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幺基本上算是被姥姥姥爷带大的，她的性格中有许多姥爷的影子，大脾气，再过不去的事，只一会儿就想开了，而且从来不计前嫌。致命的遗传就是不要强，幼儿园时孩子们每天都为争取小红花高兴或者不高兴，她从来都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她说，要那干什么，买一张红纸可以做一大堆。上小学仍然是我行我素，粗心大意，每一次考试总要被扣分。而且她总是能找到借口和退路，她说又不是不会，下次给你们考个一百分看看，结果她永远都没有拿到过一百分。她参加钢琴比赛得第二名，她说下一次看吧，下一次她仍然是第二。我们常常为幺幺的达观欣慰，觉得孩子这样也好，将来遇事不至于太脆弱。但同时也不无忧虑，她这样的个性注定不会成为一个好的音乐家，或者其他什么家，她缺乏走到最后一公里的毅力。
幺幺直到考上大学，才回过头来抱怨我，她说，妈妈，我们住的小区里有那么多的孩子，我一个朋友都没有。我常常听着他们在楼群外面玩闹的声音，你一次都没让我去和他们玩儿过。我想说，不是你自己选择学钢琴的吗？我还想说，在你失去很多结交朋友机会的时候，我的朋友圈子也消瘦得像一层薄膜啊！但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那时觉得自己是一个无比失败的妈妈，若是日子能回过头来重新再走一次，我宁可她什么都不会，也要给她一个快乐的童年。那一刻，我突然就接受了我父母的活命哲学。
我生幺幺的时候二十二岁，那个时期个性中充满着非凡的勇敢。公公那时在一个乡下医院当院长，家就安置在医院前面一个空旷的院子里。院子里有许多只能长在乡下而且叫不出名字的老树。仅仅是为了方便，我临时决定在那个我还非常陌生的地方把幺幺生下来，我不知道当时幺幺若是有知，她会不会恨我这个对待生命如此不负责任的妈妈。
妇产科的文医生已经五十多岁了，我们称呼她文姨。文姨性情温和，说话没个大言语，看着像个观音菩萨，目光中却透着医生的果断和笃定。我有一会儿觉得她天生就是一个妇产科医生，我问她，生小孩是不是很可怕？文姨笑起来，她说，你看看我的手，我手上每一个细小的皱纹都是孩子第一眼见世面时画下的记号，忙的时候啊我每天都要接生十几个，可怕还会有这么多人赶着生？想想也是，生育若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恐怖，一代一代的人为什么还都心向往之，还那般怀着喜悦迎接？文姨和我说话的时候还在不停地忙碌，她整理着她的产包，要拿去消毒。文姨面目清丽，看起来是年轻人的，可她的身材已经变形了，尤其是腿，走起路来已经罗圈了，那是长年累月累的。她已经在产床前站了三十多年，每年接生的孩子比病房门前的树叶子都多。她不需要与我签生死合同，她甚至无需对我交代什么，她仿佛只是双手揉搓间，一个小人就存在了。
我们常常夸奖幺幺是比较省心的孩子，其实每一个做父母的都必须有足够的宽容才能在养一个孩子的过程中间笑得出来，哪一个孩子的成长经历都会有一火车的惊险故事。幺幺在我的肚子里就充分施展了她自由随意的性情，正常孩子的胎位应该是头朝下，一直到出生都是头先见天日。她却不肯随常，我每一次去体检她都是头朝上，安闲打坐的神态。到了七个月上，医生让我依照他们规定的动作趴一趴，我为此吃了许多苦。辛辛苦苦趴一个晚上，第二天去查，终于把她给弄顺了，第三天再去查，她已经全面复辟，端坐在娘肚子里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她这无赖的模样一直延续到今天，比如她要我们帮助做一件事，我们若是说有什么特殊情况让她原谅，她就会不依不饶，甚至会说，你们有什么难处不是我的问题，先把我的事情解决了再说。我试图给她讲道理，我先生就会说，她娘胎里就这德性，你能扭得过来？我想想也是，那时候天天扭也没扭过来。我妈妈更袒护下一代，竟然把我小时候的不堪都给拉出来举例说明。她笑着说，什么样的妈妈就有什么样的孩子，你还不知道，我生你时就是先出脚，迷信的说法说是生相好，脚踩莲花，站生娘娘呢。但是我妈妈说完自己的神情也严肃起来。她生我的时候上边已生过两个哥哥，而且我极瘦小，还不到四斤。幺幺与我比起来，显然是个庞然大物。
敬川那时做律师，我要求他请假陪着我。我担心幺幺会不会愿意准时出来，耽误假期，所以我每天坚持做运动，每天都要走差不多十公里的路，做大体力运动，甚至自己洗衣服。幺幺比预产期推算的时间提前十四天出生，再次违抗自然规律。在此之前，文姨仍然让我坚持做胎儿复位运动，等她处于正常位置时，立马用绷带夹两块木板固定住她，终结了她自由转体一百八十度的来回翻腾。
那年的五月十四日早晨，我跟着先生正常出去散步，回来后突然觉得有小便失禁的感觉，还没走到家裤子已经湿了一片。我很害羞，觉得是走累了，造成小便失禁。我把衣服换了，洗了澡，再坚持把衣服洗了。我去文姨那里咨询已经是几个小时以后的事情了。文姨听了以后并没表示吃惊，什么都没说，只是立刻让我回家去躺下，五分钟后她提了输液瓶过来。我问这是干什么？她说没事儿，给你补充点体力。她安排我婆婆给我弄点营养的东西吃。婆婆炖了一只鸡，我觉得那只鸡在门口的炉子上熬了很久，长得好像都没有尽头似的，因为我那时已经很疼痛了。我已不记得那鸡汤的味道了，好像还被他们逼着吃了四个鸡蛋荷包。
下午的五点四十分，幺幺出生了，顺产，重达八斤三两。她摇摇晃晃地探出头来，头发有两寸多长，就像刚刚洗了个澡从浴池里溜达出来似的。脸上身上竟然没有一点老人纹，让大家大为惊奇。她长达半个多小时拒绝睁开眼睛，也不哭。文姨和特意赶来帮忙的婆姐用了所有手段，她仍然不哭。这时的文姨妇产科大夫的本性就显露了出来，她一只手像托一条狗崽那样托起幺幺，另外一只手噼噼啪啪地朝孩子的屁股打了起来。我和敬川的眼泪立马流了出来。但是孩子慢慢地开始哭了，开始时像个猫崽般呻吟，顷刻间就声如洪钟，几乎是突然间睁开了眼睛。我先生叙述说，两个眼睛很大，几乎全是黑眼珠，他把手伸过去逗她，她的头会跟着手转动。我先生附在我的耳边说了一句悄悄话，我那时笑得很艰难，但我还是笑了。
文姨说得没错，生孩子的确没有什么可怕的，但也绝不似她表现得那般寻常。文姨几乎从来没有安慰过我，但从我接触她的第一天起，她都在无声地安抚着我紧张的情绪。到打吊瓶的时候，那已经是非常危险的关口了。我早晨的症状是羊水提前破了，这是生孩子的大忌。我是上午九点钟破的羊水，傍晚才把她生出来。幺幺不哭，是极度缺氧，她已经没有哭的力气了。她能活着生下来，一方面是文姨采取的措施得当，一方面是她的命大。
文姨是一个伟大的医生。
大学一年级，幺幺开始着手写她的小说《文臣和他的女人》。
文臣出生的年代是清朝晚期，他爷是个秀才，三个儿子生在锦衣玉食之家，但走的道路却有天壤之别。文臣的父亲开始跟着一个从皇帝身边告老还乡的中医学徒，那个中医吸大烟。他中医知识没学多少，却把吸大烟的技术研修得炉火纯青。因为爱这一口，与当地官宦乡绅土匪恶霸的关系都非常不一般，一直到了民国势力还是很大。文臣的大哥是保长，二哥从黄埔军校五期毕业后，在国民党云南飞行团任少校参谋。文臣的父亲上面有个诗书传家的爹，下面有这样两个儿子支撑着，穷奢极欲，天天带着姨太太抽大烟，到他死的时候家里的土地已经基本变卖干净，还欠了一屁股债。两个主事的儿子，若不是被“父为子纲”鞭策着，恨不得不给他安葬。文臣那时才只有十几岁，分家时哥哥对他不薄，除了没让他承担父亲留下的债务，还给了他一些资财。他拿着这些钱跟着爹的一个朋友去武汉贩运生猪。到武汉后，爹的朋友和那些猪在这个九省通衢的城市里黄鹤一去不复返，他也差一点在黄鹤楼上杀身成仁，后来靠沿路乞讨走了回来。走投无路之际，想起爹娘活着时给他定下的一门亲事，厚着脸皮去投靠人家。那一家却是极好的人家，像对待自己的儿子一样接纳了他。文臣生得俊朗异常，且聪慧过人，什么东西入眼就会。那家的女儿却不怎么样，个子矮，身材还不是太好看。文臣在未来的岳父家里读了私塾，后来又送到外面读洋学堂。对未来的妻子，他几乎没从正面看过她，有时候从后面打量着她，会情不自禁地生出一些无奈的叹息。
要说起来，文臣对他的女人不错，从来没有打骂过，吵她的次数都很少。文臣和他的女人总共生了五个儿女，一辈子对他女人说过的话，不比做爱的次数多。解放时，因为家里已被爹吸得一干二净，所以他被划了个贫农成分。他因祸得福，靠着挣来的学问谋了个公职，却因为家庭极为复杂的社会关系，始终不得志。年轻时还有心争取，后来争都不争了，只是喝喝闷酒，发发呆打发日子。他从来没过问过家庭和孩子，他的工资完全被自己吃喝掉了。
文臣的女人却是极要强的一个人。有一次她娘家弟弟来看她，那是一个冬天，她正在塘里劳动，跟一个五大三粗的男劳力搭班，把塘底的污泥一筐一筐地抬上来。村子里每年都要清一次塘，这活儿本来只有年轻力壮的男劳力能干，可是为了多挣点工分，她硬是咬着牙每年都坚持着干。每一次抬完塘泥，她累得半年都不会来例假。看到这个场面，弟弟扭头回去了，卖了自己家的两头猪，给姐姐买了一台缝纫机。这个缝纫机拯救了姐姐，也救了这个家庭。文臣的女人靠着一手精细的女工活养大了五个孩子。到改革开放，她第一个开缝纫店，竟成了当时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从七七年恢复高考始，文臣的五个孩子次第考上大学。对这些事情，文臣本来是该惭愧的，得意的应该是他的女人。可事实上，没人说是她的功劳，文臣也没说过。丈夫就是天，哪怕他只是一个象征。天塌不下来，她就拥有完整的世界，她是一个妻子和母亲；天塌下来了，她什么都没有了，只是一个女人，而已。
文臣几乎没有笑过，脸上似乎永远只有一种表情，一副不得不活着的悲壮。文臣退休后，女人也做不动活计了，儿子就把他们接到城里。文臣不像他的女人，进了城看见什么都兴高采烈，单为下雨不踏泥吃饭闻不到大粪味儿她都能在夜里笑醒。而文臣觉得城永远都是别人的城，包括他的儿女在这里的成就，与他也统统没有干系。他不服城里的水土，他这棵树只能栽在适应他生长的地方。文臣习惯于一个人在黑夜里散步，那时喝到微醺，有想哭的欲望，甚至渴望让自己放纵一次。他脑子里空空荡荡，过往的日子像一条漏洞百出的渔网，什么都打捞不起来。偶尔有一条鱼翻出一点浪花，也是被动的，死气沉沉的。他的一生就是在这种沉闷里度过，从来没有闪过光。其实，文臣一生都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他的内心或许是另有追求的，或许没有，或许他想都不曾想过那些虚无缥缈的事情。
有的人是活到一定份儿上什么都不想说了，欲说还休，这是豁达。有的人却是从来都不曾想过要诉说，仿佛日子就该这么过。文臣的女人就属于后一种，她也委屈，也哭闹，那都是眼前具体的苦恼造成的，她很快就忘记她为了什么而烦恼。女人偶尔也会对她的孩子谈起文臣的亲人，也发过牢骚，但那仅仅是为了找话说。她只会埋首在自己的世界里，压根不是个斤斤计较的人。这样的女人生来目的性就极强，找个男人，养一窝孩子，把日子过得踏踏实实有滋有味，让丈夫活得有面子，孩子们吃饱穿暖，把书读好。她不炫耀，但她活得很积极，处处都透露出心满意足的自在。
文臣活到六十六岁上大病了一场，查出来患了直肠癌，这是他一辈子好吃好喝的结果。他的身体素来健康，平生没有打过肌肉针，感冒药都极少吃，但在他生命的最后三个月，几乎把所有的药都用尽了，身上被输液器扎得找不到一个完整的地方。上帝就是这样，他会把人间的甘苦调理均匀，绝不会把欢乐和苦痛都给一个人。
文臣就要死了。文臣一辈子都是活得不耐烦的样子。刚刚做完手术他还说，死了算了，终于可以清静了。可真到了要死的关节点上，他怕了，他每天强烈要求儿女给他用最好的药，请最好的医生。文臣告诉所有的亲人，他还想再多活几年。
日理万机的上帝在他的生死簿上做了减法。文臣死了，他活着的时候他的女人尽心尽力地照顾他，她要求儿女给他们的父亲用最好的药，什么起死回生的偏方都要试一试。刚刚做完手术，他的腹部还打着腹带，每天替换的腹带洗好来不及晾干，女人都是缠在自己身上暖干的。女人不想让丈夫死，她生性胆子小，大白天一个人都不敢在家里待着，文臣要是死了，谁来陪伴她呢？
文臣死了，文臣的女人一声都没有哭，她积极地投身在丈夫的后事处理之中，甚至连孝子们身上披的麻布的尺寸她都要亲自丈量。闲下来，她才像想起来什么似的说，今后家里就剩下我自己了？
孩子们都说，怎么会呢？
她说，就是。这句“就是”不知道是指真剩下她自己了，还是孩子们不会撂下她自己，反正她觉得这个事情终于过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