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真快啊，八年前的长宁仿佛一夜间变了，满大街在一觉醒来后都被一个“拆”字吞没。当我背着书包骑着我爸用好几辆自行车拼成的脚刹车穿行在大街小巷赶往学校时，差点没和一辆轿车追尾，上面下来的不是别人，是林若茵。
美，真美！见过引发里根遇刺案的演员JodieFoster吗？除了我妈遗像外，唯一被我贴在我家墙上的就是她。有人形容她“像独自行走在夜幕下的女神，英姿飒爽，有着颠倒众生的咄咄气势”。对，林若茵就是这种。她是公认的校花，没有人不想追她。但她高傲，像一块北极的冰，你永远不知道她心里在想什么。更没有天理的是，完全靠颜值就可以赚得一片好未来的人学习还那么好。我不知道她是怎样做到的。反正她一转学到我们那里，我就再也找不到第一名那种俯瞰世界的感觉了。那些老师也围着她转，特别是潘宇那个孙子。
我摇晃着手里的酒，和粤民碰了一下杯，“干！”
“你在嫉妒？”
“我来不及嫉妒，有更重要的事让我心神不宁。我妈死得早，我爸一个人养我不容易。我们住的地方叫陶瓷厂，你懂瓷器吗？就是这个。”
我拿起茶几上一个瓷盘，给粤民煞有介事地讲解。
“我爸就是设计这个的，画图纸，勾花边，定模型，他能精确到一丝一毫。有一年，他突然下岗了，我们一下子不知道该怎么活了。但活人不能让尿憋死，我爸从来不当我面示弱，他是那种看起来像技工干起活来又像力工的人。他试过卖油条，试过串糖葫芦……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我的学费越来越贵，饭量也越来越大。最终，你知道他干什么了吗？拿笔杆的手操起了秤杆，开始支起摊儿学着卖菜，他说至少可以让他儿子多吃点好菜。他觉得他的儿子迟早会有大出息的。”
粤民和我又碰了一下杯。
2005年，当我在十一月的东北天气里看到满大街“拆”字的时候，我就意识到，我家的炉子或迟或早热不了我们的饭盒了。直到一年后的一天，我看到“拆”字上了我家的墙。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感觉吗？
粤民摇摇头。
你打过家雀吗？掏过鸟蛋吗？你看见过把鸟蛋跟鸟窝一起抠下来放在一堆柴火上烤着，吃得正香呢，大鸟回来后一头扎向火堆时的眼神吗？你这个南方人真操蛋，什么都不懂。就是那种感觉。那几天，我问我爸，我说你咋想的？我爸没吭声，低头给他的倒骑驴链子浇油。我急了，吭个声啊，这两间窝棚真给拆了，咱俩住哪儿去？我爸说，上好你的学，这些不是你能管的事儿。一句话，比夜还黑，让希望看不到一丝光亮。
接下来大段沉默。房间里落地钟摆的声音幽灵一样穿梭在我和粤民的呼吸之间，好像在提醒我，在这个世界上我仍活着，而且活在我曾经、现在乃至未来都最最厌恶的国度里。粤民给我倒了杯水，水撞击杯壁的声音，让我的记忆愈加清晰起来。
每天早上，我爸两点准时起来骑着倒骑驴去一个离我家二十五里路的批发市场进菜，再驮回来一秤一秤地卖。固定的摊位一个月要缴几百块钱管理费，他舍不得，所以总在路边卖。他被城管撵得到处跑，倒骑驴摊子被扣过，被掀翻过，他的秤杆被撅折过……但这些，他从来都轻描淡写。
那次，有人找他谈，不说内容是否对等，但态度起码是对话的形式，这让我爸很受鼓舞。来的人说一平方米八百，我家那两间平房排完尺后一共四十二平，那人拿出随身带的计算机一按，清脆的声音重重地凿在我爸粗糙的耳膜上，三万三千六百元。头一年的议价高中自费线是九千六百元，当年的楼房均价是一平二千七百元。
放学回家，我爸头一次像迎接贵宾一样迎接我。要知道，大年三十他都得等把菜卖光了才肯回来。那天真出奇。我用研究欧姆定律的眼神看着他，他来回搓他的手，“皓明，咱这房子估计保不住了，但公家给的钱不到哪儿，你眼瞅着要上大学。我听他们说，找找人能兴许多给点儿，我打听过了，分管拆迁的副市长姓林，刚来一年多，他女儿好像和你同班。”
我说，“爸，这事交给我吧。”我觉得我当时特爷们儿。
又是长久的沉默。
粤民拉开窗帘，夜晚被往事掳走，天空已经泛白。但我知道，扑面的夜一直都在，就像刻在脑海里始终挥之不去的某些时光会在某一刻兴风作浪，将所有撕心裂肺的感觉一起涌上来让你翻江倒海；就像道貌岸然的雪，将所有好的，坏的，纯洁的，污秽的通通覆盖；就像抓到手里的一副牌，大的，小的，好的，烂的，只要有人和了，你都要推倒重来。
那之前的呢？就让它面目全非吗？只能让它面目全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