幺幺为她设想的小说起好了名字,叫《路过北京的乐乐》,光听这个名字,好像说的是一条流浪狗。幺幺有时还会问我,苏天明和金地之间的问题就挂在这里,以不解决的方式解决了吗?我反问幺幺,以你们的方式你会怎么处理?幺幺那时已经在恋爱,男朋友叫鲁嘉,是一个很不错的小伙子。幺幺说,其实这算不了什么事儿,至少我不会对我的孩子在很多年里反复叙述这么一个微不足道的故事,根本没有疼痛,没有悬念,没有撕裂感。幺幺又说,也许我们会选择闪电式分手,甚至在电话里都解决了,怎么可能有耐心去相见一个那样的女敌?我想说,假如你们已经生了一个或者两个孩子呢?幺幺像看透了我的心思,嬉皮笑脸地说,那个问题还很遥远,我们家鲁嘉可不是苏天明那样拖泥带水的人。再说了,将来下一代不是还有你们负责照管吗!
是啊,她们这个时代,只要活成她们自己就可以了。而我们那个时代,必须分别活成女儿、妻子、妈妈、外婆和职员。
幺幺也常常挖掘我和她爸爸恋爱时的事,比如:你们那个时候多长时间约一次会?平时靠什么方式联络?写信时都说些什么?是不是也会经常假装闹闹分手,然后再和好如初?我如实相告。幺幺说,真没劲,你们那时真是糟蹋了恋爱这个词,你们爱一年都没有我们爱一天丰富;爱一辈子赶不上我们爱一年。幺幺有时还拿鲁嘉送给她的各种各样的礼物出来炫耀,幺幺说,妈妈,我爸爸爱你这二十几年用的情,还没有我们家鲁嘉爱我二十天多。我忍不住沮丧,晚上躺在床上把这话说给老公。我直接截取了孩子们的思想拼贴在我的话语里,我说,其实我们恋爱的时候你并没有表达过有多爱我,我们结了婚你也只是关心我而已,我们有爱情吗?即使有,我们也不如孩子们这么会爱。老公说,你怎么能把他们的时装穿在几十年前的我们身上?他们这一代人,每个人都不是真正的自己了,他们只是很多人投射在自己身上的影子而已,连更换伴侣也赶潮流,就像过家家。我们谈恋爱的时候要是分手了还不得死一次?
敬川是个少年诗人,当年在大学生诗人里面还有点影响。那时候中国国门紧闭,诗人里他就只能崇拜贺敬之和郭小川,便给自己取了个笔名敬川,搁现在起这样的名字人家肯定说是文盲。我和敬川十七八岁那年开始恋爱,二十一岁结婚至今,婚姻很美满,没有出现过大的情感故障。至少对外宣传上,家庭更像是一块没有瑕疵的美玉。其实,有许多辛酸不便为外人道。又其实,回首往事,真的算是美满,并没有什么足以为外人道的事。
敬川那时是被他父母看好一门亲事的,女孩的家庭很不错,女孩的个人条件也很好。所以我们俩的恋爱开始得并不是一帆风顺。敬川回家告诉父亲他要自由恋爱,当时他父亲正在独自喝着一壶热酒,听到他的话,眼睛都没有抬一下,抓起酒壶就扔了过来。敬川躲过了酒壶,但没有躲过父亲的责骂和母亲的抱怨,很久都不肯再回家去。我父亲则是一个完全彻底的职业革命者,因为我幼年时划破一张领袖像,他很多年都不肯原谅我。那时我才仅仅是个五岁的孩子,把他报纸上毛主席挥手的照片用铅笔画得支离破碎,并因此被人告发,并因此让他挨批挨斗几乎殃及到全家。那件事情的危险性现在说起来简直是个笑话,但是放在当时,如果是个年龄再大一点的孩子所为,那几乎是要掉脑袋的,还要株连九族。不过随着那个时代被翻转,我猜想我的父亲心中当时是因为爱我才那样做的。我这个革命的父亲知道了我恋爱的事情极其气愤,他没让司机开车,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百公里之外的县城,找到敬川的家人,告诉人家他坚决不同意这门亲事。奈何我和敬川坚贞不屈,感动了天地,这中间有长达三四年痛苦的等待和忍耐过程。最后,两个不同阶级阵营的父亲终于坐下来喝了一壶和解酒。公公婆婆自打见了我第一面,就表现得很疼爱了。我父亲却一直固执到我们生下幺幺他才肯与女婿搭腔。
幺幺满月我们抱着她回娘去,正是六月天,我像一个送子观音一样托着个十多斤重粉雕玉琢的小女娃娃献给他们。那时幺幺发似黑锦面若银盆,两个大而黑的眼珠子满世界打量着她不甚相识的亲人。我父亲当即感动得哭了,他抱着女儿的女儿,苍老的面容注满了慈祥。他从来没有这样打量过自己的孩子,那时候他还年轻,那时候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行进中的革命队伍的步伐上,一步都不敢踏错,稍有闪失就会断送一家人的未来。
他晚年的时候常常为一点小事流泪,他的心相当柔软和脆弱。原来他也会和任何一个父亲一样像个父亲。父亲为了让我们多带幺幺去看他,为了能不断地来我们家亲近幺幺,他看我们的目光都有些献媚的意味了。自从有了幺幺,父亲方才给敬川面子,拿他当人看待了。
二十多年前我的父亲母亲还都是在职的地方领导干部,我的夫家却是地道的平民。从我的父母同意我们的婚姻开始,两个家庭就如同亲人一样,父亲和母亲丝毫都没有因为身份看轻过他们的所有亲戚。我和老公生活这二十几年,夫妻呕气都不敢到娘家诉说,这是爸爸妈妈绝对不允许的,要求我凡事反省自己是不是做得正确。妈妈常常告诫我,在婚姻中最有用的诀窍就是孝敬好公公婆婆,这是家庭幸福的核心。我常常庆幸我所受到的良好的家庭教育,我也教育幺幺,不能因条件优越而轻视任何人,也决不以地位卑下而降低自己。
幺幺过了七岁生日才开始学习钢琴,是她自己强烈要求的。幺幺对音乐非常敏感,几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能用音乐来制止她的哭闹,不满两岁她便能唱完整的歌曲,字正腔圆,保证不跑调儿。幺幺强调她喜欢学习音乐,她的好几个小伙伴家里都有钢琴,她说服我们的时候神情凝重,让人无法拒绝。
若不是亲历过一个学钢琴的孩子的成长经历,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钢琴儿童有多辛苦。再重新来一次,怕是给我十倍的勇气我也不肯让孩子再走那条路。回头去想,那小小的人儿,稚嫩的肩和手,竟然能坚持下来,我这做母亲的心中便忍不住充满了敬佩。
那时幺幺读小学二年级,每天早晨不到七点就得起床,匆匆赶到学校早读。负责照顾她的阿姨,通常都是在她睡梦中帮她穿好衣服鞋子,系好鞋带。到开始洗脸的时候她才慢慢清醒过来,匆匆扒两口早餐就往学校跑。
从她开始学琴,我就像进入了一条黑暗的隧道,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见到光明。中午、傍晚,乃至到深夜,幺幺都得一分一秒地计算音乐和文化课的时间。我从那个时候起就产生了不让孩子到学校上课的想法。
我不敢贸然批评我们的教育体制,而且各地方的模式亦不尽相同。我们居住的那个城市,一年级的孩子都要从早晨七点多被赶到学校里去,一天下来,在学校的时间有十个小时以上。那薄薄的一册小书,翻来覆去地重复,作业只是反复练习。孩子只能机械地应付,根本不动脑子。幺幺有时会为难得哭,一个字练习一页,她每晚什么都做完还得写十几页生字。爸爸说,不写了不写了!幺幺哭得更凶,幺幺说,不写完的孩子都得站门口。爸爸一趟一趟地到书房里看他辛劳的孩子,后来实在不忍心,就把幺幺拉起来说,你睡觉去吧宝贝,爸爸替你写。
我们就是那个时候打定主意不让她再到学校去的,但是跟学校的谈判很艰难。我们保证孩子参加学校里的所有考试,保证不影响班级成绩,只是不再正常上课。在这里,我只能说是权力发挥了作用。幺幺的爸爸那时是学校所在辖区的区委书记,学校尽管极其勉强,终归还是答应了。
我从二年级的下半年开始尝试在家里带孩子一边学习文化课,一边学习钢琴。我要求她看着我的眼睛,所有的功课都只讲一遍,让她自己确定是不是学会了,会了就过去,决不重复。我不要求她做太多练习,只提问,会写会算为止。幺幺说,她的识字计算功力的扎实就是那段时间奠定的。
幺幺每天学习文化课的时间为两到三个小时,从小学二年级,一直到升入重点初中,她的成绩在学校一直都是名列前茅。我从不要求她争第一,但是她每门功课都能达到90分以上。小学毕业统考,她语文数学两门成绩是197分,我为此骄傲了许多年。
孙老师是幺幺的第一个钢琴老师,这是一个美丽柔和的年轻女人。她是大学教师,但很快成了幺幺的贴心伙伴。她教了幺幺两年,常常带着她像大孩子一样参加各种活动。幺幺一年里弹完了汤普森,那时她也许不觉得辛苦。学了一年半,孙老师提出带她参加全国钢琴考级,我以为只是一次简单的测试。幺幺报考了三级,孙老师那次带了三个孩子去应考,其中一个已经学了四年,这三个孩子只有幺幺一个人通过了。孙老师说幺幺应付场面的能力太强了,她最大的优势就是心理素质好,不懂得怯场,把考试当做表演,人越多发挥得越好。
考完三级孙老师又带了幺幺半年,她把幺幺介绍给了她的老师、著名的钢琴教育家黄老师。那时苦难才真正开始,大量的谱子铺天盖地地压来,会课时几乎不容许出现任何错误,一堂课下来孩子的手都被她敲青了。我后来才知道,黄老师除了教学严谨,她完全把幺幺作为一个专业的学生对待了。幺幺平均每天要弹六个小时的琴,她累得受不了也会哭。我被老师的功课逼迫着,并不肯心疼她,看见她哭,就做出要合起琴盖的样子吓唬她。我说,你别哭了,咱们不再学了行吧?她马上扑过来用柔弱的细小身体护住她的键盘,她说,妈妈我错了,我好好弹。说真的,看着她这个样子,我坚强的内心在一点点崩塌,真的期待她说不弹了,因为我几乎没有勇气再坚持,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停下来。许多事情,一旦开始,一旦进入固定的轨道,就变得不是一个人的事情了。老师不让她放弃,所有的亲人和朋友,都在用赞扬期待着她,差不多是一种变相的逼迫了。一个小小的心灵,她的容纳却是无与伦比的博大,经受再多的苦难,只消一点点的补偿,哪怕是一句赞赏,便能让欢笑重新绽放。
为了练琴,幺幺流了许多眼泪,但是她从没有抵触过,也不曾退缩。她的第一架钢琴后来因为没地方摆放,我送给了一个开咖啡厅的朋友。幺幺每一个假期都要过去摸摸她的琴。她告诉叔叔,那琴一定得替她保存好,因为每一个琴键上都有她的眼泪。
严格说幺幺不能算是一个用功的孩子,不管是文化课还是钢琴课,她大多凭借的是她的小聪明,一首新的曲子弹三五遍她便能把谱子背下来。老师有时安排她弹十遍,弹五遍她觉得自己熟了,绝不肯再多弹一遍。我监督她练习,但凡我不在她的视线内,她就一手拿着小人书看,只用另一只手在琴上胡乱滑动,为的是让我听见声音。她记谱子快,但出现记忆错误的时候常常不容易纠正,因为她不肯回过头去练习纠正,为此不知道被老师和我打了多少次板子。我总不肯让她闲下来。她弹得厌倦了也不敢说话,支着耳朵听外面的声音,一但听到有开门的声音,立刻就飞起来。有时是爷爷奶奶,她借故玩一会儿。若是姥姥和姥爷来了她就更嚣张,姥爷会不讲道理地袒护她。老人们什么都不懂,听见乒乒乓乓的声音就觉得外孙女非常不得了,能把这么大一架琴弹得这么清脆响亮多了不起啊,还有什么好练的?我那时真的很生气,我们这一茬人已经被荒芜了,什么都没有学过,还不都是因为父母的无知?现在我怎么能让你们再让我的孩子撂荒!爸爸吃惊地看着我,半天才回过神来,然后伤心地说,你真是这样想的吗?
我父亲母亲都是这样的人,随遇而安,没有一点野心,生活把他们放床上他们就睡床上,放地上就睡地上,绝对不争取或者抵抗。他们进入晚年对孩子更是不抱远大的期望,他们鼓励我们努力,教导我们做正直善良的人,我们有安定的工作和平安的生活他们就已经很满足了。对于孙辈更是得过且过,为此我常常生他们的气,事情完全颠倒过来了,常常是我对他们满心的恨铁不成钢。我原来在机关做行政工作,后来改行做专业作家,妈妈经常会发愁,整天写什么啊写,哪有那么多要说的事儿?我父亲的口才非常好,当了几十年的地方主官,从来不用秘书,大小会议讲话没有用过讲稿,出口成章。父亲对文字应该是很敏感的,但是我写的小说他看都不看一眼。有老朋友祝贺他,说你女儿很了不起写了那么多文章,他只哼一声表示不屑。在他心中,我们兄妹不管有了多大的成绩,都还只是他的儿女罢了。我父亲活到七十七岁,无疾而终,咽气的时候除我和先生正行走在路上,别的孩子统统都在身边。父亲走时什么也不曾交代,但我们走到的时候看见他的头朝着我工作的那个方向。我相信在他生命的最后一点空白里,留着他的这个和他一样固执的女儿。我扑过去握住他的手,就像很小很小的时候曾经有过的那样。从懂事的时候起,我再也没拉过他的手。我望着他安详的神态,我突然觉得爸这个字眼,只有变得抽象之后才是如此具体,轻飘之后才是如此沉重,重得如一次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