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章回小说》1999年第10期
栏目：著名作家回忆录·中篇征文
这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那年我二十二岁，正是风华正茂的年代。
一九四三年我十九岁那年在北平做地下工作，一九四五年因为哥哥工作上的疏漏，牵连到我也暴露了目标，便经过封锁线，撤到冀中解放区。
根据我的条件和工作需要，我当时担任了三种职务：《冀中导报》的编辑，冀中军区司令部的秘书，晋察冀第八中学的教师。那时，我的精力是多么旺盛啊！工作热情是多么高涨啊！
我在军区司令部是兼职秘书和翻译。我们的司令员是打仗很有名的长征红军干部孙毅，他曾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的参谋长，因为留有两撇小黑胡，外号“孙胡子”。他以老首长的派头，戏称我为“小鬼”，同志们把我也当成手足姐妹，对我的婚变遭遇十分同情，并给我以安慰，使我这个孤苦伶仃的人，真正进入了一个幸福的革命大家庭。
在我出席的许多军事会议上，以我的学识和年轻，成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有一次在会议后，分区司令员们都退席了，屋里只剩下我和孙毅司令员。我看出他是故意留下来找我谈话的。
“小柳哇，我想问问你，你对婚姻问题是怎么个看法？咱这里还是战争环境，虽然咱们打了八年的持久战，可是婚姻问题却是要速战速决呀！……”
我知道他要批评我的恋爱观，便岔开他的话，故意问他：
“那您跟您的爱人大田是怎么谈恋爱的呀？”
“非常简单，有人给我介绍了田秀娟，那一天刚打完仗我就去了，彼此聊了一会儿家庭、工作情况，就谈到了眼前的打仗。那时，部队正学习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于是我兴之所致，谈起了怎样理解和在指挥战争中如何运用持久战的战略战术问题，一下子就谈了好几个钟头。大田坐在我对面，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我看见太阳已经西沉，天色不早了，才忽然想起这回我不是下部队来讲军事课，而是来搞对象的，这才把论持久战的话题猝然停下。我生硬地问她：‘大田，我还有要紧事，咱们只能改日再谈了，你看，咱俩搞对象的事，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吗？’她说：‘没有，你对我有意见吗？’‘也没有，那咱俩就算成了。’这不，没多久我们就结婚了，到现在不是很好吗？我打仗，她做地方工作，志同道合，奋斗目标一致。不像你们城市的知识分子，一谈恋爱就几年，结果一结婚没两年还散了。小柳，你可别那么‘小资’呀，你要是嫁给军人，享不尽的福，你看我手下的指挥员，哪个不是生龙活虎呀！”
是的，孙司令员的话一点儿也不假，我渐渐地迷恋上了军官。我和他们中的参谋、作战科长相处得都挺好：他们一清早就到房根叫我起床，教我打裹腿，整理军容风纪，然后跟他们一起去出操；我还被批准和他们到中灶伙房一起吃饭。在饭桌上他们谈论的战争话题和战斗中的小故事，是我永远最感兴趣的事情；晚饭后，我站在村边的场院里看他们打篮球；傍晚时，和他们在村边的草路上散步。虽然我内心中是那么尊敬和喜爱他们，他们也都想方设法地追求我，但我避免和他们中的单个人过多地接近，绝不跟任何人发生恋爱。我仍然沉浸在吮吸流血伤口的悲痛中，那场婚变的悲剧注定了我一生的不幸。
一九四六年春天，蒋介石已铺开了全面内战的格局。平津的兵力已经部署完毕，这些美式装备的国民党部队，开始了向冀中区的进攻。冀中区的领导机关很快就南退六十里，从任丘转移到了河间县城。
报社和司令部都设在县城西关，离得很近。我到报社去看稿，在司令部翻译英文电讯，两项可以兼顾。后来县城东头有一座中学，听说我是大学生，非要求我去兼课不可。我一人兼三职，一时间成了风云人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