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清明》2000年第06期
栏目：中篇小说
写这个故事，完全出于偶然。如果台湾没那一场大地震，震得两岸人同时牵肠挂肚，我父亲就不会在那个时候给我打电话，我也不会想到要找一个消失在记忆里的人，因而去写一个有关台湾亲戚的故事。可是我琢磨来琢磨去，总是感到偶然中存在必然的因素，冥冥之中一定有根无形的线，让我们拴在一起，所以，我父亲终究会在某一天向我提起他，我也注定将在某个时刻想到他。这个世界上，有些东西，不管你承认不承认，它们是无法改变的。
我父亲把它称之为“血浓于水”。十三年的时光，足以消弥所有的误解和不满，剩下的就是出自同一祖先的事实，我父亲很担心，在一个不安全的状态中，八十出头的老人是否安全，万一有个闪失，可能就是阴阳相隔，那么父亲将遗憾终身。我们没有三叔爷的新地址，祖父去世后，我们基本上失去了与他的联系，而按照老地址寄出的信，被原样退回，使我们的努力显得艰难而渺茫。我只有利用各种关系，包括我妻子的关系，她在外贸部门工作，来往的生意人中有台湾人，她答应帮忙，可是她不明白，为什么这些年我们家一直不与三叔爷联系，他是你父亲的亲叔叔啊，你们应该是很亲的亲戚，即便是一个很贫穷的老人，你们也不该这样对他，她表示不理解。我说恰恰相反，他有钱，至少他的钱够他过体面的生活。那么究竟是为什么呢？她刨根问底。咳，为什么，为什么，哪里是一两句话说得明白的。就这样，我开始拾掇记忆的碎片。试图一点一点将它们缝缀起来。在这个过程中，我意识到，时代真地发生了很大变化。
三叔爷第一次回大陆是一九八六年。记得是在秋天，天气刚开始转凉，院子里的梧桐一个劲地落叶，我妈说，要是允许伐树，我第一个就把这讨厌的梧桐砍了。我当时生病在家休息。爷爷定要我陪他下棋，我刚摆好棋盘，就听见有人使劲晃我家院子的铁门，接着，有人叫爷爷的名字。我从窗户向外看，看到一个穿西装的矮小老头，不像我们这个街区的人。我出去开门。他上上下下打量我，我也看他，有似曾相识的感觉。他问张成业是不是住这里。张成业是我爷爷的名字。爷爷出来了。他们突然拥抱在一起，涕泪滂沱。这个戏剧性的场面，就是分别近四十年后三叔爷同爷爷见面时的情景。
那个时候，有个台湾回来的亲戚，似乎是一件挺了不得的事，那怕他只是个生活在荣军院里的老兵，也能引来众多羡慕的眼光和美丽的遐想。三叔爷成为我们家的贵宾是理所当然的，他衣冠楚楚，容光焕发，举手投足俨然一位大亨，任你有多么丰富的想象力，也不愿想像他是个孤身的老兵。与三叔爷同时跨洋过海的，还有他的美元，一种绿色的钞票，他挺大方，见到晚辈，每人一张票子。我们都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家伙，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一会儿从口袋里掏出来瞧瞧，对着阳光照照，就像老祖母对着银元吹口气放到耳边听听真假一样，其实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它的真假。那台日本原装的日立彩电放在我家最显赫的位置：正屋的五斗橱上。凡是到我家串门的邻居，首先就注意到它。正宗日本货，老伯带回来的？邻居们寒暄中带了羡慕。是叔爷带给爷爷的礼物，我们只是沾光罢了。我妈谦虚地回答，既不伤害邻居的感情，又有几分自豪。我叔叔的儿子小石蛋那年刚上小学，他围着三叔爷打圈圈，大人以为他发神经，他却突然站住了，问道：三爷爷，你到底有多少钱？能买得起我们学校的大楼吗？谁能想到一个小孩子家会问出这样的话？不过说回来，大人们心里可能都在盘算这件事情，就是不好意思张口罢了。我姑姑笑着在小石蛋的后脑勺上敲了一下，说，小东西，你们学校那楼也能算大楼？三爷爷的钱至少也要盖几个那样的楼。三叔爷只是在一旁微笑，对我姑姑的估价不置可否。
我家当时住在西风巷，是我爸他们单位的宿舍，两室半带卫生间厨房，已经是单位照顾我爸这个业务骨干了。我父母住了一间，爷爷住了拐头的半间，因为这半间朝南，我的铺就搭在吃饭活动的正屋里，白天收起，晚上放下。我当时刚参加工作，我妈安慰我说只要找到对象，单位肯定会给我解决住房，我也就将就了。我们家的生活历来都很低调，原因很简单，爷爷历史上是国民党军械部的高级技术人员，属于历史反革命，我妈家的成份也不好，是富农。三叔爷刚回来那阵子，由于惯性作用，我妈还紧张了一阵，生怕他说些不合时宜的话。我爸说亏你还是办报的，现在的重点是什么？是统战，国家欢迎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访友，旅游观光，应该让叔叔四处走走，看看祖国的发展变化。我妈这才把心放下了，她问，叔叔是住我们家呢还是住宾馆？我爸愁眉苦脸环顾四周，最后叹口气说，按理叔叔该住家里，可是……咳，还是在外面找吧。我妈便不吭声了。在西风巷不远处。有一个白马宾馆，我妈要人家给一个包间，宾馆说台胞属于涉外，要公安局介绍信。后来还是我妈弄来了介绍信，才把事情办妥了。
