特定的“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而“表忠心”；因为1947年我心中的“向日葵”，所朝向的只是自然界的太阳，即有所喻指也是不确定的，笼统的光明、温暖、希望和生命，绝没有急功近利的比附，其实是更接近于诗接近于文学的。
唱着歌走向“五·二〇”运动
我是歌唱着走向“五·二〇”运动的。
我自己的歌，像当时写的《橘颂》《向日葵礼赞》都是纸上的歌，不能唱的。而《光明赞》从苏联传到中国，从20年代起已经唱了二十多年：“兄弟们，向太阳，向自由，/向着那光明的路；/你看那黑暗已消灭，/万丈光芒在前头！”歌中呼唤的“兄弟们”是避“同志们”之嫌而改的，尽管《总理（孙中山）遗嘱》中以至国民党军警内部也以“同志”相称，但因为共产党的党政军民之间盛行“同志”的称呼，也就成了国民党的忌讳。至于“黑暗”“光明”云云，当时即使不是所有的人把共产党看作光明的代表，但足够多的人认为国民党统治是腐朽黑暗的，那就应该为一种光明所取代。而“向自由”，尽管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而且国民党政府正在剥夺着人们的各项自由权利，但在舆论面前，它还不敢诋毁“自由”这个崇高的字眼。
与自由相联系的，是平等和民主。我们当时爱唱的一首《苗家苦》，想来是西南联大同学从抗日时期的大后方带到今天来的：
苗家真正苦哇，苗家真正苦啊，
我们当了兵，我们出了粮，
为什么国家事——不准我们问！？
我们要自由哇，我们要平等啊！
……
这是少数民族的心声，也是我们的心声：“为什么国家事——不准我们问！？”这直白的质问自然是指向一党专政的国民党。
还有一支歌，以激越的旋律唱的《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什么？/民主是一杆枪！/争到手来，/和平幸福/才能有保障！”这无异于革命的动员：首先要有武装，才能保障和平幸福；要争民主，说民主能保障和平幸福，也就是因为“民主是一杆枪”，总之，民主与武装，与武装革命是分不开的。我当时唱这首歌，只觉其声韵铿锵节奏有力，今天回顾，它所阐明的主旨，与《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开头的篇章，是一致的。只不记得词作者是谁了。
那时候，在热浪滚滚的学潮当中，在学潮前后的平静时期，我们还爱唱风靡一时的《古怪歌》《茶馆小调》，以及“这年头，怎么得了，一百块钱的钞票没人要……”（这支歌从“一块钱”唱到了现在的“一百块钱”，随着通货膨胀，还要改唱后来的“一千块钱”“一万块钱”），都是谐谑的以至讽刺的，我们唱的时候洋溢着揭露的、挖苦的、抨击的种种宣泄的快感。几十年后，经过文化大革命，在80年代、90年代组成的老同学、老干部、老战友合唱团、歌咏队，重温过去的曲目，大约怕大家触景生情，把这些曲目都冻结了。倒是有一首《插秧谣》还不时演唱：
布谷声声，田里水漂漂，
我们大伙儿，从早到晚
弯背插秧苗，插秧苗……
你一捆来我一捆，
从不叹辛苦；
这儿完了那儿再来，
同把苦来熬……
虽然好像有些叫苦，但还没有罢工，好在这是唱的旧社会，勉强成了保留曲目。
另有一首《山那边哟好地方》：
山那边哟好地方，
一片稻田黄又黄，
大家唱歌来耕地，
万担谷子堆满仓。
大鲤鱼呀满池塘，
织青布，做衣裳，
年年不会闹饥荒。
山那边哟好地方，
穷人富人都一样。
你要吃饭得做工，
没人为你做牛羊。
老百姓呀管村庄，
讲民主，爱地方，
大家快乐喜洋洋。
如果我记得不错，词作者为左弦，文化大革命以前，五六十年代在上海的评弹团体做领导工作。年轻的诗人在这里为我们这些更年轻的朋友画出具体的“光明”境界，那是几千年来农耕社会人们共同的向往：男耕女织，年年有余，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平地权，均贫富，自种自吃，没有剥削和压迫……后来读一点历史教材，懂得这里唱的大体上应归于农业社会主义的甚至是民粹主义的理想，不属于科学社会主义的范畴；也许在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毛泽东印发《后汉书·张鲁传》给党内干部传阅的时候，这支歌可以让大家温故知新，但很快就到了“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大饥馑年代，有了影射之嫌；而从更根本上来说，“穷人富人都一样”云云，是违反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的根本原则，违反阶级分析方法和斗争哲学真谛的，又怎么能允许它继续形诸歌咏呢？
一切取决于站在哪个政权哪个党派的立场
关于我亲历的“五·二〇”运动，在1947年毛泽东就作过“第二条战线”的评价，当时以延安《解放日报》社论的形式广播，但我并不知道。我是直到1960年冬《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出版，才读到这篇《蒋介石已处于全民的包围中》。我想即使当时的广播听众和解放区读者，恐怕也都未必知道社论作者即毛泽东本人。
在我1947年秋加入中共外围组织民联以后，所能读到的内部刊物，内容也主要是收听呼号为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记录下来的新闻，只有像后来的《土地法大纲》和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才有根据正式文件印发的小册子。
现在的读者，哪怕是初中生，拿来党史、革命史的教材，于一些重大的事件，党的权威述评一目了然。而我们当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要在众多报刊中，在纷纭的舆论中寻找共产党的声音，固然可以凭个人经验读那些“亲共”的报刊（当时叫“左倾”或“前进”，后来叫“进步”的报刊），从字里行间来揣度，但有时候难免云里雾里之感。不过，后来共产党执掌了全国政权，凡是当下即“正在进行时”的事情，一般干部群众仍然是不甚了了的。
这一点也不奇怪。中共成为全国的执政党以后，还跟以前一样，高层决策过程是保密的，决议下达则一本“先党内后党外”“先干部后群众”的原则，有些政策精神分别规定传达到哪一级，以便由他们掌握政策的执行。因此基层群众（甚至包括基层党员和干部）在了解党的政策方面，不仅是时间的迟早，而且有内容的繁简。如毛泽东决定提前结束新民主主义阶段，进入社会主义改造时期，他后来自己说是1952年就下决心拍了板的，而见诸报刊，大规模开展“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公开宣传，却差不多已在一年之后。又如1954年初召开中共七届四中全会，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会议公报只提要加强党内团结，直到一年后又为此开了一次全国党代表会议，随后高岗自杀，一般党员和群众才知道当时号召团结所为何来。
我在1947年那个“红五月”，满腔热情地投入反饥饿反内战运动，是基于对共产党组织的倾心信赖，在最表层的意义上接受并响应“反饥饿反内战”的号召，一吐对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同时贪污腐败，以致其治下物价飞涨，民不聊生的愤懑和抗议。至于这一运动具体要达到什么目的，它在全局中发挥什么作用，实际上可能取得什么结果，根本没有想过，只是跟着校内那些地下党领导下的大哥哥们跑罢了。
然而，就完全是一种情绪化的行为吗？也不尽然。我除了读过《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一类政治蓝图以外，也读过艾思奇《大众哲学》一类通俗启蒙读物。后者以雷峰塔的形象比喻，阐述了从抽取一块块砖的量变，发展到轰然坍塌的突变的定律。这使我意识到，我们对反动统治者的每一次揭露、抗议、抨击，特别是群众性的冲击，都如同抽掉这残败古塔的一块块砖，我们一点一滴的努力，都动摇了它的基础和结构，我们发动并团结更多的人这样同心同德地去做，终于会有推翻这压在大地上的塔式建筑的一天！
那个“红五月”里我也曾写了一些急就的诗稿，如《钢铁进行曲》和仿效马凡陀山歌体写的《民主小唱》，但自己也以为过于粗糙，没有向外投寄。而且这些篇章立场观点直露，投出也不可能发表。
还在这年4月间写的一首《失去譬喻的人们》（9月28日在《平明日报·星期艺文》刊出），虽然是针对权力者的，但不那么彰明昭著。诗中谴责了权力者把战争、流血和死亡强加给无权的民众身上（以下摘录三段）：
我们在伟大的号召下走上战场，/你们碰杯而又握手，/碰碎我们底生命，/握紧我们底自由，/然而，我们没有诅咒。
你们永远将可爱的教训，/严厉地颁赐给我们，/目的，目的！手段，手段！/我们像沙门听高僧讲道，/都虔诚地背诵着，刻在耳翼上，/将那神圣而公道的教义。
你们创造了正义与公道的破坏，/副产了更深重的苦痛与懵懂。/你们又把这得意的艺术品加了佐料，／送给该毁灭的愚蠢的我们。
从主题分类学看来，这首诗、这些诗句应该说是反内战的。但当时一位并无恶意的长辈读过之后，以狐疑的口气问我：“是不是讽刺军调部的三人小组？”所谓军事调处是由美方参与调解国、共两党间的内战，军调部及其执行小组都由三方组成；我当时的立场不可能超出三方之外，不可能同时讽刺国共两党和介于其间的美国人士。可见诗这种诉诸形象不尚直陈的体裁，多么容易在追求“达诂”即“落实”和“确指”的认真态度下，被人挑剔甚至产生歧解。
战后的世界波谲云诡，在美国、苏联两大国间，或说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和正在形成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之间，中国还是一个广阔的中间地带，中原逐鹿，不知鹿死谁手。杜鲁门既承继了罗斯福战时对华政策，又随着中国形势的发展，基于美国的国家利益和战略考虑，有所因应调整，其前其后，不同阶段，又因鸽派鹰派等内部争议而有微妙的变化。今天中国也已有学者对40至50年代美国、国民党、中共两国三方，美、苏、国民党、中共三国四方的复杂关系进行研究。而在当时的我，也包括像我一样的人们，没有复杂的政治头脑，更没想到作深入的思考，便接受了现成的判断——应该就是从“五·二〇”反饥饿反内战运动起，我们就以“美蒋”并提，指称中国人民的敌人了。
对美国和苏联，我们是持双重标准的。1946年圣诞节之夜美军强暴中国女生一案，引起了声势浩大的抗议行动，我也是义愤填膺的一员。在火热的民族感情前面，一切以是否认为这是帝国主义对我们民族尊严的侵犯为分野。胡适强调尊重司法程序，就遭到知识界的唾骂。这时上距北平市民夹道欢迎盟军不过一年多。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军士兵挟应时而生的“吉普女郎”招摇过市，也有美军士兵驾驶的吉普车闯祸伤人，这些都在古城市民心底积蓄了不满，当大中学生抗议美军暴行形成风潮时，获得舆论的同情。而1946年二三月间，因张莘夫事件引发的游行，包括抗议苏军在东北强暴妇女、苏联从东北拆运工厂机器等，在我周围的左倾同学间，却都认定，既然是反苏游行，必是国民党组织的，显然是制造谣言，别有用心，势所必至地加以抵制。这里不排除由于资讯不足，真相不明，对苏联侵犯我国领土主权的社会帝国主义行径，以至1941年背信弃义与日本缔结《苏日中立条约》等茫无所知，因而易受蒙蔽；另一方面，则确实有先入为主的成见，立场先于事实的盲目性，“听共产党的话”的感情。事实上在1949年毛泽东著论揭橥“一边倒”外交理念之前，我们早就实行“一边倒”了。
那时候我们高唱《你这个坏东西！》，“坏东西”自然是指一党专政的国民党及其“一个领袖”蒋介石，他们是“三座大山”的代表，“三座大山”指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那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帝国主义！这一来就把执行赤色帝国主义政策的苏联轻轻放过了。生于东三省，为东北人民抗日斗争奔走力行并著书呐喊，在抗战胜利后又重返黑龙江、哈尔滨的作家萧军，由于笔涉苏联在东北这片土地上曾有的丑行和劣迹，暗示苏联是赤色帝国主义，而遭到由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动的，由刘芝明出面主持并著文总结进行了披头盖脑的批判。
反内战的主题深深烙印在我心里。既是由于对战后建设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的夙愿，又是对“兄弟阋于墙”的反感。我参加排演的活报剧《凯旋》，一个抗战打过日本的老兵，胜利后又奉命上前线，却发现行军作战的目标竟是自己家乡的亲人：这个悲剧的“原型”在我笔下生发出不止一篇诗文。1947年秋写的《满月》一诗，通过满月照着内战的战场，写“一夜乡心几处同”；1948年写的《太平愿》，写国统区农民被军队抓了壮丁以后，留下老母、妻儿生活的困顿。我还停留在“五·二〇”阶段一般群众反内战时的认识和感受，远远落后于中共及其领导下的军队在内战战场上的态势，落后于革命形势的发展。到1947年秋，早已不是应付国民党军队两线进攻的被动阶段，从1947年夏秋之交，人民解放军全面转入反攻，原先为争取舆论同情而命名为解放区军民的“自卫战争”，现在已经光明正大地号称人民解放战争，要牢牢掌握军事的主动权，进一步则是“将革命进行到底”。从党的宣传来说，“反内战”的口号应该休息，需要强调对战争正义和非正义性质的区别，国民党是反共反人民的，它打的内战属于非正义的战争，必须反对，而反对美蒋的人民解放战争是正义的战争，必须坚持。这是1949年接受党的历史观教育以后，才弄明白的原则，悟到自己把一个为争取尽可能多的人们认同的笼统“反内战”的策略性口号，一直抱着不放，只能说明政治上的幼稚，思想上缺乏“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的“唯物辩证法”罢了。
还有其他一些对国民党斗争时的口号，如“反对一党专政”“党团退出学校”等，都是有特殊的针对性的，时过境迁，又当别论。一切取决于你站在哪个政权哪个党派的立场。国民党为了控制师生自由和现存秩序，防范以至镇压异己的政治力量和思想倾向，公然在校园建立和发展党团组织，训导制度，一旦发现“不满分子”，即要求校方予以开除，直至实施秘密或公开逮捕。但这并不能根绝共产党在校园内发展秘密组织，争取同情分子，进行合法的或非法的斗争，他们被国民党指为“职业学生”或“匪谍”。针对这种情况，在地下状态中活动的中共党组织，通过群众舆论提出要求“党团退出学校”，指的自然是国民党、三青团，这样的口号可以争取广大的中间群众。一些认为校园应是单一读书的净土，学生读书不必过问政治，并对国民党员、三青团员们的政治活动及个人品质啧有烦言的同学和教师，也多会对这个口号表示赞同。明知国民党当局不会接受这个主张，却已经使学校内的国民党、三青团在这一口号下陷于孤立。而在1949年以后，“天翻地覆”，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在全国范围内宣告领导一切，校园并不例外，在校内建立党支部，如同“支部建在连上”的革命传统，成为与在全社会各个领域建党建政一样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为了加强党的领导制度，保障和巩固革命政权之所必需，曾经作为对敌斗争武器的“党团退出学校”的口号，便自然地“得毋庸议”了。
加入民主青年联盟是我的“成年礼”
1947年暑假后，我转往育英中学，借了以同等学力考试的机会，跳了一年进入高一。所以转学，是由于期末考试化学不及格，要补考。我在小学时功课优等，名次总列前茅；进入中学后，数理化明显落后，这固然有我“偏科”的原因，课余时间往往偏重于文学阅读和写作，但更主要是认识上的问题：我相信并认定中国的根本出路在于革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都是本末倒置，没有以革命的政权取代专制腐败无能的国民党政府，无由建设，谈不到科学、教育和实业的发展。我们在学生时期不应该不问政治，而是要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埋首于理工科是迂阔的甚至是政治上落后的表现，如果只想学好功课，在毕业后谋求一个社会职业来养家糊口，更是自私自利的打算。只有以革命为职业才是值得羡慕和崇拜的选择。我还不能做出这样的选择，只是因为年纪还小。因此总想尽快走过在学校读书的阶段，好走向社会。
我在中年以后，多半因为节节败退，影响到性格，凡事退让，回避矛盾。少年时代，也许是所谓初生之犊，很有点自行其是的劲头。上中学以后，家里除了给我缴学费，对我的学业不大过问，哥哥姐姐自有他们的天地，更不管我。比如1947年暑假我想转学到哥哥原来的学校育英，其时他已离开北平，我就直接找到他高中时的国文教师刘曜昕。刘与我汇文的国文教师仇焕香是要好的大学同学，1946年春他曾为另一个要好的同学许铁谷代组副刊稿件，我哥哥把我的一篇杂文《由口舌谈起》交他转去（刊登于1946年6月7日锦州《新生命报》），刘曜昕因此对我有些印象。我请他替我写一同等学力的证明，便得以报名投考高一。
以自己的诗文习作向报刊投稿，也是我当时“闯世界”的主要途径。当时报刊多，忙于生计的人执笔的少，这是我稚拙的少作得以发表的原因之一。我认为作品的发表意味着社会的承认，而且心中窃喜的是，向一般报刊而不是向青少年园地投稿，编者并不把我这个投稿者当作青少年加以优容，我的“竞争对手”是成年人。有一次到《新民报》去领署名“燕翔”的小品的稿费，编辑部办公室的先生们问我给家里的什么人代领，我说就是我自己，有人说“看文章以为你四十多岁了呢”。当时在座的“大人”，也才不过二三十岁；其时报社的经理张恨水，好像顶多才五十岁吧。
这样，我在1947年10月参加民主青年联盟，潜意识中便觉得这是党组织对我政治上成长的认可，犹如我所履行的“成年礼”。
这次“成年礼”是由中共北平城工部中学委李营主持的，但当时我只知道他是民联也是学运的一位领导人，连他的姓名都不知道，称他为老丁。地下活动，也不便多问。1949年后不久，就听说他离开北平，后来听说他在南京一个机械学校任职。直到90年代我在他上海寓所跟他重见，其间间隔了近五十年。他从山东老家负笈京华，最初在北京艺专学习美术，后来成为我少年时向往的职业革命者，从晋察冀边区领受任务，到日本占据的北平做地下工作，长期过的是食不得饱、居无定所的生活。但他在各个学校，在他所联系的群众中如鱼得水地游弋着（我在汇文初中那两年，就一直在他的视野之内）。他当时的身影至今留在与他接触过的、由他联系和领导的同志们心中。这在北平学运的史料中有一些抹不掉的但远不完备的记录。1949年后，却开始了他被排挤甚至被叛卖的历程。他平生之所经历，反映了大半部现代史上国步的艰难，知识分子命运的坎坷。
我到育英高中找到地下党的负责人李永华，汇文的周世贤已向他打了招呼。他先安排我参加了朴景丰、朴景绩、韩玉珠等的读书小组。正式宣誓加入民联后改由张万起联系，编为一个三人小组。
比起汇文这个被称为“民主堡垒”的学校，育英的政治空气沉闷得多。1947年秋，与育英并称“兄妹校”的贝满女中发生了一件大事——女教师陈琏被捕了。在贝满引起怎样的波动我不知道。但在一墙之隔的育英，除了我们这些关心政治并靠拢地下党的同学挂心以外，竟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让我惊异并痛心于人情的冷漠。贝满初中部教学楼，紧靠基督教公理会的教堂，门前共一片光鲜碧绿的草地，沿着墙还有一排银杏树，正是秋光下银杏举着满树扇形叶片的时候，草地上也落满一时扫不净的金黄小扇子。我们的读书小组曾经从教堂后身的彩色玻璃窗进入内厅，在那里讨论什么问题。陈琏出事以后，我们再也不到那里去了。
许久以后恍惚听说，陈琏并不是由于在校内活动而暴露，或被校内的敌对者侦破告密，而是受一起校外案件的的牵连；那个秋天，在北平有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秘密电台暴露，地下党组织遭到很大的破坏。
地下党抓紧在党内和民联内部进行了气节教育，为的是所属组织成员一旦被捕，能够自觉坚守革命气节，不向敌人低头招供，不泄露秘密，保护组织和同志的安全。记得张万起领导我们学习时，忽然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们是怎么来到世上的，一时我竟摸不着头脑。后来我弄懂了他的思路，原来是启发我们，父母之生子女，其实出于偶然；我们无须特别的感恩，格外的留恋。这是预防敌人抓到我们的同志，软硬兼施，恫吓和用刑之外，或许会攻其软肋，动之以情，利用你对家人（年轻学生无妻儿可言，自然首先是父母）千丝万缕割舍不开的感情，而向敌人屈服，忍辱求生。
我可以从自己记忆里找出中外历史上许多宁死不屈的先烈。远的不说，鲁迅就引用过白莽译裴多菲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还有我偶然从鲁迅那里读到的警句：
名列于该杀之林则可，悬梁服毒，是不来的。
（《祝〈涛声〉》）
真是掷地作金石声。我把鲁迅这两句“散文”，用“诗”的形式分行排列，写成我私心遵循的座右铭。
我设想一旦被捕，我将数着铁窗的栏杆，数着日出日落，像高尔基（？）咏唱的“太阳出山又落山，监狱永远是黑暗……”，不仅听同伴们在拷打下呻吟，我自身也会在鞭笞下皮开肉绽，但我会铁下心来，初衷不改，以此对同志，亦对敌人。我以我熟悉的《念故乡》的曲调（就是德沃夏克《新世界交响乐》中那段黑人风谣曲）填了两段新词：
太阳东，太阳西，太阳在哪里？
东山出，西山落，监房关住我。
北风吹，雪花落，孤雁落沙窝。
夜又长，冬又冷，囚徒好难活。
不能唱，不能说，心痛如刀割。
铁栏杆，撞不破，光阴怎么过？
光阴怎么过？光阴怎么过？
太阳东，太阳西，太阳在哪里？
东山亮，西山灭，白日黑如夜。
受不尽，苦刑罚，皮开肉尽裂。
叫伙伴，喊兄弟，周身溅红血。
红蜡烛，流血泪，呜咽哭欲绝。
好儿女，好儿女，到死心如铁！
到死心如铁！到死心如铁！
这是我的《囚徒歌》，也可以说是我在白色恐怖下的誓言。尽管我最终没有被关进国民党的监狱，但在白色恐怖下，整个社会生活中的压迫和窒息，感受不自由的痛苦，的确如同置身于没有门窗的暗无天日的铁屋——一个大的监狱。我是其中一个小小的囚徒，又岂止我是一个囚徒！
许多年后确认自己的无知
在囚徒一样的日子里，只有想象是充分自由的。如果说英法文学常常引领我出入“双城”的宫闱，繁华的市肆，唯有俄罗斯的作品，让我不时地遨游于草原、森林、雪野中的庄园；雪橇和马车的铃声，甚至船夫吆喝的号子，仿佛在不远的地方召唤我。于是我从列宾的名画，不仅看到了壮丽的伏尔加河边衣衫褴褛的船夫群，而且听到了从生命深处迸发的《伏尔加船夫曲》那一唱三叹的旋律和节奏。
我写了《给伏尔加河船夫》倾诉衷曲：
唉唉，这是怎样/旷古的悲凉啊，/在北极星下面，/在白桦林里，/在伏尔加河/呜咽的秋天。
…………
两岸上有高矮的丘陵/和数不清的白桦树，/然而一同垂头，/然而一同歌哭。/奴隶们倾吐了/悲凉的凄烈的诅咒，/荡漾在河上。/永远也不会消蚀的声音啊，/又穿进了前面的白桦林，/白桦沙沙地/像撕破成匹的缣帛，/也撕破了坟山似的静默。
…………
这是1947年9月17夜一气呵成之作。那时我已因倾心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推而及于苏联。在我心目中，俄罗斯自然与人文的辽阔、博大，与我想象中苏联的光明和生机融为一体，成为我无限向往的人间乐土，正是为了这片乐土免受法西斯匪徒的蹂躏，上千万的英雄儿女献出了生命，付出悲剧性的巨大牺牲。这些我已经从上海“苏商”出版的《时代》月刊和《苏联文艺》上读到，并深深铭记着了。因此在悲悼19世纪伏尔加河上船夫的命运时，我确信无疑地写道：
我的眼睛在古中国之夜/看见了/伏尔加河上/在闪闪地发光啊。/在白天，在夜里，/白桦林还是在沙沙地唱呢。/而奴隶的命运，/却已经死掉了，/已经死掉了，/被你们亲手埋葬了！
在诅咒沙皇，诅咒沙皇治下的俄罗斯的时候，我想我无愧为专制主义的死敌，正如我此时此刻与蒋介石及其一党专政的独裁政权不共戴天一样。对于1917年以后的“新俄”即苏联，我也积累了不少信息：工业化特别是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厂、库兹涅茨克煤矿、德聂伯河水电站这些五年计划的宠儿，农业集体化后集体农庄以大型康拜因（联合收割机）收获富饶的生活，多民族大家庭的男女老少穿着节日盛装载歌载舞，还有静静的顿河边上的萧洛霍夫、斯大林格勒日日夜夜中的西蒙诺夫……众多才气纵横的作家和诗人。但我偏偏忽略了，几十年间的苏联也是一党专政，并且像沙皇时代一样定于一尊，掌握着不与任何人分享的绝对权力。
那时候，西方世界称苏联为“铁幕后的国家”。这种说法被归之于反苏反共的冷战语言，今天从历史的高度看，苏联不仅对西方设有敌意的防护性的铁幕，而且在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之间，在党和政府内部各部门之间，以至高层人员之间，也以保守机密和维护意识形态纯洁性的名义，层层设防，只有最高领导人及其亲信的情报和保卫机关（从早年的“契卡”到后来的“格别乌”“克格勃”）头目享有最大的知情权。因此，在苏联，说铁幕无所不在，也不过分。一个毫无透明度可言，政治上崇尚暗箱操作的国度无异于不见天日令人如聋如瞽的“铁屋”。有人告密，有人失踪，成了斯大林时代的家常便饭。
这些，我在1956年苏联解冻后只是略有知闻，多半还是在80年代中国初步开放后，特别是苏联瓦解以后，才逐渐较多了解的。例如斯大林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议决残杀波兰军人（15000名）的卡廷惨案，多年诿过于他人，直到戈尔巴乔夫执政，才向世界公众承认并向波兰道歉；有关斯大林内政外交的许多内幕，也是近年随着档案解密而陆续公开的。
我于苏联的党史，除了曾集体学习斯大林主持官修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外，长期来对真正的史实所知无几。
苏联毕竟是“外国”，其实，我对“本国”的事情又知道多少呢！
回忆1947年的秋天，我知道战局已经大大改观，跟春间胡宗南攻占延安时攻守异势。眼前的例子，11月间近在咫尺的石家庄宣告解放。12月末，我们民联小组里便学习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一文，虽然无法预测，但随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进展，总是离我心向往之的、由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组成的联合政府执政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越来越近了。如同毛泽东多年前煽情的说法：新中国航船已经露出桅杆顶尖，我们在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时渴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一个和平民主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可能在内战打败蒋介石以后得到了。即使在这“光明的际会”前的一刻被捕、牺牲，也可以为这前景感到欣慰了。
不久以前，2002年初，我读到了俄罗斯学者A·列多夫斯基文中介绍的、经俄罗斯科学院《远东问题》主编A·格里戈里耶夫教授核对的一份历史文件，毛泽东1947年11月30日给斯大林的电报。其中报告了战争胜利进展的形势：“人民解放军进行了四个月的反攻（7月至10月），歼灭国民党正规军38个半旅。”“在南部战线和北部战线的所有地段上，敌人的进攻已被阻止。我们的军队掌握了主动权。人民解放军的50个旅40万人进入了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地区。”斯大林在上引第一段歼敌“38个半旅”和整个第二段上都画了横线作为注意的标记。这些内容都与我们当时见到的文件和后来历史记录一致，读来没有什么新异之感。
而使我吃惊的，是斯大林画了惟一一处双道竖线强调注意的：
在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时期，要像苏联和南斯拉夫那样，所有政党，除中共之外，都应离开政治舞台，这样做会大大巩固中国革命。
云云。
据说，斯大林以中国的民主党派不同于苏联和东欧的非共产党，否决了毛泽东的这一意见。其时苏共和南共的矛盾尚未公开，但斯大林对于将铁托革除教门当已胸有成竹。不知他看到毛泽东把南斯拉夫和苏联并提，会有什么感触；而斯大林在相当一段时期曾担心毛泽东走铁托的路，则是较多的人较早就意识到的了。
1947年9月，中共中央制订并公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我们也在民联小组内学习讨论过。孙中山“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的主张，“耕者有其田”的口号，都是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补课”所已经知道的，在我，认为毛泽东讲过新民主主义就是新三民主义，然则在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也只是实现孙中山“革命尚未成功”的遗愿而已。没有实际政治经验，也没有政治头脑，虽置身国共两党决死斗争的格局之中，却没有了解此时此刻解决土地问题的政治意义，根本没想到这是给同盟者以实际利益的重大举措，借以动员广大的贫雇农团结在保卫胜利果实的旗帜下，从兵源和物资两个主要方面支援前线，同时结束抗战时期止于减租减息、容纳地主阶级联合抗战的局面，划清阶级阵线，孤立并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巩固后方政权。
我生于大城市，没有农村生活的直接经验，有关农村生活的见闻都是从书本上看来或辗转得之于传说。我想象中的地主，已经不是鲁迅笔下的赵太爷和鲁四老爷们，而是赵树理《李家庄的变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里的人物，还有古元、彦涵木刻里的形象。我们在讨论封建剥削的时候，一时对利滚利“驴打滚”叫不顺嘴，有人就解释说，就像欠人一头骡子，还债时得算成大骡子下了小骡子，小骡子又下小骡子，加倍翻番；我们这些城市中学生闹不清骡子是绝后的。我们热烈地讨论要理解《土地法大纲》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将比减租减息远为彻底地消灭封建剥削，消灭不平等的社会现象，使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身过幸福生活。
我们的理解，在一般原则层面上是不错的。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当时试点已有的实践，特别是群众发动起来的后果，预计达到的目的和始料不及的局面中出现过哪些问题，这个背景不清，我们始终只能停留在理论上的欢呼拥护。偶然听到学校里或社会上对农村土改负面现象的议论，条件反射地断定为造谣诬蔑。有一个功课不错、待人也无可挑剔的同学，家在良乡，经过土改，似是划为地主的家庭遭到“扫地出门”，他家里便有成年人集结为还乡团反攻骚扰，他本人也因此仇恨八路军，并走极端，投向特务（或特务外围）组织。我起初因对他印象较好，不相信他这一选择，证实无误以后，对他是惋惜加上警惕，但我却没有从另一方面想想，土改中具体政策的制订或执行，是否发生什么偏颇。在消灭封建剥削性质的土地制度时，对一般地主和恶霸地主有没有加以区别，对地主分子和地主阶级一般家庭成员有没有切实给予生活出路，不使他们铤而走险，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革命的阻力，减少革命运动的后遗症。这都是后来直到今天回首往事，一些事后诸葛亮式的想法；这些想法其实也是中共领导群众运动曾经总结过的经验教训，曾经提示过的政策性和策略性考虑。当时我们这些置身事外者根本没有想到，而当时党的各级干部本来是应该想到，有些重大的偏差是应该防范于前、补救于后的。
而除了《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毛泽东1948年4月在晋绥的讲话中稍涉纠正土改中的左倾错误以外，多少年来公开的著述中，土改也如其他任何一次政治运动一样，只有成绩方面的正面陈述，而曾有的弯路、偏差、错误倾向直至侵犯了不该侵犯的人的利益，杀害了不该杀害的人，都属于研究和宣传的禁区，因而汲取教训也就无从谈起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