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是看父亲改，实际是商量着共同改。父亲一边看我们的文章一边问：这儿多了些什么？这儿少了些什么？能不能换一个比较恰当的词儿？把词儿调动一下，把句式改变一下，是不是好些？……遇到他看不明白的地方，还要问我们原本是怎么想的，到底想清楚了没有，为什么表达不出来，怎样才能把要说的意思说明白……简直是严格的考试，同时也是生动活泼的考试。我们都乐意参加这样的考试。”
很少有比这更温柔美好的回忆了。
那时候，我摊上流亡学生的命运。……
林斤澜羡慕叶至诚，理由充足。林斤澜的父亲虽是校长，但他尽忙社会的事，学校的事，况且生养子女十个。林斤澜小学时，好长一段时间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是教四书的老先生，一周教林斤澜一篇《古文观止》，也讲《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但他毕竟不是作家，能教人写作。林斤澜很爱写作，在温州中学上二年级的时候，散文《新路》在校刊上发表，温州中学百年校庆时，找到了这篇处女作。林斤澜有篇散文叫《月明星稀》，记述小学生活，班上有个作文和他并肩竞走的同学，作文中运用了成语“月明星稀”，受老师表扬后，被同学传诵：“月——明——星——稀——”七十多年后，林斤澜的耳朵里，仍有童声合叫的余音袅袅。1937年冬，林斤澜进“闽浙边抗日干部学校”，班上有个年龄仿佛的“古典美人”，对林斤澜说作文：“‘的’字很重要”；“没有‘的’字好像不是句子”。所谓“的”字，说的是定语。近七十年过去了，林斤澜至今还记得。——叶至诚少年时，就和兄姐出版了《花萼》《三叶》，前者由宋云彬作序，后者由朱自清作序。少年叶至诚，已经显露出叫人目瞪口呆的才气。
林斤澜对我说，他钦敬叶圣阿。而我对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多收了三五斗》和《五月卅一日急雨中》还有看头，而长篇《倪焕之》读后就有上当的感觉。“研究会”里朱自清《背影》可观，冰心找不到一篇杰作来。林斤澜说，他们不是单一的作家，比如叶圣陶，他不仅是作家，他还是编辑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他们各有人格魅力。叶至诚中学时，并不刻苦读书，偏科厉害。上课时，眼睛盯着抽屉看外国小说，老师绕到身后他浑然不知。忽然警觉，老师却说：“喂，你看了借给我看看。”——1944年，叶至诚高中读一半，厌倦了，要求辍学，更不想读大学，叶圣陶居然同意。林斤澜说，叶圣陶是看清了中国教育的失败！后来叶至诚要求到苏北解放区去，叶圣陶也欣然同意：当年国民党实在腐败！
解放后，运动一个接一个，不讲人性，不讲人道，不像人间，老人也看得非常清楚，默然无奈。他每饭必酒。“文革”之前，叶圣陶问叶至诚，“斤澜”两字典出何处。叶至诚转问林斤澜，林斤澜说：“无典。”“文革”开初，林斤澜到他东四十二条四合院的家，忽听“哗啦哗啦”，叶至诚一笑，悄悄说是他爸在搓麻将。这在“文革”时期，简直就是傲贼！叶圣陶的晚年，活得不耐烦，想死。为什么活得不耐烦，想死呢？老人没有讲，叶至诚也没有讲。林斤澜揣摩，一是耳朵眼睛已不聪明，与人隔膜，与世隔绝；二是“文革”的阴影太深了！但，尽管这样，他还与人应酬。一回林斤澜到他家，他就问：“据说你到欧洲去了一趟。暖，什么时候过来，仔细说说见闻。”林斤澜对我说，他哪里喜欢听呢，只因不冷落人罢了。
林斤澜说，叶圣陶的四合院里，有阴森森的感觉。因为老人的孙子一辈有佝偻病，乍一见到，像是地沟里爬出来一样。
林斤澜对我说，叶圣陶“道德文章，山高水长”，叶至诚的人格为人，很受乃翁影响。父子成就不同，影响有别，但都是众口交誉的人物。他和叶至诚结交后，便成挚友。
叶兆言在《闲话林斤澜》中说：
父亲在北方有许多朋友，每次去北京，最想看的朋友，是林斤澜伯伯。我们父子一起去京的机会不多，在南京聊天，父亲总说下次去北京，我带你一起去看林伯伯。忘不了有一次，父亲真带我去了，我们站在一片高楼前发怔，北京的变化实在太大，转眼之间，新楼房像竹笋似的到处在冒出来。一向糊涂的父亲，一下子犹豫起来。他完全是凭着感觉，武断地说应该是那一栋，结果真的就是那一栋。
我忘不了父亲找到林伯伯家大门时的那种激动心情。他孩子气地叫着“老林”，一声接着一声，害得整个楼道里的人，都把头伸出来。我也忘不了林伯伯的喜出望外，得意忘形。两个有童心的老人，突然之间都成了孩子。友谊是个很珍贵的东西，杜甫在《奉简高三十五使君》中曾写道：“行色秋将晚，交情老更亲。”父亲那一辈的人，并不是都把朋友看得很重，这年头，名利之心实在太重，只有淡泊的老人，才会真正享受到友谊的乐趣。
……在贵阳，一次和当地文学爱好者的对话会上，我紧挨着林伯伯坐在主席台上，林伯伯突然小声地对我说，他想起了我父亲，想起了他们坐在一起的情景。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我的心猛地抽紧了一下，一时真不知说什么好。相逢方一笑，相送还成泣，我想父亲地下若有知，他也会和林伯伯一样，是绝对忘不了老朋友的。
对贵阳这件事，林斤澜一篇散文《亭子里的眼睛》也不约特意提到，“现在他父亲回归道山了”。可见林斤澜往心里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