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不放心三叔爷一人走，问我爸能不能陪三叔去趟苏北？我爸一脸为难，他的课题组正在攻一个技术难关，紧要关头离不开。爷爷想到我小叔，他自己又觉得不妥，小叔是中学教师，教书育人，责任重大，别说请事假，就是小病小灾还得坚持上课呢。
最后是我姑姑把问题解决了。我姑姑大概以为三叔爷不是回老家，而是去撒哈拉大沙漠探险，她自告奋勇陪同，还要把她的儿子小波带上。临走的前一天晚上，小波上我家来，小伙子没精打采，我同他开玩笑，说这一趟可是意义非凡，你将是我们张家光宗耀祖的希望。小波从鼻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说我妈她神经有毛病。她知道自己成不了事儿，就哭哭啼啼求我给她争气，烦不烦人。我劝他想开点，道路可以选择，出身不能选择。他耸耸肩，说我明白，张家遗传基因有问题，三叔爷疯疯颠颠，我妈也疯疯颠颠，我能怎么办，认命呗。
他们在一个浓雾的早晨出发了，三叔爷兴奋得两眼放光，破旧的长途客车也未能扫他的兴致。望着远去的客车，我想，在颠簸十几个小时之后，飞扬的尘土是不是会模糊他们的视线，改变美丽图画的颜色呢？我不知道。刚刚开始写作文的小石蛋童言无忌，在日记中写道：三爷爷回老家了，爸爸说他去寻根，什么是根？我问爸爸，爸爸说，就是老家的那些老房子和房前屋后的芦苇，小溪，大槐树啊，还有生活在那里的亲戚朋友。要是这样，三爷爷肯定找不到根，因为老家的房子要塌了，芦苇和清溪，我前年春节跟爸爸回去就没看见，那里的亲戚连我爸爸都不认识，怎么可能认识三爷爷呢。爷爷从来不说寻根，因为爷爷知道叶子落不落，它都离不开根，没有根供应养分，叶子哪能生长。我长大了，要有爷爷一样的头脑，三爷爷一样多的钱。
小石蛋得意地把日记念给爷爷听，希望得到爷爷的夸奖，爷爷从来是不吝啬好话的。然而这次爷爷却只是沉默，小石蛋急了，一个劲追问他写得好不好，爷爷微笑着摸摸他的头，让他把日记给他爸爸看，小石蛋失望地说，爷爷也不像从前了。
其实我们家最没有变化的就是爷爷，他像从前一样，每天坐在太阳底下，让阳光照在干瘦多皱的脸上，神情宁静安祥，偶尔，他睁开眼，凝视远方。爷爷已经到了怀旧的年纪，但似乎并不爱回忆自己，仅有两三次，他喝多了酒，人很兴奋，忍不住同我谈起他青年时代的求学生涯，他的回忆像阳光下一堆散落的玻璃珠子，只让我觉得眼花缭乱，可是无论如何却辨不清它们原有的色彩。我知道以我的阅历和知识，我无法真正了解他的内心，同样我也不敢肯定我爸和他的弟妹对他们的父亲又能理解多少，这个坐在阳光下的老人就像一张过时的旧年历画，除了偶尔折射出逝去岁月的暗淡光芒，对于现实已没有什么意义了。相形之下，三叔爷一丝不苟的生活习惯和鼓涨的腰包无时不在提醒人们，他，才拥有享受现在，憧憬未来的权利。
一个星期后，三叔爷回来了，脸又黑又黄，西装皱皱巴巴，头发上一层浮土。进屋，他便瘫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要水喝。慌得我妈忙不迭地给他倒水。
三叔爷喝了几口水，叫头疼。我妈只好去找隔壁蹬三轮的二黑，请他送老头上省立医院。二黑同我将老头架上三轮，我妈扶他坐在三轮上，我骑单车跟在后头。医院候诊的人多，少说要等个把钟头。三叔爷不停地哼哼。我跟二黑商量，能不能找找熟人，二黑说，看我的。他问三叔爷：您的台胞证带了吗？借用一下。三叔爷的右手紧紧捂住左前胸。二黑拉开他的手，硬是从西装内袋将台胞证掏了出来。二黑挤到医生跟前说：大夫，有位老台胞在大街上昏倒了，能不能发扬人道主义精神先给他瞧瞧？二黑说着将台胞证递给医生看。大夫说，既然是台湾同胞，赶快带他进来。二黑答应一声，背起三叔爷就往人堆里挤，嘴里还一个劲叫道，大家让让，这位老先生是台湾同胞，救人要紧。没人提出质疑或者抗拒，候诊的人主动让出一条路。穿白大褂的大夫表现出空前的热情，十分耐心周到地检查了三叔爷身体的每个部位，最后对二黑说，老人家只是疲劳过度，休息几天就没事了。二黑谢过医生，对我妈说，阿姨，三爷爷的身体比咱年轻人都棒，医生捣腾了半天，硬是什么毛病没找着。我妈的心这才放了下来。
送叔爷回白马宾馆休息后，一家人都围住姑姑问长问短，只有爷爷一声不吭，一如既往地平静。他对我爸说，有空，找人在院里搭个棚子。我爸问干什么用？他说，我住，让老三住我那间。我妈问他，三叔说要住我们家来？他说，你们不要管那么多，星期天找几个工人，这是三千块钱。说着把钱塞进我妈手里。我妈犹豫着问，不是三叔给的吧？爷爷回答：是我的钱。
第二天，三叔爷来了，爷爷要他陪他下围棋。三叔爷手里捏着棋子发愣，半天没有落下。爷爷也不催他，慢悠悠喝自己的茶。三叔爷的手抖了一下，棋子落到地上，叭地一声碎成两瓣。三叔爷叫了一声大哥，老泪滚滚而下。秀枝对不起我啊，她怎么就敢嫁人哪。他痛心地捶打自己胸口。
爷爷把紫砂陶壶递过去，说，老三，你应该想到这一点，四十年，不是短啊。
她答应等我，怎么能背信弃义！三叔爷固执地说。
爷爷说，你要讲理，不能对她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