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的香李树和我姑姑同岁，树种是一位姓梅的江湖郎中赠送的。梅郎中在一次乐安河发大水时趴在一棵树上被冲到了我们美人洲，被我爷爷救起时已经在树上趴了两天三夜。这位梅郎中的祖辈在清宫内做过御医，经常出入三宫六院。香李的故事颇有点传奇色彩：为了给皇太后治一种怪病，梅御医采集了九九八十一颗李子核，这几十颗李子核分为九组，每组九颗，每一组都先后在九名宫女口中分别含上九天，也就是说每颗李核都必须在宫娥美女口中含上九九八十一天方可入药……这段故事我写进了我的另一部小说《冰梅》，此处不赘。梅郎中和我爷爷一道种下这颗香李种子的时候，我奶奶还不知道自己有孕在身，而梅郎中却指着我奶奶平坦的身子说：“蔡先生，女娃儿生下来就叫香李可好？”
第二年，香李苗苗从土里钻出来不久，我姑姑降生了，取名香李。
仍说那天我爷爷带我姑姑去县城卖香李的事。
按我们村上的习俗，栽种在房前屋后的花果是让村里的小孩子们偷着吃的，吃着玩的，不好拿到市面上去卖，谁卖了谁家小气，谁卖谁让人看不起。可那年我奶奶得了很严重的眼病，我爷爷的日子过得不怎么充裕，日子过得不怎么充裕的人讲的是实在，我爷爷就很实在，明白我奶奶的眼睛比名声更重要。因而，我爷爷决定用卖香李的钱给我奶奶治眼病。
那年我姑姑刚好十八岁，十八岁的姑姑就像三月的杜鹃，四月的红杏，五月的栀子，六月的鲜荷，浑身上下青春勃发。鸭蛋脸儿是那种手指轻轻一弹即有鲜红的血渗出来的娇嫩，穿一件蓝底细碎白花儿的大胸襟上衣，包裹不住的无限生机从胸间喷薄而出，一条粗黑的辫子直垂腰间，发梢上插种着一朵雪白的栀子花，就像身后跟有一只蝴蝶在翩翩起舞。尤其是那细腰圆臀，更是惹眼地将那些联想丰富的人们的目光诱惑了过去。可惜我姑姑生不逢辰，放在当今，这样的“范儿”，什么样的天下打不下来。
我姑姑还长有一张甜嘴，她站在香李摊子跟前，眼睛迎着一个个向她走过来的人，大叔大妈大哥大姐地叫着，还给你一个甜甜的笑，称过李收过钱甜嘴儿再轻轻巧巧甜甜蜜蜜送你一个“谢”字。不到中午，一箩筐香李就卖完了。到钱庄将钱兑换，竟卖了整整两块大洋。那天，我爷爷特别高兴，一路上划着桨沙着喉咙唱着赣剧饶河调，回到家还当着一家人的面说：
“今天的香李不仅卖完了香李，还换回了一箩筐眼珠子。”见大家不明白，又说，“香李，把衣服脱下来抖抖，说不定还不止一箩筐呢。”
一家人大笑，笑得我姑姑脸上飞霞。
第二天，我爷爷我姑姑起得更早，一树的香李摘得干净，风风火火地来到县城。
仍是昨天卖香李的地方，一辆老式福特牌小轿车脚赶脚地来了。车门开处，下来一位身穿一件海蓝色旗袍的中年女人。
据说，我爷爷回家后多次着意描述这位中年女人，他描述的情景和几十年后我在一次联谊会上碰到的情况差不多。我说的那时，文学已经开始走向败落，而许多人又想附庸风雅，这就有了我那次参加的作家和企业家的联谊。联谊会是在上海五角场的一家五星级宾馆的十八层楼上举行的。联谊会主持者是上海市作协的一个头头，他怕我们这些人无端地会冒酸气，在鼓吹了一通所有参加联谊会的企业之后，又告诫我们要不失礼貌尊重事业有成的他们，并委婉地指出我们早已列入日程安排的香港五日游能否成行，就维系在他们一干人身上。作协头头的金玉良言吓得我们一晚上坐在角落里不敢吭声。企业家就是企业家，一个个西装革履大腹便便，举手投足颐指气使气度不凡，身边的女秘一个比一个靓丽，一个比一个珠光宝气，似是每进来一个就多一份亮光。然而，真正震慑我们的是一家英吉利服装公司的一位服装设计师。她的出现使我们终于明白了怎样的女人只能叫漂亮，怎样的女人才能称美，而真正称得上美的女人实在是难得一见。严格说来，设计师算不上企业家，至多是个高级打工仔，出席联谊会也是帮人打工而已——她是临时受命代老板而来。服装设计师并没有为自己特意设计什么服装，仅一件湖蓝色旗袍而已。但是，就此一件旗袍竟像她身上派生出来的一样，自然，得体，犹如美丽的芙蓉的花和叶天然地生长在芙蓉树上一样。她没有佩戴任何金银首饰，只一朵白玉兰造型的玉色胸花别于左胸前，仅此而已。设计师的出现让场上所有女性黯然失色，连惯于品头论足的我们都一时三缄其口，更没有人敢想入非非。第二天，我们四处打听，才知道这女子毕业于剑桥大学，乃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四大家族之一宋家的后裔，连胸前的“白玉兰”都是蒋夫人宋美龄先生的馈赠。于是乎，我们共同得出一个结论：暴发户就是暴发户，贵族就是贵族，二者本质区别如同天地；三年可以出一个暴发户，三代未必能出一个贵族。
我爷爷当时的感觉和我差不多，他说我姑姑和站在轿车旁的女人相比，一个是新春的嫩柳，一个则是初夏的君子兰。两者都好看，而又明显不在同一个份上。
气质不凡的中年女子眼角都不愿瞄一下我爷爷，而是远远近近地盯着我姑姑上上下下地看了几分钟。我姑姑也看了她几眼，也给她送了甜甜的笑，最后小嘴儿还哆嗦出了一连串的“谢”字——中年女子用五块大洋买下了全部的香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