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至诚“回归道山”，林斤澜立即写《念至诚》发在《钟山》。旋又“无端觉得《念至诚》那篇文字，写得草率。无端以为那样的文字，不能让至善至美看见，更不用说叶圣老了。”林斤澜又写了一篇《再念至诚》，发表在《文汇报》上。
林斤澜说，他和叶至诚高晓声有着很深厚的友谊，而叶至诚一家三代都认识，都觉得亲切。三代作家，三代好人。
1950年，苏南新闻专科学校分手后，林斤澜即到北京人艺写剧本，后来转到北京文联，成为专业作家。叶至诚腰间挎一支驳壳枪，参加土改。他作词《啥人养活啥人》一歌，风行大江南北。叶兆言说，“父亲福星高照，官运亨通。到1956年春天，刚满30岁的父亲已是省文联党组成员，是创作委员会的副主任。”他的妻子是江苏锡剧“皇后”姚澄。
可是，叶至诚不是当官的料子。他的梦想还是当一个大作家。
灾难很快降临到叶至诚的身上。陆文夫回忆道：
我和方之、叶至诚、高晓声聚到了一起，四个人一见如故，坐下来便纵论文艺界的天下大事，觉得当时的文艺刊物都是千人一面，发表的作品也都是大同小异，要改变此种状况，吾等义不容辞，决定创办同人刊物《探求者》，要在中国文坛上创造一个流派。经过了一番热烈的讨论之后，便由高晓声起草了一个“启事”，阐明了《探求者》的政治见解和艺术主张；由我起草了组织“章程”，并四处发展同人，拖人落水。我见到高晓声的那一天就是发起《探求者》的那一天，那是1957年的6月6日，地点是在叶至诚的家里。流派还没有流出来，反右派就开始了。《探求者》成了全国有组织、有纲领的典型的反党集团，审查批判了半年多……
叶至诚在回忆文章中写道：“宣布审查‘探求者’之前，专业作者集中到省文联学习，方之和我同住一个房间，同睡一张着地铺的草席。一天，召开文联委员会扩大会议……一个一个的发言，都说‘探求者’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到宿舍，方之和我坐在草席上默不作声。很久很久，方之忽然冒出一句：‘你是老大哥，我总归跟你走的。’我无法回答……你跟我走，我跟谁走呢？我再也忍不住，哭了。方之也哭。哭了一会，方之又说：‘这中间只有我们两个党员，应该把责任担起来。’我说：‘主要是我的责任。’……此后，我们便被宣布隔离审查了。”
要求艺术变革（注意：并非变革政治！）的一群人，活生生被打成右派，打人另册！叶至诚在一个会上戴上右派帽子，散会时摘掉帽子，这是照顾关系，他毕竟是叶圣陶的儿子。这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的畸形儿。但，“探求者”一案，由于康生动容，最终一网打尽，无一逃离厄运。只是叶至诚有个容身单位，高晓声就一棍打死，一撸到底，遣送老家当农民，“土里刨食”。
南京的同学被打成了右派。北京文联的秘书长也要把林斤澜打成右派，成立“林斤澜专案组”。但林斤澜逃脱了，结论是：“没有材料。”
叶兆言说，“我生于1957年，这一年父亲被打成右派，此后的20年中，他的生活一直是灰色的。”又说，“父亲从来就不是一个坚强的人。父亲的一生太顺利了。突如其来的打击使父亲完全变了一个人……刚刚三十出头的父亲，一头黑发，几个月下来，竟然生出了许多白发。父亲那时候的情景是，一边没完没了地写检讨和‘互相揭发’，一边一根又一根地抽着烟，一根又一根地摘下头发，然后又一根又一根地将头发凑在燃烧的烟头上……‘由一个探求的狂士变成了一个逢人便笑呵呵点头弯腰的阿弥陀佛的老好人、好老人。
“在我最初的记忆中，父亲就是一个倒霉蛋。”
“我的印象中，父亲永远是低着头听人说话。1957年的‘反右’会这么有力地摧毁一个人的意志，今天想起来，简直不可思议。人往往会变得比我们想像中的更可怜。父亲真正做到了夹起尾巴做人，小心翼翼做任何事。”
“到了‘文化大革命’，作为‘右派’，父亲首当其冲是打击对象……‘文化大革命’彻底摧毁了父亲经过‘反右’残存下来的那点可怜意志，诚惶诚恐认罪反省，不知所措交代忏悔，父亲似乎成了木头人，任人摆布。”
林斤澜说，“文革”时，北京文联解散了，他在一个电影院里当了领座员。这个活比较轻松，今天看去有点滑稽，那时的电影绝不好看，要不然，领座员还真是一个美差呢。后来林斤澜调到一所中学当图书管理员。校长说：“我们学校的图书还没有你家多呢。”林斤澜便称病在家了。
我看到一则“文人轶事”：“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乃指公平交易。‘文革’中，林斤澜买扒鸡，付钱讫，售货员亢然高唱：‘翻身不忘共产党！’林稍怔，见彼愤然有鄙色，即肃然对日：‘吃鸡不忘毛主席！’方得鸡矣。”我问林斤澜这是不是真的，他说的确是这样。林斤澜在“文革”之初也曾被批斗。一个工人作家在身后做林斤澜的“喷气式”，把林斤澜做得挺疼的。怎么回事啊？林斤澜回头看他，他向林斤澜深情地笑笑，意思说：“啊咦，意思意思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